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楊繼繩　著

Directory

扉頁

彩圖

導言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澤東的陰影

第二章 選路——中國向何處去

第三章 較量——嚴峻的1983年

更多書籍

這是趙紫陽在被軟禁7年後的1996年在家中與夫人的合照。當時趙老身體尚佳，但8年後的今天，他的身體狀況已嚴重惡化，肺臟大面積纖維化，需24小時吸氧氣維持生命

趙紫陽接受訪問後，在家中與本書作者合影

雖然在名義上從未成為過中國的最高領袖，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直到他逝世，一直是中國第一號的實權人物

1985年，鄧小平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天安門城樓上，右為柬埔寨西洽努克親王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超級革命元老，主導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路向

胡耀邦（右二）雖然身為中共總書記，但仍要對陳雲（左一）、鄧小平（左二）和李先念（右一）這幾位超級元老畢恭畢敬

趙紫陽向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透露中國「重要問題仍然要鄧小平掌舵」，成為他被罷黜的罪名之一

1993年，被軟禁中的趙紫陽在北京與一位香港商人朋友見面

北京富強胡同6號是趙紫陽下台後的住所

導 言

「雙峰政治」和「兩點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上世紀70年代末發端，到現在整整進行了25年。

在這25年中，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是滾滾的政治風雷。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左衝右突，撲朔迷離，局外人難以探尋其究竟。其實，只要抓住一條總的線索，就能把握其要領。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有兩個急待解決的問題：經濟上貧困，政治上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毛澤東逝世後，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選擇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

毛澤東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澤東的衣缽繼承者自居。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積極支持者。

粉碎「四人幫」，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政治力量大為削弱。我們要肯定粉碎「四人幫」給中國歷史帶來突破性的重大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不一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1977年2月，華國鋒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報》）。這表明，華國鋒堅持第一種選擇。

顯然，這種選擇不能解決中國當時急待解決的貧困和專制的問題，因而違背了時代的需要。經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鬥爭，「兩個凡是」受到批判，華國鋒被迫下台。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鳥獸散。堅持第一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己經失敗。但是，他們還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思想影響還存在，他們的影響附著在第二種選擇之中，有時成為第二種選擇的同盟軍。

第二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50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50年代。他們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只是「大躍進」搞壞了，以後又接著「四清」、「文革」，使得計劃經濟沒有搞好的機會。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50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沒有劃出一定的地盤讓多種經營和小生產發展。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陳雲文選》體現了這一思想。

第三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們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革之初，還沒有人敢提出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80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是這種主張的代表。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但這段談話一直到13年以後的1992年才公佈。

第四種選擇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我們稱它為自由民主派。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改革主張，也是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在改革初期，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但是，在民間，在知識分子中間，這種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轉軌後的蘇（聯）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種選擇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運動的思想源泉和群眾基礎。他們在支持第三種選擇中尋找自己的表達空間，有時成為第三種選擇的同盟軍。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將拉開的時候，政治鬥爭的中心內容是後三種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來反對第一種力量，即粉碎「四人幫」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幫」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趕出權力中心，第一種選擇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種選擇的力量還處於邊緣地位，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只能在發生學潮時表現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鬥爭主要是在第二種選擇和第三種選擇之間發生。這兩種力量都在權力中心，都佔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和較多的支持者。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隨著西方意識形態的進入，第四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發展。估計若干年後，可能走上前台，成為一種主流力量。與自由民主派尖銳對抗的第一種力量逐漸消退，而專制力量（新權威主義，新左派可能是這種力量的的維護者）則會與自由民主派抗衡。

這四種選擇聚集了四種政治力量。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選擇和以陳雲為代表的第二種選擇。

陳雲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同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時，他己是政治局委員。1935年，在長征路上他被派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1937年11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時代就負責組織工作，因而在幹部隊伍中有深厚的基礎。建國之初，中央領導人排名為：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的地位還在鄧小平之上。建國後，每當經濟出現挫折時，就讓陳雲出來收拾局面，毛澤東有「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說。在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時，他和周恩來同時被批。擁護周恩來的人大都也擁護陳雲。在國民經濟管理系統，在幹部組織系統和高層幹部中，陳雲可以說是樹大根深，一呼百應。由於他的深思、穩重、嚴謹、外柔內剛，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參與政治鬥爭，給人一種神秘莫測之感。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是一位樹大根深、一呼百應的人物。他敢作敢為，決策果斷，號稱「鋼鐵公司」，「四人幫」以後，是黨內公認的領袖人物。他執掌軍隊，控制全局。由於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經歷，其地位不可動搖。

鄧小平和陳雲勢均力敵，互相制衡，誰也推不倒誰，誰也離不開誰。一些重大問題，需要兩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個山峰稍高一些。

鄧小平和陳雲風格不同。鄧小平是鐵腕人物，而陳雲常以中庸取人。對用宮廷政變方式處理「四人幫」問題，眾人拍手稱快，陳雲卻說，這種方式「下不為例」。審判「四人幫」時，鄧小平主張槍斃江青和張春橋，陳雲說：「如果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六四」以後，中顧委批判李銳、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四位老人，有人主張開除他們的黨籍，陳雲卻保他們四人過了關。陳雲從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裝左的內核。他和鄧的鬥爭中，常以柔克剛。從積極方面看，在中國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雙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陳雲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鄧小平濫用權力。

有了這兩個權力山峰，就會聚集兩支隊伍。鄧小平的隊伍中有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習仲勛、李昌、周揚、喬石、項南、任仲夷、田紀雲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幹部。陳雲的隊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窮、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以及黨國元老中若干人士。

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兩個權力山峰下的隊伍稱之為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陳雲陣線也可以稱為保守派，鄧小平陣線也可以稱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詞，沒有褒貶之意。

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有兩點共識：一是堅持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不能改變；二是必須改變毛澤東留下的經濟現狀，即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把兩條陣線的共識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把這個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

「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不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國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兩個基本點，一個是要把過去幾十年視為異端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物質刺激」作為目標來實現，要積極吸收「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一個是要堅持共產黨幾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場和基本理論。這在實際工作中是很難協調的。不相容的兩個基本點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碰撞。中國的改革過程，就是兩個基本點的不斷碰撞的過程。

在這「兩個基本點」的旗幟下，聚集著兩支隊伍：一支隊伍強調改革開放，一支隊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前一支隊伍基本上是鄧小平陣線的人，後一支隊伍基本是陳雲陣線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開放而言，陳鄧兩個陣線有分歧（一個是計劃經濟，另一個是市場經濟）。但這種分歧的鬥爭攪合在兩個基本點的鬥爭之中。例如，陳雲陣線在攻擊鄧小平陣線時，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鄧小平陣線在攻擊陳雲陣線時，以「反對改革」作為武器。陳雲陣線如果認為鄧小平陣線某項改革走得太遠，就拿起「姓資姓社」的武器來打擊。

雙峰政治下兩個基本點的碰撞，就演化為兩種勢力的政治鬥爭。在這兩種力量的鬥爭中，「凡是派」的殘餘勢力支持陳雲陣線；自由民主派支持鄧小平陣線。當自由民主派的活動威脅到「四項基本原則」時，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就聯手對其實施打壓。

對於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鄧胡趙體制」，陳雲陣線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確切地說，「鄧胡趙體制」和「陳雲陣線」是中共十二大以後政治上明爭暗鬥的兩端。最後還是「鄧胡趙體制」被瓦解。在這一輪鬥爭中，陳雲陣線取勝。鄧小平陣線的失敗以兩個總書記落馬為代價。1992年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中國的改革目標，完全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是鄧小平陣線取勝。陳雲陣線失敗，以放棄自己的選擇目標為代價。

如前所述，貧困是毛澤東留下的難題之一。由此產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就是改革開放，即經濟自由化。然而，經濟自由化的發動機一經開動，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會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只要經濟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這樣，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經濟自由的運動邏輯來說，沒有政治民主，經濟自由也難以進行下去。所以，經濟改革越是深化，市場經濟的本身會對政治民主提出強烈的要求（黨內改革派是這樣的，如安志文、杜潤生等90年代中期以後的態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還是黨內改革派，都認為解決政治專制問題刻不容緩。這正是毛澤東留下的另一個難題。

就中國共產黨最高層而言，無論是陳雲陣線還是鄧小平陣線，都不想搞徹底的政治改革。鄧小平雖然雖然多次講過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項基本原則」框架之內。其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徹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變一黨專政，這必然傷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義學者于光遠說過：「想要共產黨搞政治改革是與虎謀皮。」

因此，在解決專制問題上，中國人分為兩條戰線，一條戰線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條戰線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就變成了一條戰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他們不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國人成了對立面。對立雙方，一方擁有強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強烈、不可違抗的民意。今後的「兩點碰撞」不再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碰撞，而是專制和民主的碰撞。這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它比經濟自由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更具有剛性、更為激烈。1989年春的北京風波就是一次演練。今後這方面的鬥爭會不會釀成更大規模的流血，取決於鬥爭雙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無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具有周期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動搖，不僅僅是保證中國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保證這個利益集團最根本的一條。在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核心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中國的改革是在現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內的自我完善。這就要處理好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既要使改革進行得比較到位，又要不傷害原有的制度。這好像是病人自己給自己做手術，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劇烈的疼痛。在改革實踐中，這是一個兩難悖論：既要吸收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先進制度，又要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既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又不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

因此，中國這場改革的領導者就會出現一種矛盾態度。他既然騎上了改革這頭烈馬，就很難半途下來。他要揚鞭策馬前進，又要勒住韁繩，不要讓馬越過邊界。這種矛盾表現在「兩個基本點」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馬踐踏了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就很警覺，陳雲陣線也會出來有所動作，或者以向鄧小平送材料、加壓力的方式讓鄧小平採取措施；一旦這種糾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馬的健康和生命，鄧小平陣線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為，同時對改革的烈馬加以激勵。改革的掌舵人鄧小平不得不根據形勢的需要，一會兒強調這個「基本點」，一會兒強調另一個「基本點」。所以，局外人看來，鄧小平「左右搖擺」、「反覆無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就表現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覆。

對這種政治鬥爭的周期性，鄧力群曾說過一句話：每逢雙年，自由化泛濫；每逢單年，左派反擊。這種說法粗略地接近實際。請看：

第一輪：1976－1977

雙年是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單年是1977年，提出了「兩個凡是」。

第二輪：1978－1979

雙年是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兩個凡是」被批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期間，有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

單年是1979年。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西單牆被取締，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被抓。

第三輪：1980－1981

雙年是1980年。胡耀邦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一些激進的改革知識分子也活躍起來。《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單年是1981年。從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陳雲陣線開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領域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上接受了「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針。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對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四類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

文藝上開展對《苦戀》等一批文藝作品的批判。

第四輪：1982－1983年

雙年是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堅持改革的人物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政治上出現了比較寬鬆的氣氛。知識界又活躍起來。《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發表的《社會主義異化論》和《抽象的人道主義》，這些文章如電光石火，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單年是1983年。批判「異化論」，「清除精神污染」。經濟上批判劉國光的「指導性計劃」。左派人士發表文章，保衛「指令性計劃」，批評「指導性計劃」。

第五輪：1984－1985。

雙年是1984。春節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特區，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導思想。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放沿海14個城市。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

單年是1985。7月29日，陳雲在全國端正黨風座談會上強調「要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和道德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9月23日，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醒與會者：「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話現在沒有過時。」

這一年兩員改革大將落馬，一位是福建的項南，另一位是海南的雷宇。

第六輪：1986－1987。

雙年是1986。鄧小平再次發表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春夏間，政治改革的輿論形成高潮。自由派知識分子活躍一時。12月，全國各地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

單年是198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落馬。左派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

第七輪：1988－1989。

前幾輪鬥爭周期太短，雙方的力量沒有得到足夠的釋放就轉向，因此雙方的能量都有較多的積累。一旦重新爆發，其強烈程度非前幾輪鬥爭所能比擬。

雙年是1988。夏天以後，方勵之等人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北京一些高校裏有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沙龍」。自由民主人士到處發表演講。他們含蓄地或大膽地批評共產黨，批評現行制度。有些知識分子發起了爭取民主的簽名活動。

單年是1989年。北京戒嚴，「六四」鎮壓，左派極端活躍。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92年。其中，「反和平演變」幾乎提到和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一個中心」幾乎變為「兩個中心」。

在這以後，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輪迴了。從1989到1991年持續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後，1992年鄧小平南巡，接著按南巡基調召開了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同年9月28日胡喬木逝世，1993年3月21日王震逝世，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逝世。陳雲陣線失去了幾位重量級人物，勢力大減。1995年4月10日陳雲逝世。逝世前8個月，即1994年8月做了氣管切開手術。

鄧小平於1997年2月20日逝世，在1994年以後因身體原因就不管國家大事了。鄧陳的鬥爭到1994年就已結束。

中國的雙峰政治結束後，就進入了後鄧小平時代。

後鄧時代從1994年開始，結束後鄧時代的主要標誌是：重新作出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將是中共第三個這樣的決議），對鄧小平的功過給以客觀評價，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對1989年的北京風波給以公正的結論。整個江澤民執政時期、胡錦濤執政後若干年內，都屬於後鄧時代。

後鄧小平時代有幾個特點：

第一，還是沿著鄧小平所規定的路線，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經濟，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引入了「三個代表」的思想，從而軟化了「四項基本原則」。

第二，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還在繼續，但改革不是像當初那樣，由懷有理想主義激情的政治家推動，而是由20多年來形成的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推動。

第三，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經濟放在重要位置，但人們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問題的解決。人們既享受鄧小平時代的繁榮，也承受著諸如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的折磨。

第四，中國更加融入世界，自從成為WTO成員國以後，中國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來自國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滌蕩著中國的歷史積澱，更多的人類文明的成果進入中國。當然，中國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風潮的侵蝕。

第五，真理的旗手已經從執政者轉向民間及其代言的知識分子。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已經喪夫了神聖性，也在相當深的程度上喪失了可信性。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在對知識分子實行打壓時理不直，氣不壯，他們的打壓指令常常用口頭傳達，而不用正式文件。對一些良知未泯的執行者來說，他們做的只是一種應付上級的職業行為。「極權主義的原動力已經衰竭」，「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在這一點上，後鄧小平時代類似於哈維爾說的「後期極權主義」。

第六，從強人政治轉向了常人政治。最高執政者再不是戰爭年代造就的政治強人，而是靠機遇、性格、才能、品質走入最高層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動下作為。他的成功與失敗決定於對社會現實需要的判斷，決定於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斷。判斷對了，他就可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判斷錯誤；他就會成為時代的棄兒。

在後鄧小平時代，由於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政治體制還沒有改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日益尖銳，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緊迫。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光譜和鄧小平時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強的鄧區和陳區已經合併，成為權力中心。最左端的是專制主義，最右端的是自由主義者。在兩極之間是廣闊的中間地帶。由於中國的民主問題還沒有解決，權力中心在光譜上是偏向左邊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還具有無序性。

前面談到，由於改革的目標不同，因而有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實際上，所謂「兩個陣線」，只是一個模糊的劃分，界線既不嚴格，也不清晰。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一條紀律：黨內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組織活動」。所以，我說的「兩條陣線」或「兩支隊伍」，只是政治傾向上的一致，沒有組織上的結盟，沒有公開的派系活動，至於背後串聯、溝通及其他活動，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於兩個陣線不能組成合法的黨派，不能公開、透明地進行合法鬥爭，他們的鬥爭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進行。

鄧小平、陳雲兩人對中國改革的目標意見不一，他們總是「談不攏」。鄧小平為了擺脫陳雲的掣肘，不開常委會（胡耀邦說：「常委會很少開。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鄧小平有什麼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趙紫陽談，讓他們去執行。陳雲想開常委會，是希望有說話的地方。（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附錄）。不開常委會，陳雲有話無處說，只有通過他周圍的人以種種形式向鄧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壓力，挑起鬥爭。

由於鄧陳兩人既不能向公眾挑明他們的分歧，進行有程序的合法競爭，讓廣大群眾作出選擇，又不能以常委會的形式，通過民主討論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識，從而付諸執行，這樣就出現了兩個後果：一是兩種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搖擺，某些改革進展困難，貽誤了時機；二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在十分困難又十分危險的條件下工作。他們處在「一僕二主」的尷尬境地，兩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聽取，兩方面都不能得罪。兩位總書記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鬥爭缺乏程序是一個原因。

這種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鬥爭，不公開透明，局外人感到撲朔迷離，不可琢磨；廣大群眾無法自覺、自主地參與其中。由於不知內情，群眾不是缺乏熱情，就是熱情被某種政治勢力所利用。

就鄧小平而言，他盡可能避免和陳雲發生正面衝突，也不願意開展激烈的政治鬥爭，怕政治鬥爭影響改革。就陳雲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當他看到計劃經濟大勢已去時，並不堅持己見。陳雲雖然和鄧小平在改革目標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從旁邊施加影響，希望自己的意見得以實現，但從來沒有取代鄧小平成為第一把手的企圖。

由於鄧陳雙方都不願意開展激烈的政治鬥爭，所以，他們之間的鬥爭只能像打太極一樣，又柔又黏，卻很有力量。

意識形態的鬥爭

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的重要內容。從批評「兩個凡是」到真理標準討論，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是在經濟改革領域，意識形態的爭論也是改革進與退的焦點。如搞商品經濟還是搞產品經濟，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允許不允許搞私營經濟，搞不搞經濟特區，都有意識形態防守與突破。

為什麼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如此突出？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她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近期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對這些，她千百次地向中國人民承諾，而且寫進了歷屆黨章。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就是為了實現她的這一諾言，這是她領導地位合法性的理論根基。所以，要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須堅持原有的意識形態，即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而要改革開放，就必須突破馬克思主義某些根本性的教義。

本來，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戰線就應當有這樣一種責任：既要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詮釋，又要為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武器。但是，由於這兩項任務是相互矛盾的，題目本身是無解的，沒有人能夠找到兩者兼備的答案。既然選定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論只能來自西方現成的市場經濟理論。眾所周知，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勢同水火的。這樣，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勢必要和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衝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改革前一樣，依舊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條。這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也是其執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落實這一條，就成了意識形態戰線的職責。所以，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們，就成了原有意識形態的守護神。既然原有的意識形態是市場取向改革的障礙，那麼，這些意識形態的守護神們，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成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從共產黨國家的傳統來看，意識形態執掌者總是處於日丹諾夫的地位。他們對西方意識形態有著強烈的排斥。對國內的文化進行嚴格的控制，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和迫害（註：日丹諾夫是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蘇聯共產黨意形態的主要負責人。他的指導方針是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不斷地進行批判鬥爭，不允許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動不動就將學術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日丹諾夫雖然於1948年去世，但他的影響深遠。）。有人說康生是中國的日丹諾夫，康生死後，胡喬木、鄧力群就繼承其地位。日丹諾夫主義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制度的工具。

因此，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識分子之間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四項基本原則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優勢和話語優勢。當他們掄起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棒時，改革派知識分子不是紛紛落馬，就是望風而逃。然而，從中國改革整個過程來說，中國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對原有的意識形態的突破，對原有價值體系的突破，由於新的價值體系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徬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機。信仰危機又為衛道者提供了攻擊改革者的藉口。衛道者的每一次進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論體系的殘缺，又為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創造了條件。實際上，原有的價值體系大廈業已崩潰，那些希望保持教義「純潔」的人，只能處於抱殘守缺的地位。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是以胡喬木、鄧力群為首的一群人。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宣傳。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後，讓他負責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年2月，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胡喬木向「四人幫」上書，揭發鄧小平十四條，受到「四人幫」的通報表揚。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寬恕了他，還說胡喬木揭發的基本是事實。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喬木增補為中央委員，十一屆五中全會被選為書記處書記。不過，鄧小平只把他當「筆桿子」使用。在1975年鄧小平二次出山時鄧力群曾是鄧小平的智囊之一，當時他把鄧小平的思想歸納成一篇重要文章《論三項指示為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這篇文章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他沒有把責任推給鄧小平，自己承擔起來。1979年他發表過同意搞商品經濟的文章，後來經過反覆權衡，改變了看法，反而批評商品經濟。十二屆中央委員會裏，他們兩人都是中央委員，胡喬木則是政治局委員，鄧力群是書記處書記。他們兩人下面還有一大批追隨者。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掌握著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裁判權，控制著新聞出版和社會科學研究。由於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維護，對於保證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們和黨內的元老們息息相通。他們從陳雲等黨國元老那裏得到權力資源，也聽從陳雲等元老們的意見。他們或直接向鄧小平「左耳」寫報告、送材料，鼓動鄧的「左手」打擊改革派知識分子，或通過影響元老進而影響鄧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維護的過分行為，又成為改革開放的障礙，鄧小平不能讓他們為所欲為。

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其激進的一翼是自由主義者。他們對計劃經濟體制、對專制政治有著深刻的批判，對民主、自由有著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盡快改變中國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們。黨內民主派是他們的親近力量。中國的改革為他們提供了有限的活動空間，他們的活動又將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他們對企業、對青年、對民間，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可以通過黨內民主派來影響權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們的活動有著解構中國共產黨政治體制的危險，有可能消減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作「金箍」，套在他們的腦袋上。不同的時期鄧小平唸出不同的「緊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及他們的追隨者們和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是兩支對立的隊伍。

對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權力中心來說，這兩支隊伍都是不可缺少的。權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衛意識形態，從而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權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動改革開放，從而為共產黨創造更長遠的生命力。只有鄧小平能駕馭和利用這兩支隊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鋼琴師，一會兒敲擊左鍵，一會兒敲打右鍵。當自由主義者的行為越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的設限時，鄧小平就利用意識形態的執掌者作為打手，打擊自由派。意識形態的執掌者經常提醒鄧小平，自由主義者如何違犯「四項基本原則」，鼓動鄧小平唸「緊箍咒」，並且是執行「緊箍咒」堅定而勇猛的生力軍。當意識形態掌管者的行為超過一定的限度，成為改革開放的的障礙時，鄧小平就停止了「緊箍咒」，並且說一些政治寬鬆的話語來安撫自由派，給自由派較寬鬆的活動空間。這時，整個社會政治氣氛寬鬆，改革的步伐也隨之加快。

這樣，自由主義者一旦言論過激，就會給意識形態的掌管者開闢新的活動空間；意識形態的掌管者走過了頭，也勢必給自由主義者創造寬鬆的條件。當然，這種為對立面創造條件，是通過鄧小平為核心的權力中軸實現的。正如上面所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有周期性：寬鬆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出現打壓自由派的鬥爭，打壓自由派會使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十分活躍；意識形態的掌管者活躍過頭，就會出現新的寬鬆，自由派就會活躍起來。鐘擺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隨後向右偏移的幅度也會相應加大。這種搖擺在20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來回。

鄧小平之所以能夠運用自如地駕馭自由主義者和意識形態執掌者，是因為在這兩個極端的派別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在鄧小平的左側，雖然以保守力量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極端才是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及其追隨者。在鄧小平的右側，雖然想積極推進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進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極端才是自由主義者。從人數來看，兩個極端是少數，而中間力量是大多數。由於有了廣闊的中間地帶，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鬥爭不會釀成全面危機。全面危機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當兩極之間的廣闊中間地帶的群眾分別向兩個極端聚集時，就會出現大規模的對抗。這裏的關鍵是，政治權力中心能否把兩極間的中間群眾聚集在中心地帶。如果政治權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間地帶的廣大群眾對政治中心十分不滿，他們將不得不根據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傾向，向兩個極端聚集。這時，政治權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軍隊以外，很難調動其他資源來解救社會危機。

這本書記錄了自毛澤東逝世後中國的政治鬥爭。其中每一個材料都有所根據。為寫此書，我採訪了很多高層人士。我盡可能從事件的經歷者、目擊者那裏得到材料。例如，關於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不少書籍都有記載，而這本書根據可靠的資料來源，對現有的出版物上的記載進行了大量的匡正。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的內容，本書比現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記載的更為詳盡可靠。本書中北京「六四」風波的內容都是作者當年的現場記錄和單位的傳達，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遺憾的是，在寫這本書時，我聽取的基本是鄧小平陣線有關人士的意見，另一方的意見聽得很少。1995年，我在寫《鄧小平時代》那本書時，我曾通過一條渠道約訪鄧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聽取他的意見，但沒有得到答覆。

2004年8月北京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澤東的陰影

第一節 中國改革的初始狀態

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中國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偉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在怎樣的起點上發生的？也就是說，中國這場變革的初始狀態是一個什麼樣子？弄清這一點，對於了解中國這場變革是十分重要的。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最高權力的寶座上逝世。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就是中國改革的起點。毛澤東的遺產是豐富的：有一定基礎的工業體系，較強大的軍事實力，貧富差距不大的社會。他的遺產也包括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政治上專制和經濟上貧困。而專制和貧困的背後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中國20世紀末的改革面對的就是這兩個問題。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到改革之前，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運行了20多年，這個體制在改革初期的狀況是：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佔絕對統治地位。在農業方面，毛澤東逝世時以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主，還有2093個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1980年，全國有農村人民公社54000個。參加人民公社有1.7億戶，8億人口，3億勞動力。農村私營經濟基本絕跡（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張思騫：《1980的中國農業》）。一切土地都是集體種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最高權力的寶座上逝世。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就是中國改革的起點

在工業總產值中，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佔81.0%，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0%，沒有私營工業（《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94頁）。1978年，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90.5%，集體所有制商業佔7.4%，個體商業只佔0.1%，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佔2.0%（同上，第347頁）。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7451萬人，佔職工總數的78.4%，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2048萬人，佔職工總數的21.6%，兩者合計佔職工總數的100%（同上，第111頁）。

第二，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了國家計劃。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國家統管的物資700多種。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由國家統購包銷。工廠賺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財政，工廠花錢由國家財政支出，這就是財政統收統支，此外還有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

第三，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原則而已，真正的按勞分配是沒有的。說是實行八級工資制，實際上多年沒有調工資。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大多數是二級工，工資40元左右。到了文革，連按勞分配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勞動成果沒有關係，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國比蘇聯還要「社會主義」。毛澤東還批評蘇聯的「物質利益原則」。在農村，農民記「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鍋飯」。

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都由國家決定。工廠的一切技術改造，甚至連蓋一個廁所，也得報上級批准，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得到資金。重慶鋼鐵公司有兩台蒸汽機，這是清末張之洞為漢陽兵工廠從英國引進的。1982年我到「重鋼」採訪時，在大軋分廠還看到它們在運轉。在隆隆的機聲和瀰漫的蒸氣中我走近了這兩台龐然大物。從機器的銘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跡：一台是7500馬力，1905年造；另一台6400馬力，1887年造。抗日戰爭期間這兩台機器被從武漢運到重慶，作為軋鋼機的動力。到20世紀80年代，這兩台機器已經很破舊了，熱效率只有4%，還要經常維修。動力科的負責人說，如果改用電動機作軋鋼機的動力，僅節省能源和維修的費用，一年就是180萬元，但需要投入技術改造費475萬元。為了申請這筆費用，從1965年就向上級打報告，到我去採訪的時候還沒批准。17年的等待，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維修費就達3千多萬元。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行政機關決定指標。農民都是集體勞動，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大樹底下等候隊長派工。太陽已經落山，隊長不下收工的命令誰也不能回家。

1953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定量供應。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他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如果要出省，還得帶全國糧票，全國糧票必須交具省公安廳允許出省的證明才能換取。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一個指令工作的機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這是因為，計劃工作者的主觀判斷很難反映經濟運行的客觀實際，計劃工作者確定的各種經濟指標很難如期實現，計劃工作很難滿足千變萬化的社會需求。

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就認識了這種技術上的不可行性。蘇聯著名的飛機設計師安東諾夫寫道：「基輔的數學家已經計算過，僅僅為烏克蘭編製一項精確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資和技術供應年度計劃，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萬年。」（亞歷克・諾夫：《政治經濟學和蘇聯社會主義》〈1979〉，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85頁）蘇聯經濟學家盧什科夫1964年說過，全蘇聯的人都投入到編計劃的工作中去，到1980年才能編成1964年的計劃。

技術上不可行卻硬要搞計劃經濟。事實上，中國的很多重要經濟指標並沒有經過測算，而是毛澤東根據政治需要提出來的。如：毛澤東在1957年訪問莫斯科時說過15年後鋼產量達到3500萬噸到4000萬噸，沒作任何論證（即使論證也沒人敢提反對意見），就作為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的鋼產量指標。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也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工人和農民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資源求得繁榮。這種體制使每個經濟細胞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調節的能力。儘管國家可以用「軍工動員」的方式集中國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衛星，但是，生產領域的經營狀況和技術水平，遠遠落後於市場經濟國家。

接連不斷的錯誤計劃，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多年遭到扼殺，最終的結果是極度貧困。改革以前的中國貧窮到什麼樣子呢？

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56年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達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

1978年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等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採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史成德，7個孩子，一家10口人，只有3隻粗口碗。沈祖潤看到的情況不是個別現象。1979年前後，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作了調查。1978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第三，為57.2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陳大斌：《飢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7頁）。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1角1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1角3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1角4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1977年，我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在天津，我走訪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孫三代人擠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建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到改革前的1978年又降到3平米以下。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著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潤三1972年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毛澤東留下的不僅是貧窮，而且是產生貧窮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國變成一架大機器，要讓所有的人聽命於一個計劃，就不能有雜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為共和實為專制的政治體制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這個共和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參看：《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但是，在建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8年9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637頁）在中國應當由哪個階級來專政呢？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一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她的「政體」。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職能由《憲法》保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但實際情況不是如此。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憲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於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有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我們）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他說的「我們那一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一套，「我們這一套」否定了「他們那一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一切重大事情，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一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一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處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最高領導人要整一個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領導人的意見表態、圍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車間、田頭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行政領導人對同一級的黨委書記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一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上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中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一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

毛澤東有時連這個「橡皮圖章」也懶得用。他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置於死地，也沒有動用這個「橡皮圖章」。毛澤東時代，是由他單獨一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裏，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

2002年的一天，李銳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裏，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４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中國老百姓誰也不會想到，「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原來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毛澤東眼裏，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統率萬民，沒有什麼不同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經問毛澤東：「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做是16世紀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澤東回答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見《尼克松回憶錄》中追憶訪華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一代人，歷經半個世紀，把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王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制度。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現代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了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就是極權制度。

制度是一個「範」，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裏，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

在這座「金字塔」頂端的一小群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任何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權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毛澤東的個人專政。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秦始皇及中國歷代帝王說「朕即國家」，毛澤東可以說「朕即社會」。

毛澤東帝國是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來維持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國共產黨為了取得政權，浴血奮戰了28年，為革命獻身的革命戰士數以千萬計。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政權。在這個新政權中，中國共產黨處於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在世時有一種通行的說法：「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共產黨有3500萬名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一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一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的。蘇共在建黨時，曾經有過尖銳的意見分歧：列寧主張把黨建成「有組織的部隊」，馬爾托夫等主張把黨建成「一種不定形的東西」。所謂「不定形的東西」，就是我今天贊成黨的綱領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黨；明天我不同意黨的綱領和政策，我就不是黨員。這類似西方國家的政黨。在爭論中，列寧的意見得到了支持。沒有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就不可能奪取政權。但是，黨內只有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的關係，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權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後歷史證明，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一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一是它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處於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一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到了毛澤東晚年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而已。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一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一批人戰勝另一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一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你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了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一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民主黨派」，但這些「民主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民主黨派內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民主黨派的核心。從經濟上，它們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具。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慷慨激昂地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一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裏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當然，兩黨的宗旨是不同的。

中國共產黨宣稱，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黨的利益。按照社會學的看法，一個集團如果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就不可能成為集團。按照社會學家的看法，在20世紀末期，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她除了謀求國家的利益以外（因為她是執政黨），也得顧及本身的利益。這個強大的利益集團是中國的客觀存在，誰也不能忽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得面對這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就得處理好這個集團的種種利益關係。

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了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一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一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中國社會調查所：《中國國情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第1084頁）。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一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一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她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80年代撤銷）、防化兵、通訊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一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和100多所軍事院校，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一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一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裏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註：「軍工動員」就是用強制命令，向民用工廠下達軍事裝備的生產任務，要求按時、按質完成，不計成本，民用產品要為「軍工動員」產品讓路，費用由民用工廠承擔。）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一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更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戰士成立「軍人委員會」，可以對幹部進行監督。此外，毛澤東還採用中國歷代的監軍制，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一、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一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自行帶領屬下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一個營的調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一個團的調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己到一個部隊裏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一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指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一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一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一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裏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一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一供給，一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一，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實力，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兩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一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一部隊有兩個一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一把手，兩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兩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裏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各自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一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一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一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軍委主席這個職務是中國的權力之柄。誰握住了這個「柄」，誰就有可能保持或改變中國的面貌。

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一，實行「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集中一切智慧，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極盡才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一切新聞機構，都夜以繼日地發佈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正確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任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時時刻刻都在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為「大我」作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後一個必然取代前一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一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一切輿論工具、一切圖書、一切講壇、一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一種理論，使他們的思想變得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他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一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一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一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一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尋根究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當時也有一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一切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缺存，有的銷毀。我就讀的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是，能借到的除了自然科學的書以外，只有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書，其他的書，一本也看不到。當時我們不知道清華大學曾有過陳寅恪、吳宓這樣的大師，只是從毛澤東著作中知道了值得驕傲的聞一多和朱自清。

中國的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他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而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一思想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一」。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整肅以外，在經常情況下靠「文化官僚階層」來保持思想的統一。文化官僚階層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掌管者，他們把當權者的政治目標從上到下地貫徹到整個思想文化空間，左右著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官僚中有些人本來也是知識分子，他們被委以管理意識形態的重任以後，就不再從事知識創造工作，本人也放棄了獨立思想，轉而專職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監督，實實在在地掌握著知識分子產品的發佈權。文化官僚階層不僅存在於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門，還在各個文化專業的領導崗位上、在知識生產的第一線進行監督。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為同一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誰發表不同的意見，誰就會面臨滅頂之災。獨立思考也會招來橫禍。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東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和身份社會

在毛澤東時代，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一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構成一座龐大無比的金字塔。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某一層金字塔的一個網眼中。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

改革以前是一種身份社會。身份把人們分為不同的等級。身份一經確定就很難改變，它決定這個人一生的命運。身份是對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那時，中國人有以下幾種身份：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指導思想下的政治身份 在農村：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在城市：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烈士家屬、工人、城市貧民、店員、小業主、手工業者、職員、高級職員、資產階級、工商業兼地主，等等。此外，在城鄉還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壞右」被稱為「黑五類」，另外還加上了「走資派」這種身份。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是資產階級的。人們在口頭上就把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走資派、可教育子女、知識分子排成一個系列。知識分子名列第九，自嘲為「臭老九」。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資派」的子女和「地富子女」。

這種身份系列把人從政治上劃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眾的信任，人們不敢與他們親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願意與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當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發生了什麼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懷疑和被審查的對象。長達20多年的政治歧視對他們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家庭中始終籠罩著陰影，連未成年的孩子也有嚴重的自卑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發動身份好的批判和打擊身份不好的，身份不好的總是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從而更加強化了不同身份之間的政治界線。

政治身份帶有先天的、不可踰越的性質。有的還有繼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繼承的身份。

城鄉分割造就的戶籍身份 「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是兩種不同的身份。這就是戶籍身份。有城市戶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以外，還可以比農村戶口享有更多的優惠：就業優惠，城鎮戶口可以得到就業指標；經濟優惠，買東西可以得到種種物價補貼。有城市戶口的人可以得到「城鄉差別」、「工農差別」所帶來的利益，而這種利益是世襲的。一個初生嬰兒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戶口的「優越性」。

戶籍身份把「城裏人」和「鄉裏人」劃成兩個等級差別很大的階層，這兩種身份的人基本上是不通婚的。如果一個城裏男子找一個「農村戶口」的女子為妻，這個家庭就註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裏不可能有工作機會，他們的子女也隨母親而成為「農村戶口」身份的人。

戶籍身份把「城裏人」和「鄉裏人」劃成兩個等級差別很大的階層，這兩種身份的人基本上是不通婚的，實際上禁絕了城鄉間的人口流動

就城市戶口而言，中央直轄市、省轄市、地級市、縣級市的戶口也有很大差別，從上一個級別的城市可以向下一個級別的城市調動，從下一級城市調到上一級城市就非常困難。那時，由於夫妻分處在不同等級的戶口地區，十年、二十年調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僅廠礦企業，全國就有600萬對夫妻分居兩地。這些「牛郎織女」每年團聚一次，要乘滿5萬節火車廂，擠滿10萬輛公共汽車，一年的家庭積累全部都交給了鐵路，國家一年還要支付23億元。

由於戶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動，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條件，需要人才的單位得不到人才。中國雜技團因受進京戶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國招收過一次學員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對距京僅有200多公里的雜技之鄉河北省吳橋的尖子演員，也只能望才興嘆。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幹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幹部是兩種不同的身份。幹部編制屬人事部門管理，工人編制屬勞動部門管理。這兩種編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編制的人很難進入幹部編制，幹部編制的人除非犯了錯誤，是不會轉入工人編制的。這種情況在軍隊裏也很明顯，幹部和戰士的界限也不能踰越，當了排長才進入了幹部系列。服役期滿，幹部「轉業」，到地方還是幹部身份，不管是農村來的還是城市來的，都可以吃商品糧。戰士服役期滿只能「復員」，原來是工人的還回去當工人，原來是農民的還回去當農民。

幹部是管理者，是官員；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眾。前者是有權力的，後者是受權力管轄的。這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資類別、福利待遇、住房面積、醫療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區別。幹部的發展機會比工人多，社會聲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夠轉為幹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絕大多數工人是很難跨越的，其難度不亞於從農民跨越到工人。

因單位的資源佔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單位身份 與此相關的是，某人工作單位的行政級別對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響。由於僵化的人事管理體制，多數人一輩子只在一個單位工作。一個人如果脫離了單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個人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都與單位有關。單位的級別高、地位高，這個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地位也隨之高。不同單位之間在資源、地位、聲望等方面的差別都落實到每一個員工身上。在中央單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級單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裏工作的人，和在縣裏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過去企業分為局級企業、處級企業、科級企業，這種劃分是以其佔有和支配資源多少為依據。實際上，這種單位行政級別既是權力層次的表現，也是對資源控制多少的表現。控制資源多的單位、接近權力中心的單位，社會地位就高，其職工的社會地位也相應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已經沒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集體所有制中，因企業創辦單位的背景不同又分為「大集體」（屬二輕系統管轄）、街辦工廠（屬街道管轄）等高低不同的情況。

當時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高級形式，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低級形式。後者是在前者的領導和支配下進行生產的。在城市工業中，集體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個等級。在這兩種不同所有制單位工作的職工，其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集體所有制單位的職工很難調到全民所有制單位。當然，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職工，誰也不願意調到集體企業去工作。那時，工作在國營企業、集體企業、街道企業的職工，工資、福利、醫療及養老保障有很大差別，在社會聲望上也高低不同。「國營企業職工」、「集體企業職工」、「街道工廠職工」是高低不同的社會身份。

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也可以稱之為「軟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一整套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毛澤東認為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鎮壓的機器；認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些都是他的政治學說的重要內容，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則是毛澤東的政治學說的集中體現。毛澤東逝世之前，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最受推崇的時候。所以，在無形制度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有著重要作用。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隨時隨刻都在地起作用。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制度。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軟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而且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一起製造了這部機器。」

第二節 繼承人位置的爭奪

毛澤東逝世後爭奪繼承人的鬥爭，實質是在毛澤東身後中國走什麼道路之爭：是原封不動地接受毛澤東的遺產、堅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是破冰前進，把中國引向現代化？

如果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接班人是順理成章的。北京高層人士間的傳說不能說沒有根據：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張春橋任國務院總理，王洪文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毛遠新當然也是一顆有實權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這個班底恐怕也不是他們自己的夢想，一定是符合當時最高權力的意志。當時根本沒有人敢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報刊上每天都在宣傳這種理論。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務實派沒有話語權，他們雖然心裏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說不出口。毛澤東雖然把華國鋒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這只是一種折衷的辦法，並不能從根本上平息這場鬥爭。

1975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病逝。9月11日到9月17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七天的弔唁儀式。參加弔唁和守靈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宋慶齡、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等。

江青（右）與王洪文

從守靈人的陣容可以看出，兩種政治勢力同時匯集在毛澤東遺體前。這些面顯悲戚的人們，心裏各自盤算著如何擊敗對方。在哀樂繚繞的悲痛氣氛中，雙方開展了頻繁的幕後活動。

張春橋（左）和姚文元

「四人幫」不讓權力落到務實派手裏，想把權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但是在他們內部，看來還沒有一個協調一致的奪權策略。

在毛澤東追悼會上，兩種政治勢力同時出現在天安門的主席台上

華國鋒決定粉碎「四人幫」

毛澤東逝世以後，「四人幫」加強了對華國鋒的攻勢。此時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個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和張春橋。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已讓葉劍英「養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受到王、張兩人的箝制。所以，華國鋒不開常委會，而是召開常委擴大會，並且盡可能讓葉劍英、李先念參加。

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一次會上江青說：「今天的會議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繼續批鄧。這是主席在臨終前一再囑咐的大事，是關係到黨和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問題。不抓這件大事，就是對主席不忠。如果讓鄧小平復辟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後，逼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說：「對鄧小平當然要批下去。但是，現在首要的是研究治喪問題⋯⋯」

江青說：「治喪當然要搞，但是批鄧決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議現在就研究鄧小平問題，政治局作個決定，立即開除鄧小平黨籍，以絕後患！」

葉劍英說：「江青同志，請你冷靜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們都很悲痛。毛主席治喪是國喪，一定要安排好。現在我們要辦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喪。」「毛主席不在了，我們處在最困難、最嚴峻的時刻。在這種時候，最重要的是加強團結，要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

華國鋒說：「是啊！主席逝世了，我們要更好地團結在一起，度過這個困難的時期！」

9月12日，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要求召開緊急常委會。華問討論什麼問題，江不明確回答。華問什麼人參加，江青指定不要葉劍英參加，要毛遠新也參加。會一開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和書籍交給她和毛遠新清理。她說，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書，由她整理是理所當然的。還說，列寧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為主整理的。

汪東興說：「主席的文件不是講好要封存嗎？現在保存遺體問題還沒有解決，沒有時間清理！」

江青看到華國鋒不表態，就說：「這樣吧，文件還由小張保管。她為人可靠，讓她給我當秘書吧！」小張是指張玉鳳，是毛澤東晚年的秘書。華國鋒、汪東興不同意。江青就鬧了起來。華國鋒宣佈散會，他說：「今天的會，連劍英同志都沒參加，不算常委會。下次他來了，人到齊了再討論。」江青正要發作，張春橋阻止了她，對大家說：「我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我們分不出手來，先叫毛遠新幫小張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張春橋的意見。華國鋒沒有同意。

會議開了四五個小時，最後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的一切材料、文件和書籍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文件大戰」並沒有就此結束。9月21日，中央辦公廳清查文件時，發現江青、毛遠新以「看一下」為名，從張玉鳳那裏拿走兩份文件沒有退回。一份是江青同外國記者談話的記錄副本，另一份是1974年毛澤東在武漢與楊得志、王六生的談話記錄稿。汪東興等人認為，這是兩份帶有重要機密的重要文獻，他們找江青等索回。開始不給，費了一番周折以後，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個條件，要華國鋒看後正式批給王洪文、張春橋傳閱。華國鋒沒有理睬。從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們已經對文件進行了刪改——向有利於他們的方面刪改。

江青得知中央辦公廳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兩點鐘給華國鋒打電話，說封存文件佔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鬧，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就要趕我走嗎？」

為什麼對毛澤東留下的文件進行「大戰」呢？顯然，都想爭奪繼承人的合法性。想從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繼承、打倒對方的根據。誰得到了這些文件，誰就可以得到有利於自己的根據。毛澤東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麼與此有關的內容，恐怕是永遠揭不開的秘密。

「四人幫」等在這些老元帥面前，深感沒有武裝的危險。他們在軍隊裏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揮得動。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就是一個。丁盛聽說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說：「我在南京很孤立，準備被殺頭的，因為有的軍不聽我的⋯⋯這個軍從南京一直擺到蘇州，發生什麼事情，對上海是一個威脅，你們要有所準備。」「四人幫」知道軍隊多數聽老帥的，就抓「第二武裝」。所謂「第二武裝」就是工人民兵。經過丁盛催促，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揮部突擊發放武器，到8月底就發出了7萬多件。9月21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辦第二武裝。實際上，幾年來上海動用地方經費3000多萬元，製造了大量武器。9月23日，王洪文打電話給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鬥爭還沒有結束。他宣稱上海要搞40萬民兵，要有40萬支槍，還要用大炮武裝民兵。

9月28日，張春橋派秘書蕭木去上海，通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準備打仗」。

9月29日，晚11點。政治局會議。華國鋒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後的國慶節怎麼過的問題。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怎麼辦？」她還批評華國鋒在保定問題上優柔寡斷。王洪文和張春橋提出要加強集體領導，要安排江青的工作。華國鋒心裏明白，江青已經有工作，何須再安排？他們的意思是想讓江青當黨中央主席。葉劍英、李先念等堅決反對，「四人幫」的意見被否決。

第一個議題失利，他們又提出毛遠新是否回遼寧的問題。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他的父親毛澤民也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毛澤東把毛遠新當親兒子看待。1964年，毛遠新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上學的時候，放暑假回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同他談到青年人的成長問題。後來《毛主席同毛遠新同志的談話》作為中央文件向全國大學生傳達。從這時起，毛遠新的名字就被人們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後期，毛遠新當了瀋陽軍區政委，成了東三省的實際上的一把手。毛澤東晚年，把毛遠新調到身邊，作為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他是少數能接近毛澤東的幾個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幫」一邊。毛澤東逝世了，聯絡員無事可做了。「四人幫」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當然希望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明確表示，同意毛遠新回遼寧。

江青很生氣地說：「毛遠新應當留下。還要他處理毛主席的後事！」

華國鋒寸步不讓。他說：「你不是說過，毛主席的後事你不參加，毛遠新也不參加嗎？怎麼現在又讓毛遠新留下來處理後事呢？」雙方意見相持不下，爭論激烈，會議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憊不堪。華國鋒讓葉劍英、李先念等年紀大的先走了，會場只剩六七個人。江青等人一會兒說毛遠新不能走，一會兒說要召開三中全會。等他們話說完了，華國鋒問江青：「你究竟想要幹什麼？」江青說：「要討論起草三中全會報告。」

華國鋒最後以主持人的身分說：「會議開到這裏，不要再吵了。我認為毛遠新應該回遼寧去，這是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決定。」他說：「由於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在，三中全會問題根本不能討論。即使三中全會要作政治報告，應該由我來準備。至於黨中央人事安排，應該由政治局討論決定。」說完就站起來宣佈散會（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259－262頁）。

「四人幫」在這一場鬥爭中，除了掌握輿論工具以外，在務實派面前，顯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軍事鬥爭，他們都不是務實派的對手。如果說他們在戰略上的錯誤是把本應當團結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對立面，那麼，在戰術上的錯誤在於，在毛逝世後他們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燈下明目張膽地進行奪權。

華國鋒面對「四人幫」的威逼，除了正面頂回去以外，也在密謀對策。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書李鑫。華國鋒採納了這個建議。李先念、汪東興支持華國鋒這樣做。

汪東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此人和「四人幫」在政治上不見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澤東晚年不見江青，都是汪東興擋的駕。作為一個女人，江青恨汪東興。汪東興也知道，毛死後，江青有可能執掌更高的權力，這對他將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所以，採取果斷措施「解決」江青，汪東興很支持。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主管「大內」的一切，解決「四人幫」問題，有他參加方便很多。

需要說明的是，粉碎「四人幫」誰是主要的決策者，在很多記述中和事實真相有出入。有些記述說葉劍英元帥是主要決策者，華國鋒是被動的。李先念1977年說：「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這是華國鋒同志提議並徵得中央多數同志同意後實施的。」（《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311頁）在收錄這篇講話的後面有一個註釋（註157），原來也寫成葉為主華為輔，為此李先念大發脾氣，後來才改寫成以下文字：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強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志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教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後經他們慎重考慮和反覆商量，並徵得當時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10月6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實行隔離審查。

（《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518頁）

2001年3月，《李先念傳》編寫組發表了《一則重要考訂》，《考訂》中說，這條註解中的9月21日和9月24日應為9月11日和9月14日。（見《黨的文獻》2001年第3期，第73頁）。

9月11日，華國鋒藉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他離開毛主席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打電話：「我到你家裏，只談五分鐘。」李先念說：「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華國鋒驅車到李先念家裏，一進門就緊張地說：「我可能已經被跟蹤，不能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那幾個人的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說完即匆匆離去。當天，華國鋒還找汪東興商量此事。汪東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北京，第235頁）。

9月14日，李先念藉去北京植物園的名義，半途中突然轉向前往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有交談過，互不摸底，經過一段交談以後才轉入正題。兩人一拍即合。

葉劍英也多次講過，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領導的。

華國鋒對他的老朋友張根生是這樣說的：「在黨和國家危在旦夕之際，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為提防四人幫覺察，李先念於13日藉去西山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去了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有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對四人幫的看法，並轉達了我的意見和派他來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態度，但並未深談。」（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張根生和吳德兩個人說的時間和地點都不一致。華國鋒讓李先念去找葉劍英，吳德說是9月11日，華國鋒主動到李先念那裏，張根生說是9月10日，華國鋒把李先念叫到自己家裏，到底哪一個說的正確？我請教了軍事科學院的軍史專家李維民將軍，他當即打電話詢問了《李先念傳》寫作組的朱玉，朱玉根據李先念當年的記錄回答說：吳德的回憶是正確的。

當然，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葉劍英事先做了很多醞釀工作。

葉劍英西山串聯

鄧小平下台以後，以「四人幫」為代表的左派，顯得十分張揚。他們的輿論機器開足了馬力，對務實派進行「狂轟濫炸」。不知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政敵早就準備對他們下手了。

事後披露的兩件事可以看出，務實派和元老派對「四人幫」已經怒不可遏。

一件事是王洪文、張春橋截取了許世友將軍的兒子寫給他女友的一封信。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羅、傅藏手槍的事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講，我看他們是在準備行動了。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可能要發生內亂，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幹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也快完蛋了。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

這裏的羅、傅是指羅瑞卿和傅崇碧兩位將軍。「四人幫」看到這封信以後，十分驚恐，他們和毛遠新商量，準備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到北京，但這個計劃沒有成功。

另一件事是與紀登奎（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兒子有關。1976年初，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望他。其中談到，現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爭，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佈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

這個信息很快傳到河南省。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周明英，想通過新華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總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寫出的材料轉給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後考慮再三，把它壓下來了，再沒往上轉。後來從姚文元處抄家，抄出了這封信。周明英為此成為河南省的重點清查對象。

第一件事當時軍隊裏的幹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華社的老記者大都知道。

鄧小平下台之後，葉劍英雖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但名義上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對他很尊重，葉劍英實際上還控制著軍隊的實權，很自然地就成了務實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聯的中心。葉劍英住在遠離市區的西山。他利用西山這個隱蔽所，同不少人進行了秘密交談。有時約進來，有時走出去。和他談話的有，譚震林、康克清、耿飆、李強、羅長青、熊向輝、王諍、楊成武、梁必業、華楠、劉志堅、李德生等。接觸最多的是粟裕、宋時輪。這些都是軍政要人，在黨內、軍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還在毛澤東病危時，蕭勁光大將就到葉劍英處，說得想個辦法，把江青、張春橋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後他們掌了權，黨和國家就糟糕了，並建議下令調集軍隊，採取分割圍殲的辦法，把江青、張春橋等抓起來。葉劍英沉思良久，擺了擺手說：主席病重，現在還不是時機（《蕭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版社，北京，1984，第351－352頁）。活躍在這些老人之間的是王震。他經常到各家串門，傳遞信息，商量對策。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王震多次到葉劍英那裏去談話。一次談到「王、張、江、姚」時，王震問葉劍英元帥：「為什麼讓他們這麼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息，只是做了一個手勢。王震想了想，終於領會了意思：毛主席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274頁）。

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和元老們接觸更頻繁了，討論的問題更具有實質性。

保守派大將王震在粉碎「四人幫」中出力不少

毛澤東逝世後一段時間，葉劍英從西山搬了下來，住在小翔鳳。在王震事先串聯的基礎上，鄧小平選擇了一個最佳時間，以「上街看看」為名，悄悄來到小翔鳳葉劍英的住處。他們對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

經過王震串聯，葉劍英派車把陳雲接到西山。陳雲見葉第一句話就說：「這個局勢怎麼辦啦？」葉說：「現在各方面的情況很複雜，主席剛逝世，彎子難轉啊！要盡量爭取合法解決才好，震動要小一些。」

鄧穎超先到小翔鳳，同葉劍英交談過一次，後來又到西山會見葉，葉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她交底。鄧穎超說：「比較難辦的就是那個『演員』。這個人最會演戲，她會利用和毛主席的關係扮演角色，演出一場『賀后哭殿』。她還會利用群眾對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禍於人！」

葉說：「是的，不過，對付這個『三點水』也不難。解鈴還須繫鈴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嚴厲批評過她嗎？只要把事實真相全部公佈於眾，她的戲就演不下去了。」

鄧穎超說：「還有那個『眼鏡』，詭計多端，也很難對付。」

葉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擔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裝』，還有北京的民兵指揮部。不過，只要三軍巍然不動，他們那一點『御林軍』成不了氣候。」

鄧穎超說：「葉帥，你說力爭合法，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個人首先要站出來。」她指的是華國鋒（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211－212頁）。

鄧穎超期待的事終於出現。9月14日，華國鋒派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了要抓「四人幫」的意見。以後華國鋒和葉劍英還直接商談過幾次。華國鋒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

投鼠忌器

葉劍英多次談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貴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壞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澤東。

1937年毛澤東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賀子珍婚姻破裂。1938年11月，24歲的江青和45歲的毛澤東結為夫婦。應該說，他們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溫馨的家庭生活。還生下了一個被毛澤東視為寶貝的女兒。進入北京以後，江青很少拋頭露面，只是擔當一個妻子的角色。當時到他們家作客的人對江青還有比較好的印象。也許她以當第一夫人為滿足，並不想有所進取；也許這時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從她的一首詩看，後者的成分要大一些（這首詩是：「江上有青峰，鎖在煙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毛澤東和江青在生活方面並不協調，有時還鬧些矛盾。後來還長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毛澤東還是把江視為親信，關鍵時刻讓她出來幫他。

江青（前排右二）憑藉身為毛澤東妻子的地位，在文革時權傾一時

由於「大躍進」的失敗，1959年到1960年，全國各地餓死的人以千萬計，1961年還在繼續餓死人。面對嚴峻的形勢，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對策。在這期間毛澤東為江青拍攝的一張照片題了一首詩：

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還寫了「贈李進同志」（李進是江青的別名）。這首詩表現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情，也表現了毛澤東和江青的親密政治關係。

建國以後毛澤東處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江青參與。

1950年3月到5月，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放映。江青看了以後，認為「這是一部賣國主義的片子」。江青向毛澤東談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沒有掀起批判。但事隔16年以後的「文革」中，毛澤東還重提這件事。因劉少奇當年反對批判《清宮秘史》，這便成為劉少奇「賣國主義」的一條罪證。

1951年，江青看了電影《武訓傳》，她認為這部電影「有嚴重問題」。而社會上認為這部電影不錯，《大眾電影》雜誌還把這部電影列為1950年10部最佳國產片之一。這次又是毛澤東支持了江青。毛澤東還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場政治運動。

1954年，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上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評了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江青發現了兩位年輕人的文章，就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認為不錯，讓江青出面，令《人民日報》轉載。但是，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沒有在《人民日報》上轉載，理由是「黨報不是自由爭論的場所」。最後達成妥協，在《文藝報》上轉載。這使毛澤東大為震怒。他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信，從而開展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運動。

建國以後，江青一直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第一次露面是1962年9月29日。這天下午，毛澤東接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夫人。江青以毛澤東夫人的身分出現。9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刊出的接見照片上，毛澤東同蘇加諾夫人握手，站在兩人中間的江青在微笑。據說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時，政治局提出了一個限制條件：20年內，江青不得以毛澤東主席夫人的名義參加政治活動。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話，這次露面是一次重要突破。不過，這時已經過了24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過。

江青公開步入政治，是在1966年2月，林彪元帥委託她起草《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據說，這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毛澤東的安排。在這之前三四年，她搞過現代京劇「樣板戲」，開始插手文化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是得到毛澤東的首肯的。60年代，毛澤東對中國的文化工作很不滿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銳的批評。江青在文藝界這些活動是和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合拍的。事後人們才知道，《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準備。也就是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江青是比別人較早了解到了。不僅了解，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江青組織人寫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罷官》，沒有得到支持（據說是找李希凡寫，李找一個藉口推脫了），再到上海找張春橋（張曾寫了一篇受到毛澤東稱讚的文章：《論資產階級法權》），張指定《解放日報》編輯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圖寫成。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的信任還表現在一封信上。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了。你還是照魏（註：文伯）、陳（註：丕顯）的意見，在那裏（註：上海）住一會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6月15日離開武林（註：杭州）以後，在西方一個山洞裏（註：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註：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註：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到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三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

以上寫的，頗有點接近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我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的區別。此事現在還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說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有多次掃除。

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楣了。

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不是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如此重大的問題，可見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何等信任。我們當時聽傳達時，在座的人都有這種感覺。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對形勢作如此嚴重的估計，是「打倒一切」的認識基礎。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到21世紀，有資料說，這封信是康生、張春橋、江青等人在林彪摔死後假造的。假造這封信的目的是想說明毛澤東對林彪早有察覺，以證明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洞察一切」。即使如此，在毛澤東健在的時候，他們假造這封信，毛澤東默認了，也說明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和放縱。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從一名普通黨員，變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要職的「中央首長」，不可能沒有毛澤東的默許甚至支持。

在1966年以後，一些中央領導人，爭先恐後地對江青進行過分的讚揚，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等人以外，周恩來也參加了過分讚揚江青的行列。1968年3月20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次十萬人的大會。周恩來在會上說：

在抗日戰爭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的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緊跟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所以，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我們要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對自己妻子如此沒有分寸的讚揚，毛澤東沒有制止，實際上已是縱容了。為什麼中央高層領導人這時突然爭先恐後地「大樹特樹」江青呢？這中間恐怕有不為人知的背景。這個背景一定是毛澤東有什麼意思，這些高層領導人心領神會了，才掀起了讚美江青的「大合唱」。

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澤東和她的這一特殊關係。不管在什麼公開場合，她總是用她那很尖的嗓音，高聲對聽眾說：「我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來看望你們⋯⋯」直到在若干年後對她公審時，她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咬誰呢？當然是咬那些毛澤東認定的「反黨分子」、「牛鬼蛇神」。當然，她也要乘機咬她自己的仇人，咬妨礙她奪取權力的人。

在毛澤東晚年，毛澤東也擔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關係，幹出不得體的事。因此，他申明：「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澤東對江青過於專權也很憂慮，所以他多次批評江青。1974年，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寫道：

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歲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不管毛澤東和江青之間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畢竟是毛澤東的夫人。毛澤東批評過江青等人，但這些批評是恨鐵不成鋼。毛澤東說過「四人幫」這個詞，但他說的「四人幫」，不是指他們是一個反革命幫派，而是希望他們不要搞小圈子，團結更多的人來實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錯誤。當時在政治局委員裏面，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們中間雖然有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不會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華國鋒、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圈子，排斥這些人，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澤東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側的江青聞訊趕來，頭髮散亂，神情緊張，一進門就撲在毛澤東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醫生啊，你們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這裏有夫妻難捨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傷和恐懼。

在9月18日的追悼會開完後，新華社的電訊稿著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獻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遺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綠的玉米、金黃的麥穗和穀穗，以及果實纍纍的白色文冠果花組成。」

先下手為強

9月21日，聶榮臻元帥通過代總長楊成武轉告葉劍英：

「四人幫」一夥是反革命，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4，第867頁）

先下手為強。這不僅是聶榮臻元帥一個人的想法。華國鋒、葉劍英也準備這樣做，並作了周密部署。華國鋒1999年3月9日對原廣東省委副書記張根生說，促使他早下決心的是，解放軍總政宣傳部副主任張某到坦克6師進行活動（張某是張春橋的弟弟）。

粉碎「四人幫」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讀於南開大學，在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都有要職。「四人幫」想在中央警衛團找一個自己的人，張春橋看上了李鑫，因為李鑫是康生的秘書。張春橋把李鑫引見給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聽從江青同志的指揮！」江青和張春橋向他了解中央警衛團的人員編制、武器裝備情況，政治局委員的居住地點和警衛布置情況。並交待李鑫每天用紅機子向江青報告警衛部隊的活動情況。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張春橋十分滿意。江青讚揚張春橋選上了一個忠誠能幹的人。可他們沒有想到，半個小時以後，李鑫把江、張同他談話的內容全部向汪東興作了匯報。汪東興連夜報告了華國鋒，促使華國鋒下定了最後的決心。

從那時開始，李鑫利用「四人幫」對他的信任，繼續和「四人幫」保持聯繫，並把得到的情況向華國鋒這邊報告。10月4日早晨7時，李鑫向華國鋒報告，毛遠新從瀋陽調來的兩個師已經到了山海關一線，如果北京有情況，一天就可以趕到。

其實，他們不必擔心。葉劍英早就把28軍調到了塘沽一帶，封鎖了入京的水陸交通。葉劍英得到李鑫的情況以後，還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這兩個師火速調回原地。

在採取行動之前，汪東興向執行任務的警衛戰士作動員時，對戰士是這樣說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機，陰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復辟資本主義」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在政治鬥爭中，都要把這個大罪加在對方頭上。

10月6日下午，葉劍英在西山接到電話，通知他晚上8點到懷仁堂開會，請他提前一個小時到達。吃過晚飯，他帶上一名警衛參謀，驅車直奔中南海。

懷仁堂和往常一樣，燈光閃爍，肅穆安靜。只有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擔任警衛。葉劍英的車7時抵達，警衛員和司機都安排在一間房子裏休息，只有開會的人才能進入懷仁堂。

這一天下午，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並通知，主要內容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和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這個會涉及文字工作，理所當然地要請他來。沒有通知江青來，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實際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單獨處理。

葉劍英隻身進入懷仁堂，只見華國鋒、汪東興已經來了。他們見面時以目示意，沒有講話。這天的懷仁堂裏搬走了所有的桌椅，顯得十分空曠。中間一扇屏風把大廳一分為二。在屏風前的一半大廳中只擺了兩個高背沙發。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坐在這兩個高背沙發上。汪東興和警衛躲在正廳的屏風後面的兩側，注視著門口。

7點55分，張春橋到達。他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進來了。突然隨身警衛被留在門外，他感到與過去不一樣，就連聲地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還不等他弄清發生了什麼事，行動組負責人紀和富帶著幾個人迎了上去，「保護」他進了正廳。他邁進門坎，環視廳內，想尋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廳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光嚴峻的葉劍英和巍然直立、滿臉怒氣的華國鋒。

張春橋這才明白自己已經成了階下囚。他正要申辯，只聽華國鋒嚴肅地說：

「張春橋你聽著，你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接著宣讀了事先寫好了的「隔離審查」的決定，鄭重宣佈立即執行。張春橋沒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帶走。

接著進來的是王洪文。他一跨進門，行動組的另一個負責人帶著幾個衛士從旁邊走過來把他扭住。王洪文厲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他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衛人員扭著他的雙臂帶進正廳。華國鋒把決定又唸了一遍。還沒等唸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聲，掙脫了警衛人員，像一隻發狂的野獸，從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劍英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劍英的脖子。因為雙方離得太近，汪東興不便開槍。警衛人員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帶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揪帶架地把他抬出門，推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姍姍來遲。大家正在著急之際，他來了。他早希望開這個會。在接電話通知時他還說：「早就該開這個會了。」今天不知因什麼事動身晚了，臨走時忘了叫警衛，連帽子也沒帶，就夾上皮包，跨進汽車，匆匆趕到中南海。到懷仁堂後，沒讓他進大廳，只在東廊的大休息室裏待命，這次沒由華國鋒宣佈「隔離審查」的決定，而是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團長宣讀的（華國鋒1999年3月9日對張根生說，姚文元也是他宣佈的決定）。他聽完後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是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在懷仁堂解決王、張、姚三個人的時候，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領一個行動小組，來到中南海萬字廊201號。行動小組裏有兩名女警衛。江青看到幾個不速之客，就問：「你們是幹什麼的？」張耀祠向她宣讀「隔離審查」的決定。江青聽後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沉著臉，雙目怒視。然後慢慢地站起來，從腰間解摘下了一串鑰匙，再拿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了「華國鋒同志啟」，把鑰匙裝在裏面，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

同一時間，在毛遠新的住處頤年堂後院。毛澤東的衛士李連慶出現在門口。他和毛遠新是老相識了。毛遠新的妻子在遼寧，這裏只有給李納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顧他的生活。李連慶來時他正在一個人看電視。

他看到李連慶穿著軍裝，後面還跟著幾個軍人，感到有些異樣。他問：「老李，有什麼事嗎？」

「準備給你換個地方住。不要住在這裏了。」李連慶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帶點東西。」

「不必了，什麼也不帶，現在就走！」

這時毛遠新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站起來質問自己的老熟人：「啊！你來抓我？」

「不是我來抓你，而是我奉命來向你傳達一件事情。」接著，李連慶宣讀了對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毛遠新沒有反抗。幾個軍人搜出了他的手槍，把他帶走了。

解決了江青和毛遠新的消息很好回報到懷仁堂。葉劍英高興地說：「好！沒有放一槍，實在太好了！」

與此同時，北京衛戍區抓了遲群和謝靜宜。

在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華國鋒等首先控制了廣播電台、新華社等重要輿論單位。

10月6日晚，華國鋒把耿飆找到中南海，先讓他看了兩張複印的紙條，紙條上是毛澤東的手跡：「你辦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來。」然後要求耿飆帶部隊進駐中央電台和北京電台。耿飆連夜趕到中央廣播電台，直奔總編辦公室，台長鄧崗正在那裏。耿飆拿出華國鋒的手令給鄧崗看，讓鄧崗通知所有的副手，帶著行李卷住到總編辦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們檢查明天要播的錄音帶，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飆要他們交出直播室的鑰匙。耿飆對鄧崗說：「你執不執行我的意見？你如果不執行，還可以給姚文元打個電話。」鄧崗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說：「不必了，我想原來的電話已經不通了。」當時直播室的鑰匙由辦公室主任楊兆麟保管。他不敢輕易交出。耿飆說：你不交出來我就派戰士守在門口，誰也不能進去。看了華國鋒的手令以後，楊兆麟馬上把鑰匙交出來了。與此同時，耿飆把北京廣播電台的黨委書記趙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台的作法辦理。耿飆是帶著很強的敵情觀念到中央廣播電台的。為了安全，他們吃的食品和喝的水都是從外面帶進去的。

華國鋒（前）在葉劍英（右二）和李先念（右三）等元老支持下，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新華社是第二天由一個「五人小組」接管的。時任北京分社社長李普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另外四人是：鄭屏年（某軍政治部主任）、徐貴年（李先念秘書）、楊家祥（通訊兵軍官）、黃興漢（康生秘書）。10月7日李普吃午飯時電話鈴響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問：「這是李普家嗎？」沈容說：「是的，您是哪位？」對方說：「我是39局，中組部×副部長，請李普同志說話。」李普接過電話說：「我正請病假在家。」對方說：「我們知道，請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閣開會。」李普到了紫光閣，會議由紀登奎和蘇振華主持。紀登奎先讓大家看了「你辦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來」兩個複印件，向他們透露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交待了接管新華社的任務。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遲浩田等人接管了《人民日報》。

10月6日晚，「四人幫」剛一解決，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接到了一個緊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9號樓開會。晚上10點，人已到齊。出席會議的人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第二天凌晨4時才散會。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講話。葉劍英向大家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和意義。在葉劍英的提議下，一致通過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事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等由汪東興電話通知並徵求意見。

10月7日，上海的馬天水到北京開會，一聽傳達，認為這是「宮廷政變，右派政變」。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後，在8日晚上開會，準備動員第二武裝和北京進行軍事對抗。12日，中央將徐景賢、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集體談話，讓他們回去做工作。13日他們回到上海，不再講武裝鬥爭，而是講「搞合法鬥爭」。後來，中央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到上海接管了權力。

鄧小平一家聽到這個消息表現如何呢？毛毛在她的書中生動描述了她的丈夫賀平從外面得知消息後的情況：

10月7日，賀平得到消息後，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回到寬街，把消息告訴我們全家。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看到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怕家中有竊聽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會用一些防竊聽的方式悄悄地說。我們大家——父親、母親和當時在家的鄧林、鄧楠，還有我——一起走到廁所裏面，再大大地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的流水聲中，我們圍著賀平，聽他講中央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沒聽清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啦！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聽到精彩的場面，我們三個姑娘興奮得跳起來了！我們的心怦怦地劇烈地跳動著，跳得連我們自己的耳朵都能聽見。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我們全家人，就在這間廁所裏，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解氣地怒罵著，好像用什麼方式也無法表達心中的振奮和喜悅。（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523頁）

10月10日，欣喜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全文如下：

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歡欣鼓舞呢？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有希望見天日，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寫信給華國鋒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事實上，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葉劍英元帥就提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不久，葉劍英又把鄧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為了讓他熟悉情況，還以別人的名義，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向他們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10月18日，中央向黨內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號》，正式向全黨通報了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傳達到所有群眾。事實上，在這之前消息已傳得家喻戶曉。大多數人感到輕鬆，感到高興。中國人歷來看不慣「后妃專權」，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處指手劃腳、發號施令，早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所以，對她被捕，同情者少。

群眾在街頭敲鑼打鼓放鞭炮，歡呼慶祝粉碎「四人幫」

10月21日，北京150萬軍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以後幾天，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遊行。郭沫若寫了一首打油詩，當時流傳甚廣：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

在遊行隊伍中，有人敲著竹板，用快板書的形式，朗誦著這首打油詩。

第三節 鄧小平力破「兩個凡是」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葉劍英元帥的支持下，華國鋒坐上了繼承人的寶座。他身兼三個要職：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建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同時兼任這三項重要職務。與此同時，所有的報刊都大張旗鼓地樹立華國鋒的權威：

10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華國鋒同志是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

1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華國鋒同志為我黨領袖是毛主席的英明決策》。

11月23日，《人民日報》再次轉載《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一切行動聽從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

這三篇宏文都是以《解放軍報》編輯部的名義發出的，暗示著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華國鋒。顯然，這是葉劍英元帥的良苦用心。

有崇拜權威傳統的中國普通老百姓，從這裏得到了一種穩定感。他們覺得毛澤東逝世後的權力真空，終於得到了填補。但是，在知識分子中間卻有另外一種看法。他們覺得，權力過分集中於一身，矛盾也會集中於一身。如果這「一身」缺乏必要的實力、能力、資歷和魅力，他將在矛盾的焦點備受煎熬，最終可能失去權力。知識界對這種「大樹特樹」華國鋒的權威的作法也有看法。

華國鋒全盤繼承毛澤東

華國鋒為了證明自己繼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國公佈了毛澤東專為他寫的「三條最高指示」：「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介紹說，這三條指示是1976年4月30日寫的。那是在毛澤東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的時候。客人走了以後，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全國形勢大好，有幾個省不太好。毛澤東就在華國鋒的筆記本上寫了上述三句話。把「著急」寫成了「招急」。華國鋒在公佈的時候，為了顯示「真跡」，錯別字也沒有改。「你辦事，我放心。」成了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也成了華國鋒的政治護身符。

為了充分顯示華國鋒合法繼承者的地位，當時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

華國鋒主持保存毛澤東遺體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紀念堂。華國鋒書寫的胖乎乎的顏體字「毛主席紀念堂」，掛在紀念堂最顯著的位置。

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華國鋒自任編輯委員會主任。這一卷《毛澤東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建國以後的言論。華國鋒由此掌握了毛澤東言論的解釋權。

華國鋒的標準像和毛澤東的標準像並排地掛在所有的公共場所，被人們景仰。

華國鋒的題字一時風行全國，像過去毛澤東的題字風行全國一樣。不過在毛澤東那種狂蕩不羈的字跡面前，華國鋒的字更顯得過分拘謹和呆板。兩個人不同的字跡正像兩個人不同的風格。

一首歌曲也風行起來：「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使人想起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不過，這難免給人一種東施效顰的感覺。

葉劍英元帥稱頌華國鋒「有能力領導我們黨勝利地進入21世紀，並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目標」。過去沿用了30多年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現在改為「英明領袖華國鋒」。

華國鋒坐上了毛澤東坐過的寶座，汪東興立即為華國鋒蓋了一棟9000多平方米的豪華住宅，後來又住進了官園，面積在一萬平方米以上。（此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強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690萬元為自己建5387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價1280元，相當於一般住宅造價的10倍）。

對華國鋒的神化也開始出現。某省城突然出現了遊行隊伍，走前一看，原來是各單位到省委去迎接新發行的華主席的畫像。華主席的畫像已用飛機從北京運到省城，省委領導人已從機場迎回。各單位領導人站在迎像隊伍的最前面，抱著空鏡框，回來時把像放在框裏，崇敬地抱著率隊伍回來。一時間，滿城都是迎像隊伍（吳江：《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議追記》，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11期）。

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一切都表明，華國鋒完全取代了毛澤東過去的地位，填補了毛澤東逝世後領袖位置的空缺。但是，在接近權力頂峰的最高層，對華國鋒的不滿情緒也隨之增加了。

華國鋒接班以後，還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使亂了多年的社會走向安定；開始注重經濟建設，在經濟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辦法。又例如廣東的對外開放政策，在華國鋒執政時就開了頭。全國進行了企業整頓，建立了規章制度，企業混亂的情況有所好轉，鐵路堵塞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教育、科學、文化也開始走上正軌。在當時，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

但是，華國鋒全盤繼承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

華國鋒繼位後提出「抓綱治國」。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些和毛澤東在世時完全一樣。

揭發批判「四人幫」。這對於統一認識、加強團結來說是必要的。但是，當時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這似乎可以當作「罪狀」，但細分析一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難道務實派就沒有奪權嗎？難道務實派的奪權活動都是「陽謀」？問題的實質在於，「四人幫」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要揭批「四人幫」所要執行的思想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思想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批判這一思想路線，還要高舉這一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也就是說，把「四人幫」扣在務實派頭上的「帽子」，反過來扣在「四人幫」頭上。這真是政治和理論上的尷尬。

當時報刊的宣傳使人感到是牽強附會的。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2日）。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一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修正主義上台，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3日），說「『四人幫』干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部署揭批「四人幫」的任務。會議貫徹華國鋒提出的方針，只批「四人幫」的極右，不提批「左」。11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指導性的社論《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社論指出「四人幫」是「地地道道的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資派」，他們推行的「是一條極右路線」。

華國鋒所抓的「綱」，一開始就受到抵制。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前後，天安門廣場又擺滿了花圈。群眾絡繹不絕地來到廣場悼念周恩來，申討「四人幫」，紛紛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鄧小平平反。當時天安門前的觀禮台下貼出了巨幅標語：「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這麼高的工資不工作不行咧？」這條幽默的標語，巧妙地接過華國鋒「要深入批鄧」的口號，呼喚鄧小平出來工作。過往行人無不會心地發笑。

對「四人幫」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1977年初，一些報刊開始批判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兩篇文章中的觀點（即1974年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雜誌社給中央寫報告，請示能否批判。2月4日，中央的批覆是：「這兩篇文章是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

平反冤假錯案受到限制。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很高。《中國青年》雜誌復刊第一期，發表了天安門事件中的一些詩詞和一位參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為「反毛主席」。這一期的《中國青年》雜誌被扣壓，不准發行。因為華國鋒等人一直堅持：「天安門事件是毛主席親自處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是胡耀邦支持下發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問題。在一個多月之內收到群眾來信上萬封表示支持。但是，當時的組織部長郭玉峰說：「這篇文章是大毒草。」「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是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

從歷史上看，國家最高權力的繼承人，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對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張。如果前任遺留很多急待解決的問題，繼承者又完全沿襲前任的思想路線，他就會有負眾望。毛澤東晚年遺留的問題夠多的了，華國鋒完全沿襲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不僅沒能解決毛澤東遺留的問題，反而錯上加錯：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製造出來。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一些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被定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評毛澤東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1977年12月4日被槍斃。那時，全國被殺害的青年思想犯有十多人。

揭批「四人幫」也是像過去那樣，以搞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大搞群眾運動，大搞清查戰役，很多單位搞人人過關；各單位都成立專案組，內查外調，批判鬥爭，把普通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隊」錯誤無限上綱，全國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樓自殺，逼死的人不在少數。

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堅守一個原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它是在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正式提出來的。這篇社論是由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早在1977年1月，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就說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學好文件抓好綱》發表後，耿飆找幾位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人討論，他說：「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這篇文章中的兩個凡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化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再也不能有所作為；

「兩個凡是」像一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一步；

「兩個凡是」像一根釘子，把鄧小平死死釘在毛澤東為他設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東山再起。

鄧小平第三次出山

當時群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能解決。1977年1月8日和2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位負責人傳達華國鋒的意見說：「要寫篇社論，要求把天安門事件和對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扭轉開來。」還說：「現在的矛頭對著誰呀？」言外之意，要求解決這兩個問題，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

1977年3月10日到22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還是提出了這兩個令華國鋒棘手的問題。老資格的政治家陳雲在這次會上的書面發言中提出：

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

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

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雲文選》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207頁）

陳雲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讓鄧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黨國元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是歷史需要他。從利益上考慮，只要鄧小平出來工作，支持他的這批元老們也會出來工作。

華國鋒沒有接受陳雲等人的意見，連他們的發言也不在會議簡報上登出。他在這次會上的長篇講話中，提出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要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談到天安門事件，他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門事件上爭論了」。對批鄧問題，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藉口。」「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

華國鋒、汪東興提出「兩個凡是」，直接後果是阻止鄧小平、陳雲等元老們出來工作。「四人幫」粉碎以後，華國鋒、汪東興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陳雲等黨國元老們的矛盾尖銳起來。和這些老領導人相比，華、汪的革命資歷、才能、功勛都無法相比，為了鞏固在毛澤東在世時得到的最高權力，華國鋒在汪東興等人的輔佐下，阻止這批黨國元老重返政壇。從權力鬥爭而言，他最大的政敵是鄧小平。1976年11月18日，汪東興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毫不隱晦地說：「鄧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兩下子不怎麼樣！」「鄧小平那兩下子不如華主席，差得遠，對鄧小平試了一下不行嘛，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鄧小平問題，主席已經有了4號文件，4號文件裏邊，不管怎麼樣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講過，鄧小平的問題還是以觀後效，保留黨籍。華國鋒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們黨的接班人，我們的英明領袖。」「鄧小平的錯誤是嚴重的，一直發展到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到底怎麼看法？反革命滲進去，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亂。」他還特別強調：「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立即控制理論，控制毛主席著作的編纂，控制專案。康生的秘書李鑫的地位一下子顯赫起來。他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汪東興）、中央專案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汪東興）、毛澤東著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汪東興）、中央辦公廳理論組組長和毛主席紀念堂辦公室主任。李鑫拼揍了「凡是派」的筆桿子，控制了理論宣傳陣地。

粉碎「四人幫」是解決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後的一步。在「兩個凡是」問題上的鬥爭，實質是解決毛澤東繼承人問題鬥爭的繼續。也可以說，圍繞「兩個凡是」問題的鬥爭，是中央領導集團內部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這場鬥爭以鄧小平為一方，以華國鋒為一方。在這一輪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背後，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還是開闢新的航道。由於鄧小平主張開闢新的航道是符合民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迫於讓鄧小平出山呼聲的壓力，華國鋒說：「在適當的時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適當的時候」是無期限的，鄧小平已經73歲，還能等多久？華國鋒比鄧小平小17歲。他相信時間對自己有利。拖下去吧，讓自然規律解決問題。如果不是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鄧小平復出，這個「適當的時候」一定會遙遙無期，不會是9個月。

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實力。也就是說，沒有忠於他的一批幹部隊伍。在權力鬥爭面前，他面對的是一些黨、政、軍裏的元老。這些人都比他強大。他這樣一個人被趕下台，沒有什麼人為保衛他而大動干戈，更不會引起什麼社會震動。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馬基雅維里說：「那些僅賴佳運而從簡單庶人地位貴為人君的人，在其高陞過程中甚少麻煩，但要維持這個地位卻有很多困難。」（馬基雅維里：《君王論》，惠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7年，第26頁）華國鋒真正地面臨了維護地位的困難。

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天安門事件」之前的所有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被打倒一年零三個月之後，他又奇跡般地成為一顆政治明星。這是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後重新出山：第一次被打倒是1933年在井岡山被左傾領導人撤了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第二次被打倒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中國第二號走資派；第三次被打倒是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從粉碎「四人幫」到鄧小平出山，其中經歷了9個月。這9個月，對於年屆73歲的鄧小平來說是漫長的。「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的時間太寶貴了。但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個時間並不長，因為在9個月之前，鄧小平還是「全國共討之」的階下囚。在9個月之內完成了這個戲劇性的大轉彎，應該說還是比較短暫的。

鄧小平出山是大勢所趨。粉碎「四人幫」為鄧小平出山掃清了道路。在天安門事件中蒙受打擊的一大批群眾，對鄧小平出山呼聲最強烈，因為鄧小平出山就是他們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運動後期沒有站到「四人幫」一邊的一批黨政幹部，也支持鄧小平出山。至於在毛澤東逝世前後的政治鬥爭中站在周恩來這一邊的高層人士，更是積極推動鄧小平立即出山。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晚年過分強調精神的作用，忽視了物質利益的作用，從而把中國推向了十分貧困的境地。要解決毛澤東遺留的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強調物質利益的強者出來，才能夠解決。這個強者當然是鄧小平。這是就眼前而言。從深層次上講，毛澤東遺留的問題更多，毛澤東身後必須改弦更張。要改變毛澤東制定的基本路線，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當時，這個人只能是鄧小平。也就是說，歷史需要鄧小平。

如前所述，華國鋒是要保衛自己的最高權力地位的。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迫於當時的形勢，授予他最高權力。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穩固的。毛澤東逝世後，對他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四人幫」，為了保衛自己的地位，他採取了攻勢，向「四人幫」發起了攻擊，他依靠黨內元老們的力量，也順應了民意，取得了維護權力的勝利。粉碎「四人幫」以後，對他威脅最大的是鄧小平，為了保衛自己的地位，他採取了守勢，死守毛澤東的遺訓，站在到了元老們的對立面，也有悖於民意。

十一大選出新的中共領導層，鄧小平再次「復出」，圖中左起：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鄧小平出來工作後，華國鋒仍然貶鄧。1978年10月，鄧小平出訪日本前，日方對華國鋒說：你們派了高級代表團，我們準備用國賓規格接待。華國鋒說：是較高級代表團。日方聽了馬上研究，接待時降低了半格。鄧小平出訪東南亞，華國鋒不讓外長黃華陪同，只讓副外長陪同。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上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葉劍英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這表明，在開會之前鄧小平已經是第三號人物。在新選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鄧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華國鋒和葉劍英，在他之後的有李先念和汪東興。

葉劍英年事已高，他也不想走上權力頂峰。鄧小平樹大根深，胸懷大志。鄧小平取代華國鋒只是時間問題了。

鄧小平再度復出後，馬上向「兩個凡是」挑戰

不過，就名義上的職務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會時，鄧小平已經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黨中央副主席。在以後他雖然取代了華國鋒，掌握了全國的最高權力，但是，在名義上，除了軍委副主席變為軍委主席以外，他並沒有擔任黨和國家最高的職務。這也許是鄧小平聰明過人之處。

鄧小平向「兩個凡是」挑戰

「兩個凡是」從哲學上是站不住腳的，從政治上是保守和停滯的。但是，當時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堅決執行毛澤東晚年政治路線而得到權力的人，是必須固守的防線。守住了這一防線，就保住了既得利益。從當時的群眾感情上看，由於多年對毛澤東的神化，「兩個凡是」還有相當的基礎。群眾這種情緒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當大的力量。

所以，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一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但是，鄧小平清楚地看到，堅持推行毛澤東那條左傾路線的「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是，這條左傾路線仍然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治國法寶。為了扭轉大局，鄧小平不顧一切風險。

向「兩個凡是」挑戰，既需要政治勇氣，又需要政治藝術。歷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既有政治勇氣，也不缺鬥爭藝術。如果說，毛澤東繼承人爭奪的第一場鬥爭是武力解決，那麼，毛澤東繼承人爭奪的新一輪鬥爭，就得靠政治藝術了。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向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寫了一封措辭十分巧妙的信：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面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國鋒同志和中央用書面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順致

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1977年4月10日

說這封信措辭巧妙，第一，它表現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姿態：不僅現在高舉，而且世世代代高舉。第二，毛澤東思想不僅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而且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它完全採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沒有一絲「反潮流」的痕跡。但是，這封信的內容卻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這為他以後改弦更張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華國鋒可能還沒有覺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5月3日就向全黨轉發了這封信。

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鄧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談話，他就直接向「兩個凡是」挑戰了。1977年5月24日，他對王震、鄧力群和于光遠三人說：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即汪東興和李鑫－引者註）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清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一個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也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毛澤東同志說，他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馬克思、恩格斯也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35－36頁）

須要糾正的是，在《鄧小平文選》的註解中寫的是「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的一部分」，實際參與這次談話的除了王震和鄧力群以外，還有于光遠，這篇講話也是于光遠整理的。在這段談話中，鄧小平抓住華國鋒講話中的矛盾，直接向「兩個凡是」提出挑戰。華國鋒迫於形勢，在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1976年「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華國鋒這句話就違背了「兩個凡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麼說是合乎情理的呢？華國鋒在這次會上還說：「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撤職的，讓他出來工作，不是違背「兩個凡是」嗎？鄧小平抓住了這兩句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華國鋒無迴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場合，鄧小平還沒有公開向「兩個凡是」宣戰。他可能覺得公開宣戰的時機還不成熟。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十多年時間，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利用了一切場合，採用了任何能夠採用的各種形式，把毛澤東思想灌輸到每一個人的心中，《毛主席語錄》幾乎人手一冊。客觀地說，「兩個凡是」正是這種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的繼續。要否定「兩個凡是」，就是要扭轉對毛澤東的絕對崇拜。還有可能被戴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當時，這頂「帽子」還像如來佛的五指那麼沉重。

所以，鄧小平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只不過他是借助這面大旗來反對「兩個凡是」而已。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他說：

我說的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的講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問題的講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39－40頁）

這段話是無懈可擊的。不過，「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就不如「毛主席語錄」那樣有「操作性」了，毛澤東思想被模糊化了。也就是說，使毛澤東思想的約束（主要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約束）變得有彈性了。什麼叫「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人們各有各的解釋。誰掌握了這個解釋權，就可以利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來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接著，鄧小平從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向「兩個凡是」挑戰。所謂「兩個估計」，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審閱過的。「兩個估計」是壓在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大山。鄧小平把推翻這兩座大山作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澤東設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推翻了這「兩個估計」。9月19日，他直截了當地對當時主管教育工作的劉西堯說：

毛澤東同志劃了圈，不等於說裏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也是劃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麼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17年培養出來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63－64頁）

然而，要推翻毛澤東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鄧小平這篇講話後不久，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了「文化部批判組」的題為《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鬥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國以來毛澤東對文藝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掃蕩。

第四節 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曲曲折折

胡耀邦開動破冰船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澤東的話當作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在70年代末，這一點似乎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

粉碎「四人幫」以後，這條準則繼續通行無阻。「兩個凡是」把這條準則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步。

鄧小平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代替「兩個凡是」，怎樣鑒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鑒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只能靠新的權威來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裁決。失去了一個毛澤東，再造一個新的「毛澤東」。

中國要前進，就必須打破把毛澤東的話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中國要前進，也必須打破用個人權威來裁決一切的體制。必須打破堅冰，開闢新的航道。

這條「破冰船」是鄧小平的堅定支持者胡耀邦駕駛的。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開學。800多名學員是高中級幹部和理論宣傳幹部。《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是其中之一。他們學習的重點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黨史問題。在研究中，他們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難題。當時在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讓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大膽研究。他對編寫黨史問題材料的人們提出的編寫原則是：「一個是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思想的問題，一個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還創辦了一個名叫《理論動態》的內部刊物，大量發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學員把這兩條原則理解成兩個標準：判斷路線鬥爭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實踐。黨校理論室的吳江和孫長江認為，這兩條標準是誤解，應該只有一條標準，這就是實踐。於是由吳江執筆，著手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強調「唯一」。

在這段時期，不少報紙和社會輿論，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要求改變文化大革命以來，甚至建國以來對一些問題的結論。這些問題都是毛澤東有過明確的指示，要改變是很難的。對其中有些問題（如「走資派」問題），胡耀邦讓中央黨校組織討論，但有人出面阻止，認為這些問題是討論的「禁區」。

1977年秋，《光明日報》理論部編輯王強華到南京開會，結識了南京大學政治系教師胡福明，約他為《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寫稿，沒有出題目。不久，胡福明寄來了兩篇稿件：《女人是生產力嗎？》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王強華覺得不好用，準備退稿。後來他反覆考慮，還是將第二篇排上了，準備放在《哲學》專刊第77期上，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大樣送給總編輯楊西光審閱。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不久的楊西光，決定進一步修改後放一版發出。此時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的孫長江也在寫同一內容的文章，就讓胡福明和孫長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為了擴大影響，準備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但是，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的文章，必須送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定。汪東興和華國鋒一樣，也是堅決主張「兩個凡是」的。為了繞過汪東興，他們決定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上發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見報。這個想法請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與此同時，楊西光又分別拜訪了首都幾家新聞界的負責人胡績偉、曾濤、華楠，並商定，《光明日報》發表後，第二天新華社發通稿。

在《理論動態》發表之前，送胡耀邦審定。最後的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審定者胡耀邦承擔了這篇文章的政治風險。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60期全文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一版轉載，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新華社發通稿後不少省市報紙全文轉載。

這篇歷時七個月、修改十次的文章終於發出，它產生的影響超過了人們的預料。

用哲學武器進行政治鬥爭

《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晚上，上夜班的總編輯胡績偉接到了吳冷西的電話。吳冷西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和胡績偉在《人民日報》是老同事。接電話時胡績偉邊聽邊記：

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要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以後，才是真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可以取得勝利的學說，只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以後，能證明是真理，就是說列寧提出這個問題時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後，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那麼，人們怎麼會熱烈擁護，會為了貫徹執行而奮鬥呢？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開初提出時不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為「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不是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是死抱著毛主席的教條不放，因而現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所說，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是要反對「聖經上說了才是對的」，所謂要衝破禁區，就是要衝破毛澤東思想。文章結尾認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產黨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當成僵死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都去懷疑主席的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

吳冷西在電話裏對胡績偉說：「這是我個人意見，不要外傳。」胡績偉答覆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這麼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表示不承擔為這個電話保密的義務。他們雖然是多年的老同事，但在政治鬥爭中無情義可言，胡績偉先給胡耀邦打電話通報，第二天把電話記錄稿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說：這當然不是吳冷西一個人的意見，他是領導層的代言人，必須撰寫另一篇文章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

後來，吳冷西在一次會議上說，胡績偉這個電話記錄不是他的原話，而且對他的主要意思也記錄得不準確。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記憶複述了他打電話的內容：

（一）這篇文章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常識，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應當全面闡述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可是文章只強調了理論來源於實踐並受實踐檢驗，而沒有充分說明理論是實踐的概括和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沒有像十一大制定的黨章那樣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實踐論》中關於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學說的完整性。文章的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論上是錯誤的。

（二）這篇文章在第一節中引用了《實踐論》的話：「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爾後的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但是，文章的第二段卻改變了毛主席這個完整的觀點，片面地說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實踐之後，才證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這個觀點，列寧提出這個學說的時候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國主義的特徵和總結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的科學結論，也就是說，一個科學理論，只有實現了才是真理，沒有實現就不是真理。那麼，讀者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在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科學理論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和億萬人民為什麼要為之英勇奮鬥呢？全世界的共產黨存在和他們的鬥爭，豈不是沒有根據、沒有必要了嗎？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不是要等到23年以後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之後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邏輯，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四個現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們黨動員群眾為之實現而奮鬥也是沒有根據的。文章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論，提倡相對主義，否認相對真理，這是嚴重的理論錯誤。

（三）這篇文章的基本內容，不是用實踐標準來檢驗「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而是要檢驗和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錯誤和修正錯誤，接著就指出，不僅革命導師的個別論斷要修改，而且他們的理論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說，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雖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但這並不能掩蓋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提出這樣的觀點，會引起思想混亂，讀者會提出「這究竟是要舉旗還是砍旗？」我不是說毛主席沒有任何缺點錯誤。他的某些話，某些指示以至個別結論，如果已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情況的，當然應該修改。但這樣做也要非常慎重，時機要適當，方式方法要適當。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它要隨著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是，作為一個思想體系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團結基礎。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應該按照黨的十一大確定的那樣，就是高舉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像這篇文章那樣公開在報紙上號召修改毛澤東思想，把幹部和群眾引到去爭論毛澤東思想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改，那麼我們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按照這篇文章的這些錯誤觀點去宣傳，會在國內引起很壞的反應，在國際上也會引起很壞的反應。

（四）這篇文章把「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同毛主席過去批判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傾向相提並論，這就混淆了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邏輯，「四人幫」似乎真的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錯誤只在於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教條，犯教條主義錯誤，而不是他們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修正主義，不是一夥反革命。文章認為，現在主要任務是批判教條主義，批判那些「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錯誤傾向。這就顛倒主次，方向錯了，是不符合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的任務的。

從上面兩段文字來看，其基本精神沒有多大差別。不過吳冷西自己提供的更準確、更富有論戰性罷了。吳冷西這樣鄭重其事地提供準確的「版本」，說明他已經意識到這場爭論的嚴肅性、重要性。他要給歷史留下證據，證明自己的正確還是坦誠？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真理標準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這次討論是利用這個哲學武器進行政治鬥爭，但在政治鬥爭中，還要求在哲學方面也能站得住腳。從純理論角度而言，吳冷西提出的問題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時筆者所接觸到的人當中，也有人提出類似吳冷西的看法。當然，吳冷西也不是從純理論上考慮，他是很懂政治的。但是，吳冷西在對時代的把握上，沒有顯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沒想到毛澤東時代業已結束，新的時代必須破除毛澤東設下的禁錮才能前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是破除這一禁錮的第一聲。吳冷西機警地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不是歡呼，而是憂心忡忡而是憤怒。

當時和吳冷西持同樣態度的還有不少人。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以後，曾在新華社工作過多年的《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是新華社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王殊後來還對別人說，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替王殊擔任《紅旗》總編輯的熊復說：「⋯⋯現在是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的旗幟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麼？！⋯⋯」汪東興對熊復說，「《紅旗》要一花獨放」，對真理標準問題「就是不表態」。

5月17日，汪東興在一個小會上說：「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幹。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堅持捍衛毛澤東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當然，對於活躍思想有好處。但《人民日報》要有黨性，中宣部要把好關。」

5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會上說：「我就聽到了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說文章很好。另一種意見說很不好。我也還沒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範圍可以議論議論，發表不同意見。不要認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毛主席生前對省市委負責同志講，不論從哪裏來的東西包括中央來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要隨風轉。」

文章背後的高層較量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這篇文章。

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說：「我們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犯了瀰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只要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背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樣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這次會上，鄧小平大聲疾呼：一定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09頁）。5月3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等幾位起草這個報告的人談話時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他有針對性地指出，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的不一樣，和華主席的不一樣，就不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319－320頁）。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發表了鄧小平6月2日的講話，但問題並沒有結束。6月15日，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會上，汪東興再次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他要求新聞單位要有黨性，要防止被國內外的敵人利用。他還批評《人民日報》報道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標題上用了「精闢闡述」四個字，他質問：「對華主席的講話、葉副主席的講話為什麼就不標精闢闡述呢？難道華主席、葉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精闢闡明毛主席思想嗎？這樣標題不是有意的嗎？」7月，汪東興到山東視察。他同山東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說：現在報紙上只宣傳17年，宣傳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兩年，就是不宣傳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主要的嘛！三七開嘛！

在這期間，華國鋒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負責人不要介入真理標準的討論。他批評一些省市負責人在這場討論中表了態。

幾乎是思想鬥爭的同時，鄧小平同華國鋒在軍事領域也進行了一場較量。

4月上旬，海軍南海艦隊106號導彈驅逐艦在湛江爆炸沉沒。這是海軍建軍以來最嚴重的事故。事故發生後，鄧小平嚴厲批評了海軍司令部和當時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蘇振華不滿，4月12日，他到華國鋒那裏去告狀，談了5個小時。華國鋒表示支持蘇政華。還對蘇振華說：「我最近要去朝鮮訪問，回國後就到大連檢閱你們海軍，表示我的支持。」蘇振華回去對海軍黨委說：「華主席支持我們，不要緊，打不倒。」他布置動用120艘艦艇、80架飛機，準備在華國鋒朝鮮歸來後接受檢閱。在實際已調了70艘艦艇、20多架飛機到大連的過程中，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知道了。他立即報告了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鄧小平堅決制止了這次檢閱。事後，鄧小平面對面地對華國鋒說：「這是一次較量。」事後，他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到部隊發動「真理標準討論補課」，即在軍隊裏批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在這期間，華國鋒還到其他部隊視察過，所在部隊組織了隆重的歡迎。華國鋒在軍隊裏的活動使鄧小平十分警惕，加強了剝奪華國鋒軍委主席的決心。

真理標準討論是批判「兩個凡是」的深入，是爭奪中央最高權力鬥爭的繼續。

為了回答一些人對《光明日報》文章的批評，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篇文章是著名哲學家吳江寫的，得到了羅瑞卿大將的支持。為這篇文章，羅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電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轉載，新華社發通稿。

7月21日，鄧小平召來中宣部長張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9月9日，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正確的。這是我們一向堅持的觀點。」

胡耀邦又組織人寫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此文於9月1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10月下旬，井岡山時代的老革命家譚震林，給《紅旗》雜誌送來一篇文章，內容是紀念毛澤東85周年誕辰。這本是《紅旗》編輯部約請的，但譚老先生卻在文中大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熊復要刪去這一段，責任編輯不同意。正在爭執不下的時候，譚震林自己又送來了修改稿。把這部分內容寫得更突出、更明確了。這使熊復哭笑不得。他寫了兩點處理意見：一、先派人去跟他談，說明中央給《紅旗》定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刪除有關段落；二、如譚不同意刪，就照他的意見印出送中央常委審理。

11月14日，譚震林對編輯部來做工作的人說：「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他堅持不刪。

熊復拗不過譚震林，只好給汪東興寫一封信，講明事情來龍去脈，並把稿件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理。

鄧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的本身可能就是捲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該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華國鋒也同意發表。熊復還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東興那裏去問怎麼辦，汪東興也只好同意。《紅旗》第12期上這篇文章終於發出來了。

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習仲勛、鄧穎超等元老也參與了這場討論，旗幟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

一大批對哲學沒有研究、沒有興趣的政界人物，紛紛出來對哲學問題表態，這說明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場政治鬥爭。這場鬥爭的實質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遺產，更深一層的意義是，中國繼續沿著毛澤東晚年的路線走下去，還是改弦更張。現實意義是，讓華國鋒繼續執掌最高權力，還是由鄧小平執掌最高權力。一位權威人士一語道破了這場爭論的尖銳性：「這是針對兩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華主席。

遠離權力最高層的老百姓，還沒有意識到這場政治鬥爭的重要性，但是，多數人不滿意中國的現狀。他們期待改變現狀。一些思想敏銳的人，首先掙脫精神枷鎖。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以後，召開了各種各樣的討論會，會上支持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學家積極參加了論戰。他們用自然科學史的大量事例來說明，當原有的自然科學理論和新的科學實驗發生衝突時，科學家是如何突破舊理論而創立新理論的。他們用這些事實來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於科學發展的實例言之鑿鑿，說服力強，他們的文章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給人留下印象較深的有方勵之發表的《從天文學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嚴家其發表的《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自然科學》。嚴家其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哲理小說《跨越時代的飛行——宗教、理性、實踐三個法庭訪問記》，因其文筆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廣泛傳播。

社會科學界一時非常活躍。鄧力群、馮定、童大林、于光遠等人發表了充滿新思想的見解，積極支持《光明日報》的文章。

周揚在一次理論討論會上提出了「科學無禁區」的看法，認為既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就不應當設置禁區，限制人們去討論。周揚在文化大革命前長期擔任文化部長，參與製造了很多文藝界的冤案，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擊，在這次討論中，他痛定思痛，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強音。

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從北京波及全國各地。各省、市、自治區及軍區黨政要人紛紛表態。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在遼寧出版的《理論與實踐》上發表文章《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中共黑龍江省委召開擴大會議，認真討論了真理標準問題，省委書記楊易辰號召大家解放思想。其他各省市政要接二連三地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談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新華社一一播發消息，首都報紙作為要聞爭相刊登，形成了相當規模的聲勢。

突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人們，在以後的改革深入中現了分歧：是走50年代的路，還是拋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之路？兩支隊伍涇渭分明，互不相讓。這是後話。

第五節 政治路線大轉變

「兩個凡是」業已突破，「凡是派」已經失去了理論上的王牌。要開闢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討論。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這個會開得很長，歷時36天，到12月15日才結束。

所有的記載中國改革的書，都用濃墨重彩記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對於三中全會以前的準備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花費的筆墨卻很少。實際上，一切問題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的，而三中全會只是將工作會議的成果加以確認而已。

出席這次工作會議的共有212人，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以及各大軍區負責人都參加了。按原來的計劃，這次會議本來要討論經濟問題。11月10日，華國鋒在開幕式的講話中提出三項議程：一，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稿。但是，會上還是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抓綱治國」的十一大路線。華國鋒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工作重點轉移是鄧小平9月視察東北時提出的，當時就得到了多數政治局常委的支持，華國鋒也接受了這個看法。

會議外面有西單牆，會議內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會上天天有西單牆的最新消息，成了會內會外的重要話題。西單牆的大字報和會上思想解放的議論結合起來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再也不能統一思想了。大家是同意工作重點轉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不解決，怎能實現要工作重點轉移？大家提出了各種突破當時禁區的問題。華國鋒和汪東興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權，會議很自然地轉變了方向。

以擅長經濟工作而聞名的的老資格領導人陳雲，在討論經濟工作的會上卻不談經濟工作。11月12日，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六個問題，要求中央考慮和決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還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的人，要根據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的決定重新複查。這個決定的第三條是：「凡在獄中表現堅定坐滿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辦自首手續，或填一般反共自願書，才能出獄。如他們是經組織允許填寫這類文件後出獄的，得恢復其組織。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經組織允許者經過工作中考察後，亦得恢復其組織。」

三、陶鑄同志、王鶴壽同志等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戰」以後由我們黨向國民黨要出來的一批黨員⋯⋯現在被定為叛徒或者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一個「尾巴」⋯⋯應當由中央組織部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四、彭德懷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門事件⋯⋯是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陳雲文選》（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208頁）

陳雲這裏指的康生，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陰謀家。胡耀邦曾說他比「四人幫」還壞，但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就壽終正寢。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為第三號人物。追悼會上給予極高的評價。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的秘書李鑫極力為他掩蓋罪行。在李鑫主持編寫的《四人幫罪行材料之一》中，寫進了康生臨死前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人們看了這個材料以後紛紛提出疑問：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為什麼不早提出來？為什麼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來？這個材料中的一個標題是「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和其他領導同志」。在起草十一大報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經考驗的親密戰友」周恩來、朱德的行列中，討論時大家有意見，才改了過來。李鑫的種種努力也掩蓋不住康生的纍纍罪行，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把康生判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極權政治是陰謀家的沃土，康生是這塊沃土長出的毒菌之一。

陳雲的發言得到了會議的廣泛贊同，從而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推向高潮。

井岡山時代就有相當高地位的老革命家譚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評「凡是派」：「汪東興說，毛主席是不能指責的，不能做任何違背他的思想的事；誰要是批毛主席歷史上的錯誤，誰就要冒殺頭的危險；進行這種批評就等於不尊重和褻瀆皇上和最高權威，並且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則的。如果這樣，難道毛主席比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穆罕默德還高貴，比高貴的皇帝、馬克思、列寧還神聖不可侵犯嗎？」他接著提出了為「二月逆流」（1967年2月，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等在懷仁堂批評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稱為「二月逆流」）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平反的問題。

萬里、王首道、康克清積極支持陳雲的發言，要求迅速解決這六個問題；胡耀邦發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蕭克發言要求為「二月逆流」平反。楊得志得提出要求要為武漢「7・20事件」（註：1967年7月20日，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及武漢某部官兵扣留並毆打了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後定為「反革命兵變」）徹底平反；陳丕顯提出上海「一月風暴」（註：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奪取了上海市委的權力）的問題要搞清楚；胡喬木就少宣傳個人、不搞新的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建議。大家不僅要把「文革」中顛倒了的大是大非問題顛倒過來，還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十一大」以來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清算。與會者又對很多重大決策提出了新的建議。

這些在黨內有很高聲望的老革命家，接二連三地發出一發發重炮，把「凡是派」轟得暈頭轉向，節節敗退。

這次會議的特點是一邊討論，一邊行動。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社論，使廣大群眾有一種「解凍」的氣氛。緊跟著「南京事件」（註：1976年4月，南京群眾紀念周恩來而引發的類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佈平反。吳日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宣佈平反。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進的青年人，使得西單的「民主牆」更加熱鬧。恰好在這個會議期間，中美建交談判取得突破，12月16日，華國鋒總理和卡特總統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發表了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這給全國又帶來了輕鬆的氣氛。

12月13日，鄧小平在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講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第二個問題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在這裏他談到，「當前這個時期內，特別需要強調民主⋯⋯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是不那麼敢講話。」「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採取民主手段，不能採取壓制、打擊手段。」「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他特別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這個講話真正付諸實施的還是關於經濟問題部分。他認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這就是中國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40－1533頁）。

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講話說：

關於「兩個凡是」問題，去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考慮剛剛粉碎「四人幫」，我講了「凡是毛主席決定的就必須擁護，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須制止」，現在看來，這兩句話對同志們解放思想不利，不應該講這兩句話。我的講話稿雖然政治局看過了，但我是主席，責任在我。

5月16日《光明日報》發表關於真理標準的文章，我剛訪問朝鮮歸來，沒有看。後來中央常委對我說起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來看，認為觀點是對的，常委議一下。葉副主席建議開一個理論務虛會議，大家同意。在三中全會後召開這樣的會議。

以後給中央寫報告寫「黨中央」就行了，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不要寫「英明領袖」，寫「華國鋒同志」就行了。

葉劍英在閉幕式上說：「民主作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主席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華主席提出今後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後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只用了五天時間，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所以如此順利，是因為一切問題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了，三中全會只是正式確認這些成果而已。12月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向全國發表。

這次會議從根本上扭轉了30年來佔主導地位的左傾路線。它標誌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巨幕。它宣稱要「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地改革」。

這次會議推翻了毛澤東時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錯案，批評了思想僵化，使人們感到冰雪開始消融，春天即將到來。

這次會議還給全國人民以「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諾，使在貧困線上掙扎幾十年的十億人民有了盼頭。

次會議增選陳雲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等為中央委員。華國鋒雖然仍然擔任黨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為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了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這次會議借助社會上的民主浪潮得以成功，但是，它的成功還有更深刻的歷史背景。

自1956年以後，中國人一直在探索怎麼搞社會主義，在探索過程中有失誤，也有經驗。例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在1956年的「八大」就提出來了，21年以後，才在這次會上真正實現。為什麼這個指導思想21年不能實現呢？關鍵在於對客觀形勢的估計。1956年國外出現了匈牙利事件，國內又有大批知識分子激烈地批評共產黨，於是認為主要危險是共產黨的領導受到威脅，而不是經濟落後，所以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當一個執政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它不可能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給群眾以民主。「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質就是以維護共產黨的領導為綱。20多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人環視世界，才發現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已經被遠遠拋在世界很多國家的後面。這時，有眼光的中國共產黨人才看到，危及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經濟落後。停止「人整人，人鬥人」的階級鬥爭，把經濟建設擺在中心地位，是順理成章的事。

還應該承認，過去的極左路線從反面為中國的改革開闢了道路。沒有「文革」對價值規律的踐踏，就沒有後來的商品經濟；沒有「文革」對個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沒有後來的物質利益原則；沒有「文革」對知識的輕視，就沒有後來的「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沒有十億人的過度貧困，就沒有後來對富裕的強烈追求⋯⋯這裏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說的一段話：「在這種過分的革命活動之後，必然接著到來一個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又超出了它繼續下去的那個限度。經過多次動盪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了，並且成為新的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92頁）（在這裏，「反動」一詞，是指方向相反的運動。）

第六節 「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

林彪說過：「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幾句話當然是阿諛奉承，但是，這幾句話的確是殘酷現實的寫照。幾十年來，在中國，誰敢不把毛澤東的話當最高指示？誰敢說毛澤東的話不是真理？當然，造成這種情況，既有權力的強制，又有個人崇拜。

1966年7月30日，周恩來總理找幾名清華大學學生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聽取學生對清華「文革」怎麼搞的意見。本書作者是參加者之一。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提到他在7月29日的講話中把一個詞用反了。周恩來謙虛地說：「我講的話不一定是對的，要一分為二。」不懂世事的我當即問他：「對毛主席的話要不要一分為二？」他很明確地強調：「對主席的話不能一分為二，因為他的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過的。」我們參加座談會的人對這句話印象十分深刻。周恩來這句話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轍嗎？

20多年來，中國用一個腦袋的思考代替了十億個腦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約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約束。

中國的思想禁錮了20多年，現在終於砸碎了精神枷鎖！

枷鎖一旦砸碎，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有衝跨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之勢。

這股浪潮當時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在內部，是理論務虛會議；在外部，是西單牆。

理論務虛會是由葉劍英提議召開的，也可以說是「凡是派」的挑戰引發的。在真理標準討論期間，即1978年9月，《紅旗》編輯部寫了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回擊。文章雖然也講實踐第一的觀點，但整篇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文章不反教條主義，而大批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說這種言論是「海外奇談」。

《紅旗》編輯部將它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去徵求意見。哲學所提出了六點不同的看法。《紅旗》編輯部將它和哲學所的意見一起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篇文章沒有發表。葉劍英看到後，提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

這個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間春節休息了5天）。這一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集，邀請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論宣傳工作者參加，各省市還派出了聯絡員。與此同時，許多省市也召開了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從3月到4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論工作者，中央軍委和各省市的宣傳部長也參加了會議。參加者有400多人。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還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相當數量的同志思想處於僵化或半僵化狀態，成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當前擺在理論宣傳工作者面前有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是掃清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另一個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決偉大轉變中的新問題，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新的實踐相結合。胡講話後宣佈這次會的領導小組名單：胡耀邦、胡喬木、黃鎮、朱穆之、胡績偉、于光遠、周揚、童大林、吳冷西、吳江、胡繩，共11人。會議分五個小組。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共出了264期《簡報》，刊登與會者的發言和綜合報道。但涉及高層領導人的材料沒有上《簡報》。《簡報》散布範圍很廣，傳閱者更多，在海內外影響很大。

這次理論務虛會是集中批判「兩個凡是」的大會。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性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動建主義的任務；等等。一些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在當時看來，有一些發言是驚世駭俗的。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建國快要30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裏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擋不住的。」這個組的組長周揚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上、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歷史學家黎澍批評毛澤東過早地放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不講條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聯繫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說：「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的結果？」「既然唯意志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還有什麼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經濟。」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錯了，文風也特別壞」，他分析了《九評》對國內政策路線的惡劣影響。（註：《九評》20世紀60年代發表的九篇批判修正主義權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專門組織人撰寫的，每一篇都由中央討論通過的）。發言最尖銳的還有鮑彤、阮銘、李洪林等人。他們發言之大膽，可謂震聾發聵。

理論務虛會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清算。它已經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領袖毛澤東的形象。它將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衝開了一個大缺口。

但是，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接受的。我記得我們聽這個會的傳達時，兩位年長的記者憤慨地站起來說：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們所做的一切嗎？我們都錯了嗎？北京街頭出現了《必須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義》的小字報，說「務虛會是胡鬧」、「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連毛主席都可以議論了，難道還有什麼禁忌嗎？」

和理論務虛會提出相類似問題，並且有更大衝擊力的的是「西單牆」，兩者的時間也大體相同。「西單牆」又稱「民主牆」。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衝擊波，「西單牆」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衝擊波。兩者構成了中國70年代末期的一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

西單牆，是從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一段臨街牆，高約兩三米，牆內有一座燈光球場、還有電車停車站等公共設施。那時沒有民航大樓、圖書大廈和文化廣場等建築，路邊沒有攤販。這裏是北京的鬧市中心，距天安門廣場也不很遠，是向公眾發表意見的理想場所。

自1978年11月以來，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也不知道由誰開始，這裏貼出了大字報、小字報。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大字報是針對汪東興的，其內容是控訴《中國青年》雜誌被禁止發行，因為這一期刊登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文章。後來越貼越多，幾百米的牆全被貼滿，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到這裏來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常常是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唸，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人流不息。一時這裏成了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外國記者豐富的新聞來源。後來，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處也貼滿了大字報。北京的示範效應，使得各省市也有類似的場所。

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

西單牆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地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人們還廣泛地傾訴社會冤案無處申訴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張大字報是一首長詩，題為《包青天，你在哪裏？》。其悲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氣勢，打動了不少行人，抄錄的人很多。還有不少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

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個現代化」中又加了一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即現代民主制度。他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

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有一張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支持「四人幫」解除鄧小平的職務。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

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王府井大街有一張大字報說汪東興是「何是非」——何是非是當時轟動性的話劇《於無聲處》中的一個角色，一個出賣靈魂的老幹部。該話劇是首個批評文化大革命的文藝作品之一。

總之，西單牆的大字報都是相當尖銳的政治內容，對國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評，但也有維護毛澤東的大字報。在維護毛澤東的大字報旁邊，有很多批語，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總的來說反對的批示要多一些。從發展趨勢來看，要民主、反專制、否定建國以來的各項工作的勢頭越來越猛。

西單牆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人民民主牆」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12月28日晚7時，本書作者到西單牆看大字報，正好又開討論會。有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聽眾約有5000人左右。演講者認為，光爭民主、爭自由還不夠，最根本的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聽的人越來越多，致使西單交通堵塞。有人提議把會議轉移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面去。於是，數千人排著縱隊向天安門進發，一邊走一邊喊著「要民主，不要專制！」「中國人民不是阿斗！」「讓思想衝破牢籠！」等口號。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隊列十分整齊。

記者的職業習慣使我也跟著隊伍走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紀念碑下，參加討論的和圍觀的已達數萬人之眾。站在紀念碑的台階上演講的人一個接一個，演講的內容和西單牆大字報差不多，措辭激烈，富於煽動性。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牆的。11月26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7日）當時各單位都傳達了鄧小平這個談話，並組織學習。葉劍英12月13日的一次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

12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的鬥爭中，鄧小平需要借助群眾和輿論的力量。

西單牆繼續發展。由集會又發展為出版各種民間報紙和刊物，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牆》、《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廣州有《人民之聲》、《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覺悟》、《渤海之聲》等。在這些刊物中，走得最遠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國人權》。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稱，無產階級專政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一些的膏藥」。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等等。

在這期間，全國各地來北京告狀的人（文革後期到北京告狀的人很多）也組織起來，舉行「反飢餓、反迫害、要人權、要民主」的示威遊行。

民主牆雖然和理論務虛會討論的問題有相通之處，但兩者是有根本差別的。理論務虛會希望維護和改善黨的領導，民主牆卻有叛逆性，它威脅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牆的叛逆性一面，指摘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放出了「魔鬼」。民主牆和理論務虛會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必然的巧合，沒有自覺的、組織上的的聯繫。但「凡是派」卻說兩者「互相串通」「內外呼應」，黨內民主力量也怕群眾民主運動發展下去會搞亂局面。2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群眾騷亂的材料印發給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上面批有「請同志們想想這個問題」。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2月中旬結束。第二階段開會前領導小組開了一個會，胡耀邦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第一階段結束後就開始起草鄧小平的報告，起草小組共五人，由胡喬木主持。這個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3月30日，鄧小平作了報告，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民主牆」也被取締。

中國改革過程中有這麼一種現象：保守力量的禁錮越嚴重，衝擊禁錮的力量就會加速積累，一定的條件下就會出現衝擊；對禁錮衝擊力越大，就會引來保守力量更為嚴重的禁錮。但總的趨勢是，禁錮的力量正在逐步衰減。中國的改革就是在禁錮力量的逐步衰減中前進的。

第七節 「四項基本原則」

儘管鄧小平一再講要解放思想，一再講要有民主，但是，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胡喬木

理論務虛會上的過激言詞，西單牆引發的群眾請願，上海知青的抗議活動，使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少人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更多的人害怕這樣下去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影響社會安定。因此，有一些人士認為，不能讓這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事過7年以後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時，在天津當市長的李瑞環說：「我當時就向胡耀邦建議砍掉西單牆，他還猶豫不定。」鄧小平當時一定也聽到不少類似李瑞環的這種建議。他可能也感到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他降低了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調子，改變了支持西單牆的態度。1979年3月30日，在理論務虛會臨近結束的時候，他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他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50－151頁）

⋯⋯

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覆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有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每個共產黨員，更不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中央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小題大作？不是的。情況的發展使黨不能不提出這些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現象。有些壞分子不但不接受黨和政府的負責人的引導、勸告、解釋，並且提出種種在目前不可能實現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動、誘騙一部分群眾衝擊黨政機關，佔領辦公室，實行靜座絕食，阻斷交通，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

不但如此，他們還聳人聽聞地提出什麼「反飢餓」、「要人權」等口號，在這些口號下煽動一些人示威，蓄謀讓外國人把他們的言論行動拿到世界上去廣為宣傳。有個所謂「中國人權小組」居然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這種公然要求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是我們能夠允許的嗎？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

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

⋯⋯很明顯，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工作重點的轉移。我們如果對這些嚴重現象熟視無睹，那我們的各級黨政機關都只有被他們困擾得無法進行工作，還有什麼可能考慮四個現代化呢？

（同上，第二卷第159－160頁）

為了剎住西單牆引起的這股浪潮，3月29日，政府逮捕了魏京生，4月4日，又逮捕了任畹町。同時還逮捕了帶領上訪人員鬧事的傅月華（傅月華是一位受害女工，她為自己的合法權利上訪，後被判刑，當時採訪這個案件的一位記者說，傅月華案是一件冤案）。各地也相繼逮捕了一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院審理了《探索》主編魏京生案件。公訴人稱，魏京生除了主辦自發刊物進行反革命煽動以外，還在1979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越進行自衛反擊戰開始後第四天向外國人提供了我國參戰指揮員的姓名、出兵數目、戰鬥進程和傷亡人數等軍事情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3年。

魏京生因提出「第五個現代化」被逮捕，公審後被判刑15年

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經有不同意見。他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績偉：《胡耀邦和人民日報——為胡耀邦逝世10周年而作》，未刊稿）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又發出通告，對在北京市張貼大字報作出暫行規定。通告中說：為了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維護社會秩序，便於處理大字報提出的建議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報進行違法活動，規定自12月8日起實行對大字報的管理規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的大字報（包括小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內大字報張貼處，並在附近登記處填報真實姓名、化名、住址和單位，禁止在西單牆和其他地方張貼。

在這期間，在群眾中出現了一些議論，認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給予人民的權利，為什麼對寫大字報的人採取如此壓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憲法束縛了最高執政者的手腳，他們就要修改憲法。

1980年2月23日－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四大」。同年8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30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四項基本原則」在政治制度上對毛澤東全盤繼承。因此，要確立四頂基本原則，又要在經濟制度上進行改革，對毛澤東的功過必須有一個全黨同意的結論。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乾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問題的時候，鄧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

從1979年11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整個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十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後來又交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徵求意見，經過七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前後歷時19個月。這麼多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取得共識的過程，所以，對毛澤東的總結，不可能是歷史的最終總結，只能是當代領導幹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見。

為什麼鄧小平花這麼大的精力來評價毛澤東？因為中國要前進，繞不過毛澤東這座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些人還要全盤繼承毛澤東的一切（雖然批評了「兩個凡是」，但持這種看法的人還有不少），另一些人要全面否定毛澤東。對毛澤東搞「兩個凡是」會阻礙中國前進的路；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會進一步否定中國共產黨，就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如果不作一個權威性的結論，在黨內外就可能造成曠日持久的爭論。

在起草這個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有人提出廢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提出這個問題是有理由的。「毛澤東思想」是40年代提出來的。當時提出毛澤東思想，一是針對共產國際，其意思是，中國不必圍繞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中國有自己的方針路線，走獨立自主的路；二是受了當時蘇聯個人崇拜的影響，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後來考慮到，突然提出廢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可能會造成較大的社會震動。後來決定不廢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而是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加以解釋：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區別開來，前者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把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毛澤東晚年的作為也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顯然，這是一種高超的政治藝術。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長達38000字。這個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後。晚年的毛澤東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但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從「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等六個方面重新作了闡述。當然，這些闡述是根據新的需要而精心選擇的。例如，「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沒有提「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而強調了《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內容。對上述六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以後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中國不能像蘇聯否定斯大林那樣否定毛澤東。這不僅是毛澤東同一代的革命領導人還健在（鄧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不僅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確有一些合理成分，不僅是否定了毛澤東後造成的理論真空一時難以填補，而是鄧小平還需要毛澤東「這把刀子」——「這把刀子」是中國共產黨的「鎮國之寶」。

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動搖，《決議》對1957年的「反右鬥爭」持肯定的態度：「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當然，《決議》也承認反右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決議》強調了「人民民主專政」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是「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這為今後向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進行反擊，留下了理論空間。

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晚年，肯定了毛澤東的一生；否定了毛澤東的經濟遺產，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制度遺產。這是當時各種社會合力作用的結果。對毛澤東遺產這樣的繼承，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繼續單兵突進。毛澤東留下的兩大問題：政治上缺乏民主，經濟上過度貧困。鄧小平努力解決後者，卻繞過了前者。

第八節 大平反 大改組

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後，鄧小平立即進行組織人事上的大突破，著手建立實施這一路線的幹部隊伍。

胡耀邦出任組織部長

1977年12月10日，持「凡是派」觀點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被撤職，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職務。這是「鄧胡趙體制」形成的關鍵一步。

胡耀邦，1915年11月生於湖南瀏陽，1929年參加革命，193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他隨中央紅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在攻打婁山關時負傷，彈片一直留在他身上。1937年5月，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當時鄧小平到抗大講課，所以說他們之間有師生關係。

鄧小平對胡耀邦真正了解應當是1949年。這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為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團入川作戰之後不久，便正式編入劉伯承與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地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他領導川北人民進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這時鄧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們之間有了較多的接觸和了解。

1952年8月，鄧小平從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同年，胡耀邦也從四川調到北京，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取代了馮文彬。胡耀邦調動是鄧小平的提議。在50年代，鄧、胡有比較密切的聯繫，對很多問題看法一致。

1962年，胡耀邦帶職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1964年秋冬，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這一年，全國各高等院校都在學生中開展政治思想教育運動，而胡耀邦在一次關於「又紅又專」的講話中，卻大講青年學生要學好業務知識。當時我在清華大學學習，清華大學沒有傳達他的講話，卻從其他渠道傳了過來，大家覺得胡耀邦講話很大膽，很實際。一些同學私下傳抄這個講話。

1974年，鄧小平復職。1975年，胡耀邦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領導。這時，鄧小平正在抓整頓，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也大刀闊斧地開展整頓，努力恢復科研秩序。他領導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這個匯報提綱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科技戰線的實際情況，說出了知識分子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當作「大毒草」進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去探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語言風格對葉選寧說：「請幫我捎三句話給葉帥和華主席，一句話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產狠抓，人心樂開花。」

由於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突出貢獻，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第一書記為陳雲）。

在同「凡是派」的鬥爭中，在思想戰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就需要幹部路線來保證。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郭玉峰，他在組織上還是堅持「凡是派」的指導思想。胡耀邦發表了一篇為被「四人幫」迫害的幹部恢復名譽的文章，郭玉峰說：「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組織部的一些幹部貼大字報，對郭玉峰的消極行為進行批評，郭玉峰對寫大字報的人施加壓力。一些老幹部把大字報的底稿送給《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字報裏的一些內容。

1977年12月10日，郭玉峰被撤職。胡耀邦從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任上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中央黨校時，他組織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組織部長的任上，他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

胡耀邦在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申訴信。他每天親自處理副局級、地委書記以上的幹部的申訴信33封，通過其他渠道轉來的申訴信他也一一過目。他親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難案例座談會，力排眾議，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些幹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成為執行鄧小平改革路線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並不完全靠鄧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是華國鋒的主張，華國鋒兼任校長，實際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

天翻地覆大平反

文化大革命和過去歷次政治運動，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1972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門的一個調查材料。這個材料介紹，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種罪名開除公職遣反回農村老家的有38000多人。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後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譽、住房、子女等一系列問題沒有解決。全市重大冤假錯案371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944人。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幫」後還沒有徹底平反。只有491名職工的天津汽油機廠，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100多名。文革後期對這些職工雖然落實了政策，但還有一大堆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中國的冤假錯案不僅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傾」等歷次政治運動，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計其數。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組部第一次講話中就說「積案如山」。

平反冤假錯案從胡耀邦擔任組織部長以前就開始了。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有4600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官復原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以後加快了這項工作的進展。他在1978年9月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我在這裏列舉一下從1978到1980兩年間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決心和聲勢：

1978年8月12日、16日和19日，上海市分別為金仲華、周信芳、鄭君里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為他們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金仲華是原上海市副市長，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劇藝術家，鄭君里是著名電影藝術家。他們都在文革中被加上種種罪名，迫害致死。

1978年9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和昆明部隊黨委召開250萬人的全省廣播大會，為「滇西挺進縱隊」和「雲南特務組計劃」兩個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為受迫害的軍內外幹部、職工恢復名譽。在這次大會之前，省委對「滇東北游擊隊」、「中上層幹部聯絡站」和「摧資兵團」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開平反。

1978年9月11日，山西省為話劇《三上桃峰》事件平反。這個劇本在文革中被定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1978年9月29日，寧夏召開大會，為在1970年判處為現行反革命集團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5日，遼寧省推翻「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大假案，90名黨政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舉行常委擴大會上宣佈：1976年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為此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從16日到20日，浙江、江蘇、河南省委也開會決定，為1976年清明節在南京、杭州、鄭州參加同樣活動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8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全國各地黨委給最後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所謂「一月革命」，是指從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上海進行的全面奪權，並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動。在「一月革命」中被公開點名批判的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衛隊等群眾組織和幹部、群眾，以及一切假案、錯案、冤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六單位《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一大批過去按「歷史反革命」對待的起義、投誠人士重見天日。

1979年1月22日到24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京召開大型座談會，重申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統戰部長烏蘭夫指出，「四人幫」在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中製造的假案必須平反，錯案必須糾正，冤案必須昭雪。從此，一大批民族資產階級人士和他們的子女得到解放。

1979年1月28日，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委會評審，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為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後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這一決定，又使幾十年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數以千萬計的人們重見天日。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文革中在秦城監獄六號囚室關押多年。

1979年2月22日，為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召開追悼會。翦伯贊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1968年2月18日被迫自殺。在追悼會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給他以很高的評價。

1979年2月28日，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頭上的「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這些都是毛澤東對文化部的批評）幾頂帽子，推翻了「文藝黑線」的說法。文化部的主要負責人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也徹底平反。

1979年3月2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作出《關於為「總政閻王殿」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總政閻王殿」這一冤案使得總政治部幾十名副部長以上的幹部長期關押受審，有的甚至被被迫害致死，90%以上的總政幹部被趕出總政機關。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蕭勁光同志問題的複查報告》。蕭勁光將軍曾任海軍司令，文革中受迫害，這次徹底平反。

1979年3月9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全區各族人民宣佈，林彪、「四人幫」以及康生製造的內蒙三大冤案——「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內人黨」經黨中央批准，已徹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少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滅」是指撲滅民族解放運動，兩者構成了外事戰線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這一平反，為日後的對外開放掃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礙。

1979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全國統戰系統大會，烏蘭夫部長在會上宣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全國統戰系統摘掉「執行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帽子。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建議中央撤銷兩個文件的報告》。這就推翻了對教育戰線和知識分子的「兩個估計」：「前十七年」的教育黑線為主，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是資產階級的。

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批准南京部隊黨委為優秀教練員郭興福平反的決定。在羅瑞卿任總參謀長、大抓軍事訓練時，郭興福成為全軍的標兵，在文革中慘遭迫害。

1979年4月3日，總政治部決定，為「譚政反黨宗派集團」徹底平反。譚政將軍原是總政治部負責人，被林彪等打成「譚政反黨宗派集團」。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肅省委為「以黃羅斌為首的地主資產階級篡奪白銀公司領導權」錯案徹底平反。這是60年代中期「四清」時的錯案。

1979年4月15日，《解放軍報》報道，中央作出決定，為「楊、余、傅事件」公開平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將軍，在1968年被打成反黨集團，一大批人受到株連。

1979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黨案件徹底平反昭雪。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陸定一同志問題的複查報告》。《報告》指出，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的審查報告認為陸定一同志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有「內奸嫌疑」，是錯誤的，應給以推翻。文革前陸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文革中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一號囚室多年。

1979年7月13日，新華社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年多來為過去受迫害的800多名科研人員和黨政幹部恢復名譽。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改正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中，因反映實際情況或在黨內提出不同意見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一律給予平反。

1979年8月2日，新華社報道：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平反。文革前，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日含（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三人以「三家村」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發表雜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黨集團。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劉志丹》是描述陝北革命鬥爭的小說。毛澤東說「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就是指這部小說。這部小說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幹部受到迫害。

1979年8月18日，為「二流堂」問題平反，對「二流堂」問題所牽連到的同志徹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聯繫黨外人士的一個場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其矛頭實際上是指向周恩來的。

1979年8月25日，為老一輩共產黨員張聞天舉行隆重追悼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張聞天在長征時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建國後從事外交工作。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979年8月27日，為徐冰、張經武、吳溉之、鄒大鵬、伍雲甫舉行隆重追悼會。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於1967年到1972年先後逝世。

1979年9月6日，為鄧拓舉行追悼會。鄧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於1966年5月18日被迫自殺。

1979年9月10日，雲南省委宣佈，經黨中央批准，對「四人幫」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製造的所謂「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1979年9月14日，為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平反、恢復名譽。同一天，為前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日含舉行隆重追悼會。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被迫自殺。

1979年9月18日，為前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舉行追悼會。章漢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於1972年1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複查結論和報告》，批准為1958年全國總工會整風會議錯案平反，為賴若愚、董昕等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9年10月9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國家科委召開大會，為《科研十四條》、「廣州會議」等重大冤假錯案徹底平反。「廣州會議」是1962年召開的一次討論科研問題的會議，陳毅元帥曾在這個會上作過重要講話。《科研十四條》和「廣州會議」在文革中被指摘為「資產階級的科研路線」，不少人受到打擊。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子問題的請示》。《請示》指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期間以及以後幾年內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不論是按照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對確實劃錯了的，也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對於去台人員在大陸親屬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對去台人員在大陸的親屬，應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一視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視；大陸和台灣親友間的正常通信、通電，任何人不得干涉。這又使一大批長期因親屬去台而受牽連的人得到解放。

1979年11月17日，為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馮雪峰舉行追悼會。馮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76年1月31日逝世。

1979年12月29日，為馬明方和王維舟舉行追悼會，為他們平反昭雪。馬原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王為中央晉察委員會常委。因受迫害，馬於1974年、王於1970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舉的僅是我當時從報紙上記錄下來的一部分。這還是在全國有影響的冤案的一部分。在這期間，各省都在不斷地對當地的冤案進行平反昭雪。從1978年四季度和1979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報紙、電台，朋友見面，平反昭雪都是離不開的話題。恐怕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大規模、這麼集中地「平冤獄」的情況。這種聲勢，這種氣氛，像春天解凍一樣，把建國以來所積累起來的冰雪化為春水。

不過，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來有地位、有名氣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訪了。所以，同報紙、電台上聲勢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並行的是聲勢浩大的上訪群眾的潮流。當時我所在的新華社天津分社，要求記者幫助平反昭雪的群眾絡繹不絕。兩三位記者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他們接待來訪者，並敦促所在單位盡快落實政策，還真正解決了不少問題。沒有專門分工從事這項工作的記者，也有人找上家門，請求幫助。當時我家裏這樣的客人著實不少。有一位名叫許大純的老先生，是民國初年總統徐世昌的女婿，後任中央銀行人事局長等要職。1950年投誠到北京，不久被誣陷，先判無期徒刑，後改15年有期徒刑。幸虧30年代一位軍界的朋友給他一個「少將參議」的虛銜，70年代全國對少將以上的戰犯大赦時，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獄後沒有工作，沒有住房，子女受牽連的問題沒有解決。他找到我，我寫了一個材料，經新華社渠道送上去以後，當時的統戰部長烏蘭夫很快批示，給他安排「文史研究員」的職務，其他的困難也得到解決。

許大純先生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難無法解決，上訪的人們就產生了過激的行動：遊行、抗議、集會。這成為政府十分憂慮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強制來對付上訪人員的過激行為。北京的傅月華事件就是一例。

到1980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繼續進行。1月份，中共中央發通知為譚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又作出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3月20日，又為老革命家李立三舉行追悼會，同時為李立三、賈拓夫平反昭雪。

影響最大的、也是比較麻煩的是1957年60多萬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問題。1978年，中共中央一個文件指出：「對於右派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只是對於其中個別確實搞錯了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後來下面反映十分強烈，呼聲越來越高。到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才發出《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決定給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還是強調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並沒有否定這次運動，其實，在60多萬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希翎等幾個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1982年底，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上結束。據統計，這次平反的歷次（從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審查而被冤屈的人達300多萬人，還有一大批沒有立案而受害者這次也得到了解脫。

在中國歷史上，從混濁政治到清明政治轉換，一般都從平冤案開始。這次如此大規模的平冤，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人們都在期待著。

全面改組幹部隊伍

大規模的平反運動其影響不僅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產生的強大的政治衝擊波，對人們的固有觀念、對過去政治運動確定的是非標準，帶來根本性的震撼。當然，這一衝擊波首先衝垮了對平反起阻礙作用的勢力。

天津市薊縣邦均公社原黨委書記劉寶金十幾年來受到嚴重迫害。身為薊縣縣委書記的馬樹魁拒不執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將劉寶金關押118天。《人民日報》記者顧雷和新華社記者史博進行了調查，向上級反映了這一情況。1980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關於馬樹魁拒不執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決定》，令馬樹魁停職檢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從馬樹魁的錯誤看「頂著不辦」》。顯然，根據毛澤東時代的是非標準，「頂著不辦」的案件是有道理的。所以，「頂著不辦」的幹部大多是「凡是派」。

對冤案的平反，一方面為鄧小平準備了一大批幹部，另一方面又給「凡是派」以重大的衝擊。「凡是派」幹部紛紛落馬，在過去路線下深受其害的幹部紛紛上台。這時，中國共產黨的成份也迅速發生變化：在過去那些年代不能入黨的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讓入黨的幹部）大批進入黨內，黨內知識分子比重加大，工農分子比重相應減少。

緊接著平反冤假錯案的是幹部隊伍大改組。

首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大」上產生的201名中央委員，到1982年9月的「十二大」產生的中央委員中，再次當選的只有90多名，沒有進入新中委的100多人當中，除了幾名逝世者和40多名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人以外，其餘都是政治上難以適應。如馬輝、王國藩、劉子厚、劉建勛、紀登奎、李水清、汪東興、郭玉峰、曹軼歐、解學恭等。在「十二大」產生的210名中央委員當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時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採取抵制態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運動中有功績的。

在1979年前後，各省領導班子也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陝西、雲南、西藏、甘肅、寧夏、新疆的第一書記都是在1977年到1980年換的新人。上海在1976年10月就全部大換班。文革中就任省委書記的只有趙紫陽（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東）繼續留任。他們三人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擔任省委書記的。省委書記撤換以後，省裏的其他領導人隨之大部分更換。

在省以下的單位，幹部也是大規模地換班。換班的情況是各種各樣的，從我親自經歷的天津情況可見一斑。

天津市原來的市委書記解學恭對江青是百依百順的。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樣。粉碎「四人幫」以後，解學恭等人千方百計地保自己，對下面搞大規模的「清查」，整群眾，對市一級領導卻緊緊地「捂蓋子」，不讓揭發。1976年12月23日凌晨一點鐘，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天津市委，華主席批准解學恭同志去北京。27日下午6點，華國鋒接見解學恭，汪東興也在座。解向他們匯報了天津運動的情況，包括王曼恬的情況。（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和毛澤東有點親戚關係。文革期間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同時在中央文化部任要職，很受江青信任）。華國鋒對解談了四個問題：

一、關於王曼恬問題。華說，王曼恬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要接受群眾的揭發批判，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王曼恬同志應當起來徹底揭發「四人幫」，特別是揭發江青，認識自己的錯誤，接受教訓，這樣就可以得到群眾的諒解。同群眾對立是不好的。市委還是要幫助她認識錯誤，劃清界線。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看二幫。批評是幫助，批判也是幫助。現在對她不宜採取組織措施。

二、關於小靳莊。江青很壞，到小靳莊放了很多毒。要徹底揭，堅決批。小靳莊的人民是沒有錯誤的。江青到小靳莊和到大寨的態度不一樣。到大寨是壓，到小靳莊是捧，說到小靳莊是「到家了」。大寨頂了江青，小靳莊沒有頂。應當理直氣壯地起來揭發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強對運動的領導。要深入揭、批，特別要在批判上下工夫，提高批判質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講呂后、講「女的是最大的生產力」、「將來還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去批，這樣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穩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鬧地震，困難不會少。穩定，人心安定，這既是人民的願望，也是整個形勢的需要。狠揭狠批「四人幫」帶動各項工作的發展，形勢就會更好更穩定。

華國鋒是不想撤換解學恭的。解學恭吃了「定心丸」，回來傳達時一連串說了四個「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溫暖，非常重要，非常及時。」他把天津問題的責任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為「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1977年1月4日下午6時20分，王曼恬到辦公室。她對司機和警衛員說：「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這兒睡。你們休息吧！」當晚，她服用大量的「蘇克敏」（安眠藥）自殺。桌子上留下一個紙條：「市委已全體通過我的政治生命的結束。『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學恭終究沒有保住自己。1978年6月，在鄧小平復職一年以後，中共中央從上海調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學恭。天津市委被改組。改組天津市委是由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等出面的，胡耀邦也參加了。6月8日下午，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宮召開大會，傳達中共中央改組天津市委的決定，揭露解學恭「捂蓋子」，說文革中天津重大冤假錯案371起，逼供信致死944人。作為記者，我也參加了這個會，感到氣氛熱烈而輕鬆。不久，解學恭被開除黨籍。

「鄧胡趙體制」形成

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巨大變化，各級領導班子的大改組，為鄧小平造就了扎實的組織人事基礎。這時鄧小平就有條件構建中央的人事體制。

這時，華國鋒還是黨、政第一把手。現在是該請華國鋒讓出最高位置的時候了。對這件事的處理也是逐步進行的。

華國鋒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最高職務。他的這些職務是逐步解除的，開始時是以「加強集體領導」這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請他讓出權力。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央領導機構作了一個重要改變：恢復「八大」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機構。胡耀邦被選為書記處總書記。這是文革前鄧小平曾經擔任過的職務。同時，胡耀邦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常委的還有另一顆政治明星——趙紫陽。這一舉措，一方面讓胡耀邦從華國鋒那裏分到了黨中央的控制權，也為趙紫陽取代華國鋒的總理職務作了準備。

在這裏需要向讀者介紹一下趙紫陽的情況。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趙紫陽還是河南省滑縣一個農家的兩歲嬰兒。但是，他有機會很早就接觸了革命，13歲時就在家鄉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又到開封、武昌求學。1938年，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19歲的趙紫陽擔任中共滑縣縣委書記。

胡耀邦（右）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成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進入政治局常委行列

1939年，趙紫陽在山東省大名縣（後劃歸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幹部工作會議。這個會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召開的。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決定他終生命運的人物——鄧小平。1945年晚春，趙紫陽在土地幹部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全面闡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鄧小平肯定了這個報告，並決定將這一經驗在大區範圍內推廣。當時鄧小平是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這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第一次交往。1947年趙曾在以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區黨委任副書記。

建國初期，趙紫陽任南陽地委書記。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這小小的一步經過了十年的歷程。1951年4月，趙紫陽奉調到廣東工作，開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1965年，經過15年的奮鬥，趙紫陽從中共華南局俱樂部秘書長（不久改稱為辦公廳秘書長），一步一步地升任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期間，他開始是葉劍英的部下，後來是陶鑄的部下。陶鑄原來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專任中南局書記。

文革初期，廣東省委像其他各地一樣，也受到衝擊。但由於陶鑄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廣東省委還堅持工作。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成為中國的第三號「走資派」，趙紫陽就受到更多的批判。1967年5月5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由廣州市警備區司令部對趙紫陽等人實行「監護」，以免受到紅衛兵的揪鬥。但趙紫陽還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後改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

1971年4月，趙紫陽被解除監護，調到內蒙擔任黨委書記。當時內蒙第一書記是尤太忠，趙紫陽是第五把手，分管農牧生產。第二年3月又奉調回廣東，任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在這期間，趙紫陽很謹慎，講話時注意照顧到方方面面。

1973年鄧小平復出以後給趙紫陽帶來了機會。這一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趙紫陽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1974年4月，中央任命趙紫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這時廣州軍區司令員是許世友將軍。趙紫陽、許世友在揭發批判林彪集團方面態度很堅決。揭發批判的重點是黃永勝。黃是林彪死黨，長期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在廣東很有勢力。

在經濟方面，特別是農業方面，趙紫陽也緊抓不放。1974年，廣東的糧食產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夏糧徵購入庫量比1973年增長了28%。

1975年10月，鄧小平在徵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意後，調趙紫陽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成都軍區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後，趙紫陽迅速移交工作，不帶家眷，隻身赴任。他剛到成都，鄧小平就第三次失勢，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如果晚半個月，他也許不能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的黨政一把手了。

在1975年去四川赴任前，鄧小平在北京和趙紫陽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鄧小平對趙紫陽說：「去四川後，要放開手大膽幹。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同期，鄧小平還同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賈啟允進行了同樣內容的談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賈啟允把這句話揭發出來了，「還鄉團」就成了鄧小平的一條罪狀。「還鄉團」這個詞出自土地革命時期。農民起來造反，地主逃離了家園，農民分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地主組織「還鄉團」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還鄉團」在文革時的含義是：「走資派」復職以後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報復。「四人幫」找趙紫陽了解這次談話的內容，趙紫陽掩蓋過去了。患難見真情，相比之下，鄧小平覺得趙紫陽這個人值得信賴。1996年，本書作者同趙紫陽談起這段往事時，趙淡淡地說：「小平跟我是口頭講話，怎麼能拿到政治鬥爭中去呢？」

趙紫陽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針對多年左的政策對農業的破壞，對農業採取休養生息的方針，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取得了顯著成績。糧食產量提高了，農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據報載，1977年和1978年兩年糧食共增產100億斤，副業收入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1978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71.9元，比1976年增加了18.3元，人均口糧達493斤，比1976年多124斤。但是，在政治上他還是很小心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都跟著潮流過來了。例如，1976年天安門事件鄧小平下台時，四川省委和其他省一樣，向中央發電報，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

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的政治態度開始鮮明起來。1977年7月21日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第三天，成都就召開了30萬人的大會，慶祝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在全國各省中是唯一的。趙紫陽在這個會上作報告說：「鄧小平同志是我黨久經考驗的老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毛主席對鄧小平同志早就有過明確的、全面的評價。『四人幫』瘋狂打擊和誣陷鄧小平同志，是他們篡黨奪權罪惡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恢復鄧小平同志的職務，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決策，體現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願，體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標誌著我們黨更加團結和鞏固，更加興旺發達。我們堅決擁護十屆三中全會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1977年7月24日《四川日報》）

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趙紫陽被選為中共中央政局候補委員。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這次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從組織上向「凡是派」發動了全面進攻，在人事上有幾項重大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機構。並選出胡耀邦為總書記，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姚依林等11人為書記。

趙紫陽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

此時，華國鋒在政治上完全喪失了主動地位。1980年8月18日到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內容是討論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實際上是指華國鋒兼任的職務太多了，要加強集體領導。會議向全國人大建議，華國鋒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接替這一職務。當然，表面上還是華國鋒主動提出辭職。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了華國鋒的辭職，趙紫陽正式就任總理。

1980年11月10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連續召開了九次會議。這些會議是對華國鋒的全面清算。短暫的華國鋒過渡時代從此結束。會議指出，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是有功勞的，應該肯定；但對此功績要作分析，不應把功勞只歸個人。會議認為，華國鋒的錯誤包括：提出「兩個凡是」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在十一大前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歷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明顯地違反黨內大多數人的願望；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對1977、1978兩年的經濟工作的冒進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負有重要責任。華國鋒同志在過去四年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所必備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

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現職務是不適宜的。會議經過討論，一致決議：向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職務；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以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鄧小平雖然在黨和行政上沒有擔任黨和國家最高職務，但他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如本書前面所說的，在中國，這個職務是權力之柄。再加上鄧小平的資歷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確認了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建議。華國鋒降為黨中央副主席，這時，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華國鋒下台無疑是改革派的重大勝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公佈這一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公共汽車站，一位等汽車的婦女說：「他是一個老實人。」

國外稱之為「鄧胡趙體制」終於形成。鄧胡趙體制的形成標誌著中國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對中國改革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事。人們說，改革者沒有好下場。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可以找到很多慘痛的例證。不過，這些慘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沒有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情況下發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權力，情況就不一樣了。

鄧胡趙體制，是這樣的一種體制：胡耀邦和趙紫陽身處第一線，一個出任黨中央領導，一個出任國務院領導。在他們後面，由老一代革命家掌握著重大事情的最終決定權。第一線的胡、趙只不過是負具體執行之責而已。這老一代革命家以鄧小平為核心，以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鄧穎超、薄一波、宋任窮、王震等人為主體。人們用漢代的「八老安劉」來戲稱這種情況。然而，這「八老」對改革的目標並不一致，陳雲和鄧小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談不攏」。其實，當時鄧小平名正言順地出任黨、政、軍一把手比較合適，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牢牢地掌握著三軍指揮權。他實際控制了國家的權力，卻沒有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這成為鄧小平時代的一個奇特的權力結構。當時他已經77歲，怕出現毛澤東、斯大林那樣晚年的接班人危機。把胡趙推到第一線，有利於他身後的權力交接。但是，這種領導體制，有名義權力的人沒有實際權力，有實際權力的人沒有名義權力，而且第一線和第二線難免發生矛盾。一旦第一線和第二線發生矛盾，勢必是有實權的第二線壓倒沒有實權的第一線。再加上第二線的鄧小平和陳雲「談不攏」，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就更難了。所以，「鄧胡趙體制」是一種不能長期穩定的體制。

然而，不管第一線的領導人是否穩定，在鄧小平這個重量級的政治強人把握下的領導集體，終於演出了中國20世紀最後20年十分壯觀的歷史活劇。

第二章 選路——中國向何處去

如本書導言所述，毛澤東逝世後，中國人有四種可能的選擇：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全面繼承毛澤東的路線；政治體制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狀態，經濟上回到50年代；政治體制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狀態，經濟上走市場化道路；政治和經濟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由於粉碎了「四人幫」，批倒了「兩個凡是」，第一種選擇已不可能。第四種選擇，即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徹底改革政治力量微弱，處於邊緣狀態，不能成為左右形勢的力量。所以，政治鬥爭只能在第二種選擇和第三種選擇之間發生。即在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之間發生。而這兩個陣線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鬥爭的中心內容是回到50年代，還是實行市場化改革。也就是說，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不過，主張搞計劃經濟也不完全是50年代的模式，而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即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採取一點市場調節手段。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是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確的。

第一節 從《陳雲文稿》到「黨校事件」

陳雲陣線先下手為強，搶在《鄧小平文選》1983年7月出版之前，於1980年11月，就出版了《陳雲同志文稿選編》，在黨內發行。當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在推廣之中，城市經濟還處在「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之中，城市經濟改革的大幕還沒有拉開。

按照通常慣例，中央領導人的文選一概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持編輯。但《陳雲同志文稿選編》卻由鄧力群主持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編輯。急用先學，針對當時選擇改革方向的需要，《陳雲同志文稿選編》收集了陳雲從1956年9月到1962年的文章和講話，共23篇。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又遭到嚴重挫折。陳雲根據當時變化了的情況和出現的新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的經濟觀點，提出了許多切實的主張，包括必須改進當時中國經濟體制的建議。這些建議，不是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允許搞一些市場調節；在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條件下，允許搞一些小自由。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來源。鄧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觀點和主張不僅在那時是正確和可行的，而且現在看來也還是正確和可行的。」這就是說，陳雲這段時間的論述，對於即將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成為指導思想。1981年1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在《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的基礎上，開始編輯《陳雲文稿選篇（1949－1956）》，增補了篇目，擴大了發行範圍。

陳雲在校閱由鄧力群主持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編輯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

按照慣例，中央領導人的文集出版，報刊都要發表專論，號召全黨學習，有關單位也要請人作學習輔導報告。因此，中央黨校校務委員、第一副教育長兼理論室主任吳江，請鄧力群給黨校學員作輔導報告。其所以請鄧力群作報告，不僅因為他是《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的編輯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幫助陳雲做過一些文字工作，為陳雲起草過一些講話稿。

中央黨校（一度稱為「高級黨校」）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對提高與統一全黨思想起著重要的作用。每當歷史緊要關頭，都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出任校長。延安整風時是毛澤東，進城後是劉少奇，粉碎「四人幫」後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胡耀邦被華國鋒推薦為第二副校長（當時馮文彬是教育長，後為常務副校長）。1977－1982年間，實際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這裏學習的都是黨的高中級幹部。

到這樣一個重要地方作報告，鄧力群作了認真準備。他講的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他在中央黨校一共講了四次，聽講的學員是在黨校學習的高中級幹部。鄧力群口才好，邏輯清晰，能吸引聽眾。但出乎吳江意料之外的是，學員聽了這四次講演之後議論紛紛，意見很大。事後，校方召開座談會，了解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聽眾對經濟工作本身有意見。這些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中高級幹部，特別關心經濟體制及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統購統銷，指令性計劃，把經濟越搞越死。報告說，「調整是關鍵」，「改革服從調整」，改革怎麼能服從調整呢？農民自發起來的改革，你能拿「調整」把它擋回去？「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個怪圈，20多年了，還是在這個怪圈裏折騰。總之，大家都覺得我們的經濟體制有問題，但不知問題在哪裏，報告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正在撥亂反正，大家對鄧力群神化個人很反感。鄧力群在報告中說：「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聽眾說，這把陳雲同志提得過高了。鄧力群還在報告中說，陳雲同志「政治強，黨性好，道德品質高」。聽眾說，這樣評論黨的高級領導人不符合報告人的身份。聽眾還不滿意報告人在講陳雲經濟思想時，常把自己擺進去，說自己跟陳雲如何如何。

吳江向學員作了些解釋，以緩和學員的情緒。他沒有向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報告，但是，聽報告的學員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這在中央黨校是常有的事。學員中有不少「通天人物」，而且向中央反映情況也是學員的權利。

不久，鄧力群說黨校有人（首先是指吳江）向中央寫信批評他。吳江沒有介意，但事情還在發展。

陳雲（右）在改革開放問題上與鄧小平分庭抗禮

1981年6月，黨校《理論動態》282期發了一篇文章，題為《謹慎謙虛和實幹精神》。這篇文章是孫長江寫的。文章的意思是，現在我們的事業需要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那種謹小慎微、墨守成規、害怕創新的消極情緒和作法，不是什麼真正的謹慎謙虛。本書作者到首都師範大學孫長江家串門時，孫長江拿出了這一期《理論動態》給我看，文後還署有孫長江的名字。孫長江說，《理論動態》上這樣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的，不知這一篇怎麼寫上了他的名字。

鄧力群曾受到鄧小平的重用，但後來卻成為陳雲陣營中的一員幹將

這篇文章是黨校副校長馮文彬建議的。是針對當時這樣一種輿論：認為華國鋒為人厚道謙虛，做事也比較謹慎；而新領導人胡耀邦說話隨便，不夠謹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開始打算讓阮銘寫，後考慮阮銘筆鋒太凌厲，就由筆鋒較柔的孫長江寫。孫寫成後胡耀邦很滿意，吳江也說不錯。但是，過幾天上面傳來消息，說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質問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聽說你那裏有人寫文章批評我。」胡耀邦急忙否認：「這不可能。」過去《理論動態》發表重要文章，《人民日報》都要轉載。這次《人民日報》接到電話：「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同志的，不能登！」原來，有一個人把這篇文章送給胡喬木、鄧力群，鄧力群送給了陳雲，「文章針對陳雲」的罪名由此產生。吳江、孫長江、阮銘受到中組部的調查。吳江從外地出差回來後找中組部長宋任窮，問調查他是為什麼事，還對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作了解釋。宋任窮說，調查是正常的幹部考察，與文章的事無關。但他從抽屜裏拿出另一期《理論動態》（269期），上面有一篇題為《跳出圈子想問題》。宋任窮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讓吳江看：

例如，曾經行之有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安排，在當時國際國內環境下，的確是比較適宜的，它的許多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把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圈子。

這篇文章所批評的「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陳雲的思想。吳江恍然大悟：原來《理論動態》269期上的這段文字，被用來證明《理論動態》第282期的文章確有「不可告人的針對性」，確實是「不可寬恕的瀆神」行為！

《跳出圈子想問題》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審定，除了《理論動態》上發表以外，還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很明顯，胡耀邦是反對回到50年代的，而且堅定地站在這場爭論的前沿陣地。

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不僅沒有按通常情況接替華國鋒的黨校校長的職務（1981年6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還辭去了副校長之職。中共中央書記處任命王震為校長。據說王震是鄧力群提名的，開始胡耀邦覺得不合適，建議找一位年輕一點的去，他提名項南。陳雲堅決反對。開始王震不願去，陳雲親自找王震談話，並讓他把中央黨校辦成「黃埔軍校」，王震才走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給吳江打電話說：「書記處任命王震當晚，鄧力群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來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準備啊！」

當時人們感到不可思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王震不應當是合適的校長人選。

王震是一位軍人。在延安時期以南泥灣大生產而聞名。其實，「南泥灣政策」是朱德提出來的，經黨中央同意，朱德親自組織力量到一片荒涼的南泥灣實地勘探，並於1943年3月下令調王震率359旅（屬120師）到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當然，王震對南泥灣大生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時代還有一項功勞，就是發現了王實味「反黨」，並向毛澤東報告。王實味受審查，最後被槍斃。王震因此受到毛澤東的器重，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解放戰爭時王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團進軍新疆（作為彭德懷的一部），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當時還沒有成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鄧力群為分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們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毛澤東下令撤了他們兩人的職務，調回北京。文革前王震任農墾部長，遠離權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澤東保過他，他還是緊跟的，「九大」進入中央委員的行列。文革後期，他開始對文革有不同意見，曾在一個會上不指名地批評江青。他在鄧小平和陳雲兩位老人間行走，對兩家的子女都格外關心，和兩家關係都很好。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自稱是拿大刀的周倉。

果然來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黨校，就立即開展鬥爭。

首先，他不報告中央書記處，也不經校務委員會討論，也沒有和常務副校長馮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長宋振庭給中組部打電話，通知將吳江、孫長江、阮銘從黨校調出。這三人正是《理論動態》282期事件以後進行特別調查的對象（宋任窮說是「正常考察幹部」）。與此同時，胡喬木在書記處會上提出調蔣南翔任黨校第一副校長（實際是頂替馮文彬）。

孫長江給本書作者講了當時的一個真實的笑話。王震說：「孫長江不能在黨校教書，把他調到一個小的大學裏去。」孫長江說：「感謝王震同志對我的關心，沒有把我調到一個大的小學裏去。」

6月26日，王震在黨校部、室主任會上宣佈三件事：一、蔣南翔要來擔任第一副校長；二、吳江要調離黨校，屬正常調動；孫長江不進領導班子；三、阮銘這個造反派頭頭要清除，清除後向中央寫個報告。他說：「我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但我要和這個造反派頭頭較量較量。」

王震限令三天開除阮銘黨籍，並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銘迅速回來。王震批示的關於阮銘的材料不給阮銘看，後來阮銘從其他渠道看到了，他認為完全不符合事實，連他在1980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海外轉載）也成為「反動文章」。阮銘上訴到中紀委，同時把申訴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幾天以後，中紀委書記李昌接見了阮銘，說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紀委開常委會研究處理。中紀委常委會成立聯合調查組處理這件事。李昌主持調查，他說：「現在再不能製造新的冤假錯案。」王震找陳雲制止調查。陳雲對王震說了三句話：「阮銘不能留在黨內。阮銘不能留在黨校。全國報刊不能發表阮銘的文章。」王震立即在黨校傳達。還說：「誰不同意陳雲同志這三句話，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銘就此被開除了黨籍。

王震以阮銘為突破口，打孫長江，打吳江，實際是打胡耀邦。其實，阮銘在文革初期參加過造反派，很快被「王、關、戚」打倒，受審七八年。阮銘有理論水平和文字功底，胡耀邦欣賞他的文章。吳江是黨校理論室主任，孫長江、阮銘是副主任。對阮銘問題胡耀邦主動承擔責任，以保護馮文彬、吳江。他在有關阮銘的調查材料上批了兩句話：「阮銘當編輯是我的主意，文彬、吳江沒有責任。」

《理論動態》是胡耀邦在黨校創辦的一個內部刊物，由黨校理論室編輯出版。這個內部刊物是胡耀邦用來反對「兩個凡是」的重要基地，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立了大功。當時鄧小平曾說《理論動態》「政治上強」。王震說理論研究室是胡耀邦的「智囊團」（其實，胡耀邦沒有「智囊團」），他在黨校的會上說：「聽說胡耀邦在這裏有個智囊團，我就是來砸爛這個智囊團的！」一邊說，一邊就用他手上的拐杖「當，當，當」地狠鑿地板。

從組織上採取措施以後，他們反過來再查《理論動態》282期文章的寫作意圖，仍無所得。他們說：「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要把理論室的蓋子徹底揭開。」最後雖然沒有查出什麼結果，王震還是下令解散了理論室。

7月20日，黨校中青幹部訓練班142名學員畢業，要求黨中央主席胡耀邦來講話。胡耀邦這次拒絕前來黨校，而是把學員請到中南海作了一次講話，他說：

要同一切錯誤和邪惡作鬥爭，也就是要堅決相信真理與堅持真理。在我們的事業面前，任何時候都會有極端錯誤的東西、極端邪惡的勢力的干擾破壞。任何時候都不要向他們低頭和投降。歪風邪氣、醜惡現象、邪惡勢力總會長期存在的，要想經過幾次鬥爭就消滅乾淨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方針，是要經過努力，經過不斷的鬥爭，把它們縮得小而又小⋯⋯今後幾十年，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風大浪大概不會再有了，但在某個地方，某個單位，則難免可能發生大風浪。作為一個革命者，要站穩腳跟⋯⋯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體制改變，不再設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後，黨校第一副校長蔣南翔到任。在黨校大會上，王震說，黨校仍有造反派在搗亂（指阮銘），並要求將他的發言印發大會，意圖是為難胡耀邦。吳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文章，王震連夜訓斥《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人民日報》竟敢發表吳江的文章，你們還要不要腦袋？！」吳江被一擼到底，調出中央黨校，政協委員被撤銷，連《哲學研究》的客座編輯也撤銷。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給吳江分配工作，調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沒有實現。孫長江從中央黨校調到了一所「小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

1982年9月24日，王震到黨校開緊急會議，說是有要事傳達。他發表講話說：「吳、孫、阮三個人，他們在三中全會前後寫過一些正面文章，但他們的表現不好，在黨校工作不合適。先生不好，學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質，不能看現象，這三個人以調出黨校為宜。」「他們寫信批鄧力群（吳江說沒有此事，可能是鄧力群輔導《陳雲文選》時學員寫的信——本書作者註），可是鄧力群還替他們說好話。鄧力群是正派人。胡喬木、鄧力群是經過考驗的，還得依靠他們，不能依靠吳江等人。」參加會議的馮文彬向胡耀邦匯報王震這次講話內容。胡耀邦在電話記錄上批道：「對吳、孫、阮等同志的問題要由黨的組織部門調查核實後作出實事求是的處理，不能個人說了算！」但最後還是王震個人說了算。當然，王震也不是「個人」，他背後還有一批人。他只不過是拿大刀打前鋒的周倉。

1985年5月，胡耀邦接受香港《百姓》記者陸鏗的採訪時，當陸鏗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瀏陽老鄉，胡答：「是的，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陸說：「啊，那是南北呼應。」胡答：「也可能是南轅北轍。」

第二節 商品經濟，還是產品經濟？

如果不講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經濟」這個提法為什麼會在中國一度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事情還得從馬克思說起。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頁）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組織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頁）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須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同上書，第348頁）

這樣，「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沒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標誌。

在馬克思經典作家那裏，商品經濟一直是共產主義的異端。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商品經濟既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又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在社會主義階段雖然不能消滅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條件具備，最終還是要消滅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商品經濟的否定更加強烈。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聖殿裏一個心懷叵測的「異教徒」。不趕走這個「異教徒」，社會主義聖殿就純潔不了。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能有「產品」（沒有「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不能有「商品」。「產品」是計劃調撥的，「商品」是按價值交換的。但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由於沒有商品交換行不通，所以從斯大林到毛澤東，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在，但不承認「商品經濟」。這是因為，前者只是一種經濟現象，而後者是一種經濟性質。所以，堅持「商品經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要不要「商品經濟」的爭論就成了政治鬥爭。

1979年4月，近400名經濟學家在無錫市舉行了半個月的大討論。討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規律問題」。這是一次盛會。中國的第一流經濟學家，諸如孫冶方、薛暮橋、劉國光、駱耕漠等都參加了。為了準備這次會議，在半年之內召開了幾十次不同規模的價值規律討論會。

這次討論會幾乎接觸到在以後十幾年經濟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和市場是一種什麼關係、國營企業是不是商品生產者、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是怎麼形成的，等等。

建國以來，由於實踐上不可能消滅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運行規律——價值規律，在理論上又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約束。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經濟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1956年到1957年，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進行了第一次大討論。當時起主導作用的看法是，社會主義經濟受「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支配，價值規律只起輔助作用。認為價值規律在全民所有制內部不起調節作用。當時的經濟學家還認為，「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價值規律是同私有制相聯繫的，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自發地對生產和流通起調節作用，成為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杠杆。現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雖然『改土歸流』⋯⋯但畢竟是『野性』難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會產生消極作用，乃至泛濫成災。」（關夢覺：《關於當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經濟研究》1959年第2期）對客觀規律進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經濟學家的筆下。

60年代，在討論管理國民經濟要不要運用價值規律時，孫冶方主張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按價值規律辦事，主張經濟管理應以利潤為中心。不久，這個觀點就被斥為修正主義。「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認為這是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在經濟建設上，是政治統帥經濟，還是『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還是實行『利潤掛帥』，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現代修正主義者在經濟上復辟資本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理論上誇大價值規律的作用，鼓吹用價值規律調節、支配整個社會生產。」（《紅旗》雜誌1970年第2期：《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學領域中的階級鬥爭》）

粉碎「四人幫」以後，面對過去長期違反經濟規律所造成的惡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經濟規律辦事，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按哪些經濟規律辦事呢？胡喬木發表了《按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辦事，第二才是按價值規律辦事（見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報》，據于光遠後來在一次會上說，這篇文章是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三個人寫的，在發表時胡喬木只署自己一人的名字）。這篇文章當時還算思想解放的代表之作。

其實，在經濟運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規律，並不存在「有計劃」的規律。「按比例」的規律，主要是通過價格變動來實現的。「有計劃」是人們的主觀行為，而人們這種「有計劃」的主觀行為，阻礙了「按比例」規律的實現（楊繼繩：《對有計劃按比例規律的再認識》，載天津《中青年經濟論壇》1984年第3期）。強調「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實際就是強調「計劃第一」。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不同意把價值規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說法，認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指出國民經濟各大部類、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經濟學家劉國光等也認為，所謂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就是利用價值規律來管理經濟。

直到1978年，還有經濟學者認為，「價值規律對生產和流通仍然有影響，思想路線不端正的單位，仍然會出現產值掛帥、利潤掛帥的傾向，甚至出現自由生產自由種植的現象，這必然會破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劉熾光、龔益鳴：《關於社會主義商品制度問題的討論》，《武漢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

無錫會議以後，中國的經濟學界已經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突破了價值規律只在兩種所有制之間才起作用的界限，認為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價值規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價值規律只起經濟核算作用的界限，認為價值規律對國民經濟也起調節作用。

僅僅承認價值規律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作用，還不足以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所以，爭論還在繼續。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圍繞商品經濟問題的不同意見還在爭論。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現階段的經濟是不是商品經濟？要不要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當時相當多的人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回答，認為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這種意見當時在政治上佔據有利地位，因為這和過去的教科書是一致的。既然是計劃經濟，那麼經濟體制也應當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實際上，他們所說的計劃經濟，就是產品經濟。因為只有產品經濟才和商品經濟是相對應的概念；而計劃經濟是和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概念。

然而，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計劃經濟的實踐是失敗的。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承認計劃經濟體制非改不可。但是，有些人想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又不願談或者怕談「商品經濟」，於是，在改革之初，鬧出了一場「曼德爾旋風」的大笑話。

商務印書館於1979年出版了艾爾納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下冊，社會主義部分）。此書出版後，得到了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理論家胡喬木的高度讚揚，1980年5月2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會上誇獎這本書說：「我看到一本比利時學者曼得爾寫的這樣的書，叫《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獨立的觀察，收集了大量資料，這些資料是過去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裏面很少利用的⋯⋯這位作者並不是一個那種流行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沒有堅持到這種程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話，他一定都接受。」胡喬木特別重視該書第十五章到十七章，即研究蘇聯過渡時期的那三章，將這三章印成大字本分發中央領導人參考。還給胡耀邦、趙紫陽寫信，將此書推薦給中共中央，建議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於是，一時間形成了學習此書的高潮。剛剛從經濟研究所分出去的工業經濟研究所買了80本，人手一冊。中央黨校更是把此書的重要章節印成大字本，同馬列經典著作同等待遇，供領導幹部研讀。

曼德爾是比利時人，時任托派第四國際書記處書記，是托派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經濟理論家。西方經濟學界把他歸入「新左派」經濟學家之列，例如，瑞典經濟學家阿塞爾・林德貝克（曾任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多年）在《新左派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就把曼德爾的這本書列為「新左派」的代表作。

曼德爾在此書中對斯大林時期高度集中的蘇聯經濟體制及其弊病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例如，他寫道：「把一切經濟上的資源都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有保持或擴大社會不平等的危險」；「把社會剩餘產品那樣地集中在中央機關手裏，就一定會造成中央機關成員享受重要的特權。」他還揭露了斯大林時期所出現的工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以及積累和消費之間比例關係失調的現象，以及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實現工業化和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來實現高積累的弊病。

陳雲是計劃經濟的大旗手

但是，曼德爾一直否定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著商品貨幣關係或市場機制。他還把經濟激勵和按勞分配都視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他主張通過動員和命令的辦法來解決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他聲稱，如果按照他的辦法去做，到20世紀末就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實現每周工作20-24小時和大學教育的普及化。顯然，這是脫離實際的空想。

在學習高潮中，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趙人偉同吳敬璉私下議論，認為把曼德爾此書奉為經典並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不可取的。於是，他們的看法通過馬洪同志向上反映。馬洪就在經濟研究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由趙人偉、吳敬璉和榮敬本三人對曼德爾這本書的基本觀點進行了評介。趙紫陽派秘書鮑彤參加了這個會。鮑彤一言不發，卻認真記錄。趙人偉等還在這個基礎上寫了一個書評：《簡評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十五至十七章》，刊登在《經濟學動態》1980年第11期上面。他們的發言和書評引起了改革領導人的重視。一場曼德爾熱的「學習運動」就偃旗息鼓了。

（關於「曼得爾熱」取材於趙人偉和本書作者談話；柳紅：《吳敬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西安，2002年，第185－186頁；吳江：《十年的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香港，第96－97頁）

1981年12月22日，陳雲在省委書記座談會上強調，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不能衝擊國家計劃，農民只能在國家計劃的範圍內活動。1982年1月26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顯著位置報道了陳雲在中南海辦公室同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平等人的談話，陳雲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我今天要講的是怎樣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埸調節為輔的問題。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後，仍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在幾年後出版的《陳雲文選》中，已經刪去了「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後，仍要以計劃經濟為主」這兩句話。參見《陳雲文選》1956－1985，第278頁）在這期間，陳雲還批評主張指導性計劃多一些的薛暮橋，說薛「有知識分子的劣根性」。

1981年4月，內部印發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的材料，題為《當前關於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它按照對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鄧力群名列第一類；薛暮橋、廖季立、林子力被列為第四類。當時一般傾向把學者對商品經濟的態度，看成一種政治態度。

1982年5月初，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國務院經濟中心聯合召開了一個大型討論會，討論經濟改革的理論問題。研討會共分8個組，有200多人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主調就是肯定計劃經濟，強調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雖然一些學者指出，商品經濟是現實生活在理論上的概括，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就是商品經濟的基本內容，沒有本質差別（《經濟學動態》1982年第8期，第8頁）。但是佔主導地位的意見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說就存在著商品經濟。

在此期間，報紙上發表了不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提出批評的文章。「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徵的，應該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落腳點仍然是商品經濟，有計劃被抽象了，這是不妥當的。」（李震中：《也談計劃與市場問題》，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報》）「如果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就會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有林：《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紅旗》雜誌1982年第20期）。「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只能是計劃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降格為『商品經濟』，當然只能是一種歷史上的倒退。事實上，如果沒有計劃經濟，也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可言了。」（陶大鏞：《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1982年6月26日《光明日報》）這樣一來，1982年原來主張商品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也不得不讓步了：「社會主義還廣泛存在著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商品經濟也是可以的。但社會主義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不是商品經濟，而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薛暮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1982年6月21日《世界經濟導報》）當然，薛暮橋讓步是暫時的，在這股政治颱風過去之後，他還是堅持原來的看法。而1979年寫文章主張「商品經濟」的鄧力群轉而站到了批評商品經濟的行列以後，就成為一員堅定的左派領袖了。

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左）和趙紫陽，他們頂住了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改革不致在保守力量的批判下夭折

1982年8月，在起草中共「十二大」報告的過程中，胡喬木組織王忍之、袁木等五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我國，儘管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關係，說成是商品等價交換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的規律。這樣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胡喬木很快批轉了這封信，以便影響十二大的政治報告。

1982年9月1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左派的思想佔了主導地位。這個報告寫道：「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對於國營經濟中關係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尤其是對於關係經濟全局的骨幹企業，必須實行指令性計劃⋯⋯對於集體所有制經濟也應當根據需要下達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標。」

然而，中國的改革的主導力量是鄧小平為首的一批官員、企業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在保守力量一次又一次拿起傳統的批判武器面前，他們不甘示弱。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頂住了這股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改革形勢發生了逆轉。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承認我國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對前兩年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作了結論。參加起草這個決定的高尚全和楊啟先向我介紹了這個決定的起草過程。

這個起草班子的成員是從起草六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留下的，有袁木、高尚全、桂世鏞、王忍之、謝明幹、楊啟先等。開始是由袁木負責，先寫提綱。提綱討論了多次，總是跳不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圈子。這時，其中一些人認為要跳出這個圈子，就必須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有所突破，即把改革的目標模式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起草小組內的看法不一致。高尚全和王忍之曾為此爭得面紅耳赤。七八月間，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組對提綱討論了兩次。胡耀邦對這個提綱不滿意。他再三強調，這是個歷史性文件，一定要寫好。他還說經濟問題要聽趙紫陽的意見，提出要寫進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胡耀邦加強了起草小組，增加了林澗青、林子力、龔育之、鄭必堅等人，負責人由袁木改為林澗青。從北戴河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後，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分別上山主持過討論。談到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時，趙紫陽說，我傾向於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這期間，曾有不少人向趙紫陽提出過建議。例如，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向本書作者介紹了一件事。8月間，董輔礽、童大林、于光遠等10多位經濟學家在百萬莊開了一個會，堅決主張寫進「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他們向趙紫陽寫了一個會議簡報，陳述了理由。在此期間，老資格的經濟學家馬洪也送上了《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再思考》，這篇文章是趙紫陽讓馬洪搞出來說服黨內元老們的。馬洪讓工經所的周叔璉、財貿所的張卓元拿出初稿，又讓吳敬璉參加修改，定稿後分送給元老們。此文是一塊「問路石」，元老們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連王震也糊裏糊塗地說好。

在此基礎上，趙紫陽又召集起草小組在中南海討論了兩次。楊啟先向本書作者介紹了第二次討論會的情況。這次會除了起草小組成員以外，還請來了鄧力群。趙紫陽問大家：「理論上有沒有問題？」楊啟先回答說：「理論上能站得住。」趙又問：「和憲法有沒有矛盾？」鄭必堅回答說：「沒有矛盾。憲法上沒有寫『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趙紫陽宣佈散會，人們都站起來準備退場了，趙紫陽又問鄧力群：「老鄧，你怎麼看？」鄧力群回答說：「我1979年就贊成商品經濟。」

9月9日，趙紫陽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寫信，建議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概括為以下四層意思：

在整個80年代，趙紫陽（右）一直是鄧小平改革開放陣營中的主將，但也一直在鄧小平與陳雲之間踩鋼絲

（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二）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三）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在當前和今後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應當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

（四）指導性計劃主要是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

9月11日，鄧小平表示同意。9月12日，陳雲表示同意。鄧小平還說這封信寫得很好，並提議在全黨範圍內傳達。「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封信的4點內容也全都寫進了這個決定之中。

鄧小平同意，是因為有「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陳雲同意，是因為有「以公有制為基礎」、「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趙紫陽在兩個老人之間踩鋼絲，搞出了這個兩位老人都能接受的「決定」。事後，鄧小平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83頁、91頁）

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接納了「商品經濟」。但是，這個決定為兩種對立的看法都留下了各自的活動空間——堅持計劃經濟看法的人也可以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內容；堅持商品經濟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來說，兩方面的人都可以各執一端：有的強調「有計劃」，有的強調「商品經濟」。這個決定的局限性在於，它沒有從總體上放棄過去那種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

第三節 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

十二屆三中全會一方面承認中國的經濟是商品經濟，但又同時表示，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外國人不可能懂得這樣的表達，經濟學家也無法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因為「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結果。如果不知道政治背景，政治妥協的語言往往是難理解的。達成妥協的兩種政治力量，一方堅持計劃經濟，另一方主張把經濟向市場化推進。

從一開始，兩種力量就進行了較量。

對計劃經濟的傳統看法是：計劃就是法律，它必須是指令性的；計劃不僅管宏觀參數，也管微觀經濟活動；計劃實施方式是採取實物指標體系，實行直接的計劃分配。正如本書前面所講到的，計劃工作者的主觀判斷很難反映經濟運行的客觀實際，計劃工作者確定的各種經濟指標很難如期實現，計劃工作很難滿足千變萬化的社會需求。所以，到20世紀80年代初，為了緩和計劃工作者的主觀判斷和經濟運行客觀實際的矛盾，把計劃分為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指令性計劃是剛性的，必須完成；指導性計劃是彈性的、預測性的，即國家通過經濟政策、經濟法令和經濟槓杆對企業的生產和發展方向進行引導。

鑒於多年來國家制定的指標總是偏離實際的教訓，在改革進入了第四個年頭，經濟學家中多數人主張，指令性計劃應當少一些，指導性計劃應當多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把指令計劃變成指導性計劃，國家計劃沒有強制性，計劃經濟也就流於形式。所以，堅持計劃經濟的人，把指令性計劃看成計劃經濟的命根子。從1982年到1983年，開展了一場保衛指令性計劃、批判指導性計劃的鬥爭。

1982年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國光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章認為，「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這篇文章捅了馬蜂窩。9月7日，胡喬木就給《人民日報》領導人胡績偉、秦川、王若水寫了一封信，追究此事。全文如下：

9月6日，《人民日報》所載劉國光同志《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間發表，文章一開頭就說「為了實現十二大⋯⋯的戰略目標」，文中也引用了報告中的一些觀點和文字，但其主要論點則與報告內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認為，指令性計劃的範圍在今後改革中應逐步縮小，而報告則肯定指令性計劃在重大範圍內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與國民生計有關的計劃項目的保證，沒有任何一處暗示這只是特定條件下的暫時需要。實際上這也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一方針的關鍵所在。將來全國性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雖還有許多具體問題，中央目前尚未認真研究，亦未提出任何確定見解，這要在今後一個時期內研究解決，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講話中是一直堅持的，對指令性計劃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堅持的，這個事實《人民日報》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作為其他時間的普通討論文章，各種不同觀點都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發表，但十二大期間提出「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這樣的口號，則無異於告訴讀者，這個基本方向就是國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見，這已經確定了，現在只要堅持這個「基本方向」，並引用了十二大報告中的某些提法（雖然沒有說明，因報告尚未發表），這就不能不在讀者中引起誤解和混亂。我認為，《人民日報》發表這樣的問題是不慎重的，因而我想指出，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為《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討論經濟問題的文章早就看出一種傾向性，即傾向於劉國光同志的意見（固然這方面的意見中又有一些較為次要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見則很少發表。我希望《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同志在理論性問題上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而在重大現實性問題上則需要注意與中央保持一致，否則即與黨中央的機關報的身份不相符合。劉文認為我國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其他文章中有時也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至少迄今為止，我未見中央或國務院正式文件中使用這種提法，而這個提法因與劉國光同志對指令性計劃的意見有直接聯繫，就有了特定的含義，國光同志現在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是一個有影響的學者，我很尊重他的經濟學知識，但他對於十二大報告中關於計劃經濟的觀點發表這樣的文章則同樣是不慎重的。此點我已在電話中告訴馬洪同志請他轉告。因事關黨報對十二大的宣傳，涉及的並非小問題，故認為有義務提醒你們注意。

你們的意見如何望告。

胡喬木

9月7日

接著，劉國光受到有組織的批判，並責令他在社會科學院黨組會上作檢查。胡喬木、鄧力群組織一批人（有林、王忍之、袁木、桂世鏞等）寫了長篇批判文章，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在《人民日報》重要地位發表，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劉國光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送給《人民日報》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後發表，這就難免和十二大報告不一致。這是胡喬木批判劉國光的藉口。從上面引用的信中可以看出，實質問題還是要不要堅持指令性計劃。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劉國光不僅作了深刻檢查，還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寫出了強調指令性計劃的文章。不過到1984年政治形勢有所變化的時候，劉國光又回到自己的觀點。

在這期間，王忍之也發表文章，強調指令性計劃是計劃經濟的標誌。王忍之後來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保守派的三巨頭：（右起）陳雲、姚依林和宋平

1982年和1983年對商品經濟的批評有一個政治背景，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當時有人把持「商品經濟論」當作精神污染的內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開大學教授，就在《天津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經濟理論界的精神污染。當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這顯然和馬克思的說法不同，把它納入「精神污染」的範圍，也是合乎邏輯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衛指令性計劃，兩條戰線彼此呼應，相互配合，這是1983年中國保守派的攻防戰略。

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雲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還佔主導地位。然而，在計劃經濟中怎樣運用市場調節呢？當時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由於這種爭論不可能有結果，使得改革踟躕不前。

在改革進行了幾年之後，「改什麼」的問題還不十分明確。有一次，趙紫陽請政治局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裏談天，在輕鬆的交談中，趙紫陽問：「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什麼的？」計委主任姚依林「啊——」了一聲。趙紫陽笑著，自己接著說：「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趙紫陽是希望計委主任在適當的時候自己提出來（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2004年）。

在這裏，趙紫陽態度十分明確，靠國家計委來組織國民經濟是不行的。靠什麼組織國民經濟呢？鮑彤回憶說：

1987年或1988年初，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對外開放事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趙紫陽回答說：「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用商品經濟，是為了減少震動，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兩個說法，一個意思。」趙紫陽在另一個場合說：「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範疇和手段，包括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等，我們都應該學習。」（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2004年）

胡耀邦的態度也很明確。他認為改革的關鍵是要解決計委的問題。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向本書作者談起1986年的一件事：

從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專列。胡啟立、田紀雲也在其中。耀邦讓我們到他房間去。胡耀邦對田紀雲說：「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指朱厚澤取代了鄧力群為中宣部長——本書作者註），你去跟紫陽同志說說，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田紀雲當時沒有說話。當時主持國家計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們還是按老辦法工作，你放權他就收。姚依林還說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胡耀邦對計委當然不滿意。兩年以後我想起胡耀邦這次談話時想到：你想解決計委的問題沒有實現，你自己反而被計委的人給「解決」了。

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經濟改革上的爭論，背後是政治上的較量。但是，經濟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一旦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想走回頭路是很難的。

到80年代後期，機械、輕工、電子等加工工業，市場調節幾乎佔了主導地位。計劃管理部門既不管原料供給，也不管產品銷售，企業按合同生產，在市場上採購原料，在市場上銷售產品。但是，在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方面，理論卻落後於實踐。理論的進展為什麼會遇到困難呢？因為馬列主義的傳統理論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這樣，馬列主義的教科書和改革的現實就發生了衝突。如果放棄教科書的觀點就會有政治風險；而如果堅持教科書的觀點改革就不能前進。所以，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只能一步一步地試探，只有確信沒有「地雷」才敢前進。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向馬列主義教科書的挑戰，改革每前進一步意味著馬列主義教科書的退讓。改革的動作過激，超越了當時能夠容忍的政治限度，就會被堅持教科書的人們抓住把柄，從而發起「衛道鬥爭」，改革就得被迫後退。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在改革的實踐中不斷探索，探索的趨向是逐步加大市場調節的份量，減少計劃調節的份量。在計劃調節中，又逐步加大指導性計劃的比重，減少指令性計劃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經濟，這樣的趨勢是必然的邏輯。

在1992年以前，「中國是計劃經濟」基本原則是一直沒有被觸動的，只允許在這個大前提下探索計劃如何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理論探討中，有時向計劃傾斜，有時則向市場傾斜。向哪邊傾斜取決於政治形勢。當時有以下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輔論。即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裏先強調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框架內，輔以市場調節手段。這是由陳雲提出的、被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採納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這種提法佔統治地位。因為這個提法符合「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這個傳統理論。

二是板塊論。持這種看法的人把產品分成幾塊，分別由計劃和市場來調節。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編寫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指出：「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實行計劃調節，就是說，由國家統一計劃生產，統一規定價格，統一進行產品的分配。」「對於其他產品，則可實行市場調節的方式。」

三是滲透論。這種看法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性和市場性是互相滲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兩種形式，它們之間本來是緊密結合，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們截然分開以致對立起來是不妥當的」

四是層次論。一種主張是，在宏觀層次上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在微觀層次上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另一種主張是，在制度層次上要強調計劃經濟的特徵，在運行層次上把兩者看作是配置資源的手段。

五是時空論。主張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根據實際情況，計劃和市場各有側重。例如，在供給大於需求的時候，主要採用市場調節；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時候，加強計劃管理。

還有其他一些看法。在這種種看法中，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強調計劃的作用，一種是強調市場的作用。這兩種不同的側重中，一般是由於看問題的側重點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綱上線的。強調計劃的人指摘強調市場的人是搞資本主義，強調市場的人指摘強調計劃的人阻撓改革。

在這期間，有一些經濟學家大膽地拋開「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的傳統看法，倡導市場經濟。廣東老經濟學家卓炯在學習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說：「理論上要徹底一些，其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老經濟學家楊堅白也說：「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同義語。」于光遠也認為「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個範疇之間沒有區別。」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站出來重申馬列主義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衛興華1986年6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說：「市場經濟這一概念，在西方文獻中有它固有的含義⋯⋯按西方經濟文獻解釋，典型的全社會範圍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作了一個新的解釋：「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係，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

中共十三大在這個解釋中提到「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這就否定了主輔論、板塊論、層次論等各種不重視市場調節的觀點，「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把市場調節的作用提到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高度。這個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導向企業」的論點而來的（廖季立：《試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1986年12月8日《世界經濟導報》）。廖季立當時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

中共十三大關於「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並沒有結束在計劃和市場關係問題上的爭論。一年以後的1988年10月8日，陳雲同趙紫陽談話時指出：「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能鞏固的。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辦法，不應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國民經濟就會亂套。」（《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416－417頁）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後，就有人批評「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因為這個提法是趙紫陽在政治報告中提出的。直到鄧小平說「我看不出這個提法有什麼問題」之後，這種批判才暫時停息。到1989年至1991年進行治理整頓，加強了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來批評市場取向的改革說：「所謂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上海的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發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場經濟實際上把全民所有制，即《憲法》裏講的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經濟瓦解掉。」「資產階級自由化有兩個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為私有制；經濟運行方面讓我們改革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蔣學模：《總結經驗教訓，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經濟縱橫》1989年第12期）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高層會議上，出現了激烈的交鋒。這次會是江澤民主持的。出席會議的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清、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人。座談會一開始，就在改革應當是「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主張「計劃取向」的人強調，社會主義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市場調節只能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起作用，不能喧賓奪主。他們說，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由於前幾年顛倒了這種關係，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的錯誤路線的結果。所以，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方針。主張「市場取向」的人據理力爭，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並且指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從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後退。薛暮橋在會上發言很激動，會後還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批駁了堅持「計劃取向」的言論。

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這一看法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是常識，在實際工作中更是沒有區別。但這層窗戶紙誰也不能捅破。捅破這層紙的，只能是政治強人鄧小平。

1992年1月到2月間，鄧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談話中正式公開發表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這次南巡談話中，鄧小平還對「姓資還是姓社」的批評作了回答。他說：「改革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鄧小平這個談話還沒有公開發表，就廣泛地傳開了。北京理論界空前活躍起來。關於市場經濟的學術討論會紛紛召開，那些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的人們卻沉默了。當然，他們在私下也有議論，認為這只是鄧小平個人的談話（從職務上看，這時的鄧小平只是一名普通黨員）；也有人認為鄧小平事先不經中央同意就對重大問題發表談話，是非組織行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正式確認鄧小平的談話，並將這些談話內容作為中央的精神組織全黨學習。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這個共產黨人都要消滅的怪物，終於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接納。

市場經濟，這個長期被當作社會主義異端的經濟制度，終於和社會主義這個詞連接起來了。

又經過一年的醞釀，在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

中國共產黨所以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的目標，除了國內原因之外，當時的國際環境也很重要。在20世紀最後的10年中，以前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宣告失敗，蘇聯已經解體，東歐一些計劃經濟國家紛紛易幟，而西方那種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卻顯得相當活躍。在20世紀末，在國際上有一種大多數人能接受的價值判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不行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是成功的。中國也深受計劃經濟體制之害。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選擇市場經濟體制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中國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4個字，是兩種政治力量的妥協，是一種折衷。只要有了「社會主義」四個字，保守派就可以隨時對某些改革提出「姓資姓社」的詰難。

第四節 私有經濟，是「禍水」還是「活水」？

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沒有比發展私有經濟更為敏感的事了。

這是因為，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有「天下為公」的古訓。

這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典籍中，「消滅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理論概括。

這是因為，在建國以來30年的努力中，消滅私有制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主義革命內容，中國已經徹底完成了消滅私有制的任務。

在改革前的1978年，國營工業的總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80.75%，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2%，兩者囊括了所有的工業（據1986年《中國統計摘要》，中國統計出版社，第49頁數據計算）。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佔90.6%，集體所有制佔7.4%，個體只佔0.1%（據1986年《中國統計摘要》，中國統計出版社，第89頁數據計算）。

在改革前的30多年中，私有經濟一直被當作「禍水」加以消滅；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卻要把私有經濟當作搞好經濟的「活水」大力扶持。

過去被消滅了的私有經濟的重新復活，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有人驚呼、有人恐懼，政治上的打壓、政策上的歧視，接踵而來。

然而，國民經濟的航船一旦駛進了市場經濟的航道，發展私有經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是買賣經濟，不能自己和自己做買賣。所以，全社會只有一個所有者（資產都是國家的），不能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須有多元的所有制主體、多元的利益主體。所有制改革就是改變原來的單一國家主體，建立國有經濟、城鄉集體合作經濟（包括原來的集體經濟）、中外合資、外商獨資、股份制經濟、私有經濟等多元經濟主體。

鬥爭還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董輔礽，1979年提出要改變國家所有制的形式以後，一直受到來自上面的政治壓力。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時董受到批判，社會科院領導人責令他作檢查，鄧力群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點名批評董輔礽，說他是「南斯拉夫觀點」。

在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情況下，實現所有制主體多元化有兩種途徑。一種途徑是在國有經濟之外發展非國有經濟；另一種途徑是對國有企業實和非國有化（按國外的說法就是私有化）。中國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採取第一種途徑，先不觸動國有經濟的產權問題，而在國有經濟之外發展非國有經濟（先是個體經濟，後是私營經濟）。從90年代中期開始，也大規模地採取第二種途徑，先是對國有小企業實行非國有化，後對一些大企業實行資本開放（即在單一的國有企業中吸收非國有經濟的資本），使之資本多元化。中國這兩種所有制多元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個體私營經濟的出現，是改革初期的就業形勢逼出來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的粉碎，如冰川解凍，過去被壓抑的願望奔騰而出。知識青年回城，成為勢不可擋的洪流。80年代初，陸續有1490萬知識青年回到城市。但是，國有和集體企業不可能很快接納這麼多人就業，矛盾就出現了。有些地方就出現了對抗，上海知青的抗議活動最為激烈。

就業！就業！就業！這是當時最為熱門的詞語，也是全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

按過去的作法，就業，就是由政府的勞動部門分配工作。但是，數以千萬計青年一下子湧回城市，政府沒有辦法在國營和集體工商業中安置他們。於是，政府一方面發動各單位興辦集體企業，安排本單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號召回城青年們自謀職業。所謂自謀職業，就是讓他們從事個體工或商業。那時，工商管理部門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各級政府還盡可能為他們提供條件，報紙上大力宣傳個體戶對社會的貢獻。在短短兩三年內，個體戶蓬勃發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過去由於各種原因被排出國營企業的人（如開除公職的人、勞改釋放人員）也加入了這個行列，成為這支隊伍中最大膽、最活躍的分子。

在成千上萬的個體戶中，大多數人雖然只能有個溫飽，但有不少人比國營企業職工的收入要豐厚得多，其中更有為數不多的人在幾年之內發起來了。隨著營業的擴大，人手越來越緊張。他們開始僱請工人，由個體戶變成了私人企業主。

這種情況的出現給城市職工以很大的衝擊。過去他們看不起的職業，現在收入比他們要高得多。過去被視為「不三不四」的人，現在挺起胸膛來了，使他們心理上很不平衡。社會上出現的很多順口溜，正是反映了這種不平衡心理。如：

上班窮，下班富，

開除就成萬元戶；

家裏有個勞改犯，

一年就賺好幾萬。

一輛摩托兩個框，

收入超過胡耀邦；

騎著鈴木揹著秤，

跟著小平幹革命。

如果說普通職工只是心理不平衡的話，對黨政幹部來說，就面臨著很多難題。我的採訪本上記錄著1980年的材料，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領導幹部們在政治上、政策上把握的困難。

上海有一個居民叫×××，40多歲。南開大學生物系畢業。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現已平反。他父親是一個大資本家。落實政策後他繼承了一筆遺產。最近他向工商局申請登記。想買一部載重汽車搞運輸專業戶。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難以答覆。他們傾向不批准發證。

上海崇明縣裕安公社社員×××，用1300元向這個公社十四大隊購買拖拉機一台，個人搞運輸。縣委認為，拖拉機是生產資料，私人不得佔有，不能搞個人經營。已令他將拖拉機退回原隊。

廣州市個體戶×××，繼承了外祖父傳下來的一種熏雞技術。這種熏雞早年曾聞名省港。50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後這種熏雞歇業。1979年，這位個體戶恢復了這一傳統食品，生意興隆。由於人手不夠，他一天只能製作50隻熏雞，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僱工？沒有人明確答覆。

這些在今天看來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當時的確使基層幹部為難。不是他們無知，也不是他們保守，因為過去20多年的政治學習中，在當時的政策中，這些問題都有十分明確的答案。他們不願意用這些現成的答案，但又沒有新的答案。

現實使理論尷尬。怎樣用過去一再宣揚的理論來回答現實問題呢？1980年，北京的一個權威的經濟研究機構針對現實問題，提出了十個理論難題：第一，從傳統理論看，在社會主義社會私人不能佔有生產資料。現在，私人開始佔有生產資料了。對這一新情況是限制還是鼓勵？第二，從傳統理論看，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允許私人僱工。現在私人僱工現象大量出現了。這種現象怎樣解釋？第三，社會主義意味著消滅剝削。現在剝削現象也出現了，是允許還是取締？如果允許，以多大限度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眾集資辦廠，實行按股金分紅。從傳統理論看，這是按資分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允不允許這種分配形式存在？第五，過去我們把私人老闆當資本家，過去的資本家已經沒有了。現在又開始出現私人老闆。怎樣看現階段私人老闆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態度？等等。

80年代初期，國家對這些和傳統理論相違背的敏感問題的政策也是很微妙的。關於僱工問題，1981年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和1983年的《城鎮非農業個體工商業若干規定》中都規定個體工商業可以請一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四五個學徒，合在一起可僱七人。為什麼可以僱七個人呢？說來很可笑。因為在馬克思的著作裏有這個界限。其實，馬克思在這裏只不過是舉一個例子而已。經過一百多年，企業的技水平、勞動生產率、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馬克思這句話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業僱多少人才算合理的問題。可是當時人們一面在超越馬克思的理論，一面還千方百計地在馬克思理論中為這種超越尋找根據。為什麼非得求教於馬克思？因為有一批人用馬克思主義來限制改革，來打擊改革者。從馬克思那裏得到了一個字的根據，就可以減少一分政治風險。

鄧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一個典型打破了人們的重重顧慮。這個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經營者叫年廣久，安徽蕪湖人。他很早就是一個個體商販，開始時販賣水果，後改營炒貨。他和兩個兒子在家裏炒製西瓜子，或提籃叫賣，或擺攤兜售。他悉心鑽研瓜子的炒製技巧，創造出「傻子瓜子」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很會經營，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產量由原來的幾十斤增加到200多斤，月營業額達萬元。在當時個體戶中成為「冒尖戶」。年廣久要繼續擴大經營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向個體經濟聯合體發展；一是僱工。年廣久也曾想過走合作經濟的道路，但處理各方的經濟利益關係比較複雜。走私營企業的道路相對簡單一些。他從1981年9月開始僱工。當時他只僱了四個幫手。主要勞動力還是他父子三人。這時人們心裏還可以勉強接受。隨著經營的發展，僱工人數逐漸增多，1983年初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兒子的分店，僱工共140多人。日產瓜子一萬多斤，月營業額達60多萬元。從一家個體戶發展到這樣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私營企業，只用了兩年多時間！年廣久發展這麼快，除了私營經濟有強大的活力以外，還得力於他選擇的這個行業。瓜子不關係國計民生，是計劃經濟管不著的空間，也是公有經濟的空隙。儘管如此，他的迅速發跡，引起了各方面的議論和指摘。當時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對他採取措施。鄧小平得知後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也旗幟鮮明地支持了年廣久。

一顆瓜子千斤重。鄧小平、胡耀邦等對「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於原來思維方式的人們開始思考一些問題：

馬克思說的資本的積累是「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可是年廣久財富的積累並沒有使人貧困。相反，他僱用的工人的收入比國營企業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

年廣久並沒有全部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以1982年為例，這一年「傻子瓜子」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他個人所得、僱工工資、上交國家稅費分別為44.6%、12.0%和43.3%。

年廣久開辦私營企業對社會不僅沒帶來什麼害處，反而帶來了很多好處。由於他的經濟實力，打開了江、浙、滬的市場。在他的挑戰和帶動下，蕪湖一下子湧現出近60家瓜子企業，瓜子銷售量達3000萬斤，被譽為「瓜子城」。全國各地也興起了瓜子加工熱，從南到北，湧現出「迎春瓜子」、「口不離」、「好吃來」、「阿凡提」等數不清的新品種，成為一個不小的產業。

人們從多方面分析，看來私有經濟並不如像過去所說的那麼「危險」。

一顆小小的瓜子，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人們從鄧小平和胡耀邦對傻子瓜子的態度得到了膽量，私營企業蓬勃發展起來。

私營企業中，出現了一大批百萬富翁，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過去是社會的「棄兒」。開始時政府讓他們「自謀出路」。所謂「自謀出路」，就是在舊體制內沒有他們的出路，僅靠共產主義的寬容，他們才在國營經濟顧及不到的小角落裏，為他們讓出了一席可憐的謀生之地。開始他們是多麼希望邁進堂皇的國營企業的大門啊，但沒有這個機會。他們很不情願地擺起了小攤，叫賣街頭。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他們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機會。

這個機會是在商品經濟的不毛之地上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因為是不毛之地，他們是先行者，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先發優勢和廣闊的空間；因為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他們得到了良好的環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在舊體制之外生長起來的，不受舊體制的約束；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因而有膽量。他們事先萬萬沒有想到，在舊體制崩潰的廢墟上，竟然能崛起他們新的大廈。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末期，從事私營經濟的政治風險已經很小了。發財機會的誘惑，自我實現價值的願望，使得不少人拋棄國營企業或國家機關的「鐵飯碗」，自願地加入了這個行列。這一批人和早期進入這個領域裏的人不同，他們是有較好的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準備，有較高的文化科學水平。其中有的人還有種種權力背景，是當代的「紅頂商人」，他們一「下海」，就利用種種特權，輕而易舉地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

有心人會察覺到，在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提法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發生了微小的卻是微妙的變化。而每一變化都是政治鬥爭勝負或妥協的結果。

1981年全黨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第一次提到所有制改革問題：「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請注意，這裏在「一定範圍」所允許的僅僅是「勞動者個體經濟」，也就是相對於集體經濟的個體勞動者。

1982年4月26日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全民所有制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指出：「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的城鄉個體勞動者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這裏的提法還是「個體勞動者經濟」。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關於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問題」，又一次強調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同時還指出，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來說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間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並存，要鼓勵個體勞動者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這裏第一次提出「鼓勵適當發展」。

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了「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還說，「要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廣泛發展全民、集體、個體經濟相互之間靈活多樣的合作經營和經濟聯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還可以租給或包給集體或勞動者個人經營。」《決定》還提出：「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請注意，這個《決定》在所有制問題上和過去相比，有幾處突破。一是個體經濟可以和全民經濟、集體經濟進行聯合。如果全民經濟和個體經濟聯合了，全民經濟也就不是單純的全民經濟了。這對過去那種追求「純之又純」的全民所有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二是小型全民企業可以租賃或承包給個人經營，對於傳統理論來說，這是和共產主義理想相悖的。三是把全民、集體、個人、三資企業都看成社會主義經濟，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決策已具雛形。四是除了允許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外，還允許發展多種經營形式。這主要是指國有經濟，過去一直稱為國營經濟，即國家所有國家經營，現在可以國家所有民間經營，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過去一直提「國營經濟」為主導，從此以後，就改為「國有經濟」為主導了。也就是說，國有民營經濟也是主導經濟。

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政府總理穆加貝時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我們現在公有制佔90%以上，與此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資金、技術，甚至歡迎外國企業到中國辦工廠。這些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17頁）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基本特徵之一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公有制應當是百分之百的。鄧小平這裏在公有制後面加上了「為主體」三個字，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了。這就為非公有制經濟讓出了發展空間。

直到198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所允許發展的還是「個體經濟」，還沒有打開「私有經濟」這個口子。其實，這時社會上已經有很多有相當規模的私有企業。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的區別在於前者沒有僱工，也就是沒有剝削，而後者有僱工，有剝削。更嚴格地說，區別在於僱工人數在8人以下。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私有經濟上終於有了突破。趙紫陽在這個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份，不是發展太多了，而是發展不夠。對於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

「私營經濟」，長期被共產主義者視為罪惡的淵藪，現在卻在共產黨的決議中成為鼓勵發展的對象。對這種奇特的現象，「十三大」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解釋，認為這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僱工，剝削，還是允許的。以「消滅剝削」為宗旨的共產黨人公開允許剝削，這不能不說是「大踏步地後退」。當然，這種後退是為了將來「大踏步地前進」。

國有經濟的發展，私有經濟的消滅，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是一件歡天喜地的大事。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每一次公有制的勝利，總有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總有震天撼地的歡慶鑼鼓。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私有經濟回歸，不僅沒有歡慶的鑼鼓，還一直伴隨著激烈的爭論。

且不說80年代的爭論，就是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私營企業還是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況：實踐中還在迅猛發展，理論上還受到限制。

1995年秋天，《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的一篇文章，意思是關於私有經濟的理論需要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都是市場主體，在市場上是平等的，不能說誰為主、誰是補充。主管意識形態的權威人士看到後，不僅批評了這篇文章，還通知所有報刊不能轉載。《經濟參考報》的《理論文摘》版的編輯不知道上面有這個通知，摘發了董輔礽的這個觀點。為此，辦了多年的、很受讀者歡迎的《理論文摘》在上級的責令下被迫停刊。我也為此受到牽連，把我從理論部主任的崗位上調到其他崗位。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於政治壓力、貸款優惠、稅收優惠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私有企業以其他所有制形式登記，一些私有企業戴上了「紅帽子」（國營、集體）、「洋帽子」（三資企業）、「小帽子」（個體企業），因而出現了大量的「六假」企業（假國營、假集體、假外資、假校辦、假殘病、假知青）。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李欣欣介紹，據各省一致反映和有關部門抽樣調查，「六假」企業比實際註冊的私人企業要多3－10倍。另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抽樣調查，我國鄉鎮企業中，有83%是私有企業（1994年《中國私營經濟年鑒》第71頁）。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秘書長羿遠錚介紹，據工商局和工商聯分別在不同地區調查，註冊私有企業和非註冊私有企業之比從1比2高到1比10不等。以鄉鎮企業名義註冊的私有企業佔鄉鎮企業總數的83－86%（1996年《中國私營經濟年鑒》112頁）。進入20世紀末，由於私有企業在法律上得到了相對平等地位，政策環境也大為改善，因此很多私有企業要求明確產權，還其本來面目。

中國的私有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幾個高潮，這幾個高潮都是政治鬆動的結果。第一個高潮是1985年。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過去長期爭論的「要不要發展商品經濟」作了政治結論，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壯了膽，個體工商戶（當時沒有統計私有企業）有一個較快的發展。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姓資姓社」的詰難受到壓抑，為私有經濟發展造就了寬鬆的政治環境。第三次是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有所鬆動，為私有經濟經展創造了更加寬鬆的政治環境，隨之而來的是大量下崗工人需要再就業，為發展私有經濟提出了必要性。1998年春天我到廣東南海市採訪，得知這個市1997年私有企業的註冊資本比上一年增長了331%。註冊資金100萬元到500萬元的企業增長了123%，500萬元以上的企業增長386%。私有企業的稅收比上年增長了23%。這裏的私有企業成為職工的主要就業渠道。南海這麼一個縣級市，在私有企業就業的就有40多萬人。

以上說的只是在國有經濟之外發展私營經濟，其中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曲折而複雜。而將國有企業改變為非國有企業，其中的鬥爭更為激烈尖銳了。一方面，反「私有化」的鬥爭沒有一刻停止過，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也在每時每刻都在向前推進。

由於在中國政治條件下反對「私有化」有著話語優勢，所以，中國國有企業的「變動」，是用「抓大放小」、「國有經濟戰略重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資」等等名目進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得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非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上升。左派政治勢力不能容忍這一情況，他們通過「萬言書」的形式，不斷地向中共中央和向國內外發出強烈呼聲，希望扭轉私有化的趨勢。

第一份萬言書：1995年初，題目為《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這份「萬言書」對國有經濟比重下降的現實深表憂慮，文中指出：「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對我國社會基礎的性質產生嚴重的影響。」「公有制經濟在多種經濟成份中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是我國經濟在整體上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公有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私有化，必然會妨礙乃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我國重新出現的私有制經濟還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後盾。」「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一旦局勢允許，這些人組成公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會需要太長的時間。」「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與配合下，把整個共產黨連鍋端。」

這份「萬言書」使得不少私人老闆驚恐萬分，有人向國外轉移資產，為自己打開一個「太平門」。

第二份萬言書：1995年夏天，題目為《未來一、二十年內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這篇文章是以反和平演變為主要內容的，但文中還強調：「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潛在著激化階級矛盾的可能。近年來，在某些直接和間接的私有化口號的措施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國私營企業迅猛發展，成倍增長，成為不可輕視的經濟力量，在南方數省已佔主體地位⋯⋯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事實再次表明，在我國，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已經或正在形成，階級鬥爭有能上升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

第三份萬言書：成稿於1996年末至1997年初，題為《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文章說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所有制問題是社會主義基本問題。」「當今中國，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對立，焦點就在於堅持還是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1996年11月，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寫了一篇題為《關於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的學習心得，內容是針對關於所有制的傳統理論。這篇東西很快受到一些堅持傳統理論人士的批評。在批評者散發的厲有為的稿件前面，批評者加上了這樣一個按語：

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的一次省部級幹部學員研討會上，作了一篇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唱反調的報告。這篇被廣泛散發的報告，決不是一份普通的「學習體會」和「思考」，而是精心準備拋出的一份企圖徹底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經濟綱領。改革前沿的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於要求黨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從根本上修改黨綱、黨章，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經過18年的改革，一種得到很大發展的社會經濟關係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於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補充」角色了，他們公開向黨內黨外表明，要由他們來改變和掌握中國今後社會演進的走向。

據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說了一句話：在學習討論中沒有禁區。從而為厲有為解了圍。

不管左派怎樣反對，私有化在中國已是不可逆轉。20世紀末，國有企業在種種改革名義下，相當多的企業國有資產全部退出，國有企業變成了民有企業。進入新世紀以後，這個過程有加快之勢。這是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私有化潮流，其規模之大，速度之快，世界少有。

國有經濟比重下降情況（以工業總產值為例）

資料來源：按1997年版《中國統計年鑒》413頁、1997年版和2001年版《中國統計年鑒》第401頁數據計算

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私有化潮流在這裏湧動，另一方面，在官方文件和輿論媒體上，又同時進行著反對私有化的強大宣傳。這種輿論和現實的扭曲，使得私有化不能夠公開地、透明地、民主地進行，常常是少數人的幕後操作。在私有化過程中，企業沒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地方政府也不能真正代表公眾的利益，沒有完善的私有化法律程序，沒有公正的私有化過程。在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營者的幕後博弈中，犧牲的是公眾的利益和職工的利益。一些企業經營者一夜之間成了億萬富翁，國有企業職工一夜之間成了僱傭勞動者。進入20世紀末，不少學者不斷地抨擊這種不公正的私有化情況。我也寫了幾篇這樣的文章，呼籲在國有資產重組中，要公開、透明、民主，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以經營者為主導（楊繼繩：《權力不能進入市場》，載《經濟參考報》1993年2月10日；《鄂爾多斯羊絨集團公司民有化過程剖析》，載《中國投資》2002年第11期，等等）。

第五節 集體化，還是農民自主經營？

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不僅使中國農村貧困不堪，也使農民失去了人身自由。1978年到1979年，安徽省率先突破集體化，搞起了包產到戶。農民歡呼，政界罵聲四起，安徽面臨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檄文從四面八方飛來：

北京：包產到戶是獨木橋，幾十年的革命證明是中國的死胡同⋯⋯

湖南：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新時期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江西：要重新進行集體經濟優越性的教育，現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霧⋯⋯

湖北：緊緊扎起社會主義籬笆，絕不讓安徽資本主義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報》計劃發表12篇評論，對安徽進行不點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經發出，其餘的都已「裝膛」。

新華社記者趙華胄是一位農業問題專家，1979年冬，他先到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鐵瑛不僅不讓搞包產到戶，連包產到組也不讓搞。後來趙又到福建，差點闖了一場大禍。

建甌縣農民自發搞起了包產到戶，省裏派工作組來「糾偏」，這些被「糾偏」的地方生產都大幅度下降。趙華胄寫了《福建建甌縣包產到戶走了一條「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報》收到新華社的通稿以後不敢發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那裏。廖志高把新華社福建分社社長林麟找去，拍桌子質問：「你們怎麼寫這種稿子！」林麟推說：「這是總社記者寫的，我們不知道。」

過了兩天，華國鋒在北京農業經營工作會議上說：「我在省裏工作期間，做過一些調查。農業許多工序一環套一環，要配套作業，一家一戶不容易幹。特別是割稻，一個小組沒有十來個人幹不起來。前面幾個人割，後面打禾桶脫穀，還要遞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時他還是中共中央主席，雖然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但對包產到戶還不讓步。

當天，參加會議的福建代表就把華國鋒這段講話傳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當時正召開全省三級幹部會，立即向參加會議的幹部傳達。廖志高在會上說：「新華社的趙華胄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來寫了建甌的稿子。我們要組織調查組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他還對在場的林麟說：「分社也出一個人參加調查組。」後來因情況發生了變化，調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僅省委書記這一級幹部中不少人反對包產到戶，農村幹部中很多人也反對。他們用順口溜表示對包產到戶的不滿：「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來信者是甘肅省檔案局幹部張浩。在來信前面加了很長的「編者按」，編輯作的題目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

這條「編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簡短的常規，其篇幅之長，編排之顯要，使人感到是中央對重大問題的表態。其中寫道：

我們向讀者特別是農村幹部、社員推薦張浩同志這封來信，希望大家讀一讀，想一想，議一議⋯⋯人民公社現在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單位過渡，更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我們認為，張浩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已經發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認真學習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確貫徹黨中央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作法。

張浩的信中寫道：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陽地區看到、聽到一些關於「包產到組」的情況，介紹於下：

洛陽地區不少縣、社已經、正在或將要搞「包產到組」⋯⋯幹部和群眾對此作法持懷疑態度。他們稱這種組為「互助組」。他們問我：「分田到組，包產到戶，是不是黨中央的精神？上頭有沒有通知？你們甘肅省這樣搞了沒有？我沒有看到和聽到黨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實說了，並說甘肅省沒有這樣搞。他們聽了很滿意。有的還說：「我就想黨中央不會有這樣的文件，肯定是咱們這裏的土辦法。」兩個大隊幹部說：「現階段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已經20來年了，實踐證明是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群眾也都慣了。分田到組、包產到組肯定會削弱和動搖隊為基礎。」他們表示不理解上頭為什麼這麼幹。他們還說：「公社化剛剛搞起來時，吃大鍋飯、一平二調，步子太快了，那是錯了。後來實行生產隊為基礎的核算單位實際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級社的內容。再退到組，就又錯了⋯⋯」

《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成千上萬，一般來信是很難發表出來的。張浩來信為什麼能這麼隆重推出呢？這與新上任的副總理兼農委主任王任重有關。當時，《人民日報》把一篇談春耕的社論送來審定。王任重看到華國鋒在社論的清樣中有一段批示，其內容是批評農村中出現了搶農具、鬧分隊，影響集體經濟鞏固。根據華國鋒這個精神，3月14日，王任重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寫了一封親筆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並且要《人民日報》站出來說話。正好這時收到了張浩的來信，這是體現王副總理精神最好的稿件，總編室沒有和農村部商量就發表出來了。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多年來，人們從這裏的隻言片語中辨別政治方向。這個《編者按》和《張浩來信》態度如此明確，很自然地在全國引起了激烈的騷動。大量的群眾來信湧進《人民日報》編輯部，質問的，責備的，憤怒的，要求立即答覆的，也有少數擁護的。就是張浩信中說的洛陽地區，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亂。洛陽地委不得不召開緊急會議，制止混亂。洛陽一位讀者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質問信，還附了一首打油詩：

《人民日報》太荒唐，

張浩不寫好文章，

一瓢冷水潑洛陽，

弄的群眾無主張。

張浩來信對安徽的衝擊更大。當時的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田學祥在一篇報道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況：

從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彷彿爆炸了原子彈。有人狂喜，有人喪氣，有人歡呼，有人氣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報紙，像拿到獎旗，有人義憤填膺把報紙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機關，當天上午幾乎沒人辦公，各辦公室在並無人組織的情況下，不約而同開起了激烈的辯論會。有人希望當天的報紙像天女散花一樣在全省散發，對資本主義的春天來場狂風大雪，也有人希望把當天的報紙扣發，來個滴水不漏。在安徽廣大農村，本來很少看報、常把生產隊報紙糊牆捲煙的農民，卻一反常態地到處找報紙。許多人讀完後，把它扔進糞池，再壓上石頭，把它用石棒搗爛扔進泥塘，把它用來當手紙，即使沒有大便，也要在肛門上蹭一蹭。有個農民甚至跑到城裏郵局、報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幣買下登載這則報道的所有報紙，然後一把火當眾焚燒，引起一大群人跺腳拍手叫好！更多的農民如同洩了氣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麥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縣委，奔到地委，來到省城。人們說，上面就是有人怕農民高興，農民一高興，這天總變，過去有好幾回了！

《人民日報》3月15日發出這組稿件，由於對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衝擊之大，被人們稱為「3・15事件」。幾天之內全國就衝垮了兩萬多個承包組，衝掉的承包戶就更多了。

《張浩來信》發表過後萬里來到安徽全椒縣。縣委領導向他匯報：「《人民日報》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椒上下亂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農民找公社、縣委，領導嚇得躲起來了⋯⋯」

萬里打斷了他的匯報：「一張《人民日報》，一篇讀者來信，看把你們嚇的！」萬里接著說：「《人民日報》能給人飯吃？報社管飯嗎？它要管飯，那行。農民不用種地，都去找它。報紙是公共汽車。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發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發表文章！」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報》以《正確看待聯繫產量的責任制》為題，又發表了兩篇讀者來信。一封是安徽省農委的兩位幹部，批評了張浩來信，指出：「『編者按』在我們這裏引起了混亂。已經搞了分組作業、聯繫產量責任制的幹部和群眾擔心又要挨批判了。原來害怕黨的政策有變化的人，現在疑慮更大了。」但是，這天報紙在同一版還發表了河南省蘭考縣一位幹部的來信，題為《生產隊這個基礎不能動搖》，肯定了張浩的來信。在這組稿件前面的編者按寫道：「本報3月15日發表張浩同志的來信，並加了編者按。目的是對一些地方出現的分隊現象和影響春耕生產的不正確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見的可以繼續討論。」

也就在《人民日報》發表《張浩來信》前後，在北京崇文門飯店召開七個農業大省參加的農村工作座談會。到會的七個省都不同意馬上推廣安徽的辦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一間會議室，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七省市農村工作座談會的匯報。安徽省的代表是省農委主任周曰禮，當時也在場。

華國鋒問：「你是安徽來的？」

「我是安徽代表周曰禮。」

「噢噢，你們安徽包產到戶到底搞得怎麼樣？」

不等周曰禮回答，華國鋒又說：「你們省委向中央寫的報告，我們收到了。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周曰禮回答：「農民春耕情緒高漲，生產搞得很好。我有具體的數字和全面情況。肥西縣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積包產的，實踐結果，麥子總產2010萬斤，比歷史最高年份增長了⋯⋯」

華國鋒似乎有點不相信。他問：「你講的情況省委知道不知道？」

「我是省委派來的。」

華國鋒扭頭對王任重說：「你打電話問一下萬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個電話打到安徽。萬里對他說：「安徽包產到組我批准了，包產到戶我也批准了，個別單幹的，我也允許試驗！」王任重回答說：「試驗可以，但現在不能宣傳。」

王任重和萬里通話半小時後，走到華國鋒身邊說：「萬里同志的電話打通了，和周曰禮同志說的一樣。這些情況是省委同意的。」

華國鋒說：「要是省委對包產到戶意見一致的話，就試驗試驗吧！但我們必須明確集體化的道路是不變的，是必須堅持的。」

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隨著農村改革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變化。

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放開了一個口子：「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但是，這個決定又規定了「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除了山莊、窩鋪和某些有特殊困難的地方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1980年2月，萬里從安徽調回北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村工作。上任以後，萬里感到他在北京的處境比在安徽困難得多，各方面斥責包產到戶的聲音很強烈。農口一份很有影響的刊物在1980年第二和第三兩期連續發表重點文章，批評「包產到戶」的作法。萬里離開安徽以後，接任他的的省委書記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態度，他召開蚌埠、蕪湖、巢湖三個片會，指責包產到戶是工團主義、機會主義、小恩小惠。這對萬里來說簡直是「後院起火」。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發表了講話。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275頁）

80年代初，萬里和趙紫陽都是農業改革的先鋒幹將，民間的順口溜說：「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趙）紫陽。」

但是，對包產到戶的爭論並沒有停止。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明確地支持包產到戶：

中央不反對包產到戶⋯⋯

我們不要把包產到戶同單幹混為一談，即使是單幹，也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不要一提到單幹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說單幹就等於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單幹戶，也就是個體所有制農民，已不同於舊社會的小農經濟，它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密切聯繫著的，他本身沒有剝削，在一般情況下，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不要自己嚇自己。（吳象：《胡耀邦與萬里在農村改革中》，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7期）

萬里到書記處工作後，和胡耀邦朝夕相處，他們決心解除包產到戶的「緊箍咒」。1980年9月14日到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關於包產到戶問題，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爭論，被稱為「陽關道和獨木橋」之爭。胡耀邦和萬里共同認定，各省第一把手是問題的關鍵。經商定，胡去西北，萬去東北，一個省一個省地做領導班子的工作。

1980年9月27日發出的《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75號文件），對包產到戶又放鬆了一步，它把農村分為三個不同地區，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只認為貧困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1982年年初發出的《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1982年1號文件）比75號文件又進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至此，包產到戶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節 自我封閉，還是走向世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接受了蘇聯的「資本主義總危機」這個虛構的理論，還加上了毛澤東的「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指導思想，擴軍備戰，與發達國家冷戰對峙。雖然中國還很窮，但還不遺餘力地輸出革命，給不發達國家「無私地援助」。在20世紀60年代初，又反對前蘇聯的「修正主義」。毛澤東高舉「反帝反修」的兩面旗幟，使中國和世界隔絕。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是中國單方面造成的，而是雙方互動的結果。

1972年，雖然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但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對付蘇聯的威脅，為了打「美國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這種國際鬥爭的權力遊戲和後來的對外開放有著不同的含義。「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學」、「崇洋媚外」，雖然是一種政治鬥爭的手段，但在人們中造成了「談洋色變」的心理。這種恐懼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

在80年代初，還有一些單位把和外商的經貿談判當作「一場特殊的國際階級鬥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這樣的談判成功率當然很低。一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用階級鬥爭觀念來對待他們。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怕被人說成「裏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係十分緊張，常常影響工程進展。1980年6月，我到天津化纖廠採訪。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生前批准的大型引進項目，我採訪時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國專家在這裏工作。我發現這個廠和其他單位不一樣。廠黨委明確向職工指出，外國專家不是「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僱於外國資本家的勞動者」。鼓勵職工和外國專家交朋友，虛心做外國專家的學生。這在當時算是了不起的經驗。我很快寫了一篇調查報告。胡耀邦看到後立即批給有關部門，他寫道：「這樣的經驗應當採取有效的辦法使有外國專家的單位都能掌握。」7月中旬，國務院為推廣這個經驗專門召開了會議，並將會議紀要以國務院辦公廳的名義下發全國所有各單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為貫徹這個文件，都召開了專門會議。

儘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報刊也為樹立開放觀念進行了大量宣傳，但是，人們的封閉觀念還是難以打破。1982年，我到中外合作開發的渤海油田採訪，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員每天上班都要經過的路旁，有一塊寫著「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超越」的中英文雙語界牌。為此，外國人每天要繞行10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請求有關部門把界牌移動一下，有關部門回答說：「這塊牌子是1953年中央軍委定的，要移動得找中央軍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測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邊建立電台，有關部門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國人搞「特務活動」。9月16日，我發出了一篇《外國專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難題》的調查報告。胡耀邦當天就作了長篇批示：

這個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後真是使人又氣又好笑。現在全黨都同意開創新局面，要提高經濟效益，如果不重創這些可惡的東西，新局面如何開創得出來？效益怎麼能提高？幾年來，我深感我們許多規定、做法，不適應開創新局面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為了搞社會主義，而是妨害社會主義，這些問題要下決心，有多少，掃多少。否則，一切都會流於空談。

4天以後，趙紫陽也作了批示，並對解決海洋石油開發中的各種涉外問題作了安排。10月，國務院召集了十幾個有關部門在北京開了5天會，研究解決這篇調查報告中提出的所有問題。會議紀要以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文件的形式下發各地。文件指出，解決上述問題的原則，其他對外開放的單位可以參照辦理。

圍繞對外開放開展的政治鬥爭是全面的，僅從廣東就可以看到其複雜和激烈的程度。

1978年盛夏，污濁的深圳河畔酷熱難熬。

建國以來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這裏出現。第一次偷渡浪潮是1962年，那時因為「三年自然災害」引致的飢餓，人們被迫逃到香港尋找生路。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洶湧，人們成群結隊地躲過邊境哨所嚴密的監視，穿過雙層密實的鐵絲網，不顧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採訪本上的記載：

據寶安縣反映，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縣共外逃1.38萬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的1萬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

這一年，據有關方面的不完全統計，在寶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員4.6萬多人，僅沙頭角一個小鎮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從海上走的。他們不顧深圳灣的驚濤駭浪，用氣枕連起來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對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沒。在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骨。還有的人選定梧桐山作為逃港路線。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後寫下了這條路線的情況：

梧桐山海拔998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嶇，荒草萋萋，成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於山高坡陡，攀越艱難，這裏的邊防線相對較鬆，也就成為偷渡者冒險之地。山的兩側各有一道鐵絲網，有邊防部隊和民兵巡邏，狼狗開道。越境者一旦被發現，輕者遣送回原籍，重者當場丟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這虛幻迷離的深山裏，這些死者中有摔死的、有餓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為了爭奪最後一點餘糧，偷渡者常常在這裏互相殘殺。（莊永竟：《洋參丸大王自傳》，第60頁）

1978年夏天，有幾萬人湧向深圳，都在這裏等待外逃的機會。有關部門為了防止人們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劇院打開，讓大家進去休息，政府向人們發餅乾、做工作，買來車票動員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

在香港那邊被抓獲的偷渡者，男人光著上身，滿身污穢；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樣擠在卡車上，一車又一車地遣送過來。

為什麼1978年外逃的人這麼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兩邊的經濟差距太大了。這邊勞動一天只有幾角錢，香港一個打零工的，一個月可得2000多元。寶安縣大鵬公社西貢生產隊林美興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3000元港幣。不過，當時還有一個誘導因素，這就是當時對「僑匯」的優惠政策。僑匯，即華僑匯回來的外幣，換算成人民幣稱為「僑匯人民幣」。外逃香港人員寄回來的港幣也享受同樣的優惠，每100元僑匯人民幣可以優待購買30元市場上十分短缺的「統銷」商品。寶安縣大鵬公社水頭大隊蕭全珍7月份收到了9000元僑匯商品供應證，8月10日用4500元買了450公斤糧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築材料。這使左鄰右舍羡慕不已。

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到深圳來解決偷渡問題。他在幹部會上說：「這是階級鬥爭的表現。」一位黨支部書記馬上站起來反對：「我們這邊整年沒日沒夜地勞動，還是沒吃沒穿；逃到那邊去的人，只幹一年就什麼都有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那裏？你是高級幹部，請你解釋這個問題。」習仲勛說：「你受黨的教育多年，連社會主義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職！」這位支部書記很硬氣：「我不用你撤職，我現在就不幹！」習仲勛是一位十分務實的高級幹部，會後，他了解了一些實際情況，第二天就在幹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習仲勛知道，深圳河兩邊差距這麼大的根本原因是那邊能放手利用國際上的資金，這邊統得太死。這不能責怪基層幹部，只怪我們政策不靈活。如果不採取特殊政策，兩邊的差距還要拉大。

參加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回來以後，1979年1月8日到25日，習仲勛就召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會後，省委領導人分頭到下面調查研究。調研的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充分發揮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此後，習仲勛和吳南生向當時在廣東的葉劍英副主席匯報了省委的意見，葉劍英聽了十分贊成，並讓廣東省委快些向中央匯報。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聽取廣東省委的匯會。習仲勛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是中共西北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憑他的革命資歷和在黨內的地位，他是敢說話的。他直截了當地對華國鋒說：「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華國鋒問廣東要些什麼權，習仲勛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得多給點自主權，類似聯邦制。否則，廣東就很難搞好。」華國鋒回答說：「不要搞聯邦了，給廣東放點權吧！」

習仲勛進一步提出：「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外國廠商來投資辦廠，或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企業等。」

靜心傾聽的鄧小平插話說：「這個想法不錯嘛！」說著，他示意習仲勛繼續講下去。

鄧小平早就思考一個問題：改革，開放，得找一個突破口，一個試驗場。在這裏放開手搞，為全國開個窗口，為大面積改革開放探路子。這個試驗萬一失敗了也不要緊。就那麼一塊小地方，關係不大。在哪裏試驗呢？從習仲勛的匯報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會以後，鄧小平和習仲勛交談。把深圳劃出來，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試驗場，這塊地方叫什麼呢？鄧小平脫口而出：「就叫特區吧！」習仲勛認為這個名字好。

鄧小平說：「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從這裏殺出一條血路來！」

大政方針一定，谷牧就率領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段雲，國家進出口委副秘書長李灝等飛往廣東、福建，具體落實。他們深入調查研究，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返京後，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79】50號文件。

50號文件給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以較多的自主權。特別在外貿方面，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項目，省裏可以自行審批。還確定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

但是，對外開放不是一帆風順。80年代初，國門打開以後，由於缺乏管理經驗，出現了一些原來沒有想到的問題。最突出的是走私。當時沒有想到走私是高額關稅造成的，而當作階級鬥爭的表現。

1981年，海豐走私猖獗。大量洋貨通過各種方式走私進來。這麼多走私洋貨怎麼辦？省裏廉價買下來了，再賣出去，得到的利潤交給地方財政。廣東省就揹上了走私販私的罪名。廣東出口，超計劃部分的利潤全部留給省裏，這樣，廣東外貿部門就可以用較高的價格收購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貨源大量流進廣東。各省意見很大。關閉了幾十年的國門剛剛打開的時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廣東、福建兩省，各種經濟犯罪活動一下子泛濫起來，引起了國人震驚。

習仲勛（左）在視察深圳後，提出廣東最好搞聯邦制，給予更大主權，間接上啟發鄧小平成立了深圳特區

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對改革開放的口實，他們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採取措施。

先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廣東進行檢查。接著中央把廣東的省委書記任仲夷、省長劉田夫三次召進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廣東的領導幹部面對面地交談。福建省委領導人也被召進了北京。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中央書記處、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各有關部門和兩省省委負責人共68人出席了會議，重點討論了進一步開展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的鬥爭。座談紀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各地。

這個文件指出：「經濟領域中的走私販私、投機詐騙、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和集體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活動，已經比1952年『三反』、『五反』時嚴重得多。各種惡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數人崇洋媚外，奴顏婢膝，喪失人格國格，甚至發生出逃叛國現象。」以後的事實證明，及時指出這些問題，並採取打擊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這個文件對減少對外開放中的犯罪活動也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有些人把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於改革開放，因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場法規，反而強化計劃經濟的審批權，因而權錢交易的現象反而日益嚴重。

胡喬木在兩省座談會上的一個插話中強調：「我認為，對反走私販私的活動不能孤立地看。應該看成是我們全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面臨著一場資本主義思想腐蝕與社會主義思想反腐蝕的嚴重鬥爭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胡喬木的這些話使得處於開放前沿的幹部感到十分緊張。10多年後，廣東省一位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當時聽到這段話，我感到背心發涼。」

這個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一、必須充分認識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嚴重性、危害性和危險性，一定要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鬥爭中，做堅定的、清醒的、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正確掌握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把打擊經濟領域中的違法犯罪活動的鬥爭進行到底。

三、必須認真總結經驗，端正對外經濟活動中的指導思想，促進對外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繼續試辦好經濟特區。

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是改革派的「尖兵」

如何「促進對外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實處的措施是：

根據廣東情況，當前要特別注意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1）加強計劃管理，堅持綜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經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

（2）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統一領導，除經國家批准的單位按國家規定的原則和程序進行外，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對外經濟活動。

（3）採取有效措施穩定物價。辦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國家對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比重。二是制止濫發獎金。三是基本建設要量力而行。

（4）大力整頓黨風，嚴肅黨紀。

看來，所謂健康發展，除了整頓黨風等以外，主要還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辦法上去。而黨風、黨紀也是實現前3條的組織保證。

如何「繼續試辦好經濟特區」？文件中轉述了陳雲的一段話：「今年春節，陳雲同志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分子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陳雲這段話是1982年春節講的。

使廣東人感到更大的壓力是，這個文件有一個附件：《舊中國租界的由來》。胡喬木在座談會上解釋說：「書記處研究室編的《舊中國租界的由來》這個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發下去。那些外國租界，本來不是條約明文規定的，而是糊裏糊塗地上了外國人的當，愈陷愈深，最後成了『國中之國』。這對我們，特別是現在搞特區的地方，很有教育意義。」陳雲在這個附件上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這就使人們把經濟特區和過去的租界聯繫起來了。

10多年後的1998年春，本書作者就這次兩省會議訪問了任仲夷。這時他已離休在家。

他對本書作者說，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後，大約過了一個星期，胡耀邦給他打了一個電話，說：「兩省會議以後，書記處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個匯報。我想把匯報時常委的意見向你談一下。我本想到廣州親自和你談，因為太忙，很難離開，所以請你和劉田夫到北京來一趟。」

任仲夷接到電話的第二天就和省長劉田夫一起飛到北京。胡耀邦和趙紫陽同他們談了兩個多小時。然後，胡耀邦對任仲夷說：「你給政治局寫一個檢查好嗎？」

任仲夷想：「我到廣東工作雖然才一年多，工作上當然不會一點缺點也沒有，寫個檢查當然是可以的。」他連夜寫了檢查。檢查的主要內容是他到廣東以後注意了搞活，在加強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後要注意加強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從北京回來後，兩省會議的文件就發下來了。在省委討論之前，他把謀士們找去，讓他們就如何貫徹這個文件發表意見。大家談了一整天，他靜靜地聽了一整天，一言不發。最後說：「謝謝，散會。」

為了貫徹這個文件，廣東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任仲夷說：「中央指出廣東有這樣的錯誤、那樣的錯誤，不同程度地符合廣東的實際情況。我們要堅決擁護。回去後要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搞運動，不分任務。我們堅決反對走私販私，堅決打擊經濟犯罪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我們堅持排污不排外。過去出的問題由省委負責。省委由我任仲夷負主要責任，因為我是第一書記。下面沒有責任。」任仲夷在總結報告中還把原來提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常務副省長主張搞若干個治理整頓的文件，並提名讓省政府副秘書長王琢牽頭來辦，一共搞了七八個文件。如果執行這些文件，很多東西都要退回去。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興，但對廣東幹部來說，有任仲夷的話在先，在執行中把這些文件不當回事。南海縣委書記梁廣大堅決不走回頭路。廣東取消了雞的「派購」，要不要恢復「統購派購」？有人說：「雞的『派購』必須恢復。不恢復解放軍戰士哪有平價雞吃？」梁廣大說：「我辦個養雞場。『派購』的雞我全包了。」在貫徹中央這個文件時，對廣東的供銷員壓力最大。當時外地幾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銷人員。梁廣大對來人說：「你把材料放下，我們也是一級政權，有問題我們自己依法處理。」梁廣大還專門召開供銷人員大會，獎勵有貢獻的供銷人員，指出供銷人員在發展南海經濟中立了大功。

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就有人把這問題歸咎於改革，從而使改革走回頭路。廣東這次也有這種走回頭路的可能性。事後有人說，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穩住陣腳，不是有像梁廣大這樣一批有強烈改革意識的幹部頂著，廣東的改革開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樣，這次事件給廣東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在社會上的確有一些對廣東不利的輿論。1983年，在六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採訪了當時的廣東省省長梁靈光。我直率地向他轉述了社會上對廣東的一些看法。梁靈光說：「有人把經濟犯罪和對外開放聯繫起來，這是不公道的。當然，對外開放以後，對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當時向我介紹，由於加強了管理，廣州現在社會秩序較好。廣州市每年春節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動，通常有一兩百萬人走上街頭。過去這樣的活動難免要出些事，而這兩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還對我說：「不信，請你去廣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這句話為標題發了一篇訪問記。

為了對外開放，當年鄧小平派了兩位思想解放的幹部分赴兩省，一個是任仲夷，任廣東省委書記，一個是項南，任福建省委書記。他們兩人上任以後，陳雲陣線一直盯著他們，從而釀成批評兩省的專門會議。他們兩人這次算是過了關，但陳雲陣線並沒有放過他們。後來他們抓住了「晉江假藥案」大興問罪之師。其實，那時的所謂假藥就是銀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議讓項南再留任一屆，有人堅決不同意，最後還是罷了項南的官。這是後話。

為了挽回兩省會議文件對開放的負面影響，1984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到廣東、福建等地視察。他全面肯定特區的成績。他在幾個特區揮筆題詞，大力支持和肯定廣東的改革開放。在深圳的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在珠海的題詞是：「珠海經濟特區好。」在廈門的題詞是：「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議增加開放城市。這無疑是對特區政策的指摘和懷疑的明確回答。

鄧小平從南方回到北京以後，就和幾個中央領導人談話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顧陳雲怕「口子開得太多」的憂慮，說：「除現在的特區以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樣，就出現了沿海14個開放城市。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我們正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特區。」1987年，正在籌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與香港「熊谷組」達成口頭協議，由「熊谷組」承包開發32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貿易區。1988年1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率國家有關部門到海南進行了考察論證。田紀雲和正在籌建中的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省長梁湘與「熊谷組」董事長于元平達成共識，確定了洋浦整體開發的總體方案。這個方案既給予開發者自主經營權，又保證了中國的主權完整。保守派針鋒相對，就在田紀雲到海南考察之後，政協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國政協工作組也到了海南。田紀雲前面走，他們後面到；田紀雲看什麼、研究什麼，他們就看什麼、研究什麼。但他們的結論是：洋浦開發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方案，是割讓新的租界地。全國政協工作組按他們的調查結論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寫了報告。這樣，田紀雲主持搞的開發方案被擱置起來，還傳出了「喪權辱國」的咒罵聲。

項南（右）是改革派的大將，因「晉江假藥案」被罷官，胡耀邦（左）力保不果

今日的世界，經濟活動是跨越國界的。只有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才能實現高效率；只有實現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另一個角度看，實現真正的自由貿易也不是那麼容易。第一，為保證本國居民的就業率，不能把市場全部讓給外國商品。市場就是就業機會，商品出口就是變相的勞動力出口。發達國家的工會組織，最怕失去市場。第二，與前一個問題相關的是，為了民族工業的發展，也不能將全部市場讓給外國商品。民族工業關係到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安全。由於以上兩個原因，就有兩種貿易壁壘——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自由貿易和貿易壁壘的鬥爭將是長期的。總的趨勢是自由度越來越大，貿易壁壘越來越小。1947年成立關貿總協定時，中國是締約國之一。1994年關貿總協定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即WTO。

1986年，中國提出了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同時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支持的和反對的。以後，這兩種態度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支持和反對的主要原因除了對中國加入WTO以後的利弊的評估不同，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很多研究機構進行了大量的加入WTO的利弊研究。他們一個一個行業地分析損益，一個一個地區權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棟，但還是兩種態度：支持者和反對者。支持者認為利大於弊，反對者認為弊大於利。

反對意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他為此寫了一本專著，名曰《碰撞》（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北京）。這本書強烈批評「市場浪漫主義」，認為WTO是經濟強國拆除經濟弱國自我保護屏障的戰略工具。跨國公司不是激活中國經濟的「鯰魚」，而是吞併中國企業的「鯊魚」。WTO規定的幼稚工業保護期實際是死緩期。美國企圖在全球化的旗幟下讓各國把經濟主權交給由它操縱的各類全球經濟組織，這樣，美國將成為各國的中央政府，這就是淘汰各國政府，實現美國贏家通吃的美夢。韓德強警告說：如果聽任「市場浪漫主義」，中國經濟未及起飛，就可能先被擊毀在跑道上。作為經濟弱國的中國，可能會成為經濟強國的食物。

雖然反對的聲音很強烈，但佔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於弊。中央政府持利大於弊的看法。中國政府一直是積極爭取盡快加入WTO的。自1986年以來，中國參加了數十次多邊工作組會議，進行了數百場雙邊談判。人們通常把這個漫長的過程以1993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1993年以前，參加談判的中國代表團感到最大的困難是，既不承認中國搞市場經濟，又要說明中國是能夠履行WTO那一套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遊戲規則。為了向別人說清這個不可能說清的問題，整整花了六年時間。一直到鄧小平講了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代表團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佈，我們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後主要是在開放的範圍、條件、速度等方面不斷地討價還價，無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決定於主觀願望，而是自己的談判實力地位。由於中國的發展程度較低，談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國際貿易原則辦事，中國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但是，中國盡可能縮短這個過程。一邊談判，一邊創造加入WTO的條件。進入90年代，中國在開放貿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關稅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逐漸減少。

從1986年開始，經過15年漫長的談判，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的成員。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從政策層面向制度層面轉變。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全面接受了世界貿易規則。

加入WTO，意味著國際社會將用世界通行的規則來約束中國政府和企業的行為。

此時，十多年的恐懼和期盼變成了現實。

從入世後不久的實踐來看，當初的有些恐懼是多餘的。例如，加入WTO以前，利弊分析者認為，由於中國商品競爭力不如發達國家，頭幾年出口會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2002年，中國的出口總額比上一年增長了24.7%，順差比上一年增長了34.7%。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認為，加入WTO以後，中國的汽車工業可能全軍覆沒，但是，2002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達320萬輛，比上一年增長86萬輛。媒體用「火爆」、「井噴」、「春風得意」、「春光滿面」來描述這一年的中國汽車業。

這時人們才發現，過去看輕了中國的一個重要優勢：中國勞動力平均成本只相當於歐洲國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國的五十分之一。過去這種優勢被關在國門之內，「養在深閨人未識」。加入WTO以後，這個優勢才在國際比較中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第三章 較量——嚴峻的1983年

第一節 「緩改革」 批《苦戀》

1980年，不僅農村經濟改革邁開了大步，政治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30日通過了這個講話。這個講話提出了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提出了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講話中還指出：「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對這些現象進行了空前尖銳的批評揭露後說：「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他接著講了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方方面面，指出「現在應該明確提出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肅清封建殘餘的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在這篇講話的最後，他否定了當時有人重提的「興無滅資」的口號，認為「這個老口號不夠全面，也不夠準確」，「有些同志⋯⋯把我們現行的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不對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第327－338頁）

鄧小平這篇講話當時受到知識界的普遍歡迎，有人認為「政治改革的春天來了」。緊接著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也是在寬鬆的氣氛中召開的，人們稱之為「民主的大會，改革的大會」。

此時，一些激進的改革知識分子也活躍起來，各家報刊發表了大量談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1980年10月，《光明日報》連續三天不惜版面發表嚴家其、鮑彤、于浩成、張顯揚、吳明瑜等人談政治改革的文章。從題目就可以看出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銳：嚴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體問題》，吳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鮑彤《對官僚主義的認識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實現民主化》，江春澤《要從制度上保證勞動者當家作主》，張顯揚《官僚主義的問題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吳大英《健全法治是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證》，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總結歷史經驗》，胡華《深批左傾理論，為改革掃清道路》，蕭灼基《學術研究只能服從真理》，林韋《把反對官僚主義的方針堅持下去》⋯⋯這些文章有著廣泛的讀者。

面對新的改革形勢，保守勢力千方百計地抵制。他們以波蘭事件為藉口，扭轉了政治改革的形勢。

1980年7月，波蘭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個國家過去靠財政補貼維持較低的商品價格。由於財政不堪重負，加上西方逼債，波蘭政府不得不減少財政補貼，使肉和肉製品價格大幅度提高，結果引起了戰後波蘭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蓋萊克總統被迫下台。在這次工潮中出現了團結工會，它向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提出了挑戰，從而形成了團結工會和波蘭統一工人黨兩軍對壘之勢，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地位開始動搖。

波蘭的政治風雲影響到中國。鄧小平和胡耀邦對波蘭事件持積極態度。我的筆記本上有當時傳達的他們兩人的內部講話的大意：波蘭人民的鬥爭是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是正義的，蘇聯這次不敢出兵；波蘭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改革；中國不會發生波蘭事件。

但是，陳雲陣線卻持相反的看法。1980年9月24日，胡喬木給胡耀邦寫了一封關於波蘭危機的長信。信中認為：中國也有可能「爆發像波蘭那樣的局勢」，「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與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相結合，可能成為一種巨大力量」；「外來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對我們也是一個大問題」；「工會可以分為官方工會與獨立工會，我們如不從速解決也並非不能造成這種局勢，而其他群眾組織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

胡耀邦沒有及時表態。後來胡喬木讓中共中央秘書局把這封信印發各中央機關和政府部門、群眾團體，並要求各部門都從各自角度出發，對波蘭事件進行研究、制定對策。

1980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傳達討論胡喬木《關於波蘭問題的信》，中宣部長王任重說：「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的經驗教訓，以為波蘭的教訓很值得吸取。」「我們存在與波蘭相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會造成同樣的後果。」「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等等。接著，中共中央宣傳部傳達陳雲的意見：「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

除了波蘭事件以外，中國改革中的一些新情況也使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思想的人不安。農村出現了私營企業，出現了僱工現象，出現了私人搞長途販運。這些情況引起了一些人的爭論。有人指出農村出現了剝削，出現了投機倒把。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些現象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面對改革中的這些情況，那些要求保持社會主義純潔的呼聲突然高漲起來。這種呼聲，是針對當時的改革潮流的，是針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流通體制改革的。

波蘭事件和國內要求保持社會主義純潔的呼聲，使中國的「兩個基本點」的天平發生了傾斜：從改革開放傾向到四項基本原則。

對陳雲來說，當時遇到一個契機，這就是華國鋒「洋躍進」造成的經濟過熱。按照計劃經濟的眼光來看，就是「宏觀失控，經濟混亂」。遇到這種情況，計劃經濟的辦法就是「收」，即「調整」。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召開的。這是一次經濟工作會議，主要是研究經濟調整，即調整「洋躍進」造成的經濟過熱。12月26日，陳雲作了《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主題報告。這個報告共講了14個問題。談到利用外資時，他強調「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之中要有警惕」。談到經濟形勢時，他說：「經濟形勢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不穩定。」「改革要有利於調整。」「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他批評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以新廠擠老廠」。他強調：「我們國家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因此，對許多方面，在一定的時期內，國家干預是必要的。」「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陳雲文選》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248－251頁）

鄧小平在這個會上作的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對他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來了一個大轉彎，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對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的鬥爭」。對於他三個月以前講的「黨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註解：「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先要在少數單位進行試點。沒有制定和頒布完善的條例以前，一切非試點的基層單位，一律實行原來的制度。」但是，大家翹首以待的「完善的條例」一直到他逝世時還沒有出來。這是後話。

在這之前，以翁永曦為首的四位青年上書陳雲，提出「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針。陳雲很欣賞這個建議，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讀了這封信，表示贊同，並提出經濟上調整，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於陳雲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提拔為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為副部級幹部。改革派當然不會放過這個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師的問題端了出來，翁永曦被貶到安徽一個縣裏。但翁永曦不甘寂寞，還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記者把他的看法寫成內參，鄧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麼這個人又出來了。這一次，翁永曦連九品芝麻官也丟了。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接受了「緩改革」的建議。在經濟改革中，堅持計劃經濟，堅持「指令性計劃」，一些堅持「商品經濟」看法的經濟學家受到批評，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當時最突出的事例是對《苦戀》的批判和對青年詩人葉文福的批評。葉文福原來是軍隊裏的詩人，他的詩作《將軍，不能這樣做》，尖銳地批評了軍隊裏高級幹部的特權現象，因而被迫離開了軍隊。後來他到處演講，大膽批評共產黨內的腐敗現象和社會制度的弊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講了一篇話，學校的政工幹部反映：「黨組織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全吹了。」鄧小平在1981年7月17同宣傳部門的談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這位青年詩人，葉文福受到了單位的批判，從此就銷聲匿跡了。

《苦戀》引起的風波比葉文福風波要大得多。

《苦戀》是著名軍人作家白樺寫的一個電影劇本，發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學刊物《十月》上。1980年底，長春電影製片廠以《太陽和人》為題拍成電影，導演是彭寧。劇本寫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青年時他被國民黨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相救，彼此相愛。後來凌晨光因參加「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被特務追捕，逃往國外。在美洲某個國家他成了著名的畫家。新中國成立後，他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綠娘一起返回祖國。回來享受到短暫的快樂後就不再被政府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備受折磨。他女兒覺得這個國家再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凌晨光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後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蘆葦蕩，以生魚、鳥蛋為生，成了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紅日當空，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的力量在雪地裏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太陽和人》在審片時不僅沒有通過，還引起軒然大波。文藝界的一些權威人士認為這個劇本「否定30年，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的領導，是一部很壞的影片」。當時社會上流行「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就是揭露和批判過去極左路線給人們心靈、家庭、社會所造成的傷痕。實際上，傷痕文學所揭露的不僅僅是「四人幫」的極左，也揭露和批判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陰暗面。《苦戀》是傷痕文學中高層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苦戀》。1981年4月17日，《解放軍報》在一版頭條發表社論：《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批評文藝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4月18日，《解放軍報》第三版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部隊讀者批評《苦戀》的3封「來信」。其中來自白樺所在的武漢部隊的信——《一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最為嚴厲。4月20日，《解放軍報》以近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4月22日，《時代的報告》雜誌為批判《苦戀》出了增刊，第一次就印了15萬份。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還作為「靶子」附錄了《苦戀》的全文。讀者為了看《苦戀》，一搶而空。

《解放軍報》、《時代的報告》開頭，《北京日報》、《文學報》、《紅旗》、《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報刊緊跟其後，不惜篇幅，發表多篇批判文章，還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而《文藝報》、《新觀察》、《北京科技報》則發出不同的聲音，為知識分子說話，指出「有人在捍衛『四項基本原則』的名義下搞『左』」。但和批判的聲音比起來，這種聲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靜一點，先把對《苦戀》的批判冷下來，再研究對策。當時主管思想戰線的主帥胡喬木要《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人民日報》文藝部認為，《解放軍報》的文章帶有「文革」時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報》轉載，就表明中央同意這樣做，所以按兵不動。胡喬木得知《人民日報》不轉載的後台是胡耀邦，就把狀告到鄧小平那裏。於是，就有了鄧小平對《苦戀》的談話。

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同中宣部負責同志談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他說：「《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他重申四項基本原則。他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1頁）鄧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由《文藝報》寫批判《苦戀》的高質量文章。8月3日，胡耀邦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講話，也講到「要把文藝界正在進行的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而且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代表了一種錯誤傾向。」此後，白樺在他所在武漢部隊裏一度失去自由，開大會和小會接受「教育和批判」。白樺在檢查中說：「歷史老人最終是公正的。」意在《苦戀》是好是壞，歷史自有公論。《時代的報告》主編黃鋼，就白樺的這句話寫了長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對批判《苦戀》，態度不是很積極的。1981年1月10日晚，在審片時引起批評之後不久，白樺求見胡耀邦，請他看看這部片子。胡耀邦回答說：「昨晚中南海放了這部電影，我沒去看，聽說有人反對你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這部片子。我們家就是兩派，一派是我的秘書，他反對。一派是我的兒子，他支持。」他一再表示，在這部片子沒有審查通過之前，他不準備看。白樺一再請求，他還是堅持不看。經過一段時間批判以後，9月25日，胡耀邦對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情應該了結。」10月，胡又對《文藝報》負責人張光年說：「批《苦戀》的事了結了。」（白樺：《我理解他》，載《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90頁）根據鄧小平7月17日的講話，《文藝報》負責人唐達成、唐因執筆寫了批判文章，經周揚、張光年等人組織多次修改，又經作家協會討論，中宣部討論再修改，10月6日《文藝報》發表，10月7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苦戀》風波就此平息。

對《苦戀》的批判雖然結束了，但對思想界、文藝界的影響並沒有結束。作家們寫作更加小心了。1982年6月召開的中國文聯四屆二次會議提出「要繼續克服並改變渙散軟弱狀態，更加堅定有力地在更高水平上貫徹中央對文藝工作的指導」。這次會上作家們牢騷頗多，著名作家邵燕祥寫了一首打油詩：「盡是作家藝術家，出恭入敬靜無嘩；不辭百萬成虛擲，難得金人似傻瓜；已驗幾回詩作讖，可知何日筆生花；掌聲拍報平安夜，大會開得很好嘛！」

改革開放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這一代領導人的歷史使命，在不喪失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前提下，他們是不會讓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論和原則阻礙改革開放的。在對右的勢力給以適當打擊之後，他會敲擊鋼琴的另一個鍵，使改革開放的音調高昂起來。

第二節 從批「異化論」到清除精神污染

「異化論」風波陡起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十一屆中央委員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堅持改革的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政治上出現了比較寬鬆的氣氛，知識界又活躍起來。《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發表的《社會主義異化論》說，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異化現象。人民把權力給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這權力，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僕變成了人民的老爺。王若水在他的《抽象的人道主義》中說，人道主義不應當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利，人道主義是一種把人和人的價值置於首位的觀念，是用以反對神道主義和獸道主義的武器。這樣的文章如電光石火，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注意。周揚在1982年也在一次講演中講過「異化」問題。

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中央黨校校長王震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長鄧力群出席了會議。報告會由中央黨校副校長宋振庭主持。周揚的報告講到「異化」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周揚唸了開頭以後，由於身體不好，由廣播員代讀。報告說：「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作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上的異化，或者叫做權力的異化。」廣播員讀稿過程中，全場鴉雀無聲，報告結束，長時間掌聲。會議休息時，鄧力群上前向周揚祝賀，說講得好。王震也說講得好，還問他「異化」是什麼意思？能不能換一個詞？周揚說不能換。當天晚上，胡喬木就給中央黨校打電話，說周揚的報告有政治錯誤，報告會不要解散，延長三天組織批評這個報告。經過兩天的準備，3月12日繼續開開會。由北京大學的黃楠森、人民大學的靳輝明、社會科學院的王銳生、《文藝報》的唐達成發言。這四個人的發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們的發言沒有點周揚的名，沒有直接批評周揚的報告，但其觀點是鮮明地批駁這個報告的。

周揚這個報告本來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間，中共中央就有一個決定，19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為了紀念，要開兩個會；一個是紀念會，由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作報告；另一個是學術討論會，由中宣部、中央黨校、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合召開，由周揚作報告。為了起草這個報告，周揚請王若水、王元化、顧驤協助。從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們在天津迎賓館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這期間，法院要開庭審理王若水與前妻離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執筆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顧驤兩人。講話稿在《人民日報》印刷廠印成清樣，分送給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審閱。大約過了三天，胡耀邦將稿子退了回來，在他的名字上劃了圈，沒有提修改意見。

周揚在黨校報告的當天晚上，《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對總編輯秦川說：「周揚的報告很精彩，宣讀過程中鴉雀無聲，讀完後掌聲很熱烈。王震和鄧力群都參加了。」第二天《人民日報》在一版發了這個學術報告的消息，消息說，周揚的「報告全文本報另行發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揚家，對周揚說：「你的文章我們登出預告好幾天了，你的稿子還沒有給我。」周揚說：「喬木說讓改一改，關於異化問題，聯繫實際略為展開一下。我在監獄裏蹲了幾年，出來後又沒有專門搞過調查研究，聯繫實際比較困難，加上身體也不好，我沒法改。」秦川說：「那就發表吧，7日晚上的電視我看了，王震、鄧力群都過來與你握手，還會有什麼問題？」周揚說：「我考慮一下給你。」他又反問一句：「你敢發嗎？」周揚把文章看了看，還是交給了秦川。

3月13日和14日，胡喬木約請夏衍、郁文、賀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揚家談話。胡喬木說周揚講話中關於人道主義講得不充分，要把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區分開來。對於周揚講話發表的問題，周揚談了看法。但事後在場的人回憶的情況不一樣。周揚的記憶是，當他問到「是否改了以後再發表」時，胡喬木回答說：「可以在出單行本時再改。」事後胡喬木認為，他堅持改了以後才能發表。當時在場的王若水作了詳細記錄，他在《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中寫道：「胡喬木把身體略為前傾，對著周揚說，『周揚同志年高德劭，年老體衰，兩樣都有⋯⋯宜將剩勇追窮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講話修改一下，把文章沒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沒有說清楚的地方，索性說清楚一些，然後出單行本⋯⋯。』周揚打斷說：我還要交《人民日報》發表呢。胡喬木顯然沒有料到周揚的態度如此堅決，只好說，那沒關係⋯⋯如果報紙上發表，是不是前面加一個說明。」

3月16日的《人民日報》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發表了周揚這篇講話，用不到半個版面發表了四位批評者的發言綜述。發稿前，王若水和總編輯秦川商量處理這篇稿時，王若水說，作者周揚不同意修改這篇文章，編輯部不應勉強。胡喬木和周揚談話時並沒有指出這篇文章有什麼錯誤，只是說有些地方「不夠」。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討，不是結論，不必請示發表是可以的。

文章見報的這天一大早，鄧力群給秦川打電話，大發雷霆，說：「講話是王若水『鑽』到周揚身邊搞出來的，宣揚的是王若水的主張。你要把這個情況9點鐘以前送到中宣部來。」秦川解釋：「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鑽』進去的。」春節前周揚請他幫助起草講話，他不願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3天就回來了，沒有參加起草）當時，他剛離婚不久，把幾年不在身邊的孩子接回來，準備過一個團圓年。秦川對他說：「周揚同志是輕易不求人的，去去為好。」但文章發表後鄧力群還是打電話給王若水，讓他作檢查。秦川和王若水兩人不得不作了檢查。

事後，鄧力群在胡喬木的指示下，向中央書記處呈報了《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這份材料中寫道：

在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負有重要責任。但是從全過程來看，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這次他幫助周揚同志起草報告稿，實際上把他近年來一直宣揚的基本觀點都寫進稿子裏了。《人民日報》編委會開會討論時，當面聽了喬木同志批評和要修改後再發表的王若水同志，不僅沒有提醒此事應請示喬木同志，要慎重處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發表。他實際上是想通過這種形式，使他一直宣揚的觀點成為權威性觀點，擴大它的影響。我們認為，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

據此，鄧力群提出了三點處理意見：

一、關於人道主義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今後仍可允許不同意見的討論。周揚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經全文發表，學術討論會上持不同觀點的文章，也應陸續在報紙上全文發表。同時準備組織力量，認真研究寫出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馬列主義的闡述。

二、對《人民日報》編輯部進行必要的調整。王若水調出《人民日報》，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揚同志不顧自己的地位，在喬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後再發表的意見以後，不認真考慮這篇講話發表可能產生的影響，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對周揚同志在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上不嚴肅、不負責的表現，希望他有所認識，表示正確態度。

這個報告中央沒有下發，原因是胡耀邦阻攔了。他提出「報告」要與被批評的人見面，要核對事實。根據胡耀邦這個意見，3月21日，開了一個核對事實的見面會。見面會由胡喬木主持，參加者有鄧力群、周揚、秦川、王若水等人。地點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個小會議室。1998年春，本書作者訪問過當事人之一的秦川，他向作者詳細介紹了當時的情況，還交給我他寫的記述這件事的一篇文稿。

這一天，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面對面地坐在會議桌的兩旁。被批評者先看鄧力群的這份報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覺得有些事情和過程沒說清楚，覺得鄧力群有點意氣用事。周揚看完了，臉上的氣色發生了變化。他想站起來說話，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鄧力群寫的那個材料，擲在胡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對面的胡喬木震驚了：「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

胡喬木瞪大了眼睛，面對周揚，聲色俱厲地說：「你這是反中央！」

周揚說：「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

胡喬木大聲說：「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揚說：「我只是反對你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

雙方劍拔弩張，出現了黨內會議中少見的情況。坐在胡喬木對面的秦川只好打圓場：「你們都是我的老上級、老領導，還是團結起來坐下說吧！」胡喬木也意識到自己失態，接過秦川的話茬說：「是啊，我和周揚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靜下來後問周揚：「告訴你不要發表，你為什麼還要發表？」

周揚說：「你來我家時沒有說過不讓發表，你只是說異化部分要聯繫實際，加強一下，修改以後發表。我沒法修改。既然大會都講了，講話稿也印發了，報紙為什麼不可以發表？」

胡喬木堅持說，不聽招呼擅自發表是錯誤的。周揚堅持他從來沒的聽到過不讓發表。

兩人相持不下。旁邊一位插話說：「我們當時做了記錄。對照記錄稿，喬木同志說過不讓發表。」

周揚再次為自己辯護：「喬木說異化問題要聯繫實際。」申明他沒有聽說過不讓發表。

賀敬之說：「我相信中宣部的記錄是真實的。我也相信周揚同志不會說假話。」

賀敬之騎牆的插話使會場一時沉寂。鄧力群突然站起來，大聲說：「周揚同志，希望你認真學習小平同志在中顧委成立時的講話，不要干預中宣部的工作！」周揚是中宣部的顧問。

會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輕言細語的申辯：「報告說我寫了一本人道主義的書。」他拿起那本書說：「書裏收了幾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麼能因為以我的那篇的標題作書名，就說我寫了一本書呢？」

這次會核對事實的任務沒有完成，不歡而散。事後，周揚給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寫了一封信，說中宣部給中央書記處寫的報告與事實有出入。他還根據自己的記憶寫了一個事實真相的說明。這封信送上去以後如石沉大海，沒有反應。其原因是胡耀邦的袒護。有人認為，這場衝突實際上已經在胡喬木和胡耀邦之間展開。由於誰也說服不了誰，4月份以後，這場衝突進入了僵持、膠著階段。

文藝界充滿火藥味

1983年4月以後，胡喬木為了捍衛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暫時放下了「異化」問題，轉而從文藝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開部務擴大會議，胡喬木、鄧力群、周揚出席。列席旁聽的顧驤記錄了這次會的情況。會上不僅批評了《苦戀》，還批評了《在社會檔案裏》、《離離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時候》、《早晨30分鐘》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相當嚴重」。

周揚（右）與胡喬木就「異化論」事件展開舌戰

會上，胡喬木作了語氣嚴厲的發言。他說：

我讀的文藝作品不多，全局估計不好說。但是，從許多方面，從許多人：作家，批評家、讀者裏了解的情況，說一點看法，我想不會離事實太遠。社會主義文藝旗幟在文藝界不是很高了。會上列舉的一些材料說明，在社會主義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麼久了，出版的文學作品，社會主義文藝旗幟不是愈舉愈高，而是愈舉愈低。作家批評家躲開它，躲開社會主義。如果說程度如何估計說不清，但事實是確實存在的。如果對這事實都不注意，我們的革命良心就存在問題。如果認為良心可以安，那麼這樣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經那麼多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東西，怎能視而不見。不忙作結論，不忙批評？（說這些話時胡喬木提高嗓門，聲色俱厲）攻擊不限於來自文藝界，但比較起來文藝界突出⋯⋯我認為我們文藝界出現了反對社會主義的文章，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否定社會主義事業。認為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可懷疑的，是童話。說我們相信童話太多了，60年是童話，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童話，對這樣的論調採取自由主義，慢慢討論吧，我不贊成這樣的態度。我對朱某某講，四項基本原則要是可以放棄，只有我們解散共產黨。但是我們共產黨是不會解散的，所以四項原則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

對過去黨的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對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贊成少寫。如果將過去黨的歷史上發生過的錯誤，在文藝作品中表現，也要佔百分之五十五，那麼，這樣也就是黨本身的錯誤了。⋯⋯張某某這樣的作家，把黨的錯誤充分描寫，無異是教育青年懷疑共產黨。

對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註：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胡喬木談了他的看法：

我們要堅持一些東西，也要反對一些東西。雙百方針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戰國時期一樣了。雙百方針不是獨立的，不能認為文藝就是一個雙百方針，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存在了？我們共產黨人要想不反對一個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觀上想不輕易反對一些人，但我參加革命就是要反對一些人。這些人存在麼。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然有所堅持，就必然有所反對。對專門散布懷疑社會主義以至反對社會主義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採取寬容的態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寫過一篇大學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話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他要我們大學實行「兼容並包」的方針，繼承北大老傳統。當年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是進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學實行「兼容並包」，就是要在我們的大學裏允許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的倒退。（顧驤：《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頁－88頁）

1983年8月10日，胡喬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談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胡喬木首先把王若望發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藝界的大形勢之中：「一方面由於你個人的遭遇，使你寫了一些文章，說了這樣一些話，反映了全國的一股大潮流。不僅是文藝界，還有哲學界⋯⋯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變成了自由主義者，毫不掩飾的自由主義者。還有比這更不好的，從根本上懷疑共產黨、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也許他自己說他是共產黨員。這股思潮經過1981年的批評有所下降。受了批評的有進步，但是沒有受批評的卻越來越厲害，越走越遠。」胡喬木在這裏表揚了錢鍾書，說王若望沒有像錢鍾書一樣看到現在是一個好時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沒有歌頌這個好時代。胡喬木批評王若望：「你很少讀書，發議論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顛倒，你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你已不像黨員了。」「你提倡無為而治（指對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預——引者註），如果實行無為而治，共產黨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組閣。」「你又提倡為民請命，為民請命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人到中年》這部片子也沒有問題，但是你用這樣的煽動性的話一說，你就成了專門製造黨與群眾對立起來這樣作用的人，這是可恥的，還不說是危險的。對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險的。」「你的《三步曲》內容可能是真實的。看了你的作品，人們會說，共產黨的監獄比國民黨、日本的監獄還殘酷。」胡喬木的談話又從批評王若望轉而批評文藝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學技巧上進步了，但對生活冷眼旁觀⋯⋯現在有些作家一味尋找生活中灰色的東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藝的技巧。」「《文藝報》對徐遲的批評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錯誤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觀地認為，這樣的討論是正常的，怎麼說是圍剿呢？」「《晚霞消失的時候》作者是一個青年，宣傳宗教思想，賈平凹也宣傳宗教思想。還有人宣傳存在主義思想。很多出格的東西都放出來了。」胡喬木說：「現在文藝界混亂比諸1981年思想戰線座談會時的情況嚴重得多。」他說：

現在要大喝一聲，共產黨員站出來，不然社會主義文藝就要名存實亡！

1983年8月11日，胡喬木在審查《世界工藝美術展覽》時發表講話說：

我們不要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國家就這樣子，這不是和平演變嗎？專讓青年看摟摟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裝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嗎？我們掌握了國家機器，我們是執政黨，對這樣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不是太可恥了嗎？

最近文化系統發生的一些非常亂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樣子的事情；這些事情是解放以來沒有的。有問題的人要檢討，要整風、整黨。鬧的笑話很多，這方面的材料宣傳部都有。不能馬馬虎虎地過去，要研究處理。

還有一些刊物發表了一些真正離經叛道的文章，他們也敢發⋯⋯大學教授在刊物上發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評。

1983年8月20日，胡喬木給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寫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一、文化系統有幾位演員表演得很不像樣，要適當批評，還應重一些。有獎無懲難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門外行領導，急功近利，考古界甚為不滿。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面領導太弱，對西方現代派思想橫流，負有很大責任。

1983年8月27日，胡喬木在《李大維：祖國統一3點建議》材料上批示：

建議切中時弊。

對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傳，建議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鎖，現在是泛濫成災）。加強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宣傳（與其讓美國文藝傳播，不如讓蘇聯社會主義文藝傳播。蘇聯社會主義文藝教育了我們好幾代人）。

胡喬木在1983關於文藝的談話、批示、信件，火藥味很濃，在文藝界廣泛傳達。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場新的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新聞界：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鬥爭

胡喬木一手抓文藝界，另一手抓新聞界。他在新聞界抓的是「黨性和人民性問題」，他利用這個問題，批評「不聽話」的報人，極力保證黨委對新聞工作的絕對領導。

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以後，中國新聞界一直把黨性看作最高原則。什麼叫黨性？理論上的回答是，黨性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現。對於辦報人來說，黨性的具體體現就是嚴格按各級黨委的要求辦報。發什麼、不發什麼，包括版面安排，完全聽黨委的。過去幾十年一直是這樣做的。這樣做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呢？翻開1955年的報紙，可以看到連篇累牘地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歷史證明，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純係冤案；翻開1957年的報紙，可以看到勢如洪水的反右內容。歷史證明，60多萬「右派分子」全是錯案。翻開1958年的報紙，可以看到對「大躍進」的齊聲讚揚和放高產「衛星」的連連喜訊，但實際上，「大躍進」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的災難。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報紙，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說，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報紙，基本是「滿紙荒唐言，浸透人民淚」。有良心的報人回頭翻閱報紙，無不感到羞愧難當。

胡績偉在《人民日報》工作了幾十年，過去一直很聽話。文化大革命以後，他想到幾十年來《人民日報》種種有損人民利益的宣傳，開始獨立思考。從1979年開始，他就「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他說：

黨委要把自己的報紙辦成一個什麼樣的黨報呢？我們的黨是代表人民的，黨報也是人民的報紙。黨如果不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就失去了黨性。我們黨的黨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黨報如果不千方百計地辦成人民的報紙，黨報就沒有人民性，也就沒有黨性。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但歷史上也有不統一的時期。

他列舉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兩個凡是」階段《人民日報》黨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實例以後說：

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我們共產黨是不是革命黨，不能決定於自己認為如何，而決定於人民群眾承認不承認。在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時期，儘管他們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黨，但人民不承認；那個時期他們把持的中央黨報，自己也吹上了天，認為辦得最好，最有黨性，但人民不承認。事實說明：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分不開，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鏡出版社，1997年，第199－200頁）

1981年1月23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活中說：「把民主和領導對立起來，以致走到黨性發源於人民性，說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沒有人民性哪有黨性，這種奇談怪論居然能相當流行，我覺得這是社會科學界的羞恥。」

中宣部向各單位傳達了胡喬木這個講話。胡績偉對胡喬木的批評不服。2月8日，胡績偉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辯解以後說：「事情過了一年多，你卻把這種觀點說成是『把民主和領導對立起來』，把它列入反對四項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內，進行這樣嚴厲的指責，我覺得是不適當的。」信發出去以後沒有回音，胡績偉又寫了一篇題為《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的文章，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把表述改為「黨性來源於階級性和人民性，又高於人民性」，1982年2月4日，將此文寄給胡喬木，並附一封信。3月26日，胡喬木回信，否定了胡績偉這篇文章，說「不要用人民性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來作包治百病的藥方」。

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爭論沒有完。1983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編發了關於胡績偉的錯誤觀點的材料。「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這個材料的按語說：「在對外開放的情況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的影響，因而在新聞理論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亂的狀況。其中，關於新聞工作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胡績偉知道自己已被內定為大批判對象，時年已到66歲，也是出於是擁護中央65歲退職的號召，1983年10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的請求。他想，與其受批判後下台，不如主動退下來。

1983年10月28日，胡喬木受書記處的委託召開會議，正式宣佈胡績偉的錯誤。胡喬木說：

「黨性來源於人民性」這是原則問題⋯⋯績偉同志是在三中全會以後提出這個口號的，而且被大力宣傳，這點，我沒有誇大。因為中宣部召開的全國新聞工作會上，在中央黨校，在新聞研究所，都宣傳了這個觀點，已經散布到全國，不能說每個省報至少有相當多的省報受到了影響，影響很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問題⋯⋯這不是個別問題，這涉及到黨的性質，關係到對黨的性質，原則上都有分歧。黨是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是不是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來自人民性。這是對黨的性質發生動搖。

胡喬木在「黨性來源於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學上做文章，其實這不是主要的，實質的問題是，辦報人聽不聽黨委的話，「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問題」。

1983年10月30日上午，是個星期天，胡喬木和鄧力群到了《人民日報》社，在全體黨員幹部會上，胡喬木首先宣佈了中央書記處10月20日上午的會上關於《人民日報》的一項決定：同意胡績偉的辭職請求，並決定將他調離《人民日報》社，因為胡績偉已經是人大常委了。原總編輯秦川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李莊任總編輯。決定將副總編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社，暫時不安排工作。他們兩人仍參加《人民日報》的整黨活動。

接著，胡喬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簡單而抽象地肯定了兩人在《人民日報》工作期間作出的貢獻，但嚴厲而詳盡地揭露批判他們兩人的「錯誤」。他說：「《人民日報》工作裏面的缺點，或者包括錯誤，同他們兩位的思想與工作也有重要的關係。」「關於胡績偉和王若水同志他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希望在整黨過程裏面能夠得到徹底的解決。」他指出，這兩人的主要問題是「在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和中央沒有保持一致」。他說：

我想應該說，胡績偉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對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是沒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這並不是無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短的時間，比方說幾個月，或者一年、兩年。關鍵的問題就是從黨中央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問題以後，胡績偉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對這樣一個問題所抱的態度是不正確的。這也影響到《人民日報》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在很長的時間裏面是不積極的。

胡喬木認為，胡績偉的錯誤思想表現得最完整的是他1979年在高級黨校的三次講話。他用很長的時間批判了這三次講話。他說：

在這裏面他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究竟是黨偉大還是人民偉大？他的回答是人民偉大。黨有時候偉大，有時候不偉大⋯⋯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說黨的紀律。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也是全黨所認同的，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他提出一個問題：「中央服從誰？」⋯⋯這就是說，黨報不能僅僅地服從黨，因為黨是會犯錯誤的，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那麼怎樣保證黨中央不犯錯誤呢？就是要保證黨中央經常處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而為著使黨中央能夠經常處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一個黨報。黨中央要辦好一個黨報，這個黨報能夠代表人民對黨中央實行監督⋯⋯黨報是要代表黨中央的，黨中央要接受人民的監督是不錯的，但是績偉這樣的提法，實際上是把黨報和黨中央的關係擺顛倒了⋯⋯

這樣不妥當的問題為什麼會提出來呢？這就是表示了他對於黨中央抱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說對於黨抱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著，胡喬木的批評轉向了王若水，轉向了「異化」問題。他引經據典，認為「異化」在馬克思學說裏不佔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證明，王若水宣傳「異化」，其結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堅決地反對社會主義」。接著他談到民主，他說：

「黨中央服從誰？究竟是黨偉大還是人民偉大？」這樣一個問題所包含的錯誤思想，必然同時包含著對於民主的一種片面的錯誤的了解⋯⋯所以，不能隨便地濫用「人民公僕變成人民主人」。因為這樣的話，很容易煽起一種盲目的不滿情緒，以致被一些社會上的壞人所利用⋯⋯講民主的權威是可以的，是正確的，但是不夠的，還要加上科學的權威，並不是什麼問題都能夠用民主來解決的（他舉了一個例子：一條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險，是聽船長的還是少數服從多數？）⋯⋯片面地宣傳民主，這不是《人民日報》一個短時間的傾向，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傾向，糾正一次改變一下，可是過了不久，原來的傾向又表現出來了⋯⋯我堅決地反對進行這種片面的民主宣傳，這樣的宣傳使得群眾走到一條邪路上去，引導群眾思想完全走到錯誤的路上去。

胡績偉對胡喬木宣佈中央決定時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滿。他憤憤地說：我辭職，中央批准，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報》工作30多年，人老了，響應中央號召，是自動提出辭職的。在中央批准的時候，《人民日報》的兩位頂頭上司、兩位中央領導人，到《人民日報》來召開全體黨員幹部會，不是歡送我而是宣佈我的「錯誤」，發動報社同志來批判我。這種作法，合乎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嗎？合乎共產主義道德嗎？現在很多機關有成千上萬的老同志辭職，有哪一個機關採取「批一通，趕出門」的辦法呢？既然把我調出《人民日報》，偏偏又規定要我參加《人民日報》的整黨；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報》整黨，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調出《人民日報》。這不是有意整人嗎？

胡喬木想在《人民日報》和新聞界發起一場對胡績偉的大批判。但批判會開不起來，開起來的會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頭蛇尾。這次安排的以秦川為首的新班子還是「不聽話」。胡喬木決定從根本上對《人民日報》大換血，調王忍之、盧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報》接收權力。但是，他這一企圖被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等人抵制了。李銳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這次抵制情況：

1984年1月19日，書記處會議，討論《人民日報》人事問題。中宣部擬派王忍之等四人進入報社領導班子，將舊班子「一鍋端」。中組部有的領導準備批准。這時聽說王忍之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激昂慷慨地說，各條戰線都已受到嚴重精神污染，似乎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了。於是我同陳野蘋（部長）商量，這個名單都是搞理論的人，恐怕不合適。1月7日，在習仲勛處談及此事時，在座的喬石、宋任窮、陳野蘋都不贊成。我還為胡績偉說了話，並說胡喬木不能容人。於是，我們回部裏開會，頂住了這個方案。12日，中宣部的幹部局長來催此事；野蘋告訴我，他接到鄧力群的電話，說我反對此事。19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好幾位同志說到王忍之二中全會發言過左，決不能去管報紙，耀邦談到報紙不能辦成理論刊物。我最後發言：這個名單不合適，報紙是對著現實情況的，重擔壓著，無日能卸。書生不能辦報。耀邦加了一句：書生要加引號。鄧力群在座，一言未發。這個名單就被否決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第282－283頁）

只搞了28天的清污運動

胡喬木在文藝界、新聞界點上了大批判之火，該把「異化論」的鬥爭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異化論風波的發展和深入。

當時，把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原則不一致的思想稱為「精神污染」。1983年6月4日，鄧力群在中央黨校批評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話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這個詞。後來又增加了新的內容：文藝、新聞、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務。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秦川回憶，在中央上層，對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8月間，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層會議。會上書記處農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談農業問題，他談到有人主張在農村清除精神污染。萬里習慣地甩著鑰匙鏈說：「有人盡找農村的問題，而且散發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讓我找，我可以找一百個例子。」鄧力群說：「我沒有發。」萬里說：「我這裏有一份。」胡耀邦、趙紫陽也先後說：「我這裏也有一份。」鄧力群生氣地說：「作為研究室主任，我有權派人下去搞調研。材料內部發得很少。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說過，有八個以上的僱工就是剝削。現在還是適用的。」胡耀邦激動地說：「我看現在有些同志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還不清楚。」趙紫陽細聲慢語地說：「我看社會主義有點剝削也沒關係。」萬里說：「我的意見是農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著說：「我們科技戰線不搞清污。」

但是，「清污」運動還是在發展。1983年9月22日，《中國教育報》發表社論：《教育工作者必須反對精神污染》。9月24日，鄧力群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第二次會上講話，強調要「努力清除各個思想領域的精神污染」，把這場鬥爭從教育界推向各個思想領域。

周揚對關於異化的批評不服。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為自己在黨校講話辯護，並附上馬克思講異化的18條論述。當時，鄧力群等正在為鄧小平起草十二屆二中全會的報告。9月30日，鄧小平就周揚的信向報告起草者鄧力群等談了一些話：

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啊？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即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裏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裏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

得組織點文章。需要有份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鄧小平對二中全會報告起草者鄧力群、龔育之、鄭惠說：「不能講那麼多問題，只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後他們寫成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稿。

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其中大部分篇幅講「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鄧小平在講話中說：「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問題，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現象。」「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常常標榜他們如何講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我們沒有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 「至於『異化』，馬克思在發現剩餘價值規律以後，曾經繼續用這個說法來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僱傭勞動，意思是說工人的這種勞動是異己的，反對工人自己的，結果只是使資本家發財，使自己受窮。現在有些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說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的自身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這實際是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沒有希望。」 「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9－42頁）

鄧小平的堅決態度，使得各方面都加緊了對清除精神污染的部署：

10月15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開會，擁護鄧小平的上述講話。

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萬里（左）與趙紫陽都受到攻擊

10月17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會，會上認真討論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要求各級紀委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黨校校長王震的講話，講話提出「要清醒地認識當前思想理論戰線的形勢，勇敢地、旗幟鮮明地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也紛紛發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10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高舉社會主義文藝旗幟堅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發表評論的新華社，也發表評論員文章《向精神污染作鬥爭》。同一天，文化部長朱穆之在一個會上發言講到，將採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哲學家邢賁思同記者的談話，指出理論工作者要以積極的態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鬥爭的前列。他說，近幾年來思想理論界精神污染相當嚴重，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污染面廣，包括理論、文藝、新聞、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個領域污染程度相當深，像「社會主義異化論」、人道主義論，理論上很玄，涉及到很多複雜的方面。

同一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提出，各級團組織，要動員和帶領廣大團員青年，自覺地積極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鬥爭前列。

11月5日，周揚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就他所發表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據說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召開農村文明村（鎮）建設座談會閉幕。中宣部副部長郁文說，對農村精神污染現象不能低估。

1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種思想解放》。

11月1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建設精神文明反對精神污染》。

11月20日，文化部長朱穆之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強調：要堅持正確方向，防止精神污染。當前主要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

這一切緊鑼密鼓的宣傳使人們感到，一場政治暴風雨即將來臨。

在各省，也響應中央的號召，積極行動起來。我當時出席天津市委的一個報告會，由市委第二書記張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報告。我習慣開會帶一本書，以便在會前的等待中打發時間。這天我帶的是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寫的《第三條道路》。沒想到，市委書記在報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書，其中就有《第三條道路》。此外，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書都列為禁書。在工廠裏，清除精神污染就針對青年工人的頭髮和服裝了。有的廠黨委書記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廠門前，凡有穿喇叭褲腿來上班的不讓進，或者乾脆拿剪刀把褲腿剪開。有些對外開放的單位和「三資」企業，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現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據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這期間派人對基層的反精神污染情況作了一些調查，發現了反精神污染的擴大化現象。這種擴大化危及到改革和開放。他們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也怕影響改革開放，才點頭剎車。

這時，清除精神污染鬥爭開始向後撤退。11月28日，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和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說：「不能把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中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東西說成是精神污染。」

11月30日，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總政黨委擴大會上說：一、清除精神污染態度要堅決；二、要嚴格掌握清理的範圍和界限；三、要採取正確的方法；四、要嚴格區分矛盾的性質。

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清除精神污染，劃清政策界限》的評論，指出「我們要在經濟戰線繼續進行改革，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或正在探討的問題，更不能當成精神污染來批判」。

12月7日，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同部分省市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時說，中央已經決定，在農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號。其實，萬里是第一個站出來說「農村改革沒有污染問題」的。

12月13日－22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宣佈：「在自然科學技術工作中不提反對精神污染。」

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視部的領導人談話。他說：「清除精神污染要繼續搞下去，但要防止兩種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的干擾，這兩種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接著，他講了8條具體意見：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對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電影、戲劇、曲藝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濫砍；等等。在這次談話6天以後的12月20日，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說：

上次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思想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此理論戰線、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中出了漏洞：一個是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聲勢。後來我們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要再提了（萬里插話：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麼是「自由化」，說不清楚，以後提反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腐蝕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遺毒，就很夠了）。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鏡出版社，1997年，第338頁）

從此以後，報紙上就很少出現「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這場來勢很猛的鬥爭就這樣悄悄地結束了。作為這次鬥爭的文字結果之一，胡喬木發表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長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這篇文章作為政治課教材，組織學生學習。胡喬木這篇文章是專為批判周揚而作的。為了這篇文章，他動用了八個單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幫他起草。「歷時三個月，四易其稿」。這篇文章在《紅旗》、《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上發表以後，又發單行本，1984年1月出版，印數達2000萬冊。但是，學生們並沒有接受他的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喬木的文章發表以後，又給他的對手施加一點撫慰。1月26日，胡喬木寫了一首詩給周揚，並致以春節的問候：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

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

詩中的「你」大概是指「異化論」，胡喬木也承認這個理論的鋒利，但必須放在「劍匣」裏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揚。可是，周揚是看不到「雨後的陽光」的。他在1983年11月5日以向新華社記者談話的形式，對「異化」問題作了檢查，這個檢查經新華社發通稿，為各家報紙採用。這次檢查是違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說，他從此被內心的懊惱、矛盾、痛苦深深地纏繞，心靈受到重創，鬱悶成疾，從此一病不起，「傷口會愈合」沒有實現，僵臥病床數年而終。（顧驤：《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頁）

清除精神污染實際只搞了幾十天（有人說只搞了28天），無疾而終。

為什麼清除精神污染這麼快就結束了？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聯合抵制的結果。胡耀邦1989年4月5日在自己家裏同李銳的一次長談中說：

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胡喬木、鄧力群兩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和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的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住，認為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評過王兆國不該發言：「你又不知道周揚的歷史情況，發這個言幹什麼。」喬木還擬了個文件，全國發下去，要人人過關作檢查。我於是給喬木打電話，不能這麼搞了，並且將原件退了回去。當時鄧力群氣勢洶洶，逼《人民日報》、新華社發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鬥爭》。由於我和紫陽抵制，其他書記處成員都不贊成。大家知道，這場類似「文革」的「清污」運動，只搞了28天，停了下來。紫陽在人代會講到，此事中央有責任。但喬木、鄧力群兩人一直對此不滿，耿耿於懷，於是接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97頁）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這部分人佔多數）比較高興，一部分人很不滿意，還總結「中途夭折的教訓」，並把這筆帳記在胡耀邦身上，到1987年1月批判胡耀邦時算總帳。

第三節 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胡耀邦始終是一位焦點人物。他對中國改革事業的貢獻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爭議和政治風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為人廉潔奉公，思想開放，在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熱情和正義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獨立思考，為人直率，敢於直言。毛澤東逝世以後，在兩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立了頭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在他親自主持下，單是解放出來的高級幹部就有6000多人，為改革準備了一大批幹部。在這兩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做好了這兩件事，使壓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釋放了出來。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動力量。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於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他當然不會讓步的。但他思想比較解放，對知識分子比較寬厚。因而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夠堅決。正是在這一點上，黨內的一些老人對他早就不滿意。鄧小平對他也不滿意。他也有缺點，如好即席發言，輕易表態，難免有疏漏，被人抓著不少「辮子」。知識分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為這才是平民領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發表了一篇該報記者張戈非的一篇紀念胡耀邦的稿件，表達了知識分子上述看法：「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為了進一步研究胡耀邦這個人，2004年6、7月間，我兩次訪問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績偉。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我們是同行，他對我談話很坦率。他認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為什麼呢？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為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胡績偉借了他寫的一本書給我：《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說的這一段話（第304頁）。

胡耀邦雖然使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平了反，復了職，但由於胡耀邦有上述思想，有些老幹部復職後對他並不滿意。左派們不時地向胡耀邦發起攻擊。1981年初發生的「社論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的社論。這篇社論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組織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編輯們寫成的，其中有些話是胡耀邦的原話，這些話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講過。稿件由胡耀邦審定，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再作《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可以說，這篇社論完全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

為便於局外人理解，我對中國這個時期的「左」、「右」稍作解釋。簡單地說，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就是右，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就是左。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裏，左當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號，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進改革者被說成右，頑固保守者被人稱為左。中國的改革過程應當以反左為主。這是時代決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務決定的。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提出了「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1995年趙對本書作者說：「我已經改變了。」）。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傾向，經濟上排除改革開放的的阻力。趙紫陽的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一些領導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張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從中國改革總的要求來說，胡耀邦是對的，但他由此就處於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

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是想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這篇社論就是批評這種傾向，闡明了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因而觸及了左派的痛處。他們向鄧小平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20多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黨的歷史只講『左』的危害，沒有講陳獨秀右的危害，王明後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給人一個印象，20年來一貫『左傾』」，他們認為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找一些人來談這篇社論，鄧小平說：「總的說，問題不大，不像反映所說的毛病那麼大。那些同志把問題看得太重了。」「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實際上給左派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來取代中央的「以反左為主」的方針。胡喬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胡耀邦。通報強調反右，還說：「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給《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打電話，要他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胡績偉不要說這篇社論是胡耀邦主持撰寫的。胡績偉理解為，這是要他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胡耀邦錯了。胡績偉想：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的黨中央主席職位，改選胡耀邦繼任。如果胡喬木把這個通報發到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為胡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可能影響對胡耀邦的繼任。因此，胡績偉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於安定團結，希望三思。」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論風波」就此停息。

進入1983年，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動靜不是很大。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鄧小平主張改革可以向城市推進。陳雲陣線的意見認為，還應繼續貫徹「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總體改革應放在「七五」計劃期間。胡耀邦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千方百計地將改革向城市推進。

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提出「從實際出發，全面而有系統地改革，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什麼是全面而系統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防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強調：「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1月21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摘要。

胡耀邦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

這個講話觸怒了陳雲和他的追隨者。儘管胡耀邦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但在組織上他被人抓住了辮子。當時黨的另一重要領導人趙紫陽出訪未歸，而涉及這樣重要問題的講話，他又沒有和其他人協商並取得共識。胡耀邦這個講話引起了一場爭論：是改革服從調整，還是調整服從改革？

按常規，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應當以黨的文件全文發下去，但胡喬木不同意發。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歷史會留下一個空白，怎麼向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發。為什麼胡喬木敢這樣堅持？他認為講話全文沒有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向鄧小平談了這個意見，鄧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後來，經過胡喬木修改，加上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胡耀邦的講話還是發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喬木讓《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王若水去他家中，對胡耀邦這個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評《人民日報》宣傳了這篇講話。胡績偉回憶說：「喬木的談話那樣聲色俱厲，好像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

胡喬木說：「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於宣傳，弄得過分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為宣傳中心。」「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哄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還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開了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說胡耀邦的報告「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分」，「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

聽了胡喬木的批評以後，胡績偉認為：「一個書記處書記能夠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上講。而這次，卻是背著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級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什麼不在乎了。喬木同志不只批評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徵兆！」（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鏡出版社，1997年，第327頁）

胡績偉說的「危險的徵兆」變成了危險的現實，並由此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年3月17日下午，趙紫陽召開了一次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匯報會，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匯報。鄧小平主持，陳雲等老人都參加了。沒想到，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準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起胡耀邦來了。例如：胡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是假的。陳雲在發言中說：「國家財政赤字是確實的，不是假的。耀邦。」陳雲批評耀邦時，每批評一件事，後面總是像老師對學生的口氣，親切地稱呼一句「耀邦」。陳雲還批評了胡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看法，「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還問胡耀邦：「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因為十二大決議中有「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對陳雲的批評，胡耀邦沒有辯解，不停地點頭認錯。看來，陳雲憋了一肚子話，這次一吐為快，一共講了十條。陳雲還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地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鄧小平沒有想到也不願意陳雲會這樣批評胡耀邦，有點不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

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會後，胡喬木對鄧小平說：「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打個招呼？」他是指召開一個省委書記會，傳達陳雲對耀邦的批評。鄧小平回答說：「你們商量一下吧！」趙紫陽等就準備開一個會商量這件事。趙紫陽說：「書記處可以準備準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

過了兩天，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這次會是1983年春節後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當時我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說是中宣部長鄧力群要接見與會代表。我們乘車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時間以後，說鄧力群來了先合影，再聽報告。我們在院裏排了一個半圓形的隊伍，為照相作準備。不一會，一輛高級轎車從中南海西門開了進來，一直駛到我們這個半圓形隊伍的當中。當時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車直衝自己而來有點緊張。合影後就進到裏面作報告。這次國內工作會議由徐占琨負責簡報工作，記錄當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讓我作一份記錄。記錄交上去以後，再沒有退回來，也沒讓向下傳達。正是在這次會上，鄧力群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他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也傳達了這個內容。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言年把《紅旗》會上的這份傳達記錄稿送到了中央，胡啟立才得知此事。

趙紫陽從胡啟立那裏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麼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麼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

就在中央還沒有最後定是否要開這個會的時候，胡喬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問習仲勛，習仲勛說不知道。又問胡啟立，胡啟立也說不知道。習仲勛認為，在總書記、常務書記、中辦主任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發出召開批評總書記會議的通知，這是很不正常的。習仲勛和萬里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做了不少工作。鄧小平決定這個會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了，海內外沸沸揚揚，認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不過趙紫陽對這件事的性質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對本書作者說：「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認為不是什麼「宮廷政變」，但他對自己的這個看法也沒有說死：「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

趙紫陽從天津回來後，胡耀邦到趙紫陽家看望。胡對趙說：「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趙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我也不認為喬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們是在一條船上，同舟共濟。」

事後，胡啟立對趙紫陽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以上關於1983年批評胡耀邦的情況來自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本書「附錄」）

情況可能不像趙紫陽說的那麼簡單。胡耀邦回憶說：「1983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感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應過來後，破涕為笑，談別的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8頁）胡耀邦還說：「1983年那次會是準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同上，第43頁）

就在陳雲批評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小平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什麼反應。鄧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

趙紫陽曾向本書作者談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他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裏來。趙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趙主張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張提前翻番。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不過從胡耀邦對李銳的談話來看，胡耀邦在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上是對的）。在陳雲批評胡耀邦之前，鄧小平找趙紫陽、胡耀邦、胡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鄧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

客觀地說，經濟工作應當由國務院管，胡耀邦管得過多是不合適的。他曾找國務院的幾十位部長一一聽取匯報，並即席發言，這些即席發言，部長們當作指示。由於他不是主管經濟的，情況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長們為難。1983年初胡耀邦主張「包字進城」也有過粗、過急的問題，趙紫陽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圍繞陳雲批評胡耀邦那次經濟匯報會引起的風波，是不是一次未遂政變？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這要有分析。從趙紫陽等國務院這個角度看，的確是經濟問題的爭議；而在左派那裏，是不是要藉此機會要胡耀邦下台？是有這種可能的，但還要有新的史料證明。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對這次批胡事件用了「拆台」二字，我覺得在現有的資料情況下，比較妥當。吳江認為，這件事明顯地暴露了在改革問題上兩股勢力的較量，胡耀邦首當其衝。

胡耀邦得罪陳雲那股力量由來已久。「黨校事件」中已見端倪。在經濟問題上，胡耀邦和陳雲看法不一致。陳雲認為胡耀邦不懂經濟，胡耀邦認為陳雲還是堅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1980年末，在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討論1981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發生了一次爭論；1981年底，又在同樣的會議上，為1982年的速度發生過一次爭論。胡耀邦在同李銳的談話中提到了這個問題。胡耀邦說：

1981年、1982年的爭論：經濟上尖銳些，關鍵是速度問題。說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於是引起陳雲、紫陽誤會。

生產目的問題，並非批評什麼人。

翻兩番問題。1980年夏，在武漢討論經濟，到2000年翻兩番。紫陽、姚依林心中無數。小平問：怎樣達到兩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點二，力爭百分之七，不能少於百分之六。姚說只能百分之六，1984年爭五保四。我發急了，講了難聽的話，並非對誰過意不去。這時互相不能說服。於是每到地方時，我就在下面鼓氣。在起草十二大報告時爭論爆發。有人告狀，說我在下面講了要百分之十，向喬木反映，喬木向小平反映了。於是小平找我去問：一、是否搞高指標？答未超過百分之七。二、是否說不要搞重點建設？答無此事。三、不要整黨？答要整，是文件怎麼寫的問題，實際上報告中寫了。

胡耀邦這裏說的生產目的討論，是指1979年10月，《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其意是在發展生產的前提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誤認為這是針對某人的，也有人說胡耀邦主張「高消費」。

More books in the series

1.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思念依然無盡（上）

2.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中南海最漫長的一夜

3.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文革秘聞與真相

Search “HKAC Series” in Kindle Store for more books

More serie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1.CUHK Series: Search “CUHK Series” in Kindle store

2.Maijia Spy Series: Search “Maijia Spy Series” in Kindle store

3.HKAC Series: Search “HKAC Series” in Kindle store

4.ZBT Series: Search “ZBT Series” in Kindle store

5.EMBA Series: Search “EMBA Series” in Kindle store

6.Classic Novel Series: Search “Classic Novel Series” in Kindle store

More book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Search “Info Rainbow LTD” in Kindle 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