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楊繼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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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頁

彩圖

導言

第四章 漲落——風起雲湧的1986年

第五章 逆轉——胡耀邦下台

第六章 國殤——北京政治風波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個中心」

第八章 明天——重新爭論中國向何處去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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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趙紫陽在被軟禁7年後的1996年在家中與夫人的合照。當時趙老身體尚佳，但8年後的今天，他的身體狀況已嚴重惡化，肺臟大面積纖維化，需24小時吸氧氣維持生命

趙紫陽接受訪問後，在家中與本書作者合影

雖然在名義上從未成為過中國的最高領袖，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直到他逝世，一直是中國第一號的實權人物

1985年，鄧小平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天安門城樓上，右為柬埔寨西洽努克親王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超級革命元老，主導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路向

胡耀邦（右二）雖然身為中共總書記，但仍要對陳雲（左一）、鄧小平（左二）和李先念（右一）這幾位超級元老畢恭畢敬

趙紫陽向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透露中國「重要問題仍然要鄧小平掌舵」，成為他被罷黜的罪名之一

1993年，被軟禁中的趙紫陽在北京與一位香港商人朋友見面

北京富強胡同6號是趙紫陽下台後的住所

導 言

「雙峰政治」和「兩點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上世紀70年代末發端，到現在整整進行了25年。

在這25年中，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是滾滾的政治風雷。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左衝右突，撲朔迷離，局外人難以探尋其究竟。其實，只要抓住一條總的線索，就能把握其要領。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有兩個急待解決的問題：經濟上貧困，政治上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毛澤東逝世後，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選擇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

毛澤東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澤東的衣缽繼承者自居。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積極支持者。

粉碎「四人幫」，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政治力量大為削弱。我們要肯定粉碎「四人幫」給中國歷史帶來突破性的重大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不一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1977年2月，華國鋒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報》）。這表明，華國鋒堅持第一種選擇。

顯然，這種選擇不能解決中國當時急待解決的貧困和專制的問題，因而違背了時代的需要。經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鬥爭，「兩個凡是」受到批判，華國鋒被迫下台。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鳥獸散。堅持第一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己經失敗。但是，他們還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思想影響還存在，他們的影響附著在第二種選擇之中，有時成為第二種選擇的同盟軍。

第二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50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50年代。他們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只是「大躍進」搞壞了，以後又接著「四清」、「文革」，使得計劃經濟沒有搞好的機會。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50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沒有劃出一定的地盤讓多種經營和小生產發展。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陳雲文選》體現了這一思想。

第三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們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革之初，還沒有人敢提出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80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是這種主張的代表。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但這段談話一直到13年以後的1992年才公佈。

第四種選擇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我們稱它為自由民主派。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改革主張，也是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在改革初期，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但是，在民間，在知識分子中間，這種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轉軌後的蘇（聯）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種選擇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運動的思想源泉和群眾基礎。他們在支持第三種選擇中尋找自己的表達空間，有時成為第三種選擇的同盟軍。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將拉開的時候，政治鬥爭的中心內容是後三種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來反對第一種力量，即粉碎「四人幫」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幫」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趕出權力中心，第一種選擇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種選擇的力量還處於邊緣地位，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只能在發生學潮時表現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鬥爭主要是在第二種選擇和第三種選擇之間發生。這兩種力量都在權力中心，都佔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和較多的支持者。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隨著西方意識形態的進入，第四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發展。估計若干年後，可能走上前台，成為一種主流力量。與自由民主派尖銳對抗的第一種力量逐漸消退，而專制力量（新權威主義，新左派可能是這種力量的的維護者）則會與自由民主派抗衡。

這四種選擇聚集了四種政治力量。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選擇和以陳雲為代表的第二種選擇。

陳雲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同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時，他己是政治局委員。1935年，在長征路上他被派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1937年11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時代就負責組織工作，因而在幹部隊伍中有深厚的基礎。建國之初，中央領導人排名為：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的地位還在鄧小平之上。建國後，每當經濟出現挫折時，就讓陳雲出來收拾局面，毛澤東有「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說。在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時，他和周恩來同時被批。擁護周恩來的人大都也擁護陳雲。在國民經濟管理系統，在幹部組織系統和高層幹部中，陳雲可以說是樹大根深，一呼百應。由於他的深思、穩重、嚴謹、外柔內剛，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參與政治鬥爭，給人一種神秘莫測之感。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是一位樹大根深、一呼百應的人物。他敢作敢為，決策果斷，號稱「鋼鐵公司」，「四人幫」以後，是黨內公認的領袖人物。他執掌軍隊，控制全局。由於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經歷，其地位不可動搖。

鄧小平和陳雲勢均力敵，互相制衡，誰也推不倒誰，誰也離不開誰。一些重大問題，需要兩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個山峰稍高一些。

鄧小平和陳雲風格不同。鄧小平是鐵腕人物，而陳雲常以中庸取人。對用宮廷政變方式處理「四人幫」問題，眾人拍手稱快，陳雲卻說，這種方式「下不為例」。審判「四人幫」時，鄧小平主張槍斃江青和張春橋，陳雲說：「如果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六四」以後，中顧委批判李銳、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四位老人，有人主張開除他們的黨籍，陳雲卻保他們四人過了關。陳雲從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裝左的內核。他和鄧的鬥爭中，常以柔克剛。從積極方面看，在中國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雙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陳雲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鄧小平濫用權力。

有了這兩個權力山峰，就會聚集兩支隊伍。鄧小平的隊伍中有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習仲勛、李昌、周揚、喬石、項南、任仲夷、田紀雲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幹部。陳雲的隊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窮、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以及黨國元老中若干人士。

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兩個權力山峰下的隊伍稱之為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陳雲陣線也可以稱為保守派，鄧小平陣線也可以稱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詞，沒有褒貶之意。

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有兩點共識：一是堅持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不能改變；二是必須改變毛澤東留下的經濟現狀，即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把兩條陣線的共識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把這個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

「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不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國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兩個基本點，一個是要把過去幾十年視為異端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物質刺激」作為目標來實現，要積極吸收「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一個是要堅持共產黨幾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場和基本理論。這在實際工作中是很難協調的。不相容的兩個基本點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碰撞。中國的改革過程，就是兩個基本點的不斷碰撞的過程。

在這「兩個基本點」的旗幟下，聚集著兩支隊伍：一支隊伍強調改革開放，一支隊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前一支隊伍基本上是鄧小平陣線的人，後一支隊伍基本是陳雲陣線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開放而言，陳鄧兩個陣線有分歧（一個是計劃經濟，另一個是市場經濟）。但這種分歧的鬥爭攪合在兩個基本點的鬥爭之中。例如，陳雲陣線在攻擊鄧小平陣線時，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鄧小平陣線在攻擊陳雲陣線時，以「反對改革」作為武器。陳雲陣線如果認為鄧小平陣線某項改革走得太遠，就拿起「姓資姓社」的武器來打擊。

雙峰政治下兩個基本點的碰撞，就演化為兩種勢力的政治鬥爭。在這兩種力量的鬥爭中，「凡是派」的殘餘勢力支持陳雲陣線；自由民主派支持鄧小平陣線。當自由民主派的活動威脅到「四項基本原則」時，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就聯手對其實施打壓。

對於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鄧胡趙體制」，陳雲陣線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確切地說，「鄧胡趙體制」和「陳雲陣線」是中共十二大以後政治上明爭暗鬥的兩端。最後還是「鄧胡趙體制」被瓦解。在這一輪鬥爭中，陳雲陣線取勝。鄧小平陣線的失敗以兩個總書記落馬為代價。1992年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中國的改革目標，完全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是鄧小平陣線取勝。陳雲陣線失敗，以放棄自己的選擇目標為代價。

如前所述，貧困是毛澤東留下的難題之一。由此產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就是改革開放，即經濟自由化。然而，經濟自由化的發動機一經開動，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會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只要經濟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這樣，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經濟自由的運動邏輯來說，沒有政治民主，經濟自由也難以進行下去。所以，經濟改革越是深化，市場經濟的本身會對政治民主提出強烈的要求（黨內改革派是這樣的，如安志文、杜潤生等90年代中期以後的態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還是黨內改革派，都認為解決政治專制問題刻不容緩。這正是毛澤東留下的另一個難題。

就中國共產黨最高層而言，無論是陳雲陣線還是鄧小平陣線，都不想搞徹底的政治改革。鄧小平雖然雖然多次講過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項基本原則」框架之內。其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徹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變一黨專政，這必然傷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義學者于光遠說過：「想要共產黨搞政治改革是與虎謀皮。」

因此，在解決專制問題上，中國人分為兩條戰線，一條戰線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條戰線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就變成了一條戰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他們不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國人成了對立面。對立雙方，一方擁有強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強烈、不可違抗的民意。今後的「兩點碰撞」不再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碰撞，而是專制和民主的碰撞。這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它比經濟自由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更具有剛性、更為激烈。1989年春的北京風波就是一次演練。今後這方面的鬥爭會不會釀成更大規模的流血，取決於鬥爭雙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無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具有周期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動搖，不僅僅是保證中國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保證這個利益集團最根本的一條。在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核心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中國的改革是在現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內的自我完善。這就要處理好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既要使改革進行得比較到位，又要不傷害原有的制度。這好像是病人自己給自己做手術，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劇烈的疼痛。在改革實踐中，這是一個兩難悖論：既要吸收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先進制度，又要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既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又不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

因此，中國這場改革的領導者就會出現一種矛盾態度。他既然騎上了改革這頭烈馬，就很難半途下來。他要揚鞭策馬前進，又要勒住韁繩，不要讓馬越過邊界。這種矛盾表現在「兩個基本點」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馬踐踏了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就很警覺，陳雲陣線也會出來有所動作，或者以向鄧小平送材料、加壓力的方式讓鄧小平採取措施；一旦這種糾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馬的健康和生命，鄧小平陣線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為，同時對改革的烈馬加以激勵。改革的掌舵人鄧小平不得不根據形勢的需要，一會兒強調這個「基本點」，一會兒強調另一個「基本點」。所以，局外人看來，鄧小平「左右搖擺」、「反覆無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就表現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覆。

對這種政治鬥爭的周期性，鄧力群曾說過一句話：每逢雙年，自由化泛濫；每逢單年，左派反擊。這種說法粗略地接近實際。請看：

第一輪：1976－1977

雙年是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單年是1977年，提出了「兩個凡是」。

第二輪：1978－1979

雙年是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兩個凡是」被批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期間，有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

單年是1979年。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西單牆被取締，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被抓。

第三輪：1980－1981

雙年是1980年。胡耀邦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一些激進的改革知識分子也活躍起來。《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單年是1981年。從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陳雲陣線開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領域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上接受了「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針。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對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四類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

文藝上開展對《苦戀》等一批文藝作品的批判。

第四輪：1982－1983年

雙年是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堅持改革的人物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政治上出現了比較寬鬆的氣氛。知識界又活躍起來。《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發表的《社會主義異化論》和《抽象的人道主義》，這些文章如電光石火，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單年是1983年。批判「異化論」，「清除精神污染」。經濟上批判劉國光的「指導性計劃」。左派人士發表文章，保衛「指令性計劃」，批評「指導性計劃」。

第五輪：1984－1985。

雙年是1984。春節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特區，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導思想。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放沿海14個城市。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

單年是1985。7月29日，陳雲在全國端正黨風座談會上強調「要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和道德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9月23日，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醒與會者：「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話現在沒有過時。」

這一年兩員改革大將落馬，一位是福建的項南，另一位是海南的雷宇。

第六輪：1986－1987。

雙年是1986。鄧小平再次發表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春夏間，政治改革的輿論形成高潮。自由派知識分子活躍一時。12月，全國各地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

單年是198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落馬。左派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

第七輪：1988－1989。

前幾輪鬥爭周期太短，雙方的力量沒有得到足夠的釋放就轉向，因此雙方的能量都有較多的積累。一旦重新爆發，其強烈程度非前幾輪鬥爭所能比擬。

雙年是1988。夏天以後，方勵之等人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北京一些高校裏有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沙龍」。自由民主人士到處發表演講。他們含蓄地或大膽地批評共產黨，批評現行制度。有些知識分子發起了爭取民主的簽名活動。

單年是1989年。北京戒嚴，「六四」鎮壓，左派極端活躍。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92年。其中，「反和平演變」幾乎提到和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一個中心」幾乎變為「兩個中心」。

在這以後，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輪迴了。從1989到1991年持續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後，1992年鄧小平南巡，接著按南巡基調召開了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同年9月28日胡喬木逝世，1993年3月21日王震逝世，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逝世。陳雲陣線失去了幾位重量級人物，勢力大減。1995年4月10日陳雲逝世。逝世前8個月，即1994年8月做了氣管切開手術。

鄧小平於1997年2月20日逝世，在1994年以後因身體原因就不管國家大事了。鄧陳的鬥爭到1994年就已結束。

中國的雙峰政治結束後，就進入了後鄧小平時代。

後鄧時代從1994年開始，結束後鄧時代的主要標誌是：重新作出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將是中共第三個這樣的決議），對鄧小平的功過給以客觀評價，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對1989年的北京風波給以公正的結論。整個江澤民執政時期、胡錦濤執政後若干年內，都屬於後鄧時代。

後鄧小平時代有幾個特點：

第一，還是沿著鄧小平所規定的路線，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經濟，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引入了「三個代表」的思想，從而軟化了「四項基本原則」。

第二，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還在繼續，但改革不是像當初那樣，由懷有理想主義激情的政治家推動，而是由20多年來形成的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推動。

第三，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經濟放在重要位置，但人們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問題的解決。人們既享受鄧小平時代的繁榮，也承受著諸如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的折磨。

第四，中國更加融入世界，自從成為WTO成員國以後，中國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來自國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滌蕩著中國的歷史積澱，更多的人類文明的成果進入中國。當然，中國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風潮的侵蝕。

第五，真理的旗手已經從執政者轉向民間及其代言的知識分子。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已經喪夫了神聖性，也在相當深的程度上喪失了可信性。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在對知識分子實行打壓時理不直，氣不壯，他們的打壓指令常常用口頭傳達，而不用正式文件。對一些良知未泯的執行者來說，他們做的只是一種應付上級的職業行為。「極權主義的原動力已經衰竭」，「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在這一點上，後鄧小平時代類似於哈維爾說的「後期極權主義」。

第六，從強人政治轉向了常人政治。最高執政者再不是戰爭年代造就的政治強人，而是靠機遇、性格、才能、品質走入最高層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動下作為。他的成功與失敗決定於對社會現實需要的判斷，決定於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斷。判斷對了，他就可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判斷錯誤；他就會成為時代的棄兒。

在後鄧小平時代，由於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政治體制還沒有改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日益尖銳，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緊迫。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光譜和鄧小平時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強的鄧區和陳區已經合併，成為權力中心。最左端的是專制主義，最右端的是自由主義者。在兩極之間是廣闊的中間地帶。由於中國的民主問題還沒有解決，權力中心在光譜上是偏向左邊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還具有無序性。

前面談到，由於改革的目標不同，因而有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實際上，所謂「兩個陣線」，只是一個模糊的劃分，界線既不嚴格，也不清晰。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一條紀律：黨內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組織活動」。所以，我說的「兩條陣線」或「兩支隊伍」，只是政治傾向上的一致，沒有組織上的結盟，沒有公開的派系活動，至於背後串聯、溝通及其他活動，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於兩個陣線不能組成合法的黨派，不能公開、透明地進行合法鬥爭，他們的鬥爭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進行。

鄧小平、陳雲兩人對中國改革的目標意見不一，他們總是「談不攏」。鄧小平為了擺脫陳雲的掣肘，不開常委會（胡耀邦說：「常委會很少開。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鄧小平有什麼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趙紫陽談，讓他們去執行。陳雲想開常委會，是希望有說話的地方。（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附錄）。不開常委會，陳雲有話無處說，只有通過他周圍的人以種種形式向鄧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壓力，挑起鬥爭。

由於鄧陳兩人既不能向公眾挑明他們的分歧，進行有程序的合法競爭，讓廣大群眾作出選擇，又不能以常委會的形式，通過民主討論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識，從而付諸執行，這樣就出現了兩個後果：一是兩種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搖擺，某些改革進展困難，貽誤了時機；二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在十分困難又十分危險的條件下工作。他們處在「一僕二主」的尷尬境地，兩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聽取，兩方面都不能得罪。兩位總書記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鬥爭缺乏程序是一個原因。

這種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鬥爭，不公開透明，局外人感到撲朔迷離，不可琢磨；廣大群眾無法自覺、自主地參與其中。由於不知內情，群眾不是缺乏熱情，就是熱情被某種政治勢力所利用。

就鄧小平而言，他盡可能避免和陳雲發生正面衝突，也不願意開展激烈的政治鬥爭，怕政治鬥爭影響改革。就陳雲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當他看到計劃經濟大勢已去時，並不堅持己見。陳雲雖然和鄧小平在改革目標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從旁邊施加影響，希望自己的意見得以實現，但從來沒有取代鄧小平成為第一把手的企圖。

由於鄧陳雙方都不願意開展激烈的政治鬥爭，所以，他們之間的鬥爭只能像打太極一樣，又柔又黏，卻很有力量。

意識形態的鬥爭

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的重要內容。從批評「兩個凡是」到真理標準討論，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是在經濟改革領域，意識形態的爭論也是改革進與退的焦點。如搞商品經濟還是搞產品經濟，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允許不允許搞私營經濟，搞不搞經濟特區，都有意識形態防守與突破。

為什麼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如此突出？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她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近期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對這些，她千百次地向中國人民承諾，而且寫進了歷屆黨章。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就是為了實現她的這一諾言，這是她領導地位合法性的理論根基。所以，要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須堅持原有的意識形態，即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而要改革開放，就必須突破馬克思主義某些根本性的教義。

本來，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戰線就應當有這樣一種責任：既要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詮釋，又要為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武器。但是，由於這兩項任務是相互矛盾的，題目本身是無解的，沒有人能夠找到兩者兼備的答案。既然選定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論只能來自西方現成的市場經濟理論。眾所周知，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勢同水火的。這樣，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勢必要和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衝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改革前一樣，依舊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條。這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也是其執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落實這一條，就成了意識形態戰線的職責。所以，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們，就成了原有意識形態的守護神。既然原有的意識形態是市場取向改革的障礙，那麼，這些意識形態的守護神們，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成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從共產黨國家的傳統來看，意識形態執掌者總是處於日丹諾夫的地位。他們對西方意識形態有著強烈的排斥。對國內的文化進行嚴格的控制，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和迫害（註：日丹諾夫是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蘇聯共產黨意形態的主要負責人。他的指導方針是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不斷地進行批判鬥爭，不允許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動不動就將學術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日丹諾夫雖然於1948年去世，但他的影響深遠。）。有人說康生是中國的日丹諾夫，康生死後，胡喬木、鄧力群就繼承其地位。日丹諾夫主義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制度的工具。

因此，在改革年代，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識分子之間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四項基本原則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優勢和話語優勢。當他們掄起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棒時，改革派知識分子不是紛紛落馬，就是望風而逃。然而，從中國改革整個過程來說，中國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對原有的意識形態的突破，對原有價值體系的突破，由於新的價值體系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徬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機。信仰危機又為衛道者提供了攻擊改革者的藉口。衛道者的每一次進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論體系的殘缺，又為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創造了條件。實際上，原有的價值體系大廈業已崩潰，那些希望保持教義「純潔」的人，只能處於抱殘守缺的地位。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是以胡喬木、鄧力群為首的一群人。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宣傳。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後，讓他負責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年2月，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胡喬木向「四人幫」上書，揭發鄧小平十四條，受到「四人幫」的通報表揚。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寬恕了他，還說胡喬木揭發的基本是事實。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喬木增補為中央委員，十一屆五中全會被選為書記處書記。不過，鄧小平只把他當「筆桿子」使用。在1975年鄧小平二次出山時鄧力群曾是鄧小平的智囊之一，當時他把鄧小平的思想歸納成一篇重要文章《論三項指示為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這篇文章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他沒有把責任推給鄧小平，自己承擔起來。1979年他發表過同意搞商品經濟的文章，後來經過反覆權衡，改變了看法，反而批評商品經濟。十二屆中央委員會裏，他們兩人都是中央委員，胡喬木則是政治局委員，鄧力群是書記處書記。他們兩人下面還有一大批追隨者。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掌握著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裁判權，控制著新聞出版和社會科學研究。由於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維護，對於保證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們和黨內的元老們息息相通。他們從陳雲等黨國元老那裏得到權力資源，也聽從陳雲等元老們的意見。他們或直接向鄧小平「左耳」寫報告、送材料，鼓動鄧的「左手」打擊改革派知識分子，或通過影響元老進而影響鄧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維護的過分行為，又成為改革開放的障礙，鄧小平不能讓他們為所欲為。

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其激進的一翼是自由主義者。他們對計劃經濟體制、對專制政治有著深刻的批判，對民主、自由有著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盡快改變中國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們。黨內民主派是他們的親近力量。中國的改革為他們提供了有限的活動空間，他們的活動又將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他們對企業、對青年、對民間，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可以通過黨內民主派來影響權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們的活動有著解構中國共產黨政治體制的危險，有可能消減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作「金箍」，套在他們的腦袋上。不同的時期鄧小平唸出不同的「緊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及他們的追隨者們和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是兩支對立的隊伍。

對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權力中心來說，這兩支隊伍都是不可缺少的。權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衛意識形態，從而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權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動改革開放，從而為共產黨創造更長遠的生命力。只有鄧小平能駕馭和利用這兩支隊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鋼琴師，一會兒敲擊左鍵，一會兒敲打右鍵。當自由主義者的行為越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的設限時，鄧小平就利用意識形態的執掌者作為打手，打擊自由派。意識形態的執掌者經常提醒鄧小平，自由主義者如何違犯「四項基本原則」，鼓動鄧小平唸「緊箍咒」，並且是執行「緊箍咒」堅定而勇猛的生力軍。當意識形態掌管者的行為超過一定的限度，成為改革開放的的障礙時，鄧小平就停止了「緊箍咒」，並且說一些政治寬鬆的話語來安撫自由派，給自由派較寬鬆的活動空間。這時，整個社會政治氣氛寬鬆，改革的步伐也隨之加快。

這樣，自由主義者一旦言論過激，就會給意識形態的掌管者開闢新的活動空間；意識形態的掌管者走過了頭，也勢必給自由主義者創造寬鬆的條件。當然，這種為對立面創造條件，是通過鄧小平為核心的權力中軸實現的。正如上面所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有周期性：寬鬆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出現打壓自由派的鬥爭，打壓自由派會使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十分活躍；意識形態的掌管者活躍過頭，就會出現新的寬鬆，自由派就會活躍起來。鐘擺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隨後向右偏移的幅度也會相應加大。這種搖擺在20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來回。

鄧小平之所以能夠運用自如地駕馭自由主義者和意識形態執掌者，是因為在這兩個極端的派別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在鄧小平的左側，雖然以保守力量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極端才是意識形態的掌管者及其追隨者。在鄧小平的右側，雖然想積極推進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進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極端才是自由主義者。從人數來看，兩個極端是少數，而中間力量是大多數。由於有了廣闊的中間地帶，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鬥爭不會釀成全面危機。全面危機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當兩極之間的廣闊中間地帶的群眾分別向兩個極端聚集時，就會出現大規模的對抗。這裏的關鍵是，政治權力中心能否把兩極間的中間群眾聚集在中心地帶。如果政治權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間地帶的廣大群眾對政治中心十分不滿，他們將不得不根據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傾向，向兩個極端聚集。這時，政治權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軍隊以外，很難調動其他資源來解救社會危機。

這本書記錄了自毛澤東逝世後中國的政治鬥爭。其中每一個材料都有所根據。為寫此書，我採訪了很多高層人士。我盡可能從事件的經歷者、目擊者那裏得到材料。例如，關於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不少書籍都有記載，而這本書根據可靠的資料來源，對現有的出版物上的記載進行了大量的匡正。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的內容，本書比現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記載的更為詳盡可靠。本書中北京「六四」風波的內容都是作者當年的現場記錄和單位的傳達，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遺憾的是，在寫這本書時，我聽取的基本是鄧小平陣線有關人士的意見，另一方的意見聽得很少。1995年，我在寫《鄧小平時代》那本書時，我曾通過一條渠道約訪鄧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聽取他的意見，但沒有得到答覆。

2004年8月北京

第四章 漲落——波起雲湧的1986年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鬥爭也逐步深化。1986年的反自由化鬥爭，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規模、聲勢和影響要大得多。當時出現的形勢有如耗散結構論中的「漲落」。在耗散結構論中，「漲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我這裏不便用科學的語言來描述，只能給出一個大體的意思：所謂「漲落」，是一種能量運動的過程和方式，它使系統達到了一種遠離平衡的狀態，系統內可能由漸變發展為劇變。1986年，政治能量已經到了很活躍的程度，其運動已經十分激烈，出現了劇變的可能性。

第一節 1984－1986：政治波瀾起伏

1984年，是中國改革大步邁進的一年。其標誌之一是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過去視為異端的「商品經濟」寫進了決議；二是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對外開放有突破性進展。

1985年，改革中兩個失誤使兩員改革大將落馬，一是海南汽車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將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別行政區最高長官的職務；二是福建省的晉江假藥案，使改革大將項南失去了省委書記的職務。

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十二屆四中全會；另一方面，出現了一次規模不大不小的學潮。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9月18日到23日召開的。這次大會的名稱前面既沒有屆，也沒有次，在黨史上也沒有突出的記載。在這次大會之前的兩天，召開了十二屆四中全會，在這次會後的第一天又召開了十二屆五中全會。

究竟這是一次什麼樣的會呢？這次黨代會一是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計劃的建議》；鄧小平講話強調改革，也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陳雲講話強調「社會主義經濟，還是有計劃，按比例」。二是討論了領導幹部新老交替的問題，鄧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會議中間正發生學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項內容，即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1985年9月，是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這一年，中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額比上一年增長40多億美元，達164.4億美元，其中進口額108.3億美元，出口額56.1億美元。逆差52.2億美元。由於中國經濟技術長期落後，信息不靈，再加上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作風，一些日本商人乘機向中國傾銷了一批過時淘汰的設備和劣質商品。這些情況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流傳最廣的是上海寶鋼項目上吃了日本人的大虧，因此，群眾中不滿情緒在蔓延，一些人認為日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當時還有一件事大傷中國人的感情，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為首的內閣成員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靖國神社裏有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和大批侵華陣亡者的靈牌。青年大學生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有的大字報措辭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學生在校內組織一些適當的紀念「九・一八」的活動，堅決制止繼續寫大字報和到天安門。校長丁石孫幾次出面勸阻，使校方和學生意見嚴重對立，因而出現了一些批評政府的大字報。學校關閉了大門，一些學生衝擊南門，要求出去遊行。由於學校多方勸阻，加上門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攔，大部分學生沒有走出校門。數百名分散離校的北大學生和其他高校零散出來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結，高喊「愛國無罪」、「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並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了花圈。

「九・一八」以後，事件還沒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裏繼續有大字報出現，或聲援北大，或抗議日本對華貿易政策，或批評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燒了幾家商店門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銷」的橫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遊行隊伍達萬人以上。

這次學潮是怎樣平息的呢？當時剛上任的中宣部長朱厚澤親身經歷了這段歷史。2004年5月，他對本書作者回憶說：

從北戴河假期辦公會議回到北京後，正趕上「9・18」北京學潮。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這一年正是中國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中日貿易逆差大，日本進口的機器有的質量不好，還傳說寶鋼引進日本的設備吃了虧等等。說是日本人「第二次侵華」。學生上街遊行。9月18日到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黨代會上決定處理學生問題的方針：黨委領導人要深入到學校和學生直接對話。這是第一次用「對話」這個詞，是胡耀邦提出來的。按這個要求布置下去了，孫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員給學生講中日關係，澄清一些被誤解和被歪曲的問題。由於黨委不迴避尖銳問題，實事求是，直接和群眾對話，思想工作做通了，學潮平息了。

這次平息學潮，沒有動用軍隊，沒有政治恐嚇，領導幹部和學生平等對話，疏導，是這次平息學潮的主要方法。這是胡耀邦處理學潮的指導思想。

在這次學潮中，各地也出現了一些批評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大字報。這樣的大字報雖然不多，但使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看到，社會上的確有一股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的力量。這一情況更加強了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決心，也增強了他們對改革的擔憂和疑慮。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出現了學潮，對會議無疑會產生影響。鄧小平在大會閉幕時的講話中，特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說：

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裏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46頁）

學潮平息以後，1986年，政治上又出現了比較寬鬆的氣氛，改革輿論又開始升溫。

4月13日到16日，胡啟立在上海同文藝界、理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識分座談時傳達了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的意見：「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來解決。我們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裏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不能再搞了。」胡啟立傳達的話可能在書記處經過討論。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他是1985年8月從貴州省委書記調任中宣部長的）4月12日在中國音樂協會四屆二次常務理事會上講話，提出寬鬆、寬容、寬厚，創造出一種融洽和諧的氣氛。4月22日，朱厚澤在報刊理論工作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要鼓勵、提倡理論工作者開展創造性的理論研究工作。朱厚澤的講話得到知識界的普遍歡迎。

5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又使氣氛進一步寬鬆。

第二節 1986：重提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學潮的平息，鄧小平感到局勢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了。

6月10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領導同志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標誌。⋯⋯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60頁）

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同上，第164頁）

7月12日，一次規模很大的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在中央黨校結束，這次研討會上提出了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其中有的文章思想相當解放。研討會結束時朱厚澤講話，他說，目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響，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擴展、向下深入。

7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7月31日，萬里在全國軟科學座談會上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經鄧小平和陳雲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當時產生了震聾發聵的影響。

9月3日，鄧小平對日本朋友竹入義勝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76頁）

9月13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時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同上，第177頁）

9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時，又一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還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同上，第178頁）。

11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上，第179頁）

9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書記處學習討論了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國家機關、中直機關的幹部聯繫思想和工作實際認真學習討論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調地大談政治體制改革，給人們造成了這樣一個印象：政治體制改革很快就要展開。

中宣部召開全國報刊總編輯座談會。新任中宣部副部長滕藤在會上語出驚人：「報紙登什麼、不登什麼，這個權應歸編委會或總編輯，報社領導應該有取捨新聞的權力。什麼新聞可登頭版頭條，什麼東西可以不登，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報社自己來定。」這等於放開堅持了幾十年的輿論控制，即「放開報禁」。

8月7日，萬里在家裏接見了劉賓雁，萬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接見充滿了和諧的氣氛。萬里稱讚劉賓雁提出的「第二種忠誠」。「第二種忠誠」是指懷著赤誠的心對黨提出批評。萬里說：「我贊成你的觀點，我們黨不僅需要雷鋒精神，需要第一種忠誠，也需要第二種忠誠。如果一個黨不能聽取批評，不接受群眾的監督意見，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自由黨，還是基督教民主黨，都要垮台。」這段話傳出以後，對知識分子頗有鼓舞。

知識界思想又活躍起來了，從1986年7月以後，全國各地召開了各種各樣的學術討論會，在這些會上不少發言或明或暗地批評「四項基本原則」。

報紙的總編們膽子也大起來了，過去不能發表、不敢發表的東西也發表了。

8月3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其中寫道，舊社會人民處於無權地位，只好「莫談國是」，新中國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有什麼理由禁止他們對那些與自身利益攸關的政治問題進行研究、討論、爭鳴呢？」這個題目和7年以前郭羅基受批評的文章題目驚人地相似——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羅基寫的一篇以三人辯論形式的文章：《政治問題為什麼不能自由討論？——從「劃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談起》，胡喬木大為惱怒，向鄧小平告狀。鄧小平下令把郭羅基趕出了北京（從北京大學調到南京大學）。

9月8日，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新時期文學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強調，文學應當把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作為神聖旗幟高高舉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熱忱，呼籲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呼籲人的尊嚴和價值。他以更高的調門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過的人道主義，得到了很多人的響應。

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到處發表講話。他們講話的內容，主要是揭露社會上的陰暗面，批評共產黨的腐敗，要求加快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他們的講話，受到青年學生們的狂熱支持，他們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我曾參加過一次劉賓雁在天津大學的報告會。可以容納5000多人的求實禮堂，不僅椅子上座滿了，兩個椅子之間的扶手上也坐滿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們都席地而坐，禮堂外面還擠滿了人，不時有門窗玻璃被擠破的聲音。在場的人說，國家元首也沒有受到過這樣熱烈的歡迎。情況的確如此。可見大學生們對政治改革的關注。在這些演講中，以方勵之最為尖銳。他毫無顧忌地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批評共產黨的領導。

思想界活躍起來了，一些堅持傳統思想的人的憂慮和警覺也同時產生了，兩種思想的鬥爭也就激烈起來。劉再復的文章發表後，老文學評論家陳涌就發表文章，對劉的文章進行上綱上線的批評。滕藤關於報紙的講話廣播後，朱厚澤就接到了幾個批評電話。朱厚澤為滕藤打掩護，說他是是化學專家，不了解情況。在滕藤發表這個講話後不久，中央派他到天津辦一件公務，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不接待。李瑞環說：「那個講報紙發什麼、不發什麼由總編輯決定的人來了，我們不歡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國知識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看得過於簡單。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既產生於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又深深根植於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西方國家先是以資本主義的議會制取代封建專制制度，政黨是在議會制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在議會制的舞台上活動。馬列主義是先組織革命政黨，由革命政黨來奪取政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黨專政，政黨在國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變一黨專政的狀況，這等於讓中國共產黨讓出權力。所以，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說：「要共產黨搞政治體制改革，等於與虎謀皮。」有人從分析中國的政治傳統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歷來總是由一個佔絕對優勢的政治集團，從力量上戰勝並駕馭其他政治集團，否則，中國就會出現群雄割據的局面，國家就不能統一，社會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個「佔絕對優勢的政治集團」來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黨專政了。這種看法在中國知識界很有市場。要改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狀況，既要克服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形成的意識形態，又要保持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更為重要的是要克服執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

第三節 秦柳方上書和「馬丁事件」

1986年，兩種力量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想尋機向改革者挑戰，但是，這一年改革思想佔主導地位，保守派沒有翻起什麼大浪。只有兩個政治小浪花可以花一點筆墨：「馬丁事件」和「秦柳方上書」。這兩個事件是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秦柳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老資格研究員，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是一位小有名氣的馬克思主義學經濟學家。建國以後繼續從事經濟研究。進入80年代，他總覺得改革開放玷污馬克思主義的聖潔，對改革中不斷突破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一直抱批評態度。所以，他十分贊成清除精神污染，積極參與反自由化。1986年初，他給中央寫了報告，列舉了他認為學術理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幾種表現，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馬丁的文章。

馬丁寫了什麼文章？為什麼能成為轟動一時的「馬丁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報》發表了題為《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的文章，署名馬丁。馬丁的真名是宋尤祥，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講師。編發這篇稿子的是該報「社會之聲」欄目的責任編輯徐景春。這是一篇綜述性文章，談不上有什麼理論深度。文章抓住了經濟理論界一些敏感的新苗頭，很引人注意。

馬丁文章一發表，工人日報社就接到朝日新聞、美聯社、南通社駐北京記者的電話，打聽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籠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論工作者也來電話，對馬文褒貶不一。

12月9日和10日出版的第49期《北京周報》上，刊登了馬丁文章的譯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華文摘》1985年12期全文轉載了馬丁的文章。

馬丁文章的讀者範圍在逐步擴大，更多的人開始關注起「馬丁」這個生疏的名字。

1985年12月11日，日本時事通訊社從北京發出長達800字的電訊。電訊說：「馬丁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倡儀：為了適應中國的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要明確指出《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並大膽採用凱恩斯等西方近代經濟學的成果。」時事通訊社這篇報道，不少地方是記者對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觀判斷。例如，馬丁的文章主張經濟科學研究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日本記者卻說馬丁主張「實行學術研究的自由化」；馬丁的文章明確指出：「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說仍舊是庸俗的和非科學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過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辯護性和反動性，而忽視了它還有其實用性、合理性和科學性。」並主張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對待傳統庸俗經濟學的科學態度來對待當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文章在列舉了一些西方經濟學各派的研究成果後，指出：「科學地批判、分析、借鑒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日本記者卻斷章取義地說，馬丁的文章「高度評價了」西方近代經濟學的「實用性、合理性、科學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日本時事通訊社的電訊發出後，東京《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等就很快採用。《朝日新聞》12月11日發表此消息時加上「《資本論》失去有效性，提倡現代經濟學理論成果」的標題，還同時增加了一個近500字的註，捕風捉影地說馬丁文章是「黨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試探國內的反響」。

如果以上只是對馬丁文章的報道的話（儘管報道有所歪曲），那麼在紐約出版的《中報》卻對馬丁的文章進行批判。《中報》是一張中文報紙，總編輯傅朝樞曾當過閻錫山的秘書（1989年「六四」後傅朝樞曾來北京，楊尚昆接見過他。《中報》採取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學生的立場，當然在北美難以立足，1989年8月就關門大吉。這是後話）。1985年12月19日，《中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揚棄學術功利主義》的社論，對馬丁文章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指摘馬丁文章認為《資本論》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馬文主張「大膽引進」凱恩斯理論。這篇文章明確註明「根據日本《讀賣新聞》12日報道」。

《中報》為了使這篇文章在中國國內產生影響，在發稿前就向新華社駐聯合國記者透露了這件事。於是，馬丁文章開始「出口轉內銷」了。12月18日，新華社駐聯合國的記者發回了《中報》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上發出。《參考資料》是司局級幹部能看到的有關國際動態的內部刊物。秦柳方正是從這個內部刊物上收集到自由化的材料的。

為了引起更高層的重視，1986年2月21日，新華社的一份等級更高的內部資料上以《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強大生命力》為題，加上前言，報道了《中報》的社論。這種內部資料是供省、部級幹部和中央委員參閱的。所以，這期內部資料一發，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為了使廣大群眾參與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又以《馬克思經濟學說有強大生命力——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為題，對《中報》的社論作了公開報道。當時這家報紙發行80萬份，影響很大。光明日報社的《文摘報》、上海解放日報社的《報刊文摘》、《理論信息報》等，對《經濟參考》報的這篇報道也都作了摘要轉載，從而影響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業管理會議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批評《工人日報》發表馬丁的文章，說這是「高層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馬丁文章的問題越來越大，似有不斷升級之勢。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還得感謝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發理論界自由化的那篇報告救了馬丁。這個材料送到胡喬木那裏，胡喬木、薄一波批給胡耀邦、趙紫陽。1986年3月3日，趙紫陽、胡耀邦對秦柳方的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趙紫陽的批示是：「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由於胡、趙兩位領導人的干預，一場在經濟理論界反自由化的風暴沒有颳起來。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報》給中宣部外宣局呈上報告，說明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華社澄清事實。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給中宣部送去《關於馬丁的文章和紐約〈中報〉對該事批評問題的報告》。事情應當就此終結。

但是，由於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和內部資料把矛頭指向「某些經濟學家」，于光遠等一批經濟學家得到胡、趙的批示，有了尚方寶劍，開始對新華社作出回應。

3月22日，于光遠、廖蓋隆、王若水、蘇星、馮蘭瑞、董輔礽、曾彥修、張惠卿等30多人，專為「馬丁事件」開了一個座談會。會議由思想比較開放的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主持。座談會上于光遠首先作了長篇發言，他肯定了馬丁的文章，指出《中報》對該文的指責是無的放矢，批評新華社以外電歪曲報道為依據，以訛傳訛，是對中央工作的干擾。于光遠發言時態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馮蘭瑞、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董輔礽、《紅旗》雜誌副主編蘇星、《人民日報》社的王若水等都談了和于光遠類似的看法，但態度比較緩和。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喻權域（在國內部分管內參，此時已調任《經濟參考》報總編輯）在會上成了被告，他的發言不斷被與會者的反駁所打斷。這次會議提出兩條要求：一、鑒於《國內動態清樣》上次的失真，應根據當天會議討論情況，重新寫一次動態清樣。二、由中宣部將這次會議討論情況整理一簡報，上報中央。

改革派乘勝追擊。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會報》、《世界經濟導報》報道了馬丁事件引起理論界關注的消息。《社會報》的標題是《學術要自由，探索要大膽／「馬丁事件」引起我國理論界關注／人們再也不允許破壞學術生態環境的怪現象繼續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經濟導報》重新刊登了馬丁文章的全文，並轉載了《中報》的社論以及《讀賣新間》的報道。以後，該報圍繞「馬丁事件」又作了大規模的討論。

緊接著，《文匯報》、《經濟學周報》、《長江日報》、《新華日報》⋯⋯紛紛發表有關「馬丁事件」的評論文章，並報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馬丁公案」基本了結，引出了理論研究需要寬鬆環境的結論。

但是，在上層，堅持改革和堅持反自由化的鬥爭還很激烈。在中央機關，傳統思想比較嚴重的是兩個部門：一個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個是國務院的國家計委。胡耀邦為了解決中宣部的問題，調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任中共中央傳傳部長。2004年3月30日，朱厚澤在他的萬壽路新家向我談起了當時的情況：

1985年8月，中央調我任中宣部長，接替鄧力群（鄧調中央書記處，分管意識形態），調胡錦濤接替我的貴州省委書記的職務。胡錦濤當時是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錦濤到貴陽，我對他說：我不在省委給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議論。他說很好。陪同我們兩人的還有省委副書記和常務副省長。他們兩人有事就回貴陽，辦完事就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向西、向南，經畢節、六盤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處停下來，由地、縣委匯報。到了黔南的羅甸，中央打電話，讓我速去北京，參加北戴河會議。

我到北京，就住在廠橋中辦招待所。當晚，就讓我到胡耀邦的專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車見到了胡耀邦。他說：「已經來了，宣傳部怎麼搞？」他想聽我的意見。我長期在地方工作，對他的提問沒有準備，只好回答：「無從談起。」胡耀邦說：「先到北戴河聽聽討論。」我們去北戴河參加的是中央辦公會。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辦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開會，下午游泳。工作會議上有兩個半天討論意識形態。在討論意識形態時，反對自由化的勁頭很大。姚依林說：「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裏面。」事先沒有讓我發言，我也沒有準備發言。到了11點半，快散會了。胡耀邦說：「朱厚澤，宣傳部長，你也講一講嘛！」胡啟立馬上把話筒推到我面前。我沒辦法，只講了十來分鐘。我說的大概意思是，我長期在地方工作，對上面情況不了解。從地方實際工作看，特別是從貴州這個窮地方看，妨礙實際工作和改革推進的主要是左的東西的影響。沒想到，我這個發言反應很強烈。楊尚昆說：「是個思想家呀。」鄧力群不吭氣。

從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專列。胡啟立、田紀雲也在其中。耀邦讓我們到他房間去。胡耀邦對田紀雲說：「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你去跟紫陽同志說說，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田紀雲當時沒有說話。那時主持國家計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們還是按老辦法工作，你放權他就收。姚依林還說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胡耀邦對計委當然不滿意。兩年以後，我回顧胡耀邦這次談話時想到：你想解決計委的問題沒有實現，你自己反而被計委的人給「解決」了。

第四節 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一場爭論

「秦柳方上書」和「馬丁事件」這兩件事還是公開的。內部的鬥爭是圍繞「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問題」的起草展開的。胡耀邦想搞一個好的意識形態文件，用一個開明的方針來對待意識形態。作為中宣部長的朱厚澤，在這方面當然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澤對形勢不很樂觀。他不想搞一個大文件，而是想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對本書作者回憶說：

這段時間內，胡耀邦問我：「你來了半年了，有什麼反應？」我說：「反應就是沒有什麼動靜。」胡耀邦還讓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認為我不敢大膽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當時的情況是，最上一層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趙；日常工作是書記處，開始是習仲勛，後來是胡啟立；在政治局委員中胡喬木分管意識形態；在書記處中，鄧力群分管意識形態，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長，我是第六層，「六層夾塞」。胡耀邦讓我把想法擺出來，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擺出來，一擺就要吵架，他也沒辦法支持我。如果我擺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會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講我的看法了。

我對啟立說：「寫報告今年不能搞。連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也不能開。」以前每年都要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不開宣傳工作會議怎麼辦？我就東一個地方講一點，西一個地方講一點。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樂家座談會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協會上，4月4日在光明日報社，4月21日在翻譯家座談會上，4月22日，在主要報刊和經濟學家座談會上，5月2日在全國圖書發行會上，在文化廳局長會上，我都講我的看法。就是不開全國會議，不寫報告。我在下面講什麼也不給中央報告。用滲透的辦法向下面講我的觀點。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只能這麼幹。

朱厚澤用這種滲透的辦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寬」方針：寬鬆、寬容、寬厚。李先念在報紙上看到朱厚澤的「三寬」，發火了。喬石得知李先念的態度，急忙對朱厚澤說：「厚澤，你那個『寬』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胡耀邦執意要搞一個好的意識開態方面的文件，「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問題」就是他所希望的這樣的文件。對於精神文明建設，當時社會上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大致歸納起來有兩種：一種看法認為，精神文明建設就是精神境界的開拓，價值觀念的更新，文化素質的提高，要吸收全世界一切現代文明的先進成果，總之，是民族精神的現代化。另一種意見認為，精神文明建設就是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在一個共同的理想之下，統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下，用共產主義思想去抵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侵蝕。顯然，這兩種看法針鋒相對，水火不容。

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夏天就準備就緒。文件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代之「以經濟建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指出「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努力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性的經濟行政政管理經驗和其他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實現現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這個文件送到北戴河之前，先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成員。最早提出反對意見的是胡喬木和鄧力群。他們提出了一個「修正稿」送給鄧小平和陳雲。「修正稿」完全否定了胡耀邦的稿子，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陳雲贊成「修正稿」，鄧小平贊成胡耀邦的那個稿子。還是鄧小平說了算。這是第一回合，胡耀邦領先。

到了北戴河。胡喬木、鄧力群、王震、彭真、薄一波、余秋里等，一致批評胡耀邦的那個稿子，堅持必須加進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胡耀邦退讓了，在第五部分加進了一段話：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的，是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在北戴河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多數人同意這一妥協。陸定一堅決反對。他要求去掉這句話。他說反自由化是蘇聯教條主義針對我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來的，後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幫」使用。他說：「籠統地提出反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權利相衝突，而且歷史上造成的後果很壞，對於繁榮我國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極為不利。」

從北戴河回北京以後，鄧力群等人又拿出一個稿子，要求討論。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向胡耀邦請示，對鄧力群的稿子怎麼辦，胡耀邦表示，還是用北戴河定的稿子。鄧力群的稿子就被擱置一邊。

9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陸定一先在小組會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張。他的意見未被採納。9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的全會閉幕會上，胡耀邦唸了一遍決議稿，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沒有？」準備讓與會者舉手表決。陸定一（他坐在中顧委席的前面）站了起來，發言堅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話。他簡短的發言引起了熱烈鼓掌。其中，中顧委（坐在大會堂右邊，中間是中央委員，左邊是中紀委委員）這邊的掌聲最熱烈。萬里發言支持陸定一的意見。余秋里、楊尚昆發言反對陸定一的意見。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議論紛紛。這是中國共產黨全會上很少出現的情況。胡耀邦在猶豫間，鄧小平發言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的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他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講，還要講10年20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82頁)

胡耀邦在布置會後傳達時，要求主要傳達決議，不必傳達爭論。因為當時鄧小平是即席講話，沒有文字稿，無法傳達，等整理出來後再傳達。

事後，王震在中央黨校印發鄧小平講話，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會上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精神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讓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胡耀邦希望搞一個好文件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出現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屆六中全會翻了盤。鄧小平的講話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嚴厲的反自由化鬥爭。

不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同十二大的政治報告相比，有一個重要的改動，即廢除了十二大政治報告中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胡耀邦的解釋是：「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精神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

第五節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學潮

1986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熱，激發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對四項基本原則持批評態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傳自己觀點的講台。儘管上層兩種認識的鬥爭沒有停止，但這種鬥爭沒有公開化，因而也就沒有減退學生們的政治熱情，也沒有影響方勵之等人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批評。

改革進入到1986年，雖然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顯著提高，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黨政官員中出現了腐敗現象，社會風氣不好，農村改革停頓，城市改革進展緩慢，出現這些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滯後。知識界強烈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點和前面介紹的鄧小平的談話是一致的，但對政治改革的目標、途徑、方式，認識並不一致。分歧的焦點就在四項基本原則上。自從南京的顧爾鐔因批評四項基本原則被處理以後，人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批評隱蔽化了。1986年，在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社會矛盾比較尖銳的情況下，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批評又公開化了。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實行多黨政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認為現行的政治制度是「現代式的封建主義」制度，主張「全盤西化」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道德所有全部的東西，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所有制」，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劉賓雁認為：「事實上，現行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中國的出路在於私有化，在於『全盤西化』。」1986年，這些看法允許在各種講壇上表達。當時各大學的講演會很多，聽眾十分踴躍。1986年10月到12月，清華、北大、師大共舉辦了演講、研討會20多場。

當時，大學生中有四個不滿意，一是對改革進展緩慢不滿意，認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對民主權利太少不滿意；三是對黨內腐敗不滿意；四是對知識分子政策落實狀況不滿意。從這四個不滿意中他們得出四個反思：一是對中國革命根本教訓的反思，認為中國革命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洗禮，因而封建主義在我國根深蒂固；二是對兩種社會制度對比的反思，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說教，實際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都比資本主義落後，政治上不如資本主義制度民主；三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反思，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落後的，應當廣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認為馬克思主義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不僅不能起指導作用，反而禁錮人們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38頁）。

不滿的情緒積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反思，使一顆顆年輕的心躁動不安，而他們所尊敬的師長和社會名流，發表的批評四項基本原則的激烈言論，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們如醉如痴。他們躍躍欲試，想對四項基本原則進行一次風暴式的衝擊。11月的一次書記處碰頭會上，朱厚澤拿出五份新華社反映各地學潮的內部調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沒有引起胡耀邦、胡啟立、喬石的重視。他們認為不會出大問題。朱厚澤擔心，學潮一起來，一定會引起更強有力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但是，風暴還是來了。它的起因是中國科技大學的一次選舉。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從北京遷到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學家，群星燦爛，是安徽省最有影響的學府。11月下旬，區縣人民代表選舉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學生強烈不滿。12月1日，校園內貼出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的大字報，批評人民代表大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大家「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從而揭開了這次學潮的序幕。

12月4日晚，在科大禮堂召開了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大會。8名學生登台演說，要求把科大辦成「民主特區」。副校長方勵之在會上講話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討論已經好久了。有好多人說突破口放在什麼地方，我想群眾通過這件事表明，我們會找到怎樣來進行這場改革的辦法的。」他強調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得到了學校領導的支持，學生們要民主、要自由的決心更大了。

12月5日，下午1時，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等數千名學生匯合遊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賜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們奮鬥」、「打倒封建獨裁」、「打倒官僚主義」、「孫中山萬歲」、「要民主、民權、民生」等口號。12月9日，又進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遊行，2000名學生衝進了市政府大樓。2000多名學生到《安徽日報》，要求如實報道學生的活動。這一天科大校園裏出現了《一黨專制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的傳單，其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對指導人類的社會實踐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門科學，不是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只能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絕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與其他政黨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44頁）

12月7日，上海同濟大學校園貼出了介紹中國科技大學遊行的大字報，提出「科大在行動，我們怎麼辦？」7日到18日，上海各校醞釀著更大規模的學潮。

18日，同濟大學出現了《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報。預示著暴風雨就要來臨。各校都騷動不安，校際間串聯頻繁，大字報、演講會越來越多。各高校學生準備19日舉行大規模的遊行。

12月18日下午1點半，上海市長江澤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學和學生對話，希望能平息事態。事先聽說他要來，大禮堂裏擠滿了人，樓上樓下，台上台下，擠得水洩不通。他坐在主席台上指著台下的一位學生說：「解放前我也鬧過學潮，那時的市長吳國楨坐在我這個位置，我就坐在你這個位置。我是理解你們的。」然後，他開始向學生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講到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台下就發出一片噓聲。會場秩序十分混亂，學生們先後上台演講，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江澤民希望和學生對話，無法進行下去。江澤民講話平淡冗長，一位學生喊：「不要囉嗦！」江澤民很生氣，問這位學生：「你叫什麼名字？你敢出來，敢上來嗎？」廣播裏傳出市長問學生的姓名，不少人為這個學生擔心，怕秋後算帳。但這位學生卻從容地走上台來，問主持人：「我可以講兩句話嗎？」主持人說：「你可以講三句話。」這位學生講了三句話，第一句：「請大家尊重市長。」第二句：「請市長講話簡短些。」第三句話，講他的姓名、住址和聯繫電話。他的舉止引起了全體鼓掌。接著學生們一個一個地上台發表看法。到下午5點半，江澤民得到了講話機會。他說：「我一進校園就看到同學們貼的大字報，寫著『民有，民享，民治』⋯⋯」學生們打斷他的講話問：「你知道這是誰的話嗎？」江澤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動權，他鎮定自若地說：「這是美國第十六屆總統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話。你們在場的同學誰能背誦林肯這篇講話的全文？」會場上沒有一個人回答。這時，江澤民抑揚頓挫地背出了全文，學生們驚詫得目瞪口呆，會場一下子靜了下來。江澤民反過來教育學生：「你們很年輕，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實質。」

12月19日下午，以同濟大學、復旦大學部分學生為主的遊行隊伍來到外灘市府大廈。半小時以後又轉向人民廣場，與交通大學等校的學生隊伍匯合。遊行隊伍打著「自由萬歲」、「學生萬歲」、「團結奮鬥」的橫幅，學生們坐在市人大辦公樓鐵柵欄外，連同圍觀者，共有數萬人之多。晚7時15分，遊行隊伍第二次來到市政府門前，要求與市長對話。8時到12時，副市長葉公琦等與學生代表談判，沒有取得成果。市長江澤民深夜接見學生代表，勸他們返校。但是，不斷圍坐的學生沒有走，而且同濟、交大等校800多名學生攜帶大衣、棉被、麵包前來聲援。江澤民返回途中發生輕微車禍，頭部撞傷，在醫院裏還有學生找他辯論。到凌晨5時45分，公安機關組織2000多名幹警，驅散了現場人群，用車強行把學生送回了學校。

22日到23日，同濟、交大、復旦、醫大、華東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學生連續上街遊行，高呼「還我人權」、「還我自由」、「嚴懲打人兇手」、「打倒法西斯」、「釋放被捕學生」等口號。全市交通一度癱瘓。工人和幹部雖然沒有參加，但同情支持學生的人不少。

在這期間，武漢的學潮也很猛烈。12月5日和9日，武漢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中南財大、華中師大等高校學生兩次上街遊行，並衝進省政府大院。

繼上海大規模學潮之後，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長沙都發生了規模空前的學潮，其中，不少人矛頭指向四項基本原則。

北京在12月10日就開始響應南方的學潮。清華、北大出現了介紹中國科技大學學潮的大字報。各校開始醞釀上街遊行。

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北大到清華「點火」，這次清華卻走在北大前面。北京集中進行了兩次遊行。第一次是23日，清華1000多人的遊行隊伍先進入北大，然後再進入人大。到人大時隊伍發展到3000多人。這次遊行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為了制止遊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共10條，對遊行示威作出了種種限制。例如遊行要事先到公安機關申請登記。學生對這個規定十分不滿。規定公佈後，全市很快有兩萬人登記申請遊行。12月29日，北師大學生上街遊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現了《元旦大遊行，進軍天安門》、《去天安門者注意》、《首都學生大聯合，元旦10時天安門前集合》等大字報和標語。12月31日，在北大、清華、師大等高校，出現了署名「首都高校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字報：《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們第一次聯合示威活動在新年元旦。中午12時開始，下午5時結束，地點在長安街新華門，方式靜坐示威。屆時將由代表向當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層黨員民主選舉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選舉中央委員會；（2）由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成員由人大提議、審議和任命；（3）允許私人和團體自主辦報刊，徹底改變一家壟斷新聞媒介的醜惡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釋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運動而抓押青年學生⋯⋯」

學潮南北共震，震動全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

12月30日上午10時，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就學生鬧事問題發表了很嚴厲的談話。他指出：「凡是衝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佈了遊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前一段，我們對學生鬧事，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響了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疏導，包括法律處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5頁）

鄧小平的講話，使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學潮態度堅決。黨委和政府一方面全力以付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應變準備。

1月1日，北京嚴寒，乾冷乾冷。廣場實行戒嚴。為了對付學生到天安門集會，政府已經組織了3600名優秀少先隊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為了祖國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題集會。下午1點鐘，數百名大學生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按照預定的暗號，突然打出了橫幅，高喊「修改10條」、「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口號。僅十幾分鐘就被警察制止，52名學生被警察帶離現場，進行教育審查。

白天的遊行被強行平息以後，學生們抵觸情緒很大，在校園內掀起了抗議活動。當晚北大、人大等數千名學生冒著嚴寒向天安門步行進發，高呼「還我同學」、「自由萬歲」等口號。2日凌晨1點30分，隊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長沙健孫追上隊伍，向學生進行廣播講話，告訴學生被扣同學已返回，希望他們返校。團幹部、學生骨幹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組成「勸說線」進行阻攔。但是，仍有400多名學生突破警戒線，於3時30分遊行到天安門，於5點30分才乘學校租來的車回校。

北京的元旦遊行使全國18個省市、28個城市的高校出現了大字報和集會遊行，連拉薩也出現了大字報。

胡耀邦提出對學潮中的領袖人物「冷處理」，不願意採取強硬措施，還希望通過「溝通」、「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這時我在天津。天津歷來是不怎麼鬧事的城市，這一次學潮的規模也不大。但市委書記李瑞環態度十分堅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腦袋換來的，誰要我們的領導權，也得拿這麼多腦袋來換！」李瑞環在天津市委常委會上批評胡耀邦對學潮太軟弱。他還回顧1979年胡耀邦對西單牆態度不堅決，他說當年是他建議取締西單牆的。由於李瑞環態度強硬，天津的學潮很快平息下去了。李瑞環的堅決態度受到鄧小平的表揚（12月30日鄧同胡耀邦等人談話時），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虞錫圭寫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學潮的經驗的稿件，胡啟立要向各省轉發。李瑞環不同意，他說：「我這把斧頭只有我這個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別去處去就不行了。」

12月25日，當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陳丕顯同時來到天津，他們高度評價天津對學潮的作法。他們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幹部見面。王震在講話前先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後聲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敗類造謠，滋事，破壞，想把共產黨趕下台。」接著說：「現在還有右派，現在還有反革命！什麼方勵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氣接不上，李瑞環就插話，讓他休息一會後再接著喊。王震喊道：「有人說什麼冷處理，熱處理。熱處理就是一槍一個窟窿，冷處理就是凍成冰棍。」「我們的監獄能關江青，為什麼不能關這些教授、研究生？」陳丕顯在講話中出人意料地大講鄧小平還是我黨的領袖，表示堅決維護鄧小平的領袖地位。鄧小平雖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但名義上從來沒有這麼說過。陳丕顯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我當時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鄧小平實際上的領袖地位？我和張宏文兩人採訪了這次會議。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動得發消息，但他講的內容一句也不能寫進稿子。我們只好根據當時的形勢，瞎編了一篇官樣文章，送李瑞環審定後發出。稿件的開頭兩句話是「窗外天寒地凍，室內熱氣騰騰」。我們嘴裏卻唸著：「窗外天寒地凍，室內殺氣騰騰。」

5天以後，即12月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黨校的會上也發表了同樣的講話。他一開口，就極為憤怒，以致把話筒的電線打斷了。他說：「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還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

胡耀邦1985年行之有效的「對話」、「溝通」的方式，在這次解決學潮中沒有發揮作用，他對激進分子的「冷處理」更是引起了元老們的不滿。胡耀邦面對極大的政治風險。中國會發生什麼呢？人們密切地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第五章 逆轉——胡耀邦落馬

1986年12月學潮的波及面之廣，參加人數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這次學潮中提出的口號直指四項基本原則，直指改革以來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而這些社會問題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結果。學潮，是要求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民意表達，是要求既搞經濟改革也搞政治改革的民意表達。如果說，鄧小平在1986年大談政治改革只是一種設想的話，那麼，學潮就要求將政治改革付諸實踐。學潮也是中國民主力量的大演示。民主之潮如此洶湧，不僅超過了中國保守力量容忍的限度，也超過了鄧小平的容忍限度。鄧小平和陳雲必然要聯手反擊，中國的政治形勢一定要發生逆轉。胡耀邦在這一輪政治鬥爭中被擺上了祭壇。

第一節 「生活會」——宮廷政變

胡耀邦對學生手軟，沒有使學潮很快平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元老們對胡耀邦極為不滿。12月27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楊尚昆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裏，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一致認為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對當前的局勢負責。鄧小平聽取了他們的意見，讓秘書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常務副總理）、胡啟立（書記處書記）、李鵬（副總理兼教委主任）、何東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來。

12月30日上午，這幾位領導人應召到鄧家，鄧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上海的群眾中有人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5頁）了解背景情況的人都知道，這是批評胡耀邦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批評他沒有傳達鄧在六中全會上和陸定一那次爭論的核心內容（王震在黨校傳達了，他還批評胡耀邦不傳達），批評今天這種局面正是胡耀邦這種消極態度造成的。當時北京關心政治的人們感到，1957年反右派鬥爭前夕的形勢似乎來臨。

鄧小平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談話，還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20年」、「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這個談話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時，刪去了關於波蘭的一段話：「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面對團結工會和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勢，他們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有專政手段不行。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鄧小平在維護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上，態度一直是很堅決的。為此，必要時可以採取軍事管制的手段。

1月6日，鄧小平這個談話以中共中央1987年1號文件發出。在文件開頭有這麼一段話：「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黨的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關係到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成敗，因此一定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鬥爭前列；絕不允許以任何形式參與或支持學生鬧事，違者要給予黨紀、團紀、政紀、校紀處分，情節嚴重、經教育不改的，要從重處理。」這個文件發到全黨，也就是向全黨公佈了對胡耀邦的批評。胡耀邦再無也法主持工作了。

鄧小平指定薄一波、楊尚昆、趙紫陽、胡啟立、萬里（一說是宋任窮）同胡耀邦談話。這些人得到什麼授意，他們同胡耀邦談什麼內容，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測：胡耀邦辭職，並作深刻檢查，大概是他們談話的結果。

1月10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就胡耀邦的問題，召開了「民主生活會」。這次生活會是專門布置的，批判胡耀邦的人早有準備，和胡看法相近的人事先不知道真正目的。習仲勛是臨時接到通知的，他一進會場看到這個態勢，就大發脾氣：「這樣重要的會，為什麼不事先通知？」七個半天的會，集中火力批判胡耀邦，把他批倒批臭。說是政治局會議，實際有17個不是政治局的中顧委的老同志參加。這些老同志在會上起主要作用。

根據老人們的意圖，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檢查。胡耀邦在檢查中大包大攬，上綱上線。他檢查說：「我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在政治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歡用同意自己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等等。他還提出了辭去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這是事先已經確定的）。胡耀邦這樣檢查，是違心的，其本意「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保護一批幹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會作這樣的檢查的。

在中國共產黨內，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擺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會上，每個人都得搜羅他的各種問題，進行傾向一致的批評發言。本來許多重大人事決定是鄧小平定的，卻誤會到胡耀邦頭上，如廖志高調離福建、馬文瑞調離陝西、胡啟立調進中央，等等。批評者認為胡耀邦排斥異己，搞「青紅幫」（青年團幹部和紅衛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過去的好朋友也不顧事實地揭發他。例如，王鶴壽和胡耀邦關係一直很好，在延安時胡耀邦、陶鑄、王鶴壽三人關係密切，人稱「桃園三結義」。在這次生活會上，王鶴壽把胡耀邦對他講的一些私房話也揭了出來。有人在發言中講了很多與事實不符的話，知情者沒有一個人為胡辯解。萬里、趙紫陽這樣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發言。趙紫陽發言說：「耀邦為人寬厚，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講到這裏，趙紫陽說：「早在1984年我給小平同志寫過一封這樣的信，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趙沒有說信的內容。

散會後，胡耀邦在懷仁堂門前大哭一場，可見他在會上受到多麼大的委曲。萬里還是同情他的，胡耀邦愛吃狗肉，當天晚上，萬里派人把燒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裏。

這次生活會上發言時間最長、「水平最高」的是鄧力群。

鄧力群一開頭就說：「耀邦同志1月10日在會上的檢查中說，他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損失。我同意他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只希望並建議他，檢查思路再寬一些，認識更深一點。」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認的「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這一點不放，還窮追不捨，認為胡的檢查思路不寬，認識不深。接著，他圍繞以下問題對胡耀邦進行揭發批判：一、關於統一思想。胡耀邦在統一思想中不講四項基本原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他很少講或者不講四項基本原則了，甚至別人講四項原則，還引起他反感。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力群說：「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他揭發胡耀邦「從1983年的二中全會到這次學潮以前，在對待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幾次反覆」。「兩次否定，對黨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對於耀邦本人來說，也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陣子這麼說，一陣子那麼說，反覆多次，很難說他哪次講話是能夠信任的。」三、關於四項保證和「四有」問題。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後來耀邦很少講了。四、關於「左」和右的問題。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兩條路線鬥爭中，他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在實際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五、在用人方面，「對有錯誤思想的人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常委中陳雲同志分管幹部工作。」但耀邦「實際上剝奪了陳雲同志管幹部的職權」。六、「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在這些問題上他又舉例證，又作分析，上綱上線，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後台，鄧力群的發言是對胡耀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徹底的清算。

鄧力群在發言中自我表白說：「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動搖的，走社會主義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別人罵毛主席、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他這段表白是什麼意圖呢？有人分析，一種意圖是，他對胡耀邦批判如此嚴厲，是出於一種革命的義憤。可能還有一種意圖：為爭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輿論準備。

當時北京有陳雲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傳聞。這是有可能的：鄧力群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在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表現好，社會上也沒有他的子女搞腐敗的傳聞，對陳雲的思想又很忠誠。對陳雲陣線來說，他是一個理想的人選。

鄧力群對他私下向下傳達1983年春天經濟匯報會上陳雲批評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評：「為什麼1983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1983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過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耀邦同志批評諒解。」接著，他把矛頭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說，你在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後，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

鄧力群講了足有五六個小時。

生活會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現在該是執行程序的時候了。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只通過公報，鄧小平不讓討論，只有陳雲發言。會議的決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二、一致推選趙紫陽同志代理黨中央總書記；三、以上兩項決定，將提請黨的下一次中央全會追認；四、繼續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參加了。陳雲說：「注意啊，我們這個會是合法的。」他怕日後說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別強調這一點，話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鐵案。決定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去留，不開全委會，不開政治局會議，只是常委會幾個人決定。而在常委會前，還通過「生活會」批倒批臭，而參加「生活會」的有很多是沒有表決權的離休老人。陳雲強調這個會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質疑胡耀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著，下發了中共中央19號文件，歷數胡耀邦的種種錯誤，進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關於「民主生活會」和常委會的具體情況，從來沒有向下傳達過。香港一些出版物所描述的情況基本是編造的。

參加了這次會議的朱厚澤向我談了當時的情況：

1987年1月胡耀邦的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的有二三十個人。有中央書記處的人，有幾位老同志，還有列席中央常委會的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沒有參加。薄一波講了很一般的開場白，余秋里第一個發言，主要講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鄧力群第二個發言，一共講了五、六個小時。這兩人是重炮。姚依林講經濟問題，重提1983年批胡耀邦的內容。楊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陸鏗採訪的事，十分尖銳。生活會開完了後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時鄧小平和陳雲都來了。李先念還是沒有來。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這個公報，其他事都不談。」鄧說完後，只有宋任窮和胡喬木在文字上提了點不太重要的意見。陳雲講了很長的話。一是講調查研究，批評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陳雲談他自己的青浦調查的經驗。二是講用幹部問題，他主張就地取才，到哪裏就在哪裏找幹部。

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鄧小平。陳雲講話時，鄧一動不動，兩眼平視前方，不看人。陳講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鄧前面揮了揮，示意陳講完了。揮了一次，沒反應。再揮一次，鄧像突然醒來一樣，說：「我沒聽見。」接著又說：「沒有意見，舉手通過。」通過後就散會。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多次約他去打橋牌。12月30日胡耀邦應邀去了，鄧也沒談什麼，只是為了緩和關係。

「民主生活會」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傷害。胡耀邦對他親近的人說：

沒想到開生活會竟採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19號文件」是羞辱（1987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羅列了胡耀邦「在經濟工作方面的一些嚴重錯誤」，1月2日給鄧小平的信和1月10日、15日在生活會上《我的檢討》、《我的表態》），其中許多話不是我說的，有的是造謠。如請日本青年3000人來，是外交部的申報：到1989年來1萬人，常委都圈過，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3000人。總書記這點權力都沒有？（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4頁）

有許多重大人事問題都是鄧定的，都誤會到我頭上。如廖志高調離福建，馬文瑞調離陝西，胡啟立調中央，等等。（同上，第39頁）

胡耀邦還說：

（生活會）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為辭職書送上去後，事情就結束了。（生活會上）薄一波的開場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談談，相互間有什麼意見，從耀邦開始。第一個放炮的是余秋里。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沒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寫辭呈了。

他們還到各省收集資料，並沒有收穫。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講了點過頭話。生平不背後議論人，否則會更不得了。下來後，通看了自己這七、八年的全部講話、談話和文章，都是已經印出來的，好幾百萬字。看了三個月，問心無愧。（同上，36頁）

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地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同上，38頁）

胡耀邦就對他不公正的處理，還對李銳說：

有苦惱，但不是個人問題，是歷史不公平。應當還歷史本來面目。希望有個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結論。沒有也不強求，去見馬克思也是坦然的。當然，死了什麼也不知道⋯⋯

再出來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兩三年，又能做些什麼？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個新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同上，43頁）

胡耀邦為中國改革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識分子和青年中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將這樣一位總書記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歷史，會在群眾心中留下什麼呢？答案是：對胡耀邦的無限同情，對頑固力量的強烈不滿。這種同情和不滿，會凝聚成一種力量。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力量將會爆發出來，化成驚天動地的怒吼。

在解決胡耀邦問題的同時，中共中央對學潮採取了果斷措施：

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技大學領導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長職務，撤銷方勵之副校長職務；

1月13日，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開除老作家王若望黨籍的決定，並於14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佈這一決定；

1月14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誰違犯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紀處分」；

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這個決定事後通知方勵之，並在他所在的黨支部宣佈；

1月23日，《人民日報》社機關黨委開除劉賓雁的黨籍。

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的黨籍，是鄧小平在12月30日同胡耀邦等人談話時定下來的。在這次談話中，他兩次談到要開除這幾個人的黨籍。

對這次學潮的某些鼓動者、組織者，採取了專政手段。

這時學生也都放假回家過年去了。

這樣，持續一個多月的、波及全國各大城市的聲勢浩大的學潮終於平息了。

第二節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及一些老人對胡耀邦完全喪失了信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鄧小平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第一次是1981年批評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對思想戰線的批評材料不是來自胡耀邦，而是來自胡喬木和鄧力群。鄧一問，他們反映的確有其事。中間鄧讓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第一次是讓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不了了之。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耀邦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外國記者也從中挑撥。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耀邦講話造成的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發洩了很多怨氣。作協選舉，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積極分子全部落選。一些黨內元老對此很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胡耀邦和胡啟立主持的。胡耀邦也就成了元老們不滿的對象。

1985年，鄧小平讓喬石給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1985年在北戴河，在胡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趙紫陽對胡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胡同意了，但後來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趙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胡沒有回答趙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訪問，談話兩小時，並作錄音。在陸鏗的提問下，胡耀邦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寫了長達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在這篇訪問記中，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這篇訪問記傳到中央高層，引起了軒然大波。

1986年，楊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問趙紫陽：「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從這時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實，由於老人們認為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換下來。1986年春天，胡耀邦到趙紫陽家說，鄧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鄧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胡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胡耀邦還對趙紫陽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趙說：「我雖比你小幾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胡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趙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胡說：「這個意見好。」

趙紫陽認為，事實上，鄧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中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換下來，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鄧是以年輕化的名義和他談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為年輕化，沒有理解鄧這次談話更深的含義。1987年1月耀邦下台，這是必然的，由於陸鏗談話和學潮，老人們的決定提前了，形式也變了，由平穩過渡變為強迫他辭職。

趙紫陽事後對本書作者說：

小平本來對耀邦很好。鬧成這樣的結局是兩人的政見不一致。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問題。從清除精神污染沿襲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談話是導火線。「八六」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認為「六四」才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經歷耀邦那麼長的過程。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減少，最後完全不信任。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鄧小平退休。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個「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們的眾矢之的。這大概是陳丕顯在天津大講鄧小平是我黨領袖的原因。老人們不讓鄧小平退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在他們心目中有地位，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1986年《深圳青年報》發了一篇《歡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層的強烈不滿。1986年12月，新華社社長穆青在國內工作會議上還說過這麼一段話：「這次中央講到，學生鬧事很值得反思。原來沒想到鬧得這麼大。為什麼？新聞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報登出《歡迎鄧小平退休》的文章，還發了這篇文章的反應消息⋯⋯」後來，《深圳青年報》被查封了。

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贊成鄧退休沒有關係，他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說：「這不是小平讓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鄧沒有這麼狹隘，他還是偉大的嘛！」

這只是趙紫陽的個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台與他贊成鄧退休有沒有關係？1986年5月，鄧小平同胡耀邦談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趙紫陽說的那一次，即鄧想通過緩和方式把胡換下來的那一次談話），耀邦說：我已過70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耀邦由衷地贊成（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註5，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45頁）。在那次「生活會」上，有人說胡耀邦「要擠小平下台，有野心」。為此，胡耀邦多次辯解：「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談話，當時很贊同。」

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犧牲品。他雖然名義上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實際上他必須聽命於一批老人。這批老人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楊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等。這批老人中最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還有陳雲、李先念。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鄧小平、陳雲看法一致，就定下來了。李先念的發言權僅次於陳雲。其他老人可以和鄧、陳交換意見，溝通信息，他們的意志以影響鄧小平、陳雲的方式來體現。身處第一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只是名義上的，他們是為這些老人辦事的（趙紫陽稱自己這個總書記是「大秘書長」）。如果他們使老人們稱心如意，他們的位子就可以坐穩。如果老人們不喜歡他們，隨時可以換下來。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在改革問題上一個比較開放，一個比較保守，兩人的意見經常不一致，這使第一線的領導人更難了。這兩位老人都不能得罪，使得名義上的領導人處於「一僕二主」的困境。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談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難處境，他說：

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自言自語地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紫陽只聽鄧的，不聽我的。」兩個人難辦，三個人更難辦了。

胡耀邦也說過：「常委會很少開（李銳問：為什麼不開？）。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我一年去一次陳家。」（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7頁）可見，胡耀邦當總書記時，和趙紫陽說的情況差不多。

從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況。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

外面傳說，十三大時議論萬里當總理，我不贊成，說我寧可讓李鵬當總理也不讓萬里當。這是胡說八道。耀邦下台後沒有中常委，只有一個由我牽頭的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託「六人小組」，六人小組由薄一波同志牽頭。六人小組直接對小平負責。我這一層也在六人小組議論之列。常委名單中，除了後來定的五個人外，還有萬里和田紀雲。這兩個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組」在徵求老同志意見時，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哄。」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六人小組」向鄧匯報了這個意見，鄧才同意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鄧小平說：「萬里不進常委了，又說田紀雲有什麼問題，這不一定是事實，但時間很緊了，田紀雲也下來吧！」這就定了五個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這一段情況有些我是從鄧那裏聽到的，有些是從薄一波那裏聽到的。傳說萬里當總理，實際上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下一屆總理必須比我年輕。萬不能進常委後，鄧曾和我交換過意見，讓萬里當人大委員長。鄧把這個想法告訴薄一波。「六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就找萬里談話，批評他：「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訪問，作自我批評。萬里到我家來過一次，他說還去過宋任窮家。

人事安排鄧委託「六人小組」搞，不是鄧一個人定的。「六人小組」還要向陳雲匯報。

趙紫陽還說：

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裏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

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趙紫陽說，老人政治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國家，這個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開國元勛」。建國以後，「開國元勛」就轉化為「鎮國公」、「護國公」，就會有「元老院」。「元老院」裏的「鎮國公」、「護國公」們，真正掌握著國家實際權力。他們中的多數人只會打仗，不會建設，所以還是「馬上治天下」，即靠鎮壓手段維持穩定。只要這些「鎮國公」、「護國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狀況就不能改變，「革命黨」也就不可能轉變為「建設黨」。老人政治使得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分離，潛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危機一旦爆發，在第一線工作的名義領導人就是犧牲品。胡耀邦犧牲了，下一個該是趙紫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多年了。老人們不可能長命百歲，老人政治總是要結束的。江澤民恰好趕上了老人政治結束的開端。他是幸運的。

第三節 胡耀邦下台與胡趙關係

國內外有一種輿論認為，趙紫陽對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動作用。吳江在《十年的路》中寫道：

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頭上。然而，趙紫陽未深思「唇亡齒寒，胡倒趙孤」的道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寓言和確有的歷史教訓。因此，事實是，趙紫陽要求「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恰恰為別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吳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香港，1995年，第210頁）

吳江在他的這本書中說，趙紫陽向鄧小平、陳雲親自寫信，責怪胡耀邦對國務院工作干涉過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現在兩老還健在，及時解決這個問題。這當然是一個極嚴重的、非同尋常的指控。說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宣讀了。還說，胡耀邦不僅面對來自左的方面的挑戰，也面對來自趙紫陽方面的挑戰（同上書，第198－199頁）。

阮銘在他的《鄧小平帝國》一書中也談了和吳江類似的看法。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趙紫陽家中採訪他時，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現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書中，說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這種看法作些說明？

趙答：這種看法我也聽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銘的書和吳江的書。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他下台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台前我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現在就人們說的這四件事做些說明。

趙紫陽說：「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他向本書作者出示了這封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胡啟立是改革派的「明日之星」。由鄧小平安排成為政治局常委，但在「六四」因支持趙紫陽，被連降五級，成為機電部排名最後的副部長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趙紫陽向本書作者介紹了他寫這封信的原委。陳俊生在全國人代會上有一個發言，談到要通過立法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趙紫陽認為，光靠立法不行，關鍵是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信送上去後，沒有回音，他也沒有再問。

趙紫陽說，在「民主生活會」上，大家都批評胡耀邦。他當然也得批評。他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早在1984年我給小平寫過一封這樣的信。」

趙紫陽說：「在『生活會』上的發言中，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吳江的《十年的路》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唸了這封信，這不符合事實。如果真的唸了，也就不會出現這種誤會了。」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

吳江的《十年的路》我看過，再版了也聽說過。他的書我很不高興。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說1984年我給鄧寫過信，告了耀邦的狀。沒這麼回事。我是寫過信，但信中根本沒有講耀邦。我不認識吳江。聽說他很嚴謹，是個學者。不知道他這個材料是從哪裏來的。分析評價無所謂，重要的事實不能編造。這一點我對他不大諒解。我在這個處境下他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圍的人，他說的話有影響。我那封信是靈機一動寫的。陳俊生在人大會上有個發言，談到長治久安問題，這就引起了我的動機，就寫了這封信。信中說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領導制度問題。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變動而變動。真正在中央領導集團實行民主集中制。

趙紫陽對《十年的路》的意見不僅是對我一個人說過。1995年12月，就在我訪問他以後不久，他同孫長江也談了同樣的意見。孫長江是吳江的中央黨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圍的人。孫長江對本書作者說，為此他專門找過吳江。孫長江對吳江說：胡、趙當然有矛盾，但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黨政矛盾；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不應在他們兩者之間分是非；趙後來政治表現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建議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時刪掉「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方面的內容。吳江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孫長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時沒有刪除這方面的內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家，向他談起趙紫陽這封信和趙紫陽同我談話的內容。他說：

吳江說趙紫陽告胡耀邦的狀，趙紫陽說這封信沒有提到胡耀邦。他們兩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這封信即使沒有寫胡耀邦，也說明他們兩人不是很團結的。你寫這麼一封信，講的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這麼重大的問題，作為總理，你為什麼不同總書記探討？為什麼不以你們兩人的名義向鄧提建議？如果兩個人取得共識後再向鄧建議不是效果更好嗎？為什麼不兩人聯合寫信？兩人聯合寫信不是更有力嗎？據我的經驗，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寫信在胡耀邦那裏連招乎也沒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講出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當時他吃了一驚。

黨政一把手要團結無間。一方就重大問題寫信不讓另一方知道說明「有間」，有一條縫。上面有一條縫，下面就會有一條溝。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都是改革派。有這兩個人國家就很好。如果團結無間，就好了。鄧小平接到趙這封信後，應當把胡、趙兩人找來做團結的工作。或把趙找來問：「你為什麼單獨寫信？」可惜這樣的工作沒有做。

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沒有開過常委會（確切地說是很少開常委會），這算什麼集體領導？常委會難開。為什麼難開？這當然與鄧小平和陳雲有關。

任仲夷說他們兩人不是「團結無間」，這是符合實際的。他們是「有間」的。這個「間」被保守派利用了，這是造成中國改革的悲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們真是團結無間，兩人聯手頂住壓力，中國改革的歷史也許是另一個樣子。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裏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趙制止了。趙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制是兩回事。除這件事外，在經濟改革方面他們意見是一致的，但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發展速度問題。趙主張指標低一點，讓下面去超，更主動。

胡和趙有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思維方式，兩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時間長，趙在地方工作的時間長。胡讀書多，同知識分子比較接近；趙實際經驗比較豐富，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沒有胡那麼近。趙很實際，胡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所以趙認為胡「沒有當過家」。趙有城府，有權謀；胡城府不深，權謀較少。趙善於保護自己（除非他認為值得作出犧牲的時候），胡不會。趙主持國務院，胡主持中共中央，黨政矛盾，在他們兩人身上也自然會有表現。在經濟工作上，由於職務關係，趙自然地和陳雲陣線有些共同的看法。至於趙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趙曾向本書作者極力否認。即使對趙持不同看法的吳江和阮銘，也沒有舉出足夠的事實證明趙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說是陳雲陣線利用了胡趙的「間」，聯手批了胡。但他們批胡的目的不同，趙只是陳述工作之間的分歧，而陳是想把胡換下來。最後是鄧保了胡。

在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胡趙也有不同。趙紫陽在四川省委書記的任上，就提出過「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六四」以後他才放棄這個觀點）。在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凡涉及經濟改革的，趙堅決頂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藝、思想等非經濟領域的反自由化，他沒有和胡耀邦聯起手來抗爭。在思想領域，胡耀邦獨自頂住左派的壓力。因此，老人們也許有誤會，以為趙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設計，不讓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反而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這說明老人對趙的信任超過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趙時，鄧保了他，還準備把軍委主席讓給趙紫陽。當然，這是後來的事。

鄧小平搞「新權威主義」（只是不用這種說法），政治改革只限於提高辦事效率，精簡機構，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目的是把生產搞上去，不能讓「翻兩番」的目標落空。當然，他也提出過黨政分開，但在總的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黨政分開」只能是一句空話。趙紫陽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鄧看得更遠一些，他著眼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從根本上鏟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趙紫陽接受了政治改革設計的任務以後不久，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鄧小平同意，但叮囑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這還是「新權威主義」的另一種說法。這句話趙紫陽當時不得不聽。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這樣一件重大而複雜的政治社會工程，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並沒有協同起來。1986年10月鄧小平發表政治改革的講話以後，說政治體制改革由趙紫陽具體負責，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寫出一個文件，講明改革的目標、方法、步驟等，經過討論後逐步實行。趙紫陽立即設置了在他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由他的秘書鮑彤負責，還調集了一批年青人參與其事。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趙紫陽和鮑彤不可能跳出「新權威主義」的框框。「新權威主義」是中央研究室吳稼祥等人提出來的，知識界一直持批判態度。鄧小平心裏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但說不要用這個提法，只照這麼做就行了。他同趙紫陽談了他對新權威主義的看法。不過，在趙的思想深處，卻有更開放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無法表達，只好開一系列研討會，讓學者們去說。

然而，這麼多研討會造了過多的輿論，社會上以為政治改革馬上就要開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開始。保守派冷眼旁觀，收集材料，準備一戰；改革者不知就裏，無從下手。胡耀邦對趙紫陽的這種作法提出了批評。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指出：

現在議論紛紛，許多議論並沒有講在點子上。這個那個研究單位，寫文章一寫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論信口開河。他們往往抓住一個什麼外來學說，就洋洋數千言、數萬言，把西方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離開了中國實際。當然，這裏我只是同你們通通氣，並不是要批評什麼人。按書記處分工，這件事由趙紫陽同志負責，用大約一年的時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計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擬出一個文件，但是我們黨委要注意，不要讓那些人到處造空氣，造風潮，搞得人心不安。（吳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頁）

胡耀邦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我同當年在胡耀邦身邊的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胡耀邦思想雖然解放，但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工程，必須慎重行事。這麼多研討會把政治改革的空氣造得過高，而政治改革的實際步子還不可能邁開。輿論和現實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會風險。作為黨的總書記，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勢必要承擔風險，他不得不指出這種風險的存在，壓縮一下虛張的空氣。

第四節 從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學潮，實際是政治風潮。每一次政治風潮，的確有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現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現行制度有問題，有人反對是很自然的事。對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群眾中有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的積累，加上西方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政治風潮一浪高過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現行政治制度，群眾中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一是想從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開始，前一種態度是少數，隨著腐敗日益嚴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顯露，而政治體制改革又停滯不前，很多寄希望於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漸變成前一種態度。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來看，他們不是不知道現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們也想通過改革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面對社會上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潛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會喪失共產黨的領導權。所以，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一激烈，政治體制改革就停頓。但是，要從根本上穩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又必須改革。因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壓下去以後，就要著手政治體制改革。而一提政治體制改革，「資產階級自由化」又要乘機抬頭。從根本上說，政治體制改革最終要廢除「一黨專政」。否定共產黨領導（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的邏輯結果。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一次又一次地衝突。鄧力群說過，自1978年以來，逢雙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逢單年馬克思主義者反攻。

1987年是單年，該是馬克思主義者反攻的時候了。

學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馬，一批著名人士被開除黨籍，造成了反自由化的強大聲勢。知識界的一些曾發表過過激言論的人頗感緊張。

比較敏感的新聞界，較早地感受到了這種緊張氣氛。1986年12月召開的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社長穆青作了長篇報告。他分析這兩年「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原因時說：「新聞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宣傳戰線軟弱無力。輿論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黨手裏？有些報紙讓出了陣地。深圳青年報登出《歡迎小平同志離休》，還發表了這篇文章的反應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報上發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聞自由是上海一家大報提出來的，我不同意。馬達（註：馬達是一位老報人，上海《文匯報》總編，主張新聞自由）要和我辯論。好嘛！我應戰！」「有人攻擊我保守，說我們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說，我們跟中央跟得太緊了，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長郭超人插話：感到很光榮！）。有人把新華社看成官方警察，這沒關係，總比同流合污好，總比趕時髦好！」「黨的輿論工具如果掌握在糊塗人手裏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裏，只能搞自由化。」「我們的輿論陣地不能落在沒有共產主義理想、沒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人手裏。他們跟我們不是一條心。」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的元旦社論。社論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按照歷年形成的傳統，元旦社論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調。

1月28日，鄧力群帶領新任中宣部長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張「寬鬆、寬容、寬厚」的朱厚澤的權力。鄧力群介紹了王忍之。朱厚澤在簡短的講話中說：「我來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這些工作的是與非，由歷史來評說吧！」鄧力群以勝利者的姿態說：「不必歷史評說，現在就要評說，胡耀邦下台就是結論！」

1月底，成立了直屬國務院的新聞出版局，加強了對報刊和書籍出版的管制。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號文件下發。這個文件傳達了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的談話。鄧小平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是強硬的。他說：

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一個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郭羅基並沒有放棄他的觀點，但這次學生鬧事他表示不參加，這就好嘛！你的觀點可以保留，只要你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可以保留。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污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嗎？難道中國名譽就壞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勢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搞三權分立那一套。我們經常批評美國人，說他們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套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自己也打架。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技術，利用外資，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

反對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鄧小平這個講話一傳達，各級黨組織馬上行動。這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改革開放以來聲勢最大的，但廣大群眾沒有像往常政治運動那樣響應。群眾對「四項基本原則」有著自己直觀的理解，當時流行著一首詮釋「四項基本原則」的民謠：

民主不能大，

自由不能化，

政府不能罵，

小平不能下。

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提出過反對民主，但反對「大民主」。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開展以後，又和改革開放發生了碰撞。

有些地方，在反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為廠長負責制是削弱黨的領導，又退回到原來的體制上去了。1987年我到重慶採訪時，得知這個城市一夜之間，讓幾十個廠長負責制的企業，退回到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資大量減少。1984年到1986年，實際利用外資平均每年遞增48%。1987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觀望不前。到下半年經過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結果，這一年實際利用外資比上一年只增長16%，比前三年平均增長率少了32個百分點。有些已經簽訂的合同的外資項目也暫時停頓。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在1月下旬兩次發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這兩封信簽名的中國學生來自100多所大學，共有2150多人，其中701人用真名真姓。當時剛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博士和一批華裔學者，也寫信到北京，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批評。

左派們不顧改革開放的大勢，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越戰越勇，希望進一步擴大戰果。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只能單槍匹馬地直接面對左派的進攻。

當時，中紀委書記王鶴壽起草了對若干黨員處分的決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開除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的黨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列席會議的鮑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認有科學的科學。」趙紫陽問列席的中宣部長王忍之：經典作家對「科學的科學」是什麼態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時列席的兩位老理論家都不說話。趙紫陽說：「既然沒有弄清楚，常委怎麼能批？不要鬧出笑話來。你們這些決定，今天不討論了。」蘇紹智的黨籍這次沒有開除。

對於如何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和鄧力群發生了一次衝突。這個衝突是圍繞著起草中共中央1987年4號文件展開的。

所謂4號文件，就是《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這個文件最初由鄧力群主持起草。鄧力群力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鄉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胡啟立對鄧力群這個稿子沒有提出不同意見，而是建議趙紫陽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趙紫陽知道，如果提交書記處討論，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會獲得通過。他把這個稿子壓下來了，而是讓鮑彤組織人起草了另一個文件。

趙紫陽、鮑彤起草的文件強調：「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即主要是反對企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義。黨和社會上存在的其他消極、腐敗現象，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不要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鉤。」

起草完了，趙紫陽沒有把文件立即交書記處討論，而是先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開書記處會議。他說：「這個文件小平同志已經看過，同意了，請大家討論。」有鄧小平的明確態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也無法反對了。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當天發出了《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即4號文件），從而阻止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向全局擴展。

八年以後，即1995年，趙紫陽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就這個階段的情況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那時不可能為胡耀邦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能把啟立保下來就不錯了。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趙紫陽想把反自由化運動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鄧力群等這股力量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一經動員起來，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號文件」所劃定的範圍的限制。他們千方百計地打破「4號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會議。

4月6日到12日，《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判》三家報刊，在河北省涿州召開了一個組稿會議。實際上，這個會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支持下召開的，其內容遠遠超出了「組稿」的範圍。參加會議的共有120多人。由於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大多是多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堅定的人，因此特別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在會上號召大家拿起筆來，攜起手來，迎接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挑戰。《紅旗》雜誌總編熊復在講話中首先表示，他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強大聲勢感到極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論和文藝兩條戰線的馬克思主義者聯合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老作家劉白羽闡述了從1979年3月到1987年春天，共有五個回合的鬥爭。馬仲揚強調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危險性。在會上定了一批文藝大批判的題目。當時文藝界對這個會議議論紛紛，傳說這次會上準備批判100多個人，並且組織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在內的若干個「大批判組」。

趙紫陽得知涿州會議的情況以後，擔心會超出「4號文件」的範圍，派人調走了這次會議的全部錄音帶和會議簡報。

新任中宣部長王忍之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趙紫陽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趙質問王：「你撥誰的亂？反誰的正？」趙還說：「我知道，這話不是出自於你。」王忍之急忙說：「是我說的。是我偶爾失言。」（實際上，「第二次撥亂反正」是鄧力群說的）趙還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

趙紫陽能夠如此嚴厲地批評王忍之，是因為心裏有底。鄧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來的曲折總結為「幾次路線鬥爭」，把陳雲陣線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還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趙紫陽得知後立即向鄧小平匯報。並點明所謂「第二次撥亂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鄧小平十分警覺，要趙紫陽開一個會，剎一剎左派的威風。當時趙紫陽要出差，說出差回來就開會。鄧小平說，先開會。趙紫陽放下出差的事，5月13日就召開了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四五個月了。在全黨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已經扭轉，大氣候變了，局面已經控制住了。」他雖然講，決不能說這場鬥爭進行得差不多了，還要深入、健康、持久地進行下去，但他卻說「不是搞運動，不是要人人過關，不是要把政治空氣搞得很緊張，⋯⋯而是⋯⋯」「而是」什麼呢？是學習，是正面教育，總結改革的成績⋯⋯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上虛晃一槍以後，他談到問題的實質：「前幾天，我向小平同志匯報工作時，小平同志說，去年發生的風波，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快。」「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會滑入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道理比較好懂。其實，不改革，也會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搞得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吸引力，豈不是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幫了大忙？」趙紫陽在這個講話中指出了「近來出現了一些實際上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錯誤觀點」，批評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須反經濟上的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來自經濟領域」的看法，批評了「有人要打破4號文件的『框框』，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的傾向，然後說：「試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所以，所謂打破4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政治上是錯誤的，組織上也是違反紀律的。」

趙紫陽的「5・13」講話，使轟轟烈烈的反自由化鬥爭來了個急剎車。左派對這個講話十分不滿。直到趙紫陽下台以後，他們才出了這口氣。1989年春的北京政治風波以後，有一篇批判趙紫陽的文章寫道：「趙紫陽同志以代總書記的身份在1987年5月13日的一個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即「5・13」講話）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從這以後，反自由化的大氣候就來了個大逆轉。」（《涿州會議的前前後後》，載1990年2月14日《人民日報》）

趙紫陽乘勝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陣地——中央研究室，還將他們的另一個陣地《紅旗》雜誌更名為《求是》雜誌，使它的影響力大大縮小。

趙紫陽1996年向本書作者介紹了1987年春夏的形勢。他說：

耀邦下台後在我腦子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對待反自由化問題。搞不好就會傷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鄧力群那一批老人勁頭大得很，按他們那種搞法會傷很多人。我和鄧力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決裂的。他恨我勝過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讓他管意識形態。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這是因為他們勁頭太大，沒有迴旋餘地⋯⋯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鄧力群，還有中紀委。開名單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紀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說反自由化，就認為過去幾年都錯了。還好，我跟小平徹底談了一次。小平這根神經（指怕否定改革）比較緊。聽了我的談話他轉過來了。說，不能這麼搞。這就產生了我的「5・13」講話。

反自由化的剎車，為「十三大」的準備工作造就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鄧小平又調整了天平的砝碼，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氣氛中召開。

胡耀邦下台後沒有政治局常委，由趙紫陽領頭的「五人小組」負責日常工作。鄧小平又委託一個「六人小組」籌劃「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六人小組由薄一波領頭。開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個人組成：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萬里、田紀雲。萬里和田紀雲是鄧小平提名的，他提這兩個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人小組」在徵求意見時，老人們對萬里和田紀雲有不同意見，鄧小平只好作罷，常委只好由五人組成。田紀雲2004年6月9日會見《炎黃春秋》雜誌社社委會成員（本書作者是其中之一）時說，在定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時，鄧小平曾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讓中央委員投票，票數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鄧小平也沒有堅持。趙紫陽也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由常委輪流主持。這個設想也沒有實現。

十三大的指導思想集中體現在《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政治報告中。十三大的報告開始由胡耀邦負責準備，胡下台後由趙紫陽接著準備。1987年3月19日，趙紫陽就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總的設計思想，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趙在這封信中列出了報告七個部分中每個部分的內容。他在信中強調，報告全篇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因為以此來立論，有可能避免左右兩種傾向把這個大問題說清楚。如能這樣，對統一黨內外認識有好處，對國外理解我們政策的長期穩定性有好處。鄧小平閱後在這封信上批示：「這個設計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有兩個要點：一是承認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二是中國現在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不能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那些原則來限制人們的手腳。這個理論的提出，使得黨的領導者既可以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減少了政治風險，又可以採取一些原來認為的一些非社會主義手段來發展生產力。後來，老百姓也看到了初期階段理論的實質，說「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都能裝」。後來，又用「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來代替「初級階段理論」。其實，這兩個理論的實質是一樣的：既要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又要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有中國特色」幾個字，就可以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總結和吸收了改革八年來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從經濟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來說，這比陳雲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前進了一大步。

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趙紫陽作了上述政治報告，引起了廣泛的好評。

在組織上，十三大確定了比較年輕的領導班子。鄧小平不參加常委，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擔任軍委主席。趙紫陽堅持要求鄧進常委，可是鄧沒有採納。趙紫陽為什麼堅持鄧進常委呢？他向本書作者解釋說，這有兩點理由，一是鄧小平還是要管事的（鄧小平本人向趙表示過），與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內管事（「六四」前群眾中有人批評鄧「垂簾聽政」，說明趙這種想法不是多慮）；二是在很多老人還在的情況下，鄧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輕，總書記很難當。鄧小平雖然沒有進十三大的常委，但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內部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變。」

十三大決定趙紫陽由代總書記成為總書記，繼續當他的「大秘書長」。江澤民、李瑞環第一次成為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喬石、芮杏文、閻明復是書記處書記，溫家寶是候補書記。

十三大還有一個插曲，這就是鄧力群落選的事。

由於鄧力群持保守態度，黨的上層一些老人很看重他，胡耀邦下台後，陳雲陣線想推他當總書記。王震按照陳雲的意圖四處活動。有一次王震和趙紫陽談起十三大的班子，趙紫陽說，我還是當總理。王震說：「對，你還是當總理好。」他就怕趙紫陽佔了總書記的位置，趙紫陽這個承諾正中他下懷。王震還找一些人談話為鄧力群拉選票，顧卓新是被王震拉攏的人之一。顧卓新不買王震和鄧力群的帳，把這個內幕活動告訴了當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溫濟澤也告訴李銳同樣的情況。

李銳思想開放，力主改革，和鄧力群在思想上勢不兩立。鄧力群私下串聯想當總書記的事，使李銳大為震驚，如果讓王震這樣的活動繼續下去，支持的人越來越多，加上陳雲的後台，最後鄧小平也不得不同意。「左王」一旦當了總書記，改革一定要受到重大損失。李銳和鄧力群在延安整風時還有一段舊帳。當時李銳被打成特務。他的前妻范元甄也被隔離審查。負責審查范元甄的是鄧力群。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鄧力群乘人之危，藉審查之機，向范元甄洩秘討好，花言巧語，勾引通姦。這事被發覺後鄧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評。楊尚昆主持批評他們的會議，會上還作出了一個對鄧力群批評很嚴厲的文字結論（《1945年1月31日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楊尚昆同志講話》）。范元甄後來把這個材料抄下來交給了李銳。李銳把這個材料一直保存在身邊（李銳向本書作者展示了范元甄親手抄寫的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麗的小楷！）。李銳從顧卓新和溫濟澤那裏得到消息後，立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抬頭是「送紫陽並轉小平同志」。

這封信一開頭就寫道：「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於黨於國十分不利，在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這封信揭發鄧力群幾個問題：一、一貫抵制改革開放的方針；二、組織上嚴重不守紀律；三、思想上堅持左傾教條主義，空談共產主義理想，表現理論水平低下。

此外，李銳還重提延安這段往事，附上了《1945年1月31日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楊尚昆同志講話》。信的後面還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已，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

李銳把這封信親自交給鮑彤，由鮑彤送到趙紫陽手中，趙紫陽轉給了鄧小平。鄧小平看後批了三條：一，撤銷鄧力群的職務，二，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三，李銳同志不要算舊帳。胡啟立向李銳傳達時，只傳達了一、三兩條。怕李銳不饒，繼續寫信，第二條沒傳達。

當然，阻擋鄧力群當總書記的當然不僅僅是李銳這封信。趙紫陽把鄧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撥亂反正」的事告訴了鄧小平。鄧小平對這句話很反感，他怕鄧力群當總書記後，否定改革開放。恐怕這也是鄧小平不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

陳雲對鄧力群沒當上總書記很不滿意，他說：「這都是李銳和鮑彤搞的鬼！」

鄧小平雖然不同意他當總書記，但出於平衡的考慮，要趙紫陽做工作，讓鄧力群選上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由於是差額選舉，鄧力群被「差」了下去，連中央委員也沒有選上。後來又把他安排到中顧委，想讓他當中顧委常委，又被「差」了下去，只當一名普通中顧委委員。在中顧委常委落選時，鄧力群流下了眼淚。

胡耀邦雖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選舉卻出人意外。在選舉中共中央委員時，胡耀邦得了1800多票，只有幾十個人沒投贊成票。在隨後的一中全會上選政治局委員時，胡耀邦得票166票（全票為173票），在沒有投他票的7人當中，有胡自己的一票。與此相反的是，在中顧委選舉常委時，鄧力群只有85票（全票是187票），落選。胡喬木勉強選上了，也只有135票。鄧力群和胡喬木是得票最少的兩個人。中顧委選舉結束後照相，臨時撤去了為鄧力群準備的座位（為中顧委常委準備的），胡喬木最後走過來，臉如死灰，沒有人同他打招呼。

胡耀邦雖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是十三大和一中全會的選舉中卻以極高得票率當選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是開得很輕鬆的，我當時作為記者採訪這個會時，親身感受到這種氣氛。在新的政治局常委的記者招待會上，五個常委一個個容光煥發，穿著做工很考究的西服，顯得英俊瀟灑。趙紫陽回答記者們的問題時，機智、大膽、幽默。經電視轉播後，群眾也很滿意。公共汽車上人們興奮地議論，說這次記者招待會有點當年陳毅外長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味道。

第六章 國殤——北京政治風波

1986年的學潮平息，1987年的胡耀邦下台，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剎車，經濟體制改革遇到困難。十三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雖然為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框子開闢了新的空間，但由於政治體制的掣肘，使市場化的改革開始走上了「權力加市場」的歪路。中國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進一步加深。到1989年春天，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第一節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88年，中國最高領導層對價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決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李鵬總理到鄧小平那裏匯報會議情況。鄧小平問代表們意見最大的是什麼事，李鵬說是價格問題。他講的是雙軌價格造成的腐敗和經濟秩序混亂。鄧小平這時講到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事後，李鵬向政治局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加快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的意見。

所謂雙軌價，就是同一種商品兩種價格：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這是改革初期對價格「壓住一頭、放開一頭」的結果。

在這以後的幾個月裏，中央領導人接二連三地出來講價格改革，使人們感到，中國將要邁開價格改革的步伐。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一條重要新聞：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並沒有具體講從什麼時候開始改革。不少人聯想到在這之前，趙紫陽、李鵬、萬里、胡啟立等中央領導人在接見外賓時，都發表了關於加快價格改革的談話。現在公報發表了，認為價格闖關馬上就要開始了。在傳達物價闖關時，還提到軍隊警察要作好準備，防止價格改革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

8月19日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潮。

當時群眾搶購的情況是觸目驚心的。從草紙到電池，從服裝到鞋帽，從彩電到冰箱，見什麼搶什麼。著了慌的居民們恨不得將所有的紙幣都換成看得見、摸得著的物品，恨不得將幾代人所需要的東西都買齊。武漢有人買了200公斤食鹽，南京一市民一下子買了500盒火柴，廣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亂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開大門，在門縫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門縫之外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在搶購隊伍裏，擁擠、咒罵，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小騷亂。

與搶購同時發生的是銀行門前排起了擠兌的長龍。湖北有的縣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櫃枱被憤怒的群眾推倒。

這一場席捲全國的、造成人們極大恐慌的搶購風潮，到底有多大規模呢？7、8、9這三個月，銀行存款少增加了300億。

當時居民儲蓄餘額近4000億元。僅僅少增加300億，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風浪！

就是這300億，使得號稱「鋼鐵公司」的鄧小平也不得不臨陣退卻。8月30日上午，國務院召開第二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決定。其中包括，向群眾解釋北戴河會議說的物價闖關不是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長一點時間；下半年不再出台調價的決定，加強物價管理；開辦保值儲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於以至略高於物價上漲幅度；堅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控制貨幣發行；做好糧、棉、油的收購工作，保證市場供應；整頓市場秩序。這些措施一一落實以後，搶購風潮才終於平息。

如果價格闖關不退卻會怎麼樣呢？多年計劃經濟造成的隱性通貨膨脹會釋放出來，物價到底會漲多高是很難預料的。隨著物價飛漲，社會會不會失控，也是難以預料的。

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決定開展「治理整頓」。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

治理整頓必然造成經濟滑坡。治理整頓這劑猛藥，抑制了通貨膨脹，同時也造成了連續三年的市場疲軟。全國零售物價指數，1989年為17.8%，1990年為2.1%，1991年為2.9%。經濟增長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繼續下降到3.8%。商品滯銷，庫存增多，企業停產，職工下崗。

治理整頓必然使改革倒退。治理整頓的大刀首先砍向了改革中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鄧小平還要各級幹部用黨籍保證把鄉鎮企業壓下來。但強行壓縮對鄉鎮企業要造成很大損失，當時我到大連市郊區採訪，鄉鎮企業幹部用激烈的言詞指名道姓地批評鄧小平壓縮鄉鎮企業的說法。治理整頓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宏觀調控」。誰來「調」，誰來「控」？中央政府。靠什麼調控？靠行政手段。政府職能強化了，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增多了，企業自主活動的空間減小了。4月3日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一版頭條標題是《以改革指導整頓，還是借整頓算改革的總帳》，文中說：「現狀促使更多的人在深思：把各種帳都算到改革份上，通過治理整頓的辦法使其壽終正寢，還是將改革作為統攬全局的總方針？」

經濟大滑坡，改革大倒退，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幾年以後，當時主持國家體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本書作者談起當時的情況。他曾對趙紫陽說，治理整頓這個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改革出了什麼大問題，需要糾偏。他建議還是用「十三大」的「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提法。當時趙紫陽沒有採納他的意見。1993年，安志文去看望在家中賦閑的趙紫陽。趙紫陽對他說：「你當時認為治理整頓的提法不妥，現在看來，這個提法是有點問題。」實際上，治理整頓所採取的作法正是和陳雲的經濟思想一致。鄧小平在政治上很強，但經濟上一出了問題，還得聽陳雲的。陳雲陣線正是以「糾偏」的方式算改革的總帳，鄧小平還要為陳雲張目。

物價闖關失敗，改革進退維谷，人們惶惶不安。1989年4月27日，我參加了《經濟研究》編輯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一位年輕學者在發言中惶惶然地問道：我們在哪裏？我們正在做什麼？我們向何處去？

當時人們感到最大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刺激經濟活力的同時如何保證社會公平的問題沒有解決。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以後，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由於長期形成的平均主義觀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這種現實，發出種種怨言和牢騷。這些怨言和牢騷也的確有它的理由，因為相當多發財的人不是靠誠實勞動。當時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與非、法與非法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過去被人們看成是膽大妄為的人，現在充分利用這個社會條件從事種種商業活動，大發其財。當時反映這一情況的民謠很多。例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馬的，富了一批投機倒把的，窮了一批奉公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第二是共產黨內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事情越來越多。當時正是「雙軌價格」價差最大的時候，一噸盤條鋼，計劃價格800元，市場價格1600元。商品越短缺，價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貸款利率、外匯匯率都是雙軌的。為了得到計劃價格商品、貸款和外匯，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銷售權、貸款權的人大量行賄，普通人則千方百計地拉關係、走後門，幹部子弟則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權力。他們得到計劃價格商品後，按市場價格出售獲取暴利。當時社會上對趙紫陽、鄧小平的兒子的傳說也很多。民謠唱道：「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券，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賣彩券，是指鄧樸方當總經理的康華公司為殘疾人募捐，群眾懷疑其中有借殘疾人的名義為個人謀私的情況。後來鄧小平下令清查，公佈的清查結果說是康華沒有大的問題，但鄧小平還是下令把康華解散了。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有此一說，1988年彩電供應極為緊張，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計劃價格的彩電到市場上賣，可以賺上千元，但據新華社陝西分社調查，趙的兒子最後沒有倒成。

第三是經濟秩序混亂。第一種表現就是全民經商：黨、政、軍、民、學都做起買賣來了。民謠唱：「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一起騙中央。」沒有制度約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場秩序十分混亂，不少人混水摸魚。第二種表現是地區之間經濟封鎖、經濟割據，並且開展「經濟大戰」。當時原材料短缺，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區在邊界上封關設卡。一些蠶繭產地的政府，還請武警、調民兵，用縣、鄉、村三級聯防的辦法，實行嚴格的邊境檢查。統一的市場被分割，全國整體優勢得不到發揮。

下台後的胡耀邦（攝於1988年）

第四是改革停滯不前，進退維谷。首先是農村改革停滯。農村改革從1984年以來沒有什麼進展，糧食產量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負擔加重，怨氣很大。城市改革局面難以打開。物價闖關失敗以後，引起經濟秩序混亂的原因之一的雙軌價格，既不能退到以計劃價為標準的單軌價，又不能前進到以市場價為標準的單軌價。原有的計劃管理已經不起作用，市場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發揮，宏觀調控無力。國有企業越來越困難，報紙上經常有廠長們發出的要求企業自主權、改善經營環境的呼籲。改革方向不明。就企業改革而言，放權讓利的路子已經走到了盡頭，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問題沒有解決的希望。價格闖關失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事也只好擱置起來。

在改革進退維谷之際，對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來：「文化革命是十年動亂，經濟改革是十年亂動，文革是無政府主義，改革是無主義政府」、「市場供應緊繃繃，經濟秩序亂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氣沖沖」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謠廣為流傳。

改革給人們帶來的好處被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所淹沒。1988年和1989年是群眾中傳播順口溜最多的時候。在火車上，在食堂裏，在茶館，在軍營，在朋友相聚時，在黨支部生活會上，都是牢騷，都是怨言。徬徨、煩躁、不滿的情緒在蔓延。「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生活改善了怨氣卻多了。為什麼？社會調查的結果表明，群眾不滿的原因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不正之風；二、分配不公；三、物價上漲；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對腐敗現象，群眾深惡痛絕。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的發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評最集中的就是腐敗現象。

偏偏這一年交通事故特別多。接連幾次大的鐵路事故，鐵道部長丁關根不得不引咎辭職，但他辭職後，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天，發生了上海真如車站兩列客車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飛機、輪船也事故頻頻。民謠又傳開了：「火車親嘴兒，飛機打滾兒，輪船沉底兒，物價沒準兒。」

1988年夏天，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總書記趙紫陽老母的墳被挖，遺體被盜。他母親是1976年80歲時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對趙紫陽不滿的人挖了他的祖墳，這是中國人最殘酷的一種報復手段。這對趙紫陽的精神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但他卻不動聲息，要河南省「淡化處理」。人們認為，這也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發洩。

面對社會上普遍的不滿情緒，一位中央領導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過去每一次革命都有明確的依靠力量，儘管每次革命都有強大的反對力量，但由於有堅定不移的依靠力量，所以取得了勝利。這次改革也是一次革命，現在各方面都有意見，到底誰是改革的依靠力量？

當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李貴鮮在三月一個會上說：「1988年是難忘的一年。1989年是難過的一年。」

知識界一些人士認為，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滯後。現在社會問題如此突出，是因為70年代末政治改革（指粉碎四人幫及其後的思想解放運動）開闢的資源已全部用盡。於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空前活躍起來。

自1988年夏天以後，方勵之等人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強烈。他頻頻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批評「清除精神污染」，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倡「全盤西化」。他已經從一個天體物理學家變成了一名活躍的政治鼓動家和政治活動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特別注意的危險分子。

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世界經濟導報》，經常觸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雖然發行量只有十多萬份，但由於大膽地批評時政，在知識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裏有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沙龍」。方勵之、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張顯揚，許良英等人經常應邀到這些地方發表演講。他們或含蓄或大膽地批評共產黨，批評現行制度。

12月7日，金觀濤在北京大學「未來中國與世界」的討論會上說：「20世紀另外一個遺產是社會主義嘗試及它的失敗。」《新觀察》主編戈揚以一位老黨員的身份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實際上，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進入1989年，民主派的活動越來越頻繁，言論越來越大膽；政府也越來越加強了對他們的監視，掌握了他們的一舉一動。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致電鄧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釋放魏京生。此時，不少人要求釋放魏京生，有人為魏京生家屬籌集資金。

1月28日，蘇紹智、方勵之等在北京「都樂書屋」搞「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者除中國人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百餘人。方勵之在會上說：「現在中國主要是人權問題，需要行動。」這次活動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2月4日，方勵之等人在友誼賓館舉行「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越來，為爭取民主而鬥爭。」

2月13日，由詩人北島發起、陳軍出面，聯繫了冰心、蕭乾等33名知識分子發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這封信發出後，政府以新華社記者訪問司法部負責人的形式作出反駁：「陳軍等人發起寫信提出要求釋放魏京生，其實質是製造輿論，對政府施加壓力，干涉國家的司法審判。」

各單位向職工傳達說，冰心簽名是受陳軍等人的蒙騙。陳軍拿著吳祖光的介紹信到冰心處，說是幫助黨穩定局勢，搞大赦。冰心後來說：「我以為是為中央補台，現在糟了，還影響了蕭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把我的名字擺在前面。」

2月26日，張顯揚、李洪林（80年代初活躍在北京的理論家，後調福建社科院）、戈揚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3月8日，王淦昌、許良英等42名科學界人士聯名發出《致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上述公開信各國報紙都廣為刊載了，連蘇聯、東歐的報紙也登了。袁木在3月14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談到關於這幾封要求釋放政治犯的信時說：「中國沒有政治犯，因此不存在釋放政治犯的問題。」

中共中央向各單位的職工傳達時說，這幾起簽名背後都是美國支持的。

美國是否支持這幾起簽名無法核實，但是，美國支持中國的不同政見者確有其事。2月25日，美國總統老布殊訪問中國。26日晚，他在長城飯店舉行德克薩斯式烤肉招待會，沒經中國政府同意，邀請了幾名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人出席。他們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經濟學家蘇紹智、文藝界著名人士吳祖光。老布殊到別人家裏作客，邀請主人不喜歡的人，主人當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請的人當中，除方勵之外，其他四個人都出席了。方勵之接到請帖後乘車去長城飯店。途中車子被警察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扣下。方改乘出租車，途中又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車，汽車到站時，警察不讓停車。他又步行很長的路到美國大使館，使館門前的中國警察不讓進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員的家裏，這位外交官用外交車把方勵之送到香格里拉飯店的新聞中心，在這裏他接受了外國記者的採訪。第二天在家裏又開了記者招待會。

28日，美國官方就方勵之未出席布殊的晚宴事發表談話。3月1日，中國外交部就美國官方這個談話發表評論，對美方「不負責任的談話」「感到驚訝並深表遺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見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開化了。

這種矛盾的公開化，本是持不同政見者的意願。有了公開化才有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組織化，有組織才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當時政府的態度是：絕不讓步、絕不迎合。政府認為：「迎合只能搞亂政局，一讓步他們就得寸進尺。我們要作中流砥柱，要對歷史負責。」當時單位傳達一位中央領導人的話說：「搞萬人簽名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們也可以搞簽名呢。」

政府這種強硬態度與東歐形勢有關。當時東歐正處在劇變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壟斷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亂。波蘭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黨執政變成了三黨競爭（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雅魯澤爾斯基一度宣佈團結工會為非法，這時又承認其合法地位，團結工會力量迅猛擴大，全國1200萬工人中有900萬參加團結工會。2月12日，匈牙利宣佈1956年的騷亂是人民起義。這使中國十分被動：當年是中國共產黨勸蘇聯出兵鎮壓這場騷亂的。對東歐出現的新情況，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連開會研究對策，防止東歐的事態波及中國。

在內地政治情況比較緊張的情況下，西藏又出現了不安定的情況。達賴計劃在「起義」10周年（3月10日）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活動。3月5日，拉薩出現了騷亂。中央政府對拉薩實行戒嚴，這在當時已經比較緊張的政治空氣中又增加了一分緊張。

如果說，1988年秋到1989年春，改革進退維谷，政治上兩種看法的分歧已經公開，那麼，最關心時局的青年們卻在尋找，在探索，在徬徨，在躁動不安。1989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五校對師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作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是：學生中傾向於一黨多派、兩黨輪流執政和多黨制的佔50.2%；21.8%否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形態；12.3%的人根本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驚心動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4頁）。真實情況要比這組數字嚴重得多。青年人在失去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以後，又轉向尼采，轉向薩特，轉向弗洛伊德，轉向新儒學。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但是，熱得快，涼得也快。經過一輪一輪的尋找和追求之後，青年們心中還是一片空虛。他們煩躁和不滿現實。他們對師長們（方勵之等）批評現實的言論狂熱地信奉。他們有愛國的激情，渴望改變中國的現狀；他們無牽無掛，無所畏懼；他們思想單純，又容易衝動。他們是社會上「著火點」最低的一族，一個火星就可以把他們點燃。

1989年是「五四」運動70周年、建國40周年、改革10周年。有人提出反思70年，有人提出反思40年，也有人提出反思10年。這些「反思」是要對中國革命道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對10年改革從根本上提出質疑。對此，中共中央多次對新聞界發出指示，要引導輿論。

1989年春天，北京的空氣中瀰漫著火藥味，一點點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

第二節 導火線——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早晨7時48分，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3歲。他是4月8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的。不久前他到廣西作過調查，在政治局會上可能有些話要說。但開會不久，他伏案舉手示意：「紫陽同志⋯⋯」立即呈心臟病態。有人馬上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硝酸甘油片為胡急救，並立即送醫院搶救。但後來病情惡化，過了幾天就逝世了。

人們總是同情弱者的。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堅決而下台的，是被一批頑固老人不公正地整下台的，人民為他抱不平者很多，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冤案。在當時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中，這樣一個人逝世，終於成了一場重大政治風波的導火線。當時很多人斷定將有重大事情發生。總編輯喻權域讓我多注意一些社會情況，多往外面跑跑。我是幾個月以前從新華社天津分社調到總社工作的，由於還沒有分到房子，就住在9號樓招待所1015室。家屬還沒有來。9號樓是記者招待所，在這裏經常接觸到第一線回來寫稿的記者，是一個消息很靈通的地方。我想起了一位西方記者的一句話：「歷史將在我眼前爆炸。」因此，平時不記日記的我，開始記了比較詳細的日記。目的是不讓在我眼前發生的「歷史爆炸」逝去。為了把今天的讀者引入當時的情景，在此摘引我這段時間的日記，同時把事後了解的情況作為日記的背景。

4月16日 星期日

聽說一些大學裏出現了大字報。今天下午，我和田學祥早早地吃了晚飯就騎自行車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去看看情況。在人民大學，果然貼出了不少大字報。一張大紙上畫了一根點燃的紅蠟燭，旁邊寫道：

心線正直表裏通紅渾身是火

一生光明風吹不熄淚落始終

還有一張大字報寫道：

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

該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有的大字報主張「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動：

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

歲在五四

天下大吉

署名「悲夫」，題為《悼胡公》的藏頭詩大字報寫道：

悼君唯怨是非多

胡公又奈鄧公何

耀目曾經華夏客

邦國何事恁蹉跎

如果說上面一張大字報對鄧廢黜胡耀邦表示不滿的話，後面的大字報就指名道姓地批鄧了：

貓養七二鼠食盡民脂民膏最終貓成碩鼠

魂繫民心呼喊捉鼠打鼠畢竟魂仍是忠魂

黑貓白貓不抓老鼠才是好貓

賭棍惡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由於鄧小平愛打麻將，有不少對聯是用麻將牌的術語寫成的：

橫批：去他媽的

借西風作胡胡公胡

拋「四條」伐民民十萬

這裏的「四條」顯然是指「四項基本原則」。

題：紅不如黑

一紅心開叫

點力不夠

分配不好

同伴又不應

怎能成局？

三黑桃阻擊

緊逼有方

詐騙有術

首攻也有利

居然進貫

這裏的「紅」是指胡耀邦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黑是整胡耀邦的人。另有一張署名「麻派子弟」的大字報寫道：

橫批：耀邦先生仙逝

開西風杠——杠出白板，眾嘆杠未開花

停紅中碰——碰了四條，莊家胡是詐胡

這裏的四條是指四項基本原則，「詐胡」是指整胡耀邦的人用不正當的手段。

80年代中國政壇的「雙峰」——鄧小平（中）和陳雲（右），加上重量級元老李先念（左），對中國政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還有一些直接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如《×××政績纍纍》列出鄧小平十大罪狀。另有一張大字報寫道：「⋯⋯耀邦被貶後的中國政壇，在『年輕化』的幌子下，楊尚昆搖晃著碩大的身軀，以高於前主席兩歲的高齡出任了國家主席，大批『太子黨』、『秘書班子』佔據了黨政要位，新總理繼承『父』業，腐敗之風日益猖獗，官倒官商治而更甚（康華整頓結果『毫無問題』），全國空氣沉悶不堪，改革可信程度猛降，人們從失望到絕望。⋯⋯」

政府看到悼念胡耀邦的勢頭不對，擔心出事，就提出了種種限制措施。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電報，追悼會原則上不讓北京以外的人參加，規模限4000人。但是，這種作法卻更激怒了群眾，使不滿情緒升級。

4月17日 星期一

同事中傳說自發往胡耀邦家中悼念的人很多。我幹完自己的工作之後，騎車到胡家。胡家在府右街路西的會計師胡同25號，是一座四合院。胡同裏停滿了汽車，上下車的人都帶著淚痕。我在這裏不到半小時，就有七八十個人來到這裏。杜近芳、王昆和紅線女的兒子三人乘一輛紅色小轎車，送來了一束鮮花紮製的花圈。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帶著夫人從一輛「奔馳」（香港稱「平治」）280（車號A03－0227）上擦著淚水走了下來。

四合院裏擺上了兩張簽名桌，桌上的五個簽名簿上留下了悼念者的名字。屋裏設了一個靈堂，靈堂前擺滿了悼念的人送來的鮮花和花圈。當中花圈的綬帶上寫著李昭率子胡德平夫婦和胡德華夫婦。來這裏悼念的人魚貫而入，一批人在靈前默哀鞠躬後離去，另一批人再進去。

據警衛人員說，這兩天來悼念的人很多，都是自發來的。他希望新聞界不要張揚，否則這個小胡同承受不了。

從胡家出來，沿府右街南行折東到天安門廣場。正碰上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生結隊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不到一千人。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前高呼口號：「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法制萬歲！」「教育救國！」「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打倒貪官污吏，清除腐敗現象！」喊完口號後高唱《國際歌》。圍觀者很多。不少外國記者對著學生攝像。

紀念碑北側有九個花圈。紀念碑上下擠滿了圍觀的人。有人倚在紀念碑石欄上，手拿長鏡頭相機，等待著重大事件的發生。廣場上到處都是警察。廣場四周樹林裏停著不少掛著「ＧＡ」標誌的汽車。

晚上有人在紀念碑前辯論。

這兩天，除北京以外，全國很多地方都在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中出現了學生遊行。這些遊行提出的口號還不是很激烈的，沒有發生什麼衝突，但是，學生們的情緒還在升溫。

4月18日 星期二

北京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等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靜坐。

他們向政府提出七點要求：

一、對胡耀邦進行客觀評價（即否定1987年1月對胡的批評）；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為在這兩次運動中受害的知識分子平反；

三、公佈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財產；

四、開放報禁，允許民間辦報；

五、取消違反憲法的禁止遊行的十條規定；

在胡耀邦的葬禮上，鄧小平（中）和趙紫陽（右）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六、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七、客觀報道這次活動。

學生靜坐時，不時有人向學生投擲麵包。學生要求人大常委派人出來將這七點要求轉交人大常委。一名學生因勞累過度在人大會堂前暈倒。這個文件後來還是被人接進去了。

事後，學生們將寫有「中國魂」的巨幅標語掛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晚間，紀念碑前聚集了數萬人（據說高峰時達十萬人）。一名學生站在高處一條一條地宣讀他們的七條。每唸一條，下面一片歡呼。中間換了一個南方人唸，下面聽不懂，齊聲高呼：「換人！換人！」南方人下去了，換了一個北方人唸。

晚10時許，又有一所大學近千人抬花圈在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警車在旁維持秩序。警車上的喇叭用平緩而溫和的語調不停地廣播：「請向右走，注意交通安全！」

在人大會堂東門前用繩索拉了一條線，防止學生越過。見有越線的，警察就帶著笑容說：「對不起，請後退。」

凌晨1點，人民大學近千名學生在新華門前要求和李鵬對話，提出了10點要求。高喊：「李鵬，出來！」警衛戰士手挽手構成一道人牆。學生們一面喊，一面唱「工農兵聯合起來」、「國歌」，還挑逗表情嚴肅的警衛戰士：「笑一笑！」

「你們也唱一支歌！」有幾人將鞋子和汽水瓶扔進新華門內。學生們三次衝新華門，都被警衛戰士擋住。新華門前坐著的學生和圍觀者近萬人。

據從紀念碑那邊過來的人說，有人站在紀念碑上演說，逐條批判四項基本原則，為他鼓掌的人很多。

凌晨4時，北京市政府開出宣傳車，廣播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說：「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廣大群眾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布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在4月18日晚，公然煽動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打傷維持秩序的警衛戰士，提出種種與悼念活動無關的無理要求。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而是蓄意製造和挑起事端，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真正方向。」公告要求，悼念活動應在本單位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對那些打、砸、搶、衝、燒的違法和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

天亮了，新華門前人群逐漸散去，長安街交通恢復正常。

第三節 新華門前：警察和學生的衝突

自4月16日以來，雖然學生和政府在言論上對抗，但還沒有發生衝突。到4月20日凌晨，警察為了驅散集結在新華門前的學生，和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矛盾進一步激化。

4月19日 星期三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中央美術學院掛上了胡耀邦的巨幅畫像。畫像兩邊寫著「何處招魂 中央美術學院敬輓」。這幅畫像高三米、寬兩米，在很遠就可以看到。花圈、輓聯、條幅、詩詞，貼滿了紀念碑四周。有人演說，有人朗誦詩詞，有人認真地抄錄。照相機的銀光不停地閃爍，估計有上千台照相機在廣場上記錄當時的情景。今晚廣場上大約有10萬人。

形勢在升級。悼念活動的矛頭指向了現任領導人。

廣場上看的人比參加活動的人多得多（大概是十與一之比），外國人不少。晚9－10時，東、西長安街上自行車如洶湧的大潮，湧向天安門廣場。

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湧進天安門廣場，以不同的自發方式悼念胡耀邦

10點半，紀念碑前一青年宣佈：開始遊行。遊行隊伍向西往新華門前進。沿途警察阻攔未遂。學生抵新華門。11點半，舉花圈的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在衝突中花圈被弄碎（有人說是警察撕毀的）。聽到學生高喊：「警察無賴，警察打人！」

12點，北京市公安局開來兩輛警車，反覆廣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要求大家20分鐘內離開現場，不離開者後果自負。過了幾個20分鐘，人們還沒有離開。

吉林分社記者王景和當時在新華門前，他回來對我說凌晨1點鐘，警察手拉手構成了一個三層包圍圈。把學生圍在最中間，同圍觀者隔開了。東西長安街交通切斷，只准出，不准進。學生齊聲高喊：「坐下，坐下！」「中國人坐下！」「警察坐下！」也有個別人喊：「警察跪下！」學生坐下以後高唱《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我是一個兵》。一位自稱是北師大的學生指揮。他要求大家遵守秩序，讓大家離新華門遠一點。警察的包圍圈不斷向外擴展，把圍觀者向外邊擠。

一位美國電視記者攝像，一名警察向他衝了過去企圖制止。一名中國青年推著一輛自行車擋住。群眾中一些人高喊：「新聞自由！新聞自由！」

凌晨3點半，開來了大批警察（目擊者估計有上萬名），從六部口到王府井全被切斷。兩個警察架一個學生，強行拖上汽車。學生反抗，警察拳打腳踢，不少學生被打傷。5點半，人群散盡。王景和說：他沒聽到有人喊反動口號。

去過高校的記者對我說：清華、北大、人大等大學都有很多大字報。北大三角地擠滿了看大字報、抄大字報的人。

4月20日 星期四

大雨如注。

北京大學600多名學生步行出校，舉行和平請願，每個人都被淋成落湯雞。

中央對胡逝世的處理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在政治上給胡以很高的評價，隻字未提他的過失。葬禮安排僅次於毛、周、朱，比葉劍英略高。沒有當作一名普通政治局常委處理。這些作法的本意是安撫民心，但卻帶來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這麼好的一個人為什麼在1987年要把他搞下去呢？，為什麼不公開承認當時的作法不對呢？」這是學生鬧事的原因之一。何況，胡下台後，一些知識分子受到了牽連，知識分子憋著一股怨氣。

這兩天人們談論的還是昨晚新華門前發生的情況，有學生挨打的種種傳說。政府堅持說沒有打學生。群眾更多的還是相信傳言，不相信政府的說法。

4月21日 星期五

新華社昨天發出的短評和消息今天被所有報紙刊登，引起了不小的風波。署名「新華社評論員」的短評的題目是《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其中寫道：「有那麼一些人，藉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他們發表煽動性講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污損人民英雄紀念碑，甚至衝擊新華門，打傷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他們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擾正常的悼念活動。他們的行動已經越出了法律允許的範圍。對這樣的違法活動，採取堅決措施及時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在題為《近300名學生衝擊中南海》的消息中，說學生衝擊中南海、打警察、喊反動口號等。

據說，這兩篇稿子是經李鵬審定的。態度如此強硬，是想把學潮壓下去。但是，事與願違。

今天，新華社收到了300多個抗議電話。新華社內部也是議論紛紛，在辦公室，在食堂，都談論這件事。有的說，稿子歪曲事實，違反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有的說，寫稿的記者無恥；有的說，這兩篇稿子使我們大家都蒙受奇恥大辱。據說，社長穆青對這兩篇稿子也有意見。但穆青在會上說，中央領導都挨了罵，新華社挨點罵算什麼？

上午，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送花圈到紀念碑，高喊「新聞自由」繞場一周。中國新聞學院一學生挨打，聽到「學生打警察」的報道後，十分憤慨，所以到廣場高喊「新聞自由」。他們認為，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事實真相。科技日報、中國日報也送了大花圈。

4月22日 星期六

昨晚7時45分，我騎車到達廣場。這裏聚集了約30萬人。紀念碑上有人演講，每講一句，下面就有人叫好。當講到「公佈官員財產」時，下面叫好聲一片。有人撒傳單。

紀念碑上輓聯、詩歌很多。抄錄的人裏三層，外三層。前排人的後背成了後面人放筆記本的「桌子」。

紀念碑東邊圍了一團人。一個女的說：「新聞真實，有真實嗎？」另一人接著說：「人家掌握了報紙、電台，你有什麼辦法？」社科院新聞所舉著巨幅橫標：「新聞要講真話」，引起了一片歡呼和掌聲。

新華社北京分社一輛採訪車停在金水橋裏面。一群人圍住，一邊用手敲著車，一邊喊：「馬屁！馬屁！」

一位青年畫家頭上纏著一塊綠布，上寫「壞蛋」，在天安門前作畫。

9時回社稍事休息。11點半我們又騎車從新文化街出來。路口有警察。汽車只准出長安街，不准進長安街。長安街上沒有車輛，只有潮水般的自行車向東湧去，大街兩旁的人行道上站滿了人。在新華門前，外國電視台架起了攝像機。新華門附近的牆頭、樹杈上都是人。大家都等待重大的事情發生。到天安門廣場，只見人比8點鐘時少多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警戒線內擠進了一萬多名學生，在那裏靜坐。

我正在觀察時，突然一股人流從紀念碑向西北角的長安街跑去。我也沿人民大會堂東門騎車北去。原來是一支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從西向東走來。從隊伍的橫標可以到，最前面的是南開大學，依次是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等20所大學。學生手拉手，五人一行，隊列整齊，秩序井然。隊伍兩邊，也是由學生手拉手構成兩道防線，防止外人擠入學生隊伍。隊伍一邊前進一邊高呼口號。學生隊伍一出現，兩邊的人群就歡呼、鼓掌。學生喊口號，兩邊群眾呼應，氣氛十分熱烈。學生高呼的口號都寫在白色的橫標上：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打倒貪官污吏 抗議新聞欺騙

要求政府官員公佈財產

嚴懲兇手 保障人權

抗議新華社北京日報歪曲事實真相

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科學 民主 人權 法制

新聞自由

人民萬歲 民主萬歲 自由萬歲

新聞界，良心何在？

反對亂漲價

廢除特權

警察打人 報紙電台騙人

學生隊伍在經過長安街時，一位推自行車的外國人不停地用小本記錄。一位青年調侃：「老外，你這麼感興趣，進去參加吧！」老外說：「我是外國人，我沒有權利。」他說他是英國一家報紙的記者。

遊行隊經過新華門時出人意料地沒有停下，徑自向天安門廣場開去。在紀念碑北面，按學校整整齊齊地坐了一大片。周圍還是學生手拉手地圍成一道防線，不讓外人進入這個學生方陣。這支學生隊伍大約有五萬人。

這時已經凌晨3點。人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已經散去並匯入紀念碑北的方陣。他們是來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

凌晨3點半，我沿西交民巷回來。同行的有幾位賣汽水、賣煎餅的小販。他們今晚生意很好，想必收穫不小。他們輕快地蹬著三輪車，哼著小調。

4月23日 星期日

昨天上午同時有兩個追悼會。人民大會堂裏面是4000人的追悼會，在廣場上是5萬人的追悼會。兩個會的情緒是對立的。

《新觀察》主編戈揚在大會堂裏面參加追悼會，出門時站在大會堂東門前，看到學生的情景，寫了一首詩，題為《這邊和那邊》。

一片土地分成兩邊，

中間隔著暴力的牆。

這邊是冷漠的冰山，

那邊是真情的海洋。

耀邦的屍體在這邊，

耀邦的靈魂在那邊。

我們都是來自那邊，

沒有那邊哪有這邊。

悼胡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前，與警察對峙

黑龍江分社記者陳堅發昨天早晨6點鐘去廣場，看到學生還靜靜地坐著。7點，學生隊伍從紀念碑北轉向紀念碑西，面向人民大會堂東門。在轉向的過程中和警察有點小的衝突。學生高喊「人民警察愛人民 人民警察人民愛」，警察讓步了。7點鐘，廣場戒嚴。7點到10點，學生坐在場地上喊口號、唱歌。10點鐘，大會堂裏面的追悼會開始，學生坐在廣場上聽廣播、默哀。學生隊伍秩序一直很好。

在電視上，只能看到人民大會堂裏面的追悼會，看不到學生的活動情況。到下午才聽說在追悼會快結束時，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中央沒人理睬。他們要向中央領導人面交請願書，治喪委員會的兩名普通工作人員要代為收下，他們不同意，堅持要面交。學生跪了半小時，中央領導人還是沒有出面。有的說，學生不該下跪，太卑賤；有的說，中央領導人太無情。

開完追悼會後，胡耀邦的靈車經西長安街去八寶山。街道兩邊站滿了送靈的人群。類似當年為周恩來送靈的情況。學生遊行隊伍跟在靈車後面。學生隊伍走了兩個多小時，各自回校。

學生的活動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學生募捐，很多人解囊相助。在辦公室裏，同事們談了不少見聞。

戴國強在北太平莊看到從小汽車上走下一名婦女，向學生的募捐袋裏丟下了100元。一位老先生對學生說：「你們回去上課吧。」一位工人反駁說：「他們不遊行，政府還聽得見這些意見嗎？」葉奇元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位幹部模樣的人拿出10元一張的一疊票子丟進募捐袋。學生說：「太多了，太多了！」這位幹部連連擺手，一句話沒說，大踏步地走了。在前門的一個募捐點，一位個體戶拿出1700元，說：「就這麼多了，全給你們吧。」（註：當時教授的月薪最高是800元）

4月23日，趙紫陽赴朝鮮訪問。李鵬送他到火車站，問趙有什麼交待沒有。趙說，就這麼幾條：一是耀邦的追悼會結束了，要恢復正常秩序，要復課；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三是打砸搶燒者例外。李鵬沒有講不同意見。李回去後，向鄧小平匯報了這三點意見。鄧說，就這麼辦吧。

第四節 「4・26」社論：矛盾進一步激化

在胡耀邦追悼會前後，很多大城市也出現了大規模學潮。連學潮歷來不激烈的天津，也出現了上萬學生遊行、幾十萬群眾圍觀的情況。新華社4月22日的報道中說，「今天西安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圍攻陝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搶燒。據有關部門提供材料，共燒汽車10輛，燒毀民房20多間⋯⋯有100多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人員被打傷。」新華社4月23日發出的關於長沙的報道中說：「在長沙市五一廣場、火車站及黃興路等繁華地段，昨晚連續發生不法分子搶砸商店事件。據有關部門初步統計，有28家商店被砸被搶，部分商店被洗劫一空。」新華社奉命報道部分群眾的這些極端行為，為政府下一步採取強硬手段提供了根據。但是，駐當地分社記者和我們面談的情況與報道很不一樣。陝西分社老記者老何對我說，西安事件共死了13人，其中2名警察、11名群眾，死者中還有中學生。開始是學生要求設靈堂，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動手打人。在樹上看熱鬧的一名14歲男孩也拉下來毒打。一位穿便裝的公安局副局長也錯挨了警察的打。後來才發生群眾衝省政府、燒汽車的事件。看來新聞報道不符合事實的情況不止北京一處。

新聞報道和實際情況的反差進一步激化矛盾。北京市有40多所高校5萬多學生罷課，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直到李鵬辭職為止。北京街頭到處是油印傳單，有的傳單介紹「4・20」事實真相，有的揭露腐敗現象（如說中央領導人搞世襲，親屬子女升官情況）。署名「北京工人聯合會」的傳單號召工人組織起來支援學生。

趙紫陽去朝鮮訪問的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匯報北京學潮情況。北京市委把情況說得比較嚴重，把很多個別現象統統集中起來上綱上線。根據北京市委的匯報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認為學潮是「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會上決定成立制止動亂小組。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

4月25日，鄧小平聽取了楊尚昆、李鵬等人的匯報。鄧小平同意政治局會議對學潮的定性。同時發表了引起爭議的「4・25」講話，把學潮定為「動亂」，表示要採取強硬措施制止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這個講話發了一篇社論，新華社同一天發通稿，全國所有報紙同時在一版頭條登出。這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個定性的政治份量，超過了1957年對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當時的中國政治常識理解：政府必定動用專政力量粉碎陰謀、鎮壓動亂，參與動亂的人沒有好下場。

4月26日 星期三

昨晚街頭所有的喇叭都廣播了《人民日報》社論，同時廣播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遊行的十條規定；禁止在街頭講演、募捐。廣播員的語調高昂有力，有點像文革中廣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種味道。今天所有的報紙都在一版頭條顯著位置刊登了這篇社論。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預感到，政府要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對付學生。

但是，強大的政治壓力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各校紛紛集會，抗議「4・26」社論。矛盾進一步激化。各校都貼出大字報。一條巨幅標語寫著：《人民日報》騙人民。

同情學生的人很多。今天在新華社大禮堂聽鄧小平「4・25」講話的傳達。聽傳達的同事回來說，聽眾共發出五次「噓」聲和哄笑，鼓兩次倒掌。

今天上午和高露一起到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參加《民主的困惑》討論會。這個會是貴州省社科院和中國社科院馬列所聯合召開的。嚴家其主持，蘇紹智、于浩成、曹思源、遠志明、榮劍等一批活躍分子都參加了。主要內容是批判「新權威主義」。嚴家其說：「動亂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為人民的呼聲沒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沒有不是宣佈為反革命事件，但後來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溫1976年是有意義的。今天社論的起草人還是1976年起草那個社論的人。」于浩成在發言為「德先生」招魂。他批評政治體制改革「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新權威主義」倡導者之一的吳稼祥中途到會。他發言說，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名義最高權力和實際最高權力分離，因而無力作出重大決策。他主張中國應建立立憲總統制。嚴家其說：「我們意見一致了，我們不必批評新權威主義了。」

嚴家其認為今天的會應限制在學術會議的範圍之內。遠志明說：「到什麼時候了？還學術、學術。我們應當行動！」他主張搞一個簽名運動。榮劍主張，為防止事態雙方採取非理性行動，請社會名流出來籲請雙方冷靜。

4月27日 星期四

中午從社科院經研所開會回來，到復興門橋時，看到很多人站在橋頭上向北張望。有人說：「遊行的學生隊伍被警察擋住，過不來了。」

我騎車從西二環向北走，到阜成門十字路口（當時沒有立交橋，作者1997年註）。只見四周已經圍了上萬人，連周圍的房頂上、樹上都站滿了人。在路口北，警察排成幾列橫排，把南北大道封死了。學生隊伍在封鎖線北面無法過來。周圍的群眾不停地齊聲呼喊叫警察為學生讓路。看來警察也不是死守不放。學生拼命前進，警察步步後退，但進展十分緩慢。學生每前進一步，周圍群眾就一片歡呼，一陣掌聲。不久，從西面阜外大街又開來的一支學生隊伍也來到路口，兩支隊伍會合，衝破了警察封鎖線。

在這之前，學生隊伍還在中關村、人民大學南等衝破了幾道封鎖線。

通過重重封鎖線之後，下午3點多鐘學生隊伍才到達西單。在六部口，警察手挽手形成一排排人牆，一共十幾排，兩排之間約一米距離，構成十幾道緊密的封鎖線，阻止學生東進。這時，從六部口到復興門之間全是學生隊伍和圍觀群眾。滿街滿巷，水洩不通。圍觀群眾不停地齊聲呼喊：「讓——開！讓——開！」聲音震天撼地。有人和警察談話，勸警察讓學生過去。也有人有意和警察說話，分散警察注意力，讓學生乘機通過。

今天學生遊行的口號是：

請願不是動亂

和平請願 反對動亂

媽媽，我們沒有錯

人民日報，胡說八道；新聞聯播 全是胡說

中央電台 顛倒黑白；光明日報 一片漆黑

新聞要講真話

民心不可欺

血諫政府

正義就是力量

北大清華 人民養大 為了人民 死都不怕

為民請命 雖死猶榮

擁護廉潔的中國共產黨

穩定物價

打倒官倒

官倒富 農民苦

擁護憲法

憲法至上

人民政府 人民監督

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決不允許1976年的「四五」事件重演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抬的一塊大牌子上寫著：

起訴書 被告：人民日報

案由：誣陷 誹謗

遊行口號都寫在橫標上。其中有幾幅橫標用鄧小平過去說的話（「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來批駁他的「4・25」講話。學生齊聲朗誦，周圍群眾鼓掌。

在遊行中，學生還喊了一些問答式口號。一個領頭的學生提問，其他人（包括圍觀群眾）齊聲回答。例如：

「我們是反黨嗎？」

「不是！」

「我們是反社會主義嗎？」

「不是！」

「我們是搞陰謀嗎？」

「不是！」

「我們是一小撮嗎？」

「不是！」

赤手空拳的警察擋不住學生和周圍群眾的擁擠，他們沒有採取強硬手段，防線一道道地被衝破。學生隊伍開向天安門。

在六部口南的新華街口，兩位年輕的女警察（看樣子像警察學校的學生）從陣地上撤換下來。她們中的一位鞋被擠丟了，穿一雙白襪子站在路邊哭泣。一位40來歲的女人對她們說：「哪碗飯不好吃？偏要和學生作對！」

在人民大會堂西停了十幾輛卡車，車上坐滿了軍人。這時學生隊伍還在六部口受阻。一些人圍著軍車齊聲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

學生隊伍經過天安門前沒有停留，經建國門向北。學生在遊行過程中，群眾向遊行隊伍中拋麵包、汽水。學生遊行到雍和宮，有的累得走不動了，一些人用自行車和三輪車馱送學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車在新街口把學生送回學校。

遊行學生回到校門口，留守學校的學生在校門掛上巨幅標語：歡迎壯士凱旋歸來！有的學校放鞭炮迎接。

「4・26」社論的態度那樣強硬、堅決，人們估計政府對學生遊行會採取強硬措施，大家都擔心發生流血事件。學校領導一再勸阻，學生遊行前也有思想準備，有的寫下了遺書，準備犧牲。醫學院的學生還帶了藥箱和急救用品，以準備軍警鎮壓時急救傷員。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學生勝利了。

今天參加遊行的學生約10萬人，他們來自38所大學。

一位軍事記者說，昨天從38軍調來了兩個師，約兩萬人。據傳說有的醫院騰出了病房，並傳授如何治療催淚瓦斯造成的眼傷。為什麼政府卻沒有動手呢？

昨天民主黨派200多名知名人士聯合簽名懇請中央不要鎮壓學生，對學生採取寬容態度。據說簽名文件送到新華社後送到印廠立即排出，來不及派人送去，就用電傳發給中央。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

「4・27」大遊行的成功為學生進一步壯了膽。強大的政治壓力對學生再也不起作用了。遊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計地阻止學生遊行的學校黨團組處於尷尬境地，他們今後說話學生更不聽了。這一天，全國很多大城市都發生了抗議「4・26」社論的大規模遊行。

從「4・26」社論以後，學生運動一個核心內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這個政治結論。學生和家長根據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認為，學生揹上了這個政治包袱，將影響他的畢業分配，影響他終生的命運。政府恰恰在這一點上決不讓步。因為這個定性是從鄧小平的口中說出來的（雖然是他聽了政治局常委的匯報後說的），一讓步，中國就喪失了最高權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勢力得寸進尺。從這裏退下來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最後不可收拾。

「4・27」遊行以後接連是幾天的平靜。只有袁木（國務院發言人）、何東昌（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袁立本（北 京市委秘書長）同學生代表對話。對話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4・26」社論上雙方都不讓步。談判雙方只能在談判條件、談判程序上爭論不休。人們都知道，「4・26」社論的問題不解決，學潮不可能真正平息。

趙紫陽1995年接受本書作者的訪問時說：

「4・25」講話後，又發表「4・26」社論。學生容易衝動，就引起了4月27日的大遊行，有10萬人參加。事情就這麼鬧大了。本來通過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漸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間，有很多學生沒有上街，「4・26」社論把這批中間學生也調動起來了。「文革」以後，人們對戴「帽子」很反感，機關知識分子都認為不應該這樣扣大「帽子」。「4・26」社論把大批人推到另一邊。那麼多人聲援，那麼多人擔憂。

「六四」的根本問題是「4・26」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

「4・26」社論沒有發給我，在朝鮮時我不知道這個社論。但小平的「4・25」講話發到了朝鮮，使館給我看了。我也表了態，同意小平同志關於穩定局勢的講話。因為這是內部講話。我沒想到他們會公開發社論。到5月17日，我會見戈爾巴喬夫後，常委公開發生分歧。我主張從「4・26」社論退回來。有人說退回來涉及到小平。我說，這個社論我雖然沒有看，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李鵬說，沒有那個必要。

我從朝鮮回來路過瀋陽時，遼寧省委同志說，小平講話傳達後反映不好。當時我想，為什麼要傳達呢？過去有一條，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來。這次為什麼要把小平抬出來呢？對傳達「4・25」講話，鄧本人也不高興，把他推到前面去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論。一定要我表態支持「4・26」社論。

「4・27」大遊行後，李鵬等也認為「4・26」社論搞壞了。他們沒有想法緩和，而是認為要堅持下去，要頂住，而是千方百計地證明「4・26」社論是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當時可能有私心，特別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常委中的多數認為，「4・26」社論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緩和。

5月1日上午開政治局常委會，通報情況，交換意見。5月3日，趙紫陽發表「五四運動」70周年講話，學生反應還比較積極，有緩和的跡象。5月4日，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代表團團長和亞行高級官員時，根據逐步淡化、逐步緩和的指導思想，發表了與「4・26」社論基調不同的談話。「4・26」社論已經明確表示已經發生動亂，趙紫陽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4・26」社論說學生運動「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趙紫陽肯定了學生的行動：「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提出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生參加五四遊行後回來聽到了趙紫陽的講話表示歡迎。北京大學一位教經濟的青年教師說：「這是一個溫和的講話，表明黨和政府的誠意，會對解決目前的問題起積極作用。」但是，高校裏的一些黨、團幹部對這個講話有不同看法。他們前些時一直是按「4・26」社論的基調向學生做工作的，趙紫陽這篇講話使他們被動。李先念聽了「亞行講話」以後，立即給鄧小平打電話，說中央有兩種聲音。陳雲也捎話給鄧小平，要他注意「亞行講話」。

5月4日 星期四

4月27日，北京超過十萬名學生，無視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警告，上街遊行抗議《人民日報》「4・26」社論

昨晚11點，新華社秘書長張國良和總編輯南振中打電話給社內各部門領導人，說明天有《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單位的記者要參加遊行，要求各部門給編輯記者打招呼，不要參加，不要圍觀。

今天一上班，各部門召開會議，把兩位領導人的電話傳達到每一個人。幹部局長康國志清晨6點半就到9號樓招待所，挨門向在這裏寫稿的分社記者打招呼，讓他們不要參加遊行。

今天有47所高校參加遊行。警察沒有阻攔，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集會，不到一小時就分幾路遊行回校。今天遊行不如「4・27」遊行那麼整齊，顯得鬆散。遊行隊伍中有來自外地高校的學生，還有來自香港的學生。喊的口號也比較溫和。如「弘揚五四革命精神」、「擁護共產黨，振興我中華」、「誓死捍衛憲法尊嚴」、「深化改革」、「腐敗不除，國無寧日」、「人民政府人民監督」、「新聞要說真話」、「平等對話」、「一小撮＝11億×99.9%」、「上樑不正下樑歪，堅決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等。還有關於政府和學生對話的口號，如：「緣木（袁木）求魚」、「如此對話，怎能東昌？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國務院發言人）、何東昌（國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書長），三個人是政府和學生對話的代表。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五四宣言》，隨後，遊行組織者宣佈：從5月5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復課。

在學生遊行的同時，有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也走上了街頭。組成了單獨的遊行隊伍。《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工人日報》等，他們先在新華社門前集合。新華社的人當時沒有參加，事後溜出來，到天安門才進入隊伍。新聞工作者的遊行隊伍很引人注目，周圍的人熱列鼓掌歡迎。他們的口號是：「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講真話」、「我們想說的不能說，我們想寫的不能寫」、「欽本立，你沒有錯」、「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務」等。下午5點半，一支學生隊伍到新華社南門齊聲高喊：「新華社，不要怕，為人民，說真話！」

北京的新聞界為什麼要聲援《世界經濟導報》？事情是這樣的：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舉行紀念胡耀邦座談會，嚴家其、蘇紹智、戴晴等一批民主派人士參加，有的人發言超出了政府能夠容忍的限度，如呼籲為胡耀邦同志平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批評，說總書記下台是「非程序更迭」等，還有人批評鄧小平。預計在4月24日出版的一期登出，大約兩萬字左右。中共上海市委得知後，由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出面，要求他們刪去有關內容。欽本立不同意刪改，江澤民出面和欽本立談話。這時欽本立同意刪。但此時十幾萬份已經印出來了。4月26日，上海市委決定這一期報紙不能發行，並停止欽本立職務，對《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整頓，上海市委的整頓小組進駐導報。《世界經濟導報》這家很有影響的報紙從此停刊。上海當即發生了大規模遊行，打出「還我導報」、「言論自由」、「立即恢復欽本立職務」的口號，全國各地都發生了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的浪潮。趙紫陽認為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作法激化了矛盾，很惱火，江澤民向他匯報時，趙說：「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我不給你們加壓力，但也不管這件事。」

5月3日，趙紫陽還向青年發表了一個紀念「五四」的講話。這個講話是鮑彤起草的。李鵬、姚依林、宋平、李錫銘都要趙在稿子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趙沒有加，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必要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鄧家的孩子（大概是鄧榕）給鮑彤打電話，要求在講話中加上一段鄧小平對青年的關心的內容，因為「4・25」講話公開以後，鄧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講話中就加上了這一段：「鄧小平同志十分關心和愛護青年一代，對當代青年在建設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說『青年一代的成長，正是我們事業必定要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

幾天以後，何東昌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說：「趙紫陽在亞行的講話和『4・26』社論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他實際否定了趙的亞銀講話。人們猜測，一個教委副主任公開否定總書記的講話，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層對趙在亞行的講話有不同的看法。何東昌的講話正符合大學黨政幹部的口味。因為「4・27」遊行後，學校黨委威風掃地，他們也希望死守「4・26」社論這條線。何東昌講話傳達下去後，人們普遍認為，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不代表中央，因此，學生繼續向中央施加壓力。

趙訪朝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香港工委書記許家屯，讓他去北京。5月3日，趙在他的中南海住宅裏和許家屯談了近兩個小時。趙先問許對學潮的看法。許說：「這是愛國行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許告訴趙，社會上支持學生的人很廣泛，包括黨政機關幹部。許表示，「4・26」社論把學潮定為「動亂」，激化了矛盾，這是不明智的。他認為是李錫銘和陳希同誇大了情況，鄧小平上了他們的當。許還說：「我們再不能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趙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學潮的定性。」

趙對許講，現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裏，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學潮的定性。」趙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常委裏，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是李鵬、姚依林。

許受託後，第二天就和楊尚昆在楊家見了面。許把他和趙的談話內容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許，他剛從人大會堂回來，聽了趙紫陽對亞行年會代表的談話，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趙在亞行的講話是鮑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討論過。討論時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趙說，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楊尚昆對許說：「我去同老爺子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能聽得進去，也可能聽不進去。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許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斬釘截鐵地說：「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372－374頁）

5月8日，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六點意見。一、盡快公佈對四大公司審查結果；二、取消副部級以上幹部的特殊供應（75歲以上的除外），公佈副部長以上幹部的經歷和財產；三、在全國人大設立專門委員會（萬里建議稱為「廉政委員會」），專門審查副部級以上幹部及其子女的違法行為；四、制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五、司法獨立；六、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進行。以上意見由新華社發通稿，明天見報。萬里同意，李鵬反對。常委會上沒有討論。人大要發，李不同意，袁木刪了一些，5月12日在《人民日報》一版發了300字，三號字的標題，說是人大常委會下月要開八次會議，其議程大體是趙紫陽提的上述內容。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用大字標題登出《人大常委八次會議的議程深得人心》。

但是，趙紫陽緩和矛盾的作法無濟於事。學生要求從「4・26」社論退回來，繼續對政府施加壓力。而政府這邊有些人一邊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小平那裏送，一邊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這樣，學生的情緒越來越激烈，鄧小平鎮壓的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和一些真正想改變政治制度的人們，怕學潮冷場，千方百計地激化矛盾。

李鵬對趙紫陽說：「你主張不激化矛盾的緩和辦法沒有效果嘛！」

第五節 從「5・13」到「5・19」：空前規模的絕食與聲援

經過幾天表面平靜之後，波瀾陡起。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到天安門前絕食，抗議政府對學生請願採取的冷漠態度。

5月6日，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遞交了《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這份請願書有23所高校的學生簽名。請願書中寫道：

我們作為北京高校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本著誠懇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急切請求盡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當前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深化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

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代表盡快同我們確定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以利對話順利進行。

我們請求，根據新聞自由的原則，允許新聞界對這次對話進行採訪，並向全國公開準確地進行報道（我們準備5月8日下午3時左右前來聽取答覆）。

但是，在什麼人參加對話、多少人參加對話等具體問題上一直達不成協議。這具體問題的癥結是，政府只願意同全國學聯、學生會對話，不願意同自發的學生組織對話，因此，對話的事一直拖延下去。這是學生提出絕食的理由。

5月13日下午，學生「絕食團」在天安門前進行絕食宣誓。誓詞是：「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指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在宣誓的同時散發了《絕食宣言》。其內容是：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的態度；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抗議給學生扣「動亂」的帽子和一系列歪曲的報道；要求政府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的對話；要求政府承認這次學潮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口號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支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在宣佈絕食的同時，學生領袖們在歷史博物館的西台階上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向記者散發《絕食宣言》。

除了《絕食宣言》以外，還有《絕食書》，天安門廣場上一位女學生在廣播中朗誦。一位青年記者從廣場拿回一份《絕食書》，文字優美，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全文抄錄如下：

在這陽光燦爛的5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不得不將一切生之美好，毅然地拋在身後了。但是，我們多麼不情願、多麼不心甘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壓，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知的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這麼稚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是歷史要求我們去的！

我們最真誠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我們「被一小撮人利用」。

我們真誠地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一位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口上，問一問你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了什麼？

可是，我們的感情一直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民族精英跪求民主，當權者卻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拖再拖，愛國學生處境危艱⋯⋯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些卻需要我們這麼多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史上永難抹去的一頁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且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視死如歸的氣概，為生存而戰！

香港工委書記許家屯

然而，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爸爸媽媽，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當飢餓無情地折磨著我們的時候，當死亡正在向我們一步一步逼近的時候，你們那一顆顆慈愛的心，一定會同兒女們的心有著同樣的節奏！

我們不想死，我們有對未來的憧憬，因為我們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祖國還這樣的貧窮，我們沒有權利拋下祖國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飢餓時，爸爸媽媽們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不要流淚。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你們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等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地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割別。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效。

祖國，母親！在這個嫵媚的5月，我們去絕食了。

我們⋯⋯永遠⋯⋯

這天晚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的教師都貼出了大字報，對絕食學生進行聲援。

絕食開始以後，政府只派李鐵映、閻明復以及北京市的李錫銘、陳希同等勸說學生不要絕食，但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不予答覆。學生繼續堅持絕食。絕食的學生由開始的三四百人發展到3000多人。中央戲劇學院等學校，不僅絕食，還絕水。社會各界焦急不安，而政府在「4・26」社論等關鍵問題上還是寸步不讓。這樣，教師、工人、幹部，絕大多數人都同情學生。形成了全社會聲援學生的高潮，由學生上街遊行發展到各界上街遊行。天安門廣場經常有幾十萬、上百萬示威的人群。接連很多天，支援學生的遊行隊伍像不盡的長河，在長安街湧動；在全國各地都掀起了聲援首都學生的大規模遊行。

一位負責採訪絕食的記者對我說：絕食不絕水生命極限是7到12天。在絕食現場，烈日當空。絕學生相繼出現了脫水、電解質紊亂、抽搐、煩躁，有的出現了室上性心搏過速、腎功能衰竭、體循環衰竭、昏迷等嚴重症狀。15日就有10人昏迷；16日150多人昏迷；以後每小時昏迷人數都在增加。到18日晚，送往醫院的共有1768人，留院觀察的有803人，多次搶救的就有740人。截至19日，累計有3500人次暈倒，其中2500人次留院治療。北京數十所醫院和數千名醫務人員投入了搶救工作。

幾天來，搶救學生的救護車在天安門廣場和各大醫院間來往穿梭，凄厲的警號晝夜不停，使首都人撕心裂肺，學生的狀況使各界人士心焦如焚。而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卻不出面，因而引起了社會的憤慨。各界人士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都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央黨政主要領導人盡快和學生對話。連冰心這樣的老人，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要求中央主要領導人迅速解決問題。

自從胡耀邦逝世以後，新聞報道一直嚴格控制，沒有正面報道過學生的活動。4月27日那麼大規模的遊行，只發了100多字的消息。5月6日趙紫陽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胡啟立、芮杏文打過招呼：「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高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報紙、電視可以公開報道學生的活動。那時的電視新聞收視率空前高，不僅在城市，就是走在路上的農村幹部，到了有電視新聞的時間，也趕緊到有電視的地方看新聞。所以，當時北京的情況全國很快就知道，全國各地都心繫北京的絕食的學生。

5月以來，外地高校學生大量進入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首都學生的示威活動。天津5000多名學生騎自行車到北京。後來，外地學生乘火車到北京不要錢，有點像文革中紅衛兵串聯一樣。

5月14日 星期天

今天午飯後去天安門廣場。學生在紀念碑前絕食，廣場上有數十萬人。西長安街從西單以東禁止車輛通行。學生隊伍不斷地開進天安門，準備明天和戈爾巴喬夫見面。

人們10個一堆、8個一夥地在討論形勢。人大會堂東門口，一名工人模樣的人說：「學什麼南斯拉夫，把我們都變成了合同工；現在又搞什麼優化組合，和頭兒不對勁兒的人都給『組合』下來了。」有人附和他的意見，有人說實行合同制是必要的。在另一堆人裏，一位幹部模樣的人指著廣場上湧動的人海說：「現在鬧到這種地步，怎麼收拾局面？」一位40歲左右的人一本正經地說：「我有一個辦法。」「什麼辦法？」大家側著耳朵聽他的回答。他指著毛主席紀念堂說：「毛老頭兒睜開眼睛就行了！」大家哄笑。一位40來歲的人說：「明天戈爾巴喬夫來，像這個樣子，不怕給國家丟面子？」一人回答說：「中國早就沒面子了，沒臉沒皮了。到處借債，還有什麼面子？」

5月15日 星期一

天安門廣場聚集上百萬人。聲援學生的隊伍不斷地通過長安街。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到北京訪問。天安門廣場被學生佔領，只好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由於倉促，戈爾巴喬夫走下飛機時，蘇聯國旗也沒有掛，地上只有一小塊地毯。

雖然長安街兩邊布置了歡迎彩旗，但戈爾巴喬夫的車隊沒有經過長安街。大概是通過北三環進入釣魚台。

5月16－17日 星期二∼星期三

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越來越大，接連幾天都是一兩百萬人的大遊行。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前三門大街，都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這幾天參加遊行的除了學生、工人以外，還有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門。如：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國家海關總署、國務院直屬機關、國家體改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廣播電視部等。這些單位的職工都打著寫著這些機關名稱的巨幅橫標，特別引人注目。當然，這些中央機關的領導人絕大多數沒有參加遊行。打著機關名稱的橫標也不是經過本單位的領導人同意的。機關名稱的橫標都是部分職工打出來的，領導人不贊成，也不反對。

遊行口號一般和各個部門的業務結合起來。如海關總署的大橫標寫著「官倒走私 鐵證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主要口號是：

悲絕食壯士 哀冷漠政府（在人大會堂東北角，20多米的巨幅）

學生絕食 政府絕情 人民絕望——工人

學生是我們的驕傲——北師大教工

學生的行動是正義的——北師大教工

尋人啟事：李鵬、趙紫陽，你在哪裏？

救救我們的後代——中科院

工人是學生的後盾

人民高於政黨

學生絕食 人民著急

工人工人，學生後盾；總理不理，工人不許

學潮不肯定，民憤不能平

領導多喝一口茶，學生多流一滴血

赤子熱血融冰雪，政府冷漠寒人心

慈悲為懷 愛人如己——佛教聲援隊

弘法自由普渡眾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學院

中國專利營養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當年——中國專利局

清熱解毒，托裏排膿——北京中醫學院

婦產醫院 專治難產——北京婦產醫院

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學生

小平小平，沒有人性；紫陽紫陽，心地冰涼；主席主席，主持宴席；總理總理，總是不理。

總理總理，總是不理；如此總理，豈有此理？

老子高官兒好漢 老子百姓兒笨蛋——中國怪態

白貓抓權 黑貓抓錢——35中教師

中國已無退路！——文物出版社

愛滋病 官倒 腐敗 寄生蟲——中國愛滋病防治中心

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裏？

國債＝奔馳；國庫券＝宴席

賣掉奔馳，償還國債

官倒不倒，人民不饒

怨 怒 吼

小「貧」不走，小康不來

學竹下辭職

小平您好——1984年

人貴自知之明，誰該辭職，快快辭職

打死不抓鼠的貓

投降吧，貪官污吏！

我們不是鄧家軍，也不是楊家將，更不是鎮壓人民的憲兵——幾十名年輕軍官

決不當獨裁者的禁衛軍 打倒中國的秦始皇 把軍隊還給人民——部分軍官

中蘇高級會唔 88（鄧氏）－58（戈氏）老人政治何時了？

5月16日，趙紫陽在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講了這麼一段話：「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示。」趙紫陽這段話公佈時，很多人感到，趙紫陽這段話的潛在意思是，現在局面這麼糟糕，責任全在鄧小平身上。趙紫陽和鄧小平決裂了。第二天，遊行隊伍中多了這樣一類的口號：「黨要總書記，不要太上皇」、「垂簾聽政 誤國害民」、「天塌下來，小個子也逃不掉」、「共和國不要西太后」、「小平小平，八十高齡，身體還行，腦子不靈」、「小平辛苦，快去休息」等。有的打出巨幅橫標，上寫「簾政」兩個大字。

在這期間，上層分歧進一步激烈。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趙紫陽再次提出「4・26」社論要有個說法，他認為這個社論對學生運動定性不恰當，要改。趙紫陽說：「雖然我沒有看這個社論，但我可以承擔責任。」他說，「4・26」社論的定性要改，但無論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說一句話就行：「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嚴重。」剩下的工作由我們來做。李鵬說，讓你承擔責任，沒有那個必要，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姚依林和李鵬態度一樣。李說，「4・26」社論是鄧的講話。趙說，不是，是常委會定的調，向鄧匯報後才有這個講話。李說，你在朝鮮回的電報中說同意制止動亂。趙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問題不是出在動亂上，而是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定性上。而這個定性是常委作的。這次會不歡而散。

第二天，趙紫陽向鄧小平寫信要求面談。這時鄧小平決心已定，他不想再聽趙紫陽的意見，而是通知了幾個人：趙紫陽、李鵬、姚依林、胡啟立、喬石、楊尚昆、薄一波。他們去了鄧家。趙紫陽還是重申了他的意見。姚依林和李鵬說，學生動亂不能制止，是趙紫陽在亞行會議的講話引起的，這個講話使學生感到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李鵬強調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趙紫陽同志應該負主要責任。在鄧家的這次會上決定實行軍事戒嚴。鄧小平表示，已經沒有路可退了，只有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趙紫陽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是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胡啟立也反對軍管。喬石原來不贊成軍管，在這個會上也贊成了。楊尚昆原來反對軍管，後來也贊成。最堅決的是姚依林、李鵬。趙紫陽後來對本書作者說：其實，這幾個人的態度無所謂，鄧小平動用軍隊的決心已定，別人是很難扭轉的。

在鄧家開會之前，趙紫陽的意見是多數，胡啟立、喬石、楊尚昆，都是一致的。在這之前，他們根據共同的看法一起做了不少工作。趙紫陽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說：「我作為總書記，到最後關頭，我贊成軍管，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台。鄧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的方針，還是下台？我選擇了後者。這一點我反覆想過。不贊成軍管和不當總書記我是一起考慮的。從鄧家開會一回來，我就寫了個辭職信。楊尚昆勸阻我，才收回。他說，你的辭職信一傳出去，就會引起更大的動亂。」

1995年，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我認為，軍管必然導致動武。從『4・26』社論導致『4・27』大遊行說明，現在想用上綱上線的辦法把群眾壓下去是不靈了；用權威人士出來壓也不靈了。既然這兩個都不靈了，又不退讓，搞軍管，勢必發生衝突。一衝突就要流血。當時我還擔心，學生流血會不會造成工人大罷工？當時我沒有想到用幾十萬大軍來嚇住。這只有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但這對共產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

5月17日，北京聲援學生的群眾遊行的規模也是空前的。全國除北京以外還有27個城市的170所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的絕食學生。

5月18日 星期四

今天，總編輯喻權域本應到房山新聞培訓中心去講課。形勢如此緊張，他只好讓我去代他講一次。下午我從房山講課回來，遊行的人還是那麼多。車到豐台，一位頭上纏著標語的學生攔車。司機說：讓他上來吧，有了他頭上的標語，路也好走些。汽車到復興門再無法前進了，我只好下車步行回社。

回到社裏，只見喻權域伏在辦公桌上，滿臉通紅。我見他神色不對，問他：怎麼啦？他沒回答。我向別人打聽，原來是大家對今天本報的版面不滿意。部主任們根據群眾的呼聲，到老喻這裏提了一些很尖銳的意見。還對老喻說：「你休息幾天，我們幹幾天，幹對了算你的，幹錯了，我們承擔責任。」老喻認為，這是奪權。我回來時，這場所謂「奪權」的小風波剛完。我安慰了老喻幾句，急忙找來報紙看。今天《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用最顯著的版面語言報道了昨天的群眾示威。初號黑體字的主標題是：首都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大學生，副題是二號宋體：強烈要求立即對話救人救國。而本報呢？只在一版右下角報道昨天的群眾示威，還把示威人數大大縮小了。本報對昨天的群眾示威採取了很冷淡的態度。現在的北京，很多人已經把對待學生的態度當成正義與非正義的界線。本報今天的版面，使本報同人在社會上臉面無光。當然會引起報社內部的公憤。

自從前幾天新聞放開以後，明天的報紙怎樣報道今天的活動，對各報總編輯來說是考驗，是猜測，也是押寶。在這場政治風潮中，學生是滿腔熱血，一顆赤子之心，但是，其中還有各種政治勢力的殊死較量。目前這種較量還勝負難分。報紙如果站在最後的勝利者一邊，報紙（主要是總編輯）將來會共享勝利的果實；如報紙現在支持的最後是失敗者，總編輯就要分享苦果了。老喻今天的寶押對了嗎？

趙紫陽想用緩和的方式來解決學潮問題為什麼沒有被鄧小平採納？人們猜測，因為這時鄧小平已經不信任趙紫陽了。有人分析，鄧不相信趙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因康華公司的問題。1988年，社會上對鄧樸方任董事長的康華公司有各種傳言，說他藉著為殘疾人募捐的名義中飽私囊。趙向鄧小平反映了群眾的看法，鄧下令把康華公司撤銷了。後來清查康華的帳目也沒查出多大問題，而趙紫陽的兒子的倒賣彩電的問題當時並沒有查處。鄧小平是很心疼鄧樸方的。在這件事上，鄧和趙之間，感情上出現了裂痕。二是趙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把鄧拋出來了。言外之意是，現在局面這麼糟，是鄧的責任。第三個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位元帥之子向趙紫陽建議，讓趙和鄧劃清界線，站到學生這一邊。人們還分析，如果鄧對趙還保持信任關係，齊心協力地緩和矛盾，有可能不發生「六四」悲劇。緩和不成就只好動用軍隊了。鄧小平外號「鋼鐵公司」，了解他的人都預計到他會動用軍隊。

三年以後，一位高層老同志告訴我，傳說中某元帥的兒子就是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他勸趙和鄧保持距離確有其事，但並沒有造成趙鄧之間的裂痕。陳小魯和幾位高幹子弟議論了這件事，其中有宋任窮的兒子。小宋回家談了他們的議論。宋任窮向鄧打了電話。後來鄧派人了解，才知道這僅是「孩子們」的議論，和趙紫陽無關，和鮑彤等也沒有關係。

在這期間，七位上將聯名給鄧小平和中央軍委寫信，信中表示：請求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在北京實行戒嚴。他們是：宋時輪、葉飛、蕭克、張愛萍，陳再道，楊得志，李聚奎。當時《解放軍報》一位記者採訪蕭克，蕭克說：「中國不能出現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恥辱。倒退五十年遇到這種情況，我也會上街的。」當然，這樣的話是不能登出來的，但在新聞界同行中口頭傳出來了。

第六節 戒嚴以後

矛盾越來越激化。鄧小平決定出動軍隊。但是，從5月19日宣佈戒嚴時起，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百萬群眾堵軍車的情況，軍隊一直無法執行戒嚴。這種軍民對峙的狀況一直持續了半個月。下面再抄錄我這一段時間的日記。

5月19日 星期五

趙紫陽、李鵬等今天清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從電視上看到，李鵬只講一句話：「趕快結束絕食，接受治療。」趙紫陽聲淚俱下地對學生說：「情況很複雜。」「我們來晚了。」「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要保重身體，你們年輕，來日方長。我老了，無所謂了。」人們普遍認為，這是趙紫陽告別政壇的最後講話。

下午，中宣部通知各報社說，中央領導人指示，各新聞單位一律不得報道學潮的事，要製造有利於事態平息的輿論。今天上午，本報總編輯刪去了一位年輕記者稿件中有關學潮的內容，記者和他發生了一場小小的衝突。據說今天其他報社也發生了這樣的衝突。下午4點鐘，傳達了中宣部的通知以後，各報社內部這種衝突才平靜下來。記者們有意見也沒有辦法，只好罵罵而已。今天上午受到責罵的總編輯們感到輕鬆。建國以來，僅僅開放了幾天的新聞輿論重新收緊。

今天下午，在遊行隊伍中，《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打出巨幅橫標：「反對暴力 警惕軍管」。晚飯時，一位軍事記者對我說：「今晚大軍要進城，快去廣場把你兒子找回來。」群眾中也傳說政府正在調動軍隊。

晚8點半，我到廣場去找楊磊，劉青海去找他親戚的孩子，我們結伴同行。9點半，絕食團宣佈停止絕食。10點鐘傳說趙紫陽已經下台，有人主張繼續絕食。廣場上人還是那麼多。各大學在自己駐地周圍，由學生圍成人牆，不准外人穿越。我們越過重重障礙，從廣場西南角擠到紀念碑北邊用了一個多小時。

把楊磊從廣場找回社裏已經1點多了。只見所有的電視屏幕上都是李鵬的頭像。他在發表關於實行戒嚴的講話。他不時地揮動著拳頭，聲色俱厲。各處的電視機都開著，但很少人坐下來看電視。有人指著電視叫罵：「法西斯！」

這時有人說，執行戒嚴的部隊被群眾堵在三環線以外，不能進城執行戒嚴任務。我看了看手錶，凌晨3點。我立即下樓騎車沿西長安街西行，奔向公主墳方向。只見沿途群眾情緒激昂，有人演說，有人喊口號，對李鵬、楊尚昆、鄧小平、王震等罵聲不絕。一輛輛卡車滿載著學生自西向東呼嘯而過，可能是到廣場去壯大學生隊伍。一輛輛卡車滿載著市民自東向西飛馳，據說是去堵截軍隊。車上的人高呼口號：「反對暴力！反對軍管！」

喬石原來不贊成軍管，在鄧小平的說服下，最後也贊成了

幾百輛摩托車集結成長長的隊伍向西馳去，不久又從西邊馳回，既威武又壯觀，這是市民摩托隊，是為學生壯威和通風報信的。

在公主墳，環島周圍（當時公主墳還沒有建立交橋——作者1997年註）果然停有大量軍車。這些軍車被成千上萬的群眾圍住。在每輛車跟前，都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有的為戰士唸《科技日報》上報道學生絕食的文章，有的和戰士談話，勸他們不要鎮壓學生，有的向戰士講述黨內腐敗現象⋯⋯用過去戰爭年代的話來說，這些人是在「策反」。有一位戰士還聽得流下了眼淚。多數戰士不說話。一位上尉走下車來和群眾握手，說：「我們心裏很明白。請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幹出對不起人民的事。」群眾熱烈鼓掌。

鄧小平等本想利用軍隊來平息愈演愈烈的學潮，但事與願違，群眾不怕軍隊。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號召之下，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所有軍隊進城的路口都被群眾堵住，在各個路口都設有路障。作為路障的有公共汽車、有馬路上的鋼鐵隔欄、有木頭。在一些幹道上，馬路中間的鋼鐵隔欄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條馬路被封死。軍隊無法進城執行戒嚴任務。戒嚴令宣佈不讓遊行，不讓集會，不讓演說。現在廣場上學生照樣集會，還有大量外地學生湧進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比原來還多。演說者的言論越來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軍隊不進城，取消戒嚴，黨和政府的威信掃地，反對政府的人也會得寸進尺；強行進城，勢必造成大規模流血。

在這期間，有些「聰明」的省、市領導人看到形勢前景不明，對敏感問題不表態，不「站隊」，成天到工廠、農村去「考察」，講反腐敗、講黨風等不會出錯的話題。他們這樣做，為自己留下了後路，將來不管誰主持中央，還得用他。

5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首都氣氛十分緊張。城外四周大兵壓境。天上直升飛機低空盤旋。一架又一架直升飛機似乎擦著樓頂掠過。嘎嘎的馬達聲令人心驚膽戰。

但是，人們和政府對立情緒也更激烈。公開反政府的人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在人大會堂東側，一個人站在台階上演說：「民可載舟，也可覆舟。我們老百姓把他們翻了！」他一邊說一邊用雙手做著「覆舟」的姿勢。幾百名聽眾鼓掌，歡呼。

有人在演說中稱現政府是「偽政府」、「李鵬等一小撮政治陰謀家」。廣場上出現了一條引人注目的巨幅橫標：「強烈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非常會議敦促李鵬辭職、鄧小平、楊尚昆引退，解救危難學生、穩定政局」

今天人們不顧不准遊行的禁令，百萬人上街遊行。口號有：「李鵬強姦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堅持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四項基本原則」、「一人掌權、集體負責、群眾遭殃」等。

遊行隊伍不停地呼喊「打倒李鵬！」的口號。「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也不斷喊出。一條標語上寫著：「新四人幫：鄧小平、王震、楊尚昆、李鵬。」

地鐵已經封鎖。有的說裏面裝滿了軍人。每個地鐵出口都被學生組織的「敢死隊」和成千的市民圍住，防止軍隊從裏面出來。

天安門廣場已經斷水。市民們源源不斷地把水送到廣場。送水的人們對政府斷水行為罵聲不絕：「真缺德！」廣場上的學生在學習防催淚彈知識。有的標語上寫著：「防止空降兵！」

一輛裝有四個高音喇叭的大轎車在長安街和前三門大街緩緩移動。不停地廣播：「我們是首都工人自治會，號召全市市民走出家門，支援學生，把李鵬等一小撮政治陰謀家淹沒在人民的大海之中。」

今天本報為是否登李鵬講話和戒嚴令發生了激烈爭論。總編輯要登，一批編輯、記者不讓登。最後印刷廠的工人說：「沒有人手換版。」結果沒有登出。因為工人不想登。

晚飯後，長安街和廣場上的人比前兩天要少一些，只有幾十萬人。晚上10點，我和田學祥一起去廣場，看到各方支援學生的隊伍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來。「工人敢死隊」、「市民敢死隊」、「工人糾察隊」、「市民糾察隊」排著整齊的隊伍開進了廣場。一隊「市民抗暴團」雄糾糾地開進來了，人們一陣歡呼。一位「工人敢死隊」隊員拍著自己的腦袋說：「我已經寫好了遺書，不準備活著回去。」傳說戒嚴令必須在24小時內發生效力。所以人們認為，昨晚沒進城的部隊，今晚一定會強行進來，因而各種「敢死隊」、「糾察隊」準備進行拼死搏鬥。

中國社會科學院遊行隊伍的巨幅橫標寫著：「政府已經走向了歷史反面！」「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

5月21日 星期日

昨晚軍隊還是沒有進來。今天上午我去廣場，看到人比昨天少多了。天亮後，工人都撤退了。廣場和長安街上只有20萬人左右。但各地鐵出口，各路口還有很多學生和市民把守。

這幾天新聞封鎖，禁止如實報道北京情況。從新華社資料室得知，香港報紙一連幾天也沒讓進北京。正常渠道得不到消息，各種傳聞大量湧來。今天有幾則傳聞：

萬里發表聲明，說李鵬宣佈的戒嚴違反憲法

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表示不服從中央決定

海南省委書記梁湘致中央，反對中央決定

外交部通電國外，不承認中國政府

美國航空母艦進入渤海

⋯⋯

這些傳言基本不可靠，其中有不少是謠言。如果遵守新聞規律，讓報紙如實報道，就不會有這麼多傳言。

今天的群眾輿論普遍譴責政府。街頭演說的增多。演說的不僅是青年，一位老太太在街頭演說博得了陣陣掌聲。

西單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大標語牌上，不知誰用工整的隸書寫滿了四字一句的《討鄧檄文》，東南角幅一標語牌上同樣寫滿了四字一句的《討楊檄文》——楊是楊尚昆

晚12點多鐘，新華社幾百人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去天安門聲援（傳說今晚一定要執行戒嚴令，要採取行動），口號是「北京人，站出來，救學生，救國家，救民族！」語句短促，頗有一種為正義去赴死的味道。在院裏集合時，穆青、郭超人出來勸阻。穆青說：「要保住我們這支隊伍。」結果還有500多人上街。所到處，群眾高呼：「新華社，好樣的！」

5月19日凌晨5時，趙紫陽到廣場探望絕食學生，聲淚俱下地勸學生：「你們要保重身體，你們年輕，來日方長。我老了，無所謂了。」站在趙後面的是現在的總理溫家寶

5月22日 星期一

聽說六里橋發生了衝突，上午我騎自行車去六里橋。站在還未竣工的立交橋上向南望去，只見數十輛軍車被黑壓壓的人海所淹沒。第一輛軍車前面，有一輛橫過來的公共汽車阻擋了道路。幾輛356路汽車輪胎放了氣，橫在路口。

在車號為Ｐ71－1834的軍車上，戰士都揹著槍，車上裝有不少箱子，像是彈藥箱。數十名群眾圍著車做說服工作。在另一輛車上，學生們為戰士放錄音（記錄的是天安門廣場的絕食情況）。群眾為戰士送來了饅頭，戰士坐在車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看來他們很餓了。站在車旁的一個人和戰士談話。這人說：「你們千萬不能鎮壓學生。」戰士反問：「你看我們會開槍嗎？」「我相信你們不會開槍。如果上級命令開槍呢？」「向天上開。」戰士用手向天上指了指。

5月19日凌晨，李鵬在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佈北京市實施戒嚴

城裏傳說軍車進六里橋時和群眾發生了衝突。一位老人向大家介紹兩天前軍車開過來的情況。他說，並沒有群眾躺在路上擋車的事。只有一個老太太跪在地上哭求戰士不要去鎮壓學生。在六里橋沒有發生衝突。這位老人說，在豐台群眾和武警發生過衝突，武警試圖驅散圍軍車的群眾，雙方都有動手。一個農民開拖拉機拉磚經過這裏，把拖拉機停了下來，為群眾提供「武器」，群眾拿起磚頭，把武警趕走了。

下午去廣場。在天安門金水橋南掛上了「首都工人自治會」的橫標。一位30多歲穿白色衣服的工人站在那裏，對過往行人說：「工人自治會已經組織起來了。」一會兒，過來一位40多歲的人說：「請派兩名糾察隊員跟我去。」穿白衣服的手邊沒有人，他對站在旁邊圍觀的一位青年說：「你可以去嗎？」這位青年同意了。自治會就發給他一個紅布條，說：「你就算自治會員了。」一會兒，走過來一位中年婦女說：「天安門下的門洞需要人堵。」（故宮和中山公園近來不開放，據說其中駐有軍隊）正在這時，從東邊過來一支市民遊行隊伍，自治會的人就動員這批人到天安門下去堵門洞。這支隊伍果然留下了幾百人聽從安排。

今天院裏貼出了通知，今晚8點，新華社職工遊行。下午5點半，穆青、郭超人就召集各部門負責人開會，要求大家制止。說，新華社昨晚遊行已經很突出了，今晚再去就更突出了。我們得保住這支隊伍。你們過去的行動責任我們承擔，我們會保護你們。現在外面傳說穆青下台了（我們可沒有聽到這種傳說），你們再去遊行，可能真要下台。這個班子下了台，誰保護你們？我快70歲了，不怕丟烏紗帽。前幾天遊行好說，戒嚴後遊行是明目張膽地反政府，將來要追究的。由於穆青的苦勸，預定今晚的遊行取消了。

晚飯後去301醫院。路經公主墳，這裏的軍車都退到301醫院和一所中學裏去了。在301醫院門口有學生站崗。裏面有60多輛車，車號是「Ｖ04」打頭，分別停放在東西兩邊。戰士有的坐在地上打撲克，有的聊天。我問一名上尉：

「為什麼不進城執行戒嚴任務？」

「等上級命令。」

「大概什麼時候進城？」

「不知道。你不如找學生打聽，他們比我們知道得多。那一位是學生頭兒。」他指不遠處一位穿粉紅色上衣的女學生。那位女學生說，看來這幾天部隊不會進城。她說38軍軍長就住在醫院裏。

回來時經過軍事博物館。在地鐵口的鐵柵門裏，一名地鐵職工在裏面搬自行車，他和站在外面的群眾聊天。他說地鐵裏面沒有一兵一卒。地鐵裏生活用電沒有停，運行用電停了。說是上面讓停的。

「為什麼地鐵停運？」

「這是上面定的，你問李鵬去！」

「既然是上面讓停的，為什麼要說學生擾亂了交通？」

「你問李鵬去！」

5月23日 星期二

戒嚴令已發佈72小時，還無法執行。政府已威信掃地。

昨天遼寧分社一記者給本報一編輯打電話說：「北京市民真偉大，我以瀋陽市民的身分向北京市民致敬！」

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阻擋了幾十萬大軍進城，這是世界奇跡，也是歷史奇跡。當然，這也說明政府不敢真正動武。真正動起武來，群眾是阻擋不住的。但是，能真正把槍口對準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嗎？

八角村聽說解放軍來了，農民從四面八方迅速奔向公路，阻擋了軍車前進。星期天，從外地調來一列車全副武裝的戰士，剛進北京站，火車司機鳴笛半小時。群眾紛紛圍向車站，逼著列車退到了豐台。

進城的解放軍在群眾的堵截下後撤，退回城外，受到市民的鼓掌「歡送」

這幾天由於公交停運，馬路上自行車很擁擠，互相之間磕碰一下的情況經常發生。要是過去，勢必要發生糾紛，現在，相互一笑就過去了。一位女同志被碰倒了，幾位青年將她扶起來，說：「現在是非常時期，請相互諒解。」她起來後，拍了拍衣服就走了。

北京市政府宣傳學潮影響交通，實際是地鐵是政府下令停運的。這些天，學生和市民一起維持交通秩序。晚上設路障阻止軍車進城，天一亮就把路障清除，保持交通暢通。

北京市政府斷了天安門廣場的水以後，馬上就出現了「學生沒有水」的白旗。居民紛紛送水。各種可口可樂瓶、汽水瓶都裝滿了水，從四面八方送到廣場。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斷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當天就恢復了供水，但送水仍持續了三四天。給在廣場上的外地學生送食品、送稀飯的人更多。一位西安來的學生對我說：「我們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

昨天，24名軍人化裝成老百姓，穿上便衣進駐了新華社，就住在大禮堂的舞台上。禮堂大門緊閉。今天上午，不少人從禮堂側門擁進去，向他們提問題。一位團長回答了三個問題：

一、為什麼來這裏？為了執行戒嚴令。

二、為什麼穿便衣？被迫的。我們本可以穿上軍裝，戴上軍徽，但進不來。20日我們來過一次，路過復興門橋時被學生檢查。

三、來幹什麼？協助武警維持秩序。保衛新華社。新華社是重要機關。

大家對他的回答很不滿意，齊聲呼喊「反對軍管」的口號。

今天下午，百萬人上街遊行。在西單附近的長安街上，三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並行（過去遊行的隊伍是一支，兩邊是旁觀者，今天滿街都是遊行隊伍）。靠北邊的一支是汽車隊伍。今天遊行的標語口號是：

反對軍管

戒嚴軍管，動亂之源

撤銷戒嚴令，恢復首都正常生話

李鵬下台，以平民憤

李鵬喪鐘已經敲響

罷免李鵬

打倒李鵬，全國安寧；公審李鵬，人民必勝

石油工人一聲吼，流氓李鵬抖三抖——石油勘察院

李鵬是動亂之源

擁護趙紫陽

⋯⋯

遊行隊伍前不見頭，後不見尾。下午4點鐘左右，突然烏雲壓頂，雷聲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湯雞，標語口號被淋得七零八落。隊伍有些凌亂，但沒有人離開隊伍避雨。

在北京大學的隊伍中，幾位年輕教師扶著一位白髮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著大雨闊步前進，使人們想起了「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號變成了一個口號：「李鵬，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鵬」，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萬人的聲音匯合在一起，壓倒了雷雨聲。

雷雨稍停，在人大會堂北門的長安街上，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在一輛汽車上高舉一幅李鵬投降的漫畫，並且一邊敲起大鼓一邊齊聲高喊：

東風吹，

戰鼓擂，

現在他媽的誰怕誰。

不是人民怕李鵬

而是李鵬怕人民。

在南開大學的遊行隊伍中，學生們一邊走，一邊按著步伐的節奏齊聲喊：

周總理，

在哪裏？

你的兒子不講理。

鄧媽媽，少講話，

快把兒子領回家，

再給三個大嘴巴：

叭，叭，叭！

南開是周恩來的母校，傳說李鵬是周的養子。「鄧媽媽，少講話」是指周恩來夫人鄧穎超今天發表的公開信，要求學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軍。學生對這封信很不滿意。喊最後的「叭，叭，叭！」時，腳步聲也同時「叭，叭，叭！」地響，口號聲和腳步聲共鳴，有很強烈的效果。

遊行隊伍把目標集中在李鵬身上，希望李鵬下台。這實際是不可能的。因為戒嚴的決策不是李鵬個人作出的。鄧小平不會讓李鵬下台。如果真讓李鵬下台，又有人要說鄧小平「捨車保帥」。鄧小平也知道，李鵬下台以後，反政府的力量會得寸進尺。

5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是宣佈戒嚴的第五天，軍隊仍未進城。

昨天下午的一場大雨之後，天氣顯得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怎樣過夜？我到廣場轉了一個多小時。

在紀念碑南面的二層台階上，有一個小小的物資站（即群眾救助學生的物資存放棚）。不少學生，瑟縮地排隊領取衣服，人人都得到了滿足。我問發衣服的學生：「哪裏來的這麼多衣服？」他說：「都是市民送的，晚飯後兩三小時內就送來了兩三萬件衣服，還有毯子和棉被。」

在廣場上北京的學生很少，幾乎全是外地學生。全國所有的高校都在廣場上設有營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簡易的帳棚以避風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紀念碑上以外，還送到各個帳棚。一對中年夫婦用塑料袋裝了五件衣服送進西安一所大學的帳棚裏。

北京醫科大學一位研究生對我說：「我到一個居民樓裏求援，一下子就送來了大量衣物，裝了兩汽車。小孩子也送來了煮熟的雞蛋。」

雨後學生被淋濕了，居民送來了糖薑水和熱稀飯，有的還送來了酒，為學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雞蛋、送黃瓜、送飲料⋯⋯送什麼的都有。在掛有「體育館居民大院」橫標的送飯汽車周圍，一群學生在高興地吃著熱稀飯。

但是，學生還是夠艱苦的。在天津大學自動化系的小棚裏，兩個學生穿著短褲坐在水泥地上（他們的長褲被雨淋濕了）。我叫他們到紀念碑去領一件衣服，他們說：「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們就這樣湊合吧！」在天安門前的地下通道裏，數以千計的學生像擠在罐頭盒裏的沙丁魚一樣。躺滿了整個通道。通道裏空氣污濁，令人窒息。

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貴的。也有人從另外一個立場提出憂慮：這寶貴的熱情會不會被人利用呢？

5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宣佈戒嚴的第六天，戒嚴令還沒有執行。聽說軍隊退到城郊安營紮寨去了。

政府和戒嚴司令部宣佈北京動亂沒有平息，需要軍隊維持秩序，但新聞媒介一直宣傳北京市秩序逐漸好轉。《人民日報》今天報道，近來北京交通事故明顯減少。《人民日報》另一報道說，自5月以來，治安的發案數沒有明顯變化。言外之意是，沒有必要實行戒嚴。從人們的體驗看，《人民日報》的報道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最近連小偷也少了。

今天遊行隊伍人數不多，只有二三十萬人。遊行口號除了要求李鵬下台以外，還有求萬里回國，並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會議罷免李鵬。

據今天報道，截止5月24日晚6時，全市32所醫院救治絕食學生共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

5月13－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北美訪問。出國前，趙紫陽到他家裏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就如何對待學生問題取得了一致的認識。5月24日，他在多倫多發表談話說：「要堅決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時要堅決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他們希望促進民主和懲治腐敗，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要冷靜、克制⋯⋯」這和趙紫陽在亞行的講話調子差不多，所以，學生對萬里抱著很大希望。在他出國期間，通過人大罷免李鵬的呼聲很高。在人大會堂前面有一巨幅橫標：立即召開人大會議，罷免李鵬。學生遊行隊伍中，每天都有這個口號。在人大副委員長中，也有很多人支持這個意見。5月21日，趙紫陽發電報讓他提前回來，希望能增加一個支持者。李鵬等發電報讓他繼續到美國訪問，以免力量對比的天平傾斜。全國人大9位副委員長向他發電報，說有24名人大常委聯名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讓萬里立即回來主持會議。萬里到美國後，看到趙紫陽沒有出席5月19日晚間的黨員幹部會議，知道趙已經不行了。他訪問期間一般要代表趙向對方領導人發表禮節性問候，現在覺得很難辦，打電報給中央稱身體不適要求提前回來。同時把這個意思通知美國政府，美國表示理解。他提前回來了。在飛行途中接到中央電報，是為他起草的一個講話稿（一個簡短聲明），調子和李鵬5月19日講話的一樣。5月25日凌晨3點，他沒想到他的飛機沒有按他的願望飛到北京，卻飛到了上海。到機場接他的有丁關根、江澤民、朱鎔基和萬里的四兒子。中央不讓他回北京，報道說「萬里委員長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留滬治療」。他對講話稿不滿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調子沒有改，直到5月27日才發表「書面談話」。5月31日，經中央允許，萬里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會上說：李鵬代表中央要我發表這個聲明。

5月26日 星期五

昨晚李鵬接見幾國大使的新聞聯播上，告訴外國人中國大局已定。人們理解是政府的決心已定。最近兩天學生也有點疲，原來一些激進的年輕人也打起樸克來了。今天有些學生開始準備托福考試，準備一走了之。天安門廣場上北京的學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學生。外地學生也是走的多，來的少。近日離京2萬，來京不足200人。

今天南開大學教師常修澤來我這裏聊天。他是從天津專程來接學生回校的。他說：「南開的學生已經很少了，我不來接，他們也要回去。」

看來，現在是解決學潮問題的一個好時機，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不必動用軍隊。

這兩天辦公室聊天的中心話題是中央的人事變動。有各種猜測。有的說趙紫陽、胡啟立等要下台。

據有些知道內部情況的同志說，調動二三十萬軍隊進京不是對付學生的，而是對付軍隊內不同意見的人，對付軍內支持趙紫陽的人。聽說38軍軍長徐勤先不聽從調動，不願到北京鎮壓學生被軟禁起來了。軍事記者說，戒嚴司令部的張工向他傳達口頭命令，讓他帶兵進城。徐說：口頭命令無效，要有書面文字。張工說不可能有書面的了。徐說，沒有書面的我不進城。

後來了解到，李鵬說大局已定，是因為5月21日老人們在鄧小平家開了會，對趙紫陽統一了認識，決定從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慮新的領導班子，對新班子的人選進行了議論，對採取果斷行動收拾局面的決心已定。參加會議的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這些老人，採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決定中國的命運。

5月27日 星期六

今天傳達了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在5月22日的講話要點。這些講話是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的名義下發的。

李鵬說：

決定戒嚴常委召開了多次會，所有的老同志都參加了。「4・26」社論是正確的。當前是一場動亂。決不能從「4・26」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這個社論可以寫得更好一些，如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這是老同志的意見，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已經無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國送給他們了。但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是極少數，極少數。

紫陽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沒有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和「4・26」社論調子不同，而且廣為傳播。這樣，群眾就看到黨內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他5月3日紀念「五四」的講話，我們提出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採納。他的「五四」講話使學潮升溫，中央才下決心戒嚴。

我黨代表改革開放的是小平，不是趙紫陽。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針政策是小平提出來的。紫陽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執行小平的。

紫陽和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把小平拋出來了。第二天的遊行口號就要打倒小平。

我5月19日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和實行戒嚴都是黨的決議。如果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就應出席那個會，但他請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頭昏。作為總書記，身體不好，不講話，主持會議是可以的。不主持，參加一下總可以吧？但他不幹。

5月19日早晨他去天安門廣場的講話把黨內分歧暴露給全國人民了。

這一場鬥爭的確很複雜，問題就在黨內。

楊尚昆說：

遊行一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我們就覺得性質變了。

小平講話和「4・26」社論是電報發給紫陽的，他從朝鮮回電報說完全同意。但他一回來就說社論不對。

5月3日他在紀念「五四」講話中，李鵬、喬石、依林、錫銘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他不接受。

他在亞行講話後小平知道不好，與陳雲商量，在小平那裏開了個會。小平提出問題：「退，退到哪裏？」我說：「這是最後一道堤，再退就垮了。」小平說：「我知道，你們中間有爭論。今天只討論退不退。不能退。問題就出在黨內。要實行戒嚴。」紫陽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我有困難。」小平說：「少數服從多數嘛！」紫陽同意少數服從多數，還說，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但是，晚上8點鐘開常委會時，紫陽說：「我的任務今晚結束了，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我不能再幹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執行。我辭職。」我說：「你這個態度不對，不能在這個時候甩手。」後來他給小平、給常委寫信，說他不能執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見。他要辭去總書記和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小平說：「你在五四那天亞行會上的講話是轉折，從那時起，就鬧得更兇了。」我批評他辭職有五個不好交待。他的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打電話給我，叫我勸小平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

小平找到陳雲、先念、王震、彭真和常委及軍隊同志。老同志說：「太不像話了。」大家對小平提出戒嚴表示贊成。這次紫陽沒有來，請假。

體改所、農研中心、中信國際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把紫陽的講話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陽的五點意見），但是說我們否定了這個意見。不對，我們也同意用法制來解決問題。先念說，現在有兩個司令部，究竟由哪個司令部指揮，現在不揭開不好辦。

關於改革的失誤，紫陽不承認多年有失誤，只承認最近一年有失誤。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承擔了責任。

喬石說：

我早就認為不能再退了。5月19日早晨趙要自己單獨去見學生，李鵬只好趕緊跟在後面。

以上記錄的只是大概意思。聽了傳達後，在群眾中有兩種不同的議論：

一種意見是，趙紫陽起了分裂黨中央的作用。持這種意見的多是領導幹部。

另一種意見對幾位領導人的講話持批評態度。這些批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趙紫陽過去有錯誤（兒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誤），但這次站在民意一邊，而且在中央不怕當少數，敢頂，敢說。他想不通，不執行戒嚴，辭職，是正常的，不能說是搞分裂。

二、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沒有誠意和學生對話。對話的核心問題是「4・26」社論。他們已決定不退，還有何話可對？

三、通過戒嚴把學潮壓下去，搞掉趙紫陽，這個決定的作出還是一些沒有法定職務的老人。他們沒有表決權。1987年他們通過這種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這正是這次學潮的起因。現在又是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來壓制學潮，豈不是疙瘩越結越深？

5月底、6月初應當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好機會。廣場上的人不多了。外地學生走的多，來的少。不少學校局部復課。浙江、河北、湖北、山東、黑龍江、四川、安徽、陝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復課。學生已經有點疲倦了。學生總是要唸書的，無限期罷課畢竟不是學生的意願。可惜，政府沒有抓住這個好機會，沒有採取強制但不流血的手段使學潮平息。這時，一些激進分子怕學潮冷了下來，千方百計地製造新的「熱點」。

5月30日 星期二

幾天沒有去天安門廣場，今天去看，多了兩樣東西。一是「民主女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贊助的100多個帳棚。

「民主女神」像高10米左右。在廣場的中軸線上，處在天安門城樓和紀念碑之間。頭部有點像劉胡蘭：圓臉，向後飄的短髮，面目堅毅，雙手高擎火炬。這是中央美術學院的20多名師生做的。天安門管理處發表聲明，反對在廣場搭設女神像。政府的廣播裏不停地唸著署名「國家機關某委設計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識分子」的一封信：「強烈要求市政府採取相應措施制止這一無法無天、強姦民意的行徑。」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女神」。但是，今天來看民主女神像的人很多。廣場北部擠滿了人。長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女神周圍，照相機的閃光燈閃個不停。

在毛主席紀念堂北側，200多個小帳棚覆蓋了一大片場地。每個帳棚裏可以躺3－4個人。這是香港贊助的第一批。據說還有更多的陸續要送來。

在公安部門前有一個橫聯：「秘密抓人 面目畢露——首都工人自治會」。首都工人自治會的一鉛印傳單說，今天凌晨1點多鐘，在北京飯店附近，一輛帶警燈的吉普車停在一騎自行車人面前。吉普車上跳下兩名警察把騎車人扭上了吉普車。騎車人迅速丟下兩個筆記本，本上寫有沈銀漢的名字，記錄著籌集經費200元。拾到的人把筆記本送到紀念碑前。經首都工人自治會查詢，沈銀漢是自治會的執行委員。到他家裏打聽，昨晚沒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會到處宣傳：我們是根據憲法「結社自由」組成的群眾組織，為什麼秘密綁架人？首都學生自治會就此事貼出了抗議傳單。

據說，摩托車隊有11人被抓走了。最近幾天晚上再沒有摩托車隊四處飛馳了。

5月31日 星期三

人大會堂東門前的廣場的欄杆上新立了一幅大標語：「中華脊樑 寧折不彎——一批有正義感的官兵」。軍人也站到學生一邊了。

為什麼調幾十萬大軍進北京？這是近來人們議論的熱點話題。有人說是為了維持首都秩序，多數人不同意這一看法；有人說為了鎮壓學生運動，這個說法也不能說服人，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還要幾十萬大軍？也有人說是為了對會原有的北京駐軍和在京的軍內反對派；最近又有新說法：調兵進京，你調我也調，你進我也進，形成了你包圍我，我包圍你，成了夾餡花卷。

人們猜測，軍隊內部不一致。擔心打內戰。

6月1日 星期四

今天凌晨1點鐘，1000多名大學生打著上百面紅旗，擂著大鼓，到新華社南門後又從西門進到院裏。他們高喊「新聞自由」、「新華社，不要怕，為人民，說真話」、「反對軍管，取消戒嚴」等口號。戒嚴部隊沒有出來制止。學生們鬧騰了20分鐘後就撤走了。

首都工人自治會有三個人被抓：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據說這個組織有3000多名會員。學生們為此到公安局靜坐抗議。

據說學生提出了四點對話建議：取消戒嚴、撤走軍隊、不對學生秋後算帳、新聞自由。政府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學生原計劃徵集1000－5000人自願絕食。目前只有300多人報名。

今天傳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的通知：一、動員學生回校，學期考試按規定進行，對不及格者按規定處理；二、對幕後策劃的極少數人要揭露，採取果斷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維護社會治安，對打、砸、搶分子決不手軟；四、加強輿論導向；五、共產黨員在穩定局勢中要發揮作用。通知說，天安門前有126所外地大學的學生，要求各省採取措施讓他們回去。昨天五人宣傳小組成員王忍之（戒嚴期間五人宣傳小組的成員是：袁木、王忍之、曾建徽、何東昌、李志堅）召集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新華社穆青參加。王忍之說，最近幾天，各報還是貫徹中央政策的，但參差不齊，從版面看，差異很大。王忍之要求，一、要增加工、農及普通群眾要求穩定局勢的報道；二、強調恢復天安門廣場的莊嚴形象；三、軍民關係；四、根據李鵬講話的精神，寫一些評論。

北京市政府組織郊區農民遊行，喊「制止動亂」、「擁護李鵬」的口號，和學生遊行唱對台戲。

今天晚飯後我去天安門廣場，看到除了香港的200多座帳棚外，在紀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幾十座大帳棚，一排一排地，比較整齊。似乎有長期安營紮寨之勢。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不少少年兒童到廣場和大學生聯歡。在民主女神像下面，一名少先隊員向長期堅持在廣場上的一名大學生獻紅領巾。這位小學生說：「能和大哥哥、大姐姐在天安門廣場過兒童節，感到很幸運。特向們獻上我們最珍貴的禮物——紅領巾。」她說完後，很多圍觀者鼓掌。

廣場西北角搭起了一個帆布帳棚，這是「首都工人自治會」。我問坐在帳棚裏的一位50多歲的工人：「抓去的三個人放出來了沒有？」他說：「放出來了。」「什麼時候放出來的？」「昨天下午5點鐘。」我又問：「你不怕坐牢？」他說：「既然幹上了，怕也沒有用。」

聽採訪中南海的記者說，昨天下午江澤民來到北京，就住在中南海裏。有人猜測，可能鄧小平要重用他。但從跡象看，也不像，他還一個人到食堂吃飯，沒有人前呼後擁。

6月2日 星期五

天安門廣場近一個時期有三個廣播站。一是代表政府的大型擴音器，音量大，音色渾厚。最近一個時期一直廣播《一位女中年知識分子的信》、《幾位居民的信》，批評民主女神像以及勸學生離開廣場。另一個是紀念碑前的高校自治聯合會的廣播站。今天廣播的是吾爾開希的演說。掌聲不少。另一個廣播站在廣場西北角，是「首都工人自治會」的。今天廣播的是38軍徐軍長拒絕執行進軍北京的命令以及被解職的經過。吸引了很多聽眾。

前兩天廣場上人有逐漸減少之勢，今天又多起來了，約有20多萬人。今天有兩件新事。

一是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等四名知識分子開始在紀念碑前絕食。紀念碑前增加了「我們絕食 我們抗議 我們呼籲 我們懺悔」的巨幅橫標。吾爾開希今天的演說就是以這幅橫標為題的。候德健說是代表香港100多名影視明星絕食的。穿的背心上有這些人的簽名。他們四人發表了《六二絕食聲明》，宣佈絕食72小時，侯德健只絕食24小時。

二是今天清華、北大等大學舉行了十分幽默的遊行，這次遊行是針對政府組織郊區農民遊行的。傳說政府給遊行的農民發獎金10元。今天學生遊行的口號是：

戒嚴期間 奉命遊行 每人10元 擁護李鵬

大戒嚴帶來大安定 大遊行促進大戒嚴

每人9塊9 良心去餵狗

擁護李鵬 獨裁萬歲

堅持倒退 反對前進

支持腐敗 擁護鎮壓

反腐敗有罪 反官倒有罪 要自由有罪

消滅民主 反對自由

擁護軍管 要求血腥鎮壓學生

恢復帝制 垂簾聽政

⋯⋯

一位外國人看到學生遊行後說：「中國人真幽默。」

第七節 我目睹的「六四」悲劇

6月3日這一夜，是中國歷史上永遠難忘的一夜。這一夜，我騎自行車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裏穿行，還看了兒童醫院、人民醫院、郵電醫院、二龍路醫院的傷亡人員，親眼目睹了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這幾天的日記。

6月3日 星期六

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軍隊進城。

幾天來，報紙上發表了各級黨委和政府支持戒嚴的政治表態。宣傳上也是輿論一律。市民們上街比過去少多了，天安門前的學生也逐漸減少。

但是，今天凌晨風波又起。

駐在城郊的軍隊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車開進城來，又一次被市民阻擋。

我早晨來到西單路口。只見幾輛電車作為路障擋住了東西通道。電車頂上站滿了人，有的演說，有的呼喊。在電車西邊不遠處有一輛大轎車被群眾包圍。轎車裏面坐滿了穿便裝的軍人。一位穿便衣的軍官模樣的人舉著小喇叭講話。四周的群眾高呼：「北京人不歡迎你們！」再往東走，在長安大戲院（在西單十字路口往東50米路南，不是後來在東單新建的長安大戲院——作者2000年註）門口，一輛大轎車頂上，學生們把從車裏拿出來的機槍、衝鋒槍、鋼盔、菜刀、三角刀，當眾展覽。車上有一幅白布橫標：「請看李鵬政府怎樣保護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現場照相。西長安街人山人海。各個路口成堆的人議論紛紛。

一位銀髮老幹部說：「說軍隊不進來，又化裝偷偷地進來了，今後政府說話誰相信！」一位中年婦女說：「到底誰在搞動亂，不很清楚嗎？」

為什麼軍人要帶菜刀、三角刀？群眾中有人說，為是為了給群眾栽贓，在混亂中軍人把菜刀、三角刀丟到群眾隊伍中，再說群眾手拿武器攔阻軍車。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測。

下午4時，我從西單商場北穿過靈境胡同繞到六部口。一個多小時以前，六部口發生了一起激烈的衝突。衝突的雙方是警察和市民。

從府右街南口到音樂廳和西長安街交叉處，擠滿了議論的人群。議論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這個十字路口還可以聞到一股刺鼻迷眼的氣味。這是警察施放的催淚彈的氣味。今天下午2時左右，警察在這裏施放了20多顆催淚彈。這是建國以來共和國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淚彈。現在50歲以下的人，只從歷史課本上知道反動警察如何施放催淚彈，從來沒有見過催淚彈。

地上到處是碎磚頭、破瓶子，還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車零件。據現場群眾說，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眾包圍的兩部軍車和上面的武器。警察一進現場，就拿出警棍見人就打，膽小的跑了，沒跑的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時，哭聲、叫聲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驅逐群眾的同時，還施放催淚彈。警察搶走了在汽車上展覽的武器以後，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門裏去了。留下的群眾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在控訴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學胡同附近，有一輛警察丟下的吉普車，車號是A01－3281，上面還有「廣場5」的牌子，車上有一把鏟子和一把鋸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崗亭前，也丟下了一輛警察吉普車，車號是V02－5491，幾名青年市民坐在車頂上。在長安街上還有兩輛大轎車，車號是A01－3259和A01－3263。這兩輛大轎車門窗玻璃砸被得粉碎，坐椅的沙發坐墊被翻了出來，輪胎也被放了氣。還有兩輛22路公共汽車也被堵在那裏，成了激戰時的「工事」。軍事編輯張萬來對我說，這些車裏原來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動警察把車裏的武器搶回去了，但車沒搶回去。

一位老年婦女在力學胡同東口向一群人講述她剛才親眼看到的情況，她氣憤地說：「政府這樣做，民心喪盡！」一位年輕人站在西單路口的汽車頂上，手舉一顆銀白色的催淚彈殼向群眾展示，說：「這是李鵬政府保護群眾的證據！」一位老人說：「最近剛剛平靜一些，政府又是組織農民遊行，又是讓軍人化裝進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淚彈，使形勢又緊張起來了。」另一人說：「靠警棍和催淚彈來樹立政府的權威是不行的，這只能使政府權威掃地！」

吃晚飯時程一位同事在食堂對我說，他今天採訪了17個在六部口被打傷的人（共打傷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電棍打成腦昏迷，有的因催淚彈爆炸使腿部有35度燒傷，有的被射釘槍射出的釘子打傷（有一個傷員釘子進入大腿5厘米）。他在六部口現場採訪時看到，下午2點10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淚彈，群眾紛紛後撤。當停止施放催淚彈時，群眾高聲齊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湧。這樣來回拉鋸幾次，一些群眾受傷。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後，將北新華街被阻的戒嚴部隊接走，西單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圍。

這位同事說，下午2點40分以後，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幾千人在西單列隊，唱著國際歌，迎著防暴警察前進，大批市民跟隨在後，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離，一些市民隨之將停在六部口的兩輛轎車的玻璃砸碎。

他說，在北京市第二醫院外科急診室有11名受傷的人，其中有學生、幹部、工人。齊威，女學生，19歲，腿部被炸傷30多處。王長剛，幹部，30多歲，右膝被射釘槍射入五厘米。寧火炬，幹部，頭部縫了五針。一名建築工人被橡膠子彈打暈。一名婦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紹說，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8名受傷者。外科主治醫師聶星和其他醫生對記者說，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處，這次多是打頭部。

今晚6點半，北京電視台反覆廣播市政府的《緊急通告》：「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工作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還廣播了戒嚴司令部通知，說是可以採取一切措施對付阻擋軍車前進的人。但是，今天晚飯後，上街的人比過去更多，滿街都是人。群眾和政府的對立情緒更嚴重，政府越不讓出來，出來的人越多。西長安街兩邊的人行道上，擺滿了自行車。很多人罵政府。

晚8點40左右，又有直升飛機在低空盤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後來聽軍隊裏的人說，原計劃軍隊化裝分散進城，到6月10日清場，執行戒嚴任務。但化裝進城被群眾發現，而且六部口裝武器的大轎車被群眾圍住。為了奪回武器，又和群眾發生了衝突，打傷了一些群眾，激化了矛盾。6月3日清晨，中央電視台借用武警的一輛汽車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眾誤解是為軍隊開道的警車撞死了人，矛盾進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車撞死人使得局面難以收拾，發展下去可能衝擊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被圍的便衣軍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脅。所以，6月3日下午3點半才決定軍隊全部進城。部隊接到通知的時間很倉促，各部隊對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樣。有的把子彈發給戰士，有的子彈統一保管。

6月4日 星期日

昨晚9點，由於街上人太多，我推著自行車在人縫中從西單向天安門廣場擠去。街上的人都對下午發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憤慨。罵聲不絕。10點多，走到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我擠進去一打聽，原來從中山公園裏面走出來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有人喊打，學生勸阻，把士兵圍到一旁做說服工作去了。

廣場上和前一天差不多。雖然政府的廣播用最大的音量反覆廣播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知，但學生還很輕鬆，有人坐在帳棚裏彈吉他。學生廣播台還播出好消息：前門西的解放軍被群眾圍住了，進不來了。

在廣場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軍到軍事博物館了！」不少人聞訊騎自行車向西猛跑。

我騎車沿前三門大街往西。在前門西路北的北京供電局門前，果然有黑壓壓的一大片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被群眾圍起來了。學生走進裏面去做工作，勸他們不要鎮壓群眾。戴著鋼盔的軍人們緊抱槍枝，一言不發。在前三門大街，群眾用馬路隔欄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都用公共汽車做路障。

在和平門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裝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包圍圈的群眾齊聲喊：「人民軍隊愛人民！」

在宣武門路口，兩輛大電車橫在前三門大街上。在電車西邊，兩輛軍車被阻，軍車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軍人。車下的群眾和他們說話，氣氛並不緊張。

在國華商場附近的路口，滿載武裝警察的三輛大轎車和一輛大卡車被阻。車裏的戰士和周圍的群眾有說有笑。

我繼續騎車由復興門橋向西。到廣播電視部門前，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部」的牌子丟在地上燃燒。一輛武警的汽車也在燃燒。這時聽到西邊傳來了槍聲，很多人以為是橡皮子彈和催淚彈，拼命騎車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彈的，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用自行車馱著妻子。妻子說：「就站在這兒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說：「不怕，去為學生壯個膽。」妻子說：「死了不值得，活著將來還可以說說這個事情的真相。」他們還是騎車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100米，再也無法前進了。我在路北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我估計要開槍也是向東開，子彈不會打到北邊的胡同裏。剛站定，突然感到眼裏、鼻子裏很難受，有人說這是催淚瓦斯。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用左手捂著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我也趕緊躲向大樓後面。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三個人、兩個人抬著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的傷員從胡同裏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員。

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隨著拉傷員的三輪車向北，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我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我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大夫吼著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還是開花子彈。

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裏面躺滿了傷員。我記下了傷員的名字：

馮友祥，男，外貿系統幹部。渾身是血。大腿上一個大洞，外表直徑約3厘米。短褲全被鮮血染紅，還在上面結成了血塊。大夫要剪開他的短褲，他說，短褲上的血是他愛人的。他愛人叫劉景華，頭部受傷，現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調度員。腿部受傷。

一位幹部模樣的年輕女傷員一邊呻吟，一邊罵：「我發誓，今後半輩子要反共產黨反到底！」她這樣罵，我不便問她的姓名。

我還想記錄，但新的傷員不斷抬進來，醫務人員十分忙。一位大夫嫌我防礙他們，我只好離開。在一個角落的地面上躺著一具屍體，看樣子才20多歲，胸部佩著紅校徽。

離開了兒童醫院，聽到復興門外大街上槍聲還很密集。我又沿西二環向北，轉向阜內大街的人民醫院。這裏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員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裏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裏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20歲左右。女的書包裏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在這個大會議室門口，幾個人用手電筒照著地面，議論著。我擠進去，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說這是人的腦漿。

我準備離開人民醫院，往口袋裏一掏，發現自行車鑰匙丟了。我找了塊磚頭把自行車的鎖砸開，幾個學生圍了上來。他們是維持治安的，以為我偷自行車，不讓我離開。我掏出記者證，證明我的身份。幾位工人圍上來說：「你是記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實地告訴群眾，不要說瞎話！」這時，一個學生在門口喊：「誰自願獻血？」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學生說：「真是好樣兒的！」獻血的人排著隊進去了。

我到了郵電醫院。走廊裏都是傷員。有的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警察。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警察無可奈何地呻吟。我掏出記者證，對那幾個人說：「他們現在是傷員。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應該為他們治。」這幾名帶血的人還算通情達理，沒有阻止。

我又到二龍路醫院，也看到類似的情況。

我從西四大街騎車南行，想經過西單路口回來。西四大街滿是路障，西單路口有密集的槍聲。只好回頭向北，穿胡同向西，繞到西二環。經打聽，軍隊已通過了復興門橋。我穿過復興門橋，經音樂學院附近胡同回到社內。在各個小胡同裏，都有年老的居民們站在家門口。他們神情木然，滿臉驚恐、焦慮，低聲地議論。整個北京市的人都沒有睡覺。

回到社裏已經3點半了。新華社大院裏站滿了議論紛紛的人群。我吃了點東西後，上了九號樓房頂。從這裏聽到西單附近槍聲大作，喊聲震天。還有機槍掃射的聲音，不時還閃出火光。這是真正的戰爭。

早晨5點半，我又騎車出門。在佟麟閣路和復內大街交叉處的斜道上，滿地都是磚頭。在民族宮西單一帶，邊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滿了自行車，估計數以萬計。這些自行車的主人，是開槍時棄車逃命去了，還是受傷、死亡了？復內大街磚頭遍地。在三味書屋附近的地鐵工地旁和復內大街路邊，地上有一攤攤血。有人蘸血在牆上寫下了大字：「人血！人血！」「為死難者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地鐵工地周圍的鐵皮圍牆上到處都是彈孔。

西單十字路口，是一個剛結束戰爭還沒有打掃的戰場。坦克履帶在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輛軍車在燃燒，路口東昨天被截的兩輛軍車也騰出濃煙和烈焰。滿地是路障、磚頭和血跡。幾輛被坦克壓壞了的自行車橫躺在路中間。街道兩旁的牆上彈痕歷歷。天安門廣場方向還有槍聲。一隊學生打著旗子自東向西走來。他們是從天安門廣場撤下來的。一會兒，人群騷動，說軍隊來了。向東一看，果然開來了一支軍隊。人們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壇下就地臥倒。這些沒有經過戰爭的人們，用上了從電影裏學來的臥倒姿勢。我也跟著臥倒。但軍人沒有開槍，臥倒的人爬起來向西跑。

我騎車向西。在復興門立交橋西，路北有一座象徵和平的大理石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兩個大彈孔。這表明子彈是從軍人行進的方向朝側後射出的。開槍不是要掃除前進的障礙嗎？為什麼要向後開槍呢？

在廣播電視部門前，兩輛汽車在燃燒。在復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國家信息中心的牆上，有很多彈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彈孔周圍，有放射狀的花紋。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不遠就有大片大片的鮮血，路邊鐵欄杆上幾毫米厚的鋼條被子彈穿透。木樨地地鐵站上有深深的彈孔。這時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險，有點後怕。在木樨地橋上有幾輛公共汽車作路障。大橋北邊的人行小橋上也有一輛電車作路障。橋西有幾輛汽車在燃燒，濃煙滾滾，很嗆人。我過橋西行，突然西部一群人拼命向東奔跑。我只好沿玉淵潭小河西岸向北，在中科院對過停下。向南望去，只見幾十輛坦克從西向東開來。第一輛坦克向橋上的公共汽車路障連撞三下，坦克跳了很高，幾乎翻了過來。兩邊的人群高呼：「好！翻他媽的！」後面的坦克放了幾顆催淚彈，一股黃煙，幸好是東北風，我這邊沒有受害。幾十輛坦克東去以後，又有幾輛軍車開來。一輛軍用卡車被路障擋住，幾個不怕死的年輕人衝上前去向車上扔磚頭。我繼續沿河邊向西北走去，從玉淵潭水閘繞回三里河大街，再到復興門大街。街道兩邊罵聲不絕。兩位白髮老太太說：「北京從來沒有這種情況，日本人的坦克也沒有進來過！」

密集的槍聲從昨晚11點到今晨7點半。整個上午，零星的槍聲不斷。

廣播電視部門前的汽車是軍隊進城前燒的。其他汽車都是軍隊進城後憤怒的群眾燒的。國華商場前的軍車是今天早晨燒的。

今天一整天，同事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敘述自己看到和聽到的死亡情況，有些情況簡直駭人聽聞。

住在9號樓1013室（我的隔壁）的陝西分社記者小卜清晨從西單回來告訴我：今晨6時，在電報大樓附近，一輛坦克從東向西開來，市民唱歌，喊口號，坦克向一群學生猛衝過去，因有催淚彈，學生睜不開眼，後面又有鐵欄杆，學生沒有躲開，也沒有退路。坦克過後，有11具屍體。第一具屍有血，頭壓扁。其餘屍體當時沒看到血，人都壓扁了。一中年婦女過來，呼天搶地般大哭。

《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老周說，一孕婦在院內乘涼，一顆子彈穿透腹部，胎兒和母親都死亡，其夫一時精神失常（老周的女兒在醫院工作，情況應當是可靠的）。

《半月談》小何說，當晚他在復興門立交橋，裝甲車開過來，老百姓手挽手想擋住，裝甲車開得很快，擋車的人只好讓到橋兩邊。裝甲車用機槍從上向下掃射，小何迅速臥倒，一騎自行車青年腦漿被打出。

國內部政治組鄒愛國說：今天早晨6點鐘，我和小何、小張去六部口，親眼看到坦克壓死11個學生。在音樂廳北口，一顆子彈打入一個人頭部左側，一塊頭骨掉了下來，是白色的，一學生趕快拾起頭骨送上救護車。一顆子彈穿過一個人眉間，當場倒下。

日記裏寫的木樨地當時沒有立交橋，那時有兩座橋，一座是走汽車的寬橋，在寬橋北邊10米處有一個人行窄橋。1995年建立交橋後這裏面目全非。

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怎樣呢？在現場的同事和朋友回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大概1點左右，北京市政府和戒嚴司令部發出《緊急通告》，說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現在必須堅決反擊。1點55分，從人大會堂裏向廣場打出催淚彈。群眾聲淚俱下地向軍人講理，讓他們不要開槍。一位婦女喊：「打倒軍閥！反革命法西斯！」這時，從南面開來裝甲車，後面跟著部隊。工人自治會向車上丟汽油瓶，裝甲車著火逃跑。從故宮、中山公園等處開出大量解放軍，和群眾發生衝突。4點鐘，廣場滅燈，一片漆黑。廣播通知讓人離開。4點40分燈光重開，這時廣場已被包圍。四周的軍人處於臨戰狀態，架起了機槍，戰士爬在機槍旁邊作瞄準姿勢。在恐怖中，群眾高呼：法西斯！法西斯！4點50分，紀念碑前的學生討論撤離問題，有人主張保存力量。5時左右，軍隊向紀念碑開槍（向上），同時裝甲車從廣場西北角開來。裝甲車在廣場東南留出一條通道讓學生撤離。警察用警棍和皮帶驅趕，有慘叫聲。學生一邊哭一邊唱國際歌，打著旗子撤離。很悲壯。很多人鞋子丟了，但隊伍很整齊。學生還沒撤完，裝甲車就在帳棚上來回壓。有人說帳棚裏還有學生。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和金水橋附近，有機槍掃射聲。這是對付工人自治會的。事後政府宣佈，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但群眾中與此相反的傳說很多。

解放軍的裝甲車在拂曉開進天安門廣場，實行以武力清場

6月5日 星期一

昨天傍晚，一場雨沖掉了長安街上的血跡，但坦克履帶的痕跡清晰可見。被坦克壓碎的交通分隔水泥墩、壓壞了的自行車比比皆是，被燒毀汽車還冒著一股青煙。

在電報大樓門前，一輛被燒毀的汽車上吊著一具屍體——頭上戴著軍帽，全身赤裸，只有腳上穿一雙淺黑色尼龍襪；頭部燒焦了，全身皮膚慘白，腹部有一個三、四寸長的口子，從中可以看到腸子。在屍體旁邊有人用粉筆寫著：「劊子手，他親手殺死了四個人」，是一筆很漂亮的隸書。由於這一行字的影響，有人向屍體上吐唾沫。有人說：「死得活該！」

在音樂廳附近的新華路口，橫放四輛坦克，坦克前站著十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一名頭戴鋼盔的胖軍官筆直地站在路旁。在坦克中間有一條狹窄的通道，從這個通道裏可以南北穿行。在六部口的長安街口，20多輛坦克把長安街攔腰斬斷。六部口以東被封鎖，行人和車輛不能進入。在新華門前軍人在操練，口令聲使人膽寒。

今天直升飛機在低空盤旋了一整天。

今天糧店門前排起了長隊，群眾開始搶購糧食，蔬菜價格漲了一倍。

新華社院裏站滿了議論的人群，一圈一圈，大家交換見聞，多是哪裏打死了人之類的消息。

今天下午5點鐘，西單槍聲密集。後來又斷斷續續地響了一個多小時。其間，西南方向也有清晰的槍聲。據從西單回來的人說，六部口方向向西開來了坦克和軍車，一些人又在西單用公共汽車設路障，所以軍人開槍。群眾一聽到槍聲就向四方奔跑。

下午7點鐘，西單濃煙滾滾。7點40分，西單又槍聲大作。從西單回來的記者說，7點鐘，軍人用火焰噴射器燒毀了作為路障的公共汽車，用濃煙作背景，拍攝電報大樓前的那具軍人屍體。大概是製作「暴亂」的錄像。有人向裏面觀看，軍人就開槍。當場死了兩人（其中一位是老人）。

晚12時零5分，西部不遠槍聲大作。

晚12時40分，西部不遠又槍聲大作。

晚12時42分，西單又響起了槍聲。

晚12時55分，長安街槍聲大作。

在兩次槍聲間歇時，有群眾的呼喊，聽到是罵鄧小平、罵解放軍。一陣罵聲，一陣槍聲⋯⋯不知持續了多久，我入睡了。天剛亮，樓頂上的直升飛機又把我驚醒。

今天，新華社不少人對戒嚴部隊用新華社的名義發佈歪曲事實真相的消息十分憤慨，抱怨穆青太軟弱，不敢頂，使新華社蒙受了恥辱。

食堂旁邊的布告欄裏有人貼出了這幾天新華社發出的歪曲真相的稿件，上面有王忍之、曾建徽、袁木等人簽發後，直接送新華社讓發的。這大概是總編室哪位編輯貼出來的，說明他們發這些稿件是無可奈何。

駐外記者紛紛發回電報，其中一份是：

「紐約・聯合國分社・請轉

北京新華社總社的同事們：

正義和良知向你們呼籲：

請把天安門流血事件真相告訴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外國朋友和我們一起焦慮地期待著，你們不能沉默！

為了民族，為了真理，為了新華社的榮譽，從靈魂深處發出正義的吼聲！！！

聖地亞哥分社全體同行。1989年6月4日晨」

如果單從長時間的密集的槍聲來判斷，北京市一定是血流成河、屍橫遍街。但是，實際死人並沒有這麼多，其中不少戰士的槍是向上開的。任何一個有政治頭腦的指揮官，也要盡可能減少普通群眾的傷亡。據一位有親屬（在空降師）參加執行戒嚴任務的同事說，空降師接通知後，從南苑機場乘卡車進城，到永定門車站受阻（火車司機開著火車頭來回急馳，卡車無法通過）。他們只好下車跑步進城。卡車上留一個司機和一個戰士，並且廣播：你們不燒車我們就不開槍，你們燒車我們就開槍。汽車沒有被燒，安全地開回去了。跑步進城的部隊被群眾阻攔，軍人就分成三個縱隊，兩邊的縱隊拿著刺刀，中間的縱隊向天上開槍。這個部隊沒有死人，也沒打死老百姓。但部隊受傷不少，鋼盔打破60多個，說是陽台上扔下的花盆打的。

但是，在高度對抗的情況下，被激怒了的拿槍的年輕戰士，就很難有什麼理智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的數字。群眾中相當多的人不相信袁木說的這個數字。事後我聽袁木周圍的人說，袁木曾建議由紅十字會出面作一客觀統計，但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他只好按政府提供的數字說話。軍隊到底傷亡多少？政府公佈的數字應當不會縮小的：戒嚴部隊、武警官兵、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數十人」，到底是多少？一直沒有公佈。從報紙上宣傳暴徒的罪行來看，只有十幾個人。但是，在幾十萬軍人中，受傷數千人是不會少的。群眾死亡人數袁木沒有公佈。我曾向在北京市高教委工作的清華同學任彥申打聽死亡數字，他說，北京市委負責屍體收集的人告訴他，死亡296人。但我也聽到過一些地方屍體就地掩埋、就地火化的傳言。如果真有就地處理屍體的情況存在，那位收集屍體的人提供的296人，就不是全部了。還有一種說法，被打死的學生有一些按正常疾病死亡處理，這又減少了打死的人數。到底死亡多少群眾和學生，恐怕永遠是一個歷史之謎。

據新華社河北分社的記者說，進入北京戒嚴的27軍的軍部在石家莊。6月4日到6月5日，石家莊數萬名群眾包圍了這個軍的軍部，抗議27軍在北京的行為。27軍的家屬給自己當兵的男人寫信，叫他們不要打學生。

6月6日 星期二

公共汽車不通。還有零星槍聲。所以，除了家住社附近的人外，其他人都沒有上班。

上午8點半，我去西單。昨晚被燒的十幾輛汽車上顯出一個個大窟窿，這大概是火焰噴射器的痕跡。在電報大樓前軍人的屍體移到了西單路口，腹部那個口子擴大到十多厘米寬，一大堆腸子鼓了出來。

西單路口西北角那個食品店門前（當時這裏沒有建中國銀行——作者2004年註），有四棵直徑一尺左右的槐樹倒在地上，碗口粗的樹枝壓得粉碎。上面有履帶的痕跡。一人說：「這是暴徒的拳頭打倒的。」另一人說：「這是暴徒的坦克撞倒的。」滿街都是壓碎了的水泥墩和鋼筋、汽車零件被壓成扁扁的白鐵。

在人民銀行門前（還未完工）的馬路邊躺著一具青年人的屍體，穿著運動衣，皮帶上有一串鑰匙，腳穿布鞋，頭部滿是血，瞪著兩眼。旁觀者說：「他死不瞑目。」

復興門立交橋上站著全副武裝的軍人。橋兩側排著兩列坦克，大炮指向兩邊（二環線南北）。

在沒有軍人的地方，群眾三人一堆五人一夥地議論紛紛。

最近兩天，北京的高校設靈堂、戴黑紗、開追悼會。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了抗議遊行，遊行隊伍舉著花圈和輓聯，喊著打倒李鵬、鄧小平、楊尚昆等口號。長沙學生臥軌使京廣鐵路中斷。蘭州幾千人的敢死隊佔領了公路橋樑，使隴海鐵路不通。上海滿街都是路障，防止軍人進城。成都市中心鹽市口人民商場被燒。西安群眾設路障和軍人對抗。

從新華社收到的外電得知，北京的鎮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世界各國反應強烈。6月5日和6月6日的《參考資料》作了大量的報道。現摘要如下：

香港近200萬身穿深色或白色服裝的市民4日在香港最大的跑馬場參加「黑色大靜坐」，然後舉行環島大遊行。澳門5萬多人4日走上街頭舉行了「反對北京流血事件抗議活動」。

中國在國外的留學生6月4日就採取了抗議行動：

來自美國各地25所大學的數千名中國留學生雲集華盛頓，在中國駐美使館前集會，抗議「中國政府以武力鎮壓示威者」。一些集會的留學生說，他們是開車12小時專程趕來的。1500多名中國留學生、當地華人在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前舉行示威遊行。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多倫多，二至三萬華人和留學生在中國領事館前舉行示威遊行。在巴黎的中國使館附近集會的中國留學生和法國人約3000人左右。數百人在倫敦抬著兩個象徵性的棺材在街頭遊行。在維也納、海牙等歐洲城市也有中國留學生遊行。在里斯本的中國留學生向中國駐葡使館遞交了抗議書，並在使館前放置花圈，為死者致哀。東京華僑總會發表聲明：「對用武力殺傷眾多愛國學生和市民表示無比憤慨。」在東京的留學生和華僑約2200人佩戴黑紗參加了抗議集會。

很多國家領導人和政要都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的武力鎮壓表示譴責：

6月6日，美國總統布殊就北京局勢最新發展發表講話，說「必須強烈地和明確地表示我們對最近幾天事態的譴責」，他下令採取以下行動：

——暫停政府對政府的一切武器銷售和商業性出口；

——暫停美國和中國軍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國留美學生延長逗留時間的請求；

——通過紅十字會向那些在突然襲擊中受傷的人提供人道主義的醫療援助。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發表聲明說：「不加區別地槍殺手無寸鐵的人民深感震驚。」英國工黨領袖尼爾・金諾克說「北京的槍殺事件是對人類的犯罪。」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對北京事態表示「嚴重關切」。

法國總統密特朗譴責中國領導人下令部隊向示威者開槍。他在6月4日發表談話說：「一個政權為了維持下去而不惜向它培養的、為爭取自由而反對它的青年人開槍，這個政權就沒有前途。」法國前總統德斯坦發表談話：「天安門廣場的『天安』這個字的意思是『天上的和平』，現在就是在這個天上的和平的廣場上，在昨晚留下了幾百個或者是幾千個青年人的屍體。」法共總書記喬治・馬歇發表公報，對北京的鎮壓「表示法國共產黨的震驚和憤怒」。

意大利政界人士6月4日下午紛紛發表聲明和談話，一致「譴責中國政府對學生使用暴力」。意共總書記奧凱托約見中國駐意大利杜攻大使，並遞交了一封致中國領導人的信。信中說：「我在這裏表示我和我們全體意大利共產黨人對目前中國正在發生的聞所未聞的大屠殺行為的憤慨和嚴厲譴責。」

歐洲共同體的執行機構歐洲委員會取消預定的同中國的部長級會談。歐共體執委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對於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鎮壓表示遺憾。」5日宣佈取消正在那裏訪問的中國外貿部長鄭拓彬與共同體官員的會晤。

西德總理科爾表示，北京發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震驚，他對爭取更多的自由和人權的中國學生表示「由衷的同情」。西德政府發言人就中國事件發表聲明：「聯邦政府譴責對以和平示威爭取民主權利的公民出動裝甲車和動用射擊武器的做法，認為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瑞典首相卡爾松發表談話說：「對這種令人震驚地使用軍事暴力的做法，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譴責。」瑞典政府5日作出決定，「鑒於中國當前事態的發展，取消中國前國家主席、現政協主席李先念原定9月8日訪問瑞典的安排。」

瑞士政府就北京事態照會中國駐伯爾尼使館，「聯邦委員會譴責對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的暴力鎮壓。」

芬蘭外長和芬共主席就北京局勢發表聲明：「我們以震驚和憂慮的心情關注著北京向我們傳來的事態發展。使用如此程度之暴力令人無法理解。」

日本首相宇野「對北京事態表示不勝憂慮」。日本三個在野黨「對中國形勢表示遺憾和憂慮」。日外務省發言人「對於北京的流血感到嚴重關切」。

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取消了訪問中國的計劃，霍克政府對中國的鎮壓「深感悲痛」。

新西蘭總理帕爾默說，新西蘭政府將「就中國政府使用軍隊對付沒有武裝的市民這一不可接受的行動提強烈的抗議」。

泰國總理差猜對中國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

菲律賓總統科・阿基諾夫人5日說：「我和全世界領導人一樣對北京的事件向暴力發展表示沮喪。」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於「中國政府鎮壓北京要求民主的遊行者使人感到震驚和沮喪」。

⋯⋯

世界各大媒體對中國鎮壓學生的譴責更是勢如波濤洶湧。

6月7日 星期三

街頭有不少鉛印傳單，其中一張寫道：

你有機槍坦克可以屠殺人民，

你有電台報紙可以傳播「新聞」，

你有權力可以自封領袖，

你缺少什麼？

你缺的是十億人的心。

昨天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六四」傷亡情況。他說軍隊死傷5000人，群眾死傷2000人。一共死亡不到300人，其中學生只死23人。大部人不相信。有人指著電視上的袁木罵：「戈培爾！戈培爾！」（註：戈培爾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謊言重複一千遍可以成為真理」是他的名言）

這兩天有各種傳說，有人說鄧小平死了；有人說有可能發生內戰。

今天陰雨，天空低沉。商店關門、公共汽車不通、人人都陰沉著臉。在北京的旅行者都紛紛離開了。新華社九號樓招待所裏只剩下10來個人，留在這裏的人有點「人去樓空」的感覺。北京有些家庭也把老弱轉移到外地。北京站顯得比較擁擠，人們都想離開這座城市。大家擔心局勢進一步惡化，更怕部隊之間發生摩擦而導致戰爭。

在這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電視不斷播出北京的反革命暴亂的情況，電視屏幕上全是暴徒燒汽車，搶武器，殺解放軍⋯⋯開電梯的女服務員說：「全是造謠！」的確，電視、報刊的確有誇大群眾暴行的情況，這大概是為了證明的確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證明「開槍有理」吧。本來，絕大多數被燒的汽車是軍人開槍後燒的，電視裏卻說群眾先燒汽車，軍隊不得不進城平息「反革命暴亂」。

6月9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公共汽車可以穿過天安門前，但還不允許自行車通過。晚飯後，我騎自行車沿長安街西行，從民族宮到公主墳路障全部清除了，並且已打掃乾淨，但沒有看到公共汽車。騎自行車的人不少。不時有軍車通過。車上的軍人把槍架在車頂上，威風凜凜。馬路兩邊崗哨很多，在長途電話局、在復興門立交橋、在燕京飯店，都駐有很多軍人。宣武飯店、長安大戲院、中山公園、故宮、北海公園、天安門廣場，都成了兵營。

人們的輿論開始轉彎。前兩天慷慨激昂的罵聲沒有了。新華社院裏聚集的人群沒有了，街頭群眾議論的人堆沒有了，但在辦公室裏還是關起門來議論。另一種看法也出來了（前些時群眾輿論一邊倒，都是支持學生的）。今天上午我去西單首都打字機行買打字機，乘服務員到庫房取機器的機會，一位50歲左右的售貨員和我交談了較長時間。她說：「不動用軍隊解決不了問題，開槍是應該的，對暴徒還能手軟？槍子沒長眼睛，誤傷是難免的。叫你不上街，誰讓你上街呢？」「木樨地是匪窩子，在這裏多打死幾個人是可以理解的。」「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他跑不了。我們的空中也控制起來了。」「高自聯的頭頭應該槍斃。」我看她態度如此鮮明，就和她談起家常，才知道她家裏男的是二炮的一位軍官。兒子沒有考上大學。

對成天坐在家裏看電視的老人來說，媒體的宣傳是很起作用的。今天上午碰到了離休多年的朱波，他說他很久沒上街了，但每天聽廣播，看電視。朱波說：「你看這些暴徒多狠，把我們的戰士的腸子都挑出來了！」「對這些暴徒就得狠狠地鎮壓，現在很多老百姓都在拿起棍子打暴徒。」

報紙、電視又不斷地發佈通緝令和處理罪犯的消息：

新華社上海6月10日電：上海「工自聯」9名頭頭被抓。

新華社上海6月10日電：上海逮捕製造騷亂事件的10名罪犯。

新華社北京6月10日電：首都抓獲參與反革命暴亂的400多名暴徒。

新華社北京6月10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全國發出通緝令，通緝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封鎖、翟偉民、梁擎暾、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等21名「高自聯」頭頭。

新華社北京6月10日電：首都「工人特別糾察隊」16人落網。

新華社北京6月12日電：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各地公安機關部署查緝，嚴防方勵之、李淑賢外逃。」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工自聯」頭頭韓東方、賀力力、劉強。

6月16日上海《文匯報》報道，在光新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作惡的三名罪犯判處死刑。

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北京判處八名打砸搶燒罪犯刑事犯死刑。

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的頭頭也在緝拿之列。有的省市也開始搜捕本地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

通緝，抓捕，自首，檢舉，判刑，槍斃，取締非法組織，在一段時間內，各家報紙每天都有這樣的消息。

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且發表了十分強硬的講話。他肯定「4・26」社論是正確的，認為「4・26」以前發生的是動亂，以後發展為反革命暴亂，肯定了平息暴亂的功績。他首先「對在這場鬥爭上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並提議為死難的烈士默哀。但是鄧小平對死傷群眾沒講一句安撫的話。可見他旗幟之鮮明。他堅持他在4月25日講話時提出的看法說：

《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把問題性質定為動亂。「動亂」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為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02頁）

不過，像歷次反自由化高潮過後一樣，他總要強調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不變。在6月9日的這次講話中，他再一次強調改革開放沒有錯，強調「除了個別語言有的需要變動一下，基本路線方針、政策都不變」。在這之後層層開會，用鄧小平這個講話統一思想。

6月30日，經新華社發通稿，所有的報紙都同時登載了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署名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和報告》，這個報告長達兩萬多字，點了幾十個人的名。從這個報告的八個小標題就可以看到其態度的強硬和偏執：一、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二、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三、《人民日報》「4・26」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四、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五、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六、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正確措施；七、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反革命暴亂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基調。

6月19日到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批判了趙紫陽。萬里也挨了批評。23日到24日，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說「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這次會上撤銷了趙紫陽的各項職務。會議沒有安排趙紫陽發言，趙向主持會議的姚依林提出發言要求。姚依林給趙15分鐘。趙紫陽拿出準備好的稿子一口氣唸了20分鐘。他一共講了5個問題：一、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和他的思想狀況；二、自學潮以來自己是怎樣做的，哪些做得對，哪些做得不對或不妥，對11個問題作了解釋和自我辯護；三、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失誤及其責任問題，在這裏他強調政治改革要和經濟改革協調進行，強調「政治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須跟上」；四、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對他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就此對大家講一講他的思想狀況；五、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他的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李鵬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有保留意見。他最後說：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摘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對趙紫陽這個申辯不僅沒有考慮，反而加重了對他的處理：原來準備保留的中央委員位置也不給他保留了。事後讓王任重負責調查趙紫陽的問題，調查兩年，最終還是沒有查到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證據。王任重據實報告，陳雲批示：「到此為止。」但從此一直對他軟禁。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議決江澤民接替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會後，萬里在家裏說：「胡趙萬，胡趙萬，三個倒了兩個半。」

趙紫陽丟了官，卻在群眾中得了分。他成了反對鎮壓、並為反對鎮壓付出了代價的代表人物。他的這個結局在幾個月以前是沒有人預料到的。1989年春節，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領導人向鄧反映了趙紫陽的不少問題。鄧聽完後，態度很明確地表示：「不能倒趙。」李鵬回北京向趙紫陽轉達了鄧的這一態度。趙對李說：「不要在會上傳達，個別說說就可以了。」鄧回北京不久，即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休。趙不同意。如果不是北京政治風波，趙紫陽就會成為真正的黨和國家一把手。

正如趙紫陽說的：「我下台和胡耀邦不同，胡耀邦下台有一個過程，我下台帶有突發性質。小平後來說我是自我暴露的。」

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是群眾中不滿情緒的大爆發，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大演示，是對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大衝擊，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挑戰，也是中國民主力量的大檢閱。鄧小平真不愧為「鋼鐵公司」，面對強大的反對力量，他寸步不讓，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採用大規模的軍事鎮壓來扭轉局面。

「六四」是兩個基本點碰撞最激烈的表現。兩個基本點的碰撞的焦點是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四項基本原則在某些方面有衝突之處，這種衝突可以通過對傳統理論的重新解釋加以緩衝；而政治體制改革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衝突卻具有剛性，是無法緩衝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解決權力制衡問題。權力制衡就要觸動中國共產黨的現行領導體制。兩位總書記的下台都是在政治體制改革引起的。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衝突中沒有迴旋的餘地。

鄧小平在「六四」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實際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內傳統勢力。雖然他和陳雲在經濟改革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問題上，則是完全一致的。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現行的領導體制，為了保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動搖，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你有削弱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傾向，或者在這個問題上態度不夠堅決，都得把你趕下台。對這一點，鄧小平在同李政道談話時說得很明白：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在起作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24頁）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同坦桑尼亞革命主席尼雷爾說「中國今年的動亂也是遲早要發生的。其中也有我們內部的問題。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44頁）

不管從哪個觀點來看，「六四」是一場空前的悲劇。它在人們的心中，在改革開放這一段歷史中，留下了一個難解的疙瘩。這個疙瘩也許成為將來某個時候復發的「病灶」。疙瘩總要解開，病灶總要根除。對於沒有身負「六四」歷史責任的下一代領導人來說，「六四」還是一張很有價值的「政治牌」。這張「政治牌」在未來的權力角逐中，在已經得到權力需要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許大有作用。他會不會打這張牌、能否打好這張牌，關鍵在於審時度勢，在於有膽有識。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個中心」

鄧小平在「六四」中的舉措，嚴重損害了他在改革開放中所建立起來的良好政治形象。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一定會知道，用坦克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會在歷史上留下什麼樣的記載；他也一定會知道，在現代社會，用幾十萬大軍來對付老百姓會在國際上留下什麼樣的形象。他一定記得，段琪瑞政府只槍殺了十幾名學生，在歷史教科書中受到怎樣的鞭撻。哪個政治家不想名垂青史？「六四」以後，鄧小平的內心深處一定會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層的朋友告訴我，「六四」以後，鄧小平在家裏不說話，整天生悶氣，戒了幾年的煙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著急，勸他不要抽煙。他衝著卓琳吼了起來：「我連抽煙的自由也沒有啊！」他的小女兒毛毛不怕他，對他說：「你想要自由？學生爭自由到天安門前靜坐，你也去靜坐吧！」逗得鄧小平笑了。

「六四」以後，改革開放的形勢一下子發生了逆轉，外資進入大量減少，改革踟躕不前，批評改革的聲音一時顯得很強烈。鄧小平是不會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他雖然已經風燭殘年，但還是要用生命中最後的熱能，給中國的改革事業加溫，在改革和開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一節 「皇甫平」事件

1989年正是經濟上「治理整頓」時期，又發生了「六四」這麼重大的政治事件，本來已經很困難的改革，這時就出現了逆轉的趨勢。

當時有的報刊開始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認為「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批判「市場化」，說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批判股份制，認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形式；批判「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些批判文章認為：「私營經濟不可避免地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滋生剝削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乃至為剝削階級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產生提供土壤。」這些批判文章還把這些年出現的一些問題都歸結到改革頭上。在實際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現了停頓和倒退。

1991年1月27日，鄧小平乘專列從北京前往上海，1月28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聽取朱鎔基的匯報時說：「浦東開發至少晚了五年。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知內情的人會知道，這是對陳雲的抱怨，因為浦東開發晚了正是陳雲的阻撓。

鄧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動到2月20日晚才回京，他的春節是在上海過的。值得注意的是，陳雲也在上海過春節。當時，鄧小平曾約陳雲交談，並一起同媒體見面，但被陳婉拒，可見鄧、陳兩人還是「談不攏」。談不攏也罷，鄧小平就自己開展了積極活動。他視察了上海航空工業公司、上海大眾汽車工業公司、上海航天局中華機器廠和正在建設中的南浦大橋工地等處。在視察中，他不停地宣傳改革開放。2月14日下午，鄧小平和上海市黨政軍負責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慶新春佳節。在上海的陳雲卻沒有出席這次重要活動。

在上海，陳雲不願談，鄧小平卻和執掌軍隊的楊尚昆進行了兩次談話。

1989年春夏之交，鄧小平和陳雲在鎮壓學生運動中達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聯手用武力平息了學潮。鄧小平可能認為，1991年在上海過春節是和陳雲尋求共同點的一次機會，他主動發出信息，但陳雲不買帳。鄧小平不得不發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言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言論不少是針對陳雲的。

鄧小平在上海發表的言論直指陳雲堅守的陣地：計劃經濟體制。他說：

有些同志總是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

他接下來的講話更具有突破性：

我們在開放問題上要有一個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開放要邁大步子，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徵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於這些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囿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3月2日、12日和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皇甫平」（黃浦江評論的諧音）的署名，連續發表了三篇評論，轉述了鄧小平春節在上海談話的內容。這些評論的題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和《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這幾篇評論傳播的思想在當時是有衝擊性的，一時成為北京知識界的見面話題。

有陳雲在上海不買鄧小平的帳在先，在北京陳雲陣線的人緊隨其後，對「皇甫平」的幾篇評論，北京的報紙持冷淡態度，有關部門還追查這幾篇評論的來頭。有人告訴追查的人們，這幾篇文章是傳達鄧小平的談話，他們回答說，就算是鄧小平的談話，《解放日報》這麼發也是不對的，鄧小平的談話應當通過黨的組織系統傳達，怎麼能這麼直接捅出來？當時《人民日報》社長高狄還親自到上海，打聽鄧小平是不是真的講了這些話。有的報刊還組織了批判。《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旁敲側擊的文章。針對鄧小平談話中「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的說法，有人提出了「兩種改革觀」的問題，認為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號召人們要和後一種改革作堅決鬥爭。

《求是》年第九期發表了一篇《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報》8月7日全文轉載），第一段就說：「實行改革開放要不要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這是一個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弄亂了的重要是非問題，至今仍有些論者把『姓資還是姓社』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看來，『姓資還是姓社』究竟該不該問，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現實問題。」這篇文章的結尾尤其尖銳：「對於那種不許問姓資姓社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據說這篇文章是王震讓發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寫道：「總之，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問『姓資姓社』的結論。不問者，決非不問也。不管提出『不問』的人意識到沒有，其實際效果只能起著模糊社會主義方向的作用。」這實際上是在批鄧。這次批鄧不是出現在毛澤東的晚年，而是出現在改革12年之後。

當時我還親身經歷了一段小插曲。那時改革停滯有一個理論依據，就是要保持社會穩定。針對以「穩定」壓改革的現狀，我為《半月談》寫了一篇題為《推進改革和長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談》1991年第14期）。在這篇文章中，我列舉了影響穩定的一些社會矛盾之後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決這些矛盾，才能保持長治久安。我還寫道：「改革有風險，不改革風險更大。不能用靜態的眼光看穩定，穩定應當是動態的。火車高速前進，乘客並不感到不穩定。自行車的輪子一停止轉動，它就失去了穩定。如果把停滯當穩定，或者為了求得暫時穩定，不去觸動社會矛盾，矛盾就會積累，到一定時候就可能大爆炸，釀成嚴重的不穩定。」沒想到這篇文章發表以後，遭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和副部長徐惟誠的嚴厲批評。他們說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講改革，不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怎能保持穩定？」兩位部長的批評在新華社傳達以後，我接到了十幾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電話，有的人還到我的辦公室表示慰問。可見，當時群眾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談》這次遭批評的還有該刊副總編于有海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資姓社」的詰難。兩位部長對于有海的這篇文章的批評更為嚴厲。

有人說，當時圍繞「姓資姓社」的大批判，實際上是批鄧。從邏輯上看，這次批鄧的總後台是陳雲。這股「批鄧」風越來越強勁。一直到1991年9月2日才開始轉折。這個轉折是一個小小的事件造成的，人稱「九二社論事件」。

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報社領導人高狄親自加上了一段話：「我們要問『姓資姓社』，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我們問『姓資姓社』的目的是為了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按照常規，新華社頭天晚上就把這篇社論全文發出去了，廣播電台也當晚廣播了。江澤民發現後，指示要把「姓資姓社」這兩句話刪去。這樣，新華社不得不把刪過的稿子重發一次。同一篇稿子新華社發兩次，實屬罕見。更令人難堪的是，香港和國外的報紙登的是第一稿，國內的報紙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國外輿論大做文章，說中共中央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但是，《人民日報》並沒有就此轉彎。在9月28日出版的《內部情況》中發表了一篇「中直機關幾名共產黨員」的來信。來信說：「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糊塗，便是戈葉之流的應聲蟲。」「戈葉之流」是指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高狄還為這封信寫了一個「編者按」，說：「在國際風雲驟變，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嚴峻考驗的今天，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變，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人民日報》怎樣正確引導輿論等重大問題。」接著，「編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號召讀者「應該以這幾名共產黨員為勉，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貢獻自己的一切。」（註：關於「九二社論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績偉：《論防「左」為主》，載《歷史的潮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43頁）

高狄是1989年「六四」之後從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崗位上調任《人民日報》社長的。在北京風波期間，《人民日報》「不聽話」，發表了不少同情學生的報道。特別是在「六四」期間，還發了「號外」，抗議對學生的鎮壓。發「號外」的編輯被送進了監獄，但有些高超的編輯舉動，使當局無可奈何。例如，1989年6月7日的4版上，有兩個十分鮮明的標題上下呼應。一個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殺》，一個是《警犬報警榮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個標題是同情被殺學生，後一個標題是罵軍警的。但看內容，前一篇說的是「克什克騰旗百隻珍獸被害」，後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隻警犬「報警」及時，避免了一場火災。高狄到《人民日報》後，不僅對內部進行了清洗，還高舉反和平演變的旗幟，唱出了反和平演變的最高調。

與「兩種改革觀」提出的同時，在黨內高層還有一種輿論，認為反和平演變是一項十分嚴峻和緊迫的任務，應當提到和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樣，邏輯的結論應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為中心」應當變成兩個中心，「反和平演變」也應當成為一個中心。

「反和平演變」的調門這樣高，除了「六四」的影響之外，還有蘇聯的「八一九」事件的影響。

「八一九」事件是富有戲劇性的。1985年前後，戈爾巴喬夫大刀闊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國共產黨人對他懷有好感，他的《改革與新思維》成了中國的暢銷書。不過，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搞的「公開性」，中國的知識界和改革者感興趣，卻使保守派不安。隨著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背離傳統的共產主義原則越業越遠，中國共產黨的元老們對他開始不滿了，認為他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國人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得到「八一九」信息的。

1991年8月18日16時50分（莫斯科時間），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國家安全保衛局長普列漢諾夫下令，對戈爾巴喬夫實行隔離，並切斷他與外界的聯繫。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克里米亞休假，安全保衛局長是專門負責領導人安全的。8月19日6時零5分，副總統亞納耶夫宣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根據蘇聯憲法第127條，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8月19日6時25分，亞納耶夫、帕夫諾夫和巴克拉諾夫三人聯名簽署《蘇聯領導的聲明》，宣佈在蘇聯個別地區實行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並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緊急狀態期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全部權力。6時34分，「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告蘇聯人民書》指出，「由戈爾巴喬夫發起並開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決心「使國家和社會盡快走出危機」。

1991年8月19日，新華社連發了三條消息：一、戈爾巴喬夫因健康狀況不能履行總統職務，由亞納耶夫履行總統職務；二、摘要播發「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告蘇聯人民書》；三、緊急狀態委員會人員組成。新華社是繼塔斯社之後，第一個發佈消息的，消息發得很及時。整個下午，辦公室議論紛紛：「戈爾巴喬夫是不是被抓起來了？」「葉利欽怎麼樣？」「這件事對中國改革會有影響的。」年輕人說：「中國的正統馬列主義者該高興了。」⋯⋯

劉華清原計劃於19日訪蘇，新華社消息的草稿也寫好了，現在訪問計劃得取消了。

中央連夜開會。第二天傳達上面關於對「八一九」事件宣傳報道的意見是：這是一件好事，對中國也是好事。西方對蘇聯施加壓力，會減輕對我們的壓力。要客觀報道，但也要有傾向（意即傾向緊急狀態委員會）。報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讓人感到我們喜形於色。他們（指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困難不少，有西方制裁的考驗、罷工考驗、經濟考驗、今年過冬的考驗。

20日上午，在中宣部召開的一個宣傳業務會上，中宣部長王忍之說：「蘇聯這次幹得很漂亮，特別是輿論控制得很嚴。我們『5・19』（指1989年5月19日實行戒嚴）就沒控制好！（說到這裏他拍桌子）他媽的，『5・19』以後《人民日報》一直和我們唱對台戲！」。他批評《中國青年報》7月31日報道蘇共的一次會議，報道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平靜，報「最轟動的新聞是沒有出現轟動事件」。王忍之說：「說人家很平靜。平靜什麼？在準備幹大事呢！」

但是，這個「大事」沒有幹成功。8月19日11時46分，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大廈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非法的」，是「右派反憲法的反動政變」。莫斯科大批群眾走上街頭，支持葉利欽。緊急狀態委員會出動坦克、軍警和群眾對峙。葉利欽走出俄羅斯議會大廈，站在塔曼師110號坦克上發表演說，號召群眾反擊政變。支持葉利欽的人越來越多。烏克蘭、塔吉克斯坦也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某些軍隊和克格勃部隊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變鬧劇宣告失敗。

緊急狀態委員會失敗，中國高層很多人表示惋惜。有人說：「緊急狀態委員會手太軟。最大的失誤是沒有把葉利欽扳掉。」

戈爾巴喬夫復職以後宣佈解散蘇共中央。葉利欽簽署命令，宣佈蘇軍中的共產黨基層組織非法，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境內活動，並解散其組織機構。在這之後，一些蘇共黨的負責人受到查處，幾萬名黨的領導幹部一夜間失了業，收入、看病沒有著落，生活成了問題。不久，蘇聯解體。

蘇聯的劇變，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不能不引起震動。陳雲陣線藉「六四」鎮壓的餘威，以蘇聯「八一九」事件為依據，加強了對鄧小平陣線的攻勢。「兩種改革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這個提法的潛在意思是：陳雲的改革觀是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的改革觀是資本主義的。他們把「反和平演變」提到重要地位，這個作法的深層意思是：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取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等於對經濟改革的全面否定。

「八一九」事件以後，有人要求和蘇聯決裂，也有人提議發表新的《九評》（註：《九評》是指20世紀60年代中共中央組織人撰寫的九篇批評蘇共「修正主義」的評論員文章）。當時的報紙上反覆宣傳，中國和蘇聯不一樣，蘇聯的事情在中國不會發生。實際上最害怕蘇聯的事件在中國重演。在傳達中特別強調蘇共幾萬名領導幹部失業的事，意思是反「和平演變」涉及到每一個黨員幹部的切身利益，因此，人們紛紛總結蘇聯教訓。

蘇聯的主要教訓是什麼？當時一些權威人士的意見是：一是戈爾巴喬夫這類「叛徒」掌了權，二是國外敵對勢力顛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對群眾缺乏教育。當然，經濟沒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後來，不少學者對這四條提出了批評，說這四條只看領袖，不看群眾；只看外因，不看內因；只重政治，不重經濟。認為這種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總結，不可能看到問題的實質。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佔主導地位的意見，的確是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訓。同時把改革中的很多東西當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面臨挑戰，改革面臨挑戰。當時的確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鄧」風。鄧小平當然不會讓步的。

1991年8月22日，鄧小平87歲生日。在北戴河的生日聚會上，他談到蘇聯問題。他說：

中國還沒有能力去管人家的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戈爾巴喬夫看上去聰明，實際上很笨。先把共產黨搞掉了，他憑什麼改革？蘇聯共產黨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發生。這個局面遲早要來，他沒有辦法收拾。蘇聯有蘇聯的情況，和中國不一樣。他沒有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錯誤，沒有把力量集中起來搞經濟建設。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這個特色的關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離開了這一條什麼口號也不靈。這一點要堅定不移，不能發生動搖。

鄧小平提出蘇聯解體以後中國共產黨應當採取的方針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後來，在16個字後面加上了「有所作為」，成為20字方針。

第二節 南國捲起「鄧旋風」

由於陳雲陣線的抵制，鄧小平1991年春節上海之行以及發表的講話，不僅沒有產生作用，「兩種改革觀」和「反和平演變」的調子還越來越高，改革開放還繼續倒退。

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使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危機感。但如何看待蘇聯劇變的教訓，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改革派認為，蘇共的失敗在於一黨專政，在於沒有民主，在於沒有搞好經濟改革。而傳統勢力則認為，蘇共的失敗在於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在於沒有防止和平演變。

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來自陳雲。1989年9月8日，陳雲同李瑞環談話時說：「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沒有過時。」「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後來『文』『武』並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9月16日，陳雲致信薄一波、宋任窮並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提出要大家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還送上最近給李瑞環的談話以及1987年同趙紫陽、胡啟立的談話（《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428頁）。

蘇聯劇變使得陳雲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響應，防止和平演變一度成為主流思想。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反和平演變幾乎成了主調。中央黨校也辦起了反和平演變學習班，學員是省委書記和部長。

在這段期間出現了「毛澤東熱」，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語錄歌」又在社會上瀰漫著，只是把原來那種戰鬥旋律改為輕音樂化的旋律。這實際是改革受阻後群眾對現實的不滿和徬徨，而左派們卻利用這個機會借屍還魂，重新祭起了毛澤東的「反和平演變」的理論，不僅在中央黨舉辦了省部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還準備在農村重新搞「社會主義教育」。

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處境和政治態度怎樣呢？

1989年5月30日，江澤民奉調秘密進京。十三屆四中全會（1989年6月23日－24日）上被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接替了趙紫陽的職務。江澤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薦的（實際是李先念先聽取了陳雲的意見），鄧小平也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是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的一種妥協。十三屆五中全會上（1989年11月），鄧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了江，但留了一手，讓他信得過的楊尚昆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讓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這說明鄧小平對陳雲陣線提名的江澤民，還是有一定保留，還想看一看。

楊尚昆不僅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在軍隊裏也有很深的關係。楊尚昆和鄧小平1932年相識，60年來關係一直很好，深受鄧的信任。早在1981年7月10日，經鄧小平提名，楊尚昆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軍隊的問題較多，你到職後，要多調查研究，把軍隊建設理出個頭緒來；要擬幾個制度，解決『一進二出』的問題。同時，要設想五年內把這支軍隊建設成什麼樣子，以後又怎麼辦。」可見，從1981年開始，楊尚昆就替鄧執掌軍隊。

1982年9月，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楊尚昆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軍委不設常委，日常工作由秘書長、副秘書長處理。楊尚昆在軍隊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1987年10月，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楊尚昆繼續擔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4月，楊尚昆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的政治份量更重了。

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鄧辭去軍委主席，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楊尚昆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協助軍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這次會上，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江澤民雖然是軍委主席，但由於資歷淺，又沒有軍中的經歷，只能聽命於楊氏兄弟，而楊氏兄弟是聽鄧的。也就是說，鄧雖然不當軍委主席，但對軍隊還有絕對的控制力。

江澤民的地位既然是鄧、陳政治妥協的結果，一旦妥協的條件改變，政治妥協就會變成政治對峙，江澤民就會夾在兩座政治山峰之間備受煎熬。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已經清楚地擺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風波那種嚴峻而複雜的形勢下，江澤民臨危受命是很危險的。對突然升遷，他家裏沒有喜悅和興奮，卻有無名的恐懼。據接近江澤民家庭的一位記者對我說：「江澤民奉調進京時，夫人王冶坪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當時的江澤民不是政治強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他只能權衡左右，在兩個山峰的鬥爭中見機行事：哪邊的力量大，就傾向哪邊。在「六四」以後，左邊不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躍。江澤民就說了一些左邊喜歡聽的話，做了一些左邊喜歡的事：

對一些私營企業主的某些違法行為，他提出的處置辦法是：「把他們搞得傾家蕩產！」

他幾次重提毛澤東說的、多年沒有人說的「這兩把刀子不能丟」的話（「兩把刀子」是毛澤東在1956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來的，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他批評蘇聯「修正主義者」丟了「兩把刀子」，強調中國不能丟。詳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321－322頁）。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紀念會上，江澤民在講話中重提階級鬥爭，他說：「當前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知識界對這句話有不寒而慄之感：按他這麼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再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階級鬥爭的焦點」了。

他在中央黨校開辦省部級反和平演變學習班。

他同意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在湖南搞試點等等。這些有的並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這位總書記的同意和支持。

江澤民的這些表現，鄧小平當然不滿意、不放心。

「兩個基本點」這架天平過度向「左」傾斜，使鄧小平深感不安。在他88歲高齡的時候，他決定採取大的行動，把改革的目標進一步明確，把改革的大政方針固定下來，把「改革」這兩個字深深地銘刻在他身後的歷史上，把有點冷卻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思想重新炒熱。他決定又一次南巡。

他這次南巡是有風險的。他沒有任何職務，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他沒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談話中有些內容是批評在台上的人；他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評黨內的傳統力量。鄧小平知道這次南巡的風險，他對身邊的人說：「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險。不冒一下，什麼事也別幹，什麼事也幹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帶著全家老小，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很多針砭時弊、富有衝擊性的談話。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首先針對黨內想把「一個中心」（經濟建設）變為「兩個中心」（經濟建設和反自由化）的那種思潮，反覆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不能變。並且警告他們，誰想改變這個方針，誰就會被打倒。他說：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舉世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條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十三屆八中全會原來說是要討論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後來由於支持鄧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棄了原來的議題，重新肯定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當然是滿意的。南巡時鄧小平對左派發出警告之後，又批評了在改革開放中縮手縮腳的行為，為改革者壯膽。他回擊了「兩種改革觀」的指摘，解除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緊箍咒——姓「資」還是姓「社」。他說：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的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或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要敢闖，往哪裏闖？鄧小平點破了中國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區——市場經濟。而在這之前，有的報刊還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說「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鄧小平說：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在這裏，鄧小平又一次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又批評了左派理論家，認為他們也會葬送社會主義，主要是防「左」。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們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談到經濟特區，鄧小平說：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

辦特區從一開始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大家都記得，當年陳雲批示了《舊中國租界的由來》這個材料，把經濟特區和舊中國的租界並提；大家也記得，當年鄧小平要多搞幾個開放城市，陳雲提出了不要「口子開得太多」的限制。鄧小平在這裏說的「我的一個大失誤」，是明批自己、實批陳雲。

鄧小平南巡雖然有風險，但不是沒有底。他雖然沒有當軍委主席，但還有忠於他的楊尚昆兄弟執掌軍隊。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楊尚昆緊隨鄧的身邊，楊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軍事按紐。鄧在深圳期間，多次和楊尚昆在媒體上同時亮相。香港《大公報》1月23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深圳參觀植物園動手植樹》，1月27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珠海見面》，1月28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珠海參觀電子公司遊市容》。如影隨形，2月1日，鄧小平到上海，楊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鄧楊兩人「同上海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共迎春節」。明眼人一看便知，鄧、楊的這些舉動和報刊的著意宣傳，是顯示鄧的力量，顯示有軍事力量為鄧的南巡「護航」。在這期間，楊白冰又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一說法雖然使楊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認為這個提法不合適，但對於反對鄧小平改革思路的人來說，不能說沒有震懾力。

鄧小平南巡，香港報紙當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報道，可內地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聲息。在北京，從廣東、從香港傳來了大量的關於鄧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節期間探親訪友，鄧小平南巡是主要話題。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傳閱2月4日（壬申年春節）上海《解放日報》的一篇評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懷》。這篇評論透露了南巡講話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這是中央報紙第一次正式亮牌。

當時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當作喜訊來傳播。也有人抱著觀望的態度。有人說，鄧小平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黨員，他說的這些算數嗎？也有人說，鄧小平背著中央到外地講這些中央沒有討論過的重大問題是不合適的。

鄧在南巡講話中有批評江澤民的內容。1992年4月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講到，朱鎔基懂經濟，不服氣不行。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人們猜測鄧是打算用朱換江。江當時也感覺不妙。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報告起草班子時，起草者看到他情緒不高，面色不好。他還對起草者說：「報告一定要寫好，不管十四大誰來作這個報告。」他是總書記，還會有別人作這個報告嗎？對政治十分敏感的「筆桿子」們感到：江澤民話中有話，他對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鄧「換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陳雲明確表示：「江李體制不能變。」薄一波說：「事不過三，你已經換了三位領導人了。」（註：指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

楊尚昆（右）在解放軍中享有崇高威望，鄧小平讓他當軍委第一副主席，以制約陳雲陣線提名的江澤民

面對鄧小平南巡的衝擊波，江澤民不得不重新權衡左右的力量對比。江澤民最終還是站到了鄧小平這一邊，接受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這個講話的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要求傳達到全體黨員。中共中央認為，這個講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月9日至10日，江澤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會議接受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3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長篇新聞，這等於以政治局的名義向全民通報。當時人們猜測，這次會議結果不是以會議公報形式，而是以新聞形式發表，是不是還有保留呢？

第三節 改革派全面反攻

1989年以後三年改革的倒退，企業界和知識界感到十分壓抑。1991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論界在小範圍內不聲不響地重新撥旺改革之火。這樣的小會我參加了幾次，我們自己也舉辦過這樣的會。1991年11月，經報社領導同意，《經濟參考報》理論部（當時我是理論部主任）開了一次座談會。會議是在新華社新聞大廈105會議室召開的。我們請來了薛暮橋、厲以寧、董輔礽、季崇威、戴園晨、張卓然、楊培新、陳吉元等10多名頭牌經濟學家，當時薛暮橋、厲以寧還剛剛挨了左派領導人的批評。在座談會上，他們一吐為快，發言激烈。我們還請他們每人帶來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記得是11月16日），我們在頭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載了這些學者的發言摘要。在整理這篇摘要時，我把「十三大」趙紫陽的政治報告放在旁邊，作為尺子（「六四」後鄧小平曾肯定了這個報告），「把政策用足」，盡可能把大家的意見表達出來。在這以後，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們交來的文章，一連登了十多天。沒想到，十多位學者的發言摘要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關注，國外有四大通訊社發了消息，有的通訊社還以「中國的改革者發起了反攻」為題，有兩家外國報紙還全文轉載了我們的發言摘要。外電對中國事情這麼強烈的反應，按過去通常作法，新華社應當收在《參考資料》中，但這次並沒有收進去。因為這是新華社自己點的火，在當時那種反和平演變的氣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給新華社帶來麻煩。但在國內企業界反應強烈。後來厲以寧見了我說：「你們發了我的文章後，我收到了這麼多讀者來信，都是企業寫來的。」他用兩隻手比劃著，足有半尺高！可見學者的發言表達了企業界的心聲。

江澤民的左傾表現，使鄧小平不滿意不放心

1992年春，鄧小平旋風從南方颳到了北京。在1990年和1991年反和平演變中受到壓抑的改革派真正開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論研討會又多了起來。堅持計劃經濟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變再沒人提了。改革派接二連三地「收復」了北京政治風波以後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奮。他們認為，這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到處作報告，到處發表文章。思想界、文藝界、新聞界的名人都站出來寫文章、作演講，對左派進行討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3月初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強調「左」葬送社會主義的危險性。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更富有挑戰性。他說：

根本問題是把經濟搞上去。蘇聯的垮台，絕不能把它僅僅視為一兩個人的錯誤造成的，這方面的原因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個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如果說蘇聯的垮台是由於出現了戈爾巴喬夫，那麼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並沒有戈爾巴喬夫，為什麼也垮台了呢？東德的昂納克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東德不也是柏林牆一拆，就垮台了嗎？

如果我們不清理一下「左」的東西，不把小平同志關於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個問題稍加具體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實質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積習根深蒂固，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是來自這種「左」的積習。「左」的東西表現很多：你要宣傳一點改革開放，他就會說，這會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喪失治理整頓的成果，他沒有想一想大好形勢是怎麼來的，大好形勢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你說要多利用一點外資，他就會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就會威脅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你要劃出一塊地方給外商承包開發，他就會說，這是出賣國家主權，喪權辱國；你要多發展一些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幹部，把鄉鎮企業視為對社會主義的威脅；你要多發展一點私營企業、個體戶，他就會說，這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制，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講家庭聯產承包制不能動搖，他就說，這是走單幹的道路，不利於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這樣的高度概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最基本、最實質的東西幾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著改革開放的飯，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一面大罵改革開放，對改革開放就是看不慣，就是不順眼。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還是留戀50年代、60年代那種短缺經濟。也有人至今留戀階級鬥爭那一套。總覺得，你鬥我，我鬥你，群眾鬥幹部，幹部鬥群眾，人人不得安寧，幹群關係非常緊張，沒有這樣一種情況就不是社會主義。總之，「左」的積習對改革開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幹什麼事情他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讓你什麼都不敢幹，什麼事情也不能幹。「左」的東西可以說比比皆是，而且，由於它帶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辭，欺騙性大，危害性大，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如此，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在領導層擺脫「左」的思想束縛，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如果不敢觸動它，改革開放就無非是空談一陣子。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改革開放能否持久，要劃一個問號。

鄧小平同志談話，光跟在那裏重複，說上千遍萬遍，沒有用，重在落實和執行。特別要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種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將是一種災難。

有人攻擊特區，1984年就有人給我提建議，讓那些自認為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人，可以讓他們承包一個地方，或者承包一個島，讓他們實行他們想要實行的那一套，搞他們的特區。不競爭就判別不出真理來。問題在於，誰去辦這個特區？就是連那些一有機會就攻擊改革開放的、自認為是正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的人，他們也不去！

人們認為田紀雲的講話是一篇很好的「討左檄文」，中央黨校的這部錄音帶暢銷一時。2004年6月9日下午，在一個田紀雲在座的飯桌上（本書作者也在座），有人稱讚他在黨校1992年的講話，說這個講話很有骨氣，問田當時是不是感到有風險？田紀雲說：「當然有風險。我講的左的種種表現，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紀雲還說：「為了防止左派告黑狀，我一作完報告，就從主持人那裏要了一份錄音和錄像，託鄧楠送給小平。後來，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狀，說田紀雲在黨校講話不好。小平說，我聽了錄音，沒有什麼。多虧了這麼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鄧小平已經88歲了，來日無多。像毛澤東晚年擔心他的路線會變化一樣，鄧小平也有這種擔心。毛澤東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是怕他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夭折，也怕中國共產黨失去領導權。他擔心的還是「兩個基本點」，對改革開放更為鍾情。因為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主要功績還是改革開放，所以，他對田紀雲等批評左派是很滿意的。

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形成。原來傳說的「南巡講話」中對這一代領導集體流露出不大放心之處，經整理後正式傳達時有「現在中央的班子幹得不錯嘛！問題當然還有很多」這句話。不管怎麼樣，領導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讓他的第三個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讓改革開放路線深入人心，並且形成具體的路線、方針。他要為將來的路鋪好鐵軌，並把第三代領導人推上這條鐵軌，造成這樣一種格局：你的列車只能在我這個軌道上開，離開這個軌道就要翻車。除此以外，鄧小平還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僅49歲的胡錦濤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現任最高領導人這一代決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鄧小平把江澤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為江澤民辦了「後事」。這種隔代決定繼承人的作法，為今後的高層政治增添了複雜因素。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反覆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不能變。並且警告保守派「誰不改革誰下台」

南巡講話已經為他這種努力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現在需要做的是在黨代會上把這個思想體系確立起來，並制定出具體的路線、方針，從而用黨的組織力量來推行。江澤民在這一點上是密切配合的。鄧小平只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江澤民進而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總目標。鄧小平稱讚江澤民「這件事做得很有份量」。

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035名代表。600多名中外記者採訪了這次盛會。江澤民作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充分肯定了14年的改革開放；肯定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確立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重申了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明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其中首要任務是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這個報告在起草過程中就經過反覆醞釀，九易其稿。在這次會上，代表們經反覆討論後通過。

十四大撤銷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表示，老人們不再當現任領導人的保姆，讓他們在家裏頤養天年。江澤民不必像胡耀邦、越紫陽那樣，看老人們的臉色行事。不過，直到1994年鄧小平和陳雲因身體原因再也不能問事時，江澤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陰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對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完全採納了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的解釋。總綱完全體現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體現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此時，陳雲還繼續保持強有力的影響。1993年3月，李鐵映就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之前，到杭州拜見陳雲，聽取陳關於改革的意見。但是，十四大以後，陳雲沒有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

「鋪軌」到此還沒有完成。再經過一年的醞釀，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共50條，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輪廓框架作了設計。這個設計完全體現了鄧小平的思想。這個決定還提出在本世紀末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這個決定的產生，江澤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氣。這算是兩代領導人對未來經濟體制的共識，也是兩代人的一種交接。

到現在，鄧小平對身後的事更加放心了。

「十四大」以後，江澤民雖然名義上是軍委主席，但楊氏兄弟不一定聽他的話。所以，有楊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澤民還不算完全接班。這時，江澤民面對一個現實、兩個機會。一個現實是，楊氏兄弟兩人執掌軍隊，並且過於張揚，軍內老將們對他們十分不滿，他們提出的用軍隊「為改革保駕護航」的口號也得罪了很多人。兩個機會是：一是張愛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將在1989年春天上書中央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六四」後他們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另一個機會是楊尚昆雖然是「六四」時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執行者，但他內心深處還有不同看法（1998年他對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江澤民是這樣利用這兩個機會的：一方面他提高這七位上將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時以超乎尋常的規格舉行追悼會），爭取老將們在鄧小平面前說話，批評楊尚昆兄弟的種種不是；另一方面通過某種方式讓鄧小平知道楊尚昆兄弟對「六四」心懷異見，使鄧小平擔心日後楊尚昆可能為「六四」翻案。經過努力，鄧決定剝奪楊氏兄弟的兵權，但楊家兄弟還不知就裏。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楊尚昆提出讓他的弟弟楊白冰進政治局常委，江澤民堅決頂回去了。江澤民敢頂，是因為他事先從鄧那裏得到了承諾。江澤民借鄧小平之手，趕走了楊家兄弟，換上了份量比楊家兄弟輕得多、且沒有政治野心的劉華清和張震。從此，江澤民才成為名副其實的軍委主席。接著，江澤民在軍隊中大批提拔幹部，大批任命上將，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穩定。

作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抓住六個字：「站住腳，做好事」。這六個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即：「掌好權，治好國」。站住腳（即「掌好權」）是前提。國家最高領導崗位這個地方無風三尺浪。曹操把這個地方稱之為「火爐」，沒有幾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穩的。連腳都站不穩，就談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國」）。在權威政治條件下，新領導人要「站住腳，做好事」，他必須使自己強大。這就必須大膽而謹慎地抓住軍隊，大膽而謹慎地進行組織人事調整。江澤民在兩三年之內很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隨著權力的鞏固，江澤民逐漸顯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註：「三個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識，不是什麼理論，不管誰執政都會向老百姓有類似的宣稱。「三個代表」的提法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形勢，在新的形勢下得到執政的合法性。「三個代表」比「四項基本原則」大大前進了一步。在江澤民主政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按鄧小平的意願向市場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進，國民經濟也以較高的速度發展。

如果1992年鄧小平用朱鎔基頂替江澤民，情況會怎麼樣呢？朱鎔基當五年總理的實踐證明，他是一位計劃經濟思想很重的幹部，在國企改革中不提產權改革，在糧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農民的賣糧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壟斷性大企業，影響了中國的市場化進展。這些是和鄧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讓朱接班，其結果可能還不如江。可見，權威人物選擇接班人，常常選出不符合自己意願的人。

江澤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許能留下一個好名聲。可惜的是，不知什麼人出的主意，他幹了三件蠢事，使他的聲望大大下降：

一是大講13年（1989年到2002年）的成就。這使人們產生了兩個不好的印象：江澤民不顧事實地把這些年經濟發展的功勞全記在自己帳上，其實，他完全執政並沒有13年，他雖然1989年當了總書記，但1994年才開始擺脫鄧小平的控制；他講的13年恰好是「六四」以後的13年，人們認為他是在強調「六四」鎮壓的效果。

二是自己在中央黨校講話把「三個代表」擺到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同等地位。馬毛鄧三者是後人或別人擺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神龕」的，而江澤民卻自己爬上了「神龕」。

三是十六大還保留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也許這不是江澤民的本人的意願，但不可避免給人們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槍」、「戀權」的把柄。他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以後，有時還站在保守立場，對新領導人指指點點，群眾也很反感。

而且，這三件蠢事是和大樹特樹江澤民的權威連在一起的。對這種「造神」宣傳，也許是「權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幹部和知識界中留下了很壞的印象。

第四節 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

鄧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企圖破產，阻止了經濟改革的逆轉，加快了向市場化推進的速度。另一方面，鄧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反自由化，完全放棄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關於政治改革的承諾，放棄了他在1980年的「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講話中強調：

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20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2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的時候不注意，就會出事。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於敵對階級力量，因此要用專政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

「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這是鄧為「六四」鎮壓辯護。在鐵血的「六四」之後，他又進一步強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重提「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其震懾效果遠遠高於80年代。

鄧小平南巡講話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一方面使經濟體制向市場化大步推進；另一方面使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權力結構不斷強化。這樣，就給中國的造就了「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的格局。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指導下的「十四大」，使「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當然，這種「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也正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路線的必然結果。

我這裏說的「權威政治」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治」不同。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在毛澤東時代，儘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再加上計劃經濟體制完全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壟斷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資料，又不讓人口自由流動，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經過20多年改革以後，政治權力放棄了對居民生活和部分經濟的控制，只保留對政治、思想、文化、輿論和部分經濟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代的狀況，在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但還由政治權力審批各種發財機會，由政治權力扼守階層地位的上升通道。權威政治，既不是極權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權威政治就是最高領導人「說話算數」。「六四」以後鄧小平說過，在第二代領導人中，他「說話算數」。第三代領導人當中，如果江澤民「說話算數」，就算穩定了。也就是說，中央領導人必須有絕對權威。

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這是康曉光等奉為圭臬的模式（見康曉光《中國政治前景選擇》等著述）。他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為這個模式進行了精心的妝扮之後，在中國政治市場上高聲叫賣。但在中國知識界和民間響應者寥寥。因為它已經給中國帶來了現實的危害。

殘酷的是，由於鄧小平南巡講話，使得中國的現實正是沿著這條路往前走。自從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後，「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語雖然還在出現，但出現的頻率比80年代小多了。更重要的是，對政治改革的內容的提法更加謹慎了。讓我們來比較一下三次黨代會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

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發展，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緊迫的要求。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應該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改革措施上，首先是「實行黨政分開」。十三大政治報告也提到「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但放在後面，語氣也不那麼絕對。

1992年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主的多黨制和議會制。」沒提改革的緊迫性，沒提「黨政分開」。對多黨政治和三權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為「絕對不搞」。

1997年的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說：「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是人民奮鬥的成果和歷史的選擇，必須堅持和完善這個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這就是說，毛澤東建立的「國體」和「政體」必須堅持。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只不過是對毛澤東建立的「國體」和「政體」加以完善而已。

三次黨代會報告對政治體制改革提法的微妙變化，使得實踐中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民主在倒退。80年代知識分子還可以在各種研討會的講壇上發表政治改革的意見，90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險的詞語，提起政治改革，人們就談虎色變；80年代報紙還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發表一點不同意見，90年代又是輿論一律了；80年代的差額選舉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民意，90年代末一律改為等額選舉；80年代初各省人大對省委提名的幹部有時還能說「不」（當時有幾個省省委提名的省長沒有選上），90年代中期以後，省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實際上取消了人大的監督職能。在幹部任命上，更加強化了領導人的意圖。「十六大」還沒有開，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還沒有建立，但中央有關部門的新領導人就提前就位，連民主的形式也不走一下。十六大要修改憲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許一切報刊對修改憲法發表意見。對事關全民利益的憲法修改，竟不讓老百姓發表意見，簡直是不可思議。

由於市場化的迅速推進，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國力增強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很多人的錢包鼓了起來。慶典的鞭炮逐漸掩蓋了天安門前的槍聲，燈紅酒綠沖淡了長安街上學生的鮮血，大學生沸騰的政治熱血已經化為考「托福」的實惠行動。一個在「六四」時天天上街遊行、喊著十分激進的口號的青年，現已人到中年。他對我說：「看來老鄧『六・四』那麼做是必要的。雖然死了一些人，但換來了十幾年的穩定發展。」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個別的。這正是「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

1994年底「雙峰政治」結束，鄧小平的思想佔統治地位。原來意義上的「改革與保守」的鬥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保守派中有些人發現，對他們來說，市場經濟加上權威政治，不僅不會失去什麼，還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沒有經過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可以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他們還發現，市場化的過程正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財富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原來取保守態度的官員們，也「咸與維新」，加入了推進市場化的行列，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由此結盟。

一方面市場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更加強化，更加擴張，民眾參與程度更加降低，結果，改革的目標和路徑扭曲。然而，這種扭曲開始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吳敬璉們還不停地為新出現的經濟精英鼓掌歡呼。但是，一旦人們注意到扭曲的傾向時，局面已經不可逆轉了。於是，吳敬璉們驚呼：「中國現在是權貴資本主義！」

由於權力缺乏制衡，由於民眾對政治和經濟決策參與度太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壇的腐敗是空前的。

自廢除科舉制以來，中國的官員都採用委任制。這種由上級官員決定下級命運的制度沿襲至今。在「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的條件下，經濟領導部門掌握的是各種經濟活動的審批權，即發財審批權；黨政部門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權，即升官審批權。經濟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是具有高度壟斷性的「商品」，是最值錢的。由於權力缺乏監督，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那種一手交錢，一手給官，是賣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還有其他多種變相的形式，這些形式雖然變化無窮，微妙無比，但其實質是一樣的：買官者通過各種手段給有任命權的人以好處，賣官者以種種正當的名義給買官者以「烏紗帽」。

先有權力缺乏制衡，才有把公權作為謀私的手段，然後才有賣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員的機會謀私，第二、第三把手也這樣做。他們之間心照不宣，互相保護。這次我提拔了你的人，下次你就重用我的人，權力分享，利益均霑。這樣的選官機制實際是選劣機制，選上的多是以權謀私之徒。在這樣的選官機制下，官員們在黑箱交易中建立了不可告人的關係，形成了官場的人身依附、團團夥夥。

買來的官是要支付成本的，為了收回成本並得到盈利，就得向下一級賣官，就得貪污受賄，因此層層賣官，上行下效。

中紀委在中共十五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從1992年10月到1997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31000多件，結案670100多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93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21500多人，被開除黨籍又受刑事處分的37492人。在受處分的黨員幹部中，縣（處）級幹部20295人，廳（局）級幹部1673人，省（部）級幹部78人。」

中紀委在向中共十六大的工作報告中說：「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6150人。在受處分的黨員幹部中，縣(處)級幹部28996人，廳(局)級幹部2422人，省(部)級幹部98人。」

眾所周知，受到查處的只是腐敗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但中紀委提供的這兩組數據可以看出，最近五年官員腐敗情況又有所發展。僅從人數還看不出嚴重程度，因為受處罰的金額提高了。同樣的貪污金額，十五大可能受處分，十六大可能在處分線以下。80年代貪污受賄10萬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貪污受賄30萬元以上的竟然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貪污受賄100萬元以上、甚至1000萬元的居然判無期徒刑或死緩。

90年代以來出現的群體腐敗現象愈演愈烈。一個執掌公共權力部門的若干成員，共同謀劃、共同行動，利用公共權力為私人謀利。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揭露了由主要領導人帶頭、多名成員聯合行動的集體作案多起。「爛一窩，抓一串」的案件越來越多。1996年揭露的山東泰安市委，1998年揭露的廣東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寧波市委，2001年揭露的廈門走私案、瀋陽市政府慕馬案，2003年揭露的襄樊市委案，就是整個領導班子集體犯罪的典型。省委一級集體犯罪沒有披露，但河北省程維高案、雲南省委李嘉廷案、貴州省委劉方仁案，還有福建省委的案件，都涉及大批同案人員，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隨著市場化的深入，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善於捕捉商機的人，有經營才幹的人，將自己的科技成果進入市場的人，他們會先富起來。這些人先富起來，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們難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聚斂財富的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們為「紅頂商人」（楊繼繩：《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年第2期）。所謂「紅頂商人」，是指用政府行政權力發財的商人。「紅頂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交媾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在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市場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況下，「紅頂商人」的出現是必然的。「紅頂商人」中的多數人自己並沒有「紅頂」，但利用金錢收買官員的「紅頂」來斂財，也有的利用父兄的「紅頂」來斂財。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紅頂商人」的父兄都是堅定的保守派。

在2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紅頂商人」聚斂財富共有四個高潮：

第一個斂財高潮是在壟斷經營初步放開時期（主要是進口商品壟斷）。在1994年以前，官定匯率的人民幣幣值一直是高估的，從國外進口商品到國內賣就要賺大錢。在改革以前，國家統進統出，盈虧互抵。外貿放開以後，有些企業可以自營進出口，但進口商品必須有國家發放的許可證。有權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進口商品許可證，這是無本萬利的生意。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記者告訴我，80年代，一位幹部子女口袋裏揣著大把大把的進口商品許可證，一轉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僅擁有半山別墅，還擁有賽馬和遊艇。

第二個斂財高潮是在雙軌價格時期。商品的雙軌價格從1984年一直實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噸鋼材計劃價格700元，市場價格1500元，得到了計劃價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財富。除了商品雙軌價格以外，資金的利率、外匯的匯率也是雙軌的，計劃內貸款和計劃外融資利率差別很大。1987年，商品、資金、外匯的雙軌價差高達2000億元以上，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項價差達3569億元，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那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計劃內商品、貸款、外匯。如果上述雙軌價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第三個斂財高潮是在金融資本時期。1992年以後，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興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紅頂商人」在這次浪潮中得到的財富遠遠超過了雙軌價格時得到的財富。在股票市場上，原始股的贈送、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市場的操縱，都給「紅頂商人」巨大的發財空間。在房地產市場上，土地使用權和舊區拆建權的取得、銀行貸款的取得等，也是「紅頂商人」大有作為的機會。

第四個斂財高潮是在國有資產重組時期。1997年以後，開始實行大規模的國有資產重組。國有經濟陸續從一些競爭性行業中退出，一部分國有資產拍賣給個人所有，低價出售給有權力背景的人。有些地方、有些企業，國有資產重組變成了對國有資產變相的瓜分。

「紅頂商人」在以上四個時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斂財富一次比一次多，膽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中國不知道有多少億萬富翁，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機會中產生的。

國外有些人士把「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說成是「中國模式」，並且加以肯定和張揚。他們隔岸觀火，不知道這所謂「中國模式」的深層有多少危機、多少苦難、多少無恥。而國內的有識之士對此卻洞若觀火。

前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主任是趙紫陽）安志文，親自參與領導了中國80年代的經濟改革。90年代以來，他在中國改革研究會主任的崗位上，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改革。他對中國改革的現狀和前景深表憂慮。現摘引他2001年8月22日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不敢說話，黨內生活不正常，社會問題就多。沒有黨內民主，就很難實現社會民主。

黨政不分，黨領導一切，在戰爭時期可以，在建國時期不行。黨領導一切，還把領導權集中於個人，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權力壟斷、思想壟斷、輿論壟斷，這是當前問題的總根子。思想本來壟斷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躍，但輿論壟斷嚴重。壟斷必然出現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權力壟斷，有權就胡作非為。制度要改。

現在社會問題比經濟問題嚴重。搞現代化，如果政治體制不改，就可能搞一個腐敗的市場經濟。這已經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了，不是很遙遠的事。

過去說先把經濟搞上去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是不對的。政改不搞，經濟改革就會走到邪路上去。經濟可以發展，但帶來的社會問題很大。

權力腐蝕人，在台下本來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糊塗了。當權的要自覺地改難。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從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動。他們接受國內外情況多，應該知道這個常識，但當了權就維護權力。為維護權力搞穩定不是個辦法。

權力壟斷、輿論壟斷不僅給事業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

如果權力不受監督，處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敗。這些都是常識問題，但不知道當權者怎樣想。

面對這麼複雜的局面，靠一個人的頭腦、靠一個聲音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再偉大的人物也非犯錯誤不行。

我是贊成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現在中國沒有一個政黨能挑戰共產黨，所以，要先通過搞黨內民主來搞社會民主。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會民主黨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恩格斯在90年前講了一些話，他說，我30年不講共產主義、不講共產黨。寫《共產黨宣言》時，社會主義太濫，所以我們講共產主義。第一、第二國際成立後，我們就不講共產主義了。我和馬克思當時對歐洲革命形勢的估計有錯誤，認為資本主義問題很嚴重，革命快來了。現在看來，這個認識是錯誤的。

資本論第二卷馬克思在世時就完成了，就印了，後來停了，發現經過危機後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更快了，這是新的現象。

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時期的手段。革命勝利了再搞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行了。

社會民主黨也好，自由主義也好，都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這些普世性的東西。這很重要。共產黨不是不能繼續執政，但必須重新認識這些東西。不承認市場經濟是普世性的，不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普世性的，這是不行的。

不能說哪個地方搞得好都是執行了「三個代表」。我不認為「三個代表」有什麼問題，但我對這種造輿論的方式有意見。這樣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這樣做。我不是對江澤民個人有意見，這是制度問題。斯大林搞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變成了個人專政。鄧小平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講民主、講政治體制改革，但他的行為和說的不一致。鄧小平的實踐是兩句話：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這是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經歷、他的環境、他的制度、他周圍的人，都不允許他有所作為。

現在本來是個轉機，但卻搞起了個人崇拜。新一代領導人靠這個吃飯不行。現在每天都在捧他的人，不一定是五體投地地佩服他。

對前途我有一定的憂慮。政治體制不改革，市場經濟就要走上邪路。現在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開始提出講政治（當時還沒有「三個代表」），我還沒弄清楚。當時我去薄一波那裏，討論「講政治」的問題，薄說：「現在講政治就是維護中央的權威，維護江澤民的權威。」

新左派、新儒學都有他們的主張，但他們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是共同的價值觀，這一點還是要的。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怎麼辦？經過社會民主主義來解決更平穩一些。從實踐上講，中國實行民主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和平過渡是上策。經過震盪來改，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問題。利益多元化以後，取得一致是很困難的，但是，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還是可以有共識的。不要把一切學說，一切思想都打上階級烙印，否則，永遠走不出去。

從2002年到2004年，我和安老的幾次接觸中，他進一步重申了他的上述看法。有這種憂慮的，不僅僅是安志文一人。在北京，我接觸到一些80年代改革的領導人和積極支持改革的學者，不少人都持這種看法。

第八章 明天——重新爭論中國向何處去

第一節 世紀之交的中國狀況

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和毛澤東逝世時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紀前後，中國的狀況有以下特點：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崩潰，但其影響還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經建立，但還很不完善。自1978年開始，中國經歷了20多年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1992年又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徵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達指標，管理生產，制定價格，分配物資、資金和人員。中國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

到世紀之交期間，市場機制已經在多數經濟領域起著主導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場化進程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還很不平衡。

就行業來說，在製造業、建築業、公路交通業、國內貿易、房地產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市場競爭機制已經取得了主導地位。在農業中還有部分農產品（主要是糧食）在價格和市場進入方面沒有完全放開。鐵路、電信、電力、金融、保險、國際貿易的某些方面仍舊處於國有企業壟斷、半壟斷狀態。

要素市場的發育落後於產品市場的發育，特別是金融部門市場化改革滯後。銀行利率固定，不能隨行就市。幾家大型國有銀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接近80%的銀行貸款投向國有企業，其中有較大的部分形成呆、壞帳，私營企業幾乎得不到貸款。

對各產業、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數量表達，陳宗勝、樊綱、王小魯、李曉西等經濟學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數據。下面引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的數據供參考：

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九五」估計可達到45%，「十五」預計達到65%（「九五」即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即1996年－2000年；「十五」是2001年－2005年）。

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九五」為45%，「十五」預計為60%；

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九五」末達60%，「十五」末達75%；

價格的市場化程度「九五」末可達65%，「十五」末可達75%。

綜合以上對勞動力、資金、生產、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綜合中賦予勞動力較大權值，因為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力），再考慮到我國龐大的政府機構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如主管部門管理、現金管理、專賣管理、人事及勞動管理、各種社會團體介入、國際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術監督管理、衛生防疫管理、計劃生育管理、街道辦事處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計劃管理等等行政管理過於龐大。我國經濟的總體市場化程度不會超過50%，大致在45%－50%之間。由此可以估計，「九五」末達到55%，「十五」末可達到65%－70%。

需要指出的是，處於行政壟斷地位的鐵路、電信、電力、金融、保險等行業，出於本身利益，通過種種形式讓國家出台有利於他們的政策。如限制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進入，以保持它們的壟斷地位；這些行政壟斷行業，在金融、財政、稅收上獲得最大的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處於劣勢地位。一些高幹子弟和其他有權力背景的人，在這些壟斷行業起著呼風喚雨的作用。

由於市場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計劃經濟的思想還大量存在，上世紀80年代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不同選擇的鬥爭還在繼續，但不成為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第二，無產階級專政還在堅持，但已經鬆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對於「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的言行還是像過去一樣給予打擊。但打擊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血腥。例如，在毛澤東時代，對不同政見的人是用「殺、關、管、批」的手段；現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書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技術上（如「沒有送審」、「超越該出版社的出版版範圍」等）的藉口處罰出版社。意識形態管理部門雖然經常批評這本書、批評那篇文章，但是他們心裏明白，這些被批的書（黃色的、腐朽的除外）說的是實話，講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這些書，會留下對自己不利的歷史記錄。所以，他們發禁令常常不發正式公文，而以口頭形式，以免留下文字憑據。他們的這些批評，多是職業行為，是做給上級看的。有些書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後，它的盜版書在書攤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過問。

第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指導思想，但加上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鄧小平理論重新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了「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的定語。這樣，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可以不受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的束縛，可以放手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和先進思想。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把發展經濟提到了首位，階級鬥爭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鄧小平強調「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耗子就是好貓」的思想，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影響，讓人們放手發展經濟，實現他提出的經濟上「三步走」的現代化目標。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則淡化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私有企業主也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處於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這些任何政黨都可以提出的普世性目標，代替了「共產主義」這個目標，使得中國共產黨能適應新的生存環境。

第四，中國共產黨還掌握著領導權，但這個黨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和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共產黨已經大不相同了：他們不相信傳統的教條，而是探索中國進入現代化之路；他們不再唱共產主義的高調，而是腳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地；他們不追求出身純之又純，而是吸收一切願意一起奮鬥的人們⋯⋯黨的宗旨、黨的作風、黨的成份，都和毛澤東時代有著明顯的不同。1995年廣為傳播的文章《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稱「左派萬言書」）中，用憂慮的心態列舉了中國共產黨的幾大變化：

一、黨組織的弱化。不少黨的基層組織再不像過去那樣是「戰鬥堡壘」，是「鐵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軟弱渙散和癱瘓狀態」，「像一種骨質酥鬆症，使黨的戰鬥力大大降低，無法對人民群眾實施有力的領導」。

二、一部分黨員思想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變化。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共產主義是空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有些徹底換了腦筋的共產黨員可能像蘇共已經出現過的情況那樣，拉出隊伍，反戈一擊，成為反共急先鋒。」

三、黨與工農群眾關係的變化。「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貧苦農民中，感到這個黨已經不再代表他們的利益，而代表有知識、有能力、有財富的人的利益，產生離心傾向。

四、部分黨政幹部腐敗。

五、黨政領導班子政治素質的變化。「進入地方綜合性領導班子的知識分子，學理工醫農的多，學文科的少，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專業的更少。」

「左派萬言書」對中國共產黨存在問題的分析，還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當然，他們是從他們自己的視角提出問題。

第五，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1978年到20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由3624.1億元增長到88189.6億元，增長了23.33倍，遠遠高於人口增長的幅度（31.5%）。按匯率換算，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約84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2000美元。經過20多的改革，中國經濟的確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這塊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紀前後，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經過數年長期跟蹤，分別於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並於2004年初完成的調查報告中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4，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個百分點。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的上升幅度最大，由1995年的0.280提高到2002年的0.319，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與此不同的是，農村的基尼系數反而有所下降，從1995年的0.381下降為2002年的0.366，下降1.5個百分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份報告認為，就全國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個百分點；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19.8%，比1995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31.9%，比1995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這些數據意味著富人變得更富了。對全國樣本來說，雖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組和10%人群組的相對收入份額處於很低的水平，但是沒有出現下降的跡象。也就是說，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表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李實、岳希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載《財經》2004年3／4期合刊）。這個數據考慮了住房的差別，但沒有考慮收入最高層的收入，因為最高收入層是很難進入調查樣本的。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0到1之間，如果基尼系數為0，則表示財富在全社會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數為1，則表示全社會的財富被一個人佔有。按照國際經驗，基尼系數小於0.3屬於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屬於中度不平等，超過0.4則不平等程度偏大。從上面數據看，中國不平等程度已經相當嚴重了。然而，令人關注的不僅是基尼系數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數上升的速度之快。進入新世紀，基尼系數還在繼續擴大。

第六，社會階層與毛澤東逝世時全然不同，社會分化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社會階層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在《中國社會階層分析》（楊繼繩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一書中，對改革年代的階層變化作了系統、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數據對該書作了修訂（未出版）。我吸收國外學者五等級（上、中上、中、中下、下）簡明的優點，考慮各個階層的職業內容，以財富（收入）為基礎，再參照權力、聲望因素，直觀地將當前中國社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

1.上等階層：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他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總人數在1000萬左右，約佔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4%，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數量很小，對社會影響很大。他們掌握著國家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和大企業的決策權。他們制定一個政策可能影響眾多人社會地位的升降。他們的一項投資決策可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機會，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可以影響社會輿論。

在這個金字塔頂端的人們，他們的財富和社會行為常常被高處的「雲霧」所籠罩，社會上對他們只能有一個蒙朧的印象，很難得知其真面目，像峨眉山的金頂一樣，越到頂端越是朦朧。

2.中上階層：高級知識分子（約30萬）、中高層幹部（約30萬）、中型企業經理（約700萬人）、中型私有企業主（約90萬）、外資企業的白領僱員（約80萬）、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金融保險、電信、電力等行業，約2000萬人）總共大約2930萬人，佔全國從業人數的4.1%左右。這些人處於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位置。對普通人來說，上等階層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們認為，經過努力，中上階層是可以達到的。中上階層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徵。

3.中等階層：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數字，工程技術人員（工業、農業、衛生三個行業專業技術人員）為959.3萬人，科研人員274506人，教師1178萬人，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律師共約600萬人，一般機關幹部約1100萬人，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約有1000萬人，小型私有企業主150萬人，個體工商業者2571萬人，其他有中等收入的約有1000萬人，以上總計8585.75萬人，佔全國從業者總數71150萬人的12.04%。戶均年收入10萬元左右。他們的收入、權力、聲望或者三者的綜合，處於高層、中上層之下，而又在其他階層之上，社會地位處於中等。他們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要努力，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可以進入中上階層。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也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們有比較安定的心理狀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

4.中下階層：農民階層（穩定勞動階層，2000年3.3355億從業人員中，扣除農業大戶和管理者，還有3.2億左右）、城鄉兩棲階層（不穩定勞動階層，全國最多1億人，但其中多數統計在農民之列，估計在工農之間有2000萬左右）、工人階層（穩定勞動階層，約1.89億人），這是一個從事體力勞動的階層。他們的收入地位、聲望地位處於中下水平，權力地位更是低下。這個階層總共約有5.29億人，佔全國從業人數的73.5%。

這裏的農民階層是農村以種植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統計中包括漁、牧、林，這三者佔的比重不大）。城鄉兩棲階層是指農民流動工。工人階層是指藍領工人，約1.89億人。在中下階層中如果再分層次的話，工人較高，其次是兩棲勞動者，農民最低。作為兩棲勞動者的流動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農民兩者之間。這是就總體而言，部分流動民工的收入可能高於部分國有企業工人。

這個階層的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但他們寄希望於子女，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們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著種種困難也要讓子女上學，但是多數家庭無能為力，能讓孩子上個初中就算不錯了，能夠上大學的農家子弟是百裏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數上職業中專，上大學的也是少數。

5.下等階層：城鄉貧困人口，如農村無地、無業者和城市下崗、失業人員。這部分人約7000萬人。其中，城鎮貧困人口近2000萬人，進城民工貧困人口1000多萬人，農村貧困人口約4000多萬人。佔總從業人數的9.5%左右。

這個階層的人沒有固定收入，他們只能找點臨時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連這樣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業工人和下崗工人還可以得到一點最低生活補貼，農村的無業者則成為沒有生存基礎的游民。他們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子女也很難向上流動。

為了構造中國社會階層模型，我將財富、權力、聲望都分成10個等級（最高為10，最低為1），利用現有的各種社會調查數據（包括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我能得到的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將不同的職業的財富、權力、聲望納入不同的等級，並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學者調查數據和實際判斷，確定財富、權力、聲望三種因素在決定階層地位中的權數：財富為0.36，權力為0.38，聲望為0.26。例如，高級官員的財富等級為7，權力等級為10，聲望等級為9，加權綜合後為8.66。高級知識分子的財富等級為7，權力等級為6，聲望等級為10，加權綜合後為7.40。最後按加權綜合數據排序，數據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權綜合數據7.5以上的為上等階層，6至7.5的為上中階層，4.5至6的為中等階層，2至4之間的為中下階層，2以下為下等階層。（見下表）

20世紀末中國社會階層模型表

從上面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前社會分層有以下幾個特點：

80%以上的工農大眾處於社會中下層（73.5%）和社會下層（9.5%）。這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中國社會的中下層和下層是農民、工人和流動勞動者。他們以體力勞動為生，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農勞動大眾是社會的基礎，他們是向社會付出最大、得到社會回報最少的階層。這個佔總人口80%以上的階層處於最低的的社會地位，這與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相悖的。

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城鄉差別還將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城鄉分割，人為地把人分為兩種身份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正在逐漸消失，但是，它還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作用。1億農民在城鄉之間流動，他們在城市做工，用打工的血汗錢回家交納政府的各種費稅（如「三提五統」），但城市還經常拖欠他們的工錢。他們在城市從事最髒、最累、最危險的勞動，以保證城市生活正常運轉，但得不到城市人的平等待遇。

中間階層比重太小，社會階層呈金字塔結構。

發達國家中間階層是一個佔比重最大的階層，整個社會階層結構呈橄欖形，中間大兩頭小。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中間階層比重在12.04%，比發達國家小得多。中國的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比重過大，社會階層結構呈金字塔狀。

金字塔狀的磚瓦建築是穩定的，因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狀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這是因為下層比例太大，想改變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個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恒心」，希望通過社會變動來改變自己的境遇，社會就不穩定。

上等階層中的不少人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

上等階層是全社會所關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會所敬重的，他們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會懷疑。眾目睽睽中的上等階層並不全都是眾望所歸、實至名歸，這個階層雖然處於社會上層，但社會並不是全然認同他們，這是因為他們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

通過以上階層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進入20年，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些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些沒有解決（如城鄉身份問題）。改革以後又出現了新的社會不公正。進入80年代後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到90年代中期，社會公正問題更形突出。

改革期間的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

對舊體制的歷史責任大、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小的社會階層，應獲得較少的改革收益；對舊體制歷史責任較小、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最大的階層，應獲得較多的改革收益。眾所周知，對舊體制的歷史責任大的和對改革成本承擔較小的社會階層是各級掌權者及他們的親屬和朋友，對舊體制歷史責任較小和對改革成本付出較大的階層是工人和農民。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扭曲的：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更多的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當然，對舊制度的歷史責任是不應當追究的，但制度變革的成本的收益應當大體對稱。農民在舊體制下受損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補償，而1984年以後，農民一直是弱勢階層之一，還繼續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種種經濟負擔來承擔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工人，在舊體中名義是主人，實際上沒有得到足額工資（工資的另一部分，即醫療、教育、住房的費用由國家集中，國家給職工提供保障，實際沒有很好地保障），改革後通過下崗來承擔改革成本。

強勢群體中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扼守新生階層上升的通道，收取種種形式的「買路錢」。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撈到足夠的利益以後，又用其強勢地位，使改革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企圖使制度始終保持對他們有利的狀態。這樣，就造成了制度性社會不公。

在跨入新世紀前後，中國政治鬥爭的內容和形式與改革初期和中期有所不同。社會公正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思考和爭論，但是爭論的雙方不完全是原來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鬥爭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爭奪利益的鬥爭，是弱勢群體反抗強勢群體以維護權益和爭取權益的鬥爭。這種鬥爭反映在知識界，是不同思想派別的爭論。

第二節 令人擔心的階層衝突

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還沒有完全形成階級意識，沒有成為自為的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階層之間也就不可能有自覺的階級鬥爭。

但是，各階層之間的利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階層間還會有利益摩擦和利益衝突，這種摩擦和衝突有時是很激烈的。

激烈階層衝突經常表現為群體性事件。

所謂群體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的群體在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採取有組織的集體抗議行動。他們集會、遊行，集體上訪、罷工、阻斷交通、圍攻衝擊黨政機關和重點建設工程，甚至採取打、砸、搶、燒等激烈手段。參加人數有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萬人或數萬人。

據不完全統計，從2000年到2004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群體事件20多萬起，而且數量年年增加。2002年4萬起，2003年5.8萬起，2004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上升30%。

據研究者分析，近年來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要特點，一是參與人員的外延擴大，但仍以工人、農民為主；二是數量遞增，規模呈不斷擴大化趨勢；三是來勢猛烈，矛盾衝突的形式漸趨激烈；四是組織嚴密，呈明顯政治化傾向；五是矛盾複雜，處置工作的難度增加。

階層衝突在城鄉有不同的表現：

在城市：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發勞資衝突較多地發生在私營企業和小型外商投資企業之中。不少私有企業勞動條件惡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勞動保護的環境中勞動。在這類企業裏，勞資矛盾十分尖銳，惡性案件時有發生。這些企業裏的僱工大多是小群體的外來農民，面對很不充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加上勞動者之間的激烈競爭，他們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條件。在企業裏，沒有保護他們利益的勞工組織。地方政府急於引進外資發展地方經濟，在勞資矛盾中常常站在企業主一方。工人對待資方不公正的待遇採取的對策是：「跳槽」，離開這家企業，另找新的工作；消極怠工；破壞機器（深圳曾發生過一起縱火案，卻使一些無辜者受害）。這些都是單個人或小群體行為。在個別地方和企業，在矛盾比較尖銳的時候，工人也曾自發組織過罷工，但範圍不大，影響面小，常常被資方另招來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罷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在政府部門的干預下，投資方作些讓步，但事後資方很快將罷工組織者開除。

拖欠民工工資是群體事件的一個引發因素。廣東工人群體事件七成源自欠薪。拖欠工資的既有私有企業，也有國有企業。一些大城市建築工地大量拖欠民工工資，引發了一些群體事件。溫家寶總理去四川時曾為一名姓熊的女子討回了1000多元工資，他回北京後，發現欠農民工的工資是普遍現象，據不完全統計，總共達千億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國家工程的欠款。

勞資衝突不僅發生在非公有制企業，也發生在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過程中（企業兼併、拍賣、破產）職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沒有聽取職工的意見，是近兩年來勞資衝突的一個新的爆發點。以1998年9月下旬為例，在不到10天時間內發生了幾起比較大的集體勞動爭議，都與企業資產重組有關。

1998年9月23日，成都機床廠部分工人連續三天將108國道（川陝公路）阻斷，造成成都東郊交通局部中斷，數千市民圍觀。示威工人標語上寫著：「四個月不發工資，我們怎麼活？」、「東嘉集團是騙子集團。」1500多名職工的成都機床廠有700名退休人員，虧損嚴重，被私營企業「東嘉集團」兼併。但兼併以後轉機不大，職工連續四五個月沒有領到工資，醫藥費也沒有報銷，因此引起職工不滿。

有1.5萬名職工的長春拖拉機廠，累計虧損2.5億元，實際資產負債率為129.4%，累計拖欠職工工資11個月。企業信譽屬於BBB級，不可能籌措到資金。長春市政府想通過兼併重組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沒人願意兼併。有關部門先後找了10多家國有優勢企業洽談重組事宜，都因拖拉機廠包袱太重而望之卻步。最後才找到私營企業春威集團，決定由春威集團兼併。但職工認為：一、私營企業兼併國有大企業不符合國家政策，是「挖國家的牆腳」（實際上國家沒有這樣的政策——作者註）；二、在沒有正式移交的情況下春威集團派人進廠，安插在公安處、財務處主要部門，並擅自把西大院出租；三、春威集團原承諾出資2600萬元，幫助廠區重建並發兩個月工資，原定21日發工資，但到25日沒有動靜；四、職工發現春威集團的汽車向廠外拉鋼材，認為國有資產在流失。職工懷疑原領導班子在和春威簽訂合同過程中有私人交易。9月24日，長春拖拉機廠數千職工在廠區內示威，9月26日，示威者集聚到長春市主要交通路口堵塞了交通，從早晨8時堵到下午5時。示威者還舉著大旗向吉林省委、省政府進軍，被警察堵住。示威持續6天，震動了東三省，長春市出動了數百名警察，暫時拘留了幾個帶頭人，省、市委出面做工作才平息。

1998年9月25日，原包頭鋼鐵廠「五七」工廠150多名女工，連續兩天在包頭市政府門前靜坐請願，打著「青春獻給黨，老了沒人養，要想靠子女，子女又下崗」橫標。

自1996年以來，因資產重組而引發的這類事件在各地常有發生。在企業兼併破產以後，國有企業的工人實際上已成為僱傭勞動者。生活困難、心理落差和對私有企業的傳統觀念，使得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矛盾變得空前尖銳。在國有企業幹了幾十年的工人和兼併這家企業私人僱主最容易發生衝突。

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歷史包袱也會引發勞資衝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不是足額的，他們的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本應是工資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由國家集中起來了，由國家來提供上述保障。在這方面國家對工人欠債很多，工人居住條件惡劣，不少企業發不出工資，報銷不了醫藥費。國有企業因破產、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崗，特別是一些資源性城市（以某種礦產資源的開發而形成的城市）資源採盡以後，也有大批工人下崗。工人下崗的時候應當是清算過去國家欠工人的債務的時候，但是，國家目前還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巨額債務。只給小量的錢「買斷工齡」（所謂「買斷工齡」，就是企業給工人每一年工齡經適當的補償，讓工人和企業脫離一切關係，企業再不管工人的各種社會保障。每一年工齡給多少錢，因企業狀況不同而差別很大。一般情況是，一個20年工齡的工人，可以拿到兩萬多元），讓工人離開企業。2001年，因對「買斷工齡」不滿，數以萬計大慶石油工人進行長達一個多月的抗議活動，使舉國上下震驚。國家一方面動用大量警察加以震懾，一方面拿出一大筆錢加以按撫。這筆錢主要是「中國石油」出的。有了這筆錢，大慶工人「買斷工齡」的價格遠高於其他企業，因此，其他企業因「買斷工齡」利益受損的工人，抬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老口號，要求按大慶的價格「買斷工齡」。實際上，他們這種要求不可能滿足。

在舊城改造中，一些房地產商對原有往戶補償不足，強迫老住戶拆遷，這是近兩年群體事件的一個新的爆發點。

在城市參與群體事件的可能還有一支新的力量，這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現在，每年有近百萬大學畢生找不到工作。這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多是沒有上層關係的工農子弟。為供他們上學，家庭負債纍纍，畢業即失業使他們和家庭陷入絕境。

在農村：農民和農村強勢群體的直接對峙如前所述，廣大農民處於社會的中下層，而和他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農村強勢群體。這個農村強勢群體是由鄉村幹部、鄉鎮企業經營者、私有企業主、糧食收購店、派出所、工商所、稅務等單位的負責人組成的。農村強勢群體在整個社會上來看，不算上等階層，但在農村，他們有錢有勢，凌駕在農民之上。在有些地方，農民和這個群體勢如水火。

村民委員會本應是農民的自治組織，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產生，可以加強農民的政治參與，從而可以緩和階層間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員會實際是鄉鎮政權的延伸。而鄉鎮政權的權力高度集中於黨委，村黨支部書記是由鄉鎮黨委委任的，而村民委員會的領導成員的產生，黨支部起著決定性作用。黨支部書記是村裏的第一把手，村委會主任只是村裏的第二把手。現在媒體熱衷炒作村民選舉，試問：第一把手由鄉鎮黨委任命，鄉鎮黨委和村支部書記不喜歡的人怎能選上第二把手？

鄉鎮一級政權有著強烈的權力擴張行為。黨委、政府、鄉鎮企業高度一體化，黨政財權高度集中於鄉鎮黨委，又缺乏權力制衡，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農村的封建殘餘結合在一起，對農民進行壓榨。

由於農村基層政權被強勢群體所把握，或者代表這個群體的利益，所以，農民和這個階層的矛盾常常表現為農民和基層政權的矛盾。而基層政權的重要職責是「收糧派款，刮宮引產」，和農民的利益相悖。所以，近幾年來，農民和基層政權直接衝突的事件屢屢發生，其中有些衝突規模很大。就在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地方，近年發生了幾次群體性衝突，其規模之大、行為之激烈，令人震驚。

基層黨政幹部在行使職權時採取暴力行為，最容易引發農村群體事件。湘南某鎮在1999年1月根據縣委和縣政府的安排，準備集中力量對農村社會治安進行一次重點整治，召開全鎮農村整治動員大會。鎮黨委書記、鎮長和分管政法的副鎮長及縣駐鎮農村整治工作隊隊長等人商定，利用召開動員大會之機，將該鎮村民自發成立的「減負組」的部分減負代表和該鎮因農民負擔問題多次到省、市、縣上訪的退休工人屈某等6人作為反面典型，列為「幫教」對象，用捆綁掛牌的方式在大會亮相。在會議召開之時，被捆綁的村民親屬衝進會場營救，引來上千名群眾圍觀，進而發展到群眾起哄，車輛被砸壞，幹部被打傷，幫教對象被村民接走。湘中某縣一農民因無力上交提留款項，幹部就搬走村民家的東西，從而發生爭鬥，村民在被打傷後自殺身亡。上千名村民到縣政府要求給個說法，使縣委和縣政府有數星期都無法正常工作。1998年，湘北某縣組織由民警、稅務人員和鄉幹部組成的30多人的行動隊，深夜到某村拘留「聚眾抗交屠宰稅」的毛某，數百名村民為救出這位「農民英雄」，與行動隊發生了武力衝突，15名行動隊人員被打傷，另外10人被迫脫衣承認「錯誤」，最後有關部門只得將毛某放出，被圍困近15小時的行動隊員才得以脫身。

在農村基層，強勢群體和廣大農民正面對峙，這裏「著火點」最低，矛盾最尖銳，最容易發生社會衝突。這種衝突是危及社會安全的觸發點，一旦觸發，就難以熄滅；不迅速熄滅，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引發衝突的常常是預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農村強勢群體過於張狂，使農民忍無可忍，不得不憤起反抗。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地「圈地」運動也隨之加劇。到2003年底，全國約有800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官方數字是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每年還以200萬人的速度增加）。對失地農民的補償費很低，使他們處於「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狀態。強勢群體佔有城市化的收益，卻讓農民承擔城市化的成本。各地都發生過農民對抗土地徵用、群體上訪等維權活動。

群體性事件實際是老百姓的維權活動，是弱勢群體對抗強勢群體的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群體事件就是階層衝突的一種表現。社會階層分化以後，由於制度缺陷，弱勢階層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正常渠道，從而導致激烈對抗。

如何對待群體事件，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態度是，積極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實行言論自由，讓各個階層、特別是弱勢階層有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權保證各階層協調發展，並使弱勢階層的權益不受侵害。另一種態度是，把群體性事件看成是群眾鬧事，企圖用警察等強制手段，把它消滅在萌芽之中。有些當政者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

最近幾年，中央把減少群體事件的任務層層落實到各級地方政府，作為對各級領導幹部的考核內容。地方政府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好動用軍警對付群眾，抓捕鬧事帶頭人。近兩年來，各地都在加強軍警對群體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層公安幹部把對付群體事件當作一項重要任務。山東省東營市公安局河口分局指揮中心主任荊向瑩在一篇報告中寫道：「基層公安機關處在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的前沿，既要有應對突發動治安事件的心理準備，又要有足夠的警力作為保障。要加強指揮系統建設，強化信息控制、後勤保障和應急隊伍建設。要強化平素訓練和預案演練，確保群體性治安事件一旦發生，能夠『拉得出，衝得上，打得贏』，做到『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各地都加強了警察對付群體事件的演練。據報道，深圳700民警針對大規模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演練。廣東佛山巡警為了應對群體性事件，進行了大規模演習，報道描述道：「全身裝備的防暴隊員排出整齊的隊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將滋事人群往後壓，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防暴隊員猛擊。民警命令警犬對著人群狂吠，同時後面兩輛防暴車連續發射了七枚催淚彈。僅10多分鐘時間，一場群體性事件被及時制止了。」另有「南寧舉行處置群體性事件演練」報道說：「8月7日，廣西南寧市舉行處置群體性械鬥事件演練，整個演練緊緊圍繞即將開幕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安全保衛工作實戰需要，演練運用科學的指揮系統，參演人員反應迅速，決策果斷，充分檢驗了有關部門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協調作戰能力。」有的媒體發了演練的照片：「公安幹警在演練中抓捕『帶頭鬧事』人員」、「村民與公安民警進行『械鬥』的演練」。各級政府鼓勵對群體事件「果斷處置」，《武漢晚報》報道：「恩施州公安機關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領導下，對當日發生在利川市團堡鎮堵塞國道、打砸搶燒、暴力衝擊黨政機關的群體性暴力事件進行了果斷處置。2月7日下午1時許，柴家灣村等地村民約300多人利用當日趕集人多的機會，有組織地乘車湧入團堡集鎮，圍攻衝擊鎮政府，堵塞318國道，造成150多輛車輛被堵，並燒毀和砸爛車輛，用石塊和磚頭等物暴力襲擊，砸傷在現場維護秩序的公安幹警和群眾。州公安局、利川市公安局、恩施市公安局、州武警支隊迅速調集警力，採取果斷措施將領頭鬧事者強行帶離現場，疏散鬧事群眾，迅速平息了事態。」

過分迷信警察的力量、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一旦激化到警察也控制不住的時候，就會引發上層的重大政治震盪。這種政治震盪可能有兩種絕然不同的結局：一種結局是使專制更加強化，警察對社會控制更加嚴密；另一種結局是通過政治突變，使民主化進程發生重大突破。到底是哪一種結局，取決於社會上民主力量的強弱。

第三節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

在從20世紀跨入21世紀的時刻，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兩側，有兩個思想派別進行著激烈的論戰。右側是自由主義，左側是新左派。儘管中國普通百姓對這場論戰並不十分在意，但國內外知識界對它十分關注。

這場爭論是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的狀況下出現的，是改革面臨原來沒有料到的新問題而出現的。這場爭論不是純粹的學理之爭，而是中國知識界著眼於中國20年改革的實踐，對當前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思辯。然而，這場爭論提出的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卻遠遠超出了20年改革的時限。它關係到中國改革下一步如何走，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從每一位參與爭論的學者來看，很少有純之又純的自由主義者或純之又純的新左派。同一位學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義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號稱同一派別的學者們對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又大相徑庭。所以，我曾認為，中國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新左派，也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派。儘管人物陣線不十分清楚，但兩種不同認識傾向是明顯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與其說是梳理兩個思想派別，不如說是在梳理兩種思想傾向。

是什麼人在爭論？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參與改革討論的只有經濟學家。當時我曾寫文章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僅靠經濟學家是不夠的。」目前參與這次爭論的有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和經濟學家。在冷冰冰的經濟學中注入了人文關懷和哲學思辯，多學科的專家們對當今社會進行聯合會診，當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隊伍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斷代遺傳。其主要力量是45歲以下和75歲以上的人，50－60歲的人很少。這是因為50－60歲的人在上學時沒有機會接觸自由主義的書籍，而且學的是俄語，到了能夠看到自由主義書籍的時候，由於年齡原因，吸收知識的能力已經大大下降了。但總的來講，自由主義隊伍擁有人才優勢。

75歲以上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當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時對國學有相當深的造詣，青年和中年對西學又有精深的研究，新華社國際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後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任美國所所長和副院長，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研究頗深。鄧小平出訪美國，李慎之任隨團高級顧問。像李慎之這個年齡的人還有一大批，我稱他們為「兩頭真」的人物：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後大徹大悟並真誠地直面社會現實。境外有的媒體稱這批人是「黨內民主派」，其實他們是自由主義派。如李銳、杜潤生、于光遠、胡績偉、李普、朱厚澤、曾彥修、吳象等。

自由主義者新生代的隊伍人數眾多，從20多歲到40多歲，分布在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新聞學多個領域。由於種種原因，有很多青年學者持自由派的立場，但不敢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因此我不能舉出他們的名字。自由主義者藉著改革開放的話語條件，宣揚市場經濟理論，批判行政權力擴張；宣揚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強制；呼籲政治開放，批判專制政治⋯⋯只要不明顯挑戰「四項基本原則」，他們的論著是不愁發表的。

中國改革開放20年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令人震驚的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現象。我們不能說「新左派」是社會不公正的專職批判者，但可以說，如果社會狀況良好，也許不會出現「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中國普通百姓中產生了對毛澤東的懷念。他們已經忘卻了毛澤東在世時的恩恩怨怨，把毛澤東昇華為一個象徵社會公正的符號。與此同時，老百姓對近年來新崛起的上層社會採取不認同的態度。新左派從上述群眾情緒中吸收了思想靈感，重申毛澤東時代的某些價值，並大力批判「壟斷精英」，自稱社會底層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疑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經濟全球化的抵制，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熱衷，對傳統社會主義的留戀。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種情況下，新老左派會合流，共同聲討自由主義者。老左派對新左派的出現是高興的。老左派的刊物（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上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對於老左派（鄧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們是新生代，是30多歲到40多歲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國外學習的經歷；二是他們的思想來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老左派的思想來源於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吸收了現代西方「後學」的思想。三是和老左派產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對傳統體制的解體，以維護傳統制度的面目出現，在改革過程中強調「姓資姓社」，新左派面對改革出現的新問題，批判業已形成的市場經濟的現實；四是指他們很多主張與老左派不一樣，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認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東西；對毛澤東，老左派「三七開」，新左派是「二八開」，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義者對毛是「倒二八開」，認為毛是中國最新最大的專制主義代表人物）；對民主的渴求、對特權的憎惡，新左派與老左派涇渭分明。他們雖然都把自由主義當對立面，但處理方式有點不同：老左派視自由主義為異端，用政治武器來打壓；新左派視自自由主義者為論敵，用理論武器來批判。

1992年以來，胡喬木、李先念、王震、陳雲等相繼逝世。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左派影響日漸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為抵制市場經濟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為社會主義原則的辯護士，成為毛澤東的辯護士。

新左派的優勢是：一是以某些民眾情緒為依托（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緒）；二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環境中，有著語境優勢；三是有《讀書》、《天涯》等雜誌作為陣地。在這場爭論中，新左派採取攻勢，自由派處於守勢（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爭論雙方的處境與政府對他們的態度有關。雙方都聲稱自己受到壓抑，都說對方在政府那裏「得寵」，都說對方是政府用來打壓自己的工具。這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派別，不管立場如何，都以批評現實社會為職志。所以，自由主義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從自己的角度批評時局，批評政策，批評不良的社會現象。他們一方面小心地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護自己的批評資格；另一方面希望政府採納自己的意見，並以意見被採納為榮。政府既吸收兩者的某些思想來修訂方針政策，又對兩者的某些方面進行限制，防止他們過分越軌以影響社會安定和政府的權威。新左派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依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中國當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們有時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進一翼否定中國市場化改革思路、否定參與國際競爭的必要性，與當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自由派對市場取向改革的贊同、對向西方制度學習的熱情，與主流思想的改革開放相吻合，使他們有時進入「高參」行列；而自由主義中激進的一翼對英美社會制度的崇拜、對專制制度的激烈批評、對經濟私有化的公開鼓吹，與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不過，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相比，具有明顯的「話語優勢」，主流思想對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基礎而加以防範。

他們在爭論些什麼？

這場爭論內容十分廣泛，既有學理上的，也有實踐中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狀的；對中國改革前制度的評價，對20年改革開放的看法，對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判斷，對今後道路的走向，雙方都有重大分歧。

對中國目前社會現狀的看法 改革20年以後中國社會現狀如何？爭論雙方各有不同的評估。

新左派認為中國社會發生了質變，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社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國的肆虐。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批判已經過時，當前的批判對象應當是資本主義，是市場霸權。

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就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經歷了50、60、70、80年代的社會和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沒有革命，沒有斷裂，沒的質變。」（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他們認為，毛澤東晚年的極左路線，在社會主義名義下實行的專制、幾千年的封建殘餘還在阻礙中國前進，對這些東西進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務。是堅持繼續批判這些東西還是阻撓這種批判，這種思想鬥爭還在繼續。

新左派認為，目前中國的改革越來越走向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模式，中國正在進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當前「中國社會的各種行為，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甚至政府行為，都深刻地受制於資本和市場活動。」「80年代中國的啟蒙思想所許諾的『好社會』不僅沒有伴隨經濟市場化而到來，市場社會本身呈現了新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加難以克服的矛盾。」（汪輝：《當代中國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新左派滿懷憂慮地問道：「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究竟是誰在統治，是人民呢還是寡頭？是權力呢還是資本？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國公司正在系統地、有步驟地剝奪世界各國人民的民主權利，正在把我們這個世界帶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這一現實的威脅，恐怕就談不上懂得民主。」（韓德強，2000年）

自由派認為，目前中國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但正在從不合理的體制走向合理的體制，走向人類文明的主流。他們所說的人類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為標誌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對於自由主義立場而言，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問題再多再嚴重，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走，決不能走回頭路，決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辦，種什麼、造什麼、賣什麼都得等上級指示的那種日子。」（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

對當前的社會結構的變化，自由主義者持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經過20年的改革，已經在政府之外出現了新的社會結構，這種新的社會結構可能是將來中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雛形，在中國的社會發展中是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讓這種新的社會結構進一步發展是一條必由之路。新左派認為上述看法是當今既得利益集團虛構的神話，他們認為，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間階層，而是新生的資產階級，是壟斷精英，壟斷精英是改革中社會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而不是應當鼓勵發展的階層。

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個金權、家庭統治的新型專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亞和拉美國家一樣。這是兩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認為這種危險在於市場霸權和壟斷精英，自由主義者則認為這種危險在於沒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權力結構，在於中國兩千多年相沿成習的專制主義。

面對當前的現狀，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制度創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創新的目標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憲政」，但是，在目前的語境下，這個目標他們說不出口；新左派沒有提出自己的明確綱領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對社會公正問題的看法 中國改革進入80年代後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公正問題更顯突出。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都承認社會不公正問題的存在，但對不公正產生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大相徑庭。

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公正問題的根子在於沒有得到改革的壟斷性權力結構。中國的改革是利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權力來構建市場經濟體制的，原來權力持有者及其親屬利用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機會為自己謀利。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行政干預過多，「尋租」現象泛濫，權錢交易每時每地都在發生。依靠權力發財是最大的社會不公正。他們還認為，改革開放20年以後，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上層建築幾乎沒有什麼觸動。這是公共權力進入市場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繼續產生社會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們強調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其適應市場經濟的基礎，強調讓公共權力退出市場，減少「尋租」機會，強調建立對政府權力有效性督與制衡的政治體制。

新左派不僅批評自由派想「經由市場自然達到國內和國際領域中的公平、正義和民主不過是另一種烏托邦」而已，還把不公正的原因歸咎於市場，歸咎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歸咎於過去多年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他們認為當今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場競爭造成的「強者越強，弱者越弱，使強者可以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對弱者進行壓榨和剝奪」。他們認為，在資本和市場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已經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的問題，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問題的診斷。

自由主義者對此反駁說，當今中國的貪污腐化無一不是當權者在濫用不受制衡的權力違法亂紀，搞權錢交易，這和近年來從西方引進的市場經濟沒有關係，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權力制衡機制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正是遏制腐敗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義者對藉改革之名化公為私、大肆掠奪國有財產的現象保持沉默，認為自由主義者是壟斷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只有自由才是實現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實市場原則（充分自由競爭、公開透明），就可以達到相對公正的分配。從經濟上來說，只有盡可能減少行政干預，保證自由交易，社會不公正問題就會減少。有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在自由經濟下，根本不存在社會公正問題。他們認為，商品交換是等價交換，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礎在公正，而公正體現在契約，所以等價交換就是公正。交換也是一種合作博弈，必然會產生合作剩餘，即使是不等價交換，合作剩餘在雙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不斷重複自由交換，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經濟學家討論道德問題就是「不務正業」，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

新左派認為，人們在市場上所交換的不僅僅是單純的商品和貨幣，交換過程中還有出賣勞動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貨幣平等交易的背後，掩蓋著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早期資本主義由此造成尖銳的社會衝突。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自由交換自身是不可能解決的。他們認為自由主義者所看重的法權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為法律賦予人們的平等只是一種可能性，它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實際上享有這些權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變為實際上的平等，還需要整個社會和每個適法者具備某些必要條件。

新左派批評自由主義者把解決中國當前社會問題寄託於完善的市場制度，是「制度烏托邦」。他們問道，迄今為止，哪個西方國家曾有過這樣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新左派憂心忡忡地認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壟斷精英階層已經完成了它的原始積累，他們已經有力量與體制抗衡，靠「規範市場」是解決不了社會不公正問題的。何況壟斷精英階層只允許按他們的意願來「規範」市場，不會按照理性的市場要求來規範市場。新左派認為，不僅要關心過程公正，也要關心結果公正。他們認為僅僅依靠市場原則，是不夠的。無論按特權原則分配還是按市場原則分配，如果結果是財富都壟斷在少數人手中，都違背了結果公正的原則，也將為民主設置障礙。民主和公正不能簡約為「市場競爭原則」。

對國際問題的爭論 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兩大陣營之間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判斷當前的國際局勢？中國應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世界？爭論雙方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冷戰結束以後，原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應當匯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市場化、民主化是不可違抗的歷史過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結果已水落石出，中國應當利用這個機會盡快地融入世界主流體系。

新左派認為，雖然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劇變，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並未解決，產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還存在，因為沒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種更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為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得到這種生活方式）。「當我看到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資本主義是怎樣肆意橫行的時候，意識到將近一個世紀的革命是資本主義本身而不是冷戰思想家所說的一小撮革命家陰謀的產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資本主義還在繼續培植社會變革的土壤。」（陳燕谷：《歷史的終結還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認為，當代世界經濟體系是由發達國家控制的，只利於發達國家壓迫和剝削後進國家，其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們對中國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態度。

自由主義者承認當今世界貿易規則有不公正之處，但是他們強調，「不承認市場秩序是人類自願合作的擴展秩序，偏說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於歷史事實。」（王思睿：《現代人類文明的主流》）現在，100多個國家一邊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卻積極參加WTO，不能否認100多個國家權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義者承認這個世界以強凌弱的現實，但他們認為，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咀咒這個不平的世界，而是盡快使自己強大起來，只有參加世界競爭才能使自己強大。

民族主義是新左派張揚的一個重要內容。他們認為，「當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關係沒有發展出相應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經濟過程仍然是以民族國家體系作為其政治保障的。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民族國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積極地干預當代的經濟過程，並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經濟活動的最大的代理人。」（汪輝：《文化與公共性》）他們認為，代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將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民族主義復興是歷史的必然。

從學理上講，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群體第一」這一點上成了「個人自由第一」的對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國家第一」在通常情況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敵侵略面前，自由主義者也會成為民族主義者，但在通常情況下，自由主義者對民族主義保持著警惕。他們認為，民族解放任務完成、民族國家建立以後，民族主義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是整合社會的重要力量。但過分的民族情緒有可能成為自我封閉的理由，成為現代化的障礙。更為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常常是專制政權用來剝奪公民權利、壓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義是以情感為基礎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非理性的力量。這種感情力量能夠很容易地調動起來，一旦調動起來就難以控制，就可能成為衝擊理智的破壞力量。他們警告，不要輕易玩民族主義這把耀眼生輝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和譴責，學生上街抗議美國的暴行。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十分活躍，有的對「和平與發展」的基本估計提出質疑，有的認為世界走向多極化只是幻想，有的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評，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軍費以擴充軍事實力的建議⋯⋯與此同時，他們加強了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力度。他們批評自由主義者近幾年來對西方的「權威和物質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墮落，投降興趣和維持會情結反而在高漲。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這種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質主義和偽善的自由主義的合法班車。」（《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編者的話）在這種上綱上線、潮水般的批評面前，有的自由主義學者對中國出現的狂熱民族主義情緒發表了憂慮的言論，這些言論立即遭到新左派的聲討。甘陽發表文章，將質疑北京反美大遊行中出現暴力行為的知識分子稱作「敗類」、「奴才」，說他們「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緊跟」。一些自由主義者頂風反駁，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資中筠在文章中說：「不知哪裏忽然冒出來一些『戰略家』佔據輿論要津，頭頭是道地『分析』，給人的感覺似乎又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新清算改革開放以來的路線至少是外交路線，由於涉及對整個世界局勢的看法，勢必也涉及國內建設路線。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擔憂。」在這樣開篇之後，她有針對性地一一陳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戰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顆炸彈就改變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去搞軍備競賽；美國和歐洲國家對外搞霸權並不能否定他們國內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聲不能被民族主義淹沒，不能讓帶有排外性質的民族主義抵制向現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權高於人權」絕對化是逆潮而行，是難以作為普遍的原則「佔住理」的，等等。

對美國「9・11」事件，新左派中有些人鼓掌叫好，自由主義者則普遍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從民族主義的邏輯來講，是應當主張主權高於人權的，但有些民族主義者（如王小東）在這一點上卻與自由主義者一致：人權高於主權。

自由為先還是民主為先？ 雙方都贊同民主，但兩者各有其出發點。自由主義者關心的是自由精神的發揚，新左派關心的是用民主來制衡市場權力。新左派的批評指向精英壟斷，希望通過民眾的政治參與制約市場霸權；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強制，希望通過經濟自由來提高效率。

民主制度在對公共問題作決策時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人的意志並不是每一個人的意志。在這裏，民主和自由發生了矛盾：對於民主來說，通過表決，少數人必須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服從多數人的判斷；而自由主義不必因此而服從，他們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說服。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原則和自由原則不是一回事。自由主義者認為多數人可以決定許多公共問題，但是，到了侵犯個人基本人權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們認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義相結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數人來行使權力，也要受到法治和憲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極權主義聯姻，即行使權力的人不受制約，這就是「極權民主」。所以，自由主義者申明：「自由高於民主。極而言之，前者是植根於彼岸世界的東西，而後者不論何等崇高，畢竟是此岸世界的東西。就經驗而言之，『民主』之運作，非有具備自由精神的個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於我們當中的，故其可以爭取之；『自由』則早已存在於我們當中，故其只可發揚之。『自由』是一種精神，一種不受到現象界約束的『超越現象』的精神；『民主』其實是一種運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種精神支配下的運作，那種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會選擇：市場經濟與自由》）

甘陽批評自由主義者：「以自由主義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結果是把所謂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數人享有的『特權』，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權利』。事實上，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把自由歸納為市場的自由，認為自由經濟能夠自動地實現最大的自由。在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第一原則。」甘陽批評上述傾向是「中國知識界集體道德敗壞症」（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甘陽還寫道：「當少數人正在瘋狂掠奪多數人的財產並且日益威脅多數人的基本保障時，我們卻聽到許多人在那裏搖頭晃腦地談什麼『多數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張「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須承認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與社會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決策和安排」。他們還認為，「全面民主必須既在局部範圍內又在全球範圍內反對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製造的全球性兩極分化。」（陳燕谷：《歷史的終結還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義者把政治權力的無限膨脹看成是奴役民眾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場力量的無限膨脹看成是奴役民眾的力量；自由主義者主張限制政治權力並且兩眼盯著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張限制市場力量並且兩眼盯著市場的缺陷。實際上，自由主義者並不主張對市場完全放任，他們認為限制市場已經包含在市場經濟之中，例如，反壟斷法本身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也是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

關於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 在西方現代化道路中，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是必須具備的因素。所謂市民社會，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經濟領域、自願結社和社會運動。公共領域是指國家和個人（特別是底層百姓）之間的政治表達空間。如果沒有市民社會，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沒有公共領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眾的直接對抗。中國目前底層人群的政治表達一是寄希望於新聞媒體，二是上訪，三是民間社團的表達，四是非秩序行為，即通過鬧事來引起政府重視。新聞媒體控制過嚴，很難表達底層的聲音；上訪的效果更差；民間社團的表達渠道也不暢通；非秩序行為常常引發暴力對抗。所以，公共領域的問題有著十分現實的意義。

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對這個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

自由主義者看重正在發育的中產階級，認為他們就是將來市民社會的主體，有了這樣一個經濟的市民社會，就會產生對公共事務的要求，進而就會發展出公共政治表達空間。而新左派把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正在發育的中產階層看成壟斷精英，認為他們是社會不公正的產物，他們要表達的是壟斷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眾的聲音，通過他們不可能形成社會底層的政治表達空間。他們問道：「許多政治精英及他們的子弟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並成為大公司和企業的代理人。我們能說他們是市民社會的代表嗎？」新左派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表達空間不一定要有市民社會，甚至存在於國家體制內部。有人還認為，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市民社會，也有公共政治的表達空間，如「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技術人員、管理幹部三結合）。鑒於「四大」已經被鄧小平廢除，新左派很看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作用。自由主義者希望從未來的中產階層中尋找公共政治空間，新左派從傳統政治領域尋找公共政治空間。從爭論雙方的文章來看，自由主義者比較親近中產階級，他們對私有企業主抱著很大希望（是邏輯，而不是口頭表達），他們更關心強者、能者如何充分施展才能，如何更多地為社會（首先是為自己）創造財富。而新左派更親近底層社會民眾，他們對私有企業主持批判態度（是口頭表達，不是邏輯），他們認為如果僅由這批人操縱的政治表達空間，就會對底層產生壓迫關係。他們關心的是如何讓社會底層參與政治領域。

對在改革中崛起的壟斷精英階層，爭論雙方都懷著憂慮和警惕。壟斷精英階層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爭論雙方都擔心，如果任壟斷精英階層發展，這個集團不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還會左右中國的政治。中國的私有企業在受到傳統體制的壓制時，學者們支持它（特別是自由派）；當他們已經發展起來、並與官員私下結盟時（大款「傍」官員，官員「傍」大款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學者們呼籲社會防止發展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爭論雙方有著不同的主張。新左派主張各個階層、特別是社會底層對現行體制要保持足夠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官商私下結盟的主導方面是政府官員，只有建立對政治權力的制衡機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產生。

平等優先還是效率優先？ 在經濟政策上，新左派強調平等，自由派強調效率。在這裏，不少人將平等和公平劃等號，又將公平和公正劃等號。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無疑義的是公正優先，因為公正是最高的社會準則。這方面的爭論有些概念混亂。

要提高經濟效率就必須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特別是能者、強者的積極性。為此，就得保護私有財產，就得為強者和能者創造施展才能的條件。自由主義者認為，在「消滅私有財產」和實行「經濟平等」的口號之下，沒收個人財產，將所有眾人的生產資料交由一個政治組織來掌管，其結果是政治權力進入了個人家庭生活，進入了個人的閑暇，也切切實實地控制了個人的腸胃和頭腦。這樣，所有的個人必須仰承權力的鼻息以求生存，個人獨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滅私有財產」，實行「經濟平等」、「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強調經濟平等。他們認為強調效率就會出現兩極分化，就會出現壟斷精英階層對底層的奴役。有人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認為「將效率置於一切之首的實用主義，為新的社會不平等創造了條件，也為政治民主化創造了障礙」，「現在人們寄希望用私有產權的合法化來解決當前社會矛盾，然而，如果私有化的過程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條件下進行，這個合法過程保護的就是不合法的分配過程。」（汪輝：《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在平等和效率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者擔心政府以平等之名無限擴張權力，可能造成政治權力對民眾的奴役；新左派擔心市場力量的無限擴張，可能出現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經濟寡頭對民眾的奴役。

雙方爭論除了以上幾個方面以外，還涉及了更為廣泛的領域：

——自由主義者講「告別革命」（李澤厚），對以往的過激的社會變革手段持批判態度；新左派強調「對革命激進主義的反省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且開始在走向反面」（甘陽），「今天已特別有必要提出：拒絕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拒絕以英國革命否定法國革命，拒絕以柏克否定盧梭，拒絕以所有這些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來的20世紀中國革命史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自由主義者對辛亥革命以來的20世紀中國革命史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革命史提出種種反思和批判，新左派則維護這一革命傳統。

——公共性和差異性。「不能用某種普遍的共同的東西去瓦解這個世界的各種文化特徵⋯⋯以換取由資本控制的高度同質化的世界。」（汪輝：《文化與公共性》）自由主義者同意他的前半句話：不能用某種普遍的共同的東西去瓦解這個世界的各種文化特徵，但自由主義者的後半句話是：以換取由一種先驗的理想控制的高度同質化的世界。也就是說，爭論雙方都主張多元化，反對單一化。但新左派反對的是資本控制的單一化，認為當前最大的危險正是這種單一化；自由主義者反對的是政治權力控制的單一化，認為當前最大危險還是這種單一化。

——對社會現代性的認識。自由主義者把傳統的社會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對立面，認為發達國家那種個人自由、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契約整合才是現代化。當然，他們也承認在這個基本原則下有多樣性的現代化社會模式。新左派認為，既然現代化有多種模式，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現代化的一種模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意識形態；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實現現代化為目標，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性的主要特徵。」「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

在這場爭論中還出現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話劇《格瓦拉》，舞台上下齊聲高喊：「打倒資本主義！」「鏟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詞）多數自由主義者冷眼旁觀，也有人寫批評文章。

進入2004年，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發起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2004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的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一再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說：「上世紀八90年代幾次重大鬥爭顯示，它是以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為武裝，以全盤西化為目標的反社會主義思潮。」他告誡人們：「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過理論創新的旗幟，成套地搬用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不僅組織了專門的研究機構，還出版了《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並為這本書舉辦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討會。《光明日報》2004年6月14日報道這次研討會時說：「專家學者數十人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關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國家，為壟斷資本提供更多的空間。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否則就可能導致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失誤。」

第四節 關鍵在於壯大民主力量

當前，中國要從制度層面上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怎樣解決在中國特有的改革路徑中造成的社會不公正。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如果讓市場經濟規律自由運行，其極端結果是兩極分化。這就需要用政府行為以補市場的無能和缺陷。而我們的政府基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政府，中國的改革路徑是用行政力量製造市場，市場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讓中形成的。行政權力左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動，而這裏的行政權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國改革的特有路徑，把市場經濟的缺陷和計劃經濟的殘餘結合起來了，這是產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行為和扭曲的、殘缺的市場相結合造就了病態社會。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審批權力」沒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錢和權力的交換。

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扼守新生階層上升的通道，收取種種形式的「買路錢」。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撈到足夠的利益以後，又用其強勢地位，或阻撓改革，或使改革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使制度始終保持有利於他們的狀態。這樣，就造成了制度性社會不公。

制度性社會不公正暴露出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個最基本矛盾：計劃經濟時代構建的上層建築和已經市場化了的經濟基礎嚴重不適應。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面對資本奴役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佔主導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詞。在資本的主宰下，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是資本僱用的勞動者。資本需要他們，他們才能得到勞動的機會；資本不需要他們，他們就會流落街頭。最近幾年，一批自詡為「知本家」的技術人員也成批成批地被「資本家」解僱。

任何商品被置於買方市場，就要受買方的主宰。勞動者也是如此。在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不僅一般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由於大學加速擴招，大學畢業生也會供過於求。中國勞資雙方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勞動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損害。

這裏有一個怎樣駕馭資本的問題。自19世紀以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對資本帶來的罪惡有過深刻的批判，寫出的文字汗牛充棟。馬克思主義是其中最為深刻的一家。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實際的。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尋求駕馭資本的制度，而是尋求消滅資本的制度，這像給小孩洗澡把髒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一樣。資本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要駕馭它，讓它為人類服務。其實，現代民主制度就是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中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

從資本對勞動的奴役這個角度也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問題。

無論是制衡權力，還是駕馭資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

當前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與缺乏民主制度相關聯。

中國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是聽任問題的發展，成為權貴資本主義；二是搞好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一個民主的法治的國家。到底出現哪種後果，取決於是否搞政治體制改革。

走出專制制度，是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課題，這個課題現在顯得相當緊迫。

讓我們再回到中國當前兩種思潮的交鋒上。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兩種傾向不同的思想的爭論，還沒有發展為政治鬥爭。我們應當尋求這場爭論的積極意義，從中找到未來發展的正確道路。因此，我想，能不能在各執一詞的論戰中，找到一些共同點，從而找到更多人能夠接受的正確東西？

個人自由與社會公正，是社會天平上的兩個砝碼。對這兩種目標的追求是社會前進的兩翼。兩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兩者之極端，相互兼容，才可以兩者兼得。人間沒有理想國。無論是個人主義的理想國還是集體主義的理想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社會主義作為個人主義的反題出現以後，吸收了自由主義中不少內容，並把自由的觀念和社會平等、正義的原則結合起來。馬克思批判了「兵營共產主義」，他理想的新社會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個性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把擺脫各種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放在首位，力圖創造盡可能多的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條件，由此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公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西方社會（暫且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會主義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則，沒有社會主義的營養，就沒有今天西方社會的繁榮和穩定。20世紀並不是哪一種文明勝利的世紀，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合理因素的共同勝利的世紀。

20世紀的歷史證明，凡是兩極狀態的社會都是不穩定的。極端的自由主義往往會忽視社會公正，使社會動盪不安；極端的集體主義會抹殺人權，也會導致總崩潰。而中間力量佔主流的國家，則比較穩定。

二戰以後，世界發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變化。在新的變化面前，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由二元對抗的思維轉向多元並存、互補、互轉、互通的新思維。新思維已使上述兩極有互相融合之勢。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就不是極端自由主義，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極端的左翼。這溫和的兩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為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思想。現在，在這溫和的兩翼之間很難看出明顯的界限。

當然，個人主義（以及與它相對應的社會制度）與集體主義（以及與它相對應的社會制度）這兩極的融合是一個宏大的歷史課題，這個課題至今因沒有完全解決而被高度關注。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給其得主阿馬蒂亞・森寫下了這樣的評語：「他澄清了使個人價值得以集結到集體決策當中去的條件，這些條件使集體的規則不致於損害個體權利的重要部分。」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把當前中國知識界的爭論梳理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爭論是一種簡約。實際上，參與爭論的學者很少有純粹的自由派或純粹的新左派。「我贊成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價值，而反對他們都反對的那些價值。」（秦輝）持這種態度的人在爭論雙方都有不少。當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這種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從上面我介紹的雙方爭論的內容中，我們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點：

都需要市場經濟，都不迷信市場，都不要市場霸權；既要反對「不公平的偽競爭」，也要反對「反競爭的偽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場競爭。

都需要行政權力，都反對行政權力過分擴張，都主張對行政權力進行制衡；既反對壟斷精英控制政治權力，也反對政治權力妨害經濟自由。

都主張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對把民主當成少數精英謀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對把民主變成多數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

都看到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也都看到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對中國有利有弊，儘管雙方在利弊的權衡上各有輕重，但都在尋求趨利避害的途徑。

都呼喚社會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單純歸結為改革前的舊體制，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正在完善的市場；從解決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場制度的完善，也不能發動底層群眾來與精英階層對抗，根本途徑是制度創新。

都主張多元化。既不能實行資本霸權的一元化，也不能實行政治強權的一元化。

等等。

還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識。當然，分歧會更多一些，上述共識中也包含著不少分歧。不過，我們相信，只要拋棄自立門戶和黨同伐異的學風，對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對批評對象思想本質良性把握，對批評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敵對，鮮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識就會越來越多。

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主張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東西是永遠不能融合的，如專制和民主，只能後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條件下兼容。近年來在國內外出現了「第三條道路」的聲音，這聲音起源於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條道路》。應當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是指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並不是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道路。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專制的。第三條道路沒有專制的地位。「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是與人性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414頁）從政治常識來看，權力不能同體自授，權力制衡也不能同體制衡。為什麼不能同體制衡？這是簡單的力學常識。為什麼人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因為他的手使再大的勁也是內力——內力不能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那麼，在中國現實條件下，怎樣走出專制、建立民主制度呢？不少人推崇晚年的蔣經國的民主化的果斷作法。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只有這一件成功的例證。

晚年的蔣經國力排眾議，銳意改革，拋棄了一黨專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蔣經國意識到，開放報禁、開放黨禁，誰也阻擋不了。如果繼續堅持僵化的專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後，台灣將面臨重大的危機。於是，他順應了歷史大方向，斷然決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動改革不如主動改革，死後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1986年9月28日，135名反對派人士在台北市圓山飯店集會，他們提議建立新黨，起名為民主進步黨，與會代表興奮地一致通過。消息傳到蔣經國官邸，他沉思了半個小時以後，才通知幾位核心高級官員到官邸開會。黨政軍要員匆匆趕到，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出現，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當情治部門的首腦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單時，蔣經國說：「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應該避免衝突，保持鎮定。」他決定默許民進黨的成立，只是要求媒體低調報道。黨內大老抱怨說：「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爸爸，把他們（反對派人士）丟到海裏去！」而蔣經國一笑了之。事後他對蔣彥士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始了。

對於蔣經國晚年的這一歷史性的果斷，中國知識分子寫下了不少讚美的文字。戴晴女士寫道：

「乾綱獨斷，以專權雷厲風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蔣經國的模式，也未嘗不是我們今天的模式。蔣經國已經離世，他的靈柩所過之處，數萬人沿街慟哭，世界上聞名的產花地鮮花銷售一空。為什麼？他安排了蔣家王朝統治的終結，他安排了黨禁報禁的廢除。「不錯，我是一個專制者，但我是最後一個，我以專制保證民主制度的開端⋯⋯」

以中國之國情，專制只能在專制者手中結束。（戴晴：《從林則徐到蔣經國》）

由這裏引出了新權威主義的論題。80年代，新權威主義在中國風行一時。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研究員吳稼祥曾寫文章鼓吹新權威主義，他寫道：

中國大陸的改革和現代化需要政治強人，就類似於近幾十年來在東亞諸國和若干地區產生的那種政治強人⋯⋯

新權威主義強調的不是政體，而是領袖。民主政體可以產生有權威的領袖，也可能無法產生。專制政體也是如此。事實上領導一個國家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偉大領袖人物產生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選舉的，也有繼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變上台的，從世界近代史上我們可以找到相應的實例⋯⋯

新權威主義不僅強調領袖人物，還強調與領袖人物配合默契的決策集團，強調英明的見解、果斷的行動、排除任何障礙的力量以及高超的應變能力。（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

1996年10月29日，趙紫陽在他家中同本書作者也談到了新權威主義這個話題：

楊問：有人說，「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是您先提出來的，是不是這麼回事？

趙答：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其中有這個意思，我在經濟領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領域是保守者。我現在有改變。我在四川工作時，一位陝西工人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經濟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後來我跟別人說過這封信，說這兩句話有道理，承認我是有這種想法。到北京工作後，我還是不贊成政治上搞得亂糟糟的。有人說我贊成新權威主義。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是怎麼回事。我不認識吳稼祥。有幾個學生到台灣中央研究院，他們很欣賞美國的民主，認為台灣比大陸民主。一位台灣教授教訓這幾個年輕人說：「你們應當了解一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強人政治，穩定一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裏，小平提到方勵之。我就把上面說的事講給他聽。我說有一種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他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

但是，大陸不是台灣，鄧小平不是蔣經國。鄧小平有足夠的權威，但他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威來結束專制，反而加強了專制。是鄧小平不如蔣經國開明、果斷，還是大陸的民主化條件不如台灣成熟？也許兼而有之。但不管怎麼說，鄧小平這麼高的權威，都沒能結束專制，在他以後，中國還會有強人政治嗎？還會有能夠結束專制的專制者嗎？

事實上，自鄧小平以後，強人政治已經轉化為常人政治。中國再不可能出現鄧小平、蔣經國那樣的政治強人，也不可能有鄧小平、蔣經國那樣的權威。進入中國最高層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層是因為機遇、性格、能力和人品。他既沒有在血與火的戰爭中獲得功勛，也沒有在非凡的政治風浪中得到榮譽。他們沒有政治資本。想平地起高樓，通過宣傳手段和組織手段人為地製造一個新權威，這是不可能的。硬要這樣做只能是東施效顰，貽笑大方。今後只能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一個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動下作為。他的成功與失敗決定於對社會現實需要的判斷，決定於對政治力量合力的方向的判斷。判斷對了，他就可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判斷錯誤，他就會成為時代可悲的棄兒。

如此說來，中國未來民主化最根本的還是社會上民主力量的發展、壯大。只要民主力量發展了，在各種政治力量中成為一支強大力量，足以影響社會合力的指向。到這時，善於審時度勢的掌權者就會因時就勢，果斷地作出決策，加速民主制度建設。

經濟市場化是民主力量發展壯大的一個條件。中產階級的壯大，某些政府行為逐漸回歸社會，現代政治文明的傳播與普及，封建專制思想的逐漸削弱，契約關係逐漸代替行政關係，鄉村選舉的民主實踐，黨內民主化的逐漸加強，等等，這些都是民主力量發展和壯大的條件。當然，民主力量的發展壯大，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將會伴隨著種種政治鬥爭和曲折。

附 錄

一訪趙紫陽（1995年12月16日）

再訪趙紫陽（1996年10月29日）

三訪趙紫陽（2000年5月28日）

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自我辯護發言

本書作者按：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訪問趙紫陽時，曾承諾在世紀內不向外透露訪談內容。我忠實地遵守了承諾。現在進入新世紀已有四年，趙老身患重病，趁他健在的時候我將三次訪問的記錄公佈出來，給歷史留下一個見證。

附錄一：一訪趙紫陽

時間：1995年12月16日上午9時至12時15分。

地點：北京燈市西街富強胡同6號。這是一個複合四合院，由南院和北院組成，是趙下台後的住處。趙的家人住在北院。門窗油漆一新。門外有一個小牌，上寫著「非開放單位謝絕參觀」。院裏有幾個戰士看門。戰士們住在南院的南屋。南院的北屋就是趙的辦公室兼會客室。我們就在這裏交談。一張寬大的寫字枱上散亂地放滿了文件。寫字枱前後牆上各有一張掛毯，在前面牆上的一張是草原上一群奔馬，突出的是一匹白馬和兩匹赤馬；後面牆上那張是綠樹叢中幾隻鹿。趙養了一隻白毛獅子狗，白毛已經發灰了。我們走進這個辦公室時，他把小狗抱起來，放在寫字枱前面的桌子上。我們談話時，小狗一直蜷在那裏。

趙紅光滿面，氣色很好，动作敏捷，看不出老態，不像76歲的人，只是頭髮全白了。他記憶力很好，思維很嚴密。就我提的問題，他一口氣談了三個多小時。

趙的老鄉宗鳳鳴先生把我介紹給趙，並一起聽趙的談話。

問：中國共產黨歷任總書記下台都是要作檢查的，而您下台卻沒有作檢查。您能否結合您在「六四」前後的經歷，談談自己的想法？

答：關於「六四」問題，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主要談我在「六四」前後的經歷。這個發言海外報紙去年都發了，你可能看到了。現在再談，也沒有這個發言詳細、準確。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講事實過程，講我處理這件事的過程和爭論。

我去朝鮮訪問前沒有明顯的爭論。當時提的方針，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針，鄧是同意的。李鵬同志內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鮮前也沒有表現出來。爭論出在我從朝鮮回來之後。

我去朝鮮前學潮是向緩和方面、平息方面變化的。學生之所以集會，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張不要干涉學生的悼念活動，學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說不好。他們在外面悼念，我們在人大會堂裏面開追悼會。追悼會開完後，耀邦的靈柩順利送到八寶山了，學生沒有理由再鬧了。我認為，只要我們以後的工作不犯錯誤，事件可以平息。因為我覺得不會出大問題，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鮮了。

李鵬送我到火車站，問我有什麼交待沒有。我說，就這麼幾條：一是耀邦追悼會結束了，要恢復正常秩序，要復課；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三是打、砸、搶、燒者例外。李鵬沒有講不同意見。李回去後，把我的意見向鄧匯報了，鄧說，就照紫陽的意見辦吧。

我去朝鮮後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提出要向常委匯報，說情況很嚴重。常委開會聽了北京市委的匯報。正如人們說的，謊報軍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來，說學生要搞全國性的大串聯，要建立組織，大事不好。我去朝鮮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講，也同意學潮實際在平息。當然，他們在常委會上講的情況不是沒有，但他們把情況說得太嚴重了。李鵬主持常委會，聽匯報後，他總結，說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

第二天，他們去鄧那裏匯報。有李鵬，有楊尚昆。小平一向對學生鬧事反感，如果我去匯報說學潮正在平息，他也會點頭。他聽李鵬一講，覺得問題嚴重，就發表了「4・25」講話，給學生運動定了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立即通知各單位傳達，北京市馬上開了幾千人的大會傳達。

「4・25」講話後，又發表「4・26」社論。學生容易衝動，就引起了4月27日的大遊行，有十萬人參加。事情就這麼鬧大了。本來通過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漸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間，有很多學生沒有上街，「4・26」社論把這批中間學生也調動起來了。「文革」以後，人們對戴帽子很反感，機關知識分子都認為不應該這樣扣大帽子。「4・26」社論把大批人推到另一邊，引致那麼多人聲援，那麼多人擔憂。

「六四」的根本問題是「4・26」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

「4・26」社論沒有發給我，在朝鮮時我不知道這個社論。但小平的「4・25」講話發到了朝鮮，使館給我看了。我也表了態，同意小平同志關於穩定局勢的講話，因為這是內部講話。我沒想到他們會公開發社論。到5月17日，我會見戈爾巴喬夫後，常委公開發生分歧。我主張從「4・26」社論退回來。有人說退回來涉及到小平。我說，這個社論我雖然沒有看，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李鵬說，沒有那個必要。

我從朝鮮回來路過瀋陽時，遼寧省委同志說，小平講話傳達後反映不好。當時我想，為什麼要傳達呢？過去有一條：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來。這次為什麼要把小平抬出來呢？對傳達「4・25」講話，鄧本人也不高興，因為他們把鄧推到前面去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論。一定要我表態支持「4・26」社論。

「4・27」大遊行後，李鵬等也認為「4・26」社論搞壞了。他們沒有想法緩和，而是認為要堅持下去，要頂住；而是千方百計地證明「4・26」社論是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當時可能有私心，特別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發表一篇講話。李鵬、姚依林、宋平、李錫銘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我沒有加，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必要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鄧家的孩子（大概是鄧榕）給鮑彤打電話，要求在講話中加上一段小平對青年的關心。因為「4・25」講話公開以後，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講話中加上了這一段。

「4・26」社論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包圍我，影響我，要我堅持「4・26」社論。開始我沒有講話。李鵬到我家談這事。我說要讓學生復課，有問題可以對話。我看了公安部「4・27」遊行的錄相。費孝通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找我。費孝通態度很明確，說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師大的兩位校長，兩人的態度不一樣，但反映的情況是一樣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4・26」社論把學生激怒了。「4・26」社論發出後，學生衝出校門要上街。學校領導和黨團組織出來阻止。因為「4・26」社論態度很強硬，學校怕學生上街後真會發生流血事件。但「4・27」遊行什麼也沒有發生，學生勝利了。這時學校的領導和黨團組織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後的學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事情很不好辦。有小平講話，又發了社論，學生怕秋後算帳，要求收回社論。而李鵬、北京市委堅持「4・26」社論不能退，還拿鄧作牌子，說「4・26」是鄧的話。事實上，是他們定性在前，鄧講話在後。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騷亂、動盪、風波，都是講規模，沒有講性質。小平講動亂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什麼樣的動亂。動亂有人民內部矛盾，也有敵我矛盾。問題就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定性上，在5月17日常委發生爭論時我是這麼說的。

當時常委大多數人認為可以採取逐步緩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說「4・26」社論了。5月4日，我接見亞銀時，就根據這個精神發表了講話。提出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辦法解決問題，提出學生和政府要冷靜、克制⋯⋯八個字。這個講話反應很好。北京7所大學復課了（當時報紙有報道）。這是又一次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一次機會是耀邦追悼會完畢）。但這時學生還不放心，認為我講的是空話，沒有落到實處。這時如果繼續對話，加緊做工作，形勢就會好轉。

但是，不知有什麼背景，何東昌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說：「趙紫陽的講話和『4・26』社論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他實際上否定了我的亞銀講話。我想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自己不可能發表這麼大膽的講話。何東昌的講話正符合大學黨政幹部的口味，因為「4・27」遊行後，學校黨委灰溜溜的，他們也希望死守「4・26」社論這條線。何東昌講話傳達下去後，人們普遍認為，我的講話不代表中央。

這時，學生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而另一些人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他們還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裏送，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兩面挑撥。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和學生沒有聯繫，兩方面都不買我的帳。學生想要「4・26」社論的結果，繼續對政府施加壓力，而這邊鄧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李鵬對我說：「你主張不激化矛盾的緩和辦法沒有效果嘛！」和學生對話，對一次和學生鬧一次。李鵬堅持只和學生會對話，不和鬧事的學生對話。我說，和學生會對話等於和自己對話，沒有用。現在另一方是鬧事的學生，要和他們對話。

戈爾巴喬夫訪華，學生佔領了廣場，連舉行歡迎儀式的地方也沒有，政府大丟面子，也給李鵬他們以口實。我在和工人對話時勸告學生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學生沒聽懂我的話。我這話後面的意思是：你們鬧得越激烈，有人越高興。

學生鬧得越來越厲害，李鵬和北京市委對小平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就是到了這個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動武不可。

戈爾巴喬夫走了以後，我想，事情拖得這麼久了，學生也疲了。廣場上的學生已經不多了，北京的學生都回去了，留在廣場的多是外地學生。如果我們在「4・26」社論上退一點，事情有可能好轉。「4・26」社論不退，學生怕秋後自算帳，就很難安定。

學生中也有激進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時候，他們搞起了絕食。

我認為，軍管必然導致動武。從「4・26」社論導致「4・27」大遊行說明，現在用上綱上線想把群眾壓下去是不靈了，用權威人士出來壓也不靈了。既然這兩個都不靈了，又不退讓，搞軍管，勢必發生衝突，一衝突就要流血。當時我還擔心，學生流血會不會造成工人大罷工？當時我沒有想到用幾十萬大軍嚇住，只有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但這對共產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當時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他們開槍，這說明我們在群眾中有信譽。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糾察隊；北洋軍閥也只打死十幾個人；一二九運動蔣介石也沒敢開槍，我黨歷來沒有這個歷史，所以，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他們開槍。

結果開槍是把事態壓下去了，但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失太大了。這樣的搞法只有鄧才下得了決心。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好幾個軍區的力量。

我在解放前也鬧過學潮。組織學潮搞無限期罷課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學生還是要唸書的。「五四」前學生已經鬧夠了，他們不會無限期罷課。政府退一步，給學生個台階，就可能平息，用不著動武。

怎麼退？在5月17日晚的常委會上，我說後退的事我承擔責任。小平只要講這麼一句話：「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沒有原來說的那麼嚴重。」當時學生遊行的口號中有擁護改革開放、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儘管他們有些口號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小平可以接過來，用來緩和矛盾。只要小平講了這麼一句話，剩下的工作由我們來做。

直到最後我還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軍管就要流血。確定戒嚴後我給鄧寫了一封信：我擔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我是指工人罷工）。

後來有一種說法，說鎮壓是被迫的，是無奈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有多次機會可以不採取流血的辦法，關鍵是我們的措施不對，方針不對。

事後也證明，哪有什麼黑手？哪有什麼組織、領導？真正有組織、有領導就好辦了。他們的領導也是當時產生的，甚至一天換一個。

我當時就說，我們是執政黨，誰能有組織、有領導搞麼大的事件來？

說開槍是沒有辦法是後來講的。一開始是說動亂就要鎮壓，後來才說鎮壓是不得已而為之，說政府採取了克制態度。誰克制？要不是我從中做工作，早就這麼幹了。李鵬還對外國人說，我們沒有橡皮子彈。

學生中也有激進分子，他們就怕學生不鬧，於是一會兒搞自由女神，一會兒搞絕食。

你問對付學生為什麼要調這麼多軍隊，開始軍隊開不進來，後來才越調越多。調少了也怕軍隊發生變化。這時我已經下來了，具體情況不清楚。

5月16日，上午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下午我會見。晚上開常委會。在這之前，我已很明確地提出「4・26」社論要討論。這天的常委會上我正式提出「4・26」社論要有個說法，定性不恰當，要改。雖然我沒有看這個社論，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改「4・26」社論的定性，但無論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說一句話就行：「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嚴重。」

這天晚上我和李鵬發生爭論。他說，沒有必要讓你承擔責任，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他說，「4・26」社論是鄧的講話。我說不是，是常委會定的調，向鄧匯報後才有這個講話。李鵬說，你在朝鮮回的電報中說同意制止動亂。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問題不是出在動亂上，而是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定性上。而這個決定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給鄧寫信要求面談。鄧通知了幾個人——李鵬、姚依林、胡啟立、喬石、楊尚昆和我。我們去了鄧家。本來是我要求談話，他通知了這麼多人，顯然不是要聽我的意見。我還是重申了我的意見。姚、李說，學生動亂不能制止，是趙在亞行會議的講話引起的，這個講話使學生感到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我表示，對搞軍管我擔心出現嚴重後果，我很難執行。胡啟立也反對軍管。喬石原來不贊成軍管，在這個會上也贊成了。楊尚昆原來反對軍管，後來也贊成。最堅決的是姚、李。其實，這幾個人的態度無所謂，就是五個人都不贊成，鄧也可能實行軍管。在鄧家開會之前，我的意見是多數，我、啟立、喬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這之前他們和我一起根據這個意見做了很多工作。

現在回答你的問題，我為什麼下台不作檢查？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作為總書記，到最後關頭，我贊成軍管，這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台。鄧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的方針，還是下台？我選擇了後者。這一點我反覆想過。不贊成和不當總書記我是一起考慮的。從鄧家開會一回來，我就寫了個辭職信。楊尚昆勸阻我，才收回。他說，你的辭職信一傳出去，就會引起更大的動亂。所以，對下台我並不悶氣。

這件事不像別的，不像過去搞運動作檢討。過去搞運動我作過不少檢討，那時總認為毛主席是對的，自己可能有錯誤。包括文革，我作檢討也是這樣。這一次我不這樣看。當然，這和文革後思想解放有關。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

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勸我不要講話，勸我作幾句檢討，不深刻也行。他們沒有想到我在會上有這麼個發言（在政治局擴大會上講的）。他們幾位在這個會上的發言都印發作為中央全會的材料，我的這個發言開始也印了，後來又收回了。原來要給我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我有這個發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員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會議，我要講話，他說：「不講了吧！」我堅持講。姚讓我講15分鐘。我事先準備了稿子，20分鐘唸完了。我一講話，他們很不高興。開完會我就走了。第二天復會，把我的中央委員也沒保留了。關於我的問題組織處理進行投票，我沒舉手。我說：「不當總書記我可以舉手。說我分裂黨、支持動亂我不接受。」

在整個動亂期間小平一直在北京，並不是傳說中他在外地。

問：現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書中，說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這種看法作些說明？

答：這種看法我也聽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銘的書和吳江的書。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他下台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台前我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現在就人們說的這四件事作些說明。

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在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

訪歐前夕

這中間有個誤會。確定耀邦下台以後，1987年1月，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有人批評耀邦不受約束，好即興發言，對重大問題輕易表態。我也講了這方面的問題。我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講到這裏，我說，早在1984年我給鄧寫過一封這樣的信。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

他在日本訪問，一下子就邀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國訪問。一回來就忙得一塌糊塗。他到朝鮮訪問答應金日成派飛行員到中國受訓，可以開中國的飛機。小平對他這一點很不放心。

吳江的書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唸了這封信。實際上沒有唸。當時要唸了就不會產生誤會了。

說鄧要退下來胡舉雙手贊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實並不是這樣。

耀邦是否說舉雙手贊成我不知道，因為耀邦下台之前鄧沒有說他退的問題。

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任軍委主席），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耀邦當時持接受的態度。耀邦還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我說：「我雖比你小幾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他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我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他說：「這個意見好。」

小平沒有同我談他退不退的問題。

我不贊成鄧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後的事。1987年夏天，成立7人小組，負責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負責。這次小平講，十三大他不做常委（軍委主席還做）。當時我不贊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還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說過），與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內管事。何況在很多老同志還在的情況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輕。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委內面管事。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六四」就有人說「垂簾聽政」。（插問：為什麼小平從一開始不自己擔任黨的主席？）這一點我說不清，只能是猜測，大概是考慮輿論吧。一開始叫華國鋒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樣，華在粉碎「四人幫」時還是立了功的。胡不願接黨的主席。胡說，華在台上並不妨礙我嘛！鄧不接受胡的意見。陳雲堅決要華下來。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鄧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不聽他們的。兩個人已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

1986年還有這麼一個情況。胡訪問歐洲時，多次向記者講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我外出訪問時一概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是總書記迴避不了。是否有人從這裏覺察出我們對鄧下台態度不一致？

胡下台不是講鄧退下來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麼狹窄，他還是偉大的嘛。他對胡很了解，只是認為胡不夠持重。

關於對學潮的態度問題。在1986年鬧學潮時，12月30日，鄧找我們（還有何東昌等）開了一個會，講了一篇很嚴厲的話，說這次學潮是長期對自由化放縱的結果。還說，我講過多次的王若望等人的問題為什麼不處理。當時我插了一句：劉賓雁找了費孝通、錢偉長，商量1986年要開一個會，紀念反右鬥爭30周年。費、錢覺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沒有搞成。小平說，費、錢不錯。

我沒有批評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1986年學潮是我和耀邦、啟立三個人一起處理的，沒有分歧。所以，學潮問題我不會批評耀邦。

關於1983年陳雲聯我倒胡的問題。

說1981年陳雲倒胡沒成功，說有三次常委擴大會在經濟問題我批評耀邦。事實是，有一次常委聽財經小組匯報，匯報的中心內容是「經濟指標不搞那麼高，定低一點，讓下面超額完成，比高指標好處多」。這是我安排匯報給小平聽的。小平說指標定得太低。這次匯報是對小平這個問題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計委的姚依林和宋平匯報，小平主持。我插話：前幾年我們帶有還帳的性質，所以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過不去。會上沒有爭論。就在這個時候，陳雲拿出講稿，針對胡耀邦一段時間內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10條（也可能是7條）批評意見。如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陳雲就說：「財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還有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談過看法，陳雲對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評。陳雲批評時，耀邦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承認。看來陳雲是憋了一肚子氣，一吐為快。小平不願意在這個場合下批評耀邦，也不願意爭論。他沒有思想準備，不太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

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他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裏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我制止了。我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制是兩回事。在經濟改革方面我們意見是一致的，但在經濟發展問題上，我們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和耀邦在經濟發展中的分歧在陳雲批評他之前，在鄧那裏談了一次話，說清楚了。我主張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張提前翻一番。這是我們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裏去談了一次話。我說耀邦這些講話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

胡喬木認為耀邦在1983年那個全面改革的講話全文沒有四個堅持。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

陳雲批評耀邦之後，胡喬木說：「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小平說：「你們商量一下吧。」我們定下來開一次會商量一下。事後我在書記處說：「書記處可以準備準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

過了兩天，胡啟立到我那裏去說：「鄧力群在新華社的一個會上把陳雲批耀邦的話捅出去了。」我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會還沒有開怎麼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之後我去天津。家裏來電話說：「各省打招呼會不開了。這是小平定的。」

我從天津回來後，耀邦到我家告訴我：「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我並不認為問題很嚴重。我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也不懂。我也不認為喬木和鄧力群（指當時的鄧力群）有非分之想。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的講話憋了一肚子氣。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

事後，胡啟立對我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

就在陳雲批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

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

陳雲的確有一肚子氣。我勸耀邦到陳雲那裏去談一談，他答應了，但沒有去。

領導班子中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

小平為什麼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國外也是亂猜測。小平對耀邦態度改變，有人說是受陳雲的壓力，有人說是受到挑撥。挑撥是有的，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問題，鄧力群不斷打報告。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對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經濟工作中的亂講話，鄧並不看重。鄧了解他，他們的關係很深。

根本原因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鄧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來搞，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鄧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越來越失望。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中間鄧讓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第一次是讓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鄧提出來的。反精神污染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之後不了了之。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外國記者也從中挑撥。

1984年12月，作協召開「四大」，在耀邦講話的空氣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氣很大。作協選舉，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較積極的人全部落選。這樣一來，很多老同志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耀邦和啟立主持的。老同志對他們當然有意見。

1985年，小平讓喬石給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1985年在北戴河，在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我對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他同意了，但他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我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陸鏗1985年和耀邦談話我不知道。就在1985年7月，鄧要喬石傳話時，喬石、啟立對我說：「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太不像樣。陸把他說成開明派，挑撥離間。耀邦沒有批駁，而是迎合的態度。」

1986年，從北戴河回來的一位老同志問我：「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小平對這位老同志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小平還對這位老人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我觀察到，從這時起，老人們對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後來我聯想到，1986年4月，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換下來，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鄧是以年輕化的名義和他談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這麼理解的。

1987年1月耀邦下台，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們的決定提前了，形式也變了，由平穩過渡變為這種辭職的方式。

對後來耀邦辭職，我既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為他說話。我知道，老人們已經定了，說也沒有用。

事實上，1986年學潮發生後，鄧在12月30日的談話中指名批評胡耀邦，這個講話當時就發到各地去了。他已經無法工作了，只能辭職。

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轉向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雖然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但我想，讓別人搞就沒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那時不可能為胡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能把啟立保下來很不錯了。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來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對我和胡耀邦關係的傳言有三個原因：一是不了解胡為什麼下台；二是我們在經濟發展問上確有分歧；三是耀邦下台是我接他的職務。

外電說，鄧受到壓力，在胡、趙兩個人中，鄧只好犧牲胡保趙。不是這麼回事。鄧不是受壓力才讓胡下台的。

也不是胡讓鄧退休，鄧才讓胡下台。如果是這樣，鄧就沒有偉大之處了。

鄧每次對思想戰線上的批評材料不是來自胡，都是喬木、力群反映的。鄧一問，他們反映的確有其事。思想戰線是耀邦分管的，這當然使他被動了。

鄧了解胡。有一次鄧向我介紹胡的長處之後，說胡不夠持重。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深，鄧對胡很了解。

我和胡的關係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這個人的確有毛病。例如，經濟工作上的分歧，在小平處已經定了，主要由財經小組和國務院管，1984年，他又以端正行業不正之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聽匯報。匯報會上，他又下指標。他定的指標國務院不知道，但部裏都來國務院要錢要物，說是耀邦定的指標。

總之，在改革問題上我們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經濟發展上，我們的意見不同。他還是搞宣傳鼓動、搞群眾運動那一套。

附錄二：再訪趙紫陽

時間：1996年10月29日下午3點半到6點。

地點：還是上次那個地方。張廣友得知我要訪問趙紫陽，一定要同去。還是趙的老鄉宗鳳鳴先生引見並作陪。這次訪問張廣友說話太多，影響趙的講話時間。

這次一開始是閑談。老張問他看過《改革風雲中的萬里》（張廣友著）沒有，這本書要再版，您有什麼意見。趙說，眼睛不好，白內障做了兩次手術，很少看東西，看東西也很粗。你的書我只是翻了一下。

談到他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趙紫陽說，身體除了眼睛，都很好。一個星期打兩次高爾夫球（他的寫字枱上有一本《中國高爾夫》雜誌）。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別的地方不能去。看看電視，愛看歷史劇，不管寫得好壞。看書少，看些閑雜書。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看不到了，信息也不靈。國事已經很淡了。不能說不關心，但的確是淡了。對當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沒什麼意思。

談到境內外寫他的書。趙說，《趙紫陽傳》的作者趙蔚我不認識，他是抄報紙寫的。我的家庭情況他也寫得不對。老張拿出香港出的《趙紫陽的崛起與陷落》問他看過沒有，他說，我沒看過，聽都沒聽說過這本書。

趙說，吳江的《十年的路》我看過，再版了也聽說過。他的書我很不高興。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說1984年我給鄧寫過信，告了耀邦的狀。沒這麼回事。我是寫過信，但信中根本沒有講耀邦。我不認識吳江。聽說他很嚴謹，是個學者，不知道他這個材料是從哪裏來的。分析評價無所謂，重要的是事實不能編造。這一點我對他不大諒解。我在這個處境下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圍的人，他說的話有影響。我那封信是靈機一動寫的，當時陳俊生在人大會上有個發言，談到長治久安問題，這就引起了我的動機，就寫了這封信。信中說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領導制度問題。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變動而變動。真正在中央領導集團實行民主集中制。

我寫這封信，除了看了陳俊生的發言以外，因為領導制度問題我過去想過。我當總書記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書記處和常委的議事規則。我主張重大的事情必須一人一票，否則誰贊成誰不贊成、多少人贊成，不清楚。事情一過，就會說我當時就不同意。我主張重大事情舉手或投票，但這個想法沒有實行。黨內要有制度，還要遵守制度。《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很好，就是沒有執行。人治的特點太厲害了。粉碎「四人幫」後，葉帥出來進去地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是黨內生活不正常」。問題在沒有制度，有制度就好辦。我寫的那封信就是這個意思。信送上去後我沒有再問，也沒有回音。

楊問：有人說，「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是您先提出來的，是不是這麼回事？

趙答：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其中有這個意思：我在經濟領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領域是保守者。我現在有改變。我在四川工作時，一位陝西工人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經濟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後來我跟別人說過這封信，說這兩句話有道理，承認我是有這種想法。到北京工作後，我還是不贊成政治上搞得亂糟糟的。有人說我贊成新權威主義，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是怎麼回事。我不認識吳稼祥。有幾個學生到台灣中央研究院，他們很欣賞美國的民主，認為台灣比大陸民主。一位台灣教授教訓這幾個年輕人說：「你們應當了解一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強人政治，穩定一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裏，小平提到方勵之，我就把上面說的事講給他聽。我說有一種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他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

我的確主張過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現在我的想法有改變。我現在認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但是我也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過急，要漸進，要考慮社會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亂，不能像走馬燈一樣換領導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這樣可以，社會照常動轉，中國不行，幾個月換一次領導人什麼事也幹不成。台灣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們也不同，他們經過了一個過渡時期。現在他們一個大黨，一個小黨，不能形成輪流執政，但有合法的反對派。

談到「六四」。趙說：「《許家屯回憶錄》寫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實的，大體是那麼回事。」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他說，外面傳說，十三大時議論萬里當總理，我不贊成，說我寧可讓李鵬當總理也不讓萬當。這是胡說八道。耀邦下台後沒有中常委，只有一個由我牽頭的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託「六人小組」，六人小組由薄一波同志牽頭。六人小組直接對小平負責。我這一層也在六人小組議論之列。常委名單中，除了後來定的五個人外，還有萬里和田紀雲。這兩個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組」在徵求老同志意見時，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哄。」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六人小組」向鄧匯報了這個意見。鄧才同意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鄧小平說：「萬里不進常委了，又說田紀雲有什麼問題，這不一定是事實，但時間很緊了，田紀雲也下來吧！」這就定了五個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這一段情況有些我是從鄧那裏聽到的，有些是從薄一波那裏聽到的。

傳說萬里當總理，實際上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下一屆總理必須比我年輕。萬不能進常委後，鄧曾和我交換過意見，讓萬里當人大委員長。鄧把這個想法告訴薄一波。「六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就找萬里談話，批評他：「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訪問，做自我批評。萬里到我家來過一次，他說還去過宋任窮家。

人事安排鄧委託「六人小組」搞，不是鄧一個人定的。「六人小組」還要向陳雲匯報。

老張問：李鵬是怎樣當上總理的？

趙答：總理人選只有李鵬一個人。當時比我年輕的只有李鵬和田紀雲。田紀雲嘛，沒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說我提田紀雲，沒那麼回事。對李鵬當總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鄧說：「他年輕，知識面廣。」不知道小平怎麼認為他知識面廣。（楊問：鄧大姐起了什麼作用？）鄧大姐起了什麼作用我不知道。在考慮李鵬當總理時，有人擔心他只懂電力，不懂經濟，就提姚依林。小平否決了，說姚年紀太大，身體又不好。

話題又轉到「六四」。大概是5月3日，在萬里出國前，我到萬里家和他長談了一次，談得比較好。我主要向他講了學生的事怎麼看。我說，現在開放搞了這麼多年了，外面什麼東西學生都有印象，學生們覺得什麼話都可以說。老一代人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生說我們不好就認為是要顛覆我們。這樣，本來不是對抗性的就搞成對抗性了。有的人把學生的話收集起來，往這兒送，往那兒送。往鄧那裏送，說矛頭指向鄧了，把鄧激怒了。

我說這事沒有什麼了不起，採取對話疏導的方式可以緩和下來。我說時代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變，不能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學生的言論，否則就不理解青年，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萬同意我的看法，說：「對呀，李瑞環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太軟了，主張中央要堅決一些。李瑞環不對呀！」他也認為，開放時代的青年思想變了，我們還是老思維方式不行。一聽到不同意見就說反黨，不是那麼回事。我們的看法比較一致。

「六四」以後沒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為我在國外有影響。不能像鮑彤那樣秘密審判。

鮑彤有什麼事？查清了什麼事也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和洩露機密。什麼機密？起訴書說，有人問他：「趙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個星期以後就知道」。這也算洩密？就連這件事鮑彤都說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一是議論了朱琳出國時丟了一個假項練，緊張得了不得；二是議論了戒嚴。反革命宣傳和洩密這兩個罪隨便就可以加上。審判鮑彤連證人都不讓出庭。現在說是把他放了，但還不給他自由。天天講法，這是什麼法？

原來搞鮑彤是為了搞我的問題。以為我和學生私通，還通過鮑彤和外國人私通。結果什麼也沒有。他們查索洛斯基金——索洛斯是匈牙利人，是個大富翁。他出資金支持體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我不知道，對這個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認為他有這個背景，安全部認為沒有這個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

公安部1987年7月給我寫了一封信，說索是個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蘭團結工會。我比較慎重，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給了安志文（當時安是體改委黨組書記），讓體改委和這個基金脫鉤。我的意思是社會上對體改委的議論已經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議論。

鮑彤的事是先入為主。李鵬對鄧小平說過鮑彤是壞人，說我受了鮑彤的影響，在老人家腦子裏留下了印象。

趙紫陽又對胡耀邦下台和萬里中的一些事進行解釋。他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裏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發改變的。

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我問他：「撥誰的亂？反誰的正？撥胡耀邦的亂？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問題吧？」我還說：「我知道，這話不是出自於你。」他急忙說：「是我說的，是我偶爾失言。」我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和他在一起聽批評的還有王維成。我罵他時胡啟立也在場。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吳江講的幾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實。說耀邦贊成鄧退休，就讓他下台。耀邦決不會說「我舉雙手贊成」，鄧也決不是在這件事上對耀邦有意見。耀邦下台前鄧從來就沒有對我說過他退不退的問題。外國記者問我鄧退休問題，我從不回答。

小平對耀邦很好。有這樣的結果是兩個人政見不合，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問題，從「反精神污染」沿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的談話是導火線，86年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

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鄧對我是信任的，他認為「六四」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耀邦那麼長的過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減少，到了最後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沒有為他說話，也沒有落井下石。為什麼不為他說話？說也沒有用，我也認為耀邦再也無法再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後在我腦子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對待反自由化問題，搞不好就會傷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鄧力群一批老人勁頭大得很，他們一搞就會傷很多人。我和鄧力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決裂的。他恨我勝過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讓他管意識形態。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這是因為他們勁頭太大，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不知道耀邦的苦處，我一當總書記就怕這件事。我說我這個人對意識形態沒興趣——我也不懂，我喜歡幹些實實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鄧力群，還有中紀委，我很難。開名單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顧委一些老同志一說反自由化，就認為過去幾年都錯了。

還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徹底談了一次。他這根神經（指怕否定改革）比較緊。我跟他談了一次後，他轉過來了。說，不能這麼搞。這就產生了我的「5・13」講話。我不願當總書記，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在這個位置比別人要好一些。要是讓別人當總書記，更不好辦。

鄧小平在政治上絕不放鬆

小平在政治上決不放鬆，經濟上他無所謂，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那個問題吧？我現在認為，長期政治上集權、經濟上放開，不行。現在社會上很多問題歸根結底就在這裏。再這樣搞10年，中國社會成什麼樣子很難說。

現在要找到政治體制如何逐步適應經濟基礎的辦法。現在這個問題是禁區，不允許討論。這就找不到建設性意見。

腐敗啊，社會風氣不好啊，問題都在這裏。解決這些問題原來的辦法不靈了。不研究新辦法只好用老辦法。整風，整黨，教育，培訓，解決不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過去，所有的都由國家安排，離了國家飯都沒吃的，老辦法就有效。能回到那個時候嗎？又想搞市場經濟，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麼辦呢？這是很重大的課題，要允許討論。閉著眼睛不看現實，只搞思想淨化運動，是不靈的。有人說現在的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我看連標也治不了，都是空話。

現在社會上這些問題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如何改變？過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國也不行。但是，怎麼走，要允許討論。但他們怕一說可以討論，就收不住了。結果還是輿論一律。

楊問：聽說1975年您去四川時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談話。1976年您在這個問題上保護了他。這是他後來起用您的一個原因。是不是有這回事？

趙答：1975年我去四川時小平是和我談過一次話。主要內容是要大刀闊斧地幹，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那時派賈啟允到雲南，小平也和他談過這樣內容的話。在批鄧時賈啟允慌了，沉不住氣了，把這段話說了出來。「還鄉團」就成了鄧的一條罪狀。我當時覺得這是口頭談話，就沒有說出來。

楊問：外面有這樣一種說法，說北京風波時，鄧之所以沒有採納你緩和矛盾的意見，是因為那時鄧對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陳毅元帥的兒子讓您和鄧劃清界線，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還按照這個想法有些活動。有這麼回事嗎？

趙答：你說是陳小魯吧？他曾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幹過，北京風波時我沒見過他，我下台前沒和他接觸過。他當駐英國使館武官時我在英國見過他。我下台後他來看過我一次。我說：你還敢看我？他說，我已經下海做生意了，怕什麼？

楊問：前一段時間外面傳說，楊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還在，把「六四」問題搞清楚，他可以承擔責任，有這麼回事嗎？

趙答：這不可能！

附錄三：三訪趙紫陽

時間：2000年5月28日（星期天）上午9時半至11時40分。

地點：××街××號××家。××是趙在廣東時的朋友。

訪問目的：幫助趙搞一個口述歷史。參加人：×××，×××，×××和我。前幾位是老同志，是口述歷史的提議者，讓我具體承擔這個任務。

8點30分，我們3人到達×××家。×××拿出××買的新錄音機給我，我不會操作，正擺弄間，趙紫陽和其夫人到達。趙夫人由一位隨行的小保姆攙扶。趙大步流星地走進來，他身板挺拔，紅光滿面，白髮向後梳理得很整齊，身穿灰色夾克衫，顯得很精神。眼睛的白內障手術很成功，現在看東西不成問題。笑談間我問他的小白狗，他說已經死了。

趙紫陽說：你當記者這麼多年怎麼不會用錄音機？他說，他夫人不敢碰電器，連電視也不敢開，逼得他學會了。趙調好錄音機把它放在茶几下面，他說，工作人員進來看到錄音機不好。

趙很小心，他說，他的警衛人員每天要向上面匯報他的情況，這是他們的工作，不能怪他們。他舉起自己的一個黃色小皮包說：出門時我考慮是拿個塑料袋呢還是拿這個包？這就算公文包了，怕會引起人們的懷疑。

談完了，送走趙以後，××夫人說，今天很不容易，先是中央警衛局把這條街的汽車都趕走了，接著北京警衛局又派幾名警察來守衛，後來派出所又派警察來加強保衛。趙來時還有幾位中央警衛局的陪同，趙進來後警察站在門外。大家分析，今天這麼重視，大概是臨近「六四」之故。

趙紫陽說，7年以前，我怕有些事情忘記了，曾經把「六四」一些事寫過一些東西，留下一些記事啊，就算記事。我跟他們講是隨便的，現在為了方便起見，我就照這個材料講。這樣你們就可以把一些前因後果搞清楚。把「六四」事實本身搞清楚。有些事情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講了，但有些事沒有講。

說著，他從皮包裏拿出一疊稿子講了起來。由於這次談話他從頭說起，所以很多內容與前兩次和我談話的內容有些重複。

第一個問題，學潮的起初階段

學潮的起初階段是圍繞著悼念耀邦逝世開始的。耀邦是4月15號逝世的，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有自發地上街搞紀念動，隨後發展到上萬名學生上街。4月18、4月19兩天晚上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4月22日，舉行耀邦追悼會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學生幾萬人。當時所謂學潮就是這麼回事。學生上街人數越來越多了，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不恰當的話，但總的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什麼有××的事。

那時我調錄相看，那時公安部有錄像，從錄像當可以看到，18日夜晚發生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叫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邊的人，圍觀的人往前擠。學生幾百人，外邊圍觀的人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見什麼人哪，後面往前湧，往前湧往前推的時候，前面的學生還喊，要守紀律。後來學生自己總結經驗，在他們的周圍自己組織糾察隊，把學生隊伍和圍觀的人隔離開了。

中央同意學生集會悼胡

至於4月22日的追悼會時，天安門前幾萬學生集會是經我們同意的。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面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面悼念，給他設上高音喇叭，外面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裏面開會的情況。

當時，「4・26」社論之前所謂學潮就是這個情況。

為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個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大量的冤假錯案，推動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藉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意。第二是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對反對自由化的鬥爭不滿意，有抵觸，同時認為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冤，鳴不平。第三個原因就是對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以來，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不滿意，所以，學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大體上當時情況可以這麼分析。上街的學生有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就是上面說的那種情況，一部分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道理。因此那時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外，一般要採取保護手段，違法行為才依法處理。在追悼會結束以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復課。當時我覺得，學生遊行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現在追悼會已開了，你們也參加了，再沒有題目鬧了，要復課。第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多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當時想是召開種種各樣的會議，教師也好，學生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都徵求意見，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現對打、砸、搶、燒、衝等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上我的這些意見當時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

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有文件可查。後邊講的三條是我去朝鮮以前說的。我記得追悼會結束，我們一同下電梯時我對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個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開北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

可以說，在我去朝鮮之前，對當時的學潮，常委中沒有發生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只記得一件事，就是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衝新華門，你知道不？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當時回答說，喬石在第一線，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線，有各種預案準備著，他會應急處理的。隨後我把李鵬的電話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前的大部分學生都走了，還有少數人沒有走，喬石讓警察清了場，強令留下的學生上了車，送回了學校。

這一段就是說，我出訪朝鮮之前學潮的情況、當時常委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4・26」社論出台前後

「4・26」社論是個關鍵。將來你們還可以從各方面收集些材料，把這一點講清楚。學生這種不滿情緒，當然總是要表現出來的，但學潮怎麼鬧成這麼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在「4・26」社論以前沒有這麼大的事。

（李普：你的意思是，學潮鬧大了是「4・26」社論刺激起來的？）

「4・26」社論以前沒有那麼大的動作，只是有點不滿，這些不滿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如果那個時候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這麼大，「4・26」社論是轉折點。

4月19日，我就訪朝鮮事問鄧，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他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我是4月23日離開北京的，不記得是上午還是下午，就在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找萬里（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本來和我是一致的，從始到終是一致的），要求召開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轉告李鵬（我出訪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4月24日晚上，李鵬主持了常委會，真是非常的快啊。

在李鵬的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和緩的情況，上街的學生出現了分化，一部分學生主張復課，少數人反對復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學生要上課，那些激進分子在教室門口把著，不讓進去。這種情況下是正常的。當時如果接著做工作，疏導啊，對話哪，可以提出些狠的要求啊，會更緩和一些，這是很好的機會。但他們匯報情況時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你說激進分子有沒有呢？會有的，學生到外地跑一跑也是有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樣，但總的當時是趨於緩和。（以下未和錄音核對）他們還說學生在街上募捐，組織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實際上22號追悼會以後，很多學生已經回去了。

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得很多，說領導人幾句難聽的話話不算什麼。當時還說我的孩子搞「官倒」，說我把多少車皮化肥運到老家去了。幾萬人中間不可能沒人說過激的話，但一集中起來就顯得了不得了。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說成是針對鄧小平的，這很容易影響鄧小平的思想。李錫銘等人這麼做，是他們原來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

24號晚上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李錫銘、陳希同、李鵬是始作俑者，萬里上了當。我出訪朝鮮前李錫銘給我打過電話，說問題非常嚴重。李錫銘比較老實，就是保守傳統，陳希同比較鬼。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李鵬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快解決。

鄧這個人有個特點，如果有另一種意見他也不會這樣。我4月19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的講話本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傳達。4月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訪問朝鮮以前，李鵬從來沒有談過這些看法。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原來的分析和方針。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就不清楚了。

鄧家對李鵬把鄧小平推出前台不滿

鄧對李鵬大面積傳達他的講話很不滿意。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很不滿意。「五四」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希望在講話稿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不算什麼事，發洩一下而已，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學生說「小平您好」他特別高興，說他不好就很生氣。當時我聽別人說，學潮中鄧樸方對人說：「現在我們不能外出，他們會把我們剁成肉泥！」

有些人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這就把鄧多年以階級鬥爭為綱時形成的思維方式激活了，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24」常委會紀錄和鄧的講話稿通過我駐朝鮮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作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這是黨內多年形成的慣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情況，我也沒有想到他們會這樣。

但我留了一個心眼，沒有對常委會紀錄表態。（以下經過錄音核對）看了鄧的講話，我不認為會對學生採取什麼行動，我當時的馬上的反應是，恐怕又一場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會起來，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勢頭要受到傷害。對此我很擔心。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反自由化不力。我當時認為學潮平息不是很大的問題，不管鄧怎麼講啊，都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為現在沒有鬧啊，鬧是「4・26」社論以後鬧起來的嘛！

「4・26」社論大大激化了矛盾

下面主要是講「4・26」社論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學潮規模急劇擴大。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只要進一步做工作，學潮可以平息。但「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學生多年沒聽這種話，「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什麼什麼，他們多年沒聽這種話，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緒極為激動。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進的一邊。我從朝鮮回來以後，找幾個大學生談過，他們都反映這個情況，「4・26」社論一發，包括機關也非常不滿意，怎麼搞這樣一個東西！。「4・27」遊行一下子上升到10萬人。社論言辭嚴厲，學生以為這次遊行可能受到鎮壓，所以遊行前給家裏或親友寫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不滿意，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上的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是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完全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發表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知識分子反應十分激烈。

政府這樣，社會上更加支持同情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像可以看到，學生當時的遊行沿街群眾拍手歡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自動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棄了。本來布置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哪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生怕矛盾激化，因為小平講了那麼嚴厲的話，怕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

當時只有李先念給小平打電話，他聽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了電話：「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個話不知準不準確。王震也主張抓多少多少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

原來以為會發生什麼事情，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哪。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本來準備發生事情，結果遊行這樣順利，回校以後當然是歡欣鼓舞，更無所畏懼了。「4・26」社論激起了一個很大的行動。這個行動的結果，原來出校門時，由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啊、黨團組織啊、校長啊、教師啊，都拼命地攔阻，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啊，出去會怎麼怎麼樣啊，學生回去後歡欣鼓舞，歡呼，搞得黨團幹部受到學生奚落、諷刺，感到很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他們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以下未同錄音核對）

原來以為「4・26」社論調子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上線的老辦法不靈了，歷來上綱上線的辦法很靈。第二說明什麼呢？「4・25」、「4・26」廣泛傳達了鄧的「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也說明再靠最高權威領導人的發話也不靈了，第三個說明什麼呢？北京市政府剛剛發佈了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了；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這些情況以後很擔心，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跟「4・27」以前不一樣了啊，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以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辦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出動軍隊了，但學生認為政府是不敢出軍隊的，以後這個事情就比較難辦了。而政府只剩出兵這一招了。「4・26」社論給整個北京事情簡直起了很壞作用，增加以後解決問題很大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途徑，要用強制的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途經瀋陽，聽了瀋陽的匯報，當時我就有這種感覺。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的同志也懷疑：還用這種辦法行嗎？（將來寫的時候不要寫這一點，不要影響遼寧省委的同志），這樣做適得其反，他們講傳達鄧講話時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以後就覺得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就存在著大規模的流血可能。

原來鄧說，鑒於解決耀邦問題的教訓，解決趙的問題要符合手續。實際上解決我的問題也不符合手續，不是政治局委員也可以投票，已退休的老同志也參加解決我的問題的投票。李先念還說：感謝李鵬給他們投票權。耀邦下台時，常委除了先念以外都參加了。陳雲說：注意啊，我們這個會是合法的。陳雲比較注意這個問題，小平不管這一套。

這次趙紫陽沒有談完。我（楊維繩）說：既然這麼麻煩，何必興師動眾。趙老會用錄音機，讓他自己錄不就行了嗎？

以後我就沒參加此事。聽說趙也沒有錄。

（編者註：文中的××，部分是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而隱去當事人的姓名和地址，另有小部分是在聽錄音帶紀錄時聽不清內容，又無法再與趙老核實，故以××代替，謹此向讀者致歉。）

附錄四：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發言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作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4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盡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進行申訴就上街示威，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極進行說服和勸阻工作，盡可能引導學生通過正常渠道用其他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是，我也看到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應拒絕。二是參加遊行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著眼於大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穩定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因與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渾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由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鬆一鬆口。

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當時的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一些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進「4・26」社論裏，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們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他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渾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為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著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盡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幾個地方。

另外說明一項，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會上已講過這點。

（二）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實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的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會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線，準備了各種預案，他會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他沒有聽到常委中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竟見：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復課。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槍、燒、衝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4月23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4月26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4・26」《人民日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經有了充分的闡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插到那裏都覺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每個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我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為我在訪朝歸來之前，李鵬同志批發的《人民日報》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第一篇社論（「4・26」）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覆肯定99.9%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5月4日的講話，特別注意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動亂的問題）我在5月3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必重複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只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見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以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鵬同志會見亞行年會代表和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5月8日的常委會和5月10日的政治局會。4月27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4月26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輿論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道。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4月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了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道，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所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同志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地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5月16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應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佈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依據4月24日常委會的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匯報以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會的工作。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擔起來。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還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同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也沒有談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4月26日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實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遲遲不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如果周總理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再不出來，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待。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9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的病情加劇。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5月19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的請假信是在接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假信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時是眩暈、頭疼、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4・26」社論的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

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失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之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1989年李鵬同志向人代會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的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的問題，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如預算內基本建設規模1985年已經基本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劃外的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19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身上，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年以前，我國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這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年年控制不住，對計劃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有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前年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開始不穩定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放開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沒有及時地提高存款利率，解決儲蓄保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重的是造成儲蓄率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了票子。著重講1988年發生的這結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的意思。因為1988年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

這裏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我在哪裏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要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廉潔問題的重要性。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經驗來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能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負。

（四）

同志們就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對我提出我批評的意見。我願就此對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狀況。

開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間確實有所增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大同這個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任。

我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我還根據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期間，我感到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經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究竟是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快地發展起來。1987年4月以來，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的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這個觀點。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須跟上。

（五）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4月23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道。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5月19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加5月19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4月26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4月26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另外，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對這些單位有人上街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沒有其他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由我直接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揹上了包袱。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摘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本書作者註：這篇報告是我從互聯網上下載下來的，後來又以一位老同志那裏的原件為依據進行了多處校正。相信是目前較為準確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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