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翻覆 杨继绳著
Author: 杨继绳
Date: 0101-01-01T00:00:00+00:00

杨继绳《天地翻覆》2017.2版书稿

（由清华校友重新编辑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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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杨继绳

目录

前言

导论：道路·理论·制度

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第二章 点燃“导火线”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第六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第七章 红卫兵红八月

第八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九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第十一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第十三章 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第十四章 “全国山河一片红”

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第十六章 清查“5 16”之谜

第十七章 清理阶级队伍

第十八章 “一打三反”

第十九章 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第二十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第二十一章 “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第二十二章 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第二十三章 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第二十四章 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第二十六章 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二十七章 “四五运动”

第二十八章 文革落幕

第二十九章 文革后的大清查

第三十章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第三十一章 文革期间的外交

第三十二章 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大事记

天地翻复字数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杨继绳著

目录

前言

导论   道路·理论·制度

第一章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四，反右倾运动

五，七千人大会

六，八届十中全会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十，简短的结论

第2章 点燃“导火线”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彭真的对抗

《二月提纲》

毛泽东出手反击

第3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陆罗杨

罗瑞卿倒台

陆定一倒台

“剥筍政策“的胜利

第4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防政变殃及贺龙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第5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从清华文革谈起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第6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林彪成了接班人

“十六条”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第7章 红卫兵红八月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血统论”风潮陡起

清华“八·二四”事件

破“四旧”恶风肆虐

千家啼哭万户愁

红色恐怖升级

西纠和联动

第8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第9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红卫兵和造反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第10章 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安亭事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上海“一月风暴”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夺权！夺权! 夺权！

第十一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各地的“二月镇反”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山头”林立严重腐败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第十四章“全国山河一片红”

从大乱到大治的艰难历程

“复旧”和“反复旧”

湖北：长江浊浪

贵州：雷声不息

重庆：炮火连天

广西：血湧邕江

第十五章“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年春夏武汉的文革形势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谜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外交部清查“5·16”

农林口清查“5·16”

粮食部清查“5·16”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各地清查“5·16”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清队的政策样板

受害者以千万计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第十八章“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无辜的受害者

制造全民恐怖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北京郊县大屠杀

道县大屠杀

江西瑞金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

云南沙甸事件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再批“二月逆流”

第二十一章“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选举和选票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小舰队”纸上谈兵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9·13”事件迷团重重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批林整风汇报会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领导人调动

第25 林批孔中的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李庆霖事件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央发文件限制造反派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批判江青一个月

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第二十七章“四五运动”

围绕周恩来悼念活动的斗争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剑拔弩张

十月政变

第二十九章文革后的大清查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

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第三十章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效益差管理乱科技水平低

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第三十一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压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好转

从“两条线”到“一条线，一大片”

第三十二章官僚体制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大事记

参考文献

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1]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2]王蒙说的“这个活”，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早就跃跃欲试。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危险的领域，一旦进入，我就充满激情。显然，“这个活”是一项大工程，我能够为这项工程添一小片砖瓦，也算尽力了。

从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文革，此间还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串连，亲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会气氛。1968年1月，我到新华社任记者。此后几年，采访了一些与文革有关的事情。不过，亲历也好，采访也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对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愿望。2007年我写完《墓碑》以后，就转向对文革的研究。虽然文革通史已经出版了多本[3]，我还是愿意将我经历和理解的文革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批评。

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个人情感的影响，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难免违背文革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一段历史作了官方的结论。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为了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当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以后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伟大活剧。但是，历史学家在还原文革真相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4]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5]。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乔治．奥威尔说[6]：“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写中国近代史的要求是：“叙事客观，分析深入”[7]。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追求的目标，我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第一，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容易带进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会有损“叙事客观”，第二，我学识不足，要“分析深入”确有困难。不过，我在写这本书时，时刻铭记着吴先生的这八个字。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史是艰难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相对于文革研究的先行者来说，我是后学。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我阅读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叙事的文革通史，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对重要专题的深入探究，有地区文革史，有文革理论探索。我在读这些著作时，在我头脑里深深地记下了以下名字：高皋、严家其、王年一、席宣、金春明、麦克法夸尔、王友琴、周伦佐、何蜀、王绍光、王力、陈晓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徐景贤、聂元梓、余汝信、刘国凯、徐友渔、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谦、高华、印红标、韩钢、肖喜东、丁东、陈益南、卜伟华、唐少杰、钱理群、张博树、朱学勤、陈奎德、 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杨曦光、舒云、丁凯文、徐海亮、启之、司马清扬、周孜仁、华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陆、李逊、董国强、邓振新，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一些学者甘当其他研究者的踏脚石，默默地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这项工作意义深远。傅斯年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良霄、顾菊英伉俪的《十年文革大事记》，还有《记忆》、《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馆》这类文革史料电子刊物的编辑者，他们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几年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时刻对这些先行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徐友渔、丁东、卜伟华、余汝信、李逊、丛文滋审读了这本书的初稿全文，何蜀、蔡文彬、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审读过初稿的部分章节。审读者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5年8月 北京

导论：

道路·理论·制度

1966年及以后的10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每个参与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心灵都受到了重要影响。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

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王力、关锋、戚本禹；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实践的反复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文化大革命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敌人”。随着文化大革命原动力减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涛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化大革命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一波又一波的反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老百姓像面团一样被反复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泽东却以鸟瞰人寰的气魄说：“试看天地翻覆！”[8]用“天地翻覆”作为本书的题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发生、进程、结局和后果的深层动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寻找，要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开几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他要建立一个“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集体化的大生产。要建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自给自足。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的思想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有些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民众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属于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的权利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企图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9]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10]。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11]，上打官僚集团。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化大革命，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当然是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崇高权威。但毛还得用意识形态来号召和鼓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媒体、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列宁语）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12]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3]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一看法必然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全新的社会成员。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14]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被判处了死刑。紧接着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套理论的发端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有关。中共认为苏共正在向修正主义偏离。中共的新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15]），“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16]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17]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限制“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迫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几十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平和谦逊的人们也会变成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一样，用种种的宗教仪式，不停地向他们的上帝表达忠心。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不过他又说：“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18]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19]。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20]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21]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中国人口１０亿，即在１后面９个零[22]。毛泽东是１，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９个零是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23]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24]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25]、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时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７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26]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27]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 “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28]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29]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30]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认定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这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承认中国有出现特权阶级的现实，但队相信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推翻这个“新阶级”。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31]。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32]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33]，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34]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35]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镇压谁呢？镇压对政权有威胁的人，镇压不服从者。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36]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破坏力很强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状态和行政权威反复较量的过程，最终行政权威取代了无政府状态。可惜这种行政权威还是官僚集团的行政权威。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在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37]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38]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39]，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化大革命的补偿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丧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被捕。文化大革命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 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提供的这组数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数据。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此外，文化上的严重破坏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无法估计。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0]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还有“信心危机”，群众对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对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对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41]“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42]，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继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43]，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私人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44]文革以后的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45]，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这个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建立一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是全社会必然的要求。这个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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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四，反右倾运动

五，七千人大会

六，八届十中全会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十，简短的结论

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文革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前一个事件可以从后一个事件中看到结果；后一个事件可以从前一个事件中找到原因。众多事件一一演变，矛盾不断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３０万人集会，毛泽东在集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纪华族与外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在这之前，外族是和华族地域相邻的、文化较低的民族，华族文化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进入中原的胜利者也被华族文化同化。自19世纪以来，与华族发生关系的外族是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国家，其科技、经济和文化都比华族要高。欧洲人要向海外开拓市场和寻求原料，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但中国还处在农耕时代，于是发生了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在两个文明的冲突中，中国屡屡失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使中国人痛心疾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颟顸、腐败的满清政权，但以后又是连年军阀混战，民众所受的痛苦甚于清朝。不少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路。在当时条件下，逻辑严密、思想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俄国人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成为中国人的楷模。在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的时候，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而苏俄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一些西方著名知识分子也赞美苏俄。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一批革命志士的结论。在苏俄的帮助下，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俄国人成功的时候正是孙中山需要帮助的时候。早在1914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加强。他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觉得其根本纲领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俄国的革命方略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他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46]民国12年（1923年）正月26日，孙中山和列宁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下实行合作。同年夏，孙中山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俄容共的政策。同年夏，蒋介石回国，孙中山让他组建黄埔军校。然而，到俄国考察的蒋介石看到了俄国制度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中国不能仿效苏联的制度。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分道扬鏣，清剿共产党，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发展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政思想。日本侵华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军队从几万人发展到百万人以上，还建立了国中之国的“革命根据地”。承担抗日主战场任务的国民党则精疲力尽，其政权因专制腐败也丧失民心。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三年国共内战，蒋介石被赶到台湾。于是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的专制制度建立在中国两千年的皇权基地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的特征是：

政治高度集中，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这是一个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体就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运行的。共产党虽然强调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然而，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每一级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不是来自人民选举。在通常情况下，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官员对任命他的上一级官僚负责，很少对人民负责。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毛泽东说：“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农业生产队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实际上，高层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对重大问题的争论又不能达成共识时，就靠“路线斗争”来解决。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主要是靠军队，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政权以后，又靠枪杆子保卫政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国防军，而是党的“党卫军”。“党指挥枪”是军队的最高原则。党指挥抢，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47]。这一整套监军办法使得每一位军官的军事行为和思想状况都在党组织的掌控之中。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的官僚体系来控制全民。

垄断思想，垄断真理，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

除了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以外，还紧紧地抓住“笔杆子”：对舆论高度垄断。毛泽东时代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权威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领导下都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官员。发什么稿，用什么样的“版面语言”，严格服从党组织的意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国外的真实情况，国内的负面信息，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选题、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没有学术研究，只有“理论宣传”。一些学术刊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头等任务。

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民一致地嬉笑怒骂”。一场又一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使得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他既是“国王”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老统治术，在这个制度中发展到了十分精緻、十分严密的程度。全国百姓的心灵都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都变成了政治愚民。

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计划经济当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48]。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49]，所谓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工商业都由国家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当时在中国广为传诵，不仅是因为符合中国的现状，也显示革命者的骄傲、自豪的气慨。中国农民没有刷牙的条件，很多家庭连牙刷也没有。

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财富是公有的，每个人也是公有的。私人领域完全被剥夺。

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老百姓的生活资料，都得仰仗官僚们分配。在这个制度下，“不服从者不得食”。

这个政权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人们被锁定在户口所在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住房和一切都是单位按级别配给的，离开了单位就失去一切。当局为每一个干部和工人设有自己看不到也不能看的档案，记录每一个人的表现，秘密档案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

政治专制起源于秦始皇，公有制、计划经济来源于马克思。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为、话语、都在国家权力牢牢的控制之中。

严密和严酷的统治是靠官僚集团施的。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官僚权力方格中。官僚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主宰和被主宰，压迫和被压迫，剥夺和被剥夺，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这种矛盾在政权强大的压力下隐藏着，一旦释放出来有，就成为冲击官僚集团的强大力量。

特权社会，官民矛盾尖锐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

1950年4月出台的《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是最低一级的28．33 倍。[50]1955年8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51]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达36.4 倍。[52]那么，被共产党视为不平等、从而作为革命对象的国民党政权工资差别有多大？１９４６年国民党政府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１４．５倍。[53]远远低于共产党政权的工资差别。

官员住房按级别享有特权。中央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住进了当地最高级的高墙大院。天津市一级领导占有遵义道的外国人留下的高级别墅，局级的干部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楼。上海市1956年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等。制度还规定，几级以上的干部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火车软卧和飞机，只有１３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才可以乘坐。医疗也是按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级干部享受种种医疗和保健特权。

高级干部的食品是特别供应的，简称“特供”。中央机关和各省级机关的领导人，都有一套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到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避暑胜地、海滨浴场都被开发为干部休假的场所。一到暑期，高级干部带着妻子儿女到疗养胜地享受特权。北京和各省会都有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场所。

在体制内，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54]，都要讲等级。这些等级，将人的地位的差别，用物质享受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低等级的人不满。

1958年１０月投入使用的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是中央高级干部吃喝玩乐的场所。建筑豪华，静谧的后湖和北海相连。从各文工团选来漂亮的女演员为中央领导人作舞伴。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也是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长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养蜂夹道就容纳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就通过薄一波、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搞建筑材料、设备。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５０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部长级的房间，有中央领导人的房间。招待费由国家财政实报实销。

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宫。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为此大兴土木。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这些地方是招待高级干部的特殊场所。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天津迎宾馆等等。这些豪华宾馆都是在大饥荒那几年建造的，极尽奢华，警卫森严，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饥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风景名胜地晋祠，修建奢侈豪华的晋祠宾馆。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华北局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官员们白天读书，晚上到太原市看戏。京剧界名角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李世济等都纷纷从北京前来献艺。而更高一级干部，就在晋祠宾馆五号楼看古装戏。看完戏后，高官们通霄达旦地玩麻将。在宾馆南楼一天一元钱伙食费，每顿都有鸡、鸭、鱼、肉。晋祠宾馆每栋楼都自设厨房，为高级干部单独开伙。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住一号楼，每天五元钱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时没有空调，就在会议室四角放置冰块降温。宾馆的游泳池24小时开放，消毒、净化、加热三大系统日夜循环。当时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干部李辅参加了这次“读书会”，看不惯高官们的特权，文革一开始就贴大字报揭露，成为省委机关的造反派。[55]

大饥荒年代，四川省饿死了上千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在重庆潘家坪每晚听堂会（即把演员叫来，专门为他演唱），听完了吃夜宵。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下乡考察，由当时兰州最高级的饭店――兰州饭店派专车为他送饭。信阳地区饿死了１００多万人，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 1960年7月的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地点选在著名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当时没有上山的汽车，官员们是饥饿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56]

应当说，就官员腐败的程度而言，文革前不如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当时中国普遍贫困，官员腐败的物质基础不如后来。在官员中，有一些人还坚守苦命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但是，从整体上看，和官僚特权阶层相对立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底层百姓，还有被被打成政治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底层劳动者、政治贱民与享受特权的官僚们的尖锐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官僚阶层除了有权，还有“势”。 “势”是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权力可以直接实施压迫，“势”不仅可以获得特殊利益，还可以对低层产生心理压力。权和“势”的双重作用，使得官员和广大民众成为利益悬殊的两个阶层。

官民矛盾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官僚特权和各级官员对民众的压迫，还有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造成的阶层隔膜。由于官员和普通百姓处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信息又不平等共享，相互之间就会有误解和猜疑。即使是善良的、想为民做事的人，一旦身处官位，就会站在官员的立场思考，其中不少看法是与民众对立的。本来，官僚集团中有相当多的好官，但底层百姓把身居高位的人都当成享受特权的官僚。千百年来，官员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既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水，对百姓时刻保持警惕，处处防备他们，限制他们。百姓中一旦有反抗行为，就施行镇压。官员这种心态和作法，进一步强化了官民之间的隔离和对立。

在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打倒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之后，这个政权就丧失了制衡力量，官僚主义问题更加膨胀，更加无法解决。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了用群众运动来改造官僚体制的办法。

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在极权制度下，不仅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在官僚体系内部，很难和谐地解决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之间，这部分官僚和另一部分官僚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对民众镇压和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个制度得以维持的手段。这个制度内部有强大的张力，这个张力使每一个人感到紧张、恐惧。这个制度忽视个体，把个体当作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不把人当人看”。所以每一项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随着残酷的斗争。中国当时一种通行的说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话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如果没有镇压，一切都不灵。镇压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联式的制度没有镇压就不能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镇压不断：土改运动屠杀的地主不计其数[57]。镇压反革命运动至少杀了71万。[58]其中有大量冤魂！中国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镇压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群众专政”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就形成了。这就使得每次镇压都没有法律依据，“无法无天”，因而更加残酷，且严重扩大化。

1957年的整风运动，类似文革的预演，整风实际是号召群众“火烧”官僚，反右实际是镇压1956年的“造反派”。我相信毛泽东开始是想揭露一下官僚黑暗，没有想到这把火如此之猛烈，危及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组织反击。结果五六十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成为政治贱民，从此中国更是万马齐瘖。反右阻止了一切对共产党的批评，批评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官僚们更是肆无忌惮。“四清”运动又是一次文革的预演，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四清”主要是整农村的基层干部，并没有触动上层官僚特权阶层。每一次整治官僚集团的政治运动都被官僚们作为打击异己的机会，最终结果，不仅强化了官僚特权，也加剧了官民矛盾和官僚内部的矛盾。

由于最高领导者一言九鼎、独断专行，这个制度是最容易犯决策错误的制度；由于不允许批评，出现了决策错误以后又很难纠正。一个又一个错误，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加剧了领导集团的意见分歧和内部矛盾。

最高权力的继承历来是专制制度的难题。皇权专制时用无可争议的自然条件——长子继承来解决危机，但争夺皇位的杀戮不断。共产党一党专政也有继承人危机。毛泽东晚年，他对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不满[59]，继承人危机日益突出。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要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喊‘万岁’的。”[60]他这段话，实际上是否定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17年的制度之中。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文化革命也不可能发动起来。对毛泽东的神化自延安开始。刘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了带头作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用政权的力量进一步神化毛泽东。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都无时无刻地、竭尽全力地，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神化毛泽东。中央领导人林彪、刘少奇、周恩来等在神化毛泽东中起了带头作用。毛泽东被捧成了太阳，官僚们自己就成了明月。当好了毛泽东的奴才，是当百姓主子的必要条件。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把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是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61]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他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62]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风、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63]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64]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65]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

19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林彪、周恩来在毛泽东因大饥荒而威信降低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林彪的倡议下，１９６１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将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全世界。在这期间一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上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发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化毛泽东的言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66]“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67] “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68]“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69]“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70] “毛主席是我党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1]

文革前夕，毛泽东已经拥有绝对权威，毛泽东的指示已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的话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会标准。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论是判别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状况已经深入了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人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几乎都要表示对毛的忠诚。

毛主席著作是中国人的圣经，党号召人们必须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自1963年底在军队内部风行以后，以后越印越多。1966年8月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同时印制。据统计，仅１９６７年这一年，就出版《毛泽东选集》９１００多万部，等于文革前１５年出版总数１１００多万册的８倍；《毛主席语录》印了３．６９亿册，连同以往出版的共有６．２８亿册。《毛主席像》印了１２．１４亿张，至１９６９年３月，毛主席像章已制作了２２亿个，当时全国７亿人口，平均每人３枚多。[72]1969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提出的1969年的《计划纲要（草稿）》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两千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73]

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一发表，人们三更半夜地起来敲锣打鼓地庆祝，“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抄错了毛指示中的一个字，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是和对全民的愚化相伴随的。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只要他一个人思考，就能施惠于天下。他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亿万人的脑袋。他一个人成了神明，亿万人就成了政治愚民。在神化毛的同时，在全国掀起了对毛的忠诚运动。为了表现忠诚，还创造了一系列的政治祈祷的形式：每次开会都要山呼“毛主席万岁！”要求各单位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文革中还流行一种以顶礼膜拜的动作串组成的“忠字舞”。

对最高执政者的神化是就极权制度的需要。极权制度将国家决策集中到最高执政者那里，他为什么不会犯决策错误？因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圣主。而现实是不会有这样的人，只好把最高执政者神化。这样做，就可以使被统治者对他臣服，他的旨意就能畅通无阻的被执行。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政治愚民同时并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文化革命前夕，这个条件基本具备了。

毛泽东有了如此巨大的权威，就算他的想法绝对正确的，能够使群众运动按他的设想、他的意愿发展吗？他能控制运动中每一个环节的发展方向吗？他能判别各种事件的是非曲直、从而使各种政治力量心悦诚服吗？这是天真的愿望。而“思想”和“指示”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没有法律那样的确定性；各人都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为我所用。何况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正确。群众运动一开展起来，就有其自行发展的逻辑，任何权威都难以控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长期动乱。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饥荒，饿死了3600万人。[74]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济宁，在四川省、贵州省的不少地方，一些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75]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据可靠资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国有数千起。[76]

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产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

所谓“三面红旗”即：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就是经济上高速度发展，即倾全国之力实现政权确定的某一经济指标。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化的极端化，也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一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小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农民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毙。

“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77]，说亩产粮食几千斤、几万斤。产量吹得这么高，国家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就多。农民的口粮、种子、牲畜的伺料都被国家拿走了，还不能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就怀疑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用种种刑罚摧残被认为“瞒产私分”的基层干部和农民。

在人民公社里设有公共食堂，农民的口粮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让生火，锅碗被收缴。打饭要排长队。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公共食堂为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创造了条件。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 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肠胃里。

地方政府不让饥民求救。信阳地区公安局就扣压了求救信12000多封。[78]不让饥民逃荒。河南省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共收容企图出外逃荒的农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79]

大饥荒期间，有不少农民是被干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80]据不完全统计，光山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81]对不听话的农民、因饥饿而偷吃的农民，实施的刑罚有数十种之多，残忍致极。贵州省湄潭全县在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82]

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的政策能持续多年而得不到纠正，其原因是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对毛泽东的政策只能歌颂，不可批评。

1958年毛泽东、刘少奇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而且刘说的活比毛更激进。但刘发现得早，转弯比毛快，而且对“三面红旗”有动摇。这使毛产生对刘的不满情绪。

对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责任，又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纠结。文革中北京市委内部的一个群众组织揭发了“畅观楼事件”：1961年1月，彭真让北京市委秘书长项子明组织、邓拓指导，10多人在畅观楼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1958年以来下发的中央文件，“寻找中央和毛泽东的错误和缺点”，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以“绝密”件送给彭真等人。这份揭发材料还说，“畅观楼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杨尚昆、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１９５８年以来的中央文件。”[83]杨尚昆的一条罪状就是“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84]可能就是指这件事。这是在追查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一部权威历史书说：“畅观楼报告事实在上几乎可以肯定成了对毛本人工作的严厉批评。”[85]康生得知此事后，专程到上海将此事密报毛泽东。对饿死人责任的追究，加剧了上层的政治斗争。

从行业上看，文革的发动，是以文艺界为“突破口”；从内容上看，文革是在大饥荒问题上做文章。[86]毛泽东挑明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罢了彭德怀的官”，就是坚持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就是掩盖大饥荒的责任。在一些地方，文革是以大饥荒为引爆点的。1966年夏天，郑州大学就贴出了一份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描述了“信阳事件”中光山县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称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河南造反派头头党言川的一大罪状就是支持揭露大饥荒。[87]大饥荒中贵州省饿死了两百万人。1966年12月，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贴出大字报，揭露他的家乡饿死人的情况。接着就组织调查团，对贵州饿死人的情况进行调查。[88] 在四川，造反派也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井泉在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责任。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说：“1958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89]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而“三面红旗”包含着毛泽东心爱的乌托邦，1958年，乌托邦的试验失败了，他还要寻找再一次试验的机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四，反右倾运动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上书批评“三面红旗”，7月23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国防部长彭德怀、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随之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地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怀。

四川。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90]在农村开展了残酷的反右倾斗争。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对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人施加的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91]

浙江。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基层也相应地开展了大批判。1959年11月3日至10日，温州永强公社，在群众大会上批判了63人。被批的人戴高帽游街、罚跪、被吊打。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斗争会上，将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用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92]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反右倾运动中，说真话的人，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93]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94]

青海。揪出了“以张国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其中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95]程光远在文革初带头造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已被打倒，又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指责“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其中有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

山东。批判山东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各省基层都开展了残酷的斗争。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96]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97]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近６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98]这样，不仅毛犯错误的机会增加，党内矛盾也在暗中积累。

五，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1961年他回家乡调查以后，看法有了转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为了解决大跃进造成的严重问题，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党内认识不一致，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经济形势仍很严峻。

196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以便统一思想。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99]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100]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四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101]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102]。

代表们对刘少奇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103]

彭真这段话留下了后患。文化大革命就从打倒“彭、陆、罗、杨”开始，这是后话。针对彭真等人的意见，周恩来站出来维护毛泽东，他说：

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104]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说：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105]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很不爱听的。

第一，大跃进以来农业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第四，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三面红旗”还需要经过实践考验。[106]

“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还需要经过实践考验”都是和毛泽东的看法相对立的。“马鞍形”是毛泽东指1956年因“反冒进”出现了经济一度下降，毛批评“反冒进”才出现了大跃进。刘少奇却说大跃进（即毛泽东说的“反反冒进”）造成了“马鞍形”。

会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对整理者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07]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刘少奇同整理讲稿者的谈话，总会传到毛的耳朵里。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108]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09]，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110]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11]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12]

据说林彪这个讲话是军人鼓动的结果。吴法宪说：“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 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当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讲，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113]林彪是代表军队的，国家是军人打下来的，刘少奇的白区势力上升这么快，他们不满意。他们推林彪出来讲话，实际是他们对刘少奇势力上升有意见。这种情绪在1954年的高岗事件上中就表现出来了，但那次事件刘少奇是胜利者。军人怎能忍下这口气？一有机会就要发泄。

据江青在文革中讲话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114]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他说：“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15]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落脚点还是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从林彪和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必要性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这两条都与大饥荒有关。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就会实现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116]

像甘肃这样的简报应当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即：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1958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八大以后分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毛在第二线掌握大局。第一线中的朱德年事已高，不管多少事。陈云后来退出，第一线只有刘、周、邓三人。就大饥荒问题，第一线和第二线出现了矛盾，七千人大会以后，矛盾加深了。中共主流史学家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2月7日散会，2月8日毛泽东就乘专列去武汉了。从这时起，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但他在一旁对刘少奇进行考察。

六，八届十中全会

七千人大会以后就是“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117]刘少奇说自己现在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118]

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现在的主要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119]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120]这些省委书记拿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比，当然要好一些。毛泽东觉得省委书记是支持他的。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121]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支持包产到户的讲话。为了缓解饥饿，1961年，各地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122]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123]包产到户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使毛泽东忧虑的还有“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但彭德怀奋起为自己申辩。

1962年7月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向毛陈述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意见。田家英说完后，毛问他：“你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下午，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向毛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很生气。[124]

7月8日，毛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到菊香书屋开会，毛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7月10日，毛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25]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126]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127]这就是“三和一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17日，刘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等谈公安工作，要求认真检查、彻底揭露几年来打死人，伤害群众的情况。刘说：“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128]刘的这番话会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129]。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130]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也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131]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彭德怀没有能够参加七千人大会，他得悉刘少奇的讲话后大哭一场。[132]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详述了自己的历史，请求中共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133]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134]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135]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中共执政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136]。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把和高岗和饶漱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反党集团”。高岗愤而自杀身死。[137]《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阎红彦[138]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139]。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140]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141]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阶级本来是经济范畴，即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到1957年，中国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已经被剥夺，工商业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再根据什么来划分阶级呢？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142]“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是一种危险的、有害的提法。但是，中央党校哲学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143]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44]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饥荒无疑使毛泽东的权威受到影响，也使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危机。七千人大会上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经过两年的酝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扭转了政治形势。

毛的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刍型，即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理论的刍型。

一旦吹响了阶级斗争的号角，各级党组织都把抓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他们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寻觅“阶级斗争的新动力向”。下级将这些“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上级又将这些“新动向”向下级通报。各种报刊和各级会议，都大造阶级斗争的舆论。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开始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饥荒刚结束时的“整风整社”运动是“四清”运动的前奏。各省的“整风整社”是以“六级干部会”的形式开展的。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的经验是：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145]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146]问题。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147]，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148]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49]他没有从制度上寻找大饥荒的原因，却认为大饥荒的责任是“国民党残余”夺取了部分权力。他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整风整社”中揭发出来的事情是骇人听闻的。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从根本上还是制度原因。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整风整社”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150]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运动中揭露出了干部腐败和专横的大量事例。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是另一个“整风整社”的典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大饥荒那几年，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自杀身亡。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干部大吃大喝。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进入公社后，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家庭出身，查个人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工作组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接着，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151]

整风整社对农村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河北省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在运动中，在“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集训’了6763名”。[152]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了很老实的党支部书记李自旺。[153]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忽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队长为肖风，曾是新华社记者，此时是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154]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称赞。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后，1964年6月到8月，刘少奇带她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省作“桃园经验”的报告，亲自为王光美站台。此外，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她的报告录音。[155]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关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历史学家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156]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157]“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158]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普遍意义”。[159]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很多冤假错案。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在这里作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64年10月改组了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去昆明开会的贵州领导们带回两个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关进监牢。[160]

四清工作是刘少奇挂帅的。在他挂帅的这场运动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16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162]

王光美在她的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没有说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163]

1963年春夏之后，全国必的大饥荒已经结束，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

广大农民，对大饥荒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们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运动给了农民这个机会。

在“四清”中，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饥荒”的种种苦难,说干部如何打他们，说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农村干部恐慌、绝望，有人自杀。据青海省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164]

毛和刘都主张搞阶级斗争。不过，刘的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基层，毛的阶级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当权者。因为当权者能左右中国的政治方向。

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争论。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165]

《毛泽东年谱》记录了１２月２０日下午的这场争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问题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也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们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们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引杜甫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就是要搞那个儿大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人民内部矛盾和乱我矛盾交叉在一起。”毛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性质就行了。”[166]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167]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的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在晚餐上，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168]显然，毛说“翘尾巴”是指王光美；说他“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是指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毛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发言中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董必武谈到文件规定县级以上的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换时，毛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169]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前，他要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众读了宪法和党章中有关条文，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170]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不让他开会，刘少奇不让他讲话，剥夺了党章、宪法给他的权利。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那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171]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一把手讲话被第二把手打断了，不给一把手继续讲完的时间，即使一般单位也是不正常的。

１２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都陆续返回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在人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省委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中央工作会议又在１９６５年元旦以后继续开。[172]

毛泽东说刘少奇在他头上拉屎，不仅是这一次。1961年３月，毛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省委办公厅主任吴南生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173]吴南生好生奇怪。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吴南生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174]

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75]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176]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的一次谈话说： 过去我们“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177]什么形式呢？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1965年１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1965年５月，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岗山，写下了一首《念奴娇．井岗山》词：“犹忆当时烽火起，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湖南社教运动的情况。毛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心中正在酝酿着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以便“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178]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四清”被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大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表现了毛、刘的政见分歧，激化了毛、刘之间的矛盾。而北京大学四清的反反复复，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诱发点。这以后再谈。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根据马、恩以后的新情况，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伯恩施坦著有《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一书，他认为修正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它的解释进行批评”的思想观点。[179]这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此后，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中共批判修正主义应当发端于1956年。

1956年，中国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以后，还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对这个问题斯大林有现成的答案。

1936年，苏共对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成分已经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呼部门确立起来。”因此，斯大林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友好的阶级组成”。[180]

1956年的中国和1936年的苏联情况一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全面胜利。从阶级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来说，阶级已经消灭了。能不能用斯大林的答案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有创造性地发展。虽然公有制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毛不承认消灭阶级，还认为有阶级斗争。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毛的这些想法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这就是艾思奇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这套理论后来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产生于批判修正主义、是用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文革中把刘少奇说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批判修正主义应有之义。

1956年２月，苏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仅向苏共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3月中旬，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一方面，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秘密报告无论从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181]也有研究者认为，对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斯大林，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斯大林的后期错误进行了分析。苏共20大以后，发生了波兹南事件[182]、匈牙利事件[183]。中共中央认为，这些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是因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的。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题下进行。”1957年２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撰写、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直接批评中共。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1961年１０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２２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共纲领”。这个纲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赫鲁晓夫在主题报告中还公开批评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以示抗议。周率代表团专门到斯大林墓献了花圈。中共中央认为，1961年苏共中央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和通过这个草案的苏共22大，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标志。苏联共产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了权，苏联这个国家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改变了颜色。

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是相通的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了打好“反修”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崔琦。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从1963年9月６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同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止，共发表了9篇长文，合称“九评”。每一篇文章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显著位置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以激扬高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毛修改的这一段论述，不仅批评苏联，也表现出他对中国的现实的忧虑。

“九评”冲淡了大饥荒在中国人心中的记忆，也迎合了中国人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听到广播电台对“苏修”慷慨激昂地斥责时，油然生起一种快感。

现在回过头来看，“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路线推到了极左。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他一方面停止了原来承诺的新民主主义，加快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一方面经济建设上搞“大跃进”，企图赶超苏联。大跃进失败后，他还不甘心。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4年２月４日《人民日报》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7年11月６日《人民日报》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确指出：“……２０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要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的革命中心，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就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使中国成为“纯洁”的社会主义样板。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会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先要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1963年10月26日，周扬[184]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

1964年７月，中央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在文化学术领域搞批判的事。组长为彭真[185]，副组长为陆定一[186]，成员有康生[187]、周扬、吴冷西[188]。做具体工作的还有胡绳、姚臻、范若愚等。开始批判周谷城、阳翰笙，后来批判到杨献珍。再后来批判翦伯赞和吴晗。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级党委、各个部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各行各业都开展革命大批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纸、广播、会议、课堂，都充满着大批判的火药味。

在哲学界，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今称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观点。1963年11月，杨献珍在印发给党校学员的一个教学资料中写道：“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1964年４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中也提到“合二而一”，认为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的两部分，也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中央党校两位教员据杨献珍的思想写了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在５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当即表示：“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189]得知毛泽东的态度以后，康生让《光明日报》先发表几篇赞成“合二而一”或虽然不赞成但参与学术讨论的文章，接着组织文章批判、反击。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修改的署名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直接点名批判杨献珍。在这以后，《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各家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文章。据统计，到1964年底，在半年多时间内，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190]1965年３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给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小赫鲁晓夫。”说杨献珍“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起了进攻。”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杨献珍副校长的职务。这一事件，使杨献珍在文革中被送监狱达八年之久，两人（孙定国、黎明）被迫自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受批判者150多人，社会上受牵连的人无法统计。[191]

在经济学界，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孙冶方通过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分析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强调企业要搞好经济核算，要重视利润。提出了企业要以经济效果为中心等一系列看法。他的这些看法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

在历史学界，开展了对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重点批判他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历史主义”是指研究历史的方法，翦伯赞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主张历史研究要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批判者认为“历史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认为“让步政策”“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什么是让步政策呢？早在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指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当时，还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192]，为文革中揪叛徒作了舆论准备。

文艺界的革命大批判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没有停止过，时起时伏。新一轮文艺大批判起源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12月9日编印）上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3]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4]

在这两个批示的前后，文化部和几个重要文化团体的领导人成了批判对象，如齐燕铭[195]、夏衍[196]、田汉[197]、阳翰笙[198]、邵荃麟[199]等。与此同时，一大批文艺作品也受到批判。受批判的电影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逆风千里》等。受批判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受批判的小说有《三家巷》、《苦斗》等。一些文艺观点也受到批判，如“写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

真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

1964年11月，毛在听取一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200]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的原因吧？

在对文艺界的大批判中，毛泽东夫人江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来很少露面的江青，1964年６月２３日在周恩来召集的全国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她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好好辨方向”，她说：“如今的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这个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201]江青说她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哨兵”。这话不假。她一直为毛泽东监视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一发现有违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情况，就向毛报告。1951年对《武训传》批判，她是最先发现“问题”的“哨兵”；文革前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她也起了“哨兵”作用。为了扫除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江青亲自出面，组织并参与创作现代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最后形成了“八个样板戏”。江青也被人称为文化“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毛泽东最忠诚、最坚决的支持者。

十，简短的结论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国家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严密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信息。高度垄断的政权是靠官僚集团来维持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压制着广大群众，享受着不同等级的特权，官民对立相当严重。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然而，产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揭露黑暗势必冲击这个制度，但这又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一批又一批冲击制度的人们被这个制度吞没，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政权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毛泽东大力神化。使得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的指示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会标准。他的言论是判别是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是和对全民的愚化相对应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政治愚民同时并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的号召一出，政治愚民们就会沿着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最容易犯决策错误；不允许批评决策者，出现了决策错误又很难纠正。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红旗”，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开展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彭德怀为首的上千万人受到迫害。围绕大饥荒以后的善后恢复，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分歧，毛认为刘少奇等人的恢复措施是复辟资本主义。对饿死几千万人责任的追究，加剧了上层的政治斗争。“三面红旗”失败了，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乌托邦，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创造实现乌托邦的条件。

阶级本来是经济范畴，消灭了私有制，就应当消灭了阶级。毛泽东突破了马、恩、列、斯的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上消灭了阶级，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寻找阶级乱人，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在１９５６年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更反对苏共22大通过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指导思想。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触动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了权，苏联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颜色。毛还认为，苏联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不仅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的官僚集团。

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到文革前夕，整个社会彻底意识形态化。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魔力俘获，自觉地为意识形态而战。这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这样的制度，这样的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酿成一个又一个事件。前一个事件是后一个事件的原因，后一个事件是前一个事件的结果。一连串的事件一一演变，矛盾不断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

第二章点燃“导火线”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彭真的对抗

“二月提纲”

毛泽东出手反击

第二章点燃“导火线”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姚文元。在当时大批判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以为又是一篇普通的批判文章，没有引起注意。然而，这篇文章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章伯钧、罗隆基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吴晗[202]，成了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起点，这表明了“文革”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联系，也就是和大饥荒的联系。

这篇文章从起草到发表，向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保密八个月之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中宣部也不知道。这完全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203]。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毛，独自决定重大问题是司空见惯的事。陈伯达、王力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两位毛身边的大笔杆子也没有参与此事就更不寻常了。

毛泽东组织这篇文章还是来自大饥荒的纠结。早在1959年４月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还提议找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些文章。[204]毛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以来没有人敢向他讲真话；也可能是他看到官僚们追求享受、欺上压下的情况后，试图让官僚们学习海瑞的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没想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真的当了一回海瑞，却触及了毛泽东心爱的“三面红旗”，惹恼了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毛又说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说彭德怀是“右派海瑞”。[205]

根据毛泽东1959年４月提倡学习海瑞、宣传海瑞的意见，胡乔木[206]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他写一篇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吴晗是中共党内明史专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常用历史影射现实。中共建政以前吴晗的作品借骂朱元璋之名骂蒋介石。中共建政以后，又写了《朱元璋》一书，大唱赞歌。名为捧朱元璋，实际捧的是毛泽东。在极权政治下能够以发表作品而成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这个样子。胡乔木和吴晗谈话间，吴晗答应再写一出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在此之前，吴晗已经写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1959年６月在《人民日报》上以刘勉之的署名发表了。1959年９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因是在批判彭德怀之后。胡乔木给这篇文章加了个尾巴，写了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表示与彭德怀划清界限[207]。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写一出海瑞的戏。1960年底剧本写成，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１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嗅觉敏感的江青和康生认为这个戏“与庐山会议有关”、“有政治错误”。他们把剧中的“退田”和现实中的“包产到户”联系起来；把剧中的“平冤狱”和现实中的“翻案风”联系起来。其实，“翻案风”和“包产到户”是1962年的事，吴晗在写剧本时还没有发生。毛泽东还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对这个历史剧进行批判，让他夫人江青找人当枪手。

1965年2月，江青到了上海。早在1963年，江青就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谈过批海瑞的事，1964年4月柯庆施在外地养病，就推荐当时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承担此事。组织写文章本来是文教书记份内的事。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组长的姚文元主笔撰写，张则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积极协助。[208]1965年3月的一天，江青见了姚文元，交待了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任务，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上面刊登吴晗的剧本。为了帮助姚文元写好文章，张春桥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调来教师朱永嘉准备资料。到第六稿时朱永嘉才知道是写批吴晗的文章。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209]毛泽东看了三遍。[210]可见毛对此文的重视。1965年9月陈丕显（柯庆施1965年4月9日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就批判吴晗一事向彭真打了招呼，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的有些问题可以批判。[211]他的意思是，“有些问题”可以批，但没有说吴晗这个人可以批。这应该是就吴晗问题毛和彭真的第一次交锋。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初，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朱永嘉。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他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212]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彭德怀于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我彭德怀一耳光。[213]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上海《解放日报》11月12日在第二版转载。11月24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11月25日《安徽日报》转载，11月26日《江西日报》转载。这些省是华东局属下的，这些报纸是在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打了招乎以后才转载的，魏文伯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毛支持的。

上海的报纸批评了北京市的副市长，北京有什么反应呢？毛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毛泽东批吴晗有两个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阻止“彭德怀翻案”，开展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具体目的是试探彭真，这是一个“套”，让彭真上钩。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他虽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他在书记处分管人大常委会、公安、政法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其所以注意彭真，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山头”最重要的骨干。虽然在有的具体问题上彭真和刘少奇也有矛盾，但在对“大饥荒”的责任这个毛最担心的问题上，他和刘少奇态度是相同的。

彭真和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在白区党，彭真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1938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刘少奇就让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冀晋、平汉铁路东及平津两市党的工作。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从这时开始，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为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逐渐形成。

由于刘少奇批评王明[214]很得力，毛在同“国际派”的斗争中需要刘少奇。1941年10月３日，毛泽东发电报让在苏北的刘少奇回延安。刘少奇1942年２月动身。２月１３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说“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２月２０日又来电报：“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毛还让彭德怀派人调查路途安全情况。[215]

深受刘少奇信任的彭真也获得毛泽东的信任。1943年3月，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利用党校这个位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提高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加强了刘少奇的势力。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成为彭真的得力助手。1944年，彭真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安排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由此，刘少奇系统成了中共党内重要“山头”之一。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这是最早的“毛刘体制”。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加上了周恩来、朱德两人，组成了五人主席团，这五人主席团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七大”时，刘少奇被毛定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经刘少奇等人的努力，“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虽然名列第三，实际是第二把手。

1947年3月，胡宗南15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在陕北军队只有2万人。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部队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另由刘少奇、朱德率领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平山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由于毛在陕北战事繁忙，电讯又不方便，就让刘少奇一般事情不要汇报。刘在华北代表中央作决定、发指示。这就形成了习惯。1949年进城以后，刘还是不请示毛独自决定重大事情，并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毛忍无可忍，对刘两次发出书面批评：“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我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216]更重要的是，毛、刘在农业集体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政策、路线上看法不一。所以，进城以后，毛 、刘矛盾逐渐加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人事权还是控制在刘少奇、安子文手里。所谓“６１人叛徒集团”又归顺在刘少奇“山头”之下。这些人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６１人。1935年１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关押在北平监狱的一批共产党的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解决干部不足的燃眉之急。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建议，并上报中央，经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意，从1936年９月开始，断断续续地履行了手续，离开了监狱。这６１人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或在建国前后逝世；另有一人叛变，被中共处决。“文革”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和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杨成武1967年6月20日讲话说：他们这些人，每年照一次相，聚一次餐。[217]

借助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这个“山头”的干部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的重要位置并且有继续扩张之势。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岗认为这个名单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没经毛同意，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不知怎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他信任的高岗看，看后就让机要秘书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毛泽东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这止，不许对外泄露。高岗以为，安子文这个名单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待，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218]

1950年代初，高层传说：党、政、财权都不在毛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在彭真、财权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219]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刘少奇“山头”膨胀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也引起了其它“山头”的不满。最先挑战刘少奇的是高岗。

1952年高岗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调进北京，毛泽东十分信任他。当时有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书记是林彪，邓子恢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一位。有人猜测，毛准备让高岗替代刘少奇当接班人。这个猜测准确与否很难确定，但让高岗平衡刘少奇应当是准确的。

高岗和毛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一致。如：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尽快实行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对高岗讲了很多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高岗在中央高层散布了这些话，还跟一些高级干部私下议论刘少奇。高岗批评刘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批刘的天津讲话[220]，说刘反对山西的合作化，说刘反对开除富农党员，等等。毛主席对高岗说，刘少奇这个人没有过社会主义关，现在要帮他，帮不过来就让他当议长（当时还没有人大）。然而，这时毛还不想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周恩来联手对付高岗。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对刘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听别人讲的，是我检的。”“别人”指谁？是毛。高岗进京前，毛让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少奇1929年在东北被捕的表现如何。到1953年底，由于种种风声，高岗和刘少奇相比，毛觉得还是高岗的危险性更大一些。刘还主动检查，高岗不检查。高有军队的老关系，有东北地盘，刘没有。另外，如果高岗把毛的私房话都端出来，那毛不成了分裂党、反党？毛审时度势，反复权衡，才决定把高端出来。[221]同时还把和高岗没有多大联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潄石牵连进来，打成“高饶联盟”。高岗看到毛泽东不支持他，愤而自杀了。这就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

由于安子文跟刘少奇太紧，毛没让安子文升任组织部长，调来饶漱石当组织部长。饶漱石上任后，揭露安子文背着毛搞“八大”政治局委名单。刘少奇就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成为“高饶反党集团”。饶漱石一倒，安子文就由组织部副部长升为部长。刘少奇山头的力量更强大了。[222]

“高饶事件”以后，党内对刘少奇的不满有增无已。1962年春天，高岗夫人李力群在劳动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来是林彪夫人叶群来接她，叶群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要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湾去，想看看你和孩子们，想问问你们的情况。”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谈到高岗的案子以外，还对李力群说“力群同志，你很年轻到延安参加革命，你不了解我们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刘少奇从华中来，七大后当了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监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刘少奇当了党内二把手，他是否满意了？有没有想法？为什么就开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说话，看行动，看表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只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是一个，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223]

高岗秘书赵家梁说，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后刘作为接班人是公认的。毛是不是想换一换？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会议的报告中说，讲到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讲到右倾情绪，讲的是邓子恢，实际内容是刘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进”，名义上是批周恩来、陈云，实际还是批刘。对此，刘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总是主动作检查，1953年财经会议上主动作检查，八大二次会议又主动作检查，成都会议又作检查，没有人让他检查，为什么总是要作检查？[224]

到了1965年，毛泽东想整刘少奇是决心已定的。

要整刘少奇，先得断其臂。彭真首当其冲。

彭真和贺龙、罗瑞卿的密切关系也使毛泽东忧虑。彭真和贺龙在延安时就结下了友谊，进入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龙喜欢钓鱼，有时将钓的鱼送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去贺家串门。贺龙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225]

有学者说，毛泽东组织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给彭真放下“钓鱼钩”，因为那时毛还信任彭，还交给彭重要任务，让彭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其实，交给彭重要任务不一定是信任他。毛还让刘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这个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难道能说此时毛对刘信任吗？

彭真的对抗

在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沙英给上海《文汇报》打电活，询问姚文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文汇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要求《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组织反映文章，范瑾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如何回答，宣传部负责人说：“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226]

当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陆定一虽然是中宣部长，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各报刊多次向市委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

见北京不转载姚文，毛泽东11月17日到上海，让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２４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227]

11月26日，彭真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228]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人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229]

打破这个僵局的还是陈丕显。11月25日，陈丕显（一说是时在上海的江青）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恩来。11月29日，《解放军报》奉罗瑞卿之命转载，第二天周恩来让《人民日报》转载。[230]

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见写了一个编者按，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231]

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同时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232]

１２月２１日 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233]１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谈的那些意见。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第二天毛约彭真谈话，毛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234]

１２月２４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显然是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235]

１２月２６日、２７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在头一篇。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北京的对抗，加深了毛泽东认为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看法。

作为身处高层的老练的政治家，彭真没有那么迟钝。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亲自支持的。退一步说，如果早先彭真的对抗不了解毛的意图，毛１２月２１日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以后，还坚持将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那就是向毛挑战了。今天看来，彭真他如此大胆地对抗毛泽东是正确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他后面有没有刘少奇支持呢？但现有的资料无法证实。彭真等人组织的《二月提纲》更是对毛泽东的一次挑战。

彭真对抗毛泽东，咬住了毛泽东抛出的鱼钩。

“二月提纲”

毛泽东点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以后，一些批判文章进一步升级。1966年１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为文章上纲很高，能不能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就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７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组长是彭真，组员有陆定一（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1964年以来的文艺、思想大批判都是这个小组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当然也是他们的职责。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五人小组的人以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会上批评了关锋等左派。彭真强调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２月４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批评加以约束，把批评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搞成政治批判。[236]提纲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这被人理解为用“各种学术理论问题”来冲淡政治问题。提纲还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就是以势压人。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姚文的。提纲说对“坚定左派”“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也要“清理一下，弄清是非”。这是指关锋、戚本禹也写过按当时标准应当受批判的文章。

２月５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讨论了“二月提纲”（草案）。临开会前，彭真把“二月提纲”（草案）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念“提纲”。这次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于２月７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五人小组送给常委和毛泽东的“汇报提纲”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署名是姚臻加上的。[237]

２月８日，是决定“二月提纲”命运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早晨，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从北京西郊机场乘专机飞往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汉机场迎接，并让他们立即到东湖毛的住处汇报。至于汇报会的情况，至今其说不一。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对其政治对手的谈话总是模棱两可的。龚育之当时也是到武汉人员之一，没有参加汇报会。他听到许立群汇报会后回到招待所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许让龚育之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臻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238]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说毛对“二月提纲”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赞成。[239]毛泽东批评许立群以后，龚育之问许立群：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许立群对龚育之说的和“大事记”上讲的有几件事是大体一致的：一，在汇报会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他站在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二，彭真说对这次批判要做政治结论。毛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三，彭真提到关锋、戚本禹等左派也写过影射杂文，骂过中央，要不要对左派整风解决一下。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武汉汇报后，彭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打电话，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尽快发给全党。

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彭真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１３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胡绳对张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240]

2月12日，经邓小平签发，“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在这个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询问“二月提纲”到底是针对着谁的？“左派”指的是谁？代表彭真的许立群回答说，这是指阿Q，谁身上有癞疤就是谁！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时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241]张春桥得知彭真的答复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242] 得知彭真这个电话，强化了毛打倒彭真的决心。

毛泽东出手反击

看到彭真等如此对抗，毛泽东进一步把话挑明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因1962年扶持包产到户被毛撤销）。[243]

3月28日、29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日毛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说，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244]

4月2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给毛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245]经康生批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4月5日，《红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几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多月。

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大批判升级。形势对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彭真表态，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这个小组后来转为中央文革小组。[246]

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用３个版面，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三人，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事了。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可新华社又奉命撤销了北京市的按语。

1966年4月16日至24是，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主要是批彭真，讨论撤销“二月提纲”。毛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二月3日搞了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247]

毛说“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二三月间，彭真组织人整左派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忆说：

这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臻、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248]

４月１６日，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从北京飞到杭州。叶剑英来得晚，问李雪峰：“这个会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过会？”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见面谈话，他对毛的秘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谈２０分钟，请你转达。”毛不见。大家觉得事情大了。饭后散步时，六大区书记没有一个人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穷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北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路上，三个人面对面坐着都没说话。[249]在中国共产党内，人与人的关系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除此之外无别的关系，不能有私人友谊。一旦毛对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马上和此人划清界线、保持距离，甚至落井下石。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二月提纲”的主要起草者许立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250]1950年，许立群以杨耳、贾霁的笔名批判《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大批判的发难之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轮到他挨批判了，从此被关押8年。

参加这次杭州会议的杨成武事后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说：“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两个中央。我离开北京在外地时，常委议了两条，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有什么意见会向北京提出来，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杨成武还对邱会作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251]指毛要对刘、彭反击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而，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52]

彭真回北京以后还没有失去自由。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北京市委。５月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

5月１１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向李雪峰交待到北京市委后应当注意的事。他俯身对李雪峰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后面有什么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态度激昂，回身朝背后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意思是说他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他还把此当作他的政治资本。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253]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让彭真倒台了。倒台前还念念不忘是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毛动手整刘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时候，刘少奇和陈毅在东南亚访问，他对杭州会议整彭真的事毫无所知，还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日，他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他们原计划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这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们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他出访这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事。面对毛咄咄逼人和党内上层力量对比的情况，刘少奇没有办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对彭真的整肃。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纲”的时候，江青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到３０日，在上海搞了一个文件，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地纪要》。毛泽东让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修改。这个纪要，也可以说是“二月纪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这个纪要说：“建国以来，文艺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和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一样，这个纪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志搞出来的，她组织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写出稿子，毛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加写了一些落，还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题目。其所以抬出林彪，是为了请出林彪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请林彪审批《纪要》，林彪给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1966年4月10日，这个《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11号）下发到县团级。4月16日，周恩来认为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对《纪要》的评价还不够高，要求重写。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重写的按语，对这个《纪要》作出了更高的评价，还特别强调“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254]《纪要》不仅仅“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文化革命的号令，而且是让军队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终于拉开了。在此期间，中央报刊接二连三地发出火药味很浓的社论：

４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个社论是将《纪要》改写而成的。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５月４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调子最高，总是提前透露一些信息。这表明，有“枪杆子”在后面支持。

５月９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在南方遥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５月４日开幕，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被摆上了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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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

罗瑞卿倒台

陆定一倒台

“剥笋政策“的胜利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

彭、陆、罗、杨，是当时对被整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合称。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彭真以后，彭真基本倒台了。在这之前已经解决了杨尚昆和罗瑞卿的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即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就免去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名义上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实际上被审查。1966年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255]（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掌握着中央警卫团，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和管理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把他调离中南海，换上毛信得过的汪东兴接任，毛泽东就感到安全了。杨尚昆事后回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256]让杨尚昆下台，主要还不是和彭德怀的关系，而是他与刘、邓的关系。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讲话中说：“彭德怀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杨尚昆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周恩来点明，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毛认为他“抱了刘邓的腿”。[257]罗瑞卿实际掌握着军队，和刘少奇、邓小平关系不错，为了安全，毛泽东先对他下手。

罗瑞卿倒台

罗瑞卿是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之一。[258]毛泽东过去很信任罗瑞卿，称他“长子”（chang zi,即高个子），毛对关系密切的部下称外号，如“罗长子”、“柯大鼻子”（柯庆施）、“谭老板”（谭震林）等，表示平等、亲切、幽默。毛让罗担任了公安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一把刀。毛用这把刀镇压反革命、肃反、反胡风集团等，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1965年12月，“刀”终于砍到他自己头上。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也很深。1930年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41师的政委；林任一军团团长时，罗是军团保卫局长；在延安，林是红军大学校长时，罗是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主持军委工作，就提名已经离开军队１０年的罗任总参谋长，取代黄克诚。罗是红一方面军的。新军委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占主导地位。红一方面军是毛的“家底”。这样一个被毛、林十分信任的高级干部怎么被打倒的呢？

吴法宪认为，罗瑞卿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下决心的是毛泽东。批评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决心召开批罗的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决定撤销罗的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是毛。[259]

实际上，在林彪向毛提出罗的问题之前，叶剑英等人就提出过了。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的头三四年内，和林彪的合作比较好。在这期间，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具体主持。[260]1962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有时十分严重，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这样，主持军委的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从此，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罗瑞卿与贺龙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渐行渐近。罗瑞卿与林彪原本密切的关系反而渐行渐远，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邱会作认为，开始罗未必是存心对林封锁，认为他和林的关系好，林又是不管小事的人，林的身体不好，事无巨细地汇报，反而打扰林。后来罗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没有希望了，就倒向了贺龙。[261]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军委会上，罗让负责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璋介绍林彪的病情。傅连璋说：“我们对林总的身体，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尽医生的职责，我们的作用是有限的····”言外之意，林彪身体不可能好转。罗瑞卿就开始嫌弃林，说“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看到罗的疏远，林彪不得不对罗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你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还是你的上级吧，你的情况我一点不了解怎么办？军队的工作我是要对中央负责的。”[262]

军队内部对罗瑞卿这场斗争，与军队内的“山头”有关系。

军队里有多个山头。第一个是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所形成的红一方面军，在以后的战争中，林彪成为骨干人物；第二个是由贺龙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二方面军，第三是张国焘、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在延安时期被清算而脱离革命，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又在西征路中损失太大，这个山头影响减小，但留下一些干部。这三大红军主力在抗日战争中分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林彪为师长；八路军 120师，贺龙为师长；八路军129师，刘伯承为师长；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陈毅为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时期的四支部队组成四支解放军：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领导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领导第三野战军，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

1958年军队内部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首肯后，由邓小平、彭德怀挂帅，整了刘伯承、粟裕、肖克等一批人。1959年庐山会议，又整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1959年中央军委改组后，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则是林彪、贺龙、聂荣臻。这体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军中的掌权。

文革前夕，能够和林彪阵营相对立的，只有二方面军贺龙的山头。1949年以后，贺龙这个山头的人始终是团结的。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台、徐海东生病的时候，把能够拉过来的三军团（彭德怀）、十五军团（徐海东）“无家可归”的人都收在自己的门下。贺龙把他们团结得很好，他说：“茅台酒胜过党性。”贺龙还同最高层的一些人，如邓小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贺龙在党内斗争中是能起砝码作用的人物。

罗瑞卿疏远林彪、靠近贺龙以后，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另一个阵营。

军队高层“阵营意识”十分强烈。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显现裂痕。本来是第一方面军的罗瑞卿，却投向了第二方面军的贺龙，这不只得罪了林彪，也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中央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263]这样，罗在将帅间的处境自然不好。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不满除了山头因素以外，还有工作上的因素。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很感兴趣，12月亲赴南京军区考察。年底，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264]1964年1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叶剑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后来，叶剑英向邱会作转述林彪的话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265]1964年底开始的全军大比武，贺龙、罗瑞卿全力投入，展示军队在他们领导下比林彪主持军委时更好。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冷眼旁观。后来，大比武成了罗瑞卿冲击政治、反对“突出政治”的一条罪状。

罗瑞卿分管国防工业，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双方工作有交叉，难免的些矛盾。在发生矛盾时罗对聂不够尊重，得罪了聂荣臻。

1965年6月，叶剑英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叫到军事科学院他家中，就罗瑞卿问题交底。叶对邱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帅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让他们不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指贺龙——本书作者注）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是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266]叶剑英说1965年6月“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可见，在6月之前，毛就向叶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

罗瑞卿“身上有刺”、“霸道”这种个人作风，当然会引起些矛盾。但是，主要问题不在罗的个人作风上，而是权力配置失衡（肖冬连也持此见）。１９６５年，罗瑞卿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等１３项重要职务。每天收到文件堆积如山，四个秘书帮他处理文件。[267]在罗瑞卿日理万机的同时，一些元帅和大将无事可做。自从1950年代广东反地方主义以后，叶剑英调离广东，一直没有具体工作，闲得无聊，只好钓鱼[268]。另外，在权力格局上，罗瑞卿掌管全局，其他老帅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在极权政治下，权力分配主要取决于一把手的意志，一把手相信谁，就让谁担任重要职务。权力分配和职务升降都是暗箱操作，必然造成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如果分工、接班的事都按民主程序办事，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将帅不和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调整权力分配来解决，对毛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必开展残酷的斗争？原来，在毛泽东那里，有比将帅不和更为重要的、深层的忧虑。这就是罗瑞卿倒向贺龙和刘、邓。1962年后，罗瑞卿和刘少奇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这些引起了毛的猜疑（毛对贺龙是不放心的，本书第四章要专门介绍）。到1965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基本成熟。要倒刘得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怎能放心？在打倒刘之前，必须先清除高层的障碍。就在这个时候，将帅间的争斗为毛提供了机会。毛抓住了这个 机会加紧部署。

1965年8月叶剑英看望林彪时，明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269]

1965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萧华和邱会作。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叶剑英在“打招呼”时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剑英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270]

11月26日，周恩来在上海向毛汇报工作，罗瑞卿参加。周讲完后，罗说他准备第二天到苏州看望林彪。毛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271]大祸临头的罗瑞卿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知道了要挨整向林彪求助。罗到了苏州，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让罗进去。

1965年12月1日，叶群乘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从林彪养病的苏州到杭州。毛在杭州常住两个宾馆，一个是刘庄，一个是汪庄，这次接见叶群是在汪庄。

林彪让叶群带一些材料呈送给了毛。[272]这些材料是：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另外还有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

林彪11月30日给毛的信内容是：“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信中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显然是指叶剑英等人。

上海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地汇报了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听汇报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剌；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解决。”[273]

叶群奉毛之命到杭州，除了交上这些材料以外，还向毛泽东作了４小时５５分钟[274]的汇报。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对林１１月１８日报送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75]这是指罗瑞卿的。

什么是“突出政治”？林彪曾有解释：“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276]毛泽东历来重视政治工作，一直强调“政治挂帅”。他对林彪的这种说法是赞赏的。说罗瑞卿不突出政治，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由毛泽东主导[277]，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上海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各兵种各总部主要领导人。共有61人，其中军队高级将领34人。这次会议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事的，军队里在会上管事的是肖华、刘志坚。

据邱会作回忆，１２月６日晚，空军司令部通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８时请邱部长带秘书和警卫员，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去参加重要会议。”接着，中央警卫局来电话，核实带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字。１２月７日，同机从北京飞往上海的有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李作鹏等。贺龙不知道到上海开什么会。刘伯承是知道的。在飞机上刘伯承故意逗贺：“贺胡子，到上海开什么会呀？”贺龙说：“除了打仗的事，要我们去干什么？我把军用地图都带来了。”刘笑着说：“打仗，我们没用了。我们都是黄忠[278]的哥哥了。”贺龙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连打倒总参谋长的会，毛主席都不给他打招乎，说明毛对贺龙已经另眼相看了。上海会议以后，叶剑英就取代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279]

会议于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组，每组20人。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杨成武回忆说：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叶群。周恩来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280]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281]

叶群还说：“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282]雷英夫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杨成武认为，可能是特意安排雷英夫来揭发的，因为作战部长王尚荣已经参加会了，雷英夫有什么资格参加会议？

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在云南考察。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让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特别交待，要吴法宪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法宪理解是防止飞机到印度和缅甸。周恩来还告诉吴法宪，这架飞机到上海后只能三个人接，一是代表东道主的陈丕显，二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三是吴法宪。不要告诉任何人罗到了上海。[283]吴法宪对驾驶员时念堂说：“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284]

罗瑞卿到上海的时间是12月11日下午两点多，没有让他到会场，而是拉到建国西路618号院子（曾做过波兰领事馆）里软禁起来了。一进屋，周恩来和邓小平就找他谈话，周、邓已经在这里等他了。周、邓指出他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罗瑞卿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后来，周、邓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285]看守罗的警卫是从北京带来的8341部队担任。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罗参加会议，只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会议15日结束。罗瑞卿不服，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见毛主席，见林彪，当面说清楚，周恩来不让见。[286]

会议没有简报，又是小组会，互相不通气。邱会作在西北组。西北组组长刘澜涛发言说，罗瑞卿“抢班”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实际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贺龙在会上是最积极的，见人就骂“长子”。他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叶剑英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还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们就不客气了。他跟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287]

上海会议一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任代总长。叶剑英也升为军委副主席，不久以后又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工作。罗下台，叶剑英地位上升。

1966年3月4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等前后共九十五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在开幕时露面后即赴三线考察，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则是叶剑英。罗点点在她的书中写到３月４日下午罗瑞卿进入会场的情景：“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仇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界限。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怀着敌对的眼光看着罗瑞卿。”[288]会议了35天。与会者都涌跃发言。除事假病假外，共有86篇发言稿，其是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

在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上，彭真试图遏制会上的过激情绪。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写信，揭露彭真在批罗会议上的“恶劣表现”。[289]6月27日，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介绍文化革命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290]

据邱会作回忆，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向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肖华的揭发和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叶剑英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都是份量很重的。肖华本来是和罗走得很近的人，为什么这么卖力气揭发？对这个问题，邱会作和叶剑英有一段对话：

1966年1月底，叶剑英副主席叫我去谈话。······叶帅问我：“在上海会议期间，你同别人谈到肖华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只是在陶铸同志那里听到过肖华不宜挂帅（任军委秘书长）的话，我也插不上嘴。”······我问“叶帅，是怎么回事呀？”他回答说：“有些要紧的事。”他说：“没有挂上帅的人（指肖华没有当上军委秘书长）恐怕心里总会在想什么吧？”我回答说：“可能总想找张路条（指整别人以表现自己）回来吧。”叶帅带着惊奇的口气反问：“路条？”我说：“嗯，到别人门下去了的人（指肖华和罗瑞卿搞在一起了）现在要回来，不拿路条表现一下自己就不好进门。”我这样回答。此时 ，叶帅面带笑容说：“真高见！你的话我懂了。”[291]

从这段对话可以得知，为什么在政治运动中，一个人挨整时，给他致命一击的常常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谓“路条”，就是出卖朋友换取毛的信任，即“投名状”。

梁必业，中将，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梁必业揭发说：１９６２年罗同他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病情。首先是关心的口吻，后来就谈后事了。罗说：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业还说：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罗瑞卿方针是：“冷林，热贺”（对林彪冷，对贺龙热）四个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宣扬胡子（指贺龙）的亲政，要使大家相信，林彪只是熬时间。梁还说：罗再三强调，突出政治是突出个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和拥贺的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再三交待，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有更大的作用。[292]主持批罗会议的叶剑英把大会揭发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业揭发的记录稿交给罗看了，罗通宵未眠，坐卧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然杀了。他自杀前在梁必业的发言记录稿上写了两句话：“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集团”。[293]在整罗瑞卿的时候，被指摘跟着罗跑、被视为罗的“心腹”的几个人用书面材料揭发了罗在他们“小圈子”里的言行。

1966 年3月18日早饭后，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罗，会不开了。对于这个会，罗怕开，又更怕不开。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又要升级。他在绝望中跳楼自杀（未死，腿受伤）。自杀前留给妻子郝治平的遗书是：

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们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294]

在京西宾馆，罗瑞卿自杀并没有停止对他的批判，而是参加批判会的人更多了。罗在医院里，揭发批判是背靠背的。

当时中央在杭州开政治局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也是杭州会议的一个内容。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 毛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说：“真没出息！”刘少奇说：“罗长子盛气凌人，锋芒毕露，他对老帅都打击。自己不认真检讨，过不了关就自杀，没出息。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他是坚决向党对抗。”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吟诵了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的诗句。

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列出了罗瑞卿的几个错误是：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例如，罗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三，目无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簒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 ［66］ 268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几条当然是桌面上的，真正的问题应当是本书上面介绍的情况，即罗瑞卿与贺龙走得太近，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较近。要整刘少奇，就不让军队掌握在贺龙、罗瑞卿手里。毛利用早已存在将帅矛盾，抛出罗瑞卿，牢牢地控制了军队。

陆定一倒台

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他倒台的爆发点是一个非政治事件。这就是他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简称严慰冰事件。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前每个人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书。上面写着：

我证明：一，我和叶群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都是造谣。

林彪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295]

聂荣臻元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对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他是针对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的。

大约从１９６０年起，到１９６６年１月，在５年多时间里，严慰冰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其中有一封信是一首打油诗，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６日发出的，寄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让他转给林彪。信中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帖招。”明显是骂林彪的。这几十封匿名信９０％是写给林彪一家的。林彪一家包括两个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哪里。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林豆豆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乱编乱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林彪秘书张云生看了严慰冰信的复印件，信中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296]严慰冰的信给林彪家造成了影响，豆豆有一段时间不相信叶群是她母亲，多次吵闹。叶群到处找人证明她的清白，当年的马夫、警卫员都找了，闹得林家不安宁。中共中央重视此案，公安部组织力量侦破，还指定驻京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破案，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都亲自指导过破案。

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１０时左右，陆到了彭家里。彭把公安部转来的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就是严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发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办的托儿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陆对彭说，自己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297]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严慰冰被捕。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陆定一传》说，在延安整风时，严慰冰得知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的问题，向所在单位作了反映。叶群和林彪结婚后很霸道，严看不惯。直接的原因是叶群歧视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琳，严对此很愤慨。陆定一对他的传记作者说，“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298]

在审理查严慰冰期间，周恩来对陆定一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３月６日，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南方。５月６日，陆定一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５月８日，陆定一从合肥乘汪东兴派来的飞机回到北京。[299]

在批判陆定一的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检查，他说：“我同严慰冰生活２５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们说我知道，是有道理的。２５年，还会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请把我当成反革命的主谋犯和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林彪听后连声说：“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他质问陆定一：“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答道：“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300]林彪质问陆定一：“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样的坏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批判成了闹剧。[301]

周恩来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把茶缸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302]　杨成武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下晃了晃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03]

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的资格。邓小平让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李富春让李雪峰说。李雪峰只说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陆定一大声说：“雪峰同志，我可是搞共产主义的，我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304]

说陆定一倒台是受老婆的牵连，那就过于简单了。

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来，陆定一一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在组织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在胡风事件以及其它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后，毛泽东对他就不满意了。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对思想界、文艺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在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个纪要中说，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些都是陆定一领导的部门。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辖的，毛泽东对教育界也不满意。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北京采取对抗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和彭真是一致的。这使得毛泽东对陆定一和中宣部很不满。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毛泽东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305]。１９６６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中明确批评了中宣部，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批判陆定一的发言中说：“陆定一是从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陆的老婆从1959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明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306]周恩来把严慰冰事件和陆定一联系在一起了，和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一个人，还得从根本问题上把这个人钉死。如：是不是当了叛徒，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陆定一出身于无锡一个殷实官僚家庭，南洋大学毕业，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为革命牺牲了的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钱，留为治病开支。共产党员不能继承剥削家庭的遗产，陆定一继承了。因此，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

陆定一始则被软禁，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307]陆定一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308]陆定一既被彻底妖魔化了，这个妖魔已经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拧，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年盛行一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这使迫害者义正辞严，斗志昂扬。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一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在许多老干部获得了解放的时候，中央反而对陆定一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真是发人深思。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一文提到“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一次是1976年2月：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一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309]按照文革后的政治规则，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一定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抓捕“四人邦”两年以后，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获得自由。他失去自由的时间13年。

“剥笋政策“的胜利

林彪在1966年５月１８日的讲话中为“彭罗陆杨”定了性。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彭罗陆杨”说成是“四大家族”。这是借用对国民党高层的“蒋宋孔陈”的说法，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四大家族”是罪恶的代名词。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讲话中说：“‘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贺。”“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被夺走了，现在一个一个地夺回来。”陈伯达在５月２４日讲话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周恩来这次讲话中提到“剥笋政策”。他对此有一个解释：“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筍’，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筍的政策。”“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黄张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使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林彪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剥笋政策”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说的。他把打倒彭真、罗瑞卿比做剥笋。一只笋，有点烂了，把外面几片剥掉，还可以吃。刘少奇说：“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310]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5月24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团级。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审查组，下设四个组审查彭罗陆杨。

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剃头歌》：闻道头需剃，如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彭、罗、陆、杨“剃”了不少人的头，现在他们被别人“剃了头”。在1965年底给彭罗陆杨“剃头”的人，以后都被“剃了头”。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仿《剃头歌》作《整人歌》：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极权制度的特征，也是维持极权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罗陆杨，与其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之一，不如这是毛泽东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搞掉了这四个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一些。毛泽东1965年11月12日离开了北京，一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间，连十分重要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参加。文革研究者米鹤都认为，这是毛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彭罗陆杨打倒后，毛还是不放心。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担任卫戍任务，林彪5·18讲话谈政变时说，毛主席调兵遣将，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还授意周恩来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以保证首都安全。

彭、罗、陆、杨已经被摆在阶级斗争的砧板上。群众专政的铁拳不断地向他们猛击。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一夜之间，多位副部长以上的领导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田汉等。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行为，组织者事先打听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线，准备了车辆，据说他们通讯联络工具是高级干部的保密红色电话机。他们都穿着军大衣。后来才知道抓人的是四个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带头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311]她带领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他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绑架走，然后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里。周恩来得知是叶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叶向真要人。叶向真就和周恩来谈判。周恩来承诺：“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周还同叶向真商定，把叶的“游斗彭真”的计划改为“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周恩来还对叶向真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时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相信周恩来不会欺骗她，把彭真等交给了

周。[312] 12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的代表时说：“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叶向真开了文革期间随意绑架高级干部的先河，开创了群众乱揪领导干部的先例。清华大学“捉鬼队”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受了叶向真这次行动的启发。

周恩来让军队把彭真要了回来，关押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什么时候批斗，什么时候提走。周恩来没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会。这次会是经周恩来同意的。会上巨幅横标写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参加批判会的有３６０００多人。会上唱语录歌，还唱《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除彭、罗、陆、杨以外，还有一大批领导干部陪斗。被批斗的人被反扭着双臂，弯腰９０度，呈“喷气式”，头发被人揪着，随时将头提起按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摔断了腿，是用箩筐抬去的。

这次批判彭、陆、罗、杨的大会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文革期间，特别是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领导干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会议，明天就可能被揪斗。有些老干部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他们和他们家属整天处于恐怖之中。

毛知道干部被批斗的情况。1967年秋，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毛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纪登奎，“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313]

四4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防政变殃及贺龙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5月发生的事件很多：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过；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描绘了他心中乌托邦；北大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改组北京市委。

这段时间报刊的舆论越来越猛烈，社会上硝烟四起。

这里说的五月会议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２６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314]这么重要的会议毛让他不信任的人刘少奇主持，自己不参加。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24日，会议决定对彭、罗、陆、杨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进行专案审查；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揭批彭、罗、陆、杨的情况在第三章已作介绍。这里只介绍会议其它方面的情况。

这是毛泽东在千里之外却控制自如、全面贯彻自己意图的一次会议；

这是由刘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墙角、甚至是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会议[315]；

这是刘少奇主持下揭发批判和他意见一致的彭、陆、罗、杨的会议；

这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正式发动；

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开了23天，时而大会，时而小会，时而看文件，时而讨论。会议大体进程是：

会议前四天，康生、张春桥、肖华介绍情况：康生传达毛泽东自１９６２年以来有关批判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讲话或者批示；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特别强调毛泽东修改了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张春桥介绍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等。萧华介绍罗瑞卿问题和批罗会议情况。在张春桥讲话之后陈伯达作了系统揭发批判彭真的发言。会议头四天的情况介绍为整个会议定了调子，为不在现场的毛泽东意图的贯彻打下了基础。整个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轮流主持。

在五月会议上，又一次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人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316]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学毛著，做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317]周恩来把忠于毛泽东当做保持“晚节”。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318]说毛泽东超过马克思，林彪在５月１８日的讲话中讲过，陈伯达只是重复。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６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这一天通过的，所以叫《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据《通知》起草的参与者王力回忆，1966年3月，康生和赵毅敏到杭州向毛汇报有关国际共运的问题，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毛大发脾气，推翻了中央决定参加苏共２３大的意见，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的材料[319]。康生回来以后，由邓小平主持会议传达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向全党发通知，撤销“二月提纲”，让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日发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予以撤销。毛得知后说，这个不行，没有说实质性问题，要再起草个文件。起草小组是４月１６日成立的，成员是江青定的，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名义上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伯达、康生在杭州开会，起草小组实际由江青主持，张春桥是秘书长。地点在锦江饭店后面那个楼。[320]４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纲”的话，王任重作了记录。用王任重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就是《五一六通知》的基础。[321]起草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毛对文件草稿每增改一次，就议一次，有什么意见，给毛回话。在这个基础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让毛再改，毛不仅是修改，还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话。毛改后再交给起草小组进行文字处理。杭州会开了几天，稿子就修改了几次。后来发表《五·一六通知》，毛亲笔加的内容用黑体字标了出来，没有用黑体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写的。[322]五月会议上讨论《五·一六通知》时，陈伯达、康生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

《五·一六通知》全文不到五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文件指出“二月提纲”十个错误，并对这些错误一一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阐述毛的观点。文件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文件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这个文件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个文件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几个月以后，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在５月１６日通过这个《通知》时，刘少奇知道是指他吗？阎长贵说，当时康生、张春桥都不知道，以为是指彭真。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刘少奇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个针对他的文件却在他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却对会议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多年的个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绝对权威，而是全党早就接受了他这样的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概念已经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了人们行动的指南。

《五·一六通知》有一个附件，就是《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据说这个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很少提及。不过，如果站在客观立场，去掉其中强烈的政治色彩，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戚本禹目击“五·一六”通知举手通过的情况。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没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323]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当时全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共识。5月19日，《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６］２６７号）发到县团级，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成为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一年以后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５月１７日的会议上，刘奇少说：过去填表时一直填富农成份，后来到花明楼看了，应该是地主。周恩来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没有察觉。邓小平了作了检查，说书记处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林彪没有检查，但说他的家庭是地主，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这么多高级领导人都讲自己的出身，难怪三个月后“血统论”横行。

防政变殃及贺龙

５月１８日，林彪发表讲话[324]，从批评彭、罗、陆、杨开始，大讲政变。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因为毛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325]

毛担心政变是从苏联那里来的。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发生了“不流血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了下台，毛泽东对中国是否会发生这类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毛的卫士陈长江说：“有一次我们很紧张，毛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也带很多。我们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人。’主席点头满意。”[326]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人：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萧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327]

１９６４年纪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时候，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１１月７日晚间，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贺龙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军界领导人谈话中，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向周恩来报告，周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掩饰。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328]周恩提出正式抗议。周这样做，有出于维护中共和国家尊严的考虑，同时也给毛泽东吃一颗定心丸。周非常清楚，担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党内分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苏共搞掉赫鲁晓夫靠军方支持。所以毛泽东特别警惕北京发生军事政变。极权政治是阴谋政治，最高领导人最警惕高层的阴谋活动。而在极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要推翻最高领导人，宫廷政变是最常用的方式。马林诺夫斯基为什么对贺龙谈政变呢？作为军事家的毛知道，如果中国发生政变的话，贺龙是最重要的力量，最有搞政变的可能。对毛泽东来说，马林诺夫斯基一语点破了，这就决定了贺龙必死的命运。

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来说，贺龙是有大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自己带出来的一支军队交给了共产党，并担任总指挥参加了南昌起义。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南昌起义失败以后，贺龙回家乡白手起家搞起了红二军团，和任弼时一起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此逐步形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对毛泽东不是很顺从的。1950年代，他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后来中央撤消西南军区，把贺龙调到北京管体育。贺龙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撤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他还说这是“杯酒释兵权”。[329]贺龙主持的国家体委有一个国防体育俱乐部被认为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330]

中共军队中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山头。通过多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各个山头都有削弱，但贺龙为首的红二方面军这个山还比完整，贺龙有兵权，他还爱交朋友，经常和军方的人走动，被怀疑为“拉山头”。在极权政治的和平时期，军事首脑私下活动最容易被怀疑。罗瑞卿靠近贺龙，既增加了他自己的政治风险，也增加了贺龙的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贺龙当时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当时中南海里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戚本禹当场听到，毛曾对林彪、周恩来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331]毛认为贺龙“倒过去了。” 关向应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在延安病逝，临终时对贺龙说，一定要跟毛主席走，不能反毛。

1966年8月25日，总参外事局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杨成武，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雷英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贺龙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杨成武当时是林彪、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当时怀疑是贺龙背后搞的，是想夺总参的权。联系到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毛泽东委托林彪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打了招呼。打招呼会只有贺龙没有参加。这个会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林彪开场白说：“主席交待我和总理分别召开两个小会，把贺龙同志的问题通通气。总理那边会已开过了，向主席汇报说效果很好。我按主席交待向大家说点贺龙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林彪先说了贺龙在湘鄂根据地肃反的错误，又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贺龙的动态。一是有些不安和异常；二是到他那里去的人很频繁，是个“政治俱乐部”；三是他把枪随身带，警卫人员揭发他带着枪去见主席。林彪传达完后因身体不适就退席了，叶剑英组织继续开会。军委常委们对贺龙进行了批评和批判。陈毅、聂荣臻的发言非常尖锐。平日很少说话的刘伯承也作了批判发言。结束时，叶剑英交待会议内容绝对不许外传。会后，还扩大了一些兵种正职首长秘密到叶剑英家看过揭发贺龙历史上通敌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332]

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记录了叶帅同他们打招呼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大概在1966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 “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会议室桌子上放了十几份材料，都是贺龙部下说的一些事。其中有总理提供的一封信，是贺写给国民政府里任职的旧交的。周恩来说要注意贺龙投敌问题，就是指这封信。[333]李作鹏回忆录说的时间、地点、事件和人物和邱会作的回忆基本一样。叶帅对大家说，这次看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打招呼”的指示而进行的。[334]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向各大军区领导人打招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兰州的冼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北京西山叶的住处，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他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恩茂、左齐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335]

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正在北京，肖华通知他参加一个会议。黄不想去，说北京的事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肖华说，会议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肖华带他到西山，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讲打倒贺龙的事。刘伯承元帅作了长篇发言，说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几个小时。黄永胜还说，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由周恩来总负责。[336]

据邱会作回忆，1966年12月，中央文革提供材料说，夏天毛主席不在北京时，刘少奇、王光美与贺龙有来往，有活动。中央文革还拿出了那封从原国民党一个要员那里搞到的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向蒋介石写的“乞降信”，还翻出了夏曦和贺龙在根据地误杀了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事。[337]

这里说的原国民党要员应当是李仲公，文革前他是国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常委。

李仲公的后人介绍，1968年春，周恩来收到了李仲公给他的一个材料，另附信一封，信中说：“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一封信是1929年5月16日写的，其有“近阅报章，始知冯逆[338]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1929年5月26日信中有“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339]李仲公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人们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贺龙希望李仲公将信转给“主席”（蒋介石）。李仲公没有转。

李仲公向周恩来交出贺龙的“乞降信”是1968年3月29日，有文字为证，不会错的。叶剑英向军头们就贺龙问题打招呼，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都是1966年秋，也不会错。这里有一个疑问：李仲公是1968年3月29日将“乞降信”送给周恩来的。1966年深秋叶剑英向军头们打招呼时，为什么有这封“乞降信”？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李仲公交“乞降信”之前，中央已经知道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是，叶剑英让军头看的材料中没有这封“乞降信”，而是其它的“敌我性质”材料。这有待档案公开以后解疑。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 我们至今不知道成钧、许光达、廖汉生对贺龙有什么揭发，毛泽东说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包括贺龙的所谓向蒋介石的“乞降信”？

仅凭这两封信就断定贺龙投靠蒋介石是不够的。贺龙写这两封信也可以从积极方面理解：这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向蒋介石显示一个姿态，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的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参加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340]有关部门开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341]据称，李仲公的揭发信在1974年9月23日被鉴定完毕，说是伪造的。为什么1968年春不作鉴定、而在毛说整错整了贺龙以后才作鉴定？1978年6月，国务院参事室作了一个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此时李仲公已92岁，重病在身，家属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就逝世了。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政变很有特点。他先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失掉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权。”然后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到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接着他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的例子，听起来感到毛骨悚然。林彪这篇讲话，后来经过毛泽东审阅，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在林彪讲政变以后的三天，５月２１日，周恩来也在会上讲政变。他说：“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６１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真是大党阀。”怎样“三防”呢？周恩来说，一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造反；二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被夺走了，现在一个一个地夺回来。周还说：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政府也毁掉。

５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说：“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也讲政变。他说：“今年二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一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342]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１９６６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负责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就到一些大学找空房子。[343]如果真是像解释的这样，也是合情合理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极权政治下的权力高层历来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装甲兵有两个干部访问李作鹏时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李作鹏回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调一军（贺的老部下）到北京来，由于中央识破了阴谋，才使兵变未逐。”[344]“九一三”以后，李作鹏成了林彪集团的骨干，这个“访问记”成了李作鹏诬陷贺龙的罪证。

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345]毛“保卫首都”的指示，实质内容就是防止北京发生政变。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即对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对毛泽东负责。首都工作组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戚本禹说：“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346]

据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回忆，当时首都工作组拟制了呈报毛泽东的四个文件：一，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第63军189师、第24军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担负首都警卫任务；二，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整方案：1，首都警卫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2，北京公安总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3，第70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三师，保留原番号不变。4，189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四师，保留番号不变。三，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的命令。四，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动的命令。以上文件打印两份，一分送周恩来，一份送毛泽东。1966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347]

这样，北京卫戍区共有四个师。不久，根据叶剑英指示，天津的196师和宣化的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调动。十个月以后，从沈阳军区调３８军进驻京畿，３８军是原四野的头号主力，是林彪指挥顺手的部队。

在做这几件事时，周恩来要求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不让打电话谈调部队的事。所有文件只打印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由他转呈毛泽东，而不发给林彪。甚至到茶炉房里开会，把服务员都打发走了。[348]

1966年6月1日，上述部队开始调动。这一天黎明，坦克、汽车的轰呜声惊醒了北京西郊酣睡的人们，一队队解放军战士沿着大路疾进，天亮时，他们已经分别进驻了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

6月3日，北京卫戍区在京西宾馆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杨成武说：卫戍区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349]参加会议的张民回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贺龙元帅，他到的时间比较早，进了礼堂后台的休息室就一屁股坐在沙发里，表现出一种沉默寡言、忧心忡忡的神态，与以往相比判若两人，我看他的气色也不太好，面容憔悴，好像刚刚大病一场的样子。过去那种爱说爱笑的影子一点也看不见了。”[350]

对政变时容易受到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处进行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要害地方进行了勘测。位于西单的电报大楼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毛的住处，立刻宣布为军事禁区。

首都工作组周密地布置了防止政变的工作，毛泽东感到北京安全了。他1965年11月12日离京南下，1966年7月18日放心地回到了北京。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允许这样的超级机构继续存在下去，1967年2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停止办公，有关工作由总参作战部办理。此时，组长叶剑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将。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五月会议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纷纷发言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纷纷表示对毛效忠，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极力表现自己坚定的立场。彭真和陆定一作了检查后，除了康生、林彪、陈伯达作了上纲很高的批判以外，贺龙、张鼎臣、杨成武、李先念、陈毅、薄一波、刘少奇、聂荣臻、余秋里等都作了批判发言。李先念说：吴晗的要害是罢官，彭真的要害是政变。[351]

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积态度，还因为他说了一些与当时政治气氛不一致的话，责令他作检查。因此，围斗八十岁的朱德，成了这次会的一个插曲。[352]

5月23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刘少奇主持。朱德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言辞激烈,时间很长。林彪说：“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陈毅质问：“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说：“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说：“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薄一波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朱德辩解：“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周恩来说：“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353]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批判朱德的会议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后来形成的“四人帮”，却是文革中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的不是康生和后来形成的“四人帮”，而是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积极参与批判朱德的中央领导人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后来都在文革中受难。会议的主持人和批判的主要人，文革以后都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批评朱德不是从这里开始。早在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批评朱德。这个会是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捎带也批评了朱德。林彪在地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朱德时，朱德就坐在他身边。林说：“今天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对朱德同志是要进行批评的。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党的领袖的。朱德同志总认为自己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大。战争年代，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我党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刘亚楼对邱会作和肖向荣说：“朱德是总司令吗？他是彭德怀的总司令。在庐山会议上朱德支持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朱德是真总司令，当然，他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才把朱德问题分开。”刘亚楼说：“林总对朱德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354]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法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朱德比毛泽东大7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活动初期，朱德是唯一的一位有指挥战争经验的职业军人，也是参加革命前社会地位最高的人。1922年8月在德国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和他在云南讲武学堂的老同学、时为国民革命军16军军长的范石生合作，使部队获得了喘息机会。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朱毛”成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代名词。

朱德的权力自1949年以后基本被剥夺，只给一个委员长的空头职务。1966年朱德已经是80老翁，应该说对毛的权力没有什么威胁，为什么毛对他还不放心？为什么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群起而攻之？

朱德虽然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很高，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1959年批彭德怀时他不积极，1965年批罗瑞卿他也不积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一是防止朱德对文革提出批评意见，另一个目的是警告其他高级干部，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朱德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一下威风，除掉了有人打出朱德的旗号反毛的可能性。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命陈伯达[355]为组长，康生[356]为顾问（８月２日，陶铸被任命为顾问，１９６７年１月打倒）。江青、王任重、刘志坚[357]、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７人。郭影秋（华北）、杨植林（西北）、郑季翘（东北）、刘文珍（西南）也是早期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实际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毛甩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文革成为直接指挥文革的常设机构。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伯达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组长，江青是主事、闹事的组长，而作决定、把关的实际组长是周恩来。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陈伯达生病外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文革组长的职务。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开会。毛泽东７月１８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江青早两天从上海回到北京做了几件事：一，建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专门把钓鱼台１６号楼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让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除了正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二，建立信息收集系统――办《快报》。抽调１００名团以上的政工干部作为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巡视员，以《红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文革情况。办公室人少，联络员人多。三，建立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３点碰头，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周恩来、陶铸参加。经常是中央文革开完碰头会以后，到一个单位去参加群众大会，发表讲话支持造反派。[358]从此，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只讨论一般性问题，重心转到钓鱼台这边来了。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常委碰头会同时存在。1967年2 月以后，大事都由文革碰头会来解决，但中央常委碰头会还存在，开会的次数不多。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被打倒了，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江青十分张扬，对陈伯达颐指气使。陈伯达形象地用手揪着自己的耳朵对他的秘书说：“她对我像三娘教子似的训斥！”陈伯达不愿意召开文革小组会议，多次受到毛的批评。1967年二三月间开始，中央决定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有关的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都参加。[359]

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文革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开会地点从怀仁堂改为钓鱼台16号楼。哪些人参加由周恩来确定，各种文件都由周恩来签发。戚本禹说：“ 我们的感觉，总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360]

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了。以前，他作为国务院总理，只处理国家行政事务，而党务和军务分别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从批判罗瑞卿到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还参与军队和党里的事，周和林彪、叶剑英配合默契，关系紧密。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毛泽东一直强调“有破有立”。《五一六通知》是“破”，是想破除１７年建立的一些制度。他想“立”什么呢？他有一个设想，不过，他这个设想是乌托邦，是他心中的桃花源。１９５８年试验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他心中的桃花源由两部分组成，经济和社会体制是《五七指示》，政治体制是“巴黎公社原则”。而这些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的某些设想相关。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批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设想。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生产一些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社会主运动义教育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了。

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

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将《五七指示》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实施。在转发的通知中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中的主要内容，并加以阐述。社论说：如果按毛的这个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可以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7亿人民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五七指示”构想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社会组织。通过这个社会组织消灭“三大差别”，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1958年的共产主义造成了三四千万人的死亡，毛不甘心，还要通过文革构建1958年失败了的乌托邦。

如果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对经济社会体制的构想，那么，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对政治体制的构想。他想用这两个构想来代替１７年建立的制度，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什么是巴黎公社[361]原则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阐述：“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成公社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这样”；“从上到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旧政府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的合理职能拿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公社真正的秘密在于：它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样，“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362]

马克思接着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法兰西内战》是文革中必读的书，中央要求干部、党员反复读。

对于巴黎公社原则，恩格斯有一系列解释[363]：

他说：“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他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个全部国家机器完全抛弃为止。”

他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让掌握公权的官员只为公众做事，而不成为公众的主人，是古今中外的难题。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受到启发，认为用“公社”代替国家，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他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乌托邦。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公社”原则，还特别钟爱“公社”这个词。1958年搞了人民公社，遭遇失败，但他不甘心，想通过文革继续探索。他把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称之为“巴黎公社宣言”。文革中政府机构被冲垮以后，毛泽东让王力电话通知最早夺权的上海和黑龙江，让两地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364]

巴黎公社原则、“五七道路”和中同古代的“大同”思想，构成了毛泽东乌托邦的蓝图：一，消灭社会分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二，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365]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剌激，坚持政治挂帅；四，党政不分，议行合一，行政和立法、司法合一；五，公社由普选出的代表组成，可以随时撤换；六，废除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代替；七，地方自治。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斗私批修”、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没有私心的“共产主义新人”。

他有生之年实现不了这个宏愿，就提出七八年搞一次，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现这个理想。

毛泽东设想的“五七道路”最后能落实的是全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五七干校”，大批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不喜欢的干部在这里劳动，成了“流放地”、“劳改营”、清查“5·16”的场所；巴黎公社呢？曾想在上海试验，结果也落空了，旧的官僚机器被铲除了，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官僚机器！

为什么说毛泽东这一套设想是桃花源呢？他设想的是消灭分工的社会，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致；他设想的是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互通有无。没有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的社会，社会必然停滞；他设想的是一个平均分配的社会，而没有分配上的激励，一定是效率极低的社会。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的政治体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合一；没有常备军和警察，用群众专政来代替；他设想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不能超过工人的工资，谁来执行？他设想可以随时撤换公职人员，谁来撤换？一定有一位高于公共机构的、权力无边的超级人物。显然，这是一个在超级人物统治下的、不是法治的极权社会。

毛泽东的这一套设想反映了他理论上的系统错误。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那么多灾难，都是源于他一套理论上的系统错误，都是源于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实践他这一套错误的理论。我不怀疑他的真诚。但是，他越真诚，越执着，对中国人危害越大。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为乌托邦而奋斗的文化大革命，也注定不可能成功。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聂元梓，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兼哲学系党总支书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366]。大字报就在北大饭厅的山墙上。１９５6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367]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看着这张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党反革命大字报；当然也有赞成的。本来去上课的学生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人越来越多。

大字报写道：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5月14日陆平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大字报异乎寻常地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的口号，似乎告诉人们中央出了大事。

接着，大字报一一批驳宋硕的上述观点，然后呼吁：“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全文１４００多字，内容空洞，但调子很高。当年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对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进行了批评，还组织了成千张大字报反击，组织一些人围攻写大字报的人，同他们辩论。

大字报的起因是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１９６４年７月，张磐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带一个１０人小组到北京大学调查。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总支书记谈话，动员大家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提意见。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也找到聂元梓，聂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确实有意见，就放开谈了。8 月29日，张磐石调查组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一号报告》），对北大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这与当时毛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应当是一致的）。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０人的社教工作队进入了北京大学。工作队由五人小组领导。五人小组组长是张磐石，成员有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成员有来自22个省市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

庞大的工作队进校以后，甩开校党委，“扎根串联”，依靠聂元梓这样一批左派开展阶级斗争。运动目标一开始就对准北大党委。11月12日，在机关总支大会上，工作队员当场点了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谢道渊的名。11月19日，张磐石写了《二号报告》，说北大党委实际上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张磐石在会上说，十天来，在全校２０个点上，全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然而，这次会后，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大会批，小会斗，无限上纲，无情打击，学校出现了混乱。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对工作队这样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在１０月２１日，彭真把陆平和张学书找到他的住处，表示同情和支持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也不同意工作队的做法。中宣部领导人对工作队的斗争也不满意。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日、２４日，陆平、彭珮云在一个会上发言，对北大工作队提出了批评。在北大党委和工作队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２月２０日，陆定一在对十个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作报告时指出，陆平是好人犯错误，认为工作队对陆平的问题下结论太早了。３月３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北大社教的问题，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根据书记处的会议精神，３月５日，陆定一来到北大，给校党委常委和工作队作报告，指出北大要落脚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同时，把社教工作队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领导小组，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也进入了领导小组。张磐石“顶牛”。3月17日，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北大的社教工作。3月21日，陆定一约陆平谈话，对他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一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和彭真批评了张磐石。

1965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宣部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党委参加。4月29日，陆定一代表五人小组在大会上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长职务，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任队长。领导成员由原来的八人小组改为九人小组，增加了常溪萍。6月29日，彭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向全体工作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他否定“北大是资本主义的镕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的说法，说陆平是好人犯错误。彭真讲话之后，北大社教转入整风学习阶段，校系两级领导人２５０多人集中住在国际饭店。整风学习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副组长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后面由彭真指挥。北大社教整个“翻了烧饼”：原来的左派成了右派，原来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队将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积极分子反映党委的材料交给了陆平等被批判的人，聂元梓等受到批评和斗争。会气氛紧张，前一段社教积极分子被隔离，甚到限制人身自由。聂元梓等人不服，“顶牛”顶得厉害。聂还到中央上访，并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368]

国际饭店会议结束后，陆平领导的校党委决定，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也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那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说是准备放下去就不回北大。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怀柔县搞“四清”。５月１９日晚，北大党委传达中央文件。大家听了《“5·16”通知》如晴天霹雳。同时传达的，还有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的定性，大家十分震动。聂元梓几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在北大社教后期压制聂元梓等人的恰是文件中指出来的几个人：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她想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于是，聂元梓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系里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他们都是北大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就这样出笼了。[369]大字报由杨克明起草。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中一再强调： “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那么，这张大字报跟康生夫妇没有关系吗？

1966年初，康生夫人曹轶欧带着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张恩慈本来是哲学系的教师，刚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现在又跟着曹回到北大。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也找了聂元梓。曹轶欧告诉聂元梓，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聂元梓说还是准备下去。曹轶欧说，那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聂元梓才没有走。在写大字报之前，他们觉得要请示一下。请示谁呢？写陆平的大字报当然不能请示陆平。他们决定请示曹轶欧。聂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曹轶欧在西颐宾馆的客房接见了聂元梓和杨克明。[370]聂元梓汇报说，听了《“5·16”通知》，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不知道行不行。曹轶欧说，《“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聂元梓后来说，她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更没有带着大字报底稿给曹看。

大字报贴出当晚，聂元梓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面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有什么态度？请他帮助请示。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写大字报的７个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他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

多年来，聂元梓一直坚持这张大字报不是在康生的支持下写的。２０１０年，９０岁的她给《炎黄春秋》的一封信中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371]

６月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372]毛还给康生、陈伯达打电话，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大。

６月１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紧接着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有人说毛在文革中给群众以民主，这篇评论员文章，给所谓民主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生死界线：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反对的。人们只能跪着造反，跪在毛的跟前造反。

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乎聂元梓的意料。几天来这张大字报引发的是是非非给她心头造成的压力，一扫而光。她非常兴奋，真是“红色电波传喜讯”。

当天晚上，张承先（时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从此，北京大学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每天到北大参观的、看大字报的人如浪潮涌动。

6月3日，新華社同時發佈了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大黨委這兩條使人震撼的消息。

“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经报纸、电台大规模的宣传以后，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向校党委“开火”。反党委和保党委两种力量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各校大字报铺天盖地。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显然，毛说的“积极分子”，就是造反派。

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有两个重要人物自杀身亡。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邓拓原来是人民日报社领导人，1958年因毛对他不满被调离人民日报。大饥荒之后，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批评他的文章，文章说他是叛徒。5月18日，邓拓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在写给党组织遗书中说：“我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在我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中被迫自杀的人当中，不少人在遗书中喊出这样的口号。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373]的表现。这正是严酷的极权制度造就的病症。

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就为毛泽东当秘书。开始颇受毛的信任。从大饥荒以后，他在思想上和毛就产生了距离，主张包产到户。1966年5月22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到田的住所找他谈话。安子文向他宣布：杨尚昆反党反社会主义，田家英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决定对田家英停职反省。让田家英交出全部文件。并当场清点带走了全部文件。5月23日，田家英悬梁自尽。田家英为什么自杀呢？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锐说，是因为田家英对毛已经绝望了。大跃进失败以后，田家英多次和李锐谈过：经过这次失败，毛今后不会再乱折腾了。而文革开始了，家英原来的期待落空了。毛有空时会用毛笔写些字，如抄点古诗什么的，有些写了就扔了，田家英对警卫人员说，不要丢了，放在纸篓里我来清理。他收集了很多。田家英自杀前把收藏的毛的手迹都撕毁了，撕得很碎，然后放在马桶里冲走了。[374]

“5·16通知”的传达，聂元梓等大字报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势。各地的占主导地位的官僚集团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急忙抛出主管文艺的或与他们有分歧的官员，急忙抛出大批著名知识分子，成为文革初期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让这些受害者作群众批判斗争的靶子，也是他们抵抗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从6月到8月，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中央批转、签发了十几个文件，这些文件点了近两百名党内的重要干部，50多位大学校长被打倒。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据中宣部当时的统计，从1966年5月8日到8月10日，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报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有174名。在报刊上点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没有点名而受批判的不计其数。从5月到8月底这期间，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如李达、江隆基、赵宗复、郑思群、高云生、陈传纲、李敬仪、（ 以上都是高校领导人）老舍、南汉宸、姚溱、黄绍竑、良卿法师、陆进仁、陆家训、陆修棠、余心清、党晴梵、傅雷、陈梦家、陈正清（与妻子何慧一起自杀）、言慧珠、余楠秋、俞大絪、杨嘉仁、李翠贞、白辛、唐 漠、徐韬、许政扬、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一起自杀）、仝俊亭、汪籛、王思杰（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王宗一、吴恕求、吴敬澄、席鲁思、安 然、陈笑雨、程贤策、胡正祥、祈式潜、孙梅生、黄国璋、谢家荣、黄必信、李翠贞、刘克林、刘盼遂、许政扬、李平心、孔厥、叶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时自杀）、姚启钧、韩俊卿、刘克林、张震旦、张冰洁、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一起服毒自杀）、张辅仁、张光华、史明远等，还有卞仲耘、华锦、赵香蘅等一大批中学领导人和中小学教师。[375]这些人之死，与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潮有关，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也不是造反派的责任。这个期间造反派还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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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从清华文革谈起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下达《“5·16”通知》、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等多种非常手段，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采取共产党的常规手段，压制和扑灭文化革命之火。[376]

刘、邓最主要的常规手段就是向各单位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多次采用的办法。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人民日报[377]，派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进北京大字。6月4日，刚刚成立的北京新市委仿效北京大学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周恩来后来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这些人是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378]。工作组在各校的主要任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清华文革谈起

我当时就读的清华大学是文革的一个典型。刘少奇派他夫人王光美在这里控制工作队，直接指挥清华文革；毛泽东亲自给清华附中写信，支持造反，还派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

６月17日，我们从延庆县四清工作队回校。一进校门，就好像进入了大字报的海洋。除了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以外，在大礼堂前草坪周围、在西大操场周围，都用席子扎成一大圈“墙”，席子上贴满了大字报。主要道路两边也都扎上了席子“墙”，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开始是用毛笔写在白纸上（后来太多了，就写在旧报纸上），张贴在墙上或席子上，它是用来揭露、批判领导人和表达个人意见的一种表达形式。

大字报有揭发校党委的，有批判个别老师的，有批判和揭露北京市委和彭、陆、罗、杨的。有一些揭发高级干部特权的大字报，使我对老革命家们多年的敬仰减除了大半，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啊！虽然那时的腐败和新世纪初的腐败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大家都很贫穷的时候，那样的腐败和特权也让人难以接受。

大字报的另一个内容是“蒋校长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蒋校长是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北大聂元样等７人的大字报一广播，“火”已经烧到清华来了。

当时清华党委一直强调清华和北大不同。企图以此压制师生对党委的揭露。6月２日，我系一年级（热002班）学生贴出《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其它系的一年级学生也贴出了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这些反党委的大字报不多，却遭到很多大字报的围攻。有人贴出大字报介绍１９５７年反右情况，以此警告反对党委的人。６月４日，“自九三”班[379]的７位同学贴出大字报《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矛头指向校党委，刘涛（刘少奇之女）在上面签了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６月２日，他们拿着这张大字报的草稿到《解放军报》社，报社的编辑宋琼对稿件作了修改，还出了小样，准备见报。因上级没有批准，就拿回来贴了大字报。[380]６月５日，刘涛、贺鹏飞（贺龙之子）、等７名高干子女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党委发号施令。

当时，清华的高干子弟十分活跃，还搞了一些秘密活动。陈继芳（开始反蒋南翔，后来反工作组，成为井岗山兵团总部领导成员）回忆：“有一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个人。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激动万分，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罗！’‘毛主席万岁！’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381]刘涛说的“党中央”当然是指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回北京，这几位高干子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高干子弟在揭露、批判蒋南翔时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当时认为，他们的大字报可能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看法。为什么这些刘少奇、贺龙等毛泽东将要打倒的高级干部，急急忙忙地打倒蒋南翔？文革初期有一个词，叫“抛出”。高校党委“抛出”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手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就“抛出”高校党委书记。大概这是刘少奇等对抗毛泽东、实现自保的策略之一。

６月８日下午，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党委，将派工作组进入清华。当天下午，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382]到校，晚８点，周赤萍在校党委办公室同刘冰、胡健、艾知生三位党委副书记见面。周赤萍指着他们三人问：“学生贴大学报说你们是黑帮，你们是不是？请回答我。”他们三人回答：“我们是共产党员。”周问：“你们执行什么路线？”他们三人回答：“我们执行的中共中央路线，毛主席的路线。”三位副书记和周赤萍吵了起来。周赤萍宣布：“从现在起，学校的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明天工作组进校，学校党委停止工作。”[383]第二天，以叶林[384]为首的工作组共５１３人进驻清华大学，接管了校内一切权力。６月１５日，陶铸在高教部讲话，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所有因揭发党委受到压制的学生和教师一下子解除了压力。

工作组进校以后，立即任命各系文革领导班子。高干子弟被任命了重要职务。每一个小班的文革小组也由工作组任命。我被任命为“汽六一”班文革小组组长。每班有一个工作队员。负责我班的是林业部来的赵女士。她的直接上级是负责我们年级的王茂林先生，也是林业部来的。

工作组为什么信任我？除了家庭出身、预备党员这两个条件以外，因为我贴了校党委的大字报。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五六年了，为什么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原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往深处想也有个人原因。在１９６４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给我留下了一个政治“疙瘩”。在那场运动中，要求每一位同学都“向党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样，交待自己心中的与党不一致的“一闪念”。党委承诺不打击，不记档案，不影响毕业分配。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上清理思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落实系里的要求，我动员大家讲出了各人的“一闪念”。青年学生有什么可讲？逼得没办法，有的女同学连对某男同学的“一闪念”也讲出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自己讲什么呢？在上下的压力下，我搜索枯肠，想起了这年暑假回家乡经历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几天后，一位我称她为细婶（没有亲戚关系，这是对年长者的尊称）的农妇，请我帮她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说是在家里日子不好过，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帮她写了，但事后心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苏联挨着的！我是新党员，这事不能不告诉党组织。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党小组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心里还是嘀咕：如果村里为这事整她，整死了怎么办？我心里产生了同情和恐惧（一年后得知，她既没有去新疆，生产队也没有整她）。清理思想时，我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和心理活动讲了出来。我讲完后，政治辅导员帮我分析，说：你能向当地党组织汇报是正确的，但你对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压力，说明你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报纸上正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政治辅导员把我的“一闪念”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挂上了钩。过了不久。校党委组织部长在西阶梯教室为我们系讲党课。他讲到“什么是党性”时举了一个反面例子：有一个预备党员，暑假回家帮地主婶婶写信，帮婶婶逃到新疆。事后，还怕当地把他婶婶整死，怀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我开始不知道讲谁，正琢磨时，又听他说：这位预备党员就是你们系里的！我想，这不是说我吗？我立即写了一个纸条，说你讲的事实不对，我想找你谈谈。我一喊着一边挤到前面想给条子时，“燃六一”班的孙同学（他１９９０年代成为副部级干部）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喊：“杨继绳，你想干什么？！”条子没有递上去。结果我被延长预备期一年。到了一年的期限，因我在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领导是外单位的。他们说，清华留下的问题回清华解决，直到1966年还没有转正。正是这个“疙瘩”，我对清华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我写的大字报就是批评清华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个“疙瘩”就可能成为这个人行为的动因。

进驻大学的工作组力图维持秩序，用各种方式约束学生，对不听话的师生进行打压。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接二连三地贴出来了：６月１３日，数力系三年级学生王铁成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６月１４日，数力系二年级学生刘泉贴出《工作组不可信任》；６月１5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刘才堂贴出《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6月16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了《工作组往哪里去？》。工作组迅速组织反击，很多维护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出来了。６月１９日，刘少奇让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6月21日王光美参加清华工作组，为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也曾深夜到清华看大字报。刘少奇、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把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同学打成了反革命，剥夺了人身自由。6月２４日，工作组组织对蒯大富的辩论会。这次辩论会蒯大富占了上风。周赤萍将军说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这句话被蒯大富抓住了狠狠地奚落了一番。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385]７月３日晚上，刘少奇对他女儿刘涛谈了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386]7月4日，蒯大富失去了自由，也剥夺了贴大字报的权利。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对蒯大富开了多次批判会，还组织全校师生大游行，万人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内，几乎每晚回家同刘少奇交流看法。[387]对蒯大富施加如此强大的压力，是刘少奇的意思。在强大的压力下，蒯大富态度极为强硬。他在失去自由中写道：“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388]“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389]当时，我在长龙般的反蒯的游行队伍里却产生了另外的想法：对一个２１岁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大批判，还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佩服蒯大富在政治高压下不屈不挠态度。多年来，我猜想，蒯大富如此强硬，是不是有人背后支持？后来确知，在压力最大的６月底和７月初，并没有人支持他。７月7日，在他绝食抗议第二天时，北京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到清华见蒯大富，劝他不要绝食。直到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来听取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意见。此时蒯大富还不知道什么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王力、关锋是什么人。王光美得知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追问，还说中央文革干扰了中央的“反干扰”[390]

一些高级干部支持工作组。谭震林说：“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391]

一些高干子弟反对蒋南翔，却保工作组。批判蒯大富的活动是贺鹏飞等组织的。贺鹏飞同班同学张凤泉回忆：“在工作组批判蒯大富的活动中，贺鹏飞让我班一些同学参加预演批判会，在蒯大富未到场的情况下，发言者轮流发言，然后评述需要改进之处。”[392]

工作组提出“反蒋必先反蒯”的口号。校一级揪出了蒯大富，各系和有的班也揪出“蒯派人物”，对“蒯派人物”进行隔离审查、查抄日记、批判斗争。6月20日，我班的调干生吴文忠和我年级的李文藏与电机系的甘小杰三人到北京林学院抄回来一张大字报，题为“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393]，署名“李小忠”在学校张贴。他们被工作组打成了小“三家村”，在校大礼堂开会批判。吴文忠是我班的，作为文革小组长，我也参加了批斗会的组织工作，多年来，我对吴文忠一直深怀愧疚。后来工作组的王茂林还要批判我班另一位同学，我反对，和他吵翻了。幸亏那时工作组已接近尾声，否则我也要挨整。

在大家激烈批评工作组的时候，７月２９晚，王光美讲话，这是她第一次向全校讲话。她说：“工作组的问题，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讲，以后再讲．．．．”我听了一半，就和我班宋书珍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王光美同志在定调子》，贴在大礼堂前面，贴出后我班的黄宛也在上面签了名。当晚，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这是点名批评王光美的第一批大字报。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全校７００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自控系青年教师史明远被逼自杀身亡。

王光美把她的“桃园经验”拿到清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果刘少奇把“清华经验”推向全国，将给学生造成多大的灾难？！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进入各校的工作组，有的和学校党组织一起压制揭发校领导的学生；领导人已被上级点名为“黑帮”的学校，就设置一些条条框框限制学生。在这个期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一篇又一篇宏文，号召学生起来造反。一些涉世不深的造反青年，怎能忍受工作组的压制？他们起来反工作组，工作组对他们进一步打压。因而出现了多起工作组镇压学生的事件。

６月３日，在刘少奇家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限制学生的八条：１．大字报要贴在校内；２．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３．游行不要上街；４．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５．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６．注意保密；７．不准打人、污蔑人；８．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制定出八条之后，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邓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李雪峰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394]这八条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毛泽东就是要打乱秩序，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６月10日，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乱。不一定派工作组。12日，毛在会上说，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395]

６月１４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６月２１日，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以后，“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６月２８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396]毛毛在她的书中没有介绍刘少奇、邓小平这几次会议的讲话内容，但她写道：“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397]

６月１０日，北京中央财经学院金融系１０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还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和工作组说这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１０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强迫批评工作组的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要他们交代“反党纲领”。还组织群众不分昼夜地对他们围攻、斗争、声讨、示威。[398]

北京外语学院的“6·13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反工作组的“6·16”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很多学生支持他们，举行了声势很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当时的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说地质学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质学院工作组整理的李贵的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399]工作组搞反干扰运动，将李贵、王大来等13名批评工作组的当作右派在全校批斗。其他批评过工作组的师生，也受到压力，面临打成右派的危险。[400]
６月２０日早上，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１７位学生贴出了《孙友余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得到了不少师生的支持。上午１０时，工作组组长孙友余发表广播讲话，说这张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于是，开展了“横扫外围”、“反干扰”的斗争。反工作组的学生中午又贴出了《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对反对工组的学生进行围攻和批斗，这些学生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401]

６月２３日，北京市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提出“抓游鱼”，“反干扰”。李雪峰说，他这次讲话“大体是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402]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6·23”报告，把“反干扰”“抓游鱼”推向高潮，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工作组还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准备以后算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话说：“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403]显然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仅清华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数百人，全市怎么才一百几十人呢？ 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统大学组根据24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队统计：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9%），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工作组对右派的估计数比文教系统大学组的估计要多得多：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党委被定为三四类、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六成以上被定为三四类。[404]如果“反干扰”“抓游鱼”继续进行下去，这些被划为右派的或被定为三四类的人，命运一定是悲惨的。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毛泽东把整“当权派”作为文革运动的重点，手中有权的“当权派”自然要进行抵抗。文革后的官史把“当权派”抵抗文革当作正面行为来歌颂。其实，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官僚们的一种自卫。他们将斗争矛头从“当权派”转向知识分子，转向官员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和普通群众，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官僚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揪出一大批“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越轨，共产党历来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越轨了，官僚们的常规做法，和毛的战略是针锋相对的。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决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如果说1957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话，那么，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广泛、更凶猛。

1966年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部署]》时写道：“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中学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405]

刘少奇批示的中南局的这份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1965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为67.4万人，教职工数33.3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1431.8万人，教职工110.5万人[406]。1966年没有招生，也没有毕业离校的学生，还是这个数。学生的百分之一是15万人。教师中的右派比例会远高于学生中右派的比例。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斗争，近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事业。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新的反右斗争真的搞起来了，受害者一定数倍于１９５７年！

在刘少奇这个批示之前，在高层不少人也想用1957年的办法对付群众。早在四月中旬，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武汉洪山宾馆的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加“反右”。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会议上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407]1965年在校师生共1643万人，按王任重的比例，则有82.15万至164.3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加上机关、工厂和其它部门，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会相当于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斗争的几倍！

５月９日， 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的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５月１９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６月２２日，陶铸批示：大学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408]

6月8日，王任重提出，1957年的《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可以作为当前运动的指导文件。为什么王任重搬出了1957年的反右文件？他后来在自我检查中回答说：“在６月１０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409]

6月11日，刘、邓指示：在北京以两三个月时间搞反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410]

刘邓说的右派就是反党委、反工作组的那些人。这些人被毛称为左派，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刘邓与毛完全对立。

此时，北京大学的一个事件，为刘少奇大抓右派找到了借口。６月１８日，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斗了60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的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这种偏差本来是可以通过政策和引导加以纠正的。但是，工作组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刘少奇把6·18事件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证据。６月１９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简报于２０日下发，成为官僚们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依据。此后，各校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在６月２０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３９所大学发生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群众的事件。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把群众过激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听说北大“6·18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针锋相对地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学生的暴力行为是多年政治引导的结果，也是工作组引导的结果。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为政治贱民（反动学生和有历史问题的教员），就是工作组进校以后新确定的政治贱民（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组已经给这些人定了性，学生才打这些人。施暴者如果触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处理，把施暴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显然是不适当的。北大的“6·18”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以后，各地也依此照办，一些冲击“当权派”的行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一些学生和群众被定为“反革命”。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派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要“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要“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411]

７月３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信中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抓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4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公开宣布：“这一次要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开荒。”[413]

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是刘少奇抓的“点”，他女儿刘平平是这所学校高一的学生。

６月１７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后，将近９０％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７７％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被“劳改”，有的受严刑拷打。[414]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６月２０日，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这张大字报和善意批评不一样。”“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要求工作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415]７月１１日，刘少奇在工作组汇报时问：“那几个人怎么样？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永康、何方方能承认吗？你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还说，这些人高三毕业后“不能到大学里去，．．．就留在你们学校”。“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这些人你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五，这就很好嘛。”[416]从６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１５０多名。[417]

7月13日，刘少奇听取团中央领导人胡克实汇报北京中学文革时，提出对干部教师分成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一类的，职务要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四类就是批判重点。”[418]

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抓的“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６月４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邓榕揭发：运动开始，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419]显然，邓榕是在政治压力下揭发的，但她不可能捏造事实。

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指示，工作组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

文革中流传的邓小平对师大女附中的谈话，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没有提及，也没有否定，这需要等档案公开以后才清楚。不过，文革中群众组织发表的材料也可供参考：

进入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一些师生对工作组的作法不满，６月１７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１３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会后邓榕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１２个被说成“右派”的同学。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420]。
胡启立揭发：“６月２０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
起去见邓小平。邓指示我说：‘那１３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１３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１９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１３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１３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421]６月２７日，梁二同等１８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胡启立揭发：“６月２０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
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６月２７日或２８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７月５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怎么办？邓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422]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工作组就于７月７日到７月９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
邓小平还对邓榕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423]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对有些出身不好的班干部，就撤换。[424]５０天内，师大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６个校一级领导干部５个被斗，６个教研组长也有５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左派”，是被认为“政治可靠”的人，是依靠对象。当“左派”是很光荣的。

从毛泽东这边看，文革之初，反校党委的是“左派”（如果校党委被定为“黑帮”）；不久，反工作组的是“左派”。从刘少奇、邓小平这边看，保工作组就是“左派”了。

７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了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７月２３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学生，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去集训就像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425]北京如此，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也进入了集训班，接受检查批判，他们的经历和1957年反右运动差不多，受害者不计其数。

中央一些部委也由部里派出工作组，也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外交部长陈毅说：外事口有三个最大的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大地主[426]，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个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个是浦寿昌，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外交部派到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牛鬼蛇神”。造反派要揭发外交部领导，工作组就打击，只让批判被抛出来的几个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反对张彦。陈毅说，张彦经过考验的，是好干部，是我派的。中央文革和陈毅形成了僵局。[427]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在高层反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

在6月间，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贴出24万张大字报，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多达5700余人。[428]另一个材料显示，截止6月20日，全市47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1626人，占教职工总数的24%。[429]这些被批判的人，一部分是贴大字报批评党委的人，另一部分是被党委“抛”出来的干部和“学术权威”。

位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６月２４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其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高翔等还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号召大家造反。当晚，广东省委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２５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的指导下，一些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大字报，说“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18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430]

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431]在武汉大学工作组的指挥下，“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有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有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100％被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432]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人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433]

运动一开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工作组和院党委就在内部将学生分类排队，划为左、中、右。右是打击对象，还被搜集材料。全校右派学生250人左右，占学生总数的8%（后来清查“5·16”时，受害者也是这个比例）。工作组鼓励师生给党委贴大字报（引蛇出洞），同时让左派学生注意形势发展。1966年6月13日，农田水利系党总支书记召开左派学生会议，分析运动形势，明确指出到会者是左派，要大家注意动向，要“顶得住”。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郭明正（634班团支部书记）想：运动刚开始，怎么就封了一批左派？他将会议内容告诉了董建平等同学，董建平等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布了会议内容，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工作组和院党委组织人反击。当权者定好了反击对象：郭明正、徐海亮、晏成禹、李广文、刘静生等关心国家大事、独立思考的学生。然后，组织福利科和机械厂的工人写大字报：《工人说话了》[434]、《我们有话说》等，6月18日一大早张贴出来。广播台反复广播工人的大字报。对这些重点学生组织围攻和揭发批判，将透露左派会议的郭明正定为“造谣生事”、“破坏文化大革命”。7月15日，全校开展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运动。原来给党委写大字报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7月17日，召开全院大会，由省公安厅公开逮捕了郭明正。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张庭英割腕自杀身亡，罗守琳跳入长江而死，一个学生被逼疯[435]。

华中工学院在３７天内３８３人被划为“右派”。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６２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３００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２３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１４００学生，就批斗了２００多人。建筑工程学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了１８人，批斗了３０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揭出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每一个“反革命事件”都涉及一批师生。[436]

六月初，武汉墨水湖中学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压制学生，省委领导人把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６月２１日，学校工作组按市委的指示，把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７月１１日，公安局将他们逮捕，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三个１６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437]

1966年6月1日 晚上，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批评了校党委只批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 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召开会议组织反击。6月3日，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郑大不是北大”[438]“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贴满校园，郑大呈现一片恐怖气氛。6月6日凌晨，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学校派人到王相海家乡开批判会；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 后，继续压制运动。6月7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观点而被斗争。

7月2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指示，“要摸一摸各类人······排排队。”贴大字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捣乱的，情况异常复杂。”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卫恒的指示时，要求在大中学校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限令“抓紧时间完成”。一时间，不但许多贴大字报的教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许多平时被看作“落后”、“不听话”及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一。[439]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陕西省副省长严克伦率领几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由于工作组对学生压制，６月６日，工程物理系学生李世英贴出了《工作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还要向中央发电报“工作组不能领导文革”被制止；女学生刘维娜写出了“赶走工作组”的大标语；工作组长严克伦被几百名学生围住辩论。工作组把“6·6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6月7日到9日连续三天对他进行批斗。李世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才免于死亡。工作组扣压了他的遗书，还说：“中国7亿人口，死一个没什么了不起，还可以每月省下30斤粮食。“（后来毛泽东说李世英是“交通大学的学生领袖，被工作组整死又救活者”[440]）刘维娜脖子上挂了一双鞋游街[441]。每个班都开展“查上当，放包袱”活动。６２级女生王永婷跳楼自杀身亡。工作组给她家发电报中说：“王永婷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于9日晨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望速来处理后事”。

东北也同样镇压造反的学生。６月１３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贴出了反对校党委的大学报。６月１４日，吉林省委派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队进校后和师生发生了冲突。学生喊出了“李一平滚蛋”的口号。６月２１日，市委工作队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员支持工作队。党员大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还把市委工作队升格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群众迅速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集。他们进入了礼堂后，发现台上没有国旗，毛主席像还歪挂着。三四百名学生以摆正主席像、挂国旗为藉口，冲上了主席台。全场一片混乱。省市委调来一批公安人员，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２７０多名干部到现场。对立双方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442]

6月6日，贵阳师范学院贴出了批评贵州省委的大字报。部分学生到《贵州日报》造反。6月8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学生的行为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攻击省委、攻击党报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省委派出147个工作组进入全省大中学校抓反革命分子。贵州大学打击面占在校学生（不计下乡参加四清的人）50%以上，贵阳医学院在清查“六·六事件”中受株连273人，两人被迫自杀。在这期间，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关押、劳改，到7月10日，被迫自杀的189人，其中身亡的107人。[443]

在华东，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是南京“6·13”事件。６月１２日，江苏省委抛出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说他是“黑帮分子”。６月１３日，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６月１３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接着，发生了围攻报社的群体事件，即“6·13”事件。这个事件被省委定为“少数坏人闹事”。几乎所有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并且把内容整理下来。作为以后打右派的证据。[444]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他的书中记载：

针对各校赶工作组的情况，７月１３、１９、２２日，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辞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445]

亲历这场争论的李雪峰回忆：7月18日下午[446]，怀仁堂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中央文革，他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撤工作组的。康生顶刘少奇：“少奇同志，我们这里也有材料。”陈伯达和邓小平吵了起来。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她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完全看到争吵的场面。江青没有记录，只是听。当时少奇、邓小平非常激动，他们不会注意有人进来。[447]

陈伯达回忆说：“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对立，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提出撤消工作组的建议，被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否定了，实际上还没有拿到会上讨论就否定了。．．．．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为‘右派’、‘反革命’。不撤销工作组，那就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为‘右派’、‘反革命’。．．．．”[448]据王力回忆，６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根据上海的意见（即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才提出才撤消工作组的建议，并和邓小平发生争执。[449]

７月１６日，７３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向全国显示他强健的体魄，这是他从第二线遥控回到第一线直接指挥之前的一个政治行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住钓鱼台12号楼。当天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他那里开会，详细了解近一段时间情况。张春橋给他看了北大九号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毛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刘少奇得知毛回来，赶来要见，毛没见。[450]19日，陈伯达和邓小平就工作组问题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争论以后，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451]23日，毛在钓鱼台12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文革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452]

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一下子解放了北京被关押的学生。清华大学工作组７月２０日就放了被关押的蒯大富，蒯大富不相信真的放了他。他事后回忆说：“我留了个心眼，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试着出去了，我沿着清华那个围墙，在校园里面走，那一圈十里都不止。夏天草木很深，到可以挡的地方，我偷偷看后面有没有人尾随。我换了几个地方看了几次，没有！绝对没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的放了！”[453]

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找蒯大富谈话，王力说：“我们两人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蒯大富向他们讲了２０多天挨整的情况。7月30日，周思来约两批清华学生到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室谈话。[454]７月３１日凌晨两点，周恩来到清华大学甲所找蒯大富谈话。周恩来对蒯大富说：“我受主席和中央的委托来听你说说，请你从６月１号到７月３０号，把你知道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给我讲出来，你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蒯大富谈了三个多小时，周恩来的秘书孙岳认真记录，周恩来自己也记。在听汇报开始２０分钟时，贺鹏飞咚咚地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自述的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又过了２０分钟，贺鹏飞又一次敲门进来了，再一次请求：“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自述的话。”周恩来生气了，说：“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蒯大富一直谈到天亮，周恩来打断了蒯大富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下面我有个会，下午７点我派车接你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你今天说的情况是你一个人的经历，而你呢，你被关了15天，你被关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你找三个人一起谈。你自己找，你找谁我接受谁。”蒯大富找了刘泉、刘才堂、沈台平三个人。晚上，听蒯大富几个人汇报的领导人，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从晚7 点谈到10点，谈了三个小时，周恩来说：“谢谢你们，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周恩来为他们安排了晚餐，是鸡丝汤面。还安排车把他们送回学校。[455]

周恩来从蒯大富那里得到的材料，成为毛泽东回击刘少奇的重要证据。

对北京大学的“6·18事件”，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有批示（即第９号简报），只是表态“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毛回北京以后，看到这一期简报和刘的批示，勃然大怒：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原来是刘少奇指挥的。毛泽东为此骂了刘少奇，也骂了康生（怪康生没有早一点把这期简报给他看）。[456]

7月19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457]２８日由北京新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决定29日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７月２８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小组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458]我班的吴文忠也参加了，他是工作组定为“小三家村”的成员之一。

７月２９日晚，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代表北京市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了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刘少奇说：“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459]。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刘少奇提出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这是正确的。历史也证明这个标语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有人作另一种解读：这个标语是拥护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反对毛泽东，这是支持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让保护写这个标语的李世权。

刘少奇讲完话以后也没有人宣布，毛泽东从后面走出来了。参加过这次会议的邓榕写道：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人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种极端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460]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周恩来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班被工作组当“小三家村”批斗的吴文忠参加了“7·29”会议回来后，向我们兴奋地讲起当时的场景。蒯大富一回到学校，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当时，见毛主席是无尚光荣的事。蒯大富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见到了毛主席！

刘少奇将大批群众打成右派，毛泽东解放了这些群众，从而得到了这些群众的坚决拥护。北京被镇压的造反派最先翻身，外地的造反派还处于受压状态，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消息，在各自被关押的地方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待平反；有的干脆冲出牢笼到北京告状，实现“自我解放”。被官僚集团镇压之后再解放的这些人，是反对官僚集团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了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袖。毛泽东把刘少奇抓右派的这一作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被毛泽东解放的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更为积极，从而使造反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跟随刘少奇整群众的官办红卫兵也随之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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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林彪成了接班人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第六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在京西宾馆黄永胜的住房里，陶铸和黄永胜两人有不短时间的谈话。邱会作在旁静听。陶铸说：“现在我们党内不是一个中央．．．．，毛主席说过几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前一段，主席还谈到两头蛇的问题。主席说：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有好受的吗？”陶铸临走时对黄永胜说：“要带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闻不出气味，就会上错了门。”１９６６年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结束后，叶剑英有一次在京西宾馆他的宿舍里也向邱会作转述了毛主席说的“两头蛇”的问题。[461]

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全会是宣布了刘少奇、邓小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产，毛主席与刘、邓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462]邱会作这里提出两个文化革命：刘、邓的文革和毛主席的文革。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刘邓的文革，抓右派也是刘、邓的文革。这次会议是真正全面揭开了毛的文革大幕。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决心换接班人。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需要中央批的文件就由周恩来批了，没有刘少奇批的了。把刘少奇换下来，十一中全会之前就定下来了。[463]本来毛这时已在二线，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就回到了第一线。[464]，“两头蛇”变成“一头蛇”。

这次会议原决定７月２１日在北京召开。７月１７日，毛泽东从上海电告邓小平：他将回来主持会议，在他回来之前，会议绝不能召开。所以会议通知７月２４日才发出。[465]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到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１４１人，列席代表４７人。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和发表会议公报；四，补行批准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一些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他一方面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个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接着又说：“在这一段时期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责任主要由我负。”。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466]

８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会上在声色俱厉地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和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467]这明显是指刘少奇的，刘主张蹲点。刘少奇插话表示承担责任，毛不依不饶，指着刘少奇斥责：“你在北京专政，专得好！”刘少奇当面顶毛：“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的大会不开了。[468]这天下午，刘少奇在中南组的会议上发言，否定了他在北京大学关于“6·18”事件的9号简报的批示，但还坚持抓右派：“现在右派闹事，夺领导的权，不要怕，你让他领导一个时候，不就看得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469]晚上，参加全会的中央领导人和代表到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参加近两万人的大会。清华师生都垫一张纸坐在地上。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李雪峰、陶铸、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操场上临时搭的主席台，中央领导人也是坐在主席台下面的小马札上。李雪峰主持并在开场白中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作了检查，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学们认为他的检查避重就轻。会上有9个同学发言，两种不同的观点对立。凌晨一点，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参加这个会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让我过问一下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今天起，新的清华大学诞生了。”

8有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470]在这次电话之前，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这应当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这次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最高领导集团的第一把手给第二把手贴大字报，而且大字报写得这么尖锐，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毛泽东

1966年8月5日

上述“大字报”的文字，是毛泽东用铅笔写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的《北京日报》上的。[471] “大字报”就是写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后面还注明日期：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用毛笔在两页信纸上誊清了毛泽东写在《北京日报》上的这段话。在誊清稿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晨３时。当天，这张“大字报”就印发给与会代表。８月１７日，作为“中发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一年以后的8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毛说，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还说，这一段时间正确的是中央文革，不是中央。[472]

“大字报”中说的“１９６２年的右倾”是指大饥荒后采取一些后退措施，即“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这些都是得到刘少奇同意的。“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是指“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的指导思想和“桃园经验”。

大概是8月20日，有人将这张大字报抄出来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很多人不相信是真是毛泽东写的。然而，以后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炮打司令部》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

邱会作回忆：

会议中间的一个晚上，总理把参加会议的不少军队同志叫去，给我们吹风，我是跟杨成武一起去的。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总理把主席的大字报念了一遍，直接了当地说：“刘少奇不成了，辜负了主席。林彪同志十年来一直是拥护主席的，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接着总理又说，可能大家没听清（总理念毛主席的大字报），我再念一遍，不过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外传，听安排，今后要把会开好，说完总理又念了一遍主席的大字报。[473]

吴法宪的回忆是，对毛的大字报，周恩来念了两遍，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辜负了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到北京，接替刘少奇。”[474]吴法宪回忆，直到1967年秋，周恩来才告诉他一些情况。当时，他和周恩来同乘一辆车时对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到北京来吧！”[475]

林彪成了接班人

林彪在大连休养，原定不出席中央全会，计划国庆节回来，向中央请了假。[476]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了一个星期了，毛泽东坚决要林彪“出山”。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477]8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争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8月5日，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内容通过电话告诉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一定要林彪来。

8月7日晚，周恩来通知吴法宪8月8日派飞机到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上午十点半，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接林彪的飞机还没有到达机场，周恩来已经先期到达。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不进停机坪，就在跑道北头停下，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登机去见林彪，代表毛来接林彪的汪东兴也登上了机舱。他们在机舱里谈了大约半个多小时。[478]林是上午回来的，按常规，毛刚睡觉不久。这天毛却没有睡觉，在专门等林回来，他们很快见了面。毛对林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出乎意料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你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479]林彪说是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胜任。毛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 。当天晚上，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还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搞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8月6日，周恩来到毛处开会，商量领导人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林二人。毛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7位的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的第4位。[480]另据王力回忆，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周恩来把名单拿出来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见。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升了？原来第７位提到了第４位，这怎么行？就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提上来。这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排第五，邓小平排第六。毛泽东同意了。[481]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参与此等大事，实在不成体统。陶铸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与会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原因。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他立刻报告毛，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482]

８月１２日是会议最后一天，下午，林彪主持大会。大会内容之一是选举。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6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１１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得全票的有４人：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３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人得票超过半数。[483]在中央常委排名中，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林彪从第6上升到第2位。这次会上没有改选主席和副主席，而会后在所有的文件上，原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提了，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实际上确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以后，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

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毛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说，不但对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任何人都好，我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484]不久，他又说：“林彪同志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想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485]

周恩来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高有低、贡献也有大有小，或者也可能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这些都不是评价个人的主要问题，而唯一的标准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就称得起“一贯正确”，林彪同志就是党内高级干部中一贯正确的代表，是毛主席名符其实的亲密战友。[486]

叶剑英、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这些话不一定是出于真心。但是，作为朝廷高官，在重大政治关头必须表态。在极权政治下的高官是很不安全的，迎合性的表态是他们自保的必要。然而，他们的这种表态又强化了极权政治。这就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态。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作为党的第二把手，林彪主持过几次会议。但是，从8月24日开始，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以外，也许是他看到毛对他的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毛用林彪，却怀疑林彪。林彪当然会感觉到。所以，他尽可能少管事，少发表意见。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回到“一线”来抓工作了，不再搞“一线”、“二线”了。毛回到“一线”，又不愿意抓具体事务，林彪也不是抓具体事务的人，长于具体事务的周恩来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从国务院总理到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了。邱会作从对周恩来的长期接触中认为：“以我与周恩来相处得知，他是真心拥戴毛主席，拥护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以积极态度参加的。他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有力的执行者。”[487]“周恩来不止一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则就会晚节不保，个人的革命历史也要一笔勾销。”[488]

八届十一中全会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全会的简报由陶铸掌握。谢富治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邓小平。谢的这个发言没有编到简报里，江青责问陶铸为什么保护邓小平？[489]

“十六条”

“十六条”是简称，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毛认为怎么搞运动，得有个条条框框。就让陈伯达在北京搞个文件。六月份陈伯达就开始搞了，参加的人有王力、关锋、尹达、穆欣，在钓鱼台十四楼办公。在上海的毛泽东经常和起草小组沟通，提出他的意见，改了２０多遍。毛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后，说大体可以，但太长，要换换手修改。[490]毛泽东又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修改。陶铸和周恩来商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加了一些限制词语。全会通过的是毛泽东８月７日审定的第３１稿。[491]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文件。“十六条”简述如下：

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指出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当前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或“斗、批、改”）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力军。”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运动的阻力是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习惯势力。

第三条，“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各级党的领导不要害怕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指出“有些单位是被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

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运动用“四大”增长才干，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重申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第五条，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左派，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达到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不能压服，要保护少数。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批评工作组和一些单位负责人前一段时间镇压学生的行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第八条，干部问题。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是“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不是临时的组织，而应当是是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毛泽东想用巴黎公社取代国家机器，在这一条中有所体现。干部要选举，随时可以撤换。

第十条，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第十一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要组织对那些混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第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部署问题。

第十四，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文化大革命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十五，部队。部队文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第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十六条》公开发表时，全国欢呼，各地群众敲锣打鼓，列队游行。但是，《十六条》中很多重要概念没有法律界定，不仅不能落实，还会在运动中造成混乱。

例如，《十六条》说“干部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结果干部大多数都受到冲击。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492]既然“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什么是“走资派”又没有明确的标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很难掌握了。何况在极权制度下，官民矛盾一直是很尖锐的，一旦最高权威发出了整干部的号召，所有的干部都难逃浩劫。

又如，《十六条》说“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结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一般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各级党委“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更为严重。知识分子受到打击的人数和比重远远超过领导干部。

又如，《十六条》提倡群众中不同意见可以争论、辩论，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十六条》没有想到，群众中不同看法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以后，各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互不相让，更是加强了对立。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持续不断，以致酿成大规模的武斗。

《十六条》提倡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实际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干部人选，大多是由军队主持下内部协商的结果。没有一家是选举产生的。

《十六条》的基调是支持群众造反的。《十六条》写道：文化革命“只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等于放弃了多年坚持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进行的传统，也等于放弃秩序和稳定。这正是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经过十七年强力压制的人们，有了“十六条”，就可以运动用“四大”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其中一些积极分子（当时称为“造反派”），大力冲击他们讨厌的官僚体制，不仅使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迫害，这些积极分子最终也成了牺牲品。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还有一个件大事，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支持信，这是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的起点。

“红卫兵”这三个字本来是写大字报的署名。写大字报得有署名，刚开始署真名，几个人观点一致的人同意这张大字报，就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后来成立“战斗组”。什么是“战斗组”呢？就是几个观点一致的人在一起写大字报，在一起研究运动形势，在一起收集运动信息。战斗组人数不定，多则十多人，少则两三个人。战斗组得起个名字，当时常用时髦的政治词语。也有别出心裁的，如清华大学一号楼宿舍114房间的一个同学写大字报就署名“114独立营”，山东话“营””“人”同音。清华附中张承志等人在1966年5月就署名“红卫兵”（开始曾叫“红卫士”），意思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红卫兵起源于中学。他们首先向教育制度造反。

17年前的教育制度基本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教育的缺点是学制太长（清华大学六年制，一般大学五年制），学的课程太多（清华汽车、拖拉机设计专业学了50多门功课），学生负担太重（我班30人有4人因病休学）。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灌输，创造性被压抑。作为自学成才的毛泽东，当然看到了这种教育制度的缺点。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但他还根据他深信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主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已经深入到学生心中。1964年7月7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强调年轻人要经风雨，“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本来就喜欢挑战现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他们的挑战提供了根据。不过，只有干部子弟才会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胆量。秦晓回顾当时北京四中的情况：“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就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493]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者之一骆小海回忆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因，概括地说，就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界一些传统的做法不满。”

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经济政策的纠偏，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政策也有所松动。1962-1963年这两年高考录取时，纠正了过分强调政治条的偏向，比较重视分数。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华大学。一些重点中学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其中主要是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这些重点中学，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线。干部子弟有家庭出身优越感，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有学习成绩的优越感，看不起学习成绩不好的干部子弟。作为老师，通常是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1965年6月，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学潮，称为“四六八学潮”。参加学潮的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不少是中央领导人子女。他们相互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494]北京四中一位老师回忆说：“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有一种特殊责任感，他们觉得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他们的，自认为根红苗正，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对革命责任感最强。所以，这些人就按照当时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睁大了眼睛观察学校阶级斗争动向，认为四中的领导干部都烂了。”[495]在“四六八学潮”中，部分学生提出“宁要红2分，不要白5分”[496]的口号。

和其它中学一样，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业者）子弟之间的相互对立愈演愈烈。从1964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校领导把一个平民子弟和一个干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一位高知子弟回忆说：“‘革干’‘革军’子弟们……对我，从来是敛容正颜的。他们与我之类‘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关系。”那时，清华附中成立了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清华大学编写，主课全由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谁进预科班？除了那些有严重家庭问题（例如：杀、关、管）的不在选拔之列，学习成绩当然是主要的条件。高66届的很多高干子弟没有被选入预科，高干子弟对此很不满意，这也成了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批斗万邦儒校长的一条罪名。[497]

在北京的中学中，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这些高干子弟。这些天之骄子，最不愿意受那种教育制度的严格约束。他们造反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教育制度以分数取人，从而在实质上偏袒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篇文章说出了高干子弟的心态：“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的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项天立地的人！”[498]清华附中一张大字报中写道：“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作主，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499]这当然是那些数理化成绩不怎么好的人的心声。有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干部子弟当然没有“矮三寸”的感觉，但阶级路线他们也是很分明的，父辈给他们的优越感也是存在的。

1966年5月1日到3日，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到北京西山戒台寺郊游，请看他们的装备：指南针、手表、晶体管收音机、照相机·····，当时，我们清华的大学生，很多人连台式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见过，很多人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而这些中学生却把当时极为珍贵的晶体管收音机带到郊外。可见他们生活条件之优越。这次郊游形成了批评校党支部的思想”。[500]1966年5月28日晚，他们在酝酿墙报署名，采用了高642班张承志小组墙报的署名“红卫兵”。次日，5月29日下午，他们在圆明园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他们认为学校党支部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共青团这个官办的青年组织之外，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当然会受到党组织的打压。但不到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他们就以“红卫兵”的署名贴出了《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校领导挑战。大字报首先亮出他们的出身和立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然后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署名红卫兵，下面留下的空白纸中签名者100多人。6月8日，其它中学3000多名学生到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学校关了大门，僵持了10小时，校门终于打开。外校学生贴出了声讨清华附中党支部和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也署名“红卫兵”。[501]

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当工作组要求人选要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的核心成员组成，主要成员多为高干子弟。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工作组宣布成立新的共青团委取代红卫兵。红卫兵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要团结大多数。6月24日，红卫兵贴出两张大字报进行反击，《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反击的大字报之一。7月13日，刘少奇对胡克实指示：“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502]官方不承认红卫兵的合法性，但不能阻止红卫兵的发展。

十六七岁的青年，本来有一种自然的叛逆性格，父辈光荣的革命经历，家庭优裕的生活，使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他们经常高声朗诵：“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想说什么？想干什么？

他们想说的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们想干的就是破“四旧”。

1966年6月24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说：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和灵魂就是造反。·····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全面’呀，都滚到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显地指出了斗争矛头：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

现在消灭了的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

“再论”中还强调：“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就在我们手里。”

7月27日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高调对毛泽东表忠心：“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文章进一步以“造反”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你是革命者吗？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你是反革命吗？那就出于阶级本能，就必然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这三篇短文以霸气十足的文风，用极端的语言，重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灌输的极端思想。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成员骆小海和邝桃生把笔记本上的“一论”、“二论”（本子上没有“三论”）撕下来交给出席会议的江青，还匆匆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请毛主席看看是不是反动的。[503]毛泽东一看，正中下怀。他于7月31日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口授）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有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为防止年轻人过于偏激，毛泽东的信中要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也要给出出路。毛的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公布。毛泽东这封信不仅支持红卫兵造反，还肯定了这个群众组织。十七年来，宪法虽然写上了结社自由，直到这时，才真正有了这一自由。在文革期间，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筍地出现了。

毛泽东这封信还是党内文件，还没有广为传播，此时红卫兵还没有声名远扬。直到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以后，才掀起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7

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血统论”风潮陡起

清华“八二四”事件

破“四旧”恶风肆虐

千家啼哭万户愁

红色恐怖升级

“西纠”和“联动”

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力。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毛泽东运用他的崇高地位，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终于使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激荡全国。当时还在台上的各级官僚们，也利用红卫兵运动对17年定下的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如果说，工作组专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一轮迫害的话，那么，红卫兵运动就是第二轮迫害。 和第一轮迫害一样，第二轮迫害也是以官僚体系为后台的。这两轮迫害发生时，各地执政者还没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第二轮迫害的时间是在1966年7、8、9三个月。一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贱民及其家属赶出城市，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这一天，毛泽东清晨四点多钟就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一夜没睡，为了接见红卫兵，他半夜叫卫士长陈长江给他找了一件军装。其他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看到毛穿上了军装，有的急忙回去换了军装再来，有的打电话让家里送军装来。林彪先是穿浅灰色华达呢中山服来的，他看到毛穿军装时，派人回去拿军装换上。[504]毛突然穿起军装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其他中央领导人必须紧跟。

早晨7：30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走出大厅，站在汉白玉的栏杆后面向广场上的群众招手示意。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百万人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热情挥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红色浪潮。林彪发表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指挥下，好好的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周恩来也发表了鼓励红卫兵的讲话。

在林彪、周恩来讲话以后，聚集在东长安街上的数十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被检阅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为了多看一眼毛泽东，通过天门前时，队伍行进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红卫兵不愿意再前进。有的前进了又回来。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下打转，像激流中的旋涡一样。有人提议，让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维持秩序。经毛泽东同意，1500名学生上了天安门城楼。[505]周恩来对他们说，请你们上来有两个任务，一是毛主席接见你们，二是接见后下去维持秩序。一说接见，红卫兵们激动了。开始还有秩序，很快就乱了。红卫兵都往前挤，毛被困在人群中间，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一个一个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时已经不是自主地和红卫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无法收回，只好任凭别人去握了。后来，汪东兴说，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肿了，好几天不能写字。[506]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3000多人。[507]难怪手被握肿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答：“是的”。毛说“要武嘛！”。当时，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要武”，这个“最高指示”很快传遍全国。有一位红卫兵拿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要给毛带，毛不接受“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没让带。毛接受了红卫兵袖章，这表示毛泽东接受了红卫兵。8月18日就成了红卫兵的纪念日。《十六条》没有提“红卫兵”，现在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

这些中学红卫兵虽然年纪小，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早。“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弟为骨干，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中一些人反对“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带有鲜明的血统论的色彩。因而反对当时的校领导。说他们是老“红卫兵”是区别于1966年10月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红卫兵。

8月18日是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也有人11月10日、11月11日合称一次，把11月25日、11月26日合称一次，称为8次。8次共共接见红卫兵1200 多万人。各次接见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从天安门前通过；有时红卫兵站在马路两侧，毛乘敞蓬吉普车通过；有时红卫兵乘大卡车通过天安门下，毛站在城楼上检阅。

这么多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其中有一些曲折。

9月15日接见红卫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月13日晚7点，毛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信，说“卧病三天，尚有余温，今天略好”。还说，如果后天能起床，就接见，如果不能起床，就请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月15日，毛还是带着病后初愈的身体接见了百万红卫兵。

10月1日晚7点多，毛泽东的车被红卫兵围在西长安街到南长街口。顷刻间，毛被包围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时刻，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开过去，到天安门参加晚会！”红卫兵也不理会，包围圈越来越紧。局面难以控制。此时，警卫三师师长急速调来一个团的机动部队，强行为毛泽东解了围。

10月18日，毛在接见百万红卫兵时，一位男红卫兵跳上了毛左后侧的吉普车（杨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还要继续跳到毛的车上，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警卫员蔡洪江把这位红卫兵拉住了，并推了下去。

11月25日，气温零下4度，毛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4个小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

65万红卫兵。

11月26日，毛乘车在钓鱼台、西郊机场接见了最后一批185万红卫兵。路被堵，毛的车不能回中南海，只好开向玉泉山，让毛暂时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车又被围，警卫只好扶着毛步行进入玉泉山。这一次，散场混乱，一座小桥被压断，踩死了几个人，挤伤的更多。

由于在接见时人群拥挤，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

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北京的负担很沉重。周恩来动员全北京市的力量解决了这些难题。每次接见都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工程。11月10日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毛在城楼上检阅，需要6000多辆汽车。连夜从海陆空部队和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各抽调1000辆汽车。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数百万人挤在火车上，影响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毛为什么对接见红卫兵这么重视？他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亲自接见的红卫兵回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就能把全国的群众发动员起来。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毛还有更深的考虑：他认为苏联其所以变修，一个原因是苏联人亲自见到列宁的人太少了，让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泽东，就可以防止他死后中国变修[508]。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颇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一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一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一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搞大串连“一律免费坐火车”，而且对大串连的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已停课的大中专学生便纷纷外出串连。开始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冲击各地打击造反派的领导人。因为当时各地造反派还是少数派，处于被压制、被围攻、被打击的地位。后来更多的是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取经”，上访，等待毛主席接见。几千万年青人流在全国各地激荡，发动群众,交流经验，冲击官僚体制。当然，对年青人来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联，先后到了东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十个城市和部分农村。火车拥挤不堪，坐位坐满了，坐位底下的空隙睡满了，过道站满了，厕所里也挤满了。一些人不得不双脚分开站在两个座椅背上，双手紧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连给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连，又称为“长征”。大批青年人组成各种长征队，走遍大江南北，朝觐延安、韶山等革命圣地。各地设立长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费。全国大串连从1966年八九月持续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虽然发了停止串连的通知，但串连还继续。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连乘车还是免费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费乘车、免费吃住，大串连才停止。

“血统论”风潮陡起

中国共产党很看重家庭出身，认为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影响最大。大饥荒发生后，在追究一些县委书记的责任时，有的县委书记娶了地主女儿做妻子，也当作发生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周恩来在很多公众场合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说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断改造自己，说看一个人要查三代），以此来表白他的政治态度。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但是，“个人政治表现”如何，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能由单位领导决定。虽然有“重在表现”，家庭出身总是一个人终生挥之不去的政治标记。有些老红卫兵还把“重在表现”说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义阶级路线”，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进而向“血统论”演变。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五种人被称为“黑五类”，红卫兵又将资产阶级列入其中，成为“黑六类”)等是政治贱民，他们的子女也受歧视。与“黑五类”相对应的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当时最光荣的家庭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依靠对象。革干子弟是天之骄子。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优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优秀，他们对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先辈的后代，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当然，时代变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打算像他们父辈一样当革命家，而是要在国家建设中挑起大梁。所以，革干子弟大在大学里都是学习工程技术中的新兴专业，当时列为“保密专业”。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对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509]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血统论”泛滥成灾。红卫兵只对“红五类”开放，“黑五类”是不能参加的。

清华附中齐向东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说:“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讲成分!”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成立就讲究出身。他们在题为《“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大字报中写道：“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使我们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老子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纯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受到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就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政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510]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纪念建党日，对参加活动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参加者回忆：“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大会充满红色恐怖，台上都是黄军装。·····自编的‘造反歌’响彻云霄。真是大长了工农干部子弟的志气，真是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511]造反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干部子弟中颳起“血统论”的风潮，从中学进入大学。

八月初的一天，我正从二号楼宿舍走出来，看到从图书馆、大礼堂那个方向走过来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手里举着彩旗，一边行进一边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他们在一号楼、二号楼宿舍区转了一圈后向西南方向去了。他们喊的前两句是一幅称为“鬼见愁”的对联。他们认为，见了这个对联发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对联骂为“混蛋”，还不能“发愁”。这个对联在学生中引起争论，我是不赞成这个对联的。

8月2日晚上，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关于“对联”的辩论。刘菊芬[512]主持会议，会上一边倒、一言堂。还高喊“横扫一切混蛋!”的口号，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要发言，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也有掌声，但热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寥寥无几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513]

在红卫兵中，对“对联”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他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陈伯达向红卫兵们解释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8月6日天桥剧场举行了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出席会议的江青，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红卫兵也没有接受。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在辩论会上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８月１２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正文之子，时任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组长）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８月２０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辨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他公开声明拥护工作组，说工作组一进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认为对联“大长了好汉们的志气，大灭了混蛋们的威风。”“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狠！’”谭立夫口才很好，每讲一段就引来热烈的掌声。谭立夫咄咄逼人地问：“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没有右派？可能今天这里就有右派！（热烈鼓掌）·····”“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知道哪一个犯了错误，大有雀跃之势。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热烈鼓掌）”“一讲阶级路线，他也来讲几句。你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应是‘既得利益者’了。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们现在搬出‘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讲去！（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斗你，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514]几天以后，康生夫人曹轶欧给谭力夫打电话说：“阿宝（谭力夫的小名），你在学校那个讲话，王任重同志拿给康老看了。你康伯伯誇你讲得好。”[515]

谭力夫讲话受到干部子弟的热烈追捧，他们广为传播。刘涛、贺鹏飞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大量印刷，向全国各地散发。谭立夫讲话对“血统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血统论”的激励下，一些干部子弟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在一些中学里，对出身不好学生进行批斗、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以成份论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贴在教室墙上。红卫兵命令10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10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红卫兵命令“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他们，把墨汁泼在他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因而遭到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后来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种种侮辱。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把她从厕所拉出来，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红卫兵突然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杨爱伦，学习成绩优秀还有文艺特长，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推去，强迫她写“交代”，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516]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毒打。等红卫兵回家吃晚饭时，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不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517]

血统论在大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像中学那样严重。当时，有人主张在清华大学成立“贫下中家子弟协会”（简称“贫协”，当时有的学校有革干子弟的组织。），我班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人参加。这本是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做的事。“血统论”进入大学，除了持政治偏见的某些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外，没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来在清华两万人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不支持在大学里搞“贫协”组织。

“血统论”，通俗地说法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打洞”。这种说法既违背了历史常识，也违背了“遗传和变异”生物学原理。为什么这种说法能够一时成为风潮？因为他们要世袭父辈打来的江山，要世袭父辈的特权。血统论实质上是宣扬权力世袭、利益世袭、社会地位世袭，是门阀权贵的愿望表达。那些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弟摧残他们认为“血统低下”的学生，那就不仅仅是特权世袭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血统论”虽然风行一时后偃旗息鼓，但是，他们“血统高贵”的自豪感并没有消失，他们对父辈地位世袭的强烈要求一直没有改变。只要政治制度不变，他们的世袭要求总是可以满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在文革中血统论的鼓吹者，不少人当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在一切政策和制度的变革中，他们总是占尽了有利的先机。

1967年春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学生进行军训。3月27日，负责学生军训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对中学生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的一次讲话，他说：“你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还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从而引起了争论。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学生代表开会。陈伯达批评李钟奇的思想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为了平衡中学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见了另一批中学生代表。本来家庭出身不同、对军训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学红卫兵就以这两个日子成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从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员中“红五类”比“四四派”要少一些，干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干部子女要多一些。“四三派”反对“血统论”的人多一些，“四四派”倾向“血统论”的人多一些。“四三派”是中学生中的激进派，对军训团不满，比较倾向大学生红卫兵的“三司”的观点。“四四派”比较支持恢复秩序。“四三派”中一些人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的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就形成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518]在1967年4月之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斗争不断。

清华“八·二四”事件

我亲历的红卫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清华“八·二四”事件。

8月20日前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一第大字报》在清华学生中传开， 8月23日、24日，出现了一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例如：《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厘清北方局中的黑线》等。

清华大学“临筹”[519]认为这是右派翻天，清华大学红卫兵负责人贺鹏飞联络清华附中红卫兵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采取了强制行动。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召开誓师会，贺鹏飞在誓师会上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妖风，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并抄录或照相，以备秋后算账，然后限令作者在24小时撕去大字报。下午4点50分，12校红卫兵列队跑步进入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他们先广播“安民告示”：“我12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5点开进清华大学，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敢阻挡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我们欢迎！一切胆小鬼，请你们躲在家里，切勿自相惊忧。····”接着广播“最后通牒”：勒令大字报作者6点以前撕去自己贴的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负责。其实，明明是反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硬说是反毛主席的，当时没有反毛主席的大字报。

有的学生对他们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这些红卫兵抓住，强制他们围着大礼堂前面的草坪游街，然后用皮带抽打。到晚上7点，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并且贴上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还对一些贴刘少奇大字报的“战斗小组”进行搜查。

6点，在贺鹏飞的指挥下，红卫兵们推倒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与此同时，中学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里抄家，对他们进行拷打。强迫中层以上的干部到拆掉的二校门搬运砖石。跑得慢的用皮带抽打，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声中，被害者连滚带爬，哀声惨叫。

这次暴行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北京大学的“6·18”事件。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了他挨打的情况：“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着我往前走，并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边走边打。·····后来进了一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蒙眼的毛巾后才知道是阶梯教室。各系的总支书记、校党委各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天将拂晓的时候，把我们转移到科学馆，又转移到了生物馆。····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强迫我们互相打，不愿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520]文革前担任党委宣传部长的罗征启记下了他经历的一场刧难：

8 月24日晚上，……几个人把团委书记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一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 ：“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靣15公分，不能超过20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像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旳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ⅹⅹⅹ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象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吿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 ！”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一会钱伟长囬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着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521]

文革中清华有人贴大字报，说蒋南翔“开后门”让贺鹏飞进了清华。1978年，蒋南翔在天津市当革委会副主任，单身住在新华分社附近的第二招待所，清华校友常去看他，我问他：贺鹏飞上清华是不是走后门？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有一天，贺龙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南翔同志啊，我家小龙想上清华，你看怎么办呀？”蒋南翔回答：“那考一下吧？”结果考得很糟糕，蒋就让他在附中补习了一年才进了清华。毕竟是帅门之后，文革后，贺鹏飞出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可惜他英年早逝（54岁），否则必是上将。

对清华“八·二四”惨案，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日记作了记载：“与12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522]

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游行，并到一些“黑帮”家中揪斗“黑帮”。强迫“黑帮分子”、“黑五类分子”和中层以上干部继续到二校门搬砖，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们。校园里贴出了《8·24行动好得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

25日，清华“八八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人到中央接待站（西安门大街22号）反映贺鹏飞带领中学红卫兵在清华搞“红色恐怖”的情况。身穿灰色毛料中山服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敷衍上访的学生，他对贺鹏飞等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批评。

清华“八二四”事件标志着，中学红卫兵从造本校领导的反、造工作组的反转向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父辈。这时，他们的父亲相继被整。如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罗瑞卿的牵连被打倒。其他高干子弟的父亲也岌岌可危。前些时，他们批判校长、批判老师，现在批判到他们父亲头上来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理解？何况，父母对形势的看法对他们也会有影响。

清华二校门被贺鹏飞等推倒以后，1967年“五一”前夕，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在这里建成了一尊巨型毛泽东塑像。蒯大富请林彪题词，林彪应允。林彪的题词“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被刻在毛主席像的底座上。“五一”节这天，《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都为此塑像发了消息，标题是“清华园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这是文革中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这以后，从北京到边远城镇，从机关大院到公共场所，相继建立了成千上万的毛泽东塑像，这些塑像体量越建越大，材料越来越贵：从钢筋水泥到大理石到不锈钢。

破“四旧”恶风肆虐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写道：“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这就是红卫兵破“四旧”的指导思想。在《十六条》发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这个思想。

破旧立新有着长远的源流。“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是不断否定中国传统的。1949年以后，中共政权利用意识形态机器不断批判传统，批判道德继承论。文革中，中学生和社会上其他一些人用暴烈的手段“砸烂旧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队伍迅速扩大，大批红卫兵走上了街头，雷厉风行地执行破“四旧”的任务。

他们看到“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的”发型，就强制改变。对烫发的勒令剪掉，否则就按在地上剃阴阳头[523]。天津的红卫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发型”和穿“瘦裤腿”。天津街头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剪子不留情，毁你瘦裤腿”，下联是“推子要革命，剃你阿飞头”，横批是“兴无灭资”。

8月19日，北京红卫兵砸烂了“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招牌。把烤鸭店的餐厅、走廊、职工宿舍挂的山水草木之类的画全部换成了毛主席像。在供外国人吃烤鸭的门口，原来挂的一幅画是一只大鸭子，红卫兵把它撕了下来，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们把一张大标语贴在门前：“欢迎工农兵进餐”。并且要求烤鸭店增加五种菜，最贵的2角五分，最便宜的8分。

红卫兵要求大家改掉带“封、资、修”色彩的名字，用革命化的名字代替。一些人为适应形势自己主动地改了名字。名字中有花、玉、金、宝等都改了过来，卫东、继红、赤兵、永革、反修等成了时髦的名字。商店、街道、广场都改了名字。苏联大使馆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扬威路”（也曾叫友谊路），红卫兵改为“反修路”，并在苏联大使馆门前举行大规模的“反修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震天价响。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旧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以经营古籍、字画而闻名的荣宝斋的櫉窗里，红卫兵贴上了“黑画店”的大标语。

在天津，“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惠中大饭店”改为“工农兵饭店”，“中原公司”改为“工农兵百货商场”，“民园体育场”改为“人民体育场”，“玉清池”改为“工农兵浴池”……红卫兵还建议把和平路改为反修路、革命路，市内各区也一度改了名称。有些红卫兵说：“我们砸烂的不单是商店名称，砸烂的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陈腐烂货，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毒素，是散发腐朽气息的陈规陋习。”[524]

“破四旧”的恶浪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红卫兵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冲向寺庙、公园、博物馆，进行大清理，大扫荡。大批文物遭到摧毁，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被破坏。在天津睦南道新华社天津分社西邻一家，红卫兵抄出一个翡翠西瓜，当场砸碎了。

“破四旧”还要求改变一些多年形成的传统作法，有时闹到愚蠢可笑的地步。例如，红卫兵要求交通警用《毛主席主语录》代替指挥棒指挥交通，他们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红卫兵这个幼稚的要求竟得到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批准。在一段时间，北京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右手紧握《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汽车来了，平伸握着红宝书的右手，左手挥动指挥交通。红卫兵还要求改变十路口的红绿灯的功能，将绿灯放行改为红灯放行。因为红色象征革命，不应当是阻挡前进方向的颜色。这个要求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邀请提这个要求的红卫兵谈话，才说服他们。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有红卫兵提出要求：游行队伍不能从东向西行进，应当从西向东行进。因为西方代表资本主义，我们的队伍怎么能向资本主义行进呢？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是这样说服红卫兵的：我们习惯用右手向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招手致敬，如果队伍行进方向倒过来，就得用左手向毛主席致敬，多别扭啊，同学们试试看？周恩来说：毛主席检阅部队时，向右看得变成向左看，这是不行的。他们这才罢休。[525]

在“破四旧”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阶级敌人”。一些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的家庭被定为房产主。红卫兵发出命令，让人们将房产交公。有房产的人为了扔掉“房产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缴房产证，房管局门前排成了长队。北京的52万间私房被没收[526]。上海124万平方米私房被没收[527]。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八九月，北京的红卫兵共抄家11.4万户[528]，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529]抄家没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从钢琴到席梦思床，从高跟鞋到尼龙袜，无所不有。一些体育馆的运动场上抄收品堆积如山。[530]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上海市共抄家15．77万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531]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市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存款440万元，查抄打斗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32]到10月13日，济南市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533]后来，有些地方将部分查抄财产退回给被抄户，江西于都县1967年5月15日成立“清理‘破四旧’财物清理小组”，向被抄户退回黄金13斤9两、银圆23135枚、银毫子9726只、杂银275斤6两。但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6月25日又一次大抄家，这些被退回的财物又一次被抄走[534]。

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535]

很多地方抄家是由当地党委有组织地进行的。8月29日到9月3日，上海市第一次大规模抄家。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抄家对象的名单由公安局提供。各区名单集中后，再按所属区分配下去；同时分配下去的还有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上海地图，以便红卫兵寻找被抄家户的地址。[536]

破“四旧”冲击了民主党派，一些红卫兵下令解散民主党派，通令收缴民主党派的大印，多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红卫兵收缴了。一些民主党派领袖被批斗。有的民主党派办公地被迫关了门。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100多人被红卫兵批斗或抄家，占总数的36.5%。[537]

宗教也当成“四旧”受到冲击。共产党是信奉无神论的，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坏。以西藏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以后减少了97%。无数佛像、佛经、佛塔被烧毁，被抛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经》用于沤肥，把佛像、佛经用于制鞋原料。[538]文革前内地的大量寺庙也遭到破坏。文革前，政府只是特意保护一些有名的寺庙和教堂。文革中，这些特意保护的寺庙、教堂、经书也被毁坏。在被破坏寺庙时，当地农民和一些和尚也参与了破坏活动。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

在破“四旧”中，文物、古迹大量被毁。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539]全国各地名胜古迹被破坏的不计其数。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一些人，破坏了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这只是一个开始。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提出了“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在这里开荒种地、挖防空洞，挖地三尺，使孔林遭到根本性的破坏。有人要冲击故宫博物院，周恩来下令保护起来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绩得了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肯定。8月2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新闻，标题是“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副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时在一版头条、二条位置配发了两篇社论。一篇社论的题目是《好得很！》另一篇社论的标题是《工农民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在宗教问题上，周恩来还算清醒，他在1966年9月15日接见西安学生时说：“北京大字报在街上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这是民族习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在我国的西南边，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兰教的，东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多。伊斯兰教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民族习惯问题。”[540]但是，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被毁。

千家啼哭万户愁

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组，其任务是保证首都安全。组长是叶剑英，实际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清查民间枪支弹药，是他们的重要任务。[541]这些任务由街道和派出所实施。

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就是把一些“有问题”的居民清出首都，当时叫“遣返”，即强制性地送回原籍。几年以前，彭真就提出了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目标[542]。真正付之行动是文革之初。这一行动造成了千家万户家破人亡。文革中第一批“遣返”发生在1966年5月，即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动员了第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各大城市仿效首都。天津市公安局也将4500多人遣返到农村，监督劳动。[543]文革初开了这个头，文革一深入，大批“有问题”的人被赶出了城市。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没有生计，孩子不能上学，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时还接待了不少当年被赶出天津、回来要求“落实政策”的上访者。

按当时的政策，清查社会人口分两步走，第一部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动员其迁出北京。周恩来虽然强调要注意政策，红卫兵兴起后，就无所顾及了。红卫兵到处抓人、抄家、揪斗、打骂、凌辱，甚至把人活活整死。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544]据“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记忆，仅崇文区被迫迁出市区的就有1000多家，随迁家属五六千人。[545]官方文革史记载，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全国共有397400多名。1966年8月底至9月底这40多天，仅北京市就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 33695户被抄家。[546]如果把文革初被赶到农村的人计算在内，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比上述数字要多很多。北京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1.6%。[547]天津市共有41571人被遣送农村。[548]当当时总人口的09%。济南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549]占当时总人口的1.38%。1966年全国城镇总人口13412.7万人，其中，城市总人口是9394.2万人[550]，如果按1%的比例计算，全国城市人口被赶到农村的就有93万人。当时，有些镇（县城都是镇编制）也向农村驱赶居民。所以，100万是最低数。

被驱逐人员一般是有红卫兵押送。只许带简单的行李，就是所谓“扫地出门”。那几天在北京火车站成了人间地狱！“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被遣送的人们，有的戴着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着纱布。”[551]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系统积极配合红卫兵的行动。红卫兵抄哪些人的家，把什么人赶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信息。公安系统对红卫兵的行为持欢迎态度，认为红卫兵帮了他们的忙。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元帅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上的垃圾。”[552]9月5日，谭震林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回忆说：“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汇报一些真实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553]但是，王力却有不同的说法：“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毛主席对当时中央领导人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８月２０日红卫兵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歌颂性报道，对此，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的陶铸不满意。[554]事实上，毛泽东可能认为“破四旧”影响了揪“走资派”，但他从来没有制止“破四旧”。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红卫兵上阵以来，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色恐怖升级[555]

八月的北京笼罩着强烈的红色恐怖的气氛，批斗“黑帮”和“反动学生”、“破四旧”、清查社会人口，这些政治行动伴随着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当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成了红卫兵的行动指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到处是红卫兵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中也有理智人物。面对暴力的升级，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所学校的红卫兵，散发了一份表明反对打人立场的《紧急呼吁书》，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但呼吁书声音微弱，没有起什么作用。红色恐怖继续升级。[556]

“血统论”的风潮带来的是大迫害的高潮。“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在街头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资”。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挥铜头皮带，耀武扬威，出身不好的人闻风丧胆。进入八月，红卫兵造成的“红色恐怖”从北京蔓延到全国各地。

他们强迫“专政对象”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认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认罪。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死路一条。”红卫兵要求，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如果唱得不合格，铜头皮带就会落到身上。

8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殴打。首都的批斗会上打人向公众表明：“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仅仅是纸面文章，对群众中的武斗没有约束力。

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让她跪在一张方桌上，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旁边由人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已怀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后。北京师大学女附中（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同时被毒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暴力升级。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1965年这三所中学发生过“四六八”学潮，当时被压下去了，这个会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20多个被斗争者跪在舞台上。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他们。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让他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拷打校长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被殴打至死。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

8月23日下午3点半，一队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他们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干部赶到大院，在强烈的阳光下罚站，每个人脖子上挂上一个写有“黑帮”的大牌子，男女红卫兵手举铜头皮带往他们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国文联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鲜血直流，两腿摇颤，眼镜被打在地下。打过之后，红卫押着这些“牛鬼蛇神”到国子监孔庙，命令他们把仓库里的京戏服装、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这些人围成一圈跪下，点火烧毁这些戏装和道具。有的红卫兵还拿起木刀向老作家头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满脸是血。[557]老舍面对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况，于8月24日凌晨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11中学的红卫兵到化学教师唐婉森（女）被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焚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红卫兵命令校长高云站在烈日下暴晒，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卫军” “斗争”了46名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被“斗争”之后自杀而死。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

红卫兵的暴行激起了两起反抗事件。一是崇文区的榄杆市事件，二是曹滨海事件。

8月24日，在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的引导下，女15中红卫兵抄了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她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枪枝、黄金，他们哪有什么枪枝、黄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还说他是“房产主”。25日又到李家开斗争会。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用棍子打他们，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一把菜刀砍伤了红卫兵后跳楼自杀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关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后立即枪决，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这起血案被称为榄杆市事件。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558]。“文革”后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曹滨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亲樊希曼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曹滨海从此精神失常。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高层迅速表态。8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同一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这两起事件被说成“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红卫兵大肆宣传，一些学校开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更激起了红卫兵的“阶级怒火”，打击“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各个学校， 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559]

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怒火冲天，抄家中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军服、匕首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宋柏林没有打人，在日记中自责“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得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不深。”[560]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黄姓一家被红卫兵打死5口。8月26日，黄家儿媳汪克宽从她供职的东方歌舞团回家，想从家里找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交差，因为她们单位也在破“四旧”。她从家里找到一些唱片、乐谱、香水和一串假珍珠项链，装在一个书包里。她出门时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亲。姜老头厉声叫住了她，问她书包里装的什么，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转移财产。”汪克宽向姜老头作了解释。汪克宽没有想到，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汪克宽“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了辖区警察罗某。罗某就通知在38中读书的弟弟率红卫兵来抄黄的家。抄家从27日持续到28日。红卫兵从衣柜里搜出了子弹壳。这是汪克宽的丈夫黄瑞五小时候拣的。红卫兵令黄瑞五交待子弹的来历。黄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相信？就对黄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佣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就说他是“逃亡地主”。红卫兵又抽打男佣，让“逃亡地主”交待枪枝。因为有子弹必有枪枝。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说黄家三个女人（黄炜班、陈玉润、李秀蓉）“窝藏地主”，让黄家第三代女人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喊：“不要打人！”这一喊激怒了红卫兵，就将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活活打死。[561]

据北京官方史料，从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562]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又回了家。当时很多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位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文革中改名为东风市场），被东城区的老红卫兵占用作为审判和施刑的据点。里面被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在墙上还用被害者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戚本禹看到一位女红卫兵手执钢鞭抽向一个20多岁女人，理由是这个女人搞了很多男人。[563]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残忍？这与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有关。

自1949年以来，政权运用报纸、电台、会议、课堂、文化娱乐活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进行妖魔化，在红卫兵看来，这些“阶级敌人”死有余辜。所以，红卫兵们对这些人施暴时不仅没有负罪感，反而有一种正义感。由于信息封锁、单一灌输，那些“红五类”们也成了由政权任意摆弄的政治愚民。一旦出现政治运动，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变成了残杀“阶级敌人”的政治暴民。

不仅北京有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其它大城市也发生同样的情况。1966年9月20日，西安成立了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红恐队”学习北市的西纠，和西纠的高干子弟来往很密切。他们打人、抄家，将四类分子家庭驱逐到农村，无所不用其极。西安九中的学生把汽油桶绑在老师的背上，用火点燃汽油桶都把老师活活烧死。西大街的城隍庙当时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资仓库，所有红卫兵抄家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堆积如山，在火车站东边一个仓库关押着即将遣返的四类分子黑五类的，不许他们说话，让每人嘴里都咬着鞋，鞋掉下来就挨打。凌晨四点左右，红卫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将被遣返的徐自简殴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报。后来，“红恐队”还派人到北京参与联动冲击公安部。[564]

“西纠”和“联动”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8月25日，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起的，后来又有19所中学加入，后来又发展到四五十所中学。据说成立“西纠”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控制红卫兵乱打人。对于西纠在文革中的作用，几十年争论不休，有人肯定西纠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说“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565]；有人说，这个组织是红卫兵搞红色恐怖的继续和发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它成立时的自定的任务、发表“公告”的内容、他们的实际行动、“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是收敛还是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

“西纠”成立时宣告，“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

“坚决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

“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等。

他们自定任务中心是继续坚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不仅第一次把资产阶级列为镇压对象，还把他们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子女）也列入了镇压对象。西纠的任务中没有制止打、砸、抢、抓、杀的内容。它这些“有权”不是任何合法程序获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权。

“西纠”的成立和活动，得到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陶铸、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并指示周荣鑫帮助“西纠”解决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问题。[566]显然，这些中央领导人是希望“西纠”能够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在首都工作组有一种说法：“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能管红卫兵的只能是红卫兵”。[567]

西纠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活动中陆续发出了10个通令。摘要如下：

第一号通令：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第三号通令：一、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象和毛泽东纪念章，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六、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的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八、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568]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四号通令：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一、要深入调查研究。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不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二、要通过组织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一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四、一切缴获要归公。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出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七、给出路。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五号通令：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第六号通令：对第五号通令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第七号通令：从农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窜到北京，或隐瞒成份，隐瞒历史，隐瞒罪恶活动而混入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确实查明后，要勒令其离开北京，回原籍监督劳动，实行改造。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

资本家不必离开北京，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

右派分子不必离开北京，继续留在原单位，由原单位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处理，更便于对这类人的斗争、监督和改造。

有历史问题，巳彻底向组织交待，经组织上作过结论，摘掉帽子，并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权利，本人没有现行反动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接受改造。

对于限期离开北京的四类分子要有组织手续。其户口迁移手续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单位直接负责。要保证其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物品。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对他们进行武斗，要保证他们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号通令：

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们对于第六、七号通令作以下补充和说明：

一、我们再次说明，对于顽固不化，拒绝改造，民愤极大的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必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

三、所谓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包括剥削得来的财物。

四、资本家留在城市里，发动受其剥削压迫，最了解其罪恶活动的工人来监督改造他们。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与资本家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负责任地把脏水泼到别人的院子里。

第九号通令：一，形势；二，任务；三、几项规定：1．充分利用外宾参观、访问、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的机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种带到世界各地，烧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对待外宾，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启发他们。3．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做好外宾保卫工作。4．不要阻拦外宾的车，不要围追外宾，除了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不阻拦外宾照相，保证他们的正常活动。

第十号通令：关于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的事。欢迎来京串连的师生，要求北京市各单位做好接待工作。

这十个“通令”充满了干部子弟的霸气和特权思想。其积极方面是声明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声明“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后来又说“剥削得来的财物”也有政治意义），缩小了强令离开北京的人员的范围（第5号和第6号和第7号通令）。但是，第8号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号、第6号和第7号通令中比较宽松的内容。这十个“通令”多次强调的内容是保护高级干部的安全，维护高级干部的生活。“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一号通令）“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二号通令）“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三号通令）“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四号通令）当然，保卫高级干部的安全是应该的，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明“西纠”把保卫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组的一位成员在回忆录中说：西纠“一度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班禅、郭沫若、傅作义、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程砚秋等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569]这可能是事实，但西纠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乏善可陈。相反，他们还是用“血统论”的指导思想，对非“红五类”进行强力打压。“八号通令”说：“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从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强化。这与前面说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滨海事件有关，也显现出西纠制止武斗没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570]“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几天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571]

王友琴女士将西纠成立前后打死人的数据制成了下面图表[572],这个图表证明，8月25日成立的西纠，在制止暴力方面没有任何效果。

西纠不仅没有制止红色恐怖的效果，西纠成员自己还在继续制造红色恐怖。

由于“西纠”狂妄地自授权力，是红卫兵的“宪兵”，它的权力是无限的，其指导思想还是“血论论”和阶级专政，在某些方面的残酷行为比一般红卫兵有过而无不及。“西纠”在北京六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了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从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
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19岁的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被六中红卫兵西纠队员关在“劳改所”进行令人发指的折磨后，活活打死。王光华死后，没有通知王的家长，当夜12点钟送到火葬埸烧了。在许多天之后，他们才到王光华家去，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我们打死了。”他们向王光华的母亲勒索了28块钱，说是火葬费。还威胁说：“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把你家满门抄斩。”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当工友。退休后，单身一人，一直在六中生活。由于他父亲是洋车（三轮车）厂主，六中红卫兵把徐沛田揪出来，让他口叼着破鞋在操场上爬行。一直爬到厕所，又将徐推入小便池，并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开水浇徐的头。徐回宿舍后奄奄一息，四点多钟又毒打徐，再用开水浇老人头部。百般戏弄，让老人唱歌，跳舞，还让他吃屎喝尿。最后将尼龙丝绳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后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天。[573]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说，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弹簧状的铁屑，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574]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言中说：“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的不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样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众高呼：要！让他们两个低头！）（周荣鑫、雍文涛低头站在台前）

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师生、干部十万多人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陈伯达批评了纠察队之后，周恩来说：“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做了一些坏事，····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纠察队在历史上，本来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出现的，叫工人纠察队，是保卫工人阶级，镇压工贼、资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宪兵的。但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575]

12月27日，在红卫兵首都三司召开的大会上，周恩来说，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西纠的负责人孔丹被捕。

从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纠没有起到制止“红色恐怖”的作用。

另一方面，把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的“红色恐怖”的责任完全算在西纠头上也不完全公正。在一次周恩来出席的会上，西纠负责人之一秦晓等人把西纠发布的通令等材料送给周恩来，还附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了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了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周恩来一口否定了。[576]

1966年秋后，斗争矛头真正指向了当权派。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被凌辱，被打倒，其数量是空前的，其残忍程度也是空前的。这些官员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秩序的骨干力量。科层官僚制度窒息了社会，压制了底层，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特权和腐败，但责任不全在这些官员，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责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摧残。但是，毛泽东已经把他们置于被批判、被“火烧”的地位，他们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牺牲品了。虽然毛泽东说是“烧一下，不要烧焦”，但相当多的干部被“烧焦”了。群众运动是不能自发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当尖锐的极权社会，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点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对领导干部大规模的迫害，高干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倍受欺凌。他们老子已经从“英雄”变成了“反动”，他们自己从“好汉”变成了“混蛋”。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动”，更不甘愿自己成为“混蛋”。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月前抽向“黑六类”铜头皮带竟然抽向了他们的父母！

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被取缔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联动”。“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正式成立“联动”是12月5日。联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一○一中、八一中学、十一学校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干部子弟“成堆”。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这一天，应当算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577]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纪念毛主席诞辰，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会议呼喊的口号有[578]：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国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579]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来发表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体干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大字报区，我看到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只是默默地看，没有人发表议论。大字报的内容我不记得，但其中的一句话几十年我没有忘记：“坚决粉碎中共中央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两主席”显然是指毛泽东和林彪。“几个委员”显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员。在那个时候谁有这个胆量？细看，才知道是联动通告。当时我听说中学生有个联动组织，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大胆！最近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通告。摘要如下：

联动的通告宣告联动的任务是：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通告说：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580]

联动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毛泽东放出的魔鬼最终扑向了毛泽东自己！这应当是毛泽东面对的最早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开发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的呼声。这个呼声比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 要早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联动通告和“57工程纪要”，都是专制制度最高层的子弟们发出来的声音。可见，专制制度的最高层也有反对专制的力量。

最近读了米鹤都的书，他说上面这个通告是“伪联动”发布的。真联动的负责人都否定这是他们的作品。米鹤都还说这个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详。[581]这真是一件怪事，在当时，张贴反对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还说他们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比张志新等有过而无不及，难道毛、林听之任之？难道公安部门不尽力侦破？

联动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并不表明他们有什么民主共和思想。一位联动成员的一封信[582]，虽然晚在1967年4月写的，也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心态，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101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所期待的——“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果然都变成了现实！其实，只要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地位，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官员子女世袭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联动成立不久，毛泽东说：“这些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583]联动这样的组织不仅北京有，西安有“红色恐怖战斗队”，沈阳有“红后代”等。这些组织都是以干部子弟为骨干，都以保老干部为目标，反对中央文革，反对造反派。这些被称为“十二月黑风”[584]的一部分。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联动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说“戚本禹不过是十七级干部，算老几？”说要开汽车把关锋撞死。1967年1月中旬，经过毛泽东同意，把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毛泽东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585]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后来，一些“联动分子”又开始到天津活动。周总理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解学恭传达他的指示。其内容只有11个字，就是：“注意‘联动’动向，幷采取措施。”总理还特别要求记者一定把这一指示记在脑子里，不要见诸文字，只能当面口头传达。[586]1967年3月上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先后参观了八一学校的联动展览，这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生活条件之优越令普通百姓侧目。

一些干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层一片反对声。这是“二月逆流”时老帅们发牢骚的一个内容。聂荣臻批评抓联动成员。可能是元帅们的意见对毛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写了一封血书，请求毛原谅在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决定释放被抓的人。毛泽东决定释放被抓的人。毛泽东事后说：“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587]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这些孩子。江青对联动的孩子们说：今天要你们回家，是主席决定的，你们表现不错，回家继续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队，不要再站错了。还给每人发一本书，孩子们一片欢呼，感谢毛主席，感谢江青阿姨。[588]

到1967年初，北京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垮台。从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到联动被抓，红卫兵运动仅仅四五个月。和以后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比，虽然他们年纪小，由于他们发起早，垮台早，他们称为“老红卫兵”。正是“老红卫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刧难。这一波刧难受害的是教师、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这一波刧难中被毁。这一波刧难高潮的时候，除彭、陆、罗、杨及其受牵连的人以外，大批高级干部还掌握着权力，这一波刧难有当权者作背景。1967年以后，这批“老红卫兵”历经家庭刧难、上山下乡、参军、工农兵学员，逐渐抛弃了“血统论”和政治狂热。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8

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这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然而，“坚持党的领导”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则，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党委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的观念深入人心。17年形成的官僚体系科层结构的势力十分强大，上下左右盘根错节。造反群众的冲击和官僚的反冲击尖锐对立，在全国各地出现一个又一个“事件”。而在这一轮斗争中，各地造反派还是处于弱势。官僚体系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变换手法镇压造反派。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在1966年5月至12月，省、市、地、县党委领导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开始，他们一方面抛出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的异己分子（一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干部），让群众批判，一方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的指导思想，向各级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大批工作组，抓右派，镇压起来造反的人。7月底8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各地撤出了工作组。8、9月间，各地党委领导人又采取了新的措施：一方面通过扶植各单位官办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办法，继续掌控群众运动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通过扶植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和造反群众组织对立。

对于官僚们的对抗行为，当时有一个的词语：“反扑”。1966年12月4日，周恩来对造反派红卫兵说：“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589]

北京

在各大学里，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从后门进来，继续控制学校里的运动。新市委利用保守派还处于多数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几天之内选出“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领导机构。所谓选举，实际是暗中操纵，预先指定。这些文革领导机构，立即转入斗“黑帮”，阻止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在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视为“痞子”。各大专院校大办“劳改队”，把大批中层干部和教授送进“劳改队”。

上海

市长曹荻秋布置人力调查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的历史，将查出是“坏人”的资料，送给北京市红卫兵所属的单位，希望单位党组织整这些南下的红卫兵。上海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学生同北京红卫兵开展辩论[590]。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工人”发电报给中央、毛主席，为上海市委歌功颂德，还把这些电报印成传单，散发全国。市委组织了15000多名工人，加上官办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机关干部来保卫市委机关，防止造反派冲击。[591]上海市委还一手包办成立了全市的红卫兵组织。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负责组织红卫兵。1966年 8月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大会发言人是经市委审查同意的，发言稿也是张文豹审定的。市委和军队领导人以及劳动模范出席了会议。会上确定的红卫兵总部头头们，大部分是市党政军领导人的子女。[592]

广西[593]：

8月5日，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在该校是多数派，后来的桂林“老多”的骨干力量）在工作队撤离时，贴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8月7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名工人、农民，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后称为“8·7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解放军驻桂141师5个连进驻桂林市内。在八月末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一些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9·9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红卫兵，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一次轰动全区的事件。

贵州[594]：

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联队和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3000余人到省委大楼前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接见，请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不见面。这批学生便在大楼前开揭发批判会、静坐示威。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领导小组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大圈套小圈，实行车轮战，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从9月5日至8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造反派学生。这一事态被称为“9．5”事件。按照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因其红卫兵袖章上有编号，被造反派称为“号码兵”）。9月28日又成立官办的红卫兵纠察大队。10月15日，为了对付造反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其联络站设在贵州省总工会。

“号码兵”和工人纠察队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他们包围，要求表态“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这样的表态就要受到围攻。

宁夏[595]：

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宁夏区党委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领导运动。迫于形势，区党委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抛出了与宁夏党委主要领导人关系不好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的“红卫兵总部”，其头头大多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大破“四旧”，并压制对他们父辈的造反。“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反对单位党委的行为，但这些行为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宁夏大学的激进学生召开批判校党委书记江云大会，并把斗争矛头指向宁夏区党委。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保守派占有绝对优势。9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执行文革中的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夏大学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消失。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但此时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上都处于弱势，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来的红卫兵还被驱赶。直至9月底，银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区党委掌控之中。

湖南:[596]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组织了以省委领导的子女为头头的“红色政权保卫军”，他们宣誓：“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597]8月19日，湖南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游行。市委将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卫市委。湖南大学的造反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件事称为“8·19”事件。

“8·19”事件后，湖南局势越来越混乱，湖南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决定让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不久的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9月初，回湖南的张平化心里没底，派华国锋进京找陶铸、王任重摸底。华国锋从陶铸和王任重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598]。张平化听后心里有了底，就沿袭反右斗争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9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貞茂闻风而动，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9月20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经验；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8.19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张平化发表讲话，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斗争本是官僚们得心应手的行当，号令一出，行动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网中。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工人、干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参与文革的“地、富、反、坏、右”都受到打击。

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抓“黑鬼”时说：“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

“抓黑鬼”打击面越来越大，张平化怕难以收场。9月28日，张平化作报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兴头上的官僚们岂肯罢休。

9.28报告两天后，《红旗》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打击的 “黑鬼”纷纷赴京告状。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完全了解中央的态度，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

湖北：[599]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批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串联。到武汉的北京学生有两拨，一拨是中学红卫兵，以宋要武（宋彬彬）为首。因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为她改名而全国闻名。她是王任重请来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热情地接待。另一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为首的一批大学生，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矛头指向省委。省委把赵桂林这些大学生视为心腹大患。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对赵桂林等围攻、驱赶，掀起了一股“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从9月1日起，湖北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形势和对策，不断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请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 查清南下学生的名字，以便运动后期处理。

由于反省委的北京学生住在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28号楼、29号楼，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学写“呼吁书”。“呼吁书”说，北京来的“一小撮”是一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汉来混水摸鱼，破坏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省委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确路线。武汉市委也发出了“呼吁书”，组织保守派红卫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门前围攻“南下一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时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汉大学成立。湖北省委、武汉军区领导人乘30辆敞篷吉普车检阅红卫兵，以震慑南下造反的学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三千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张体字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你要造我的反，造个卵子！” “九头鸟”本来是骂湖北人的话，否定了文革以后，由于有张体学这一故事，“九头鸟”成了褒义词了。

四川[600]：

１９６６年８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领导小组或官办文革筹委会，在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下，接过“十六条”中“斗、批、改”的口号，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将学生和老师按政治分类，三类、四类是打击对象）运动。他们计划一校一系抓一两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争取一个半月批斗完，以后就是改，在国庆节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鸣金收兵。成都工学院被揪出来的“三、四类”教师就有216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还有当权者暗中掌握的“三、四类”的教师。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三、四类”教师每天挂着黑牌劳动，还常常逼迫他们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挨打。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601]

九月初，一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成都和重庆以及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官办红卫兵成了镇压造反学生的主力。

南京：

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南京地区成立“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与刚成立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省红总”、“省工总”对抗[602]。赤卫队的骨干成员是各工矿企业的党团员、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省委为赤卫队提供了经费和物资。[603]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已经被抛出来的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和其他被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省社科所负责人孙叔平等人。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全力保卫省、市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都发生了围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尔滨“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岛“8·25”、“9·1”事件，等等。

为了防止造反派学生的冲击，各地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为此，８月２１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２２日，中央发出《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扭转形势。9月7日毛泽东对《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说：“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604]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四条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纠纷，绝不能把责任推给群众，等[605]。《人民日报》也于同日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阻止各地官僚们对造反派的镇压，把群众发动起来搞文革，毛泽东出了新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是各级党委为了抵制造反、阻止文革进一步发展，对造反群众实行镇压。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说法是毛泽东提出来的。[606]周恩来曾问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说：“我懂得了。”[607]官僚们出于自卫和维持政权稳定的目的镇压造反派，是沿用共产党的惯例，如果说这次镇压反对党委的群众是资反路线，那么，1957年反右是最大的资反路线。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社论说：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社论特别指出：“但是，两条路线斗争并未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当时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徐向前1967年2月1日接见总后系统部分造反派时说，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都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邱会作对第二医科大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邱会作要保。[608]

毛认为，现在批判的不是工作组，不仅是五十天，而是批判工作组撤出以后、那些采用新形式抵制群众运动、控制群众、不让群众造反的人，概括起来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部分群众来保自己的人。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十天（即工作组时期）要检查，两个月（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八九两月）也要检查。[609]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来，周下面就是陶铸。全国范围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和陶铸当然难辞其咎。但是，当时毛认为主要是陶铸。三个月以后陶铸被打倒，这应当是重要原因。

批判资反路线也暗含着对十七年的质疑：哪一次政治运动，群众不受到资反路线的迫害？1957年反右运动就是最严重、最残酷的资反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催生出了一些激进的造反派——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红极一时，是和批判资反路线相联系的。9月6日成立的“三司”是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组织“东方红”联络多所大学的造反组织建立起来的。“三司”的领导人是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8、9月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多次到地质学院了解情况，和地质东方红的领导成员朱成昭、王大宾、田春林、伏庆是、刘长风等建立了联系。[610]这个背景使得“三司”成为冲击资反路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司”的成立对全国造反派影响巨大，各地被官僚们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逃到来北京告状时，不少人得到了“三司”的帮助，从“三司”那里得到了信息和胆量。湖南的杨曦光、重庆的黄廉的回忆中都谈到三司对他们的影响。“三司”设在全国各省的“联络站”，大力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各地冲击资反路线和夺权时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朱成昭成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恋人，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他站到反对中央文革的一边。他的选择与叶剑英有关。[611]这是后话。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图，10月6日，“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十万人的大会，会议的横标是：“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先让江青讲话。江青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江青让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有“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在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个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本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周恩来说：张春桥宣读的这个“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

参加这个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以后，冲破本单位封锁、冒着风险来北京告状的，有的还写了血书。周恩来在讲话中先肯定了江青的话，表示了对造反派的支持，回答了造反者提出的问题，要求各地党委对来北京告状的造反者“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证人身安全。”“工资照发”。[612]  朱成昭让蒯大富代表三司宣读三司誓词。“蒯司令”的称呼由此而来。实际上，蒯大富没有当过司令。

大会通过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千上万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们，拿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武器，砸开了自己身上的枷锁。

批判资反路线，首先得为运动初期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的群众平反。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些被打击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名誉没有恢复，整他们时的材料（当时称为“黑材料”）还在当权派手里。有的当权者想把这批材料留下来，在运动后期“秋后算帐”。所以，造反派向当权派索要“黑材料”，有的单位冲击档案室，查抄“黑材料”。对当权派来说，这批“黑材料”很难处理：交出来，就是自己镇压群众的罪证，也失去了“秋后算帐”的资本；不交出来，万一被造反派发现，就会“罪加一等”。有的当权派就私下烧毁。1966年10月底，武汉水电学院有人发现行政大楼里有人烧东西，造反派要当事人交出“黑材料”，但对方说没有。造反派撬开柜子，看到了不少各系上报的“黑材料”。造反派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进一步扩大了造反派的队伍。[613]

被毛解放了的造反派，积极响应毛的号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镇压他们的“当权派”。成千上万“当权派”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还请地方一些造反派头头在会上发言。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呢？亲历者王力说：“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判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两条路线斗争十一中全会以后还在继续······工作组撤走了以后，如果还是旧的组织原封不动，还是旧的机器、旧的纪律、旧的方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还是不行。”“毛主席认为，这一段没有支持那些坚决拥护革命路线的、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614]

毛认为，八九两个月虽然搞得轰轰烈烈，群众的积极性要保护，但没有抓住主要点，没有把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派，没有给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615]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排除干扰，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

会前，毛泽东向陈伯达讲述了他的思想，陈伯达执笔写成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后来下发时题目改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0月16日，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这个报告。这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报告高度评价前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和群众的造反行动，指出形势大好。报告分析了各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批评了各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他批评了“血统论”，并尖锐地指出：“为什么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最好让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报告要求各级干部去掉“怕”，放手发动群众。他批评了“用宗派主义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要求“坚持用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对这个报告评价很高，10月24日23时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616]

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参加编会议简报，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参加会议多数干部对陈伯达上纲上线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抱怨，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被红卫兵逼得心肌梗死而猝死。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批判重点。康生来这个组参加会议，当他听说万晓塘猝死后，拥护市委的一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声色俱厉地指着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617]

会上印发了一些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例如，四川南充一位妇女受南充地委打压的材料。中共南充地委把2000多名学生打成了反革命。这位妇女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反革命，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委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问题。”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检查。

刘少奇９月１４日就写了检讨，给毛写信：“把我作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推动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样做。”[618]毛当天就对刘少奇的检查作了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619]毛说的后半段是指刘不但检讨了五十天，还检讨了１９６２年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620]在工作会议期间，１０月２３日刘再次检讨，是在９月１４日检讨的基础上作了些修改补充，会上印发全党。[621]这个一万多字的检查中说：“我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622]

邓小平在检查中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他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严重错误，还进一步上纲上线：“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谈到文革，他说：“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他对林彪当接班人表明态度：“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623]

10月24日，小组会上开展对对刘少奇的批判，与会者争先恐后地发言，好像谁不批刘不奇谁就不忠于毛主席，谁就不革命了。

10月25日，毛泽东在大会发表讲话，他说：“想要使国家安全，苏联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 了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谈到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安慰并勉励干部们：“路线错了，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624]

会后不仅下发了陈伯达的报告，还向全党全国公布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进一步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思想武器。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和结束以后，各地学生先后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将造反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一轮斗争１０月间在学校首先发动，１１月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１１月中到年底。“十六条”虽然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由于各级领导的阻挠，实际没有发动起来。批判资反路线以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一个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党的化身，谁冒犯他，谁就要倒霉，至于省市党委书记那样的高官，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现在，毛泽东批评他们打击造反群众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地方各级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这对造反派来说，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造反派有一种被解放的痛快感。在他们受压制时唱“抬头仰望北斗星，我们想念毛主席”，被解放后就高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了。当然，也有人借机对过去整过自己的官员们发泄仇恨、施行报复。

10月初，我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串连。10月中旬到11月，我又到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湖南、上海、青岛等地串连，看到工厂、机关、商店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批判会一场又一场，大字报贴满墙壁。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揭露和批判资反路线。一些人控诉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也有一些人控诉在文革前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不过，申诉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得不到支持。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转折。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织。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的50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在批判资反路线以前，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种种名义、用各种方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造反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官僚集团。造反的洪流猛烈地冲击官僚体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受到冲击。大批官员家庭面临厄运。在这以前，群众中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在这之后，由于保守派是执行资反路线的力量，官办的群众组织彻底瓦解。造反派红极一时，但由于没有保守派的对立，在这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出现分裂。

如果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使得大批中学生用“红色恐怖”的方式“破四旧”的话，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则是较为成熟的大学生和部分工人，采取激烈的方式冲击官僚体制；如果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只是在校园里掀起波涛，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全国各个领域都掀起了波涛。批判资反路线，毛泽东解放了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他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更高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更亲了。

批判资反路线时学生到工厂串连，发动工人参加文革。这时还不能组织跨行业组织，只有少数大胆的年轻工人和学生走到一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从学校烧到了机关、工厂、农村。在前一段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教师，对待官僚体系的态度更为激烈，对政权的冲击更为猛烈。

上层的军政官僚们，他们对打倒彭、罗、陆、杨是支持的、积极的，对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更是积极。但是，当全体官员都受到冲击，他们就不满了，从而出现了反弹。

10月27日，在中央召开的大区及省市第一书记的会议上，书记们提出了很多紧急问题。散会时向外走着，叶剑英元帅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诗词：“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忽然发现大家注意到他，就不念了。这是叶剑英按《虞美人》词牌韵律填写的一首词，词的下半部分是：“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陈毅元帅为此手书“绝妙好词”。谷牧说：“叶帅这首词反映出的是更多的不理解和准备再一次战斗的决心。”谷牧说的“再一次战斗”就是1967年的“二月抗争”。[625]

这时，有的地方的官僚们作了一个很无奈、很愚蠢的反抗，他们组织人用红色油漆把大门、街头大片墙壁涂成红色，搞所谓“红海洋”。他们以为，这样群众就没有地方贴大字报了。青岛市的“红海洋”最为突出。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专门通知[626]，制止了“红海洋”的泛滥。

批判资反路线的冲击波，冲垮了官僚体系，党的组织全面瘫痪，各级政权也处于半瘫痪状态。在这个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造反派向各级政权机构实行了全面夺权。

9

第九章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红卫兵和造反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第九章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1966年8月，毛泽东恩准老百姓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本来是写进宪法的，但中国不是宪政国家，宪法只是一纸空文。毛泽东给了这个权利，群众组织就如雨后春筍般发展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开始只限于本单位，后来发展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大规模组织。群众组织打破了单位党组织的约束，冲垮了官僚机构，冲垮了旧的秩序，实现了毛泽东期待的“天下大乱”。在准许建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时，毛泽东留了一手：不允许建立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这条限制是防止群众组织调动全国性资源与中央政府抗衡。仅管设下了这一限制，但他还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盒子里压抑着积累了十七年社会矛盾。积怨太深，冲力特大。毛泽东从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难以降服。这个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在以后实现“天下大治”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那时的毛泽东，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复秩序的铁腕官僚们，镇压他曾经支持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成了牺牲品。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除了恩准结社以外，还给予老百姓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办小报，当时红卫兵小报有5000多种（也有人估算为8000多种）[627]，有的发行量很大，如清华井冈山报在全国多个城市有航空版印点，邮局可以订阅。每个人都可以印传单，传播各种信息。1998-2003年的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文革中曾在国家计委机关刻钢板、印传单。学生（实际有一些工人和教师）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人们在短期内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红卫兵和造反派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造反派是众多造反群众组织汇合起来的一个派别。从总体上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有两个大的派别：造反派，保守派。此外还有逍遥派，即哪一派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运动初期逍遥派很少，随着运动的进展，逍遥派队伍逐渐扩大）。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红卫兵；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红卫兵。在一个城市可能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同属一个派别。就造反派而言，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全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都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造毛泽东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说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泽东的面前，看着毛泽东的脸色造官僚们的反。就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当时区别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派“开火”的派别是造反派；矛头向下，和掌权者一起打击反党委、反工作组的群众的派别，为保皇派(后来周恩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成了时尚，队伍不断扩大。后来，这个群众组织反对这一位领导干部，却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那个群众组织保护这个领导干部，却反对另一位领导干部。因此可以说，除了官办的红卫兵、赤卫队（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都是排斥和打击的，都尽力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不过，保守派队伍更为“纯洁”。

红卫兵开始出现是造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才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出现后，其它学校仿效，也成立红卫兵。也有的学校不叫红卫兵，北大附中就叫“红旗战斗队”，“红旗”的头儿彭小蒙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这些老红卫兵造谁的反？造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反，造“四旧”的反。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强。老红卫兵反学校领导是因为他们父辈地位高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又得知内部消息，所以他们不应当算造反派。破“四旧”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老红卫兵造老师的反是有恃无恐的。后来，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红卫兵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就不加掩饰地保护干部、打击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实的保守派。

大学的红卫兵是在中学之后出现的。以清华为例。蒯大富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出现了一批比较温和的反工作组的学生，成立了一些“战斗小组”，写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本书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本来是继蒯大富之后起来的，但蒯大富已经被工作组搞得很臭。给他平反以后，他想参加这样的群众组织，没有人敢接纳他。这说明工作组的影响还很深。工作组主政期间扶持成立了以贺鹏飞（贺龙之子子）、刘涛（刘少奇之女）、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乔宗淮（乔冠华的儿子）等为首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临筹”），我们称之为“伪临筹”。“临筹”成立时，我在大礼堂草坪南头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贴了一张几十个字的小字报：“毛主席说‘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高干子弟没有吃过苦，他们不可能是左派；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必需是左派，高干子弟不是左派怎能当‘临筹’的领导？”“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是毛泽东和他姪子毛远新的谈话中的一句话，这个谈话在文革前就传达了。“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必需是左派”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这张小字报贴出后，周围写满了批评和支持的批语。

“临筹”领导成员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8月7日，“临筹”提出结束对工作组的批判，把斗争方向转到批“黑帮”，即“八七建议”[628]。显然，“八七建议”是保工作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刘少奇。8月8日，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学生组织“八八串联会”，否定了“临筹”的“八七建议”。8月9日，支持“临筹”的刘菊芬[629]等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坚持“八七建议”。“八九串联会”是在王光美的建议下组织的。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组，一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一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一下子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4日，刘菊芬组织了“自控系红卫兵”这是大学生中较早的红卫兵组织）。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到一个月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也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里的头头之一（我系的红卫兵是我和任彦申[630]等人组织起来的）。8月22日，周恩来第二次到清华召开万人大会，我们争取到了参加保卫周总理的机会（保卫工作实际是中央保卫局做的，我们只是在会场周围带着红袖章站岗）。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有红绸子做的袖章。我们把王敬同学的红床单撕了做红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办法弄的各色各样的红袖章。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写了一篇《少数赞》，对我们鼓舞很大，孙银基（后改名为孙怒涛）也在造反派中一举成名。

从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红卫兵”是反校党委的（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信息，最早反蒋南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工作组的。但“清华大学红卫兵”只反校党委，不反工作组，即不反刘少奇。随着运动的深入，“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吗？当然是。但是，它不愿意接纳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组织。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631]也建议我成立一个组织。”[632]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正式成立，成员只有和他一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几十名“蒯式人物”（这是工作组对他们的称呼，是政治上的贬义）。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彻底为“蒯式人物”平反。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三个松散的全市性组织。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27所院校的29个群众组织参加了一司。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任指挥，“一司”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到年底就解体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红旗”，也有保守派红卫兵。临时总指挥是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除了“北航红旗”以外，参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组织。这个司令部由于成员混杂，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的负责人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组织，成员很多是在资反路线中受到打击的学生。三司在全国造反派中很有影响。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员有：“北航红旗”、 “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团派)，。因“北航红旗”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天派”。“地派”主要成员有：“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等。因“地质东方红”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地派”。

“天派”和“地派”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差别，同一派内部的看法也不一样。如“地质东方红”和清华的团派观点比较接近，而清华四一四却参加了地派。天地两派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有时搞一些小动作，如天派的韩爱晶和蒯大富在北师大扶持了一个和“井冈山公社”对立的小组织，和谭厚兰作对。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们把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633]。杀害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驱，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规模的迫害都是当权者决策和组织实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

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周恩来有一个说法。他说：“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634]按周恩来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 “十六条”都是鼓励造反的。

“十六条”一方面制止各级党委打击造反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给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让大家放心大胆地造反。当时，“矛头向上”（批评“当权派”）才是斗争的大方向。被批评的“当权派”的级别越高，批评者谁就越革命。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635]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起来的。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造反派起来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从重庆“8·15”、成都“8·26”、辽宁“8·31”等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起来的时间。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厂的造反组织是在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现、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起的；也可以说，造反派是被资反路线逼出来的。
为什么学生会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线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党组织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党组织保持距离，政治运动不积极，通称为政治上落后的学生。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势和劣势随着政治运动是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

笔者1966年10月以后到十几个城市串连所看到的得知，优势群体参加保守派、劣势群体参加造反派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优势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给予的，当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团。

处于劣势群体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调整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权者的压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这些人一直感到官员们对他的压制，他们官僚看到官员被打倒，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保守还是造反除了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的还有一些浅层次的原因。

处于保守地位还有以下情况：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是不会轻易造反的。所以，一开始造反派是少数，随着运动深入，这些人胆大了，看到揭露出来官僚的问题，造反派的队伍不断扩大。保守派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颠覆现存秩序，反对褻渎多年崇敬的权威。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号召造反；平时 “思想活跃”、不尊重领导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就可能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爱说话、爱表态，好打抱不平，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是当权派把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根红苗正”，不怕对立面“抓辫子”。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气氛下，作为造反派头头，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的“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当牺牲品的残酷结局。

一些单位群众造反的一个原因，是当权者在群众中搞宗派：拉拢一部分人，歧视一部分人。在武汉水电学院，工作组进校前，党委将师生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是依靠对象，中是争取对象，右是打击对象。1966年6月中旬，对此知情并且不满的学生贴出了题为《一个大阴谋》的大学报，揭露了将学生分类的内幕，引起了轰动，师生自发聚会抗议。党委对抗议学生施以镇压，制造了“6·18事件”。被镇压的师生就成了造反派。[636]1966年11月，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高德安到技术科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偶然看到张书记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党组织把群众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高德安眼疾手快，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清了才还给了张书记。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在他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被排在四类！高德安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五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不满，并希望他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们五人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一事说清楚，张书记坚守秘密。怎么办？高德安提议：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战斗队”的逼迫下，张书记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让搞的。此事传开以后，各车间、各科室纷纷向党支部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637]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638]，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到底参加哪一派，要观察形势，判断大局，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是反党委还是保党委将人们分为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瞬息多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站错了队就要挨整，写检查，请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同的理解，就参加不同的派别。前面说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上海柴油机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这两个系统的干部平时就谈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组成了“东方红总部”，其成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群应当参加保守组织，但因为反对生产系统的厂长朱文斌，说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认为朱的问题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结论，保护了他。所以“东方红”就反对上海市委，因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639]除了这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以外，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个人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参加这一派。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的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对官僚制度的“恶”。造反派中除了极少数人外，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是滔天大罪，是要杀头的。

当时造反派的诉求主要包是：揭批当权派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当权派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众，清查和烧毁所有整人的“黑材料”[640]；深入全国各地煽风点火，鼓动受害群众起来造反；压制、瓦解、摧毁保守派组织。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诉求超越了十月会议的目标：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饥荒”的责任；贵州的造反派组织调查大饥荒的情况。有少数造反者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积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斗走资派，我斗的走资派比你斗的走资派职务更高。一些省市，职务最高的当权派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批斗的对象。“革命竞赛”是文革中极端手段出现的原因之一。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工人造反组织一般是由学生“点火”并依靠学生造反组织而兴起的。1966年七八月间，工人还没有结社自由，个别勇敢分子和造反学生串连，被本单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厂造反派的头面人物。1966年11月发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各地工人造反组织风起云涌，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工人造反组织占领了舞台中心。学生红卫兵的角色不断转变：从到工厂企业“点火”者，到工人造反组织初期的参谋，转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辅助力量。工人造反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其气势、其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学生。学生红卫兵的行为主要出发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工人造反派的行为，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以外，还从社会实际出发。

保守派群众组织1966年底垮台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如果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实现“从大乱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以后，各组织之间开展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早些时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不少地方还动用了现代武器，相互间大开杀戒。1967年春，有些省、市党委和当地驻军借“二月逆流”的机会，把已经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来（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组织一直没有垮台），参与“派性斗争”。这就出现了造反派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目标成了泡影。

同样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为什么相互还打起来了？主要原因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方面的差别，对某些重大问题或某主要领导干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头”之间的斗争。 在一月夺权中，为了权力分配，不同“山头”之间的分歧激烈化、公开化。造反派群众组织一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组织，社会上不同的势力就会介入，支左部队中不同观点（如野战军和省军区）各支一派，派别斗争就更尖锐、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众组织出现“山头”，有其自然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还是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一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以我为中心”的权力欲望，就会表现出来。没有民主法治的指导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合理目标，造反派组织一旦壮大起来，就会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为例。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文革的“火种”主要是通过南京大学传播到南京地区的。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南大随即发生“6·2事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641]。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南京大学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即“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南京大学8·27革命串联会”（简称“南大8·27”）和“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简称“南大红旗”，批判匡亚明，保工作组。）。“南大红旗”参与社会上的保守组织垮台以后，就剩下“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8·27”。这两个造反的学生组织走向社会，与工人结合，推动了社会上造反派跨行业组织的建立。

随着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官办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垮台。1966年11月1日成立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红总”），是南京最大的“山头”，这是一个激进的造反组织。该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力量是 “南大红色造反队”。主要头头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师文凤来、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戴国强（戴因违反了新华社记者不能参加当地群众组织的规定，被姚文元点名撤销记者职务）、南京市新华书店职工孔繁洁，南大外文系法语专业学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省红总”包括很多下属组织，其中最有战斗力的是“省工总”和“省红总中专总部”。

“省工总”（全称是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于1966年11月中旬，成立时得到周恩来的同意。“省工总”原来成员比较复杂， 1967年1月28日改组后，以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领导成员包括晨光机器厂“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机器厂“红旗”头头鲁学智等人。改组时原“省工总”部分头头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形成“新工总”与“老工总”并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一个“山头”是“南京8·27”。它是“南大8·27”的推动下建立的。成立于12月20日。“南京8·27”包括部分工人和农民，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南京8·27”虽然也是造反派，但与“省红总”相比，其政治立场较为稳健、温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南京市不同的“山头”的头头召开的联席会议，商议夺权问题。会上“省红总”与“南京8·27”就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发生争议。“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动相威胁，加入抵制活动的还有其它小“山头”。但“省红总”领导人不顾这些抵制，继续组织其他激进势力发动了“1·26夺权”。“南京8·27”内的激进派成立了一个“南大8·27夺权大队”，转入了“省红总”阵营。南京军区对夺权行动表示了支持。随后以“省红总”及其支持者为主体的“夺权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受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们很快策动了一场关于“1·26夺权”的争论。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成两大阵营：以“省红总”（“省工总”是其中的主力）等这些“山头”为一方，以“南京8·27”等另一些“山头”为一方。前者说“1·26夺权好得很！”后者说“1·26夺权好个屁！”南京造反派就分为“好派”和“屁派”。此后，“好派”和“屁派”之间展开了持续的派性斗争。[642]

类似南京造反派中“山头”间的斗争各地都有。此外，同一个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不同的组织，分裂后出现新的“山头”，其间的派性斗争也是各地的普遍现象

造反派为什么会分裂呢？还是以我亲身经历的清华为例。

1966年9月底，清华大学有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体。剩下的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温和一些，“清华井冈山兵团”激烈一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１９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一统天下。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是管理清华的最高领导机构。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摛王光美”。原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这个串联会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干部政策。这实际上是“清华井冈山兵团”之外的一个组织。由于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们为主体的革委会，“四一四”釡底抽薪，5月29日正式从清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出来成立“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华的造反派为什么分裂为两派？从人员构成上，四一四中“优势”学生较多，“团派”中“劣势”学生多。“优势”学生虽然造反，但比较温和。团派比较激进。这种差别，在他们合并以前就有显示。这两派还有看法上的分歧，关键是对十七年的看法。

“团派”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十七年必须全面否定，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 “四一四”派认为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绝对不能“大翻个儿”。

蒯大富不承认“四一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643]我们当然不乐意。“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多么光荣的称呼！

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持续了一年半的斗争。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耍权术，多数人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当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欣赏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然而，已经登上舞台的演员们还得继续表演。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团派”想凭借他们的优势地位，实现两派联合、尽快建立以他们为主导的革委会，“四一四”不同意“团派”提出的条件，一直无法联合，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

革委会成了泡影，两派更加尖锐对立。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用武力解决了她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发起武斗。四一四的头头们也不是等闲之辈，在4月23日之前就到处占楼、修工事。双方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7日，号称“百日大武斗”，11位大学生在武斗中失掉了年轻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人的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武斗，两派群众组织同归于尽。

全国各地造反派分裂比清华大学要复杂一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随着运动深入产生了不同的政见。种种不同的政见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激进的，对十七年持否定态度，认为十七年是“黑线为主”；温和的，基本肯定十七年，认为十七年“红线为主”。二，在“大联合”和“夺权”中争权力，争地位。当然，争权力和争地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见。一派掌权以后，另一派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这是专制制度的特点。造反者没有跳出专制思维，没有民主的办法。三，背后有不同的支持者。支左部队支持这一派、压制另一派；在搞“三结合”时，一部分老干部向这个组织“亮相”，另一部分老干部向另一个群众组织“亮相”，这些都促进了群众组织分裂，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

不论是原来组织造反组织时产生的“山头”，还是同一组织分裂成不同的“山头”，一旦独立存在，就和其它“山头”或联合，或斗争，或者今日联合，明日斗争。这些“山头”背后常常有人插手、操纵。这些背后插手、操纵者是共产党高层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军人或老干部。他们时隐时现，或明确表态，或幕后活动。群众组织的派别斗争与共产党本身的宗派相结合。

进入1967年，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发展为武斗。1967年初，军队开展“三支两军”[644]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即支持造反派。但是，相当多的军队却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地方军队把1966年底将要垮台的保守派扶持起来（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广西的“联指”），这样，相当多的地方，保守派站在支左部队一边，造反派站在反对支左部队一边。由于军队介入，军队支持的一派比较容易得到武器（当时叫“抢武器”，如果军队不愿给，手无寸铁的群众怎能抢得到？毛泽东曾经指出了这一点。）另一派也想方设法弄到武器。因而出现了用现代武器的大规模武斗。

1968年5月，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645]，这就把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毛可能是想用这顶大帽子阻止派性的发展。但武斗的每一派都认为自己这一派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是1968年的事，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提前说一说。1967年7月，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一个说法：“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646] 1968年7月，毛泽东在召见北京“五大领袖”时说：“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647]到1968年，“天下大乱”两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还没有影子。此时，毛泽东急切地期待恢复秩序。 “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是1968年的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的军事官僚，借恢复秩序的机会全力挤压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有的地方搞“反复旧”反对支左部队和革委会（没成立革委会的就反“革筹”），有的地方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一 些极端的对抗行动。广西造反派“4·22”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竟然拦刧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为此发了严厉的针对广西和全国造反派的“7·3布告”， 要示恢复秩序的态度十分强硬。7 月24 日，中央又颁布针对陕西和全国各地造反派“7·24布告”，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7·3布告”，不得违抗。”

造反派，当初作为毛为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不仅是恢复了职务的官员和支左部队，还是支持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全力对造反派进行打压。造反派在走途无路的时候，各省一些造反派头头们聚集北京寻找对策。1968年７月１７日，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8·31”头头武传斌等在北京航空学院聚会，参加者有贵州“4·11”、广西“4·22”、青海“8·18”、辽宁“8·31”、 河南“二七公社”、广东“红旗”、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些造反派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商讨对策，却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黑会”。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接见广西来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军队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口径一致地严厉斥责造反派，审判式地追问这个“黑会”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对造反派已经没有耐心了。“7·3布告”，“7·24布告”，7月25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对造反派头头的严厉批评，说明毛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问题。而军管、派庞大的工作队是最有效的办法。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结束了武斗，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全部权力，两派群众组织同归于尽。这支接管部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由这支部队支左的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工人组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入清华。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战略终于结束，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

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事后，一些地方不听话的造反派真的当土匪被围剿了，广西“4·22”十万人被屠杀。其实，搞极端行为的不单是“4·22”，他们的对立面“广西联指”也是搞了的。军队和复职的老干部支持“广西联指”，“4·22”没有发言权了。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结束时，韩爱晶记下了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又回过头来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泽东这次召见，是造反派的历史终结。人们已经受够了无政府状态的折磨，是该恢复秩序的时候了。怎样恢复秩序呢？一是要告别破坏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复被造反派冲垮的官僚体制。在没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以后还得依靠原来的官员，官员们还是用原来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响应毛的号召起来冲击官僚体制的造反派，注定成为牺牲品。

毛泽东7·28召见时，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领袖”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多次批评温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满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说法。毛所指的不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产党已经坐稳了天下（毛搞文革是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应当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体系来恢复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经使造反派和官僚们结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复秩序，只能让官僚们坐天下。官僚们坐了天下，造反派势必成为官僚们砧板上的鱼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泪了。造反派是因为被边缘化而流泪，毛泽东是因为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泪。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有20个月。

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传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648]毛泽东恩准的结社自由到此结束。群众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

总的来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如果说文革是“十年动乱”，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动乱的主角。而造反派承受的打击就不只是三年了，且不说他们开始造反时受到的镇压，在此后的“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造反派都受到打击。

本来，造反派和官僚们都是毛泽东王朝的臣民。毛泽东指挥一部分臣民（造反派）打击另一部分臣民（官僚）。这种打击可能是错误的。事后，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朝廷还是那个朝廷，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官僚们一方面继续称颂“圣主英明”、坚持原来的主义，一方面报复奉“圣主”之命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以后，发现袁绍那里有曹操营垒里的人写给袁绍的“效忠信”，曹操看也不看，全烧掉了。共产党的官僚没有曹操的胸怀！

1976年10月开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在不少地方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斗争被关押，致伤、致残、自杀不在少数。这些情况，本书后面将专门介绍。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护了官员，官员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加上保守派有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的基本素质，适合于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头头多数受到重用，有的成了显赫的高官，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不加追究。至于在文革中维护官僚利益残杀群众的官员，文革以后，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受到重用。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军区政委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群众组织“广西联指”屠杀了近十万群众。文革后不少人和受害者家属纷纷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制造“内人党”特大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 222人，致残87, 188人。但滕海清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曾经对“内人党”这一冤案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成为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

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辩护中问公诉人：“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问题没有看出来：第一，毛主席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冤枉的。请问公诉人：你比我大十岁，1966年，你以为毛主席犯错误了吗？你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你从来没有喊过‘打倒少刘奇’？”公诉人无言以对。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接着，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一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 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等迫害造反派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万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后说：“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

10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安亭事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上海“一月风暴”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夺权！夺权! 夺权！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真正起来了，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文革之火开始烧向机关、工厂和农村。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的生日。他请部分人参加了他的小型生日宴会。吃饭时他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他在席间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649]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文革前中国工人阶层的状况[650]。

终身在一家工厂就业。用行政办法把劳动者统一分配到企业以后，劳动者和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90％以上的职工在一家工厂从青年干到退休年龄。就业稳定，但劳动者不能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选择职业和工作单位。

充分就业。对城镇户籍人口，政府强调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实际是“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工厂冗员约占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工资由国家统一定级、统一调整。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没有关系。实行八级工资制，几年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整工资，每次只能有一部分人能提级。1963年以后工资几乎冻结。职工家里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厂调查，发现80%以上的工人都是二级工，月薪为41元。

就业、分配、保险三者合一。进了工厂就按国家定的级别分配收入，就有了医疗、养老保险。工资、住房、保险都在就业的单位里落实。离开了单位，就没有收入，就失去了一切保障。每个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决定工人的命运。

工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工作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住房也没有。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铅吸收、苯中毒、汞中毒、汞吸收、矽肺等职业病相当普遍。

厂长平均工资相当于工人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差别不是很大。有权力人的优势主要不表现在工资上，而是表现在住房、医疗、短缺商品供应、子女的教育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政治理论和报刊舆论上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少工人也以此自豪。但是，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对企业重大事情的发言权上，工人们并没有主人翁的体验。

文革前工人阶层的状况说明，他们是比较稳定的阶层，不容易让他们起来造反；但他们是非常贫困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是被底层官员的直接控制的。他们和官僚集团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旦鼓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反抗力量是强大的。

文革开始以后，让不让工人造反，有着激烈的争论。

1966年7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发出了工交企业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时期，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产量开始下降”，通知要求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革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建设双胜利。” 这个文件压制了工人造反。毛当时在外地，对这个文件很不高兴。[651]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革命。毛认为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不行。他说文革工人最早也是曾经起来的，可是没有很好的引导。毛让陈伯达起草个文件，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了12条（即《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12条指示（草案）》。上海“安亭事件”之前，毛让把“12条”公开征求工人的意见。[652]11月10日至13日，上海发生“安亭事件”。毛认定工人跨行业联合组织制造“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 “12条”强调工厂文革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安亭事件”后，这个提法就变得保守了。

1966年11 月16日，中央委托国家建委主任谷牧[653]和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主持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这个会有5部7市及各中央大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革的问题。陈伯达和王力起草的“12条”交给工交座谈会上讨论，却遭到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们的激烈的批评。会议的发言者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文革应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有所区别，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成立联合造反组织。[654]工交座谈会之前，谷牧看到了“12条”，认为“12条”会搞乱工矿企业的正常秩序。[655]在工交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文革如果在工交系统一下子全面铺开，后果难以预料。认为文革是“革命热情”加“儿童游戏”，是“孙子斗爷爷”。认为“党政工团加民兵，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工厂里组织不少了，还成立什么群众组织！”会上，吕正操、段君毅、刘澜波、吕东、徐今强五位工交领导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我们挨批挨斗没有关系，生产建设无论如何不能乱搞！”情绪激昂，引起了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鸣。这就是后来说的“五部长包围总理”。[656]工交座谈会上搞了一个“15条”（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陈伯达看了“15条”很生气。11月21日，他把谷牧和余秋里叫到他那里，说：“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现在你们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他们二人觉得无法和陈伯达理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周说：“明天我和陶铸再听你们一次汇报。”晚10点，李富春在电话中对余秋里说：你讲的问题，总理和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厂的业余文革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2）8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的提法删掉，不要把“当权派”划宽了。[657]

12月4日至6日，林彪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十五条”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已靠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叫来参加。谷牧汇报时说工交战线有三个特点：第一，工交战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存在“黑线”问题；第二，工交战线的职工队伍基本是个好队伍，没有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第三，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协作性要求生产不能中断。企业党组织工作不能停止。谷牧可能忘记了毛对甘肃白银厂和洛阳拖拉机厂的批示，毛在批示中明确指出有些工厂的官僚主义者成了和工人阶级对立的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提的前两条显然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万里。谷牧的汇报招来了猛烈的批评。早已得知毛的意图的中央文革成员一马当先。王力说：“按照你说的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就不搞文革了？完全是走资派的论调。”王力还说这个汇报受到陶铸的影响，他问：“试问北京哪个工厂党委能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康生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矿企业这一环问题很大，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江青、谢富治也对谷牧的汇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说：“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他还分析了“怕”的三种情况。[658]

12月6日，林彪作总结报告。他彻底否定了工交座谈会上提出的“十五条”。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要来180度的大转弯。汇报提纲里的那三个特点的头两点要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他还说：“干部是关键问题，这个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要让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都睡不着觉。”[659]

当天，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同时附信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660]

12月9日，毛泽东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这个文件提出“坚持8小时生产”和“业余闹革命”，但是，它强调工厂可以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联”。学生和工人之间可以互相串连。12月10日，这个文件以中发［66］603号下发。[661]

陶铸参加了中央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会议，知道毛泽东支持上海”工总司”这样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却搞出了这个与毛的态度相反的“十五条”，毛很不满意，否定了“十五条”。毛否定“十五条”的会，陶铸参加了，他已经知道了毛的态度，谷牧拿出汇报提纲，他不制止。毛认为陶铸在刘邓时期就是这种思想，这次还是坚持这个观点。１２月４日至６日开了3天会，对工交座谈会、“十五条”、汇报提纲进行批评，批评谷牧，批评的内容都与陶铸有关。林彪等12月６日的发言不仅是针对谷牧，而是针对陶铸。[662]陶铸倒台和工交要不要搞文革、如何搞文革有关。

陶铸1958年积极支持大跃进，对毛搞个人崇拜也很卖力。毛也很信任陶铸，让他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后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进入中央以后，陶铸说了一些过激的活，如：可以破除“内外有别”，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除毛、林以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但陶铸认为，运动要由党组织统一领导，群众组织要服从原来党委的领导。他经常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他在中南局和王任重一起大力镇压群众、大抓右派。中南局总结的抓右派的经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被邓小平向下批发。

12月27日、28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陈伯达把陶铸造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说要打倒陶铸。１月４日，江青、陈伯达在武汉揪王任重代表团时，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打倒陶铸！”的大标语贴满街头。
1967年1月８日，毛在中央会议上讲话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663]毛说的照片里有刘邓的镜头，是新华社发稿前把邓小平的头置换了陈毅的头，当时被称为“换头术”事件。“换头”的原因是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陈毅不是，而公开发表照片时常委不能缺席。

有人到毛那里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说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就向群众公开宣布。在２月6日、10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两次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毛的这种批评，不是说打倒陶铸错了，而是不符合程序。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７３岁生日宴会上说：“有人藉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我同陶铸的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664]

毛的鲜明态度，《工业十条》和“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群众组织合法化，工交战线各种群众组织迅速成立了起来。此后，工人取代了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工厂是生产单位，不管谁掌握了工厂的权力，除非弱智，都得重视生产。据我当时看到的情况，虽然工厂党组织被冲垮了，造反派掌了权，生产还在继续，工人还能坚持8小时工作。1966年12月，由于厌恶清华校内的派性斗争，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名为“红色徒工战斗组”，到清河北京毛纺厂住了一个月。我们每天半天到车间劳动，半天调查工厂文革情况。这个厂造反派头头洪某原来是厂里的医生，开始因造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掌了权，洪某成了厂负责人。听说他们揪斗了党委组织科长，斗争会上组织科长的头发被人揪下了一撮。组织科是厂里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对他的过度报复使我们不安。但这个厂的生产秩序没有乱，工人坚持8小时工作，生产也没有下降。不过，由于破除了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工厂里的知识分子又受到了排斥，企业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确是削弱了。

在学生造反的时候，一些比较活跃的青年工人，早就突破工厂的禁令支持学生，甚至把造反学生引进工厂。这些人被厂党委打成了“反革命”、“新右派”，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甚至由公安局拘捕。这些被整的工人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工人运动的领袖。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学生造反派，到1968年初就完全取代了学生造反派，他们对社会影响巨大。“九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的红卫兵只有陈敢峰[665]和聂元梓（其实聂是官员），而工人进入中委的却有20多人（其中有的人是上面指定的，不是造反派）。

“安亭事件”

1966年6、7月间，上海的工厂里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是批评本厂党委和驻厂四清工作队，起因大多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处理的不满。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各单位出现了一些各种名称的“战斗小组”。这些“战斗小组”大多受到本厂党委的打击。因造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工人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静安区愚园路311号）求助，要求北京来的红卫兵帮他们平反。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坚定支持工人造反派。不过，多数北京来的红卫兵没有在上海长期停留，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包炮（原名包常甲，因毛的《炮打司令部》而改此名）长期留在上海支持工人造反者。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者认为，分散在各厂的造反组织势单力薄，最好建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11月6日，来自上海17家工厂的30多人，在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开会，主持人是包炮。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与会者先是控诉因造反而受到迫害的情况，有11家工厂将造反工人打成反革命。接着，讨论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晚10点，有人家里有事，每厂留下一个代表继续讨论。谢鹏飞（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工人）认为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推荐同厂另一人留下来，自己退出。这17人当中有王洪文（国棉17厂保卫干事）、潘国平（玻璃机械厂工人）、叶昌明（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戴祖祥（上钢三厂工人）、陈阿大（良工阀门厂钳工）、黄金海（国棉31厂工人）、范国栋（保温瓶二厂工人）、岑麒麟（822厂的技术员）等。经反复讨论，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然后推选负责人。候选人有五位：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戴祖祥、陈阿大。包炮要求大家报家庭出身和自己的基本情况，在候选人中潘国平和王洪文两人给人的印象最好。潘国平比较活跃，能说会道，造反精神十足。王洪文，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黄金海提名王洪文，认为王洪文是党员，又比潘国平稳重。包炮也认为王洪文比较可靠。最终王洪文当选。[666]

“工总司”成立后，工人们最担心的是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如果不合法，不仅这个组织不能存在，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将会受到打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实际上一直禁民间结社。如果民间力量组织起来，就可能打破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文革初期退了一步，但也只允许工人在厂内成立写大字报的“战斗小组”，不能成立跨行业组织。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市长曹荻秋参加大会，承认他们是“合法组织”。上海市委坚持17年来的政治底线，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市长曹荻秋拒绝出席成立大会。市委还组织保守群众两次冲上主席台，阻止“工总司”成立，两派发生冲突。“工总司”到市委大楼造反。工人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人。上海市委通知他们到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集中，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宣讲中央有关不能成立跨行业组织的精神。此时已是10日凌晨，天下雨，工人们连午餐也没有吃，又冷又饿，就此回厂又怕日后挨整。在混乱中，有人提着喇叭高喊：“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主席！”自行车三厂工人孙福祥编造了一个“特大喜讯”并用喇叭广播：“周总理来电，曹获秋不接见，我接见!”[667]大家信以为真，王洪文等组织队伍上北京告状。在群体事件中，谣言常常对事态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的一群人冲进北站，他们挤上了已经载满乘客、即将开往北京的626次客车，王秀珍在这批人中间。王洪文、潘国平见这趟车已满，就率1000多人挤上了开往郑州的756次客车。国务院接到上海市委报告后，让劝说工人下车，不要影响正常发车。劝说无效，王秀珍、戴祖祥登上的626次于上午5时发车，王洪文上去的756次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上午7时发车。周恩来不同意这么多人北上，让铁道部运输局下令立即停车。上午8时17分602次停在安亭。这是连上海人也不知道的一个小站。车头已摘走，只有列车趴在卸煤的岔道上。王秀珍、戴祖祥上去的那趟626次列车中午被停在南京车站。

沪宁线是中国的主要交通动脉。工总司这一行动，造成沪宁线行车中断31小时34分。[668]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上海市委速报中央。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处置办法。会上确定，分别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发电报。这两个电报都是陈伯达起草的。给华东局的电报是要他们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给工人造反派的电报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理。”“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669] 1966年11月11日晚10时左右，张春桥乘空军专机飞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张春桥一抵机场就给中央打电话，问：是先到上海市委，还是先到群众中去？陈伯达的回答说：先到群众中去，阻止群众来北京，就地把问题解决了。[670]

张春桥赶到安亭已是11日夜12点。现场十分混乱，找不到领头者。原先在安亭做说服工作的市委干部找到了潘国平和包炮。后来又找来了王洪文和几名工人。张春桥和他们谈判。12日凌晨，谈判开始。张春桥到达安亭前沪宁线已经通行了。谈判的中心内容是让工人回到上海。张春桥一开始就先声夺人：“你们这样离开生产岗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规定，光凭你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的了。现在你们给我回上海，今天商量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王洪文、潘国平听了很紧张。北京来的红卫兵对张春桥的斥责不买账。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同意动员大家回上海，但提出了条件：承认工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承认他们这次行动是革命的；这次事件的责任在市委；等。

潘国平从附近的工厂找了两辆卡车，装上了高音喇叭。开到缷煤栈工人聚集的地方。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站在卡车上，天下雨，王洪文替张春桥打伞，张不要，大家都淋在雨里。张让王洪文、潘国平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潘同意。潘国平向工人宣布谈判结果时，大家就轰了起来，说他背叛造反派。张春桥接过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下面群情激愤，“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张春桥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要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红卫兵指责张春桥不支持工人。接着工人控诉当权派对他们的迫害，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工人的控诉从12日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多。听了工人的控诉，张的语气有所松动，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说这些情况他负责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张春桥事后对徐景贤说：工人的过激行为是有原因的，他们要求成立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十六条”精神的，他来上海前中央文革的意见也许是应当改变的。[671]但是，他还没有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没承认工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只是说先回到上海，到上海再谈。

整整13个小时，在雨中的张春桥和全体工人都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张看到再拖下去没有结果，让让王洪文宣布最后决定。王洪文拿起话筒宣布：工总司决定，全部人员回到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接着讲话：“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派我来上海，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一定要把安亭事件处理好，解决不好，我决不回北京！”中午，国棉17厂派出汽车来接工人，王洪文带头上了车，其他人也陆续回到上海。

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回到上海的工人怕回厂后被打成反革命。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谈条件，他们就直接去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672]黄金海直接把人从安亭带到文化广场。其他人也聚集到文化广场。

张春桥半夜才回家，由于淋了一夜雨，感冒发烧了。下午，他到文化广场和工人见面。上海市委得知张春桥要和工人见面，中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张春桥参加了。会上决定不能承认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怕这个口子一开，就会全面失控。

11月13日，天气很冷。聚集在文化广场的人们都头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黄金海布置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下午两点半，张春桥到了文化广场。在小休息室里和潘国平等人谈判。王洪文把自己工厂的工人安排回厂、回家后也赶到参加谈判。人太多，又换到大休息室谈判。

在谈判中，“工总司”提出五条，要张春桥签字。这五条是：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１１月９日的大会及工人被迫上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这次行动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公开作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当时，张春桥不断地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每次回来很焦急的样子，不是电话没打通，就是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他干脆不打电话了，一个人在空荡的屋子里来回走着，从这个墙角走到另一墙角，反复地画对角线。[673]最后，他像下了决心似的回到谈判桌上。他在第二条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后面加了一句话：“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最后签上“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674]

１３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汇报了他谈判“五项协定”的经过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张春桥电话刚放下，陈丕显就给陈伯达打来了电话，气壮如牛，非常气愤，批评张春桥，说他不该签字，说他不跟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说他目无法纪。陈丕显的态度代表了上海市委的态度。陈伯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再研究。”[675]

的确，这是一个关键而危险的签字。说它危险，一是因为突破了工人不能搞垮行业组织的规定，而他出发前陈伯达已让他带来电报原稿中已有明确的态度；二是一旦工人像学生那样参加文革，对生产、对社会影响的后果无法估计。史学界对张春桥为什么敢签字，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他事先从毛那里得到了“密旨”[676]；第二种看法是屈服于工人的压力。但知情者提供的情况是，张在承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文件上签字后，十分紧张，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抽烟、走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应。[677]这说明张没有从毛那里得到“密旨”，但张对毛的思想有着比别人更贴近的理解。1958年他写《论资产阶级法权》表述了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毛的肯定。1966年12月，毛要将文革推向工矿企业的意图，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他当然也知道，而承认上海“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是将文革推向工矿企业的一个好机会。张猜想毛会支持他，但得到毛的肯定之前，他还不放心。

11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关于张春桥没有向中央请示就签了五项协议的事，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要概念。”[678]

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本来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垄断，这个合法要求被虚伪的政治制度所剥夺。工人只能通过非法手段的抗争，才实现了自己的合法要求。

北京和上海是毛泽东最看重的两个大城市。他在北京扶持了学生红卫兵，在上海扶持了工人造反组织。上海的产业工人在中国具有代表性。上海“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组织的合法化，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此后，全国各地跨行业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成了文革运动的主角。

上海在文革中能在全国起带头羊的作用，除了“工总司”以外，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机联站”的负责人是徐景贤，他原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12月18日，徐景贤带头造反，并成立了“机联站”，在上海市委的核心爆炸了一颗“炸弹”。[679]机关干部造反在文革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当时中国干部实行任命制，下级干部的命运由上一级领导人决定。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很难提升，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要受到打压。一般干部和上级领导之间常有积怨。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保守派也相继成立了全市性组织。“安亭事件”刚结束，11月15日，李剑钰[680]等去市委接待站，去华东局，要求澄清“工总司”的“五项协议”。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他们，李剑钰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组织与造反派抗衡？曹荻秋建议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为好，灵活，如果中央以后不同意，也有退路。市委当时有个精神：多数派（即保守派）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681]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成立。这个组织得到官方的默许，发展很快，最多发展到80万人。

赤卫队一成立就和“工总司”发生冲突。第一次冲突是“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2月1日。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要求这份报纸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领导请示市委以后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进驻报社并提出三项要求：1，将《红卫兵战报》夹附在30日《解放日报》内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必须转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这篇文章；3，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有关指示告诉“红革会”。双方僵持不下，《解放日报》停刊。造反派这一行动得到了在上海的聂元梓和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引起了保守派强烈不满，大批赤卫队员到报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对“红革会”进行围攻辩论。” 当时，进入报社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和在报社外面围攻的数以万计赤卫队对峙。12月2日，红革会请求工总司支持。12月4日，“工总司”派出队伍支援“红革会”，使得《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扩大。经过八天八夜的争斗，12月8日，上海市委终于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会上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点要求，要曹荻秋签字，曹开始不签，一直纠缠到凌晨3点，曹又急又累，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好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批评曹荻秋不该签这个字，要他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12月25日，“工总司”也在人民广场开批判大会，令曹荻秋到场，迫使他当场宣布：给赤卫队的签的字作废，赤卫队是保守组织。曹荻秋的这一宣布激怒了赤卫队。从12月27日起，赤卫队调动大批队伍包围了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这个本来是保守派组织，也反起市委来了。到28日晚已有1万多人，还在继续增加，一直增到3万。28日下午，“工总司”也调集数万人的队伍进入康平路。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康平路，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市委领导们早已从康平路撤走，院里住的只有张春桥妻子文静和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28日晚，赤卫队在墙上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标语。28日半夜，张春桥同他妻子文静通电话，文静向张诉说了康平路的情况。张春桥对文静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请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组织，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29日早晨，文静将张春桥的意见转告了徐景贤。徐景贤立即布置，一方面把原来的口号进一步升级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29日半夜过后，“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了冲锋，从凌晨2点发起攻击，到凌晨6点，围攻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91人受伤，最严重的是腿骨打断，没有死人。[682]缴下袖章六大堆，饼干几百箱。7点钟，近2万名赤卫队员排成队列，分成6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听取教训后释放回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赤卫队挨了打，怎能善罢甘休？ 1966年12月31日，他们仿效“工总司”的安亭事件，率两万人冲进了北站，要乘车上北京告状，在北站被阻后，又转移到昆山。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员王玉玺[683]是赤卫队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调度所多数人离开了岗位，沪宁全线停运。

1967年12月31日午夜，周恩来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让他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先把王玉玺抓起来，尽快恢复沪宁铁路交通。[684]1 月1日凌晨，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指出了铁路停运的严重情况，要求尽快恢复，告诉了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的情况，对徐景贤说：“不过，现在陈丕显的话可能不灵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精神，做一做工作·····”[685]

上海市委按周恩来的意见召开会议。陈丕显穿上军装（他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出席。他说：“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秩序要搞好。”他说，接到总理电话后，就按总理的要求把王玉玺扣押了起来。陈脱下军大衣，继续说：“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80多名工作人员中，有70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从12月30日到现在的26小时中，已经停开列车26列，有5万多名旅客不能上车，还有5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货车38列，中途停下的还有22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686]

造反派头头们听了陈丕显说的严重情况，不仅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意思，还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出张春桥所料，陈丕显的话果然不灵。徐景贤站在陈丕显对面，对造反派头头们说：“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应以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书记长期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持了工人赤卫队，然后又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帐我们以后跟你算！”接着，徐景贤念了张春桥的电话记录。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有的造反派头儿离开现场把张春桥的电话记录印成传单“中央特急来电”散发。徐景贤顺势出主意：根据中央文革来电，各造反组织起草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把矛头对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员回到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并逼问陈丕显同不同意，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大的几位红卫兵执笔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简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等候在旁签字付印。陈丕显签字后责成《文汇报》立即印刷20万份全市散发。徐景贤、王洪文立即赴昆山解决赤卫队员的问题。[687]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5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走资派“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革命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人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份文件有“工总司”为首的11个群众组织签名。

1月3日，《文汇报》内的造反组织夺了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纸，4日发表夺权声明——《告读者书》。1月5日，《解放日报》内的造反组织夺了报社的领导权，6日发表夺权声明，宣布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开会，谈到上海两家报纸夺权的情况时，他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4日造反。解放日报6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688]毛还说，《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689]《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了《告全市人民书》，编者按中转述了毛1月8日谈话的主要内容。

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通告”指出走资派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贴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为此提出了十条通告。通告指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1967年生产计划。”等。

《紧急通告》是针对“经济主义风”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第11章介绍，这里只作简单说明。“经济主义风”始于1966年底、1967年初。处于社会底层的临时工、外包工、学徒工等等人群，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希望借机解决自己的问题，还组织了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级领导签字同意。一些领导或无法抵挡群众压力、或为赢得群众好感，纷纷签字同意，银行存款大量取出。王洪文等工总司的头头，向张春桥、姚文元紧急汇报情况，要求制止。对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来说，“经济主义风”是争取自己权益的合理要求，但当时是不可能解决的，把注意力引向这方面，无疑会干扰当时的斗争方向。

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690]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 《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天下大乱”时如何保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如何防止老百姓乘造反之机向政府索要多年来失去的经济权益。上海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恰好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而且是造反派提出来的，毛怎能不高兴？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也提高了“工总司”等上海造反组织的声望，为他们全面夺取上海市的权力作了舆论准备。当然，其影响不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来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691]指出了它的全局意义。周恩来说：

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鼓掌）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鼓掌）在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广大革命群众，把被这些分子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夺回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鼓掌）

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

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才能有力地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经济主义。（鼓掌）

上海“一月风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泽东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此时，保守派组织“赤卫队”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为了不让赤卫队“夺走胜利果实”，根据毛泽东对上海形势的估计，1967年1月2日，“工总司”等2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决定1月6日召开大会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1月4日来到上海。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到上海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张春桥让徐景贤等不要公开他们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张、姚二人在武康路二号楼接见“工总司”负责人。张春桥说：“现在赤卫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692]

1月6日，“工总司”等30多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大会。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一场大戏，也是“工总司”的重头戏。这一天，天气阴霾，地上的残雪被人们踩成泥浆。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广场（后来公布10万人）。这只是中心会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四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还用电视转播实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天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被带到台上成为批斗对象。还把几百名厅局级领导干部揪到台上陪斗。在被斗的干部脖子上挂着的大纸牌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姓名，并被用红笔打上几个大叉。站在后面的红卫兵让他们面向台下群众低头弯腰。王洪文在大会上作题为《揭发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发言，这个发言稿经过张春桥修改多次。最后，北京来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号通令：

第一号通令：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说：“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彻底交代”。

第三号通令：“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党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门负责人，在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上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监督，不得消极怠工。”

三个通令中对陈丕显和曹荻秋区别对待，是因为有毛的“最高指示”：对陈丕显“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张春桥来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见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张来上海后和陈丕显谈话时把中央的意见告诉了他，陈丕显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693]陈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实。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大会，在宾馆里看电视转播。事后张春桥对徐景贤说：“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694]

根据张春桥的提醒，徐景贤在会后把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等一式十五份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极力肯定上海夺权。1月8日，他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人谈话中，肯定了上海两家报纸夺权，还说：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右派，我们也要翻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695]

1月11日，经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往上海，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1月12日，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身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主席台上，向群众亮相，发表了他回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说。此时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小组成员”，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组织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夺权的概念形成以后，让王力通知张、姚，要他们参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他们作为“三结合”的领导成员公开亮相。[696]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上海经验”作了概括：“这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掌握了上海铁路、海港、邮电以及工矿企业的领导权。又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权力。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组织岂能让“工总司”独享胜利果实？别的造反组织不满张、姚的作法，都想把权力夺到自己手里。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出现几次夺权行动。其中“红革会”的夺权行动影响最大。

在上海，“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是除了“工总司”以外，影响最大的造反组织。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署名中“红革会”排名第二，《紧急通告》的署名中“红革会”排名第三。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大型造反事件中，“红革会”都是仅次于“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1月24日晚，“红革会”组织了十几支红卫兵队伍，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13个区级机关共23个领导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随后，“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红革会”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权夺到手了。[697]这些年轻学生以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权力，真是天真。他们这一行动遭到张、姚的批评。“红革会”对张、姚十分不满。1月27日，“红革会”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把徐景贤绑架到复旦大学，意图从徐景贤那里打开缺口，进而找到“炮打”张春桥的材料。1月28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

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它组织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准备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春桥、姚文元通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亲自抓，不断掌握上海的动态，他不允许把斗争目标对着张春桥、姚文元。[698]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复旦大学红革会发出“特急电报”，指出：“复旦大学红卫兵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春桥等出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红革会”被迫放出了徐景贤，取消了全市大会和大游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红革会”终于垮了台。张春桥、姚文元等对组织和参加“1·28炮打”活动的青年学生实行镇压，受到打击迫害的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的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699]

对待另一个反对派“上柴联司”则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头头之一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联司。耿金章先从水陆两路包围上海柴油机厂，截断联司的一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大部队后面跟进，强行冲进柴油机厂。“上柴联司”群众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楼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耿金章通过工总司的下属单位消防队的造反组织，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直接送进窗口。“上柴联司”虽然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砸烂”。

砸“上柴联司”成为一个样板：以后很多地方对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群众组织都采取这个办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乱。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2月3日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一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的。文中提到夺权时说：“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去年6月1日[700]，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 毛泽东1月30日，审阅时批示说“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701]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造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来自巴黎公社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当造反者发现“新的组织形式”并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批判这种组织时，这个组织就以种种罪名将大批造反者投入监狱。这是后话。

夺权的胜利者根据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2月2日，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提议，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的41个单位，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开会，决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正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702]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当天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那么，需要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不如说就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这个官僚体系按照等级享受着种种特权，而且逐渐腐败蜕变。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锐。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是不满意的。毛泽东一直寻找出路，他相信马克思说的“巴黎公社”。“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织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703]“应当抛弃关于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704]他想把国家改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么是什么呢？列宁说：“显然是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705]它即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又能限制国家政权的阶级压迫和官僚统治的弊端。

毛泽东欣赏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盘接受，例如“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他是不会同意、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十六条》的第9条中也单独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说：“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706]他这个设想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

他设想的“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的大体框架是：

一，“三结合”的政权，“既当官，又当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2，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干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驻军负责干部。毛明确说：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承认。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能叫真夺权。[707]在“三结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没有这一条，就不能说是新政权。毛泽东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造反派“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708]

二，消灭社会分工。军队里“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也是这样，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会使“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709]；

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710]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剌激，坚持政治挂帅；

四，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

五，党政不分，议行合一；

六，司法不独立；砸烂旧的“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

七，“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那样做，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滋生。”[711]

以上这些内容，在开始时特别强调“大联合、三结合”、精简机构和机关工作革命化。

对于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开始毛泽东曾考虑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龙江都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两个电话都是王力打的。[712]1967年2月5日，上海举行了一百万人的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用铁锤砸碎，换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会后举行了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游行。

但是，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了“公社”这个提法。2月12日，毛让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们从机场接到毛的游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说：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到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毛说，上海公社还是改回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713]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２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进了博物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老干部）、徐景贤、王承龙（机关干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714]

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壁后的妥协与折衷。放弃“公社”这个提法，并没有放弃他对新政权的构想。

当时的革委会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开始，颇有一点接近群众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天，市革委会委员和市革委机关工作人员在原市委大楼集中，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招牌，在地下室吃忆苦饭。吃的是粗粮掺糠蒸的窝头和熬的粥。吃忆苦饭前，由革委会主任解学恭讲话： “我们今天吃忆苦饭，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要永远……永远……”。革委会工作人员学习解放军的生活作风，一度住在机关集体住宿，早晨起来出操、跑步。要求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干部接受群众监督，不能“穿新鞋，走旧路”。外出办公不乘小轿车。

在行政机构上，把原来各种机构各并，减少机构、裁减人员。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设一室、二部六组，即办公室、工业生产指挥部，农业生产指挥部、文教组、经济计划组、政法组、财贸组，外事组，接待组。共414人。即：把原来的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合并为“办公室”；把原来的经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并“工业生产指挥部”；把原来的农委、农林局、水利局合并为“农业生产挥部”；把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体育委员会合并为“文教组”；把经济计委员会改为“经济计划组”；把原来的法院、检察院合并为“政法组”；把财政局、一商局、二商局、物资局合并为“财贸组”；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合并为“外事组”；将接待来访的各种机构合并为“接持组”。3个月后，进一步精简，改为两部四组，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事组、文教组、供给服务组、人民保卫组，由原来414人减为200人。即：把原来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功能合并为“政治部”；把三个月前成立的“工业生产指挥部”和“农业生产挥部”合并为“生产指挥部”；把三个月前新成立的“办公室”、“外事组”、“接待组”合并为“办事组”；把三个月前成立的财贸组和物资局合并为“供给服务组”；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合并为“人民保卫组”。原来市政府下属的局级机构也大为精简，如把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房管局等合并为“公用事业局”。各级领导班子都叫“勤务组”，领导成员称为“勤务员”。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干部1000多人，新机构的20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军队来的。原来市委和市政府80%以上的干部被精简，送到“五七干校”劳动。[715]

国家一级政权机构也大刀阔斧地精简。国务院原有机构为90个部委单位，1970年6月决定精简为27个部委单位；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84人，只规定编制9710人，仅占原有人数的18%。[716]

当时从国务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级领导机构都称为“组”，没有部长、局长，只有组长。县一级是组长，国务院也是组长。“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界限不清，权责不明，从上到下，管理混乱。

现代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日益复杂，科层制（即官僚体制）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对权力的制衡，才能减少官僚体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会，没有用现代政府管理思想确立政府的职能，更没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分担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任务。新成立的革委会还是全能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是无限的。由于事权没有变，原来党政机构干的事情还得继续有人干，就设置了很多临时机构，从基层调了很多“借调人员”。1970年以后，原来的政府机构又逐渐恢复。到1972年，不仅政府机构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比原来更加膨胀。可以说，革委会建立之日，就是旧政府开始回归之时。旧政府的回归，是为了收拾难以为继的混乱局面，当时是受多数人欢迎的。[717]但是，对那些相信和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那些人来说，旧政府的全面回归是不能容忍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代表（一般是较温和的造反派领袖），从一开始就没有让他们掌握最重要的权力部门，但在革委会内部还可以代表一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会内部充当反对派角色。他们或在革委会内“顶牛”，或在会外组织群众施压，贴大字报。但是，这些革委会内“顶牛”的群众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种种名义被排挤出来，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进了监狱。

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还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没有特权。王洪文后来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资还在上海领取。吴桂贤任国务院副总理，还在西安的工厂里领取原来那些工资。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他妻子还在天津一家街道小厂里当工人。这家小厂名为天津垫圈厂，只有十几台冲床几十名职工，厂址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合作里宿舍院的一个平房里。国务院开会，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还要付茶叶费。新的领导机构这些新气象没有坚持多久。

新的领导机构没有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不可能制止腐败。当时，社会上称之为“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家庭的子弟。老干部恢复职务以后不久，特权也悄悄地恢复。军人搞腐败更大胆、更野蛮。天津支左部队利用职权，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众公愤，我当时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和另一名记者合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通过新华社“内参”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批示，作为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转发全国，令全军退出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万平方米（北京军区占用民房三百多万平方米）。

夺权！夺权! 夺权！

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力量发展很快。”“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让原来的人去做，我们只管监督。”[718]1949年共产党刚接管政权时也是让留用人员做业务工作。但是，随着夺权运动的深入，多数地方和部门突破了“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界限。不过，接管是文革中夺权的开始，一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机构就全面行使权力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认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段话使青年造反者热血沸腾，使当权派胆颤心惊。

对各级政权不加区别的全面夺权，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也有反复。1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陈伯达说“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同意陈伯达的讲话。但形势发展很快，周恩来也转变了态度。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719]结果，国务院各部都夺了权，工交系统23个部门都夺了权。后来毛说，这样不行，指出对夺权要有个规定，不能都夺，该不该夺，哪些部门不能夺，特别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接管。如部队、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经委、国家计委，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电台、解放军报，都不能夺。[720]这些不能夺权的单位大多实行了军管。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说：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

“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的夺权斗争如火如荼。夺权过程也是毛说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过程，即对领导干部全面批判斗争的过程。领导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有一批领导干部在群众的冲击中失去了生命。此时，周恩来对被批斗的省委书记伸出援手。1967年2月19晚10点钟，有人找到挨批斗后被关押在医学院的山东省委书谭启龙，对他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你到北京去。明早8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你。杨司令派我先接你先到机场休息。”在困境中谭启龙“激动得真是无以名状”。他在机场专家楼里“美美地洗了一个澡，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9楼的一个套间里。谭启龙发现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差不多都住在这里。周恩来并没有一直保谭启龙，4月27日，周恩来让谭启龙回山东，周是应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这样做的。谭启龙一下飞机，就被揪斗。[721]

但是，各地夺权斗争伴随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沿着毛泽东期待的“大联合”的方向发展，造反派的各个“山头”都要“以我为核心”，对其它“山头”进行排斥和打击，相互争权、抢权。毛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遥遥无期。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原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722]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介入才能够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够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天下大治”。于是，毛泽东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让军队介入文革。他没有想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再作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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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第十一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与上海工人总部的造反不同，还有另一支庞大的劳动者造反队伍。他们造反不是被意识形态所鼓动，而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经济诉求。然而，当他们把文革从理想的梦幻拉回利益诉求的时候，引起了广大梦幻群体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国，不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成政治贱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些人在文革中曾抱着一丝希冀，企图在批判官僚、砸烂国家机器中得到翻身的机会。但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斥责和严酷的“公安六条”，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文革的权利。然而，还有一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希望通过造反，寻求社会公正，争取他们应当得到的权益。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各种名义下放到农村的城市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每次调整工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职工。上述这些群体的人们不是政治贱民，“公安六条”管不了他们，他们是可以造反的。他们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争取自己应得的经济权益，因而被称为“闹经济主义”，他们的造反曾经形成了很大的声势。不幸的是，他们的利益诉求，被中共中央和造反派共同扼杀了。

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劳动者群体当中，处境最好的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工作十分稳定，住房、医疗有最低的保障。但是，这个社会群体经济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患有各种职业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好，调工资、分配工种就会受到歧视。

在劳动者队伍中还有一批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国营工人低，这就是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723]根据刘少奇这个指导思想，从1964年开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合同工。刘少奇提倡临时工、合同工的出发点是想克服单一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亿农民工都是临时工。但在文革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是联在一起的，即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是在就业单位里得到的，不是这个单位的固定职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临时工、合同工生老病死无法得到解决，还有随时被辞退的危险。他们的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经济待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低。临时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参加工会，入党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借批判刘少奇的名义要求改善他们的境遇。

在大饥荒后期，为了减轻城市粮食需求的压力，根据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724]。这两三千万城镇人口都是劳动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强制他们离开城市的，农村不欢迎他们，很多人回农村后生活无着，他们中的部分人，一有机会就上访告状，要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时代是统制经济制度。一切都由政府统制：资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于政府、经济决策和执行高度集中于政府，这样，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统制经济的最高层总是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政府把农村当作缓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就让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或到边疆。当时主要是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和其它土地较多的地方垦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1964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运动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下乡知青就150多万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重庆市下放到达县专区的就有14000多人。湖南省下乡知识青年人数达到8.3 万余人。[725]上海市更多一些。尽管有些人下乡是出于建设农村的理想，但绝大数是无奈的，是被迫的，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很多是被歧视的群体。他们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一方。他们从生存环境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环境较差的农村。到农村以后，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面临种种困难的歧视。

大批劳动者应有的权益被侵害，文革前他们分散在各单位，势单力孤，无法提出自己的诉求。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上面介绍的几个劳动者群体，纷纷起来造反，多年积累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这些全国性的组织在很多省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当地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他们利用造反的机会开展活动，提出诉求。

开始，下乡知青在农村就地造反，很快，他们得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文革开始后，湖南约6 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还到外地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除了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知青集中地外，还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和“革命经费”问题。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726]湖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永向东”贴出传单《造户口反无理》，参加“反迫害”组织的张扬（八十年代写《第二次握手》名噪一时）写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该文章铅印了8000份，张贴散发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因为文字较好，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727]

1966年8、9月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京造反知青，还多次召开大会对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

闹“经济主义”者的诉求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

——下放职工要求复职，并补发下放费、退职费等。

——没有下放的职工中有些人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应补发差额和奖金、补贴等。

——非正式职工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营企业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够加入工会，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反映与单位领导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惩罚这些领导干部、伸张正义。

——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或要求脱产参与运动期间工资照发，或要求单位提供运动所需的设备工具，如扩音器、喇叭、汽车、自行车等。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将户口迁回城市。

必须指出的是，从情理上看，这些诉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国力不可能满足。被送到农村的职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让他们回来，当时城市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给临时工、合同工补发工资。政府对劳动者欠债太多，无法一次还清。如果他们强制要求实现自己的诉求，必定会发生对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和“高尚”目的，这些为利益而争的劳动者的行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结局必然是悲剧。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在争取经济权益群众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镇压的人们逃到北京。他们中有一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门内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同工、临时工。相同命运的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气。他们经多次协商酝酿，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在冶金部二招成立。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 “全红总”领导核心很不稳定，1966 年11 月到1967 年2 月间，“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共有三届，第一届：王振海(北京)、萧碧璜 (又名方圆、周牧，贵州)、罗运泉(湖南)、廖阁夫(湖南)、郝维奇(北京) 。第二届：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第三届：方圆(贵州)、杨政(湖南)、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全红总”成立的当天，就组织了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数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

王志杰等看这声势越来越大，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联名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他们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728]

12月5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接着，贵州分团、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等相继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和全国各分团紧密联系，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几千封信，信件内容大多是各地临时工、合同工被解雇、受压迫的严重情况以及维护权益的强烈呼声。“全红总”要求就改善临时工、合同工待遇问题同国务院劳动部谈判。

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23日在劳动部礼堂举行三方会谈。但到时又一再拖延。一再拖延说明这两个部门有难处，但两次延期激怒了“全红总”的总部委员们。“全红总”总部会议决定：如果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他们还擬定了活动口号：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25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数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被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王振海发表鼓动性讲话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向劳动部行进，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全红总”的头头们还在劳动部会议室没有离去。中央文革联络员通知他们，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红总”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人大会堂东会议厅，随同的有《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江青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江青情绪激动地说：“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什么合同工，简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指在座的部长）眼里简直就像后娘生的。”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流着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当代表们控诉到有的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投河上吊，卖儿卖女的时候，江青哭着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 “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729]

周恩来也持这样的态度，他说：“现在发现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很大，合同工、临时工，还有半工半读，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半工半读，在生产总额中算进去，但工资总额不算，编制也不增加，学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读每月十几元，半工半读到工厂不是学生又不计报酬，半工半读每天劳动多是6—8小时，剥夺了劳动果实，这是新的剥削方法，这种剥削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闹事，最典型的是大庆油田，油田尽管存在二派，生产还是很平稳的，形势是好的，八千多人现在放假闹革命，每月拿十几块钱，你剥夺我的劳动果实，我不干了！到处串连，白天睡觉，晚上打砸抢，把一个最高级的设备破坏了，这就是处罚。列宁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处罚，主席加了一句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处罚。’刘少奇就是机会主义，他所发挥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在工厂就为这个闹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临时工不转正，不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劳保，把工人阶级一分为二，当然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要么转正，要么不上班。”[730]

12月27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汽车，把“全红总”的头头们接去，让他们在全总大楼办公，住宿在小灰楼。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国总工会的一切工作。直到“全红总”被取缔。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联合通告》。《联合通告》基本内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条：１、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２、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３、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联合通告》签发后，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30万份，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报告。1月4日一大早，中央文革决定缓发《联合通告》，接着决定销毁已印好的《联合通告》。 但是，“全红总”不愿将争到手的成果毁于一旦，有人在昆明将《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实。

1月8日晚8时，“全红总”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敦白[731]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由萧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红总”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几位代表发言后，外国记者纷纷提问，由萧碧璜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12点钟才结束。解放军报记者（此时为中央文革《快报》组成员）邵一海出席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采访。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纪念。这张合影照，成为“全红总”头头们“里通外国”的证据，也是以后逮捕他们的线索。

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次会议，说：“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就很少联系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表意见了。

1月16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会前周恩来要求大会要提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他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回原地。1月17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江青完全改变了原来支持“全红总”的态度，还让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红总“压回去”。1月19日，周恩来办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让“全红总”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於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

196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於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从1967年2月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北京市卫戍区分别逮捕了“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40多人，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732]

1967年3月初，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无法统计。“全红总”贵州分团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其中“全红总”贵州分部负责人萧碧璜刑期20年。萧碧璜为贵阳市建筑临时工，贵阳“六六事件”时因看过学生张贴的反省委的大字报，在现场发表过议论，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状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把自己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让住在这里的临时工、合同工传阅，引起了共鸣，对成立“全红总”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贵州后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成员达3000多人。[733]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734]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闹经济主义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也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接着是大饥荒年代被迫回乡的上海职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的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组织最初名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久，为与全国的这类造反组织统一，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们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此类人员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代表并表达同情的讲话传到上海后，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动达到高潮。大批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到工厂要求复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共精简国营单位职工31.2万人，其中18.3万人回农村，12.9万人到上海城镇街道。[735]。当年精减城市职工时，其它地方的精减对象是1958年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业城市，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将很多老工人当成精减对象。到1967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18万人中，有5至6万人回到上海。他们提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复工！”的口号。[736]那些当年被辞退到上海街道城镇的12.9万人，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737]

60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无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1万多人，跑得只剩100人。文革前，为了搞三线建设，上海一批职工被调往内地。现在这些职工也返回上海闹户口。仅仪表、化工、机电一局三个局支内的26000名职工中有2万返回。[738]

在国有企业里，有些单位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有些单位的职工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1963年该厂平均工资的，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1963年始补发，共补７万多元。[739]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技术工三年、熟练工二年。上海却一律规定为三年。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18元津贴，正式工起点工资便是42元。而一些学习技术工的被分配到熟练工的工种，这部分人纷纷要求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初曾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740]。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为此一次补发近4万元，平均每人补发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741]。

面对各类人员越来越高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处于两难困境：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不符过去的政策；但若顶着不签字，又可能激怒群众，使事态扩大，还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众对抗的帽子。

为了缓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后不久，同意将上海郊县的“亦工亦农”回乡工人的收入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改为百分之一百归回乡工人[742]。11月22日，中共华东局代表、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六项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工人的要求上签字，市劳动局将这两份签字的协议于12月2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743]。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劳动工资接待小组。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市委会议宣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12月15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给予明确答复。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外包工等的工资福利，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病假产假工资、学徒期限、交通补贴等等[744]。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在有关会议上传达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745]。会上讨论了五条：1，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746]。第二天，市劳动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条制定了两个具体方案并将方案向下传达。

市委领导的让步，激励了为权益造反的工人们，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仅铁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3,050万元[747]。

干部让步、工人们得到了一些利益以后，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经济要求。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748]。其它单位也出现了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给这些造反者发放种种补贴，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现金2800万元[749]。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开门，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拥而进，300多人冲向缝纫机柜台，1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台；手表是最热销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750]。

上海住房极其拥挤。抢占房子也是经济风的一个方面。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长宁区天山房管所一个星期就把1600间房（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751]

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实行“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指导思想以后，加速了自己的垮台。张春桥等敏锐地看到了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就鼓动坚持政治造反的“工总司”对经济造反者重拳出击。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31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发传单。当夜，以工总司的名义发出了《紧急通令》的传单，呼吁工人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矛头要指向走资派。工总司要大家回去动员工人把领到的钱统统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个造反组织在锦江饭店开会，讨论起草了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陈丕贤让朱永嘉坐在自己旁边记录会议发言。朱永嘉将大家的发言归纳为十条，修改后定名为《紧急通告》，陈丕贤最后审定。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紧急通告》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成为“抓革命，促行产”的模范；动员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和各单位工作人员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立即作废，各单位发出的串连费由当权派签发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革经费、办公经费和其它正当开支以外，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一律冻结，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已入住者限一周内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 《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11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发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说：

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质。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发布后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还没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组织六七万人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并带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他们说：“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年精简下放的范围，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不针对我们。”他们高喊：“一天不见，一天不散！”“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要死在人民广场！”[752] “工总司”对他们软硬兼施，这些人终于屈服。在强大的“工总司”面前，他们还是弱势。

经济主义风不仅在上海一地发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检查中承认：“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在这一时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说‘娃娃们要热闹些，多给几个钱’。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路。”[753]

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各地抓捕了一些搞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头头，解散了这些组织。经济主义风被 压了下去。然而，广大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是压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中发［68］10号，1968.01.18），重申了关于工资、、福利、奖金、附加工资、补贴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还威胁说：“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识破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坚决把那些隐藏在背后进行挑动和破坏的坏人清查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组织和专政机关严肃处理，情节特别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

从这个文件看，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实际是国家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博弈，国家要维持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用强力打压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但是，职工的合理诉求一直没有停止，内蒙古“石拐沟煤矿工潮”就是一例。1969年夏秋之交，矿务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档案时，发现一份文革前煤炭部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这对于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乌兰夫当时以财政困难为理由，没有执行这个文件。消息传开，全矿五万多工人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由于数额太大，革委会不敢作主。于是，工人长时间的罢工。全矿工人十分团结，本来已分为两派的群众组织并肩作战。在数万工人的围攻下，矿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不同意。最后，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欢喜。但是，好景不长。1969年12月19日，中央对内蒙全面军管以后，军管会对矿革委会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大礼堂，当场逮捕了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工潮的定性：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杨、吕二人判处死缓，补发给职工的工资再从工资中逐月扣回。[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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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各地的“二月镇反”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老红卫兵被打垮，“联动”分子被抓，大批干部被打倒、被批斗。“一月夺权”以后，各级官僚机构瘫痪了，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了，造反派大乱天下。革命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开始抗争了。革命元老们的抗争，当时称为“二月逆流”。伴随着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国各地的军政官僚们对造反派施行了新的一轮镇压，当时称为“二月镇反”。这一轮对造反派的镇压，从1967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夏天。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邱会作回忆说：当造反派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时，高级干部自发地起来反抗。有的通过“抓生产、抓业务”的方式来“压革命”；有的搞纯学术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让群众乱，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观；有的组织劳动模范、党团骨干参加“四大”；大胆的就刁难造反学生，暗中记账，想日后整他们。我属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755]

一批革命元老们对造反派不满意，对中央文革不满意，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叶剑英家里是元帅们的议论中心。同住西山的聂荣臻常去叶那里，住在外边的陈毅也常去。陈毅和叶剑英都是美食家，空军常从南方给叶带来一些穿山甲、果子狸、蛇和山龟，他们边吃边谈。不在军队工作的元老们也有一个议论中心，是在李富春家里。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又是毛的朋友，元老们想通过李富春把他们的看法传到毛泽东那里。[756]这种不满发展为抗争：2月11日、2月16日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的抗争和中央军委会上的抗争。这些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猛烈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老帅和副总理们不是冒然地公开批评中央文革的，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态度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陶铸本来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但他对陈伯达、江青在1967年1月4日接见中南地区群众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作法又不满意。12月10日，毛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毛在会上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指陈伯达）打倒一个常委（指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说了话，江青插了话。”毛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在这个地方说，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向老帅们和其他人讲了，李富春向副总理们和其他人讲了。[757]毛批评中央文革，元老们很高兴。

那时，不管是哪种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大家都知道毛是坚决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评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脸色，也要利用毛创造的机会。这次毛批评中央文革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人认为机会来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大军区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后移至西山）召开扩大的常委会，商讨在军队里搞“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江青、陈伯达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摘军队里的运动没有搞起来，总政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并责令肖华到当晚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叶剑英、聂荣臻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到大会作检查。周和叶一起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的保肖指示传达，军内造反派就连夜到肖华家抄家抓人。肖华从后门逃脱，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第二天，军委常委会继续召开。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将领们知道了毛保肖的态度，纷纷批评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示弱，追问肖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拍案而起，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还批评中央文革：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的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758]会后，叶剑英以召集人的身份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他们攻击军队的说法全部向林说了出来，提出了要稳定军队的强烈要求。为了平息军人的愤怒，1月22日，毛接见了这些军头们，一方面要求军队站在左派一边，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军头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况，还表示赞成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意见。林彪本来对中央文革批评军队有意见，看到毛的态度，就站到军头这一边，把江青叫到家中，对她大发脾气。[759]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叶剑英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聂荣臻对抓“联动”成员强烈不满，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760]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参加者有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陈伯达、康生、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会议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咧！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抓，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我不该早年参加革命，我不该很早入党，不该活六十岁。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对谭说：“不要走，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陈毅还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了吗？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陈毅还说：“现在搞的是什么革命？比当年王明还王明！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毅还提到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陈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刘少奇、彭真这一批人现在反毛泽东思想很起劲，现在搞文革的积极分子将来也会变。李先念说：“老干部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问陈伯达和康生：《红旗》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吵到下午7点，周恩来宣布散会。这个会没有宣布开会，只宣布散会。[761]在会议中间，周恩来知道事情严重，他主持的会议，恐怕脱不了干系，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报告，毛派汪东兴来听会。[762]

这就是以后说的“大闹怀仁堂”。

会后，王力、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追记，由王力执笔写成一个记录稿，经陈伯达、周恩来修改，周恩来作了几处补充，加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王力和关锋把周恩来、陈伯达修改后的记录稿交给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王广宇，让他誊清后找一个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对，印15份后马上拆版。王广宇对周恩来修改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厉声说：“回来！坐下开会。”王力的原稿没有这句话，是周恩来自己加上的。记录稿后面署名的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追记”。当晚，王力给王广宇开列了一份分送记录稿的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江青、戚本禹。[763]看过原件的高文谦指出周恩来增加的内容是：在陈毅说总理在延安挨整的后面加上了“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还特别注明：“陈毅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在陈毅明显针对林彪并影射毛的话后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764]

周恩来宣布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告诉了江青会上的情况。江青说要立即告诉毛主席，晚上10点左右他们三人一起到毛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下午发生的情况向毛汇报了一遍。汇报前面情况时，毛光笑，讲到陈毅发言时，毛脸色变了，不再笑了。[765]张春桥还汇报说，周恩来对《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766]

谭震林觉得在怀仁堂话没有说完，2月17日，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骂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则天。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过的。许多高级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信中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心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的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767]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768]16日晚上，江青带王力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上的情况，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谈到徐向前，林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还说：“陈伯达是一个书生。”[769]

在大闹怀仁堂以后，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文革小组其它人都没有参加。康生作了详细记录。毛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不够，就把王明、张国涛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儿来吧！”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周恩来劝毛不要这样生气，他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缓和了一下空气。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生活会”，还要他们三人“请假检讨”。康生回来后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770]毛还在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771]

２月１９日，陈毅得知毛泽东的看法后，深感问题严重了，便连夜找了周恩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求见毛当面说清，但毛却回信说陈毅“历来犯错误”“改也难”等，暂不见。[772]

元老们的抗争被说成“二月逆流”。毛泽东深知，要反击，必须稳住林彪。在毛召集会议大发雷霆的前一天晚上，毛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处谈话，一开始，毛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岗山，重新开始。”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劝毛保重身体。毛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由你来参加，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林彪同志汇报。”[773]叶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泽东大发雷霆之后，让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会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 次“政治局生活会”，对“二月逆流”的几位元老进行批判。在此期间，陈毅白天是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进行外事活动，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这些元老搞的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几位元老一个个作了深刻检讨。

在内部批判几位革命元老的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层斗争的情况，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因此，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击“二月逆流”的名义，加剧了与支持保守派的军人对抗。

通过“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批判，反对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溃不成军。原来由周恩来主持的、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买周恩来的帐，周恩来逆来顺受，江青权势大增，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774]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么多元老闹翻了，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毛泽东虽然强硬，但深谙一张一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为了缓和一下与党内元老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话。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的意见，是老帅们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我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775]“五一”节，周恩来乘毛泽东缓和之机，让这些元老上天安门亮相。周又怕这些元老又闹，就写了一封信[776]：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位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丧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1967年5月5日。

正如周恩来所警告的，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二月逆流”这件事。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项议程，再一次对他们进行清算。这一点后面再作交待。

各地的“二月镇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会议室里对文革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全国各地的“二月逆流”则是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成都军区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称之为“二月镇反”。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是从二月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后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汉事变被平息后才完全制止。

部队支左以后，一些受部队压制的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为了稳定军队，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委八条”是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依据。关于军委“军委八条”，本书后面再介绍。2月上旬，毛对如何处理部队受冲击的问题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但要处置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他们占了一楼，部队退到二楼；他们占了二楼，部队退到三楼。如果他们进一步抢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的右派骨干。林彪让他的秘书张云生把这个批示送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向军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的批示。叶说，从这个批示看，主席对军队的稳定非常重视、非常关心。[777]这样，军头们就得到了可以开枪的许可。当时毛心中的右派应当是保守派。但是从稳定军队这个角度来看，冲击军队的都是右派。

对造反派的镇压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反对文革的军政官僚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施实的，这种类型的“二月镇反”的思想倾向，是和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种情况是在革委成立前后，支左军队和一部分造反派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镇压的理由是这一部分造反派反对革委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种类型的“二月镇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没有共同的思想倾向。青海“二二三”事件属于第一种情况，贵州的镇压属于第二种情况。从1967年2月到5月，全国规模的镇反的惨烈程度超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不过，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枪杀七十多万人，而是投入监狱。在这几个月镇反中，全国抓了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监狱装不下了，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

“镇压反革命”、维护军队稳定，是中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在群众组织冲击部队的情况下，军政官僚们在镇压群众时，都亮出了“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这两把“上方宝剑”。

下面介绍1967年二三月间几个地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

青海“2·23”事件

大饥荒年代，青海大量饿死人，按青海省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10 .2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778]实际上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高出此数。1961年春，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到青海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同时，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主要是王昭。为了解决大饥荒问题，王昭在青海做了很多好事。但在处置大饥荒问题中伤害了一些人，在以后的四清运动中又过左，伤害了更多的人。王昭伤害的多是一些上层人物，文革前夕大多数已甄别平反，这些人影响着文革初期的舆论，王昭就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文革一开始，罗瑞卿已被打倒了，王昭到青海前是罗瑞卿的副手，这也是造反派要打倒他的原因。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转述了４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精神（《青海日报》社长程光远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较早知道毛的讲话。社论由程光远授意，陈逸起草），号召群众起来造反。西宁群众围绕“六三社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街头大辩论。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简称“8·18”)支持“六三社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反对“六三社论”，省委书记杨植霖了解当时的中央精神，表示同意“六三社论”，支持“8·18”；而省长王昭则坚持运动初期的认识，对“六三社论”持不同看法。所以，“8·18”保杨揪王，“捍卫队”保王揪杨。两派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随着矛盾冲突的激化，两派出现了武斗，并逐步升级。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8·18红卫兵司令部”等27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

中共中央发出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之后，1967年１月２３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下午６时，通过了支持“8·18”的方针，上报了兰州军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和多数干部不接受这个决定。军区常委会后，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要求取消支持“8·18”的决定，并推出副司令员赵永夫作为首领，赵当仁不让。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晚９时许，他们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后来刘贤权被保守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家也被抄了。[779]冼恒汉回忆录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780]冼恒汉当时是兰州军区政委，周恩来让他主持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的支左工作。冼恒汉可能不知道，1月26日，赵永夫派彭克端、白玉兴等三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据彭回来汇报：“徐副主席讲西宁部队联合行动好；刘司令员有问题，与刘志坚、梁必业有关系。”[781]徐副主席是徐向前。这可能赵永夫的底气。

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电报：“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8·18。”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即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意见不一。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8•18”打倒王昭。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支持“8•18”夺权。1月29日，青海“8•18”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8•18”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报》社。

《青海日报》为造反派大造舆论，报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报社里“8·18”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是“8·18”这一派的。赵永夫视《青海日报》为眼中钉。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

２月３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青藏公路使用的２５０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按这个公告，军管小组准备进入报社。报社职工坚决抵制，2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涌进报社，“保卫报社”。进入报社参与保卫的造反派超过了两千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帐棚里。军队要求报社中的“8·18”撤离，“8•18”坚持守不退。西宁市各“8•18”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军队包围了报社，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被军队封锁，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被围的人员送饮食和棉衣。

15日，赵永夫支持的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

19日，“8•18”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8•18”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矛盾更加激化。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8•18”定为反革命组织。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九天九夜，省军区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说“8·18”在报社里“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说“8·18”“拥有枪支、弹药”“呼反革命口号”。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青海军区发来十来份电报，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782]

21日，赵永夫再次主持会议，确定23日取缔“8·18”，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反革命组织8·18，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指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针对军人的行为，8·18的广播站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

11时10分，军队枪击8·18的广播站，所有喇叭顿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死伤群众３４７人，其中：亡１６９人，伤１７８人”。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

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５０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１０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783]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8·18’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叶剑英副主席晚8时看到了赵永夫的加急电报、“战报”以后，给赵永夫打来电话。电话是青海驻军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的，陈如意就交给赵永夫接听。叶帅听了赵永夫汇报后说：“你们打得好……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今晚会不会有反复？”赵永夫答：“今晚不会有反复！”（保密机电话记录存青海省军区并已报中央军委。）赵永夫接完电话，兴奋地对大家说：“特大喜讯，不是叶帅电话，是林副主席打来的电话……”在场的“联合指挥部”五人小组成员都非常高兴，有人拿起电话向下传达特大喜讯。第二天清晨，“捍卫队”的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将特大喜讯传单贴上了大街，并展开了大搜查、大逮捕。事后军管会调查：有10157人遭到监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绑、吊打、灌凉水等各种残酷刑法的折磨。[784]《叶剑英年谱》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条目也证实了叶剑英对赵永夫的称赞。

赵永夫为了欺骗视听，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8·18’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785]

继‘2·23’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学生，打死打伤12人。”[786]

三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赵永夫却多次在这个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他成了“平暴英雄”。可见中央军委支持赵永夫，偏听了赵永夫的汇报。

不久，中央文革接待了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连生死不明。

３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写的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共进行了四次调查会，前三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手上没有一支枪，更没有开枪。[787]

３月２４日晚至２５日凌晨２时半，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安徽厅主持处理“2·23事件的会议，这是第四次调查。赵永夫、张晓川等当事人、群众组织代表和北京到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参加。会上，进一步查清了“2·23”当天的一些细节。当面证实“8·18”没有枪支弹药。[788]最后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对青海问题的决定。然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了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冼恒汉和康健民参加，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789]。这个决定称：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3月11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零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8·18’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8·18’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向群众宣布“8·18”为革命群众组织。2月23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此时，轮到原来支持赵永夫的一派群众受难了。赵永夫的妻子凌勤元，不堪忍受无休止的批斗，于1967年5月21日，在列车奔驰中，纵身跳入了铁轨，顷刻身亡。“捍卫队”的骨干分子也被清查。

1976年毛、周逝世以后，叶剑英指示冼恒汉，让他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冼恒汉把叶的指示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张江霖和宋长庚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后来，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冼恒汉传达他的指示，要冼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冼将张江霖和宋长庚叫到兰州后，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冼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剑英几次提到冼“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不但将冼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790]赵永夫还是按叶剑英的意愿获释，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1987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

内蒙学生被枪杀[791]

1967年1月下旬，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争夺《内蒙古日报》时，军区支持保守派，抓捕军内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起围殴冲击军区的造反派。二三月间，在保守派的配合下，在呼和浩特市和其他地方，大量攻打、抓捕和殴打造反派和其他群众。

2月5日中午，数百名内蒙古造反派学生和工人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抗议内蒙古军区镇压造反派，当时周围还有上千的围观者。一个20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中午12时15分，一名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军官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汩汩涌出。3个小时以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是学生造反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开枪杀人者是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

四川镇反

由于支持保守组织“产业军”，成都军区受到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强烈反对。2月11日，成都军区抓捕了一批军队内部的造反派，激起了社会上相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愤怒，“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到军区门口要领导接见，遭到拒绝后静坐示威。1967年2月17日，叶剑英签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公开信，严厉斥责造反派，警告造反派头头，如果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事机关，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负全部责任。成都军区用飞机在全省范围内散发80万份《2·17公开信》。成都市实行全城戒严，并在全省范围开展“二月镇反”。

一辆辆军车载满装满荷枪实弹士兵，分别开到一些造反派集中的单位。在保守组织“产业军”的积极配合下，成都军区与地方公检法联合行动，逮捕了大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头目和骨干份子。成都地区这个最大工人组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从总部到基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大批被抓，其余的成员则被要求承认错误，检举揭发“坏头头”，揪出“黑后台”。和这两个组织关系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许多机关造反派、教师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都受到株连。全省取缔造反群众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8万多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多人。[792]。成都市的监狱暴满，不得不都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了。[793]另一个数字是抓了十万人。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794]

当年是省辖市的重庆，也实行了对造反派的强力镇压。据当时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文革”后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公布，在“二月镇反”期间，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795]造反派提供的镇压数字比官方的数字大得多：被镇压的“反到底”派的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一个文件中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762个。”重庆的“二月镇反”不是保守派镇压造反派，而是军队和一部分造反派（8·15派）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反到底派）。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军队都是主角。

1967年2月22日，四川万县军分区的高音喇叭宣布：造反群众组织“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赤旗”是反革命帮凶，还反复广播在一些地段实行戒严的通告。学生不服，上街游行抗议。接着，工人、干部和市民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军人冲进“主力军”驻地“真元堂”（原来是一座教堂）不由分说地一阵扫射，当场打死5人。打死人更激怒了群众，更多的人要冲进真元堂抢尸体。在场军官下令开枪，又有18人被当场打死。加上马路上误伤致死1人。共24人死亡。造反群众抬着18具尸体开展了全城大游行，后称此事为万县“2·22”镇反事件。接着，军公区又开始大搜捕，几乎各单位都抓人。几十名造反派头头被 抓后，押到各单位批斗。[796]

湖北：《3月21日通告》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将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迅速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一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组织批判造反派的“坏头头”。军区还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让一些支持军区观点的、和造反派对立的领导干部，通过“抓办”行使行政权力并压制造反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以后的“7·20事件”后的检查中，也检查了二、三月间镇压造反派的情况。他说：“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在军内捉了两百多”“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797]，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发表‘3·21’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798]实际上，在“3·21”通告发出的前几天，即3月16日晚到3月17日晨，全市统一行动，逮捕了“工总”领导人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头五百多人。[799]

陈再道说的李迎希是井岗山时期的老革命， 1955年授少将军衔。他虽为少将，却在1955年至1965年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是行政六级，在全军少见。1967年2月后陈再道停止了他的工作。1967年7月下旬，我和几位清华南下串联的同学到他家（茶港军区高干别墅区的一幢小楼里）访问过两次。他是一位清癯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武汉军区高级干部的腐化情况，他谈到军区一位干部贴了题为《茶港臭气薰天》的大字报，揭露军区高层的腐败。李将军还向我们介绍了井岗山时期杀“改组派”的情形。他对军队军衔制度不满，说：“什么少将，中将，死了都成豆腐酱！”

福州镇反

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了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评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3月9日，在万人大会上公开逮捕了造反组织“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金泉、福建省教工赤卫队负责人蔡肇基、吴丘陵等人，并宣读福建省军管会公告，勒令解散一些造反派群众组织。3月22日，又召开大会逮捕了多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群众组织，逮捕了军内和军区机关违反“八条命令”8人，拘留65人。[800]

贵州镇反

1967年二三月间，贵州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贵州的“二月镇反”。[801]贵州的镇反是借中央文革的手进行的，而且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没有被吸收进入革委会分享权力的造反组织（激进的造反组织由于阻碍“大联合”和“三结合”，因而被排除），或进入革委会后又被排斥的造反组织，起来反对革委会这个“红色政权”，因而受到镇压。这种情况在1968年在各省发生的更多。

湖南镇反

在湖南被镇压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人多势众。这次镇压是湖南省军区借陈伯达之手实施的。1967年2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写了报告，说长沙有个“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搞打、砸、抢，火烧楼房、破坏公共财物，扰乱社会治安，是一个暴行累累的保守组织。省军区将“湘江风雷”这个造反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正合中央文革的胃口。全军文革小组则将这份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则将这个内容编进了他们每天都要编的《要事汇报》中，2月4日，陈伯达就是在这份《要事汇报》上，做了批示：责成湖南军区把“湘江风雷”头头抓起来，并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802]

“湘江风雷”本来是一造反组织，是反省军区的。省军区得到陈伯达的“2·4”批示后，立即取缔了“湘江风雷”，大小头目大约数万人被关。保守派带路，军人荷枪实弹，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省军区礼堂用来关人。有人统计，这次二月镇压中全省被抓的人超过10万。

但事隔半年，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推翻了“2·4”批示，为“湘江风雷”平了反，全部释放了所有因“湘江风雷”案而被捕的人员，并宣布“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河南取缔“二七公社”

河南文革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抓了几千人。驻河南开封的第一军也向示威群众开枪。3月8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郑大联委（持二七公社观点）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一批学生被斗，让他们低头、弯腰、翻戴帽， 40多名郑大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郑大联委头头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8·24”的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

1967年二三月，很多地方都发生过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的事件。

为了镇压造反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将坦克开进了南京城。许世友对军内造反派更是强硬，他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要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有22人被捕、8人被开除，475人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十个造反群众组织被取缔，330多名造反派领袖被关押。[803]吉林驻军用飞机撒传单批判造反组织“长春公社”，强迫“长春公社”成员打着白旗“请罪”。驻军还实行“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迫使“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瓦解。3月1日，广州军区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一夜抓捕2000多人，在3月份，还取缔了一系列造反派组织。[804]在广州国际贸易交易会前的3月22日至28日，一周内逮捕群众组织领袖508人。[805]

被关在监狱里造反派，期待北京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对各地军政官僚镇压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北京的造反派召开“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打倒谭震林”巨幅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

3月11日，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806]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联络站”。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等32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召开了“揪谭”誓师大会。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万人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

3月16日，178个单位13000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3月19日，农口革命造反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造反派的领袖们纷纷发出反对镇压造反派的呼声，如蒯大富发表《迎接第八个回合》的文章，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一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这是自文革开展以来两条路线的第八次交锋。

面对保守派对文革的挑战，面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反应，毛泽东举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压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加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现在有一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强调“不准随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不旮普遍认为民，军委《十条命令》是对军委《八条命令》的纠偏。

这一系列信号，鼓舞着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他们热切地交换各种信息，转抄和翻印北京动态，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到处刷出大标语:“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各地都提出了打倒当地“谭震林”的口号，武汉提出“打倒武老谭！”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谭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组织纷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时的市中区又热闹起来了，常常可以见到人们在自发地辩论，有的直到深夜还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在人数上和气势上都明显地处于上风。[807]

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中央对处理各地的问题的基调是支持造反派、压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例如，5月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就明显体现了这个精神。这个决定明确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成都军区在前阶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决定还对成都军区加以改组，由张国华出任成都军区政委，梁兴初担任军区司令。

在1966年底，毛泽东估计1967年底以前可以结束文革。1967年1月开始夺权以后，毛泽东说过“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808]1967年3月7日，毛泽东批转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这《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要求师生回到学校“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央还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毛泽东还派解放军对大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实行军训。中央还要求各地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这些，说明文革开始进入收拢阶段。

然而，1967的“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这一重大反复，使文革形势发生了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兴起以后，出现了新的一波造反高潮。“复课闹革命”无法实行，解散跨班级、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要求也不能实现。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重新崛起的造反派，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其横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在1967年初，“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只是大学生的组织。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有的在观点上倾向“川大8·26”，有的倾向“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在组织上还是各自独立的。反击“二月逆流”以后，许多组织直接打出“8·26”某某分团或“红成”某某支队的旗号，一些外地外县的造反派也从组织上并入了“8·26”或“红成”。这样一来，“8·26”或“红成”不仅成了跨单位跨行业，而且还成为跨地区的全省性组织。与此同时，串连活动也再度兴起。造反派的学生们下厂下乡，赶赴郊区外县，帮助扶植和恢复那里的造反组织，发展壮大自己这一派的力量。[809]经历了“二月逆流”这一番反复之后，运动非但没有收拢，而是更加扩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各地实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进而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指导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的强力抵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重组。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旷日持久，日趋激烈。毛泽东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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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山头”林立严重腐败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5 13事件”：美女转乾坤？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毛泽东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一段时间里“天下大乱”，要把干部都“烧一下”，这样，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然而，社会生产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必要的公共服务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社会秩序是不能长期混乱的，靠什么维持局面呢？靠军队。在“天下大乱”以后，军队是唯一的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当时，这支力量可以压倒一切、征服一切。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过的。

在民主国家，军队是国防军，不为某一党派所用，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坛上出现的权力斗争，军队必首当其冲。由于军队是权力斗争中最为敏感的部分，所以，在军队高层集中了权力斗争的一切黑暗：阴谋、虚伪、欺诈、残酷。军队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地方文革、领导地方文革，使文革更具有复杂性，更具残酷性。 “三支两军”，使军队进入了社会，促进地方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实现“联合”，进而建立军人、干部、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军队介入文革也给毛泽东带来无穷的后患，毛林冲突由军队介入文革而来。毛、林冲突，无论是对文革还是毛自己都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为了理解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的作为，有必要介绍一下军队自身的情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枪杆了打出来的。在新的政权里，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军人势力是一大难题。1954年高岗事件[810]给这个难题以解决的机会。高岗曾有“白区党，根据地党”的说法，认为“白区党”压制了“根据地党”，即刘少奇山头压制了军队。高岗失败，这种说法被批判，巩固了以刘少奇为主的非军人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将领们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压抑下来，成为文革中推倒刘少奇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打入“彭、黄、张、周”[811]反党集团，被撤职。这个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林彪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1959年9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决定对军委进行改组，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仍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军委副主席，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委是：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罗瑞卿为秘书长，副秘书长为苏振华、肖向荣，很快又增补肖华为副秘书长。10月20日，决定在军委常委下设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

林彪提出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肖华他们。”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是罗瑞卿具体负责。[812]当然，林彪对军队的工作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是：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林彪这些作法十分赞赏，大力支持。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并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是军委成员。但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控制力很大。邓小平在军队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刘少奇、陈云对军队的影响力远不及周、邓。

文革前的军委领导班子是在1959年反彭德怀的斗争中上台的。1965年底，打倒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以后，叶剑英就取代了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撤销彭、陆、罗、杨的职务的同时，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军队的政治地位更加强固，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军队支持。在十大元帅中，叶剑英排名最后，文革开始后，叶剑英的地位上升，超过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帅。

“山头”林立  严重腐败

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着“山头”，这是“打天下”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作出贡献的，有驰骋南北的军队；有革命根据地，即通过军事割据建立的“国中之国”；有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据地之间关山阻隔，各支军队都有不相同的历史渊源，“白区”工作自成体系。从大的方面讲，根据地和军队是一块，“白区”党组织是一块。从小的方面讲，一块根据地就是一个“山头”，一支部队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大“山头”下又有许多的小“山头”，军队中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中又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由于毛泽东强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权谋，也由于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中的卓越贡献，各个“山头”都对他臣服，他也具有驾驭和平衡各个“山头”的权威和手腕，他成了各个“山头”的共主。对待这些“山头”，毛泽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逐步消灭“山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军政的权力布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还是采取这个方针。在建国以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头”问题的影响。在文革复杂斗争中，“山头”也起作用。

毛泽东开始搞军队时，在井冈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队是红四军，以后扩大结合了彭德怀的部队，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一起长征到陕北，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但最密切的还是其中的林彪为首的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与毛的历史渊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战争年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一直配合得很好，有时是相互指挥，但两支部队也有矛盾。

建国后，毛泽东掌管军权是靠红一方面军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即“红一三”（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人。打倒彭德怀后，才开始用“红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把军队指挥权全部交给“红双一”，毛泽东既放心也不放心。说放心，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支持他；说不放心，林彪也是一代枭雄，完全依靠他一个人，也有危险性。叶剑英虽然是元帅，但一直从事参谋工作，没有带过大的队伍，没有自己的“山头”。没有“山头”的叶剑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许是毛应对这个危险的一着棋。

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争，和平是对军队最强的腐蚀剂。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军队很少打仗。和平年代军事官僚的腐败程度比行政官僚更严重、更大胆、更野蛮。

1967年“7·20”事件后，陈再道在他的检查中是检讨他自己的，实际上也是军队的状况，他说：“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生活糜烂，乱搞女人。”[813]陈再道说的在高级将领中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将领玩过的女人可以编一个连，因而被称为“连长”。军事将领沉于酒色可以消磨他们的政治野心，皇权专制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此常常放纵。同时，军队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封闭系统内部的腐败对地方影响不大，所以，只要军队听他的话，毛对军队里的严重腐败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军事官僚们的严重腐败，毕竟是人们所诟病的，也与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指导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把“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划进了文革斗争对象之内。但是，毛泽东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另一方面又防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明明是“5·16”通知里提出要打倒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待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时，又将此作为罪状，把关锋打倒。毛在军队内部的文革上，是反反复复、出尔反尔的。这反映了他的两难选择：既要在军队里“反修防修”，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队真的乱了，文革也就没有支撑力量了。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毛泽东既想利用军队支撑文革，又想保持军队稳定。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的态度是：一是希望军队稳定，不能像地方搞得那么乱；二是希望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814]这两点是一致的，一旦军队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稳定。

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和军队文艺团体，这些非战斗部门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总政让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找出来，整理了材料。[815]一些批评军队领导的人受到打击，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显然，这是利用刘少奇抓右派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刘、邓垮台以后，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开展“四大”，要求销毁“黑材料”。

1966年5月间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提出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对地方文革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叶剑英、聂荣臻都反对在军队内搞“四大”。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叶剑英说：“现在有人组织什么造反突击队，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聂荣臻插话说：“军队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泾渭分明。”[816]

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军队文革只在军内的宣传、文化部门有限度地开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对军事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军委常委会议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革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学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人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人到地方串连。

这些，都反映了军方领导人的意志，也反映了毛泽东稳定军队的愿望。但从根本上说，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意志相悖。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以军队特殊为名，对军事院校的里批评领导的学生实行残酷镇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军队中受到打击的人们要求翻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军内造反者提供了理由。

《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不得不紧跟。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 ［66］515号，简称“紧急指示”），这个文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违反了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当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紧急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有不同的看法，邱会作认为，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全军文革的人搞的，几位元帅没有挡住，在当时情况下谁也挡不住。[817]王力回忆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当时是第二医科大学的学生）和另一位姓屠的高干子女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的情况，因此林彪决定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队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情况后口授的。[818]

“紧急指示”一下达，军事院校学生的造反潮流如决堤之水，大批穿军装的学生涌入北京，矛头指向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这样，原来坚持军队不搞四大、压制和打击造反派的军队干部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１００多所军事院校的班子全都瘫痪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吆吆吆（１１１所院校），的确有妖。”[819]不过，“紧急指示”还规定，军队和军事院校不参与、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组织还不断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他们为什么要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队按中央规定代为保管省委重要档案材料，而造反派怀疑其中有省委整群众的“黑材料”；二是军方有些单位提供秘密住所为群众要揪斗的“走资派”避难。

为了使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能正常工作，经林彪同意，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生回校参加文革。陈毅在讲话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这样搞不好。”叶剑英讲话说：批判资反路线的“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被敌人利用。”“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李继才，你听到了吗？”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不满，会场局部出现骚动，肖华和刘志坚立即宣布散会，并护送老帅们离开会场。１１月２９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和叶剑英再次严厉批评了造反的军校学生，回击了上次大会后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820]

为了回应两位元帅批评造反派的两次会议，中央文革准备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同样规模的会，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点名让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领导人参加。打算对他们开展斗争。由于陈毅、叶剑英等不出席，会议取消了。学生在体育馆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饿，火冒三尺，事后，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就多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两千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821]，刘志坚主持会议。叶的检讨还没有念完，就遭到学生的围攻。会议结束后，有关情况反映到林彪那里，林彪向毛作了汇报。毛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说：“这件事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责任推给了刘志坚。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刘志坚被江青点名，撤消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被隔离审查、关押。[822]刘志坚被打倒后，林彪在一次会上宣布，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江青为顾问，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组长。

为什么让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邱会作说，江青为了抓军队，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帅的使用问题。按当时的规矩，徐向前有两个历史包袱：一是他是四方面军的，和张国焘关系密切，二是1936年率红军西征，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徐单身回延安。其实，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责任还是中共中央，责任不在张国焘，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是张国焘那个“山头”的。四方面军的一号人物张国焘走了，二号人物陈昌浩被毛泽东长期放逐苏联，回来后又压着不用，毛就把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给了一个元帅，算是承认四方面军这个“山头”，但不让徐管军队，让他管民兵，他索性说身体不好，在家赋闲。1966年11月初，有关军队文革问题，江青连续几次找林彪。最后一次江青直截了当地说：“要搞军队文化革命非有元帅升帐不可。我提议徐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林彪看到江青态度很坚决，江青走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在当前情况下，徐帅任全军文革组长是可以的。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毛同意林的意见。[823]

江青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实现了她介入军队的愿望。徐上任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文革的三条方针：第一，不要怕乱；第二，要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这三条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当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讲这三条之外，还号召向地方造反派学习。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评肖华怕群众，是胆小鬼。徐的讲话使到场的高级将领很不满意，陈毅调侃地说：“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一样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聂荣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824]

为了搞好军队文革，全军文革小组主张调几个造反派来军队领导机关搞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来京后，徐讲话表示支持。据邱会作说，这样一来，“全军院校，从乱到垮了，省军区以上的机关除总参机关以外，全都乱了。”[825]一些高级将领被揪斗，邱会作差一点被整死。

1967年１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开了三个月。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把军队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避免当地的群众揪斗，二是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大革命。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对群众揪斗领导干部极为不满。南京军区的八位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谁要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首都三司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就上山打游击了。[826]

在这个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制订了17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2月11日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1月23日下发）、《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3月19日下发）。．．．．显然，这些文件都是毛泽东提出或同意的，军委扩大会只不过是讨论一下。

叶剑英说，这次会是把和领导干部叫到北京避一避造反派的锋芒，是一种保护，是林彪交待这么做的。叶剑英让与会者探望被造反派打伤后被营救出来的邱会作，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有些人当场围住叶剑英，让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么特权这么整老干部？！

俗话说：“可怜的人常有可恨之处”。邱会作差一点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众整他也是有原因的。文革一开始，邱会作将总后政委李聚奎、副部长汤平、副政委李跃等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到1966年底，就批斗军以上的干部22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矛头就指向了邱会作。[827]1967年1月12日，总后政治部一些群众贴出了一张《灵魂何其丑也》等大字报，揭露邱会作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批判邱的会上，一位被邱会作从陆军总医院弄到他家当保姆的护士，泣不成声地控诉邱会作如何把她当泄欲工具的恶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邱会作的秘书吕玉润揭发邱要搞秋后算帐，说“反我的将来一个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万个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斗邱会作时就实施了武斗，1月23日、24日，总后又连续召开大会批斗邱会作，对他进行了各种刑罚。会后，二医大的学生又把他关了起来。他妻子胡敏求叶群，林彪和陈伯达两人联名写了条子，二医大才把邱放了出来。[828]

邱会作1967年3月底回总后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个一小撮”，对整过他的人施行加倍报复。他对总后专案人员提出“三狠”的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 “应当狠斗（坚决地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待就审他）” “专案人员心里要狠，斗争要狠，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呀！手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829]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给他施加了23种刑罚，身体致残，亲友中12人被株连，其中四人死亡。[830]邱会作在总后机关炮制出大大小小的集团假案29个，如李（聚奎）饶（正锡）卢（南樵）反党集团35人；叛国外逃特务集团295人；“1·12武斗邱会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党集团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为了搞专案，邱会作私设监狱七处，动用300名战士看管。在邱会作“三狠”方针下，总后整死、逼死143人。在总后，“一人反邱，全家遭殃”，邱会作让专案组上报“黑家属名单”，并指示要把这些家属管好，看好，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在总后系统，被邱会作“重点审查”的干部、群众3200多人，被株连的家属亲友数以万计。邱会作成为九大政治局委员以后，将总后系统中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进行组织处理：1005名干部送到工厂、养马场、农场、仓库长期关押、劳动和降级使用；3302名干部流放到宁夏贺兰山总后“五七”劳动学校劳动；4738名干部作了复员处理；147名干部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31]。

《军委八条》是为了解决《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造成的乱相，对造反派的行为作了一些限制。关于“军委八条”的产生过程，吴法宪和邱会作都根据亲身经历写了回忆。

1967年１月下旬，由于军队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一些军队领导人被揪斗，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和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 林彪就口授秘书写下《军委命令》七条。在场的几位军队领导人都同意。但在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江青和几位中央文革成员不同意。林彪就带徐向前见毛泽东，毛同意了七条，加了一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显然，毛泽东加的这一条是针对高干子弟搞“联动”而言。这就成了八条。毛还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832]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这个文件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在讲话中既兴奋、又愤怒，说到“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致使右手掌边端骨折。[833]有了“军委八条”，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多人集体到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军训练改造，然后，大部分遣散回家了。[834]各地军队领导人也利用“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有的省军区向造反派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军委八条”成了“二月镇反”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然为不会让这种镇压造反派的状况持续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在《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之后，在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压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十条命令》和4月1日的中发[67]117号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强调“不准随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泽东对《十条命令》的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十条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来了。对《十条命令》军队里是有抵触的，陈再道坦言：“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他“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835]

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军内外造反派占了上风。但军内保守派是不甘心的。当时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组织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军事单位的文工团联合起来排练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和这几个单位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成为“老三军”派（也称“三军革命派”）。这一派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反对搞乱军队。在空军拥护吴法宪，在海军拥护李作鹏，在总后拥护邱会作。由此引起对立面观点也组织起来了，是军队内的造反派，称为“新三军”派，这一派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军委《十条命令》，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支持。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军队对造反派的态度走了一个“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紧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支持造反派。

为什么走“之”字路呢？这源于毛泽东对军队的矛盾态度：既想让军队支持造反派，又想稳定军队。在这条“之”字路上，每向左拐一次，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打击；每向右拐一次，大批造反派受到镇压。

1967年4月初的这一次左拐，军队内的造反派“新三军”占上风；“老三军”处于劣势。造反派力量最强的是炮兵、军艺、后勤学院、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这些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各单位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人和“老三军”决心要把造反派占优势的形势翻过来。

“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怎样扭转军内保守派的被动地位？一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这位美女名叫刘素媛。

刘素媛，空政文工团歌剧演员。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时年18岁，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由于她可以经常到中海和毛泽东跳舞，有机会和毛泽东说话。当时，空政文工团分两派，一派是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的，另一派立场相反。刘素媛是保守派，她这一派只剩下５个人，常受另一派的围攻。刘素媛找毛泽东哭诉，并向毛摸底：“对吴法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能打倒。”于是，她这一派就坚定地保吴法宪了。有了毛的态度，空政文工团形势急转直下，刘素媛这一派一下子成了多数派，刘素媛成了这一派的头头，人称“刘司令”。[836]空政文工团了就成了“老三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素媛对毛说：为庆祝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部队各文工团想搞联合演出。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告诉叶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这事后反复掂量：主席是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主席对打击造反派不高兴，但他还是要军队。林彪看到这是一个支持保守派从而稳定军队的机会。他让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人，支持“老三军”联合演出。叶群对刘素媛等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冲击。”[837]

“老三军”搞演出，“新三军”当然不高兴。他们不知道是毛泽东支持“老三军”的演出，就组织队伍冲击演出会场。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为了保护演出，防止“新三军”冲击，肖劲光、王宏坤、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付崇碧等海、陆、空高级军事将领，聚集在小剧场东侧小楼，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李作鹏回忆说，由于有军队保护，“新三军”最终没有冲进去，一场不太严重的武斗几十人受伤。“老三军”演出成功。[838]而“新三军”的一位进入现场的人回忆说，“新三军”冲上了舞台，“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后“老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接着听到广播:“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839]冲派和造反派学生撤出来以后，“老三军”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军”和“新三军”在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处。刘对毛说：“革命派胜利了。”毛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儿造反派还会翻过来。”邱会作说：“毛是支持刘素媛的，幸亏刘是革命派，如果刘是造反派，毛也会支持她。”[840]老三军演出时，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张秀川等人在大会堂。肖华认为最好是两派联合演出，任何一派单独演出、把另一派拒之门外，难免发生武斗。周不知道毛、林的态度，还在人大会堂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希望能能够联合演出。刘素媛赶到人大会堂，告诉总理，毛主席是支持她们的。总理得知毛的态度以后，立即告诉造反派不要冲击演出会场了。当时人大会堂很乱，总理就站在椅上高喊：“不要冲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周还让陈伯达、肖华到演出现场制止冲击。[841]一位小小的女演员，凭靠她的美色，能够自由行走于中南海、人大会堂这样的政治核心场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对她惟命是从，这是皇权专制的时候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却出现了！

“三军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后，又大造声势。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还组织游行示威庆祝。5月16日，他们召开庆祝演出成功的大会，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来发表支持的讲话。[842]５月２３日，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舞台，进行了长时间演出。６月９日，又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中央领导人都来观看，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给“老三军”撑腰。

“5·13”演出以后，军事官僚们对军队内造反派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军队内的造反派纷纷瓦解。从此，军队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对军队内部的各大单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强的，都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不便调整的，就用特殊办法处理。例如，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是上海一月风暴造反夺权的主要单位之一，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没有办法进行组织调整的，于是，军委办事组就以“换防”名义把这所学校迁到了西安，然后在西安进行调整。[843]所谓调整，就是对造反派进行清洗和打击。黄、吴、李、邱压垮了军内造反派，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也强化军委办事组的权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黄、吴、李、邱，从而形成了后来说的“林彪集团”。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老三军”打败“新三军”的原因：在全面夺权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大军区在支左中都支持了“保守组织”，因而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住北京军内局势。通过稳定北京军内局势，达到稳定全军局势的目的；通过稳定全军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实行这个决策。5月13日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它的对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从此，解放军的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先后被吴、李、邱掌握。北京军内局势很快稳定下来。[844]黄、吴、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常委，全面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陆、海、空三军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有军事实力的林彪集团由此形成。

王年一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应该包括毛，而且以毛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稳住北京军内局势“秘而不宣的决策”，那么，刘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这一派，肯定是符合这个决策的。毛并不是因为和她有特殊关系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刘素媛只不过是毛拨弄的一个棋子，通过支持她来实施这个决策。冲派一位头头事后察觉到，“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845]毛这样做，显然是执行“秘而不宣的决策”。美女转乾坤是表面现象。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夺省委书记李葆华的权，为此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军队警卫会场，南京军区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请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接到毛的这个批示后，林彪立即行动，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

中发［67］27号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文件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援助他们，军队应当派出部队去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不当保护“走资派”和保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军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进行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一指示传达到解放军每一个战士。

中发［67］27号文件显然是让军队为各地造反派夺权保驾护航。这个文件看起来旗帜鲜明，但是，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什么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什么是“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为军队“支左”还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都要求军队支援自己镇压对方。群众已经分为不同的派别组织，支左就是支派。无论支持哪一派，都会引起另一派对军队不满，都会加剧群众组织间的对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３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就是“三支两军”，其核心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是维持社会稳定。这个决定指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 “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从此，“三支两军”成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底，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几十个专区和数以百计的县实行全面军管。那些没有实行全面军管的省、市、县，也都实行了部分军管。县级以上的革委会军人担任主任的达80％以上，其中，云南和湖北达97％。[846]一些中央部委实行军管，如，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实行了军管。

“三支两军”以后，军队成了文革的主导力量。当时军队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保证夺权和社会稳定，推进革委会的成立，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和革委会。

军队本来是秩序的化身，军队是靠纪律和秩序维持战斗力，“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看到不服从的造反派从心里就反感。让军队支持破坏秩序的造反派，是勉为其难的事。毛泽东让造反派“火烧”官僚集团，而军队里的高层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而且是官僚集团中最核心、最腐败的一部分。他们怎么会支持造反派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大多数人对造反派是不满的。叶剑英、陈毅等几位元帅，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两军”的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都持保守态度的。其中，在军委办事组中具体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邱会作，文革初期镇压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造反派对他施行报复，差一点被打死。他对造反派怀着刻骨的仇恨。所以，让军队“支左”，势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从外地新调入驻地的21军（军长胡炜，1967年2月把21军从山西调进陕西）、38军（1967年2月从吉林调河北），12军（军长德生，1967年8月从江苏调安徽），等部队以外，几乎都是反对造反派的。特别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和驻地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镇压造反派的更为普遍。

山东左派是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青岛市左派杨葆华是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北海舰队和驻徐州和连云港地区的68军却不支持这两位造反派。[847]

在广西，开始支左部队是6984部队，他们是支持“4·22”这一派，后来6984部队要调走，“4·22”哭着挽留，当然留不住。6984部队一走，“4·22”一派大批人惨遭屠杀。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力是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周恩来就把新疆的党委、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请到北京开会，一谈就是几十天。军委办事组维护王恩茂、丁盛一派，周恩来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里通不过，就请出赛福鼎出来主政，实行了两派联合，赛福鼎是听王恩茂的。军委办事组又从湖南军区把龙书金调到新疆，任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主任。“9·13”事件龙书金垮了台，新疆乱了一阵，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较强的一个省。刘结庭、张西挺是两位造反的老干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不支持刘结庭、张西挺，但军区政委张国华比较接近造反派。司令员和政委态度不一致。为了加强压制造反派的力量，军委办事组调炮兵政委陈仁琪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9·13”以后，梁兴初、陈仁琪被定为“上了林彪賊船”，四川又开始混乱。1975年赵紫阳从广东调入四川任省委书记。

军队支左一开始，就暴露了军事官僚的本质，很多地方发生军队镇压甚到屠杀造反派群众的惨案。这些惨案构成了文革中最为血腥的一部分。

毛泽东及时对执行支左任务的军队加以引导。21军进入陕西以后，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领袖李世英请到军队，奉为上宾，听取他的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中央文革编的1967年4月21日的《快报》1940号上登了此事，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材料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用此种做法。”军长胡炜一时成了支左明星。[848]

叶剑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责难，杨成武主持军委办事组时，就在军队和中央文革之间“踩钢丝”。军委办事组从全军挑选支左干部，邱会具体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由于军队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很难找，周恩来急着要人。有一次，周到京西宾馆，邱和吴法宪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后揪着邱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你给不给我派人来？”邱会作说：“给给给，一会开会，把名单给你，你看中谁就给谁！”[849]

军事官僚是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军事官僚支持造反派，从而实现整治官僚集团的目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毛对军事官僚集团采取矛盾的态度：批评他们抵制文革的行为，却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冲击。批评是虚的，而保护是实的。官僚集团和文革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随着秩序的恢复，文革势力不断消弱，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不断坐大，最终必然造成军事官僚集团和毛泽东的冲突。其结果两败俱伤：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覆灭，毛泽东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创。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提出：“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 “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此后，持续了五年多的“三支两军”工作随之结束。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在军队参与文化革命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杨、余、傅事件”。从这个事件中看不出“路线”、“观点”的斗争，却可以看出文革中军内斗争的诡谲、肮脏、阴暗和残酷。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24日，他们三人同时被打倒。在这之前，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850]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成武、吴法宪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851]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治部的工作集中于一身，它有三项任务：一，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二加强战备，领导军队日常工作；三，组织全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罗瑞卿倒台以后，军队里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叶剑英比林彪大十岁，肖华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认为杨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叶剑英、肖华相继失势后，杨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杨成武也极力讨好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讨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军报》当时由军委办事组领导，肖力（即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拉肖力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一些重要活动，对肖力毕恭毕敬，只要肖力答应到会而未到之前，一定要等她来了才开会。1967年冬，杨成武署名发表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本来是总参大批判组写的，杨成武拿了过来组织人多次修改。杨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福州军区一个战士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杨成武下令审查这位战士，把这位战士复员回家了。[852]（“9·13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这篇文章是林彪那里搞的，硬逼着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853]）文章发表后几天，毛泽东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接着毛又作了指示：“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在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跨下来。”[854]

杨成武亲自主持编写《党史纲要》，调集了几十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做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江青的名字摆在第三位。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但不占重要位置，其它领导人榜上无名。《党史纲要》不仅点名批评了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还点名批评朱德。点名批评朱德，是经毛同意的。[855]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可能得到了什么风声，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全部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还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展出的300多张图片也是突出毛、林、江三个人。江青的地位也提到第三位。

罗瑞卿倒台后，毛、林都很器重杨成武。1966年5月9日，邱会作、李天焕在杨成武家里，李天焕吹捧杨成武说：“总长同副统帅的关系，早就是同桌办公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早已明确：杨总长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杨成武面带笑容，声音很大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后，林副主席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的！”[856]杨成武在同高级干部接触中，常谈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样器重、培养、信任他。[857]杨成武常在办公室谈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吴法宪和邱会作：“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话没有？”二人说没有。杨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时打着江青的牌子对付林彪。林彪伤心地说：“人一失去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858]杨成武也不是完全疏远林彪，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林彪军团长教我当师长》的文章，歌诵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亲密关系。

邱会作认为，杨成武踩在林彪、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859]

杨成武下台的导火线是一件儿女小事。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工作，她爱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书单世充。单世充也愿意。单的老婆纵素梅发现后到空军领导那里闹。[860]吴法宪让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找单世充谈话。谈话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就把单世充软禁起来了。吴法宪认为王飞的作法是有意扩大事态，就批评周宇驰并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周宇驰不服，就通过林立果向叶群告了吴法宪的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刚放下叶群的电话，又接到杨成武老婆也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赵志珍的电话，让吴法宪到杨成武家。吴法宪到了杨家，杨成武不见，赵志珍对吴法宪大发脾气，说把单世充抓起来是为了把杨毅搞出空军。回家以后，吴法宪向叶群打电话告知此事，叶群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要夺你的权了。”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对叶群说是他让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时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叶群把赵、余的谈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很生气，下午就把吴法宪叫去，对吴说：“赵志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勇于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硬起来，要顶住！”[861]恰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毛主席送来材料。材料中说，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余立金被俘，办了手续获释。余立金身份一落千丈，杨成武很沮丧。

王年一认为，武汉“7·20事件”后，杨成武随毛视察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时，返京后，杨成武把毛在视察时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对林怎样评价，杨成武一直避着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一直没有照办，这些，为林彪、江青忌恨。[862]当时毛、林并没有什么分歧，毛视察三个地区没有批评林彪，杨成武为何要瞒着林彪？王年一的说法还得有更多的资料证明。

邱会作说，1968年3月中旬，林彪找吴法宪商量，解决杨成武问题总的原则是“争取息事”。但林彪说服不了杨成武，才让叶群向毛报告。毛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尽听汇报。毛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行了。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杨成武耍横的本钱在于她，她就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打倒杨成武。[863]

杨成武被打倒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档案问题。江青早年一边从事文艺工作，一边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入党， 1934年9月，她作为“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参加抗日救亡的游行被捕。两个月后月教联求保获释，但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作为一名电影演员，难免有些绯闻。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10月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由于江青影坛绯闻和被捕问题，对毛江结婚中共高层有不同意见，新四军政委项英还根据杨帆提供的情况，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批评。1954年3月，江青收到一封的匿名信，信中说“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侦查写匿名信的人，多年没有破案。直到1961年，公安部门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身亡。后来江青得知，当年侦破此案的档案放在在上海。1967年4月，江青、叶群、戚本禹、杨成武组织了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陈虹带领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备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是侦查匿名信的过程中形成的23个卷宗，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笔迹照片、侦情简报、侦查对象调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报纸上发表的江青写给她丈夫唐纳的公开信和剧照等）。陈虹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这个箱子带回北京以后，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陈虹和王育民审阅了材料后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到林彪那里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陈虹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陈虹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一边守着，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此后，江青多次说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864]

在寻找和销毁江青的材料过程中，杨成武是直接负责人，可能江青对他的行为有猜疑和误会，这成为杨成武倒台的一个推动力。陈虹也被关押6年。

３月２３日凌晨１点钟，吴法宪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参加一个会议。吴法宪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会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对吴法宪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过了一会儿，毛问林彪：“谁来当这个总长呢？”吴法宪这才知道，在他来之前，已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林彪推荐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毛同意了。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判吧。”接着，江青提出，北京卫戍区这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很密切，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同意了，决定调傅崇碧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员，让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问题定了以后，毛对林彪说：“下面的事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毛、林离开以后，周恩来继续主持开会，对毛、林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865]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这个会议从晚９点等到25日凌晨才开始。会议宣布撤消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消傅崇碧卫戍司令的职务。林彪首先讲话，这个讲话事先和毛商量过，毛要林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讲一讲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的问题。[866]林彪讲话说，“主席说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问题。”“最近从空军里发生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说：“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林彪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867]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在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极其愤慨！”[868]

周在讲话中用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后说，杨余傅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后的8届12中全会公报有“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杨、余、傅的某些行为。杨、傅二人与“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聂荣臻是晋察冀山头的，余立金在新四军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陈毅部下，整这三人是对“二月逆流”再一次打击。

接着，周恩来高调称赞江青。他说：“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周恩来还讲到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的迫害。”讲江青在文艺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绩。周恩来讲完话，又领着全场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接着，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在这之后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会以前，就对杨成武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周恩来安排的。

周恩来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卫团把杨成武家里的警卫换掉，把杨家全部控制起来。然后，周恩来对邱会作说：“你带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就说我让他到人大会堂来开会。”邱会作对周说：“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周看了邱一眼说：“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杨成武过去很注重仪表，今天他的胡茬很长，头发既长又露出白头发茬（文革前老干部只有个别人染发），像病了很久的人一样。他用沉重而悲惨的声音问：“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869]邱会作等带着杨成武下楼时，杨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老婆和孩子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只有二女儿杨俊生站在橙子上说：“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杨一走，王新亭带人抄了杨的家，封存了文件。

杨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一墙之隔，周恩来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员的警惕，徐的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向前元帅也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870]中央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受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还必须接受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徐的警卫员除了保卫他的安全以外，还负有监视他的任务，所以才发生这样的误会。

２３日上午１０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同杨成武谈话。林彪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杨成武想申辩几句，但没有让他讲，林彪接着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全家，包括你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了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一下。”[871]

杨成武下台以后任命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林彪提的是“代总长”，毛说不带“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永胜同志，请你马上赶到北京来，我已经叫吴法宪派了专机到广州。”周还让黄永胜带上夫人。黄问周有什么事，周说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3月23日，黄永胜在吴法宪的带领下进了人大会堂一个厅里，黄对周恩来和叶群说：“总理，叶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让他二人坐下。此时，周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对面的一道门簾掀开，杨成武在两个身材高大的军人的伴随下走了出来 ，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周恩来面对面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子交给黄永胜，自己好好检讨错误。你回去吧。”杨成武看了黄永胜一眼，声音嘶哑地答了一声：“好”，就被两个军人带了出去。[872]

杨成武先是被带到武汉，不几天被人发现了，周恩来又决定把他带到洛阳。杨的母亲死在洛阳城里的一家医院，杨要求去送终，周恩来没有批准。[873]

傅崇碧为什么被打倒呢？因为傅崇碧和杨成武是关系密切的“老华北”，掌握着北京的要害部门，把他打倒是为了安全，是预防性的。[874]李作鹏回忆说，傅崇碧于3月5日接受了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住处报告情况。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拍”的一声倒地，皮包抛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这就成了“冲击”中央文革的大罪。[875]

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的李传俊目睹了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情况：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找鲁迅手稿，当时钓鱼台东门警卫电话请示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带着他的秘书进了十六楼。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十六楼。他们刚一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十一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时她已经在会议室了。江青跟杨成武吵了起来，我在值班室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还拍了桌子。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十六楼会议室，江青大声指责他们俩非法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而且强调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鲁迅手稿的。江青马上反驳：“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你们来的？”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秘书很紧张，我看见他直流虚汗，有点虚脱。后来我才知道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员卜训荣说，鲁迅手稿后来是在保密室找出来的，装在几个箱子里。卜训荣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所以没有告诉江青等人）。[876]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来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和吴法宪完成的。吴法宪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他家。杨德中已经到了。吴法宪让秘书通知余立金到吴法宪家来一趟。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余立金走进了院子，杨德中走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把余立金带走了。[877]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的大会。题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先周恩来宣读了中央对杨、余、傅的决定。然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作了讲话。

周恩来说：

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会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嘛，1964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杨成武倒台时林彪和周恩来高调歌诵江青，赞扬江青的历史，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档案问题，是杨成武倒台的一个原因。据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毛对党内搞宗派十分反感，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他打击起来是毫不手软的。[878]这可能的毛下决心搞掉杨余傅的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组军委办事组，新的军委办事组组成如下：组长 黄永胜（总参谋长兼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后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副组长 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成员 叶 群（林办主任，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3月28日，毛泽东在同林彪接见黄永胜等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879]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其权力在军队里至高无上。物极必反。这为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变埋下了因子。

高文谦认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最后一次大的合作。[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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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全国山河一片红”

建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复旧”和“反复旧”

湖北：长江浊浪

贵州：雷声不息

重庆：炮火连天

广西：血湧邕江

第十四章“全国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本来设想，通过“天下大乱”摧毁旧的政权之后，建立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军代表“三结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领导下搞“斗、批、改”，通过这个途径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计三年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但是，现实比毛泽东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实现“大治”的过程极其艰难复杂。

建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军政官僚集团的抵制。从表面看，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官僚们唯恐紧跟而不及。但是，从深层看，文革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抵制。1966年表现为建立官办红卫兵，派工作组抓右派，镇压群众；1967年军队介入后，除了“镇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二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违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官方把造反派的这种行为称为“派性”。如果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约束，全面放开结社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群众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威，以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够“令行禁止”，实际上，他的“最高指示”群众组织也是拿来为我所用。

对第一个难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是不让步的，但在策略上有进有退，有刚有柔。他对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这个态度：在对文革的问题上不让步，对具体个人则尽可能采取团结的方针。毛的进与退、刚与柔，也是他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无奈之举，他要改造官僚，又离不开官僚。他要把官僚机器送进修理厂，但还得让这部处于修理状态的机器继续运行。

毛泽东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了谁支撑这个政权？但他希望对干部要“烧一下，不要烧焦”，就是让所有的干部都接受一次群众批判的洗礼。在1966年全国性的“炮轰”、“火烧”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遭到攻击。进入建立新政权的阶段，就得把“烧了一下”的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强调：“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881]于是就让干部“亮相”。什么叫“亮相”？就是从思想路线上作出深刻的检查，表明自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从而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和信任，还要表明站在哪一个群众组织一边，即“站队”。当然要站在造反派这一边。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组织，干部“站队”就很难。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钦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这一派支持的另一派要打倒；另一派支持的这一派要打倒。

对于群众组织，毛开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一书记被中央定为走资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没有明确表态要保护的省委领导的地方，保守派都垮台了。中央明确表态保护的领导人所管辖地区（如广西），保守派没有垮台。在“二月逆流”以后，有些地方已经垮台的保守派又在军队的支持下恢复了（如武汉）。1967年夏，中共中央对武汉“7·20”事件的表态旗帜鲜明，“百万雄师”顷刻垮台，各地的保守组织也大多随之垮台。但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势力那么大，从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此时，毛泽东对造反派出现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提出“武装左派”，另一方面提出“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讲造反派要“文攻武卫”。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882]“武装左派”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全国武斗从拳头、棍棒升级为真枪实弹。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这里说的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是指在批判会上对被批判者拳打脚踢，也不是指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屠杀。武斗开始发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以后是造反派不同派别间的武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生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883]早期武斗是用冷兵器，后来发展到真枪真炮。群众组织手中有多少枪？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884]收回的数字大于抢去的数字，是因为抢的数字中没有统计从军工厂中流失的武器。群众组织是怎样得到这么多枪？当时说是抢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装的军队里抢到枪？还是毛泽东说得坦率，是部队送的。毛泽东要求“武装左派”。谁是左派？这就由军队作主了。军队支左，大部分支持了保守派，枪当然送给自己支持的一派。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别的矛盾都更加激烈。军队介入以后，文革从口水战、棍棒战发展为枪炮战。

从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压制军人的危险性，就在军队和造反派二者之间搞平衡，天平倾向了军队。先是批判与“5·16”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885]；不久，抛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中激进的、但没有实力的人物。毛泽东这些玩平衡的举动，为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和保守力量鼓了劲，各地造成了新的反复。

为了恢复秩序，对桀骜不驯的造反派红卫兵采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连[886]，由解放军对他们搞军训，接着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送进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最麻烦的是工人造反组织。

毛泽东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要求：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前提下夺权。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夺权，中央不承认。但是，各个山头的联合，有“以谁为主”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各个造反组织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武斗不止。当时称之为“派性斗争”。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头争夺主导权的时候，军队、行政官员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复杂性。

在文革中的对毛的任何一个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将毛的指示为我所用，使运动不按毛的战略部署发展。“围剿派性”也逃不出为我所用的陷阱。军政官僚们用整“派性”来打压造反派，中央文革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认为“无产阶级的派性”是必要的。对“派性”的为我所用，使得“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当时中央还有相当的权威，各地矛盾难以在当地解决，就是让那些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来，找个宾馆住下来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班队伍庞大，有的省一两千人；学习班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一两个月，最长的达8个月。在“学习班”上，关起门来谈情况、论是非、讲条件。学习班上吵一阵，有点进展，中央领导接见一次，讲一次活；再吵一阵，有进展，中央领导人再接见一次，讲一次话。有的地方学习班要接见五六次、八九次，才能达成“大联合、三结合”的协议。显然，这样的协议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标大相径庭。学习班基本是周恩来起主导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参加，“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参加。有的地方连“稀泥”也和不了，就实行军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乱”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会。这时，他们不管这个“新政权”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没有一个省、市革委会是按巴黎公社原则选出来的；也不管“新政权”的作为，“捡到筐里就是菜”，不管周恩来“和”出什么样的“稀泥”，毛泽东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军政官僚集团的关系而言，各地大体有如下的经历：群众造官僚集团的反，官僚集团镇压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泽东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官僚集团软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取得主动权，各地官僚政权瘫痪（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夺权，造反派分裂为不同的山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后两年）——军方镇压反革命，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中发[67]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第二次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头间的斗争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开始，以后各地时间段不同）；——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军方在组织“大联合”中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一派和军方及军方支持的一派斗争；——1968年9月5日，各地军方起主导作用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军政官僚控制的革委会“复旧”，造反派“反复旧”；——镇压反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巩固革委会，第三次镇压（1968年到1972年，各地时间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临厄运的一个月：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军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和造反派诀别。——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头，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机会，第三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对造反派再一次镇压，以各种名义将造反派头头赶出革委会；——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部分造反派最后一次得到翻身机会，第四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变成功，造反派随之彻底覆灭。

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而是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8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巨大革命画面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反潮流者内部分裂，相互斗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日的仇敌。再接着是不同派别的联合、吞并，由动乱向稳定转变，主流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革命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后革命波涛完全平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1966年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踪迹。

政治运动，特别是大国的全民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是很难控制的。被鼓动起来广大的人群中，有多种利益取向，势必形成多种政治派别。谁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种派别在每一个节点上的态度和行为。毛泽东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也不能控制每一步事态的发展，不能让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设想进行。

上面介绍的运动的大体发展线索，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进行归类分析。

以正式成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先后为准，排列顺序如下：

（一）黑龙江省， 1967年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

（二）山东省，1967年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23日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

（三）上海市，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四）贵州省，1967年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

（五）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

（六）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２、３、４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是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大联合”，困难重重；“三结合”难以形成。一些省份的夺权不是难产，就是不为中央所承认。近四个月没有革委会成立。

（七）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贤权，副主任有张江霖、达洛等。

（八）内蒙古自治区，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

（九）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

（十）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十一）甘肃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

（十二）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

（十三）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

（十四）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

（十五）广东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

（十六）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

（十六）江苏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

（十八）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南萍。

（十九）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

（二十）宁夏自治区，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

（二十一）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

（二十二）陕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

（二十三）辽宁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

（二十四）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

（二十五）云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

（二十六）福建省，1968年8月1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

（二十七）广西自治区，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

（二十八）西藏自治区，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曾雍雅。

（二十九）新疆自治区，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会。主任龙书金。

从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到1968年9月5日最后一个革委会成立，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多次反复，除台湾省外的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官方喜称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这29个省市中，革委会主任只有潘复生（黑龙江）、王效禹（山东）、张春桥（上海）、刘格平（山西）、解学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刘建勋（河南）、李瑞山（陕西）8人是地方干部，21个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人。最初成为２９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从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沉浮可以看到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政局继续动荡。

在九大以后不久，遭到整肃的，共有5人: 山西的刘格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职；贵州的李再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职；山东的王效禹，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职；黑龙江的潘复生，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职；内蒙的滕海清，１９７１年５月被免职。

刘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在以后的反复中，他们或者是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无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军方实力人物。滕海清是因为清查“内人党”搞乱了局势而下台。

这一波革委会主任下台，接任者多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发生，２９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２３人，占79.3%。毛泽东依靠军队稳定局势。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会主任下台，他们是：河北的李雪峰，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撤职。广东的黄永胜，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浙江的南萍，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江西的程世清，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新疆的龙书金，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此外，因工作调动，有5位省革委会主任回军队任职。他们是：江苏的许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３人(北京的谢富治、四川的张国华1972年病逝，云南谭甫仁１９７０年遇刺身亡)以外，２６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１５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占57.7%。“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

1976年十月政变以后，各省市革委会主任又一次大换班。有４人遭到整肃：上海的张春桥；吉林的王淮湘，１９７７年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甘肃的冼恒汉，１９７７年被撤职；天津的解学恭，1978年被免职，1987年被开除党籍。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２４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１０人，为总数的42%：他们是许世友、解学恭、刘建勋、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如果加上十一大后不久被撤职的解学恭，则为9 人，占在世中央委员的37.5%。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一共是１6人，占55.2%。在成立革委会时担任主任职务的军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牵联外，调回军队的人都进入了11届中央委员的行列。

“复旧”和“反复旧”

以军人为主导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并不“新”。它没有制度创新，没有从权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义，也没有解决政府的职能的问题。但确实裁减了人员，压缩了机构，进入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开始时也有一番新气象。但这番新气象很快就没有了，出现了“复旧”。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会被排斥。进入革委会的老干部，大多是“穿新鞋，走旧路”（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造反派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击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复旧”也表现为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特权日益严重。办公用房的扩张是行政权力扩张的一个表现。以天津为例，文革前，天津是河北省辖市，河北省会设在天津。1966年，天津成为直辖市，河北省委迁到保定（后来迁到石家庄）。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所属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当时称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当时称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000平方米。官僚特权随着官员职务的恢复而恢复。他们充分利用权力为子女谋取利益，为逃避上山下乡而参军、“走后门”上大学。军事官僚搞起特权来比行政官僚更为肆无忌惮，他们赤裸裸地以权谋私。天津市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即减少原住户的面积）、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私产被接管需要处理的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腾出的房子大多被军官家庭占有，一个团级干部就占一栋小洋楼。有些幼儿园的小洋房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在天津驻军２０个单位即66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０５部队、海军航海保证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平方米。[887]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军队占用民房不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它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军政官僚们复旧，造反派就反复旧。山东、湖北、甘肃、福建、江苏、山西、黑龙江等地，造反派都开展了反复旧活动。山东的反复旧是省革委会会主任王效禹发动的。

王效禹，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因不同意将将四位下属划为右派，被贬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行政级别从10级降为13级。他的右倾问题被甄别后，1965年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市委调动工人保青岛市委，王效禹公开支持红卫兵。9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东成立革委会，王效禹任革委会主任。

济南军区支左部队中多数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联合，三结合”中，一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造反派也受到挤压。 1967年北京的元老们搞“二月逆流”，济南军区的将军们也有表现。在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王效禹在山东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与跟“三支两军”的军队负责人矛盾开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萧华等人在北京当着王效禹和山东造反的面，批评在场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1967年5月，正是杨得志、袁升平与王效禹矛盾冲突的时期，经毛泽东批准，军委5月18日发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他虽然深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济南军区的将军们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区（徐海地区驻军68军隶属济南军区，支左由济南军区管）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改组了徐州革委会，让许世友信任的军人革委会主任下台，扶持徐州铁路分局一位年轻造反派替代。徐州属江苏省，是南京军区的管辖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提出了“反复旧”的问题。社论批评了“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领导班子，说这样的领导班子“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毛泽东审阅这篇社论时，将原安排在目录中的第四篇提到第一篇[888]，可见毛对此文的重视。王效禹和社论的思想一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开展“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运动。

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为“反复旧”造舆论。这些文章说 “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扶植一直没有转过来的保守势力,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极力重用旧机构的原班人马,大搞独立王国,与革委会闹独立,或妄图把省革委会‘架空’。”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指的是军人把持的省革委会的生产指挥部和组织组。

山东的“反复旧”运动做了几件事情：

——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部的职能相当于“文革”前的省政府（相当于湖北省的“抓办”）,正副组长由军人担任，吸收到几名前省政府的老干部。王效禹等认为，生产指挥部成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不服从革委会领导的“独立王国”。山东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组织的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后，夺取了生产指挥部的一切权力，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了“反复旧”大会。

——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材料组是由18位军队干部组成的审干小组,负责审查省革委以及所属各室、组的领导成员。王效禹等认为,组织组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排挤造反派。工宣队进驻后,查封了材料,并驱赶了军队人员。

——派工宣队进驻军队中的开展“四大”的单位，由工人组织去领导这些军队的单位。

——由“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接管公安派出所。公安系统已被军管，但王效禹等认为公安系统复旧严重，还认为“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负责人黑材料，妄图颠覆省、市革委”。1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以清查黑材料为名,强占济南市馆驿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市区的4个公安分局和38个公安派出所,声称“公、检、法一切大权归文攻武卫”。

——在反复旧风潮中，被边缘化了的老造反再次夺权，全省短时间内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聊城地区地、县革委会被工宣队夺权，90%的基层革委会被改组或冲垮重建。

山东“反复旧”的实质是,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造反派势力夺取军队控制的地方权力。

王效禹的“反复旧”激怒了将军们。将军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央状告王效禹，要求解决山东问题。“九大”会议期间，各地军队领导人就“反复旧”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保王效禹。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要求杨得志“要搞好团结。”

但是，王效禹的对手是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其他有关大军区的众多将军们，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也站在军队一边反对王效禹“反复旧”。

毛泽东不能得罪这么多的将军。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陆续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项职务,由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时,全省各级权力机构和重要生产部门几乎全是军人掌权,人们说山东是“军人政权”。
山东的反复旧显示了军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1969年的山东，文革派的王效禹失败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文革派张春桥胜利了。这是后话。

黑龙江和山东的情况大体相似。1958年，时任河南省委书第一书记潘复生，被打成“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另两人是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他们挨整的主要问题是对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持消极态度。潘复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下放到农场劳动。1962年平反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66年1月，调中共黑龙江省委任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66年8月他站出来支持黑龙江的造反派，1967年1月31日，潘复生成为全国第一家省革委会主任。1967年5月10日 ，毛泽东任命潘复生为沈阳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属沈阳军区防守）。1968年，潘复生搞“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一大批已结合到革委会里领导干部以“复辟”、“复旧”的罪名被撤职。据统计，在“反右倾，反复辟”斗争中，全省被揪斗的大队以上的干部29，091人，受株连被触动的达5万多人。[889]他这一行为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官员，也违反了毛要求“走向大治”的战略部署。1971年，潘复生被撤销一切职务，由军人汪家道任革委会主任。

“从大乱到大治”，就是恢复秩序。既然没有制度创新，只能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恢复旧秩序是就是否定文革，“反复旧”又和毛泽东“走向大治”的目标相悖。所以，毛对反复旧持矛盾态度。他先是通过1968年10月14日《红旗》社论鼓动反复旧，当反复旧冲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时，他又说：“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890]。周恩来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891]反复旧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镇压，镇压的名义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的垮台，各省革委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人因和林彪有牵联而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亚、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浙江省的南萍等。进入七十年代，毛泽为削弱军队对地方的控制力，将八大军区司令员互调，在革委会里的军人有的回到部队，有的转业到地方。在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头被边缘化。这样，革命委员会只剩下了被结合进去干部了，省与省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又重回到文革前就执掌政权的官僚们的手中了。

既然成立革委会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国家机器”，那只能是恢复17年的国家机器。这就标志着文革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就是文革失败之时。何况实现“一片红”以后，还有多次反复。在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复杂过程中，广大群众反复多次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折磨。“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广大群众的鲜血染红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从下面介绍的几个省的情况可见一斑。

湖北：长江浊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乡，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两次到湖北串连。“7·20”事件发生后，7月24日，我又到了武汉，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况除了我自己的记忆以外，还参阅了徐海亮先生的《东湖风云录》、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钟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等文献资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一方面抛出一批高校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在群众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导下，1966年7月，武汉市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全市数万人被关在各单位自办监狱中，“五类份子”再一次受到打击。游街、抄家、戴高帽，“红色风暴”席卷整个武汉，不少人投江自杀。

８月１９日，省委出面组织的官办红卫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称他们是“三字兵”）。“三字兵”到处扫四旧、破坏文物、古迹，还将历次运动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资本家揪斗游街，抄他们的家。在这个期间，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４００多余人（其中中学生１５９人）[892]。武钢综合经营厂工人庞玉来，被同厂四清积极分子黄连生贴大字报，说他曾被资本家收养。庞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工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撕下了大字报，与黄发生冲突，误伤一位劝架女工。事发十几天之后，即7月5日，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大雨倾盆。[893]6月20日，湖北大学发生工作组整师生的“6·20”事件， 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894]

１９６６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调，中共武汉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逐步撤出工作组(队)，并开门整队，要求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接替工作组(队)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当然，这些文革委员会和文革小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后，首都红卫兵南下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据统计，到12月22日止，全市陆续接待外地学生共400万人。[895]湖北省委发动“三字兵”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省运动的起落与陶铸和王任重两个人的命运相关。毛泽东很器重王任重， 曾说王有“总理之才”。陶铸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创意早于林彪。[896]毛泽东发动“文革”，陶、王 也都是紧跟的。６月１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奉调北京任中央文革顾问，后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们二人一方面在北京紧跟毛的部署，另一方面，尽力防止后院起火，在中南地区压制造反派。后来毛泽东说陶铸是“两面派”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陶、王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运动思路，在湖北省干部和群众当中还有很深的影响。

造反派崛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说：“在工作组时期，封了一批左派，抓了一批右派，这为以后武汉群众中的派系斗争播下了种子”，“武汉的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而是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他说的“反向动员”就是因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897]的确，造反派头头大多数是被官僚集团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王任重迅速转弯，武汉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党政干部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1966年9月，成立了官办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一司”）一度是多数派。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商讨成立统一司令部，由于席位问题没有达成了共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代表退出联合，后来各自成立了“新华工”（第一号头头张立国）和“新湖大”。加上“新华农”合称“新派”。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是二司的负责人。

1966年１１月１０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第一把手是重型机器厂工人朱鸿霞，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工总”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张体学授完旗就走了。接着是赵修讲话，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体与会者，省委不能承认工人总部这个名称，要改成联络站。人们感觉被愚弄了，这时台上有人对着麦克风叫：“我们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于是，数百人抢上火车到了北京。那时上海工人正在安亭卧轨。陈伯达给上海工人发电报，说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武汉工人打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来到中南海西门，贴出标语：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898]

武汉工人总部成立以后，1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造总司”，一说是11月10日成立），第一把手是电子扳金工吴焱金。１２月１２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9·13战斗兵团”（简称“9·13”，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视察武钢的时间命名）成立，第一把手是武汉钢铁公司电銲工李湘玉。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等造反组织及北京来的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社造反，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１１月１７日，省委通知一司红卫兵保卫党报，驱赶造反红卫兵。两派在报社红旗大楼激烈冲突，发生流血事件。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此时已改名赵立公）、张华，凌晨４时到报社与造反派谈判，张体学承认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动”。

12月初，在武汉市委的支持下，部分职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899]很快发展为４０万人的保守工人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反对批判省委，要求解散“工人总部”，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两次批判斗争王任重。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参加陪斗。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让他在广州休养，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揪回来。批斗时给他戴了高帽子，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造反派工人姜诗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批斗王任重之后，各单位都组织批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一时，领导干部站在汽车上被游斗，成为武汉三镇的一大景观。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瘫痪，许多单被造反派控制了权力。

夺权流产，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1967年1月26日上午，学生和工人造反头头在湖北大学召开夺权筹备会议。会议由工人总部负责人朱鸿霞主持。因革委会常委名单分配而激烈争吵，“二司”代表愤然退出了会场。下午2时，在朱鸿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礼堂举行了夺权大会，发布了《夺权公告》和《一号通令》，宣布夺取省、市委的权力。二司抢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总司”代表抢走了武汉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之后不了了之。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一而流产。

“1·26”夺权流产加深了造反派组织间的矛盾。在武汉三镇，反对“工人总部”、“9·13”、“二司”等造反组织的声音强烈起来，很多地方贴出了“工人总部、二司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二司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人总部、9·13组织严重不纯”等标语、口号。造反派哪能忍受？2月8日，“工人总部”、“9·13”、“二司”等12个激进的造反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2·8声明)。2·8声明对上述批评进行了反击，声明不仅表达了造反派的激进情绪，还指责“工造总司“、“新湖大”、“新华工”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托派”，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900]。还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工造总司”、“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造反派组织认为这篇文章是“大毒草”。“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组织认为文章是“大香花”。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军队镇压造反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2·18声明），认定“‘2·8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月22日，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三人署名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长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此文与军区的“2·18声明”针锋相对。“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了10万人大游行，抗议“2·18声明”。武汉的激进派造反组织和军区直接对抗。2月23日下午，武汉部队出动70余辆军车，乘载3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游行，高呼“2·8声明是大毒草”等口号，同时，飞机大量散发“2·18声明”的传单。武汉部队还把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推上第一线，极力宣传“2·18声明”。武汉军区这些行动给造反派强大的压力。而造反派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广播中经常播送《坐牢算什么》、《就义歌》等歌曲。

3月4日，本来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批评军队对造反派的压制，军队认为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简称“抓办”），并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抓办”担负起了原来省政府的工作，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者组成。3月15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员韩东山等出席大会。会上，军区负责人严厉批评了造反派。 “抓办”由军代表控制，造反派称“抓办”是“军政府”。“抓办”用行政权力和造反派对抗。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901]

3月17日夜晚，以落实《军委八条》的名义，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五百多名大小头目。3月21日武汉部队发表通告（“3·21通告”），认定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总有几百名头头被抓以后，保守派空前活跃，“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贴遍武汉三镇。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等保守组织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的“红武兵”。手执铁矛、头戴柳条帽的“红武兵”[902]，威武地站在一辆又一辆卡车上呼啸而过。一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开始批斗造反派的“坏头头”。

军队的强力镇压促使造反派内部已经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一起。他们共同喊出“揪武老谭[903]，为工总翻案！”的口号。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冲击军区。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汉三镇联合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游行队伍高喊：“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敢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复辟不复辟！”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等筹办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于5月16日正式成立。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组织有四五十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发展到129万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904]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名义是指“地、富、反、坏、右”，实际是是指造反派。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6·4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加紧了对造反派的武装打击，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一带杀死造反派群众多人。[905]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造总司”成员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906]

在强大的压力下，武汉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钢工总”、“钢9·13”“钢二司”，合称“三钢”。与“三钢”并肩战斗的是“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钢”和“三新”经常组织数十万人的抗议游行。著名诗人白桦是现役军人，他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散发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作家姚雪垠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册子散发。他把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镇压通告这一天称为“新马日”，比作１９２７年湖南长沙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北京的“文革”是学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 革”，武汉的“文革”则是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文革”。[907]这话有道理，但还得加一个特点：武汉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为“香花”和“毒草”两派以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反抗镇压他们的军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武汉，周恩来还通知在西南处理昆明、成都、贵阳问题的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汉。毛泽东坐镇武汉，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们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明确指出武汉军区犯了路线错误。毛、周的态度遭到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强烈抵抗，酿成了轰动全国的“7·20事件”，当时称为“武汉兵变”。这一事件使得武汉军区领导人倒台，保守派全军覆没，一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彻底翻身，到处张贴“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这个事件深深剌激了毛泽东，开始他提出“武装造反派”，同时又怯于军方闹事，调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关于“7·20事件”本书另辟一节叙述。

“钢派”和“新派”实现大联合

“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让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政委劉豐（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降兵十五軍軍長方銘，政委张纯青主持湖北、武汉的工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曾、刘、方、张”为首的军人掌权。

“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由于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压力消失，“钢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钢工总”是中央点名的、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们希望全市所有的造反组织都在“钢工总”的旗帜下实现大联合，提出了“钢化江城“的口号。“新派”认为，我们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死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工造总头头吴焱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新武汉”）。军方没有批准，周恩来也批评了这一行动。“钢化江城”没有实现，“新武汉”胎死腹中。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来武汉，抽空接见了武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周恩来说：“我说以钢派为主实现大联合，钢派就欢迎，新派不高兴；我说以新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新派欢迎，钢派不高兴。我看还是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代会好不好？”结果全场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大家通过了，就这样联合起来，你们高兴，我也高兴。”[908]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武汉造反派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曾、刘、方、张”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开了多次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方铭为市革委会主任。8位副主任中，军人3 人，干部3人，“钢派”工人一名，“新派”工人1名。27名常委中，军人5 人，干部5人，其余“钢派”和“新派”的群众代表。1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刘丰、张体学，还有几名造反派头头成为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

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没有实权。“钢工总”头头朱洪霞虽然任省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挥部总指挥；“钢9·13”头头李想玉虽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武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工造总司”（新派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吴焱金亦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武汉市修旧利废办公室主任；至于学生组织“新华工”、“钢二司”头头张立国、杨道远名义上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只有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革委主任的实职，1968年秋“工宣队”进校后，他们都回到班上接受“再教育”。

“复旧”和“反复旧”

革委会成立以后转向斗、批、改，按《十六条》规定，斗，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武汉的斗批改却针对造反派。工造总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的感受是：“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革委会没有制度创新，文革前的官僚势力占主导地位，军人和官僚看法一致。当然，与造反派桀傲不驯也有关系。

1968年，很多单位利用 “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整造反派。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将造反派集中起来，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专案审查对象，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当局认为造反派掌权的单位是“马蜂窝”，要“捅”掉。很多单位出现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909]

1969年4月10日，在汉口市中心水塔贴出了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署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高调发出了“反复旧”的号召。他们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就是把造反派赶出各级革委会。这张大字报迅速转抄到武汉三镇，又铅印大量散发。造反派派纷纷响应。朱、李、吴还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听众都是数万人。4月27日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到会有十几万人，武汉“反复旧”运动达到了高潮。

“反复旧”期间，正逢中共的“九大”召开。4月29日上午，中央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 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到京， 1969年5月份一个月内，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反复旧”行动。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910]5月27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造反派领袖时，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发〔69〕28号），中共中央认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此后，“反复旧”偃旗息鼓，但造反派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没有消除。

“北决扬”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随着造反大潮就有一股“新思潮”，随着文革的进展，“新思潮”不绝如缕。[911]1967年秋天以后，随着“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推进，造反运动渐入颓势，被打倒的干部逐渐恢复职务，造反派头头们卷入了革委会的席位之争，革委会并没有使政权带来新气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遥派越来越多。一些对文革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们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继续下去？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秋，毛泽东一段话激发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说：“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思考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912]然而，在毛泽东時代，民間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能阅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著作。“新思潮”还是来源于马、列、毛，当然是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会的一面。这些表达“新思潮”的文章词锋犀利、文采飞扬，表现了作者非同凡响的才华和学识。当然，异端思想一旦成为思潮，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就会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成为它的对立面。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思潮”表达了青年们对文革现实的不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甚至整个社会体制。在武汉出现的“北决扬”也属此类。

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学会”，并在汉口水塔民主墙上张贴了《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宣言的结尾说：“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将是谁主沉浮？”鲁礼安等人12月下旬又组织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出版了《扬子江评论》。社会上称他们为“决派”，当局后来把他们简称为“北决扬”。他们的人数最多时才二十多人，没有什么声势，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913]他们观点激进，公开批革命委员会、批军区、主张武装斗争、批周恩来、批张春桥。由于他们走得太远，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他们，新华工等还批判过“决派的极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这股思潮的危险。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69〕67号），文件说“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必须坚决取缔。” 说《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这个文件提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这个文件无端构陷这些青年人，显示了中共中央稳定革委会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后，武汉的造反派强大到难以驾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刘丰铁腕军人的手，以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北决扬”和“5·16”的名义对造反派狠加打压。1968年5月17日，鲁礼安到黄石市为印刷《扬子江评论》找纸张，在铁山被新派抓获，长达11年的关押没有审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诉。冯天艾也在监狱里关押十年。湖北的清查运动长达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5·16”、“北决扬”被审查的共33659人。[914]另有资料说整了60万人[915]。

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抽调有关人员及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军学院，参加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学习班的共1600人）。在学习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要“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深入揭、批“北决扬”和“5·16”，对造反派的头头，批判、逼供、诬陷。先是将钢工总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钢“9·13”头头张鹏程、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批斗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汉。后来又将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汉批斗后关押。1970年6月底，长达八个月的北京学习班结束了，他们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继续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后，刘丰被定为林彪死党，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曾思玉被定为林彪“活党”，继续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汉的“三支两军”军代表回到部队。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曾思玉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换了位置。赵辛初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后，造反派一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机关释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汽车游行，庆祝胡、李获释。一部份造反派参加了“反潮流”游行，获释的造反头头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治理整顿，造反派头头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接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头头们又活跃了一阵。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张、江、姚“四人帮”，12月28日，湖北“四人帮”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张（立国）被捕。夏邦银，中共党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原汉阳轧钢厂工人，判刑13年，2001年逝世。朱鸿霞，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判刑15年。胡厚明，中共党员，武汉造船厂工人，省革委会常委，判刑13年，死于狱中。张立国，共青团员，华中工学学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判刑13年。其他造反派头头也判了重刑。二司头头杨道远判12年，刑满后经商，因收中介费3万元，以贪污罪判刑15年，共坐牢27年。任爱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被判刑。

贵州：雷声不息[916]

贵州是全国第四个实现“一片红”的省份。《人民日报》为贵州夺权胜利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但是，革委会成立后，贵州依然是雷声滚滚。

从“6·6事件”到革委会成立

贵州的“四清”是在刘少奇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贵州“四清”工作团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四清后改组了中共贵州省委，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下台，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毛泽东找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并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李井泉把周林安排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过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抛了出来，作为贵州“文革”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6月6日，《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文中的小标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省略了主语“汪小川”。贵阳五中有学生蒙住内文突出小标题，就说“这些小标题是反动标语”，得到很多师生认同。自从1964年开展全民革命大批判以来，青年学生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当天傍晚六七点钟左右，五中师生将《贵州日报》报社围困起来，要求报社交出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刊登有‘反动标语’”的《贵州日报》。并张贴大字报，认为批汪小川是“舍车保帅”，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同日，贵阳师范学院出现批判贵州省委的大字报。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6·6反革命事件”。

省委抽调干部130人组成7个工作组和1个观察组分赴8所大专院校，对“6·6事件”全面反击。据不完全统计，在“反击”中，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关押、劳改。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917]

贵阳医学院是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文革试点。这个院党委是四清后新建立的。在“6·6事件”中大抓反革命，教职工总数的15.9%的人被批斗。贾启允紧跟毛泽东，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8月22日，贾启允派人到贵阳医学院召开大会，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贵医“红卫兵•红旗”是由被省委平反的人为骨干，拥护省委、反对院党委。

8月27日，南下串连北京学生“炮轰”中共贵州省委，贵阳部分学生响应，形成了“炮轰派”。贵阳医学院保党委的师生成立了“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成立，站在反对省委的“炮轰派”一边。

8月31日晚，首都南下串连学生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师范学院等200多人造反。省委组织数千人围攻造反者，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书记被迫自杀。地化所是1966年2月从北京搬迁到贵阳的。这里集中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北京联系密切，在贵州造反中起了重要作用。

9月5日，3000多名学生到省委要求贾启允接见，要他回答问题。省委组织12万人，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省委的这一作法激起了更多人造反。

9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的贵州学生，回到贵州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大多以9月15日这一天命名。如贵州工学院“9·15红卫兵团”、贵州大学“9·15革命造反团”。

为了应对炮轰派的冲击，按照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9月28日又成立红卫兵纠察大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红卫兵总队的政治辅导员，不久就成为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10月9日，在首都南下串连红卫兵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大中专学生成立了炮轰省委的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10月初，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简称“红卫军”）成立。“红卫军”迅速发展成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号称33万之众，头头李铁乃是贵阳市一家汽车修配厂的工人。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公开支持“红卫军”。

按贾启允指示，于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工人纠察队力保省委。他们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造反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1月底，炮轰派成立了“贵阳市统一行动指挥部”，红卫军、地化所等所有炮轰派组织都参加了。这是贵州造反派大联合的最初形式。

李再含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以后，先后向中央文革和林彪发出18份反映省委情况的电报，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赞赏和支持。12月10日，李再含在给林彪转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

12月3日，贵阳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开车压死2名“红卫军”工人，市公安局没有及时出面处理。李再含为了取得“红卫军”的信任，将市公安局长王玉奎撤职，并带头签字同意在全市停产3天，游行追悼。次日，造反派“统一行动指挥部”举行追悼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花圈，并致悼词，还追认这两名死者 为“烈士”。事后，“红卫军”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把躲在省军区地下室的贾启允揪出并扣押起来，哄动省城。“红卫军”声威大振。李再含和“红卫军”头头李铁乃被人们并称“二李”。此时“二李”是反对省委的风云人物。

12月5日，“红卫军”以查抄“黑材料”的名义，从《贵州日报》社抄出很多材料运回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二李”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李再含对李铁乃的态度变为“一看、二帮、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造反派头头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让李铁乃把领导权交给徐英年。李铁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

1967年1月初，李铁乃经昆明、重庆前往北京告状，在京贴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1月3日，李再含从“红卫军”中扶持另一个头头成立“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月20日，李再含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发出电报，电报说红卫军及其头头把斗争矛头任指向军队，绑架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21日，根据李再含的电报，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铁乃，押回贵阳批斗。李铁乃从此经历了15年的铁窗生活。“赤卫队”的黄世明、“贵州兵团”的施其利等工人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在贵阳被捕。这些工人造反组织的总部被瓦解。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电报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918]

根据毛泽东批示，1月24日，周总理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25日至30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先后五次接见贵州代表团。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夺取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了《夺权通告》。

1月26日凌晨，贵州某师部队和省公安厅，查抄了“红卫军”总部和“红卫军”甘荫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军区认定“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1月27日，贵阳煤矿发生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向红卫军“反夺权”，“红卫军”有54名成员被捆绑吊打。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等单位也发生类似事件。这些单位早些时候被“红卫军”夺权，“工人纠察”反夺权后纷纷到省军区报喜。

1月28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贵州代表团。听了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的介绍后，江青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代表团中的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2月1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贵州是全国第四个夺权的省份，仅在黑龙江、上海、山西之后。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红色政权”的反对派

李再含总结的贵州夺权经验是“上夺下扫，左右开弓”，其含义就是：上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下扫李铁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击“红卫军”，向右打击“工人纠察队”。夺权期间“红卫军”总部被瓦解，“工人纠察队”宣布解散。

“上夺下扫，左右开弓”是一种镇压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二三月间，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贵州的“二月镇反”。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贵州的“二月镇反”是新成立的革委会实施的。

镇压必然带来反弹。李再含用再镇压来消除反弹。

2月26日，李再含出动2，000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武装部队，对贵州医学院“红卫兵·红旗”进行反夺权（由于这个组织最早反校党委，成了该校的掌权者）。被反夺权的“红卫兵·红旗”，当天就成立了反对省革委会的贵医“2．26兵团”。

3月3日，省革委会机关报《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我们就是要行使镇压之权”，进一步压制革委会的反对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再含决定召开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用革委会的力量把红卫兵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但他无法处理已经分裂为两派的红卫兵组织。

例如，贵阳医学院一派是贵医“红卫兵·红旗”（“贵医2·26兵团”），其群众基础是“6．6” 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内革外保”（反校党委、保省委），不让他们参加贵州省夺权。另一派是“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但因他们“内保外革”（保校党委、反省委），在社会上获得造反派身份，参加了贵州夺权。在筹备省红代会时，贵阳医学院被允许参加省红代会的只有“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红卫兵·红旗”（“贵医2·26兵团”）被排斥在省红代会之外。

4月10日，省红代会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馆举行开幕式，贵医“2·26”兵团、“东方红”战斗团和贵阳六中“狙击兵”冲击会场。4月11日，省红代会在军队掩护下继续开会。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市六中等支持贵医“2·26”的行动，吹起冲锋号，再次冲击会场，会场顿时混乱，代表们纷纷离场。接着，反对派游行示威，要求省红代会休会。省革委会拒绝接受休会的意见。4月12日，要求休会的红卫兵在贵阳市举行示威游行，人数达一万多人。

4月12日晚，省革委调动了解放军、公检法和支持革委会的群众，举行了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口号是：“红代会，好得很，坚决支持开下去！”“打倒无政府主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红代会第三次、第四次被冲。冲击者高呼口号：“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这就形成了“支红派”和“反红派”。

省红代会在4月20日宣布结束，产生了45名委员，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都是从“支红派”选出来的，更加剧了“支红派”和“反红派”的对立。

4月11日冲散红代会后，要求休会的各校队伍未解散，而是从六广门游行到邮电大楼前广场开大会。在会上签到的有77个单位，成立了“4·11”红卫兵联络站，从此形成了省革委会的反对派——“4·11”派。

李再含说“与‘4·11’斗争是路线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4月18日，贵州省公安厅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说他是“贵医2·26冲红代会的黑后台”。5月13日，由17所院校组成的红卫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没有达到目的人们进入公安厅礼堂静坐示威。李再含说参加静坐的学生是“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5月19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对“4·11”要刮“十二级台风”，扬言要在半个月内，将“4·11”彻底摧垮。

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普遍成立“捍红中心组”、“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卫红兵团”等等，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的、跨行业的“支红派”队伍。广泛宣传“‘4·11’的要害在于反夺权”、“攻击红色政权”、“要搞垮省革委”。省革委委会办事机构和各部门中持“4·11”观点工作人员，都被清除出去；各大中学校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重新登记，凡“4·11”观点的一律取消红卫兵资格。

为了成立支持李再含的“新贵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省革委调动了一万多人保卫成立大会会场，贵医“2.26”奋起反抗，双方发生冲突，90人受伤，3人重伤。5月27日，在贵阳师范学院，李再含强行成立第二个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6月2日，李再含紧接着又在贵州大学成立第三个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调来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3，000多人保护会场，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上述三所高校一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成立，通过《新贵州报》的大力宣传，成为全省各单位、各县市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样板。

支持省革委会的学生组织“支红串连会”成立不久，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6月8日，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4·11兵团，贵阳地区工人支持“4·11”联络站同时宣告成立。8月中旬，支持“4·11”的各个工人组织联合筹建了“贵阳地区4·11工人兵团”。

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李再含组织了专业武斗组织“贵州8•18兵团”，对“4·11”进行武力围剿，仅在贵阳地区从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个月内，就先后调动2万多人进行了13次围攻，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1967年8月，省革委会在“打倒刘邓陶，踏平4·11！”的口号下，对反革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围攻。这个行动被称为“八月踏平”。

“八月踏平”使得“4·11”学生、工人和干部，纷纷外逃。外逃的6万多人，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徐州、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重庆、成都以及乌鲁木齐等地，向公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武装一派、镇压一派的作法，坚持同李再含作斗争。

1967年11月，“4·11贵阳前线指挥部”在贵阳秘密成立，以“队自为战”和“人自为战”的方式开展地下斗争。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贵州‘4·11’全省代表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主楼举行，在清华大学成立贵州“4·11”总司令部。并和贵州的“4·11”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1968年3月6日上午“4·11”地下组织在贵阳市郊华家山开会，上午9点多钟，“8·18兵团”出动了近1000人，荷枪实弹，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4·11”到会200多人，除少数人突围外，被抓住170多人。

对“4·11”的镇压，保证了地、县革委会的建立。1968年4月14日，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些革委会大多是一派掌权，因而很不稳定。

李再含下台，蓝亦农主政

1968年11月18日前后，在贵州的野战部队换防。原来在贵州的支左的7611部队（49师）调到云南省保山地区，0276部队（41师）从云南调到贵阳。新来的部队支左方向和原来的部队不同。“贵阳地区4·11兵团”很快恢复重建，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据点”，继续同李再含进行斗争。贵州形势更趋复杂。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和“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缓和矛盾，李再含把关在监狱里“4·11”几个头头放了出来，解散了武斗组织贵州“8·18”兵团。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针对山西和全国造反派的布告（简称“7·23布告”），要求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李再含以落实“7·23布告”为由，下决心在8月份之前拔掉“4·11”据点迎国庆，开展了对“4·11”的据点的武力围剿。7月29日，在贵阳市止林庵广场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打死54人，伤一百多人。

1969年8月下旬，周总理在看过新华社记者写的调查材料后，将贵州省、地区的头头87人调到北京进学习班，由中央直接领导解决问题。

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9年10月19日凌晨，中央领导人接见贵州汇报团时严厉批评了李再含，周恩来说：“造成目前这种情况，就是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就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可以告诉你李再含，中央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失掉了信任。虽然没有完全失掉。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就连李立三也没敢这样胆大妄为。”陈伯达、康生也严厉批评了李再含。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69）71号文件，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文件宣布：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调43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

为了落实中央（69）71号文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问题学习班，全省共有2019人参加。两派头头都作了自我批评，促进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4·11”主动解散了组织。

1971年5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对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

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张荣森为第一副主任，副主任多达15人。“4·11”补台进入省革委会的委员9人，其中副主任1人，常委2人。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职务。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了李再含在军内的一切职务。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蓝亦农说，我不会“卖友求荣”，对批林持消积态度。1972年9月3日，中央令贵州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等13人到北京，在中央领导人指导下，对全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贵州省的“中发（72）38号文件”。文件指出：“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蓝亦农调离贵州，下放劳动。

1972年9月16日，中央决定调鲁瑞林到贵州工作，任解决贵州问题工作组组长。197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委员主任。1977年2月，鲁瑞林在贵州工作五年后离任，马力接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这些都是后话。

重庆：炮火连天[919]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之后，重庆是中国的陪都。文革前夕，重庆是四川省辖市，辖八区三县，人口400多万，是当时的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文革之初，中共重庆市委仿效北京的作法，揪“三家村”、打“黑帮”，《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主持人和作者被打成了“三家村”，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920]反党集团”定为“三家村”的“黑后台”。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在《重庆日报》上点名批判。市委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揭发批判校领导人。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文中说到“周扬的一个追随者攻击鲁迅”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就是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红旗》杂志这一条注释使任白戈当即下台。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代理第一书记主持重庆工作。

保守派造反派

按市委领导的布置，1966年8月24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统一成立了赤卫军。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9月15日，重庆市委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中学生红卫兵合并，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成立了重庆工人纠察队。重庆还有一个文化系统的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

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和文艺革命军这四大官办组织，被造反派群众讥称为“保皇四军”。

破“四旧”、抄家是主要保守派组织的行为。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全市共有13，160户“牛鬼蛇神”被抄家。

重庆造反派最早的发源地是重庆大学，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重庆大学的造反派不是反对校领导，而是为校长郑思群鸣不平。郑思群，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行政七级干部，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郑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后，市委工作组组织师生对其进行了多次批判围攻。８月２日凌晨５时，郑用半片剃须刀割颈动脉自尽。8月3日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市委领导人鲁大东到场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开除党籍。８月３日晚，电机系学生周孜仁贴出大字报：《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接着，贴出了很多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直接批评市委工作组和市委的大字报。8月13日，周孜仁起草的号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报得到全校数千人的签名。从而形成了学生周家喻、查正礼、熊代富、黄顺义为骨干的造反团体，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占优势。

8月15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反工作组一派师生向重庆大学求援，重庆大学数千师生前往声援，与师范专科学校保工作组一派展开辩论，附近学校的学生和居民也加入辩论，双方争执不下，聚集了4000多人。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前来解决问题，被造反学生们纠缠至深夜。这称为“8·15”事件。1966年8月26日，重庆大学造反派以这个日子为名成立了“8·15战斗团”。

9月3日，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成立了造反派学生组织“8·31战斗纵队”。9月29日，造反派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10月更名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于9月2日成立了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使文联成为重庆市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的单位。

重庆最早的造反者都受到党委或工作组组织的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一些头头被打成反革命。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的，如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支持他们。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在造反派学生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于1966年9月30日成立，头头黄廉是复员军人。文革初期，他被本单位批斗、关押。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将他救出来参与文革运动。

进入10月，在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各级当权派。

10月11日晚上，100多名工人到市委请愿，要求市委领导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是合法的群众组织，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市委领导拒绝接见和答复他们的要求。10月15日，“工人造反军”600多人的“北上告状团”步行北上。重庆市委联系重庆驻军派出军车，将告状团全部送到永川火车站改乘火车北上。“北上告状团”人员在北京参加了11月3日举行的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11月中旬，在北京鼓足了信心和勇气的“北上告状人员”回到重庆后，正式成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很快发展为重庆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

到11月下旬，重庆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已经形成较大声势，同“保皇四军”分庭抗礼。

1966年12月4日，重庆“工人战斗军”（由李井泉支持的工人纠察队更名）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造反派认定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冲击会场，引起激烈冲突，数百人受伤，还传出“‘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这次武斗被称为“12·4”事件。

随着批判资反路线的深入，很多与“8·15”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组织汇合形成了庞大的“8·15”派。在1966年文革之初，54军是支持保守派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奉命担任了保守派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辅导员，因此还曾遭到“8·15”派的批判。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大背景下，中央支左命令下达后，54军转而明确支持“8·15”派。此时重庆的保守派已经瓦解。

夺权使造反派分裂

1967年1月夺权以后，重庆造反派出现了分裂，以重大“8·15”为核心而形成的重庆“8·15”派得到军队支持，在全市占主导地位；以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工人造反军等则与“8·15”派对立。

1967年1月24日到26日，“8·15”派等50多个群众组织，在54军支持下，宣布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组成了以54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简称革联会）。2月1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1·24夺权” 是“假夺权”。他们提出“砸烂革联会”的口号。反对“革联会”的这一派群众组织被称为“砸派”。

2月8日，“1·24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54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1·24夺权”形成了“8·15”派和“砸派”的尖锐对立。由于造反派没有实现大联合，“1·24夺权”没有得到中央承认。

“革联会”自认为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动用专政工具、利用“8·15”派群众组织，对“砸派”进行镇压。从2月中、下旬开始，“砸派”的群众组织被驻军、“革联会”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被查抄、砸烂、围攻。大批人被逮捕、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工人造反军”头头黄廉等被抓入狱。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因反对“革联会”被逼自杀身亡。从2月24日到3月18日，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群众组织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公安红一方面军”称，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762个。“文革”后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公布，在“二月镇反”期间，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921]此间，重大“8·15”出动20多卡车人员，浩浩荡荡开到北碚去，把反革联会的核心组织——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的队部砸了个稀巴烂。十多天后，北碚区的驻军宣布西师8·31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对其核心成员，在学校批斗后实行逮捕。

批判“二月逆流”，“反到底”崛起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两文件都强调：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两个权威文件，加上全国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形势，被“革联会”取缔的群众组织迅速恢复，受到打击的人立即活跃起来，组织了“反击二月逆流，砸烂非法革联会”的集会和游行。

在二月被抓的“砸派”头头从监狱中放出，其中有反到底的头头黄廉。他们和54军参谋长耿志刚等军队干部一起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5月，“砸派”大专院校学生组织“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发[67]159号，重庆人当时称“红五条”），这个文件认为支左部队“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文件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指定54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组”）。

《中发 [67] 159号》文件回避了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还让支持革联会的54军领导人担任“革筹组”负责人。

5月17日，“砸派”在市内举行拥护“红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大集会游行。5月18日，“8·15”派在市内举行“誓死保卫革联会”的示威游行，对“红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公开表示不满和抗议。

在54军领导人的劝说下，“8·15”派明白了“革联会”、“革筹组”只是名称不同，实质都是支持“8·15”派的54军领导掌权，重新举行了拥护“红五条”的游行。

“红五条”下达后，“革联会”不能再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存在，将有关工作移交给“革筹组”。“砸派”不承认这个倾向于“8·15”派的“革筹组”。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将“砸派”名字改为“反到底”派。从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现。

“8·15”派和“反到底”派成了阵线分明的两大派别。

全面内战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一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一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一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一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一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进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进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一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进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一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一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进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一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一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22]。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一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一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一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一样，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一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一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一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一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一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一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一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923]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924]。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广西：血湧邕江[925]

要了解广西文革，必须了解韦国清这个人。韦国清，广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将军衔。五十年代，他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胡志明打胜了越南奠边府战役，为建立北越红色政权立下了功勋。1955年后，一直在广西担任军政高层职务。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196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了韦国清广西第一书记的职务，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代替韦在广西的职务。但是，韦国清没有到中南局上任，还是在广西当第一书记。这是因为抗美援越需要他，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1967年3月，中央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让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由于他执行资反路线，“站不出来了”，周恩来说“我们做工作”。[926]1968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韦国清不仅没有被打倒，一直处在广西最高的领导岗位上。这样的领导人在全国各省委书记中是很少的。

韦国清虽然是广西壮族人，但他却一直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干部，压制广西本地的民族干部。而与广西相邻的广东，“地方主义”使毛不放心，只能亲自打压。韦国清对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泽东的信任。韦国清又深受毛泽东的朋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信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和越南交战。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927]抗美援越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重要的一局，韦国清是这个棋局上可以起重要作用。

韦国清善于揣摩圣意，紧跟形势，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为“不倒翁”的一个原因。1966年9月3日，他在广西大学贴出大字报——《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说“你们向区党委（特别是我）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够多，火药味还不够浓。”1967年1月29日，韦国清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1967年2月1日，韦国清贴出了他的第三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顽固地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任重倒台以后，1967年2 月 5日，他又贴出了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928]需要指出的是，韦国清揭发刘、邓、陶、王的大字报，帽子扣得很大，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文革结束后他又取得了邓小平的信任。

长期在广西工作、不能被打倒的韦国清，和广西官僚们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不可能支持反对广西官僚们的造反派。被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派和一个不能打倒的、广西最大的当权派对立。这就决定了广西造反派的悲惨命运。

两派冲突和中央调解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出现了反对和保卫当地党委的两种观点。各种观点都有一些群众组织。广西第二大城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造反派起来得较早一些。因为南下支持造反派的北京红卫兵到桂林的较多。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班的几位同学到桂林串连，是支持造反派的。桂林吸引我们的还是七星岩和芦笛岩。当时芦笛岩开放不久，从桂林市区到芦笛岩没有公路，我们是从田间小径步行去的。桂林的造反派到1966年冬就成了多数派（简称“老多”）。在全国各地夺权的1月，桂林造反派已成主流。

省会南宁造反派起来稍晚一些。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自治区直机关的几个群众组织则主张无条件支持这一提议。另一部分群众组织持反对态度。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各个群众组织中形成了两大派。4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联合发表声明，声明表示：“在对韦国清同志的错误没有揭深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指当时压制造反群众、扶持保守组织）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后来，伍晋南被打成“伍晋南修正主义集团。”

1967年4月22日晚，“广西红总”、“南宁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数十个“反韦”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宁4·22”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4·22””)。在广西各地都有和“4·22”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桂林“老多”也属此派。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

5月25日，“支韦派”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5·25”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在广西各地也有“联指”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联指”虽然保韦国清，却反对自治区副主席伍晋南。他们积极批判“伍晋南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是保守派是因为他们保的是广西权势最大的当权派。

1967年初夏以后，“支韦”和“反韦”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在此期间两派都组成庞大的上访队伍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各自的意见。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也参与上访：支韦的乔晓光、安平生；反韦的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等都到北京上访。

6月1日至12日“4·22”大批人员，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在此期间，“联指”组织成千上万人马，纷纷集会，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4·22”冲击、进驻军区。

6月上半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尽力调解两派群众组织，但效果甚微。双方冲突不断发生。“联指”几次组织农民进城围攻“4·22”据点，造成大量伤亡，国家物资损失严重。

6月26日 “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

6月29日，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主要听取“4·22”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武斗作了指示。但武斗没有停止。大批“4·22”群众被赶出。

7月13日，“联指”组织部分人到省军区警卫连和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多支、轻机枪三挺、六零炮一门及部分弹药。

1967年8月9日晚饭后，广西“4·22”赴京汇报团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冲进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

8月18日 晚11时左右，“4·22”组织300多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四千多发。20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4·22”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8月20日晚， 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4·22”据点。医院被严重破坏，死10人(“联指”1人，“4·22”9人)。有些“4·22”人员被俘后惨遭杀害。武斗后，“联指”把10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一具，共11具，当作是本派被“4·22”杀害的罪证，现场陈尸展览。

8月25日，“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4·22”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南宁地专“联指”出动三、四百人，参与攻打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4·22”据点。枪声响彻夜空。

1967年8月24日，中央领导人第五次接见广西群众代表。周恩来还明确指出：“过去军区支左支错了，现在军区决定支持‘4·22’。” 周恩来要求：“要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第一步停止武斗；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来；第三步被赶出的同志欢迎他们回去。他们的组织还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周恩来对“4·22”的群众代表说：“军区过去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对的。你们‘4·22’造反派是不错的，很有劲，矛头向上，精神不错。但你们把韦国清从京西宾馆拉出来打，过火了一点。现在，军区转过来支持你们了，你们不要反过来去压人家。”周恩来要求立即释放被军队抓起来的“工人总部”头头熊一军、丁友仪，恢复被解散的工人总部。

1967年8月26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又经过中央领导人的反复调解，11月8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1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53号文件《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文件肯定了两派在北京达成的这些协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3日下午3时，在京的广西革筹小组成员和两派赴京代表团乘专机回南宁。在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4·22”、广西“联指”及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广西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希望。

风云再起

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4·22”派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有的群众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有的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4·22”。

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支持“4·22”。但是，口头上表态只能是一句空话，省军区仍然暗中支持“联指”。在筹建革委会的过程中，“联指”和支持他们的军队还是占主导地位。地、县的武装部起主要作用。

11月下旬，广西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桂林地区12个县的农民代表桂林市慰问“联指”。接着武斗频频发生，广西各地“4·22”派仍然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围剿“4·22”派的军事行动，一些地方的“4·22”成员被“联指”屠杀。

19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4·22”造反大军组成“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12月29日 ，“4·22”在军区院内召开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

1968年1月5日，“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和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当晚，“4·22”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

1967年1月中下旬以来，两大派的造反组织都企图采取武力镇压对方，摧毁对方，以争取一派掌权，致使不少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惨遭杀害。省军区支持的“联指”，是武力镇压的主要责任者。

1968年2月，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6984部队）调走[929]。2月12日“4·22”5000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6984部队的大会。当时“4·22”派的小报上有一首洔：

邕江的水啊流呀流，我们从来不挽留。

可是我们的6984啊，决不能走啊不能走。

如果6984一走，就会失去千万个人头。

我们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头，万叩头，请您把6984留。

6984啊，你们不要走啊，不要走！

2月1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对“4·22”挽留6984部队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6984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就步署向“4·22”据点进攻。

在两派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1968年2月下旬，自治区革筹小组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为了落实这个通知，一些地方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对“4·22”的屠杀为建立革委会扫清了道路。此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在武力镇压下陆续成立。

2月28日，广西“4·22”常委黄达升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4·22野战军”。他说“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抗击“联指”的大屠杀。3月16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请示报告说：“4·22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提出要向“4·22野战军”武装包围。4月3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4·22野战军”问题向中央再次报告，说“4·22”所属的“野战军”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张采取行动。

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继续压制“4·22”。[930]所谓“大联合”，实际是吃掉“4·22”；所谓“三结合”，就是在“三结合”的领导成员中尽可能减少“4·22”的席位。

5月5日 晚12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6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架。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事件。周恩来三次命令：5日抢枪事件要严肃处理，抢走的武器弹药限期交回。5月10日，柳州“联指”抢夺6985和519部队武器装备。共抢去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1056发，六零炮、追击炮2门，四○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其中重伤2人。[931]

5月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全区已有5个专区、两个市、75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南宁“4·22”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发出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4·22”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文革后，中共中央派出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调组（简称“处遗”）认定，“反共救国团”子虚乌有。

5月21日拂晓，柳州市“4·22”一派“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等人，以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11888箱，共计1700多万发。并以“李向阳”[932]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25日，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接着，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

“联指”抢省军区的武器连连得手，实际是半抢半送。“4·22”很难抢到军区的枪，就到铁路上抢援助越南的武器。

4月4日，“4·22”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8万多人参加的“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发表《声明》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强烈反对成立。8日，“联指”3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13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两派发生冲突。《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

5月30日 广西“4·22”常委决定拔除距本派据点区展览馆仅一路之隔的广西“联指”的林业厅据点。中午由阙家稳带领12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杀害“联指”成员12人，开枪打伤1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及一批财物，炸坏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二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把派性杀人的“5·30”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

6月4日，“联指”所属的“后备军”等十三个组织，约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零炮8门，子弹100多万发。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4·22”。

6月19日 ，“联指”武装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4·22”“火种”大楼据点，杀害62人，投尸于邕江。

6月23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4·22”“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要求“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立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一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风”号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联指”和“4·22”双方武斗频频，互相杀戮。得到区和革筹支持的“联指”占尽优势。“4·22”抢援越的武器，引起了周恩来震怒。

《7·3布告》发出以后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出布告（简称《7·3布告》），布告列举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7·3布告》是中共中央根据广西军区汇报的情况写成的。

《7·3布告》要求保证铁路畅通，收回被抢的援越物资和武器，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明明知道广西革筹小组和省军区与“4·22”是对立的，《7·3布告》却让“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来解决广西问题，这实际是将“4·22”置于省军区的砧板之上!《7·3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成了他们屠杀“4·22”的尚方宝剑。

7月6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这一报道，对全区各地发生的乱杀人的严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8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7·3布告》传单9万多份。驻南宁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五千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5万多人参加。强调《7·3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全区共翻印散发《7·3布告》一千万份，要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7月11日，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7·3布告》”，全区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7月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当时，所谓流窜人员，实际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避难人员，“联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4·22”一批人。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9篇社论，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7·3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4·22”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7·3布告》的反革命事件”。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4·22”在南宁的据点和控制地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进行了包围。

16日，从中午12时至晚上，“4·22”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同日，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一些人生死不明。

17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4·22”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南宁市的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4·22”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1431号和1404号两艘船内装汽油1426桶、航空机油24桶，因中弹全部燃烧。共烧毁船只166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3600多吨，全部烧毁。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4·22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7月1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4·22”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4·22”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和广州军区发出报告，栽脏到“4·22”头上。1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4·22”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南宁警务区发表公开信，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

7月25日，周恩来和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负责人，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一致地对“4·22”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有的，把广西发生的问题（包括抢枪，铁路不通、南宁大火等）全部都强加在“4·22”头上，并不允许“4·22”派代表申辩发言。在接见中，康生说：“我现在要问问你们：你们反美不反美？（众答：反！）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众答：支持！）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你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周恩来说：“‘7·3’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7·3’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933]

27日，广西“联指”攻打南宁百货大楼，动用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广西“4·22”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路、百货大楼、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船只等4·22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6966、6939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装人员共三万多人，向4·22这些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座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下午攻下了展览馆，8月8日围剿结束。屠杀了万余人。仅南宁火化场就有5000多具尸体。有人看见，解放路被打下后，多辆翻斗车拉了三天尸体，有的拉到废弃的煤矿坑道里，有的丢进了邕江。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的闸门被尸体堵住了。一些被俘的人也被杀害。[934]

据区委书记范清涛1981年对中央调查组说，最少死了6000 人。[935]躲进南宁地下人防工程里的几千人，军队和“联指”无法攻入，便用“水攻”，大批人被淹死。[936]

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937]

围攻解放路胜利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

8月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将烧掉解放路一带33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加在“4·22”一方。

8月19日，在北京学习班的广西“4·22”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广西“4·22”赴京控告团的427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押、摧残。

军队和“联指”攻克“4·22”展览馆据点后，在展览馆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展出时间52天，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里，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52天，然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为了加速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南宁以外的地方也动用武装力量对“4·22”派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这一天，人武部长马政华召开紧急会议，他说：“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每个乡可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从3月8日至27日的20天里，全县连续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被杀害630多人。3月11日和13日，向都区祥元乡的两起杀人事件，被杀害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3月17日，崇左县人武部长张洪恩带领崇左县15人，前往天等县祝贺该县革委会成立。回崇左后召开会议，张洪恩讲话：“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崇左县在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发生杀害94人。[938]

在“7·3布告”发布之前，桂林市军分区就调集了12个县7800多名武装民兵围剿“老多”，“7·3”布告后还继续围剿。6955部队进入两派武斗前沿，实行武装隔离，要求两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斗。军分区政委陈某向“老多”表示，只要“老多”交枪，保证“联指”也会交枪，并保证不抓人。“老多”交出了3000多条枪，撤出了据点。“联指”只交出30条枪，不撤据点，还以市革委的名义，将“联指”武装人员改编为“工人纠察队”，把“4·22”交来的枪支部分配给他们。8月20日凌晨5时，驻军派出近一个团的兵力，配合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和各单位“联指”成员，按事先划好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地搜捕“4·22”成员，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被抓人员都遭到严刑拷打，一大批被杀死。[939]。临桂县直属机关被抓318人，仅释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940]

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某亲自布置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被杀害3681人。[941]

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7月24日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的 “联指”武装人员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4·22” “造反大军”的据点，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这次共打死146人。他们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又补了一枪，妇人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大哭，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

1983年，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向中央“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942]

只有24万人的上林县，被杀5000人，1968年7 月的一个晚上就杀死250人，尸体堵塞河道，鲜血染红河面。[943]

革命老根据地凤山县 “革老派”（属“4·22”）是多数派，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往东兰县。8月12日，广西省军区调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协助逃到外地的“联指”打回凤山建立革委会。革委会成立后，全县抓了6000人左右，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2700到3000人。[944]

8月2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的消息，声称：全区以《7·3布告》为武器，在胜利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凯歌声中，各专区、市、县终于在8月25日前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一片红”。

1968年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套红通栏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二版发表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在成立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对不服从革委会的人大开杀戒。“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染的都是普通百姓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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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年春夏武汉文革形势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第十五章“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年1月，毛让军队支持左派，但大部分军队都支持保守派。毛泽东必须调整军队的支左方向，他选择了武汉军区。如果让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军区转弯，不仅可以解决中原几个省问题，对全国部队转变“支左”方向也就树立了一个样板。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亲自坐镇武汉，动员武汉军区转弯子，本来是不很困难的事情。毛泽东信心满满，还准备解决问题以后，在长江畅游一番。但是，毛没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汉期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7·20事件”。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运动。第一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夺权”的策源地；第 三是武汉，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的发生地。这三个城市事件构成了“文革”运动不断激化的三个波次，终于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推到了顶峰。[945]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清华“4·14”让我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由我写了声援信，铅印了上千张准备到武汉张贴。7月24日到了武汉，但清华“团派”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武汉造反派更欢迎他们，再张贴“4·14”的声援信没有意义。我住进了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军区第三招待所的有清华“4·14”的几十人，“4·14”总部委员张雪梅成为临时的头儿。在武汉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到军区大院参加活动。在此期间，武汉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还专门向我们介绍了营救王力的经过。但是，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只留下一些印象，感受一些气氛。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采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汉文革的专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当事人的回忆录。

1967年春夏武汉文革形势

要了解“7·20事件”，先得介绍7月20日以前武汉文革的形势。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委一方面抛出一批高校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报纸上大加批判，另一方面在群众中抓“右派”。游街、抄家、戴高帽，“红色风暴”席卷整个武汉。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按照北京的步调，湖北省委停止了各院校的“反右”斗争，决定撤出工作组，改派联络员观察、指导有关单位的运动。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武汉市出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等。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权流产。“工人总部”、“9·13”、“二司”等12个激进的造反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2·8声明”，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2·18声明”），认定“2·8声明”大方向错了。组织部队上街武装游行，对激进造反派施加了强大压力。

3月17日夜晚，以落实《军委八条》的名义，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近500名大小头目。 “3·21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保守派空前活跃，“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贴遍武汉三镇。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一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批斗造反派的“坏头头”。

虽然武汉军区支持“毒草派”，打击“香花派”，但军队的强力镇压促使“香花派”和“毒草派”走到一起。他们共同喊出“揪出武老谭[946]，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上街游行抗议。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5月16日，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等筹办的保守派联合组织“百万雄师”正式成立。这个组织从上层到基层，都有现役军人指挥，配备了军用卡车、柳条帽、长矛、铁棍等武器，是一支准军事队伍，造反派无法与之抗衡。[947]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的 “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6·4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对武汉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一举清除造反派，实现夺权。6 月 8 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一带杀死造反派群众多人。[948]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造总司”成员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949]

在强大的压力下，武汉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钢工总”、“钢9·13”“钢二司”，合称“三钢”。与“三钢”并肩战斗的是“三新”：新华工、新华师、新华农。“三钢”和“三新”经常组织数十万人的抗议游行。

武汉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的力量都很强大，军队深深陷入保守派之中。“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就设在8201部队军管的3506军需工厂里。作为平衡两派、维持局面的支左部队已失去了维持局面的资格。更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中共中央打算让武汉军队领导人和群众组织头头到北京汇报，在北京解决武汉问题。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我们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毛泽东要亲自到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号称九省通衢。毛泽东准备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湖北问题，自有一番考虑。为了确保毛泽东在武汉成功，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左右。周又打长途电话给在四川的谢富治、王力一行，要他们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950]

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一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组织和团结保守派群众，最终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实现这个方针，先解决武汉部队的问题。如果军区领导承认错误，可以不打倒。

毛泽东14日凌晨3时乘火车离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当晚9时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别墅。周恩来等乘飞机当日早晨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由于毛要在武汉游泳，让海军司令李作鹏参加陪同，李作鹏同周恩来同机到达。[951]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时迎接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952]

６月２０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几位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吴介之）组成的中央调查组到西南处理昆明、成都、贵阳的问题。接到周恩来７月１３日电话后，１４日到达武汉，先到武汉的李作鹏到机场迎接。[953]毛让谢富治来武汉，除了关心西南的形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即武汉驻军中的一支部队曾是谢富治的部下。老陈谢兵团（陈赓为司令谢富治为政委）的９纵，改编为第１５军，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１５军。

周恩来先赶到武汉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分两派，毛来汉以前工作人员多是百万雄师这一派的，周恩来换成了另一派。可见，中央对武汉两派已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２０日凌晨带路，领着百万雄师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这是后话。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现出中央的看法，周恩来不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的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954]周恩来把８２０１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不相信他们。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会议。毛听完汇报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得快，改正得也要快。”[955]

7月17日上午，毛在东湖客舍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毛说，武汉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倒。[956]下午，周恩来等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957]

从17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也透露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用这些原则说服军区领导人。周恩来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周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陈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问题。[958]

７月１８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二司’在‘3·21公告’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月8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周思来最后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959]，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960]

杨成武证明，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是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是经他的手将周的讲话稿送给毛，毛批示后又是他还给周的。[961]

当时陈再道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听了周恩来这个总结报告后十分激动。他把军区整的工人总部的材料给周，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总部的种种问题。还说，你可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说要相信大多数。干部的大多数、军区战士的大多数、群众中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他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话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拍着桌子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962]

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见毛泽东，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接见。毛泽东对陈、钟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委‘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你们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谈话结束时，毛把陈再道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位服务人员说：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963]毛在对陈再道、钟汉华谈话中还说，第一，你“三支两军”有错也有功，支左支一派，错了，支农、支工有功劳；第二，要检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三，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他们（周恩来）要做工作，一起做到群众拥护你陈再道为止。在毛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愿意做好部队的说服工作。会开到9点半，周恩来于11点半乘飞机回北京。[964]临行前，周又强调让武汉空军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周恩来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在中央领导人来武汉以前，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就有了确定的看法。7月9日武汉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一口径，统一思想: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不能翻案，批判“2·8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965]

中央这么多要员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引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关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对围观群众透露了中央的一些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刷出标语表示欢迎。东湖客舍的灯光（武汉大学可以看到）显示中央来人。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可见他们还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汉。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员和军区领导人的多次会议期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已经透露。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很难保密，军队、“抓办”和百万雄师本来靠得很紧，中央的精神很难让“抓办”和百万雄师不知道。7月16日，武汉街头出现了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抓办”和百万雄师的情绪影响军区领导人；军队的态度也影响百万雄师的群众。军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动，使情绪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他当天的讲话通过两个渠道向全市公开了。

第一个渠道是军队。周恩来再三向武汉军区领导交待，他的讲话不要向下传达。但军区政委钟汉华同意8201部队传达。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立即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并把派到地方单位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966]蔡炳臣除了介绍周的讲话以外，还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师长和政委）”。“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传达这些时，群情激愤。牛、蔡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讲是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蔡又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这是百万雄师中传出的谣言）。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汇报。”[967]2007年，“百万雄师”常委兼联络部部长章迪杰接受采访时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传达时都说是王力讲的。[968]

第二个渠道是王力和谢富治。18日晚，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里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场的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969]他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汉造反派在全市广播“四点指示”，更是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970]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淡化他在武汉水电学院的讲话，是推脱责任。中央党校教授、文革史专家金春明听了王力讲话的录音，的确有相当的煽动性。[971]武汉的造反派说，军队传达周的讲话在先，王力在水电学院讲话在后[972]。实际上，这两个渠道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过军队可能行动更快一些罢了。

武汉军方把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归罪到王力显然是一种策略：只反王力个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的工人总部，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973]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7月19日下午，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由谢富治传达周总理18日的讲话。王力讲文革的理论问题，陈再道、钟汉华作检查。王力讲话时独立师师（即8201部队）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怀龙跟着离开，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师长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着，数十名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武汉军区大院，要谢富治接见并回答问题。他们质问军区领导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有200多名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阻止军区作检查，阻止军区为工人总部平反，要求见王力、谢富治。19日晚，独立师所属的307医院听说军区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师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大批工作人员涌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974]

军代表向“百万雄师”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百万雄师”各分站的人涌到军区大院。据19日晚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 “专揪王力指挥部”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975]

19日，陈再道、钟汉华已经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准备去释放造反派头头。前两天，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们，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976]一些人决定找毛当面反映“百万雄师”的意见。最先冲击东湖客舍的人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在７月２０日零点30分，“武汉公安”１４人，乘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拦住１４人。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某团政治部主任王某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今天晚上来了１４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１００米处，双方对峙下来。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让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977]赶到北门。王振英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振英要求钟汉华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29师（即8199部队）来。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３点左右，29师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978]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受命控制东湖客舍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院落。随后，集结在武汉重型机器厂一带的“百万雄师”的群众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车同“武汉公安”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谢出来说：“我就是谢富治”，又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５、６个人仍在纠缠。[979]

20日５点10分，8201部队军车２１辆，宣传车６辆，３辆吉普，１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３辆大型救火车也冲进来了。由独立师的某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跑到草坪。首先碰到陈再道，战士用枪托殴打陈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２０日早上6点左右。军区王振英科长闻讯与8199部队的张昭剑商量，留下8199秘书科长滕某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见“百万雄师”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随谢富治等来武汉的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张根成、北航两个学生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振英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980]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毛的住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銜着小刀游了过来。汪东兴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手中拿一个木棒。[981]

张根成回忆：7月20日他被抓进独立师部队以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稿和其它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来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张根成知道“那个游泳的老头”就是指毛泽东，心里顿时咯登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982]被抓走的王力听到打他的人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王力怀疑他们说的“老头子”就是毛泽东。[983]

他们把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很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整整齐齐地坐在两边，让王力从中穿过。把王力揪到一间房子以后，打他，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政委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群众磕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放他回去。[984]上午，在军区大院二号楼３楼４６房，独立师人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王力。一个人拿起话筒照着纸条问：“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这时现场秩序大乱，牛怀龙师长叫喊“静一下，好录音”！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985]

20日上１０点后，除部分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保守派军民进行武装大游行。游行队伍有各种车辆３９６部，其中消防车２７辆，空军军车１５辆，打８２０１、８２１６旗帜的车８３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群众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 “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声，消防车的尖叫声，形成了强烈的恐怖气氛。接连两三天，”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多个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２００余人。”百万雄师”从２０日凌晨２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３３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抓捕１００多人。[986]

20日晚，武汉市“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会议，会上提出：一，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每天要有2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逃离武汉；三，全面夺取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987]

２１日上午，“百万雄师”在３５０６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商讨如何利用”百万雄师”占优势的条件，夺省市委的权。还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988]

那时，“百万雄师”完全控制了武汉市的电信系统，新华社湖北分社发往总社的有关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稿件，都逃不过他们的检控。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分社记者所写稿件大都站在“百万雄师”的立场上说话；此间，分社还特意派出一位记者住在总社，待分社稿件发到总社后，先由该记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改写，再交总社编审交发稿。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周围，有“百万雄师”的人监视。[989]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周恩来7月18日深夜从武汉飞回北京，19日凌晨接见湖南来京人员，解决湖南铁路中断问题。２０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成武从武汉来的紧急电话打到会场，告知武汉的乱象。[990]

周思来立即告诉杨成武，根据情况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并决定安排一下北京的事，马上飞到武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对策，周随后也赶到。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并且要求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吴法宪就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中央决定办。[991]会上确定海军在武汉的舰只上的水兵上岸行动，空１５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20日下午4点，邱会作奉命到人大会堂见林彪，李文普带他先见叶群。叶群告诉邱会作：“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叶群亲自到武汉去保证毛主席的安全。”[992]江青在电话里让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离开。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993]林彪写了一封劝毛离开武汉的信，交给戚本禹修改，陈伯达、关锋参与修改，信的末尾签的是江青的名字。[994]林彪派邱会作带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行前，叶群带邱会作见了林彪，林给邱交待任务：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2，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安全就是党的安全”，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3，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你如果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区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995]邱乘飞机于20日晚上11时左右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996]与邱会作同时离京赴汉的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队。

周恩来20日下午飞回武汉，但他的行踪已经暴露。百余名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的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997]据吴法宪回忆，山坡机场的安全性远不如王家墩机场，他接到武汉空军刘丰电话，说有十多辆汽车冲进了王家墩机场，只好降在离武汉６０公里的山坡机场。[998]

周恩来的随行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飞武汉的除了周恩来的专机以外，还有两架飞机，载有8341部队指战员。飞机抵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面前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向另一方向飞去，十多分钟后降落在山坡机场。此时大约五点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又上飞机飞到王家墩机场。为了不暴露目标，待到天黑以后，周恩来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带上少数随从人员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派人引路开往东湖客舍。周到达百花一号，迅速安排毛安全撤离。空１５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支线专列上。[999]

邱会作20日晚11点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后，立即和周总理通电话。周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21日凌晨3点多，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转移出来了。邱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开往毛主席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毛在专列上接见了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还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关心毛的话转告了毛。[1000]毛从东湖转移出来后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还没有发表意见。毛看完邱会作带来的信后，可能是感到情况严重，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凌晨２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汉空军的小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下，直奔机场。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毛说：“都准备。”快上飞机时，毛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机长问：“往哪个方向飞？”毛说“先飞起来！”飞机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才说：“往东飞，去上海。”[1001]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安全，毛外出一般不乘飞机。这次破例乘飞机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等人的飞机抵达上海，直到9月16日才离开。执行飞行任务的是飞行团副团长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飞行员。[1002]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处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鹏住在同一别墅里的不同房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换房间住，但李住周的房间还按周的开灯时间开灯，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要陈把王力找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这样的态度，周很生气，“啪”地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1003]

周恩来急着寻找王力。“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人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百万雄师”头头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把王力交给了29师领导人张昭剑，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腿摔伤了。张昭剑把王力保护在29师二连，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从张昭剑处找到了王力。刘丰救王力，是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1004]到21日上午周恩来还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刘丰向周恩来报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师。找到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的一个部队隐藏起来。总理听到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1005]

21日深夜，周恩来指示，由李作鹏和刘丰两人到武汉空军部队接王力并负责护送到山坡军用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开会议布置稳定武汉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队调动。

７月２２日凌晨３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下属部队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恩来、谢富治一行，也在空１５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

22日下午，周恩来把王力、谢富治送上飞机，周和李作鹏的专机后来起飞。到北京后，周让王力乘的飞机在天上绕圈[1006]，以便周恩来和李作鹏早一些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周先赶到机场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众达万人以上。[1007]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着走下飞机，因他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的热烈欢迎。[1008]

武汉事变很快传到北京，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有意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红卫兵上街流行抗议陈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把武汉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对陈再道等还是采取怀柔政策，他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问题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同意总理提出的把陈再道保护起来。[1009]

２３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贴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

独立师部队和“百万雄师”转不过弯，除了继续游行以外，还有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武汉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独立师的军人在北京永定门车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围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学里做说服工作，实际是围攻，围攻中领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２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３０万人大会（一说100万人），欢迎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坐轮椅在最中间的位置，林彪和周恩来站在他两边。王力反对高规格的机场迎接和天安门广场的欢迎大会，这一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1010]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批准后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一天，《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中说：“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复电连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一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7］227号））下发。复电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发电报指出，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在全国城乡广泛张贴。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7月26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是按林彪、周恩来的安排，于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斗会上，周恩来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刘丰等人撕掉了陈、钟两人的领章、帽徽，还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吴法宪还给陈再道一个耳光。[1011]

７月２７日，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打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1012]官方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武汉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龙）提供的数字：打死17人，打伤四百余人。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武汉“7·20事件”发生时，北京流行的说法是“武汉兵变”。7月22日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北京西山是军队领导机关所在地。蒯大富参加了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了天安门城楼。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问题。”[1013]北京的造反派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蒯大富还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都是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徐海东将军也受到冲击。林彪垮台后有人认为，这是林彪曾企图借武汉事件清除非“红双一”的势力，但没有搞下去就终止。

毛泽东从武汉飞到上海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还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毛在武汉时就有了武装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说武汉“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要亲自去看一看。[1014]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见河南代表时讲“文攻武卫”。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调动十几万人，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当天晚上，毛泽东坐着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称赞云梯上的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张春桥趁打完“上柴联司”取得成功的机会，向毛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毛回答：“每人先发一根棍子。”[1015]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发枪。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这封信还提出“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1016]毛武装左派的号令一出，各地迅速行动。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一次讲话中说：

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巳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随便武装。需要武装的革命派必须有这么几条原则：(1)武装的必须是左派；(2)革命派手头的枪，只准自卫，不准进攻，不许拿枪去镇压群众，那是不容许的；(3)武装要按单位（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来解决，不能跨行跨业，跨行业不行，那种武装搞法有危险；(4)武装起来的单位，即革命派必须绝对听从调动，听从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员调动。在成都来说，要绝对听从警备司令部的调动，服从指挥；(5)必须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解放军要派人去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017]

军队“武装左派”只给他们相信的一派发枪，另一派当然不服，就抢枪。很多是半抢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周恩来陪同。毛对客人说：“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补充说：“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枪支流到群众手中的数字比毛说的100万支要多得多。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接过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全面升级，从长矛、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

由于支左部队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的，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军队的压制。“武汉7·20”事件一出，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冲击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在中央文革的引导下，一度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的高潮。“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来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的那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后这种提法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权威文章中多次出现过。

据王力回忆，他们从武汉回到北京以后，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1018]7月27日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有“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不在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有没有合法性，而在于“7·20事件”以后，这个提法变成了全国造反派的实际行动。受军队压制的造反派，借陈再道倒台的机会，纷纷起来冲击军队。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地在揪“本地的陈再道”。[1019]在几个月前的“二月镇反”中，很多地方的军队实行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现在是造反派翻身的时候了。

全国造反派都起来冲击军队，而文革必须依靠军队来支撑局面，这是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刚性矛盾。如果军队像地方政府那样全面瘫痪，那就无法收拾了。军队受到全面冲击以后，表示出强烈不满情绪。毛虽然是政治强人，但他还必须权衡各种力量，使自己处在各种力量的平衡点上。只有这样才会有掌控各种力量的主动权。为了平衡，他不惜牺牲忠于自己的左右两边的极端力量，也不顾他前些时发表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从武汉“7·20”事件中冷静下来以后，改变了文革的战略。

在这期间，外交战线也出现了失控。年轻的学生们认为外交部对帝、修、反太软弱，就采取了种种激烈的行动。同中国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1020]最突出的是8月22日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本书第29章有介绍。

外交部本来是周恩来分管的领域，外交部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成立，就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造反派基本上还是执行了周恩来所定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领导运动，监督业务”的原则，并没有夺取外交部的业务大权（只是在业务上有一些越权行为，如擅自批发了一些电报）。

从武汉回来的王力，风头正健，头脑一时膨胀，8月7日，他主动找外交部造反派谈话。他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他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动一动班子？”“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你们要充分利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二十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掌握，有点权才威风。”[1021]

王力讲话以后，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政治部的权。夺权后新的领导小组向驻外使馆拍发几十件电报，其中使用了“打倒刘、邓、陈”的口号，陈就是陈毅。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词激烈，毛很恼火，希望造反派对陈毅施加一些压力，但不准备打倒他。王力8月7日讲话以后，批判陈毅升级。“打倒陈毅！”的口号满天飞。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批斗陈毅大会”，陈毅遭到批斗。

在武汉“7·20”事件以后的八月，全国和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造反派一时狂热，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需要控制局面。

他抛出了几个没有实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为牺牲品，他们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该文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该文由《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1022]。“长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12日，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1023] “军内一小撮”没有被揪出来，关锋却倒霉了。倒霉的还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关、戚倒台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了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飞往上海向毛报告。8月26日上午，杨成武向毛转述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正在“治”、“乱”之间作选择的当口，听了杨成武的汇报。[1024] 8月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的问题。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1025]毛还对王力的8月7日的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1026]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1027]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阎长贵回忆说：“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1028]1968年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春节后，未经审判，他们三人都投入了秦城监狱。在文革十年中，他们下狱8年多，在这期间，赶上1975年狱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陈伯达和王关戚外”，文革后戚本禹又被判刑18年。他们的家属也受牵连。

王关戚倒台是周恩来力促的结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私交的英国作家韩素英在她的书中写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势力。”[1029]韩素英没有提毛泽东，只说是周恩来。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周恩来在关键时刻通过杨成武向毛进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进的一翼，使文革锋芒顿挫，这正是“清君侧”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录》中说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说周总理保他[1030]。这是因他写反思录时江青和康生已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周恩来是中共唯一的光辉形象。

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恩来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谈话，要求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原来北京市革委会里，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进去的。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清理出了一百四五十人。[1031]

王力的地位在一个月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对王力态度的转变是毛泽东文革战略转变的一个环节。毛虽然权高一切，但他的行为还要受各种力量左右。他是“伟大的舵手”，舵手得见风使舵，逆风使舵会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上他也有他的难处。此时，王海容[1032]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对王海容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033]（毛引用的是唐朝罗隐的《筹笔驿》中的两句）毛在这里讲的“时”、“运”就是大势，就是风向；不仅指王力的命运，也是自身状况的感叹。

毛从武汉飞到上海后，就采取有别于上海、黑龙江等地的方针处理南京问题。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南京军区支持的“8·27”，另一派是上海张春桥支持的“红总”。红总力量占优势，他们联合江苏、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世友。许世友跑到大别山军区农场躲避。还说，谁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别山打游击。毛让张春桥到大别山把许世友请到上海，立即接见许世友，说许世友是好同志。[1034]许世友也不是后来宣传的愚忠莽汉，而是一个乖巧的人。许一见面就跪在毛泽东跟前，毛将他扶起来，说了一些安抚他的话。他在大别山打了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官史作者为了贬低张春桥，说送给张春桥的是兔子），还送张春桥一箱茅台酒。许世友还主动积极地为王洪文的得力干将马振龙介绍对象。[1035]

9月1日，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宣布了文革战略转变。江青一反过去支持造反派的常态，说：“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她批评造反派：“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指向革委会。”“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这些激进的文革领导人都在讲话中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要他们支持解放军。周恩来最后归结几点：（1）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2）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3）动员在北京的外地群众回去。制止武斗。（4）停止串连，所有外地串连的马上回本单位。（5）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

从这时开始，从1967年9月开始，1966年的毕业生虽然还在学校，却领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等接见安徽群众代表。康生说“中央关于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形势问题，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坚决拥护解放军的问题，这都是大的方向问题。”江青讲话中再次强调“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强调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派性，重申中央6月6日通令[1036]和8月25日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9月16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沿途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他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着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037]毛的南巡讲话，一改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凌厉，也没有他那《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锋芒。“7·20”事件后，已经“天下大乱”，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为了安抚军队，毛把军队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领导人安排到北京办学习班。像1966年接见红卫兵那样，毛一次又一次接见参加学习班的干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请刚从南方回来的毛泽东接见军队学习班的代表。接见开始时，毛大声问：“陈再道来了没有？”陈赶快站起来，大声回答：“主席，我在这儿！”毛向他招手点头，说：“好！，好！来了就好！你学习一段时间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1038]“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阶下囚，“720事件”的祸首却成了座上客。这只有两个月时间！

几年以后，陈再道、钟汉华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1039]，江青在广州疗养的时候，在广州机关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她讲到武汉“7．20事件”时说：“我们怎么搞的，搞错了，是王关戚搞的。”钟汉华那时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听了以后很感动，很激动。[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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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清查“5 16”之谜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清查“5 16”的几个高潮

外交部清查“5 16”

农林口清查“5 16”

粮食部清查“5 16”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 16”

各地清查“5 16”

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谜

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十万计。[1041]《“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对本书作者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5·16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为什么九大以后还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 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5·16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说：“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1042]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而且目标是对着造反派的。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样，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官方文革史却惜墨如金。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周恩来在文革中一方面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在不违反毛的意图下乘机对一些老干部施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周恩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当然这是顺着毛的意图；但周对造反派中的激进势力也采取了一些压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认为刘、邓已经垮台了，在中央一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后台，那就是周恩来。1967年3月22日晚，在钢铁学院“革造”红一团的内部会议上，张建旗作了长达一小时多的发言，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张建旗的观点。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有反周恩来的活动。[1043]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没有公开发表。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1044]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然而，无论是北外“6·16”，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用“兵团”一词是虚张声势。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16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1045]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1046]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央文革没有制止。午夜后，“5·1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几天以后，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1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调查结果是：一、所谓“5·1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同“5·1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钩。三、在调查中，从“5·1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在审查一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分析，“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1047]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5·16兵团在西直门、北海、王府井、师大、农大、政法、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十九个为什么?”等五种传单，攻击周恩来，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说：“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8月9日， 在北京市许多单位，公共场所，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标语和大字报。[1048]此间，来自长沙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动。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据当时报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会上斗争了5·16的头目张建旗等五人。[1049]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还抓捕了这些学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5·16’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9月10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9月12日，北京红卫兵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1050]

到1967年10月，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该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曾考虑1968年结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间，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汉“7·20”事件之后，各地造反派乘机冲击1967年春夏之交曾经镇压过他们的军队，军队有可能被搞乱；反对周恩来，反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旧政府”，这使得在文革中维持局面的政府机构摇摇欲墜；“大联合”“三结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会都受到冲击，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处于动摇之中；火烧英国代办处，形成了影响很坏的国际事件；在中南海周围建立“揪刘火线”，十万红卫兵，昼夜不停地广播，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这是向中央施加压力；武斗不断升级，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些乱相，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坚定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汉“7·20”事件后，毛对文革有一个战略转变，即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抛出“王、关、戚”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一步，接着，就要打击坚持“王、关、戚”看法的造反派头头。“王、关、戚”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现在战略转变，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篐咒，造反派不听话，就念这个使造反派头痛的咒语。毛泽东念这个紧篐咒降服“魔鬼”，结束混乱。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1051]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京市不抓“5·16”。[1052]“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的抓“5·16”。什么是“5·16”？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一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革委会中的新贵，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一致的讲话。

1967年8月11日，陈伯达和江青在讲话中说：“‘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5·16’组织，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1053]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能再搞大串连，要求造反派在本单位搞“斗、批、改”，要相信军队，她讲到“‘5·16’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1054]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第三次接见安徽群众代表。江青说：“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5·16’。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接见后，安徽两派群众组织表示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央很快发出通知，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1055]，这个通知说: “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批评“极左”，批评“怀疑一切”。他们批评的正是一年前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说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这两本散文集是刘少奇“黑《修养》[1056]”的姊妹篇。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陶！”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一段话中“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泽东在审定姚文元的文稿时亲自加上去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毛作过三次修改，[1057]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毛亲自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分裂中央领导，即反周恩来；反对解放军。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的行为。毛泽东搞文革，一是离不一军队，二是离不开周恩来。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柱石。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国家机器难以运转；没有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1967年八、九、十月。

8月17日，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8月20日，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旗。在此期间，其他一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1058]，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机要局的王焕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都当作“5·16”的“黑后台”一个一个地被投入了监狱。

9月12日，学部 “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10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的决定。” 军委办事组表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军队清查“5·16”，目标对准1967年“5·13”演出的“冲派”，即军队内的造反派，“冲派”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的对立面。

清查“5·16”的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几个月，似乎没有大的动作。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会，却说杨、余、傅是 “5·16”的“黑后台”,和杨、余、傅有关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的历史终结。自1967年秋后，一些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相继被边缘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干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一些省市搞“反复旧”，反对革委会，这使得清查“5·16”运动又开始升温，一批“反复旧”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到1969年，清查“5·16”运动时断时续地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保卫红色政权。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多地方的革委会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很多地方枪毙进入了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如山西枪毙了杨成效，天津枪毙了程国富，枪毙前游街示众。当时公布了他们的罪行，即使这些罪行属实，也不够枪毙）。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会成立以后还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继续造反，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动。”“原来搞‘5·16’、挖‘5·16’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1059]

1969年年10月29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说“‘5·1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他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5·16’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并讲话。周恩来说：“‘5·16’不单是在1967年发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周恩来指出“5·16“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还有学校叫小‘5·16’，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康生说：搞清“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江青说：“‘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1060]

第三个高潮：“3·27通知”。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发 ［1970］20号）（通称“3·27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5·16’”。

当时清查“5·16”时都追查什么时候参加“5·16”组织，填什么表格，由于根本没有这个组织，追查不出结果。“3·27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半年以后，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3·27通知”，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要重在罪行。”[1061]这样一来，只要参加了某些活动，就要当作“5·16”分子进行追查，从而使清查进一步扩大化。有些单位本来清查有困难，由于“3·27通知”中有反扩大化的内容，就松了下来。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说：“今年3月27日发了个通知，他们又抓住‘3·27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发［1971］13号）（通称“2·8决定”），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以杨俊生、黄作珍、于桑等为组员共13人组成中央“5·16·专案联合小组”。这个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外语学院“红旗”成员章含之向毛泽东写信，告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状，说谢在外院支持的一派“6·16”兵团是反总理的，海军在外语学院的支左坐在“6·16”这一边。毛对章的信作了指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周就调走了来自海军的支左部队的大部分，改为8341部队，加强了外交部系统对“5·16”的清理。[1062]

北京市群众揭发涉及到5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面报上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三千人进入了留宿学习班。[1063]

清查“5·16”运动中，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参与者。这使“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两条：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以后，又加了一条：反对革委会。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造反派所有的行动。1971年6月30日，清查办公室负责人陈伟（部队干部，原秦皇岛航校校长）在话话中提到“5·16”的11项罪行和15件事。15件事是：烧英国代办处；“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卫生部黄树则专案，泄露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机密；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的材料；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包括天津黑会，砸烂公检法[1064]，等；7月27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1065]。有的地方以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划线，把反对当地军政领导人的活动也作为清查“5·16”的内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个“重大事件”中，把“发动打谢运动”一事，也排了进去，谢是四川支左部队负责人谢家祥。[1066]南京将反对过许世友的人都当作“5·16”分子清查。按这样清查，所有的激进造反派都不能幸免。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清查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呢？开始说黑后台是“王、关、戚”。杨、余、傅被打倒后，又说“黑后台”是“杨、余、傅”。“3·27通知”又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列为操纵者。1970年9届2中全会陈伯达倒台以后，又说清查“5·16”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是“黑后台”。在各省，一些与掌权的军政官僚不一致的老干部都成了“5·16”的“黑后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评林彪是“5·16”的一条重要罪状，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后，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更为蹊跷的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5·16”联合专案组副组长、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２１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开始中央认为是他杀，还对有关人员采取了措施。后又定为“畏罪自杀”。李震虽然是联合专案组副组长（组长吴德，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兼管专案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公安部，“5·16”专案组具体由公安部负责。李震在公安部管业务工作，承办中央直接交办的事，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畏罪自杀”，什么“罪”？没有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一个“5·16”组织，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具体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1067]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部党委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和一批司局级干部，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造反派抄出８个麻袋材料，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１２月２０日，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党组织力图予以解散，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１７００多人，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２２００多人。

1967年１月１８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并祝贺夺权胜利。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今后）没有部（造反派）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我不看。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一烧”。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陈毅虽然因“二月逆流”挨批，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就对周恩来不满，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1068]

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顷刻瓦解，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当１９６８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强调，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姚登山参加“5·16”，难道还要填表吗？”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送入秦城监狱关了9年。[1069]

姚登山，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他是一位直来直去、城府不深的干部。1966年3月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1967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权，杀害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一直是印共的坚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输出革命。苏哈托政变也随之引发了反华浪潮，大批人围攻中国大使馆，断绝了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中国驻印尼大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任临时代办。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势力进行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姚登山，他一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一下飞机，受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5月1日晚上，周恩来又让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姚登山一举成名。回北京后，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斗争，站在造反派“联络站”一边。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周恩来点名说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一样，因外交部的文革问题一下子从大红大紫的英雄变为秦城监狱里的囚徒。

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一些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待，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响应号召，承认他们是外交部“5·16”的组织部长，还供出上百人。周恩来动员林兆南坦白交待，林交待了，后又不承认，姬鹏飞又动员，又交待，又不承认，被人们传为“七进七出”。林兆南是一位老干部，文革后出任驻土耳其大使。[1070]

和中央其它部门一样，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是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的。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那个班里连一个党小组长也找不到了，只好请外单位随丈夫到干校的一名非党行党小组长的职责。[1071]

1968年秋，突然将外交部属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漫画家朱根华关了起来，说他是“5·16分子”。他被关在一个暗房里，24小时不见阳光，大小便都在室内。1969年，他被两人押往湖南攸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还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下放到甘肃，一去十年，家庭从此离散。在干校里，除了劳动以外，经常是24小时连续审讯。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干校开批判大会，当场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斗会上被扭断了手臂，成了终生残疾。[1072]

1970年4月5日，苏欧司唐贤耀被逼自杀，死后说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干校撤销了，唐的孤坟很长时间还留在那里。外交学院的青年教师彭宁也在审查“5·16”中被逼自杀。[1073]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三个阶段：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为全面铺开时期；１９７２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３１人；因5·16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８０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１７０多人；因5·16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１４０８人；共计１７００多人。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1074]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２０名干部，八十年代都获平反，并分配了工作。文革结束后，直到８０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还留下“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处分。1980年8月姚恢复行政11级，1985年6月离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农林口清查“5·16”

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将。毛泽东批评“二月逆流”之后，各院校的红卫兵纷纷进驻农林口[1075]的各部机关，到处寻找攻击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在农林口机关被作为反党分子受批斗。他的秘书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批斗秦化龙是根据谭震林的意图。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后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既然整秦化龙的是谭震林，现在谭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龙该平反了。于是，红卫兵强烈要求周恩来为他平反。但是，国务院农办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对为秦化龙平反。造反派认为，“延安公社”的这种态度实质就是保谭震林。周恩来建议群众组织就秦化龙问题进行辩论，通过辩论统一认识。造反派对周恩来不满意。

1967年5月16日，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5·16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宣言要求“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农大东方红5·16”的行为受到批判，在政治压力下，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5·16兵团”，停止一切活动。“农业大学东方红5·16”虽然只有一两天的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了灾难。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1076]的代表。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 经周恩来批准，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北京卫戍区，周恩来亲自给卫戍区领导人傅崇碧、黄作珍写信，令其“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1077]

这仅仅是清查5·16的开始。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

不久，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5·16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被划为“5·16反革命”骨干分子，被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队们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5·16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的秘书许人俊，分别作为“5·16”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随后，“5·16”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对许人俊连续72小时残酷审讯。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1078]

1970年3月，清查“5·16”的“3·27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的清查运动进一步“深挖”和扩大打击面。

1970年11月29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的指示中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的‘5·16’问题没有揭开盖子。”纪登奎要求追查以下问题： （1）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2）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即“揪刘火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3）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4）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4）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5）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6）在抓“5·16”时出现的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没有？持续了四年的清“5·16”运动在农林口继续进行。[1079]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开会宣布：“你们5·16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林彪集团垮台后，农林口干校清查“5·16”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他们继续对被清查的人进行审查。天天让清查对象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5·16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5·16”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清查对象，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是，清查“5·16”并没有宣布结束，要清查对象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后来，政治形势有所变化，清查对象们不甘心当“5·16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5·16”，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有一次，清查对象许人俊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许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间，刘传新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他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刘传新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许人俊等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5·16”的信息。刘传新眉头紧锁，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5·16’，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刘传新还伤感地向许人俊等诉说：“我在这里抓‘5·16’，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5·16’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5·16’，我也说不清!”[1080] 文革结束后，刘传新因镇压1976年的“四五”运动、参与了其它“四人帮”的活动接受审查，1977年5月19日自杀身亡。

粮食部清查“5·16”[1081]

在粮食部，军代表制造了“粮食部‘5·16’阴谋集团”的冤案。这个“集团”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文革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文革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革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文革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1082]）、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7人被打成“黑参谋”。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陈其阵被打成“集团”第五号人物。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断胳膊，两人被整死。粮食部被打成“5.16”分子123人，占干部总数六分之一。另外，据保卫科干部王某的统计，粮食部还有“坏分子”和各类“阶级敌人”共300多人，占部里总人数近一半。[1083]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9月20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樊省轩，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樊对原来两派成员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陈其阵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压的一派就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这些信转回到军代表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写信的人，说有人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这些人检讨。写信的人拒作检讨。军代表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国务院将粮食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六七百人到河北省固安县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五七干校。

1970年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5·16”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清查“5·16”的讲话。樊省轩在会上声称：“‘5·16’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于是，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是粮食部造反组织“大联委”12名“勤务组”成员之一。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

2月5日，给陈其阵办“学习班”，对他隔离审查。审查陈其阵的专案组有5个人，不许他走出房间，上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让他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所带的东西。与此同时，派人到陈其阵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他家里搜查。隔离审查期间，每天要他交代和‘5·16’关系和活动，不按要求交待就让他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后来，将陈其阵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陈其阵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与大屋隔板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他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抡开膀臂，一连打了陈其阵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专案组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五七干校采用军事编制：连、排、班）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陈其阵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脚踝，被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不能迈步，走路得慢慢蹭。专案组长用铁炉钩子打他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没有裤带，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

12月上旬，专案组组长让陈其阵看粮食科学研究院翻译胡某写的“认罪书”，胡承认是“5·16”，还描述了参加的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陈其阵押进一间空屋，收听“5·16集团”另一个人的认罪录音。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陈其阵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陈其阵说的话。收听后，组长说：“你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你想想怎么办吧？”陈其阵被折磨得难以忍受，就向专案组说1967年4月19日参加了“5·16”和以后的活动。专案组穷追不舍，逼他交代更多问题。他无法再编下去，就对专案组说：“我不是‘5·16’，前两天说是‘5·16’，那是假的。”组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陈其阵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 陈其阵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5·16’，不叫‘4·19’？”陈其阵现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团是5月16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态度。”专案组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防止再翻供，组长问陈其阵：“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你说谁不是‘5·16’吧？”陈其阵说了一个尊敬和信赖的人名，组长说：“他承认了！”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是陈其阵的好朋友，看见他俩，陈其阵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对陈其阵说：“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陈其阵看到这么多人都顶不住了，心想：“我顶得了吗？那就编吧！”他就开动脑筋编造。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陈其阵“认罪”。陈其阵宣读他编造后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说“1967年5月下旬，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5·16’阴谋集团”。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样经受像陈其阵这样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经恢复工作的陈国栋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一些被整的人诉说了自己挨整的情况。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说，他被打掉八颗牙齿，胳膊打断。手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一样。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李×（五连指导员，原财会司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会司办事员）100多个耳光，一边打还一边问：‘我打过你吗？’”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19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打我，打断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

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廖祝南2010年给《炎黄春秋》的投稿中写道：“天寒地冻，屋内无暖气，我穿着棉衣棉裤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殚精竭虑，却实在‘供’不出什么‘5.16’分子。白天写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构思新‘故事’，都不对他们的“胃口”。专案组人员便刑讯逼供，揪头发、扇耳光、跪地板、泼冷水、拳打脚踢。专案组还将20多斤重的“铁疙瘩”，用粗绳捆结实后，挂在我的脖子上，低头弯腰。挂了不到五分钟，我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双腿发抖，腰酸背痛。晚上12点，未写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经常会在半夜被叫醒“审讯”。他们用粉笔在地上划一个锅盖大小的圆圈，让我站在中间，每天从早到晚站16小时。期间，只给几分钟小解时间，三顿饭站着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专案组人员用凉水把我泼醒，或猛踢几脚，勒令晕厥的我马上站起来。

1973年，对粮食部清查的结论是：“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5·16’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5·16’分子。”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是清查“5·16的重点单位之一。1966年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潘梓年[1084]当了学部文革主任，吴传启[1085]也成了学部文革领导成员。由于他们和关锋有一些关系，积极参与造反，后来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点。文革期间，学部成立了几个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从王、关、戚等渠道得到上面一些信息，看风造反，互相攻击。这几个个组织的头头也成了清查“5·16”的重点。学部被打成“5·16分子”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我中学的一位同学、在历史所当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的死了。“9·13”事件后，由于没有向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清查对象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为了阻止这样的交代，11月初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会议开始后，支左部队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宣读文件后说：“你们这些‘5·16’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1086]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有一百多人被打为“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1087]

卫生部也是一个清查重点。1967年3月10日，卫生部的造反派开了一个会议，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会上把一些中央领导人享受医疗特权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层腐败情况。周恩来说“孙正搞了个‘3.10’。······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李先念说，搞3·10会议的这些人都是特务。周恩来说著名医学专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叶被打成了“5·16“分子。[1088]

中央乐团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运动中，有4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被判刑10年。合唱队员王芃被判刑8年。同时，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东方红”几乎全军覆没，骨干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审查别人“5·16”，后来自己也成了“5·16”。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组组长、在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的演员张云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089]

各地清查“5·16”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清查运动。以广西为例，在自治区清查“5·16”领导小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后成立了清查“5·16”领导小组，组成4219人的专案队伍。在清查过程中，全区列出清查事件68起，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殴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1090]

各省清查“5·16”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反军“、“反对大联合”、“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筹”）都是“5·16”的“罪行”。这次运动的镇压者是支左部队或是革委会，被镇压者是造反派中激进分子和大批无辜百姓。有些地方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名称也有不同。贵州踏平“4·11”[1091]。天津清理“二黑一砸”[1092]。江西为“三查”[1093]。广东和广西为“贯彻《7·3布告》、清查‘反共救国团’”。湖南为“贯彻《1·24指示》，批判‘省无联思潮’”。湖北为“贯彻《9·27指示》，清查‘北、决、扬’”。四川先为“贯彻《12·25批示》，批判刘结挺、张西庭”，后为“一批双清”，省革委中的军队负责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1094]由于各地群众组织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军政官僚集团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对各自的政治对手实行镇压。清查“5·16”运动，全国各地大小监狱再次爆满。整死、逼死的人无数。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除了中央单位大规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属单位也无一幸免。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搞文革的试点单位，当时被当作执行政策的样板。1970年3月，8341军管会在二七厂开展清查“5·16”运动，全厂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职工数以千计。其中，徐铠名列第一，被军管会隔离审查，多次组织全厂大会批斗，1972年11月被宣布为“5·16反革命的骨干”，实行群众专政，1978年12月23号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徐铠7年徒刑，从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铠失去自由13年多。徐铠何罪？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23岁，是铸工车间一名工人，任车间团总支书记，他响应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厂推选一名工人群众代表，筹备北京市工代会，为建立北京市革委会做准备，一开始让工具车间的刘铎喜去了筹备组，因为他职称是技术员，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刘译喜回到二七厂。经过讨论，认为徐铠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选他到北京市工代会筹备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徐铠被推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第一副组长。这是他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主要原因。当时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子虚乌有。[1095]

从江苏清查“5·16”运动的情况可见一斑。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南京军区内的造反派与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红总”这一派）联手，几次冲击南京军区首脑机关，要揪斗司令员许世友。毛泽东力保许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许世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军是“5·16”的主要罪状，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军，许世友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中央领导人，这样，又可以将“5·16”的另一主要罪状——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在江苏造反派的头上。

许世友不饶恕反对他的人。他在一次会上说：“江苏的主要工作是‘两挖’，一是挖煤，二是挖‘5·16’！”说到这里，他举起拳头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响应毛泽东要改变中国“北煤南运”的情况，在南方找煤。许世友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找煤，结果是劳民伤财，以失败而告终。抓“5·16”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许世友等人认为，“５·１６”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５·１６”的“人民战争”。
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南京称“３２０”办公室），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５·１６”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受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５·１６”，还列出３１个问题（事件），不管有没有填表参加“５·１６”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许世友调往广东，彭冲主持省委工作。江苏省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害者的人数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说：“江苏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区，被定为‘五一六’的有13万人。”[1096]

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万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1097]。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5·16”运动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的清查深挖‘5·16’运动，比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要大20倍。”[1098]

一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被害者人数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5·16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1099]。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1100]。

1970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抓，派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学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分子”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1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1101]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分子”？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１３个昼夜）的疲劳审讯。为了攻下“顽固堡垒”，对被审查者施用十几种刑罚。校体育室一位老职员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对清查“5·16”运动不满，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新华日报》，很快就被查出来了，军宣队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她的“罪状”，然后直接从大操场拉出去枪毙了。[1102]

在南京大学蹲点抓“5·16“的迟明堂，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检举他是“5·16”，迟明堂于1971年10月被隔离审查，不久，投进监狱。这一“突破”后，省“二办”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查出涉嫌“5·16”问题的人，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15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1103]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被打成“5·16”骨干的人泄愤检举[1104]。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在南大突破后，就重点清查省级机关。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的“留守人员”，另60%以上的人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人占33.4%。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1105]

军队干部也未能幸免。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1106]

省革委会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1107]

在省五七干校是清查的重点。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1108]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劳改营。

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不分昼夜对清查对象搞车轮战，经常罚站10多小时。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又继续穷追猛打逼交“同伙”，清查对象像滚雪球般的扩大。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４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２万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1109]当时南京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被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干部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是“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1110]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5·16”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后，审查者抓住她挨整后说的疯话，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1111]
江苏其它地市也步步紧跟地清查“5·16”。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1112]徐州在抓“5·16”运动中整了6000多人。[1113]

17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清队的政策样板

受害者以千万计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114]清队是用政权的暴力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进行一次残酷的清洗，受害者主要是是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政治贱民”[1115]和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人。清队全面开展的1968年，正是毛泽东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重建新秩序的时刻。群众组织中出身不好的人、虽然出身好但阻碍重建秩序的人，也成了清队的受害者。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1116]全国各单位领导人按这个批示，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职工、审视旧社会过来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必须坚持不懈地狠抓阶级斗争。在执政者的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对敌斗争”。

1968年2月9日，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到天津新港采访，这个港口在1967年4月3日实行了军管。军代表向我们介绍：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17个旧企业合起来的，经过美、英、日、国民党统治的港口，有“中华海员特别党”、“国民党”、“三青团”、“兴中协会”、“共济会”等多种反动组织。解放前夕，很多坏人混进港区。刘少奇路线招降纳叛，敌伪人员全部留用。1962年又把社会成份十分复杂的5000名搬运工人全部纳入港口。目前还有敌伪的军、警、宪、特、反动会道门等反动人员1800多人，占全港口7400名职工总数的25%，其中混入党内的313人，占现有党员数的19%。军代表认为，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派性斗争、港口停产等）都是阶级敌人造成的。他向我们表明，对这些人要“认真查明。彻底批倒”。[1117]其实，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已经受过多次清理和打击，绝大多数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

自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政权瘫痪，社会秩序开始混乱。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红卫兵，以扫“四旧”、搜查、抄家的方式入室抢劫。仅1967年1月25日夜里，合肥市就发生这类抢劫案27起，被抢劫37家，受害者都以为是红卫兵扫“四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即使报了案，也没有人管），有3名省、市领导人家被冒充红卫兵的劫匪以抄家名义抢去财产4万多元；一位副市长稍有微词，被打伤住院。一时间，分不清谁是红卫兵，谁是入室抢劫的犯罪分子。[1118]

1967年初，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泽东提出“要搞几条”，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 [67] 19号）（即“公安六条”）。这个文件于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 这个文件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 “公安六条”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第二条）“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第四条）

第二条是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不能“攻击污蔑”的对象除了毛、林以外，在执行中还扩展到周恩来、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第四条将专政对象扩展到21种人及其家属。这是一部恶法。这部恶法成为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法律依据。

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各省开展试点，1968年5月，运动在全国推开。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枪杀，用她的鲜血为清理阶级队伍祭旗。

1968年春发表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为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条指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119]

1968年10月，正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长巴卢库等人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 “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有些国民党的中将、少将摇身一变，变成工人了，什么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七亿人来说，坏人大概千分之一，这是指敌我矛盾严重的。广东清除出来的包括国民党士兵、宪兵、警察、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党部的人、三青团、一贯道，大体清理一下，有四十万人。广东省有四千万人，四十万占四千万的百分之一，这四十万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党员，不都是坏人。如果按千分之一计算，四千万中有四万人。······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1120]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发表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称：“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清队的政策样板

1968年2月21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军管人员进入了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到5月，就总结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的经验”。5月13日，姚文元在这个材料上写“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性问题。”呈送给毛。 5月19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中发［68］74号）。这个文件下发后，就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发［68］74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注意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也一再强调政策。谢富治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1121]张春桥说：“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一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华东）师（范）大（学）一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你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1122]

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中央文件及中央领导人讲话相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打击面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残酷。为什么出现了和毛的意愿相反的效果呢？由于多年向全民灌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各级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满眼都是阶级敌人。他们觉得，抓少了是立场问题，抓多了是政策问题。宁可犯政策错误，不能犯立场错误。在极权制度下，下级为了迎合上级，总是将上级的意图一级一级地放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凡是整人的运动都是扩大化的。此外，在两派群众组织还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地区和单位，为了搞垮对方，就竞相在对立派中抓“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为了不让对方抓辫子，各派又主动地“纯洁队伍”，在本派内抓“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

本书作者没有找到新华印刷厂这个样板的真实情况的资料，我的朋友、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夏俊生提供了另一个样板——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资料。二七机车车辆厂（原称长辛店机车厂）是文化大革命中“六厂二校”[1123]之一。由于“六厂二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1969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9个区分部，三青团有3个机构，另有8个什么特务机构。”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转发了《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二七机车车辆厂就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执行政策的样板。从当时看，二七厂的经验是纠左的，是强调政策的。实际上，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却被打成反革命，最后不戴反革命的帽子，也算执行了政策。

二七厂，这个“注意政策”的样板单位，原来是8341部队制造的一个假典型。文革结束以后，二七厂在“清队”中被整错的许多老工人喊冤叫屈， 1978年7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业交通办公室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年影响全国并被毛泽东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1124]所谓1949年前的8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278人（连同厂外计500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一个是叛徒，却定为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至于《报告》中所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报告》说：在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3个科长有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97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2人。经过1975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1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一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一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41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他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线索。事实是：“清队”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复查时，只有12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203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至于373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一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

为了“挖得深，战果大”，二七厂“清队”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定案。《报告》说的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逼出来的假口供。

另据资料，在清队中，二七厂1949年以前进厂的1400多名老工人有900多人遭到审查，占老职工的64%，定案处理的有230多人，其中32人被带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有20多名老党员，老工人被逼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那一段时间，二七厂的职工不敢串门，不敢互相说话，全厂处于红色恐怖之中。[1125]

二七厂这个清队样板，使北京市群众大受其害。1968年9月2日 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截止8月28日，全市揪出的各种坏人已达68123人，其中叛徒2827人，特务372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68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942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4161人，反动学术权威151人，反动资本家1855人，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2284人，新揪出的五类分子10819人，其他11675人”。[1126]此后，北京被迫害的人继续增加。 1969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报送中央的《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中说：“到2月底，全市已揪出99000人”。到2月20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定案15000人，占新挖出坏人（不含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总数的22%，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54%。[1127]

根据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1128]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都组织了群众专政队伍。到1969年春天，群众专政组织遍布安徽全省城乡每个角落，队员发展到110万人。群众专政不顾法律，想揪谁就可以揪谁。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或革委会“人民保卫组”领导下，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专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出来的43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多人被非法长期关押、拘禁，直到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会通知撤销群众专政组织时，仍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1129]

为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根据“样板”单位的经验，各单位都成立了专案组，对本单位“有问题”的人进行内查外调。专案组是在工宣队或军宣队的领导下，组织本单位政治可靠、历史清白的人组成。1968年，在火车上的乘客很多是专案组成员。各省市还组织专门队伍清理敌伪档案，清查敌伪档案上记载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清查出来的都一一建立卡片，并通报这些人的工作单位。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清理敌伪档案办公室，组织数千名工作人员，清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摘编成组织卡片8000多张，人物卡片42万多张，汇编个人材料1100份。[1130]涉及的人都是清理对象。四川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挂帅，组织大量人力共建立了16万张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务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1131]

受害者以千万计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一百人以上。[1132]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1133]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1134]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1135]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1136]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一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137]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1138]

江苏的清队一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1139]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1140]江苏武进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一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进棚，共揪斗14，600多人。[1141]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1142]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一批人被迫害致死。[1143]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1144]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一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1145]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1146]

陕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陕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一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陕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一批人含冤致死。[1147]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1148]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1149]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1150]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1151]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一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1152]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1153]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1154]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1155]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就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无奇不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135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残。43人被判刑投狱。[1156]

1968年4月，辽宁省新金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到夹河庙公社了解革委会成立后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听说栾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李本柱和一位23岁的女子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连荣是农民许长家的三女儿。许长家的三儿子1958年因参加所谓反动组织被判刑三年。6月3日王立龙到栾家大队，断定 “这是阶级敌人用美人计拉拢腐蚀革委会干部，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宣布停止李本柱的职务并组织群众批斗。李本柱在高压下不敢否认他和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968年7月11日对许长家严刑拷打，并被群众专政“法庭”判10年徒刑，交群众管制。7月16日，许连荣被抓去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招供”。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自杀身亡。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1157]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两万多人。”[1158]江西省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在江西的水电部某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开展“三查”运动以来，这个工程队有两人自杀。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肠子一节节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两旁各个办公室的门口围观的人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另一个自杀者在挨斗的时候，趁上厕所之机硬是用砖头将一枚铁钉打进头部的颅腔，另一枚打进一半就倒下了，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1159]

据江西省公安部门统计，从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个公社（镇）的群众专政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标等锐器，杀死202人，被害者最大的81岁，最小的9岁。宁冈县葛田公社葛田大队，在1968年的“三查”运动中，逼出“反共救国团”，将91人打成“反革命”，设立监狱58间，刑讯逼供用了42种刑罚，11人死亡。奉新县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残、逼死73人。宜春地区在“三查”和“一打三反”中，错定“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集团”644个，“反革命分子”3384人，错划阶级成份7709户，错定“四类分子”9793人，非法抄家39002户，“群众判刑”4512人，被迫自杀4378人，被打致残217人。[1160]

江西万年县总共21万人，一下子就抓了8107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这些“阶级敌人”，惨遭毒刑，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电击、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1161]为了制造红色恐怖气氛，1968年5月18日到21日，江西贵溪县革委会出动12辆大卡车将360多名被清理出来的人拉到各公社进行批斗。[1162]

江西上饶地区在“三查”运动中，95768人受到迫害[1163]。于都县在“三查”中揪出“三查对象”11165人，一些人被迫自杀。1968年6月25日，全县统一行动，对“四类分子”和“三查对象”进行大抄家，大搬迁，提出“政治上要进行大扫除，经济上要彻底搞垮”。[1164]1968年7月4日，龙南县革委会政治部在县体育场举办“学习班”，开展清查运动，严刑逼供，制造出“反共救国军”假案，数千人受牵连。[1165]

云南省清理阶级队伍是1968年12月开始，到1969年底，全省共清出“九种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务548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66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08，901人。破获“反革命集团”1854起，其他集团818起，各种反革命和刑事案件6769起。[1166]

1968年11月9日，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宜良县羊街部队营房举办“学习班”，集中公检法干部900多人，历时一年零9个月。学习班上制造了“里通外国的云南特务组”等8大假案，涉及原公安厅干部的70%。学习班上219人被批斗拷打，60多人被致残，9人被迫自杀（死3人），9人被逼疯。[1167]德宏州盈江县的昔马是一个不足5000人的公社，被捆绑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务的180人。人人自危，不断离境外迁，从1969～1971年，全省边民被迫离境外迁的约3万余人。[1168]

云南省清队和“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1967年初，云南群众组织分裂为“炮派”和“八派”。3月间，中央对云南实行军管。云南省军管会支持“八派”（8·23无产阶级派）压制“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八派”仗势进一步排挤、压制“炮派”，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武斗不断。1968年5月，工程兵政委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委，8月13日任革委会主任。谭甫仁上任之前就明确表示支持“八派”，反对“炮派”。革委会一成立就把“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所谓“划线站队”就是看你站在哪一派。“炮派”成了被清理的重点。12月9日、25日，谭甫仁在几个地区讲话时提出：“你们对敌人不要手软，要狠一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限制。”[1169]在“划线站队”中，玉溪地区揪斗群众27，900多人，打伤致残1700多人，打死逼死了1089人。昆明市受迫害的群众5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1703件，迫害致死1486人，使用刑罚100多种。在红河州，从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底，共批斗了54，324人，到9月底全州批斗人数上升到62，397人。[1170]在巧家县，“八派”观点的群众组织（当地为“红派”）在武装部的支持下，于1968年五六月间，无辜杀害另一派群众277人。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布农民周明太死刑。周被处死后，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了吃了。[1171]1969年1月22日，巧家县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掀起了捆绑打人的高潮，施以刑罚80多种，2438人被批斗，定案87件计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伤残21519人。几天之内32，500多“站错队”的人逃难到四川。[1172]

1968年11月29日，谭甫仁在全省党代会上的总结报告说：“云南150万人口地区是和平协商土改，还有90万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分成分问题。”[1173]1969年初，全省派出83，687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土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就是在文革中的“站队”，把一大批“站错队”的群众划为地主、富农。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为贫下中农而被升格为地主、富农的有7605户，共抄家30，620户[1174]。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一次大抄家。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1966年的“破四旧”不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1175]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5062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1176]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3000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60人被关押，183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1177]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２８万多元。没收地富房屋92幢。”[1178]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1179]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23，000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等。[1180]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大致搜罗殆尽。

清队的打击面如此之大，毛泽东也不满意。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1181]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知识分子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点群体之一。大学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灾区。清华大学6000名教职员工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的有1228人，[1182]据清华大学教授、文革专家唐少杰统计，清华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非正常死亡人数16人，占文革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27.6%。其中有陈祖东、杨景福、李丕济、邹致圻、程应铨、路学铭、李玉珍、王大树和殷贡璋、王慧琛夫妇。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碰腿”（毛泽东曾说过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占全校教职总人数的22.5%，迫害致死的有23人。[1183]

在科学院的京区单位，有物理学家张宗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1184]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166位、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110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1185]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刑讯逼供，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有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1186]

安徽马鞍山钢铁设计院978名职工，被揪斗134人，大多数是专家、技术权威，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坏人。[1187]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未逐。[118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化学博士。本来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职。1950年怀着爱国之心从美国归来，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怀疑和冲击。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把萧光琰抓进“牛棚”，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财物。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已经死亡。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他刚刚48岁。工宣队宣贴出了“特大喜讯”的大标语并通报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由大连多个单位组成了联合专案组，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301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株连11个单位的26人。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他妻子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去，向她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14岁的女儿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1189]

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1190]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 当时这个工程处担负着国家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公司的第三工程处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会影响工程进度。但是，“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已超过了150多人，此时军代表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第二天，苏联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军代表断定，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公司很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曾在苏联学习过。去过苏联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也不放过。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几年以后，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造成的冤假错案。[1191]

中国物理学泰斗叶企孙，在1968清理阶级队伍时已经70岁，因他的学生熊大缜的事，被捕入狱。1938年，他的学生熊大缜去冀中抗日。叶企孙帮助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黄色炸药地雷，就是这些学生制造的，并不是电影《地雷战》中说的是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怀疑为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清理阶级队伍时重提此事，将叶企孙关押。提审他的时候他只说一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放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他是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饶毓泰，1891生，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楼自来水管上上吊自杀身亡。时年77岁。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清队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

赵九章：1907年生，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1949年后筹组并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国家科委气象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60年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68年10月10日在极度绝望中服药自杀。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其中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真菌专家邓叔群，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等。

李广田，著名作家。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1968年投水自杀。

傅雷，著名翻译家。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8年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1192]广东和平县，“刮12级台风”全县共有38000人被揪斗，其中750多人致伤致残，249人非正常死亡。[1193]中、小学教师是清理重点，被抓起来“审查”的占教师总数的38.5%。[1194]

体育界也受到冲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1957年他归国时才19岁，也是“特务”嫌犯。1968年6月20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30岁。[1195]

文艺界在清队中是重点。

1968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1196]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以“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在军代表刘万泉的领导下，“红梅剧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文革中改名为“红梅剧院”）对她大会批、小会斗。为了达到摧残心灵效果，让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场，一同接受批判。根据省军管会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专案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潜伏特务三大罪名。在军代表、专案组的压力下，她的老搭档、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也贴出大字报诬陷她，使严凤英受到极大震动和伤害。1968年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遗嘱，准备彻底解脱。丈夫王冠亚发现后，报告军代表刘万泉，请求组织抢救。可刘万泉等人来到她家后，不是马上送医院抢救，而是在她的床头开批斗会，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草草收场，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从送医院门诊部折腾到住院部，没有救护车，靠丈夫王冠亚借来拉货的板车拉来拉去，又耽误了些时间。到了医院，没有医生给予及时抢救，直到8日凌晨2时，严凤英带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全国人民心中那个美丽、善良的“七仙女”，死时还不到38岁。人死了以后，军代表刘万泉率领一批人赶到医院，胡说严凤英是接受特务机关指令而自杀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她的肚子里，要开肠破肚，搜出特务证据。刘万泉勒令医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进入“三结合”的一名革命干部、两个个群众组织头头的监督下，医生剖开她的腹腔，把内脏扒出来普遍翻了一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药外，所谓特务证据子虚乌有。刘万泉还对着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你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形。”[1197]

1949年以前进厂有老工人也普遍受到清查。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18岁的都要“过筛子”。1968年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油矿革委会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揪出了一些敌人，可以说只挖了几尺深，面上的敌人好挖，十二级台风把他们一刮就刮出来了。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挖两千多，不算多。”“我们把原封未动的旧企业接过来也原封未动地接过了特务组织。”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通过对老技工朱迪清严刑拷打，逼出了所谓“俞国安特密小组”。又将已经调走的原厂党委副书记聂鸿信揪回来，连续审问17个昼夜，用18刑具、60多种刑罚，逼着聂鸿信交待出了247个特务。结果，4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毒打，几千名亲属受株连。玉门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源地，有“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的说法。在清队中，所谓“伪玉门油矿应变潜伏特务组织案”便波及整个石油系统。“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1198]

大城市的一些老企业都是清查的重点。本书作者1972年在天津汽油机厂调查得知，全厂不到四百人，就有一百多人在清队中被抄家。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很多重大冤案，迫害了大批无辜者。1968年，正是毛泽东大力推进“大联合”、“三结合”的一年，期望从“大乱”走向“大治”。一些支左部队主持的“大联合”进一步使造反派边缘化。造反派哪能服气？他们就成了“大联合”的障碍。有些地方就制造冤案，把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成各种“反革命集团”，加以消灭。有些重大冤案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制造的。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领导人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严厉批评了广西“4·22”这派群众组织，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4·22’）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康生说：“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黄永胜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广东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武传斌是广东造反组织“红旗派”头头。

中央领导人提出“反共救国团”是来自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上报中央的《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这个报告是1968年5月17日送上去的。报告说，已捕获团长、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并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这份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3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4·22”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南华侨有联系。”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以“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的名义，组织过反叛活动，这件事当时就由公检法处理过。1968年初，广西“联指”出于派性，又将20年前已经处理的案件加以编造，加在“4·22”头上。

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称容县有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1968年2月17日，《广西联指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4·22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国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

5月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把侦破这一案件当作一个战役来打。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6·17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一《公告》发布后，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4·22”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死亡，不少人被打致残。这一冤案直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1199]

“6·17公告”发布后，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掀起了围剿“反共救国团”的高潮，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同时还把“反共救国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开展 “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

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共救国团”分子（全是“4·22”观点的群众）。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有5213人；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个县就逼出“反共救国团”４０名“团长”；河池地区被打死、逼死7864人；钦州地区７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共救国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共救国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1200]

周恩来、康生的“7·25讲话”点了造反派中有“反共救国团”以后，下面就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王、关、戚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1201]头头交代问题，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广西军政官僚的镇压，“反共救国团”案涉及广西全区，关押、判处了几十万人，株连几百万人，被打死、枪杀的人数以万计。直到1984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束时，才对“反共救国团”的受害者给以平反、昭雪。[1202]

云南赵健民特务集团案[1203]

赵健民，1912年出生于山东冠县，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和越南接壤，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在云南省内修建一条国防公路。云南劳动力缺乏，就从山东、河南征调了17，000名青壮劳动力，组成五个工役制工程团，其中山东人组成了“工七团”、“工八团”。当时云南省领导人向这些劳工承诺：完成任务后“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这批成建制的工人由赵健民领导。文革开始后，这批修路工人也卷入了文革，且大部分持“炮派”（军管会不支持的一派）观点。1967年6月份，云南省军管会整理了《赵健民近况》，说赵反对“八派”（军管会支持的一派）。文革中，军管会负责人改变了原来“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承诺，要将17，000名精壮青年遣送回老家。“工八团”强列反对。赵健民主张履行原来的承诺。工程团去留问题和派性纠结在一起，“炮派”的对立面“八派”说赵健民是这批工人的后台。1968年1月5日，“工八团”在下关苍山饭店遭到“八派”的“4·20”组织的武装攻打，7人致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工八团”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回山东的人员的关切。“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率77人从1968年1月10日离开昆明西进，企图解救在下关被围困的600多人，说不能让一个人丢在云南。这77 人13日到达下关。1月16日，“八派”和“炮派”在下关发生一场武斗，李国贞任这场武斗的副总指挥，“工八团”有300 多人参加。武斗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1月21日，“工八团”离开下关去昆明。1月19日，支持“八派”的当地驻军向昆明军区报告，说“昆明‘炮派’所属工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队’，全幅武装，西进了450公里，攻占了很多重要城镇····”，还说“滇西挺进队”杀害军代表、杀害群众等。昆明军区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央。中央未经调查听信了军区报告。中央领导人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1月27日，军队对回昆明的“工八团”进行武装围剿，当场打死近200人，将100多名俘虏捆绑关押。

实际上，“工八团”从来没有使用过“滇西挺进队”这个名称，“工八团”西进时沿途没有发生武斗和打砸抢行为，说他们攻占城镇、抢枪杀人也纯系捏造！然而，工八团被定为“反革命匪帮”，赵健民又是这个匪帮的黑后台。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上，康生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打死了军代表。谢富治（他是支持“八派”的）说，赵健民在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队’都是山东人，是赵健民指挥的。”赵健民据理力争、矢口否认，激怒了康生。康生说：“凭我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谢富治宣布：“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执行！”赵健民当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带走，从此开始了2，089昼夜的铁窗生涯。在关押期间，长期遭受戴背手铐、强灯烤、饥饿等酷刑。与此同时在全省清查子虚乌有的“赵健民特务案”，全省上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与派性的“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被审查人数达138万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为“炮派”群众。

内蒙古“内人党”冤案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华北局会议。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共146人。这个会上，将内蒙古党政一把手乌兰夫定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还加上了“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一会议上把烏兰夫定性为“民族分裂”的反党叛国集团头子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不是毛的决策有待资料揭晓）。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乌兰夫的一切职务，将其监禁在北京。华北局会议以后，中央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代司令。滕海清到任以后，对自治区公安厅和盟、旗的公安机关实行军管。1967年11月1日成立内蒙自治区革委会。滕海清是革委会主任。

解决“民族分裂”问题就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主线，这条线贯串始终。

从1968年7月开始的清队中，搞“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简称“挖肃”），就是针对“民族分裂”问题。“挖肃”主要任务是清查“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还将乌兰夫定为“内人党”的总头目[1204]。这是张冠李戴。在华北会局议上，乌兰夫申诉陈情，说，内蒙有没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正在抓这个分裂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原来的“内人党”，人数200人。的确，他在文革前是抓了“内人党”。[1205]

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内人党”也一分为二：部分投奔了国民党，部分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内人党”领袖发表宣言，提出内蒙古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友邦的中国革命紧密提携，以期公平彻底地解决蒙汉民族问题。”随后又重建“内人党”东蒙党部，并创建“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并派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议合并统一大业。在遭到外蒙的拒绝后，哈丰阿等人转而独立，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月中，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与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见面，洽谈内蒙古东西部统一问题。经过洽谈，哈丰阿等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内人党”到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六十年代初，一位从内地调入内蒙古大学的历史教师，不了解内蒙革命历史，在查阅历史资料中，得出一个结论：原先的“内人党”头目都混进了共产党，在内蒙掌握了领导权。他向校党委书记郭以清密报“敌情”。恰好在1963年2月6日，公安机关邮检中发现了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署名的信，是寄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的，这封信要求与外蒙合并，争取民族统一。但这个案件始终没有侦破。[1206]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区党委密报“内人党”。1967年滕海清任革委会主任后，郭以清向他讲“‘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的历史”。[1207]因华北会议制造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滕海清就相信了郭以清。“挖肃”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一个蒙古族人——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草原烽火》的作者乌兰巴干（原名宝音达赖）。他在1967年9月建立“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专揪“内人党”。康生在揪“内人党”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7月，以滕海清为首的内蒙革委会认定：“内人党”是“潜藏在内蒙古地区搞民族分裂的反动组织”，是“乌兰夫的暗班子”。首先由内蒙古大学和军区政治部逼供出来了“新内人党分子”。10月的一天，内蒙古革委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召开敦促“新内人党”成员自首登记群众大会，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求限期登记，否则从严处理。接着发出1号通令、2号通令，勒令“新内人党”成员登记自首。当时宣传：“新内人党”是一个极具能量的庞大的“钻进内蒙自治区三里五界的反革命组织”。“挖出‘新内人党’比揪出乌兰夫的成就还要大。”于是，“挖肃”运动又发展为“挖乌、哈、特势力”（乌指乌兰夫；哈是哈丰阿，自治区副主席；特是特古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运动。斗争矛头直指蒙古族干部，而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派”了。

滕海清说：“乌兰夫有个庞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批暗班子已经混入了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掌权，·····他们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党政军权力都由他们掌握了。”于是，在刚成立的革委会内深挖“新内人党”。华北局会议后西部蒙族干部基本都被打了下去，有的汉族干部受牵连被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人有的得到了解放。成立革委会时，其中个别人如王再天（时任内蒙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特古斯（时任内蒙宣传部副部长）都被“结合”到革委会。挖“内人党”时首先针对这些人。对蒙族一般干部和文教战线的工作人员，“挖肃”运动更加残酷。

随着运动的深入，打击面的扩大，革委会核心小组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开始紧跟滕海清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感叹：“现在的形势是，凡是揪出来的是蒙古人，不用问，打！”核心小组成员高锦明说：“这就是大汉族主义，但不能说运动就是整蒙古人。”“不能再挖了，再挖挖到自己头上来了。”滕海清说：“从内蒙古的历史看，由于乌兰夫搞民族分裂在组织上培植了他的黑势力，民族干部倒下去要多一些，这是事实。”在滕海清这种指导思想下，下面就无所顾忌了。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哲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70万！”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1208]

高锦明的意见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文革前高锦明是自治区常务书记，乌兰夫很信任他。但1966年5 月的华北局会议上，他揭发、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罪行”，是反乌兰夫的主要干将。后来滕海清管内蒙时，他和滕一起主管内蒙工作，是滕海清的得力助手。但挖到一定阶段，他和滕海清产生了意见分歧。对高锦明的批判，使“挖肃”运动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残酷。内蒙自治区只有200万蒙古族人，挖了十几万还不停手，普通的工农牧民，几乎家家都有反革命。还挖了很多长期在内蒙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1209]在“挖肃”中大搞逼供信，动用各种刑罚：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镇冰块、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夯 、木棒捅阴道、热盐水浇伤口等[1210]。在乌兰察布盟，盟计委主任比力格图门的牙齿被专案组用老虎钳一颗一颗地拔掉，接着又把舌头和鼻子割掉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书敖日布扎木苏夫妇二人，被专案组用刮脸刀片将身上的肉一道一道地割开，在伤口里揉进盐，再用烧红的烙铁烙伤口。夫妇二人被虐杀后，刚满五个月的孩子活活饿死。达茂旗党委书包国良的妻子被打成“内人党”后，凶手们用绳子“拉大剧”，将阴道和肛门拉通，惨不忍睹。[1211]

伊克昭盟有15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总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残2322人。[1212]图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占成年人的71%。另有被怀疑的270人。在“挖肃”中致死49人，严重伤残270人。为了逼口供，将女牧民脱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缠铁丝，连打20多鞭后，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伤口腐烂不给治疗，活活臭烂而死。[1213]

成千上万的“挖肃”积极分子被迅速提拔重用[1214]，凶手们受到鼓励，伤亡者越来赵多。

“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有三种说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数字：34.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万人致残；[1215]二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三是半官方学术机构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的说法：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该文没有提到被关押人数。学界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接近实际，即：致死两三万，致残12万，关押50万。[1216]

挖“新内人党”搞乱了局势，加剧了民族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行政分割的办法。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将内蒙行政区划出了6块：东三盟（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分别划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巴盟所属的三个旗划给了宁夏和甘肃。从此，内蒙古自治区面积只剩下原来的38%，蒙古族人口只剩下原来的16%。[1217]

1969年春天，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在清队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4月19日（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3人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经毛泽东和林彪批准，1969年5月13日和16日，中央将滕海清、吴 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找到北京谈话。对挖“内人党”事作了研究。5月19日，滕海清、吴涛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这个文件。中共中央的批语中要求“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队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毛泽东批示：照办。[1218]这就是“5·22”批示。

“5·22”批示以后还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意见认为，挖“新内人党”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种意见以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所主张；另一种意见认为，“新内人党”子虚乌有，挖“新内人党”运动完全错了。在挖“内人党”时，造反派群众组织比较消极且有抵制，还压制保守派参加“挖肃”。为此滕海清号召保守派群众起来踢开压制他们革命的“假洋鬼子”，在“挖肃”运动中立新功。一些保守派的干部群众成了“挖肃”的积极分子，他们立功心切，在“挖肃”中心狠手辣。1969年“5·22”毛的指示下达后，“挖肃派”被动， 而反对“挖肃”的群众形成了强大的“批滕派”队伍，“挖肃派”就成了“保滕派”。“保滕派”有军队支持仍有恃无恐。两派尖锐对立。

1969年12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9] 85号，简称“12·19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执行。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从此，内蒙古革委会的一切活动都在“前指”控制下进行。以郑维山为首的“前指”，坚持“挖肃”只是扩大化了，不能否定。郑维山执行军管任务后，扶“挖肃派”，压“批滕派”。军管会将内蒙干部分为四等：一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肃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滕派批判军管，批判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这样，原来的“挖肃派”和“批滕派”的斗争转化为拥军派和反军派的斗争。[1219]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郑维山因和林彪的关系，被接受审查，调离内蒙。接替郑维山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他和前两任一样，继续把“民族分裂”问题当作文革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他强调保护那些挖“内人党”的积极性。

王铎1975年2月复出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0月尤太忠调走后，王铎接管清查工作（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在内蒙主要是清查“挖肃”），他将保守派组织“无产者”定为“正确的一派”，是“保党派”，有些在“挖肃”中罪行累累的人受到保护。[1220]阻止“挖肃”的造反派再一次受害。任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先是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接着被正式逮捕准备起诉三年之久。还准备判重刑，在胡耀邦的干预下，才得以释放，但释放后还是放在工厂劳动。

河北省深泽叛徒集团案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将天津部分干部召到北京，发表了讲话，指出了天津“二黑一砸”[1221]问题。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清查“二黑一砸”运动，这是天津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受害者没有统计。就在2月21日晚上，江青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2·21”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市革委会常委王亢之自杀身亡。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1500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1222]

广西地下党案[1223]

1969年3日 广西自治区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自治区一位负责人说： “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35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到8个专区58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28个”。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74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专案人员共700多人。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多，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5000多人，被审查的有3910，遭迫害的达2087人，被迫害致死的201人。1968年2月，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专区“三办”派人到合浦县、北海市组织106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所谓“南路党”的问题。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全县被审查13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伤致残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务”4人，“土匪”109人。

广东地下党案

1968年3月，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亲自挂帅，设立31号办公室，部署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把地下党组织说成“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被关押、批斗的有7000多人，数以万计的家属和知情人被株连。[1224]

很多地方都有集团冤案

在清队运动中，凭空制造的集团冤案很多地方都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1225]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1226]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一个“反共救国军北京地下野战军”，构陷一百余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1227]山东枣庄制造了“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11，720被关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1228]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1229]1969年11月13日，安徽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礼堂因电器短路失火，当时正是“清队”高潮，市人保组（军管会）认为是阶级敌人纵火，对公司6名所谓嫌疑对象隔离审查。一位被审查者在严刑中被迫交代自己参加了“中华民族新生党马鞍山区十七冶特别执行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并编造出芜湖市、池州地区、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公司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计划在马鞍山搞反革命暴动，因暴动未成，所以纵火烧礼堂。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专案组信以为真，组织几百人进行侦查，将712名人员作为审查对象，关押133人，被刑讯逼供自杀人8人，在关押中病死1人。[1230]安徽东至县在清队中清出58个反革命集团，成员3564人，被打死、逼死37人，事后调查，全是假案。灵璧县在“清队”中，挖出了一个“特务网”案件，涉及4省、6市、9县、30个公社、12个县直单位，挖出所谓特务组织70个，特务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调查231人，关押审查965人。在办案中刑讯逼供致死120人，致残146人。在抓这个特务网案过程中，县、社、队先后办学习班1629期，被强迫进学习班的人数达到28.3万人次，占全县人口总数1／2。一段时间灵璧县成了一座大监狱。如此荒唐的“特务网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还作为清队典型，于1970年初在合肥进行展览，让全省效仿。[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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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无辜的受害者

制造全民恐怖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第十八章“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月31日发出，以下简称“一打”）、《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发【1970】5号，2月5日发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1970】6号，2月5日发出）。本书作者是亲历过、采访过这段历史的人，我对“三反”没有留下记忆，而“一打”印象深刻。“一打三反”的重点是“一打”。

“一打”就是镇压现行反革命，就是镇压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1970年2月11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公布的55名“罪犯”当中，除了少数几人因杀人获罪外，绝大部分人是因“思想反动”“散布反革命言论”而获罪的。“一打”是极权政府发动的一场大规模以扼杀思想言论为目的政治运动。

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的受害者主是文革前的政治贱民，那么“一打”的受害者主要是挑战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者，他们是政治犯，是“言论犯”、“思想犯”。

“一打三反”运动从1970年初开始，到秋天风头正健，这时却发生了毛、林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全国转入“批陈整风”运动。1970年11月，“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也有些地方结束得晚一些。这场运动有多少人受害？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认为，1970年2月到11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1232]很多学者认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这个数字偏小，文革研究者王锐估计，杀人数在2－3万人之间[1233]，旅美学者丁抒认为，“一打三反”杀了十万人，[1234] 他又说过15万到20万之间[1235]。多数研究者认为被杀人数有几万人。

清查“5·16”（1967年8月到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初到1970年初）、“一打三反”（1970年初到年底）都是当权者镇压群众的运动。这三个运动时间有交叉，有些地方在某个时段上把三个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所以，很难单独统计出“一打三反”的受害人数。我估计，这三个运动加在一起，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0万，相当于文革中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20倍。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1970年1月30日，周恩来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照办。第二天，这个文件以中发【1970】3号文件下发。

“一打”文件的起草之前，没有看到毛泽东有什么指示（例如“公安六条”是毛泽东提出“要搞几条”，再由周恩来主持制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是周恩来主动提出“一打”的。周恩来说：“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1236]并且向毛交上了这个文件的“成品”。

为什么周恩来“认为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备战。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都在落实元旦社论提出的“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帝修反的内应”，预先严厉镇压，这是加强战备的一个方面。第二是维持社会稳定。当时各地革委会已经成立 ，“九大”已召开了半年多，就各地军政要员来说，巩固革委会、维持地方稳定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当时，群众组织已经解散，造反派虽然成了被边缘化了的散兵游勇，但还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搞“反复旧”，挑战支左部队和革委会。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忧虑地说：“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反复旧’的口号，······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1237]很多地方革委会领导人也有刘建勋这样的想法，他们用“镇压反革命”的震慑力逼迫不服从者就范。第三是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文革的力量。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四年，问题越来越显露出来，怀疑文革、批评文革的言论逐渐多了起来。

“一打”文件强调：“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文件规定，杀人权下放到省革委会，在中央备案。

周恩来不仅主动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掀起了这场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周恩来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周恩来年谱》多处记录了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

“一打”文件（中发【1970】3号）正式下发前，北京市已经行动。1970年1月9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1月27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遇罗克谎称有“5·16”重大问题要交待，这次没有处决。

2月11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发出通知，公布了包括顾文选、沈元、张郎郎、闻佳等55人“罪犯”名单。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1238]。

有首都的示范，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迅速行动。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金华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对当时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处决查金华等人当天，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当天夜里，陈卓然、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这些标语犹如夜空的闪电，使人震惊。省市公安机关作为要案侦查。陈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两个月后，因知情者告密而案破。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话没说完，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被狠狠抽紧。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1239]

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判大会，当场宣判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判处其他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这天下午，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摩”，十余部刑车加上警车、军车，杀气腾腾地押解“现行反革命分子”游街示众，所有“犯人”均被揪住头发强迫仰起面孔，以便让广大革命群众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后，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游街后，直驰凤凰西街尽头处刑场，在那里11名被判死刑者当场处决。死者家属由于事先不知亲人会判死刑，因此所有死者骨灰全都不知去向，真正干净彻底被“消灭”了。

继“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1970年相继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1970年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1240]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简称为“恶攻”罪。1980年前后，上述57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确认为冤案而获“平反”，冤杀率为100％！

上海的“一打三反”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仅上海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1241]

广东省从1970年1月到1971年6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残酷斗争，随意株连，全省共挖出“阶级敌人”26，0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冤案。[1242]1972年1月，广州市革委会宣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1243]

浙江全省立案审查的达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运动深入到基层，随意定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广场开大会，随手拿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纸垫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1244]

2月17日：哈尔滨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对运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全面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围剿”的群众运动。3月1日，哈尔滨市革委会保卫组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宣判大会”，10万余人参加，杀了一批人。[1245]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黑龙江省仅“在全省财贸战线”就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1246]1970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综合汇报提纲》中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5，927人，历史反革命1，043人，叛徒61人，特务172人，地富反坏分子1，805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72，069人。[1247]其中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长春市在1970年共组织了6个战役，搞了四次全地区大清查，召开五次公审大会，判处各类“罪犯”1，068人，多数是错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长春地区被逼自杀死亡248人。[1248]

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使恐怖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1249]石家庄地区，地、县两级普遍建立了“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先集中时间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6月份转向经济领域的斗争。一年来，全地区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共46，738人，其中被划为敌我矛盾的3，942人。全地区曾先后公判8批“罪犯”，判处死刑100名、关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1250]

四川省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一打三反”领导小组，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清队”和“一打三反”骨干学习班和“受蒙蔽群众及知情人员学习班”。先后将进入万县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和其他被清查对象1，167人送进了隔离学习班。清理了群众组织头头以后，召开了万县地区9县1市号称有1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发动了声势浩大清查和打击。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区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2，999人。[1251]

1970年2月10日，中共西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对“一打三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截至3月底，全市共检举、揭发各种问题15万余件，涉及42，000多人。运动开始仅2个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杀（死亡125人）。[1252]西安交大在 “三、五、六”（即中央3号文件、5号文件、6号文件）学习班期间，错定现行反革命35人，错定反革命集团多起，6人被迫自杀致死，13人被无辜送司法机关拘捕。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1253]

湖南省在“一打三反”运动是由军宣队、工宣队主持的。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中共中央3号文件）办公室，原来参加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在这场运动中也遭到打击。从中央委员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几乎都被整肃。少数被枪决，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死刑却幸存下来的张郞郞说：“一打三反”“是一次‘坑儒’的运动。因为被杀的大都数是知识分子。”[1254]当时，一些人对文革、对专制制度的独立思考，产生了与官方不一致的看法，他们传播和坚持自己的看法，就被枪杀。枪杀思想者是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行径。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屠杀的思想者成千上万，本书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以下被害者。

张志新

张志新，1930年生于天津市，1957年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同一干校的女干部告发了她的“现行”问题，就被关在干校的“学习班”里。此后张志新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她在《对“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中写道：“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所以没能总结吸取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当前我国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那种‘左’倾政治路线错误的继续、扩大和发展。是毛主席在建国后应用马列主义学说处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时发生的‘左’倾教条主义性偏差、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先是发生在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进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历史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从1967年以来，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地下司令部。（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所列举的路线斗争史事件，是不真实的，违背历史本来面貌的。”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1970年5月被判处死刑，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8月20日，改判无期徒刑。此后，张志新在极度摧残中神经错乱，多次书写 “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标语。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参加“批林批孔”大会，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1975年4月4日再次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时年45岁。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刀子割断喉管。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遇罗克

遇罗克上学时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自1957年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两次参加高考都因家庭出身而没有录取，他只好在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工。在困境中，他苦读中外哲学名著，对文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上。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这本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日记被抄走了，作为“变天帐”放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上。他也被带进了“学习班”。1966年9月他从“学习班”上被释放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他开始向猖獗一时的“血统论”宣战，写下了《出身论》。

《出身论》分三部分：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二，“重在表现问题”；三，“受害问题”。前两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血统论”的荒谬，第三部分列举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的情况。第三部分痛斥了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出身歧视，然后说：“‘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 文章最后大声疾呼：“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出身论》写成后，他先寄给中共中央，没有回音。他自刻钢版，油印了几百份散发，大批受“血统论”迫害的人如得甘露，传抄，议论，深思。赞同《出身论》的北京四中的几位学生办起了《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一期印了3万份，一抢而空。很快重印6万份，又一抢而空。接着，难以数计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这些信表达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使遇罗克激动不已。1967年下半年，他又写了《工资论》，提出工龄工资作为基础，其余按贡献分配。1967年底，遇罗克写了《1967年总结》，又写了1968年读书计划（要读104册书）。写完总结的第五天，遇罗克被捕了。面对无理的强权，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妥协。他在狱中写的《赠友人》中写道：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十万人的宣判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这位思想者的生命，时年27岁。[1255]

蔡铁根

蔡铁根生于1911年，1936年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49年后在中央军委军训部任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1958年的5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批判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蔡铁根也受到批判。批判会气氛恐怖，有些高级军官甚至对被批判者破口大骂：“妈了个×，反革命！枪毙他！”蔡铁根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蔡铁根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蔡铁根据理力争，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他的肩章领章，把他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1958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放到常州一家公司工作。接着是几年大饥荒。他对这场人祸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饥荒时“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惨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领袖、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他写道：

“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可真称得起是‘亘古一人’，他能够干出古今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都办不到的事——统治思想。”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于是一些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图的人们，便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据说只有他或他们才是正确的，于是便要求人们喊他或他们万岁！”

“……为了篡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袖，他要求全党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他把一切持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等等的封号。他把党章践踏得狗屁不值，把党内民主消灭得干干净净，还企图消灭党内外一切不同意见和异己。”

“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犯错误’。只有一个人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毛先生。不过一切错误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他。可是没有人敢说他不对。因为他有比上帝更大的无限的权威，因而他也就是真理。”“他五八年曾吹牛说‘再过一年便可吃饭穿衣不要钱’，结果吃穿不仅要钱，而且还要许多种形式的‘钱’，比钞票更贵重的‘钱’（指各种票证——引者注）。”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1256]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他们的言行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先是列为“政治案件”，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上了沉重的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将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1257]

张师亮

张师亮，河北省易县人（一说涞水人）193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同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先后在几所大学校教书。1949年以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1965年秋，在学术讨论中他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不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讲阶级斗争，就丢掉了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他这个观点一出，立即遭到历史系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进驻师大的省委工作团组织群众对他进行批判。他指责工作团把正常的学术争论提高到政治问题，是“对我实行专政”。在历史系的一次批判会上，他站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工作团欲擒故纵，让他把话说完。张教授不知道工作团的阴谋，整整讲了一天。张师亮被扣上了反工作团、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1970年3月17日，张师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宣布他死刑的时候，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很快压了下去。这位坚持正确学术思想的老教授，连喊一声冤屈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258]

毛应星

毛应星，生于1921年，西南农学院毕业，兰州农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在甘肃夹边沟劳动教养。4年后回到农校，不久夫妻双方被下放到宁夏静宁县农牧站。文革开始后，看到社会上对毛的越来越荒唐的神化，她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哗从取宠，奴顏媚骨地宣传捧场”，“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因此，她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从她家中抄出他哥哥留下的照片和邮票，其中有蒋介石的头像。成了罪证。抗日战争期间，其兄毛应斗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后来的诺奬得主）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杨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应斗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赴美留学前，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1969年1月23日，毛应星被捕，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这些笔记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满。针对乱批、乱斗的现象，她写道：这“有利于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的是老百姓。”针对“破四旧”，她写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谁否认这一点，就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针对党媒对形势不切实际的美化，她写道：“这明明是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她还写道：“康生、陈伯达····对个人极尽谄媚之能事。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就是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4月9日，当局派人在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枪决[1259]

忻元华

忻元华1934年生于浙江，1952年赴新疆从事铁路建设。1962年，他自学完了大学有关课程，还读了大量政治理论书籍。1963年他任哈蜜水电段的经济计划员期间，深入思考“三面红旗”直接引发的大饥荒，写下了很多笔记，他在笔记中写道： “既然错误和缺点是全国性的，而且继续了三年之久，这就明显地是指导思想的错误。各省、市在执行中央指示上虽然也有偏差，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问题是领导问题。”他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把毛比作太阳，希望毛“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一员”，“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挣脱一切‘渴望’的魔爪，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他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48家报社杂志社，投寄了9封共177份陈述意见的信件和诗词。1963年7月3日，忻元华被捕。1965年，忻元华被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

1967年1月24日，在监督改造期间的忻元华交给了哈蜜水电段保卫股一封信，这是忻元华写的第十封信。信中说：“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两面派是在个人迷信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信中说，自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党内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说白话而说暗语了！”“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说假话的民族了。”信中说：“毛主席已经生活在歌颂的迷雾之中，脱离了现实世界，脱离了工农大众，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倍的糖衣炮弹啊！”他坚信：“笼罩着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冲击下，迅速地被驱散，一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已经在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保卫股将信交给铁路哈蜜公安段以后，第二天忻元华就被游斗以后拘留。在无数次审讯中，他把审讯厅变成宣传他的思想的场所。1970年5月13日，上面批准了对忻元华的死刑判决。5月30日，他们对忻元华作最后一次审讯。忻元华镇定自若，坚定地说：“谁是谁非，历史将作出正确的结论！”1970年5月30日，忻元华在新疆被枪决。[1260]

丁祖晓

文革中，掀起狂热的造神运动，开会前跳“忠字舞”，讲话前向毛泽东“表忠心”，每天站在毛泽东像前瞻“早请示”、“晚汇报”。[1261]在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家家升起了“忠字旗”，户户挂起了“忠字匾”，村村树起了“忠字碑”，过去安放神龛的地方变成了“宝书台”，供上了“红宝书”。还把“早请示”、“晚汇报”等表忠心的五项宗教式的程序称为“五个第一”，要求大家每天必做。女社员丁祖晓和她姐姐丁祖霞不满意这些作法，写传单散发，批评“忠”字运动：“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像封建社会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帝王，天天朝拜。”“每天喊7亿或14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也不会真的活到一万岁。”“吃饭时也做‘五个第一’，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第一’再吃，这又好笑又好气，毛主席还没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太不应该了。”她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心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不久，她姐姐也投进了监狱。下乡女知青李启顺，得知丁祖晓受到残酷的折磨，就刻印了《告革命人民书》，为丁祖晓辩护，说丁祖晓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并和她妹妹、17岁的李启才深夜到县城散发。李氏姐妹很快被逮捕。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丁祖霞被判20年，17岁的李启才判了十年徒刑。[1262]

马绵珍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1970年1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被正式逮捕。逮捕后她就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马绵珍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最后惩罚，死时年仅30岁。[1263]执行前，因怕她呼口号，竟给她嘴里塞上弹簧。

林舜英李立荣母女

1970年的12月10日下午，南京五台山露天体育场，十万看客又一次席地而坐。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有一对母子：26岁的李立荣和他60岁的老母林舜英。他们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被处决。母子罪名雷同：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十年之后，南京市中级法院给这母子二人的平反结论：“经查，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只是其中说过比喻不当的错话。因此，原以反革命论处显属错判。”

吴晓飞

1970年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说文革对刘少奇的迫害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1264]

施大伟

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因对林彪、江青不满，对1957年至文革期间的一些方针、政策进行议论，1970年3月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家设计院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位于西安和平门附近。本书作者1970年在西安第八设计院墙上看到“枪毙反革命分子施大伟好得狠！”的巨幅标语，一笔工整的宋体字，显然是工程设计人员的杰作。本是同根生的工程设计人员却说同类被杀害“好得狠!”令人震惊。

余正常

西安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仅因为保存部分名人字画及自己创作的写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保存黑画、利用黑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由，按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陈耀庭谢聚璋

陈耀庭，江苏吴县人，江西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员。从1966年到1967年，他与妻子谢聚璋一起匿名寄出十多篇文章，批评文革。1967年7 月，他们寄出的信件被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在全国各地追查。1967年12月，陈耀庭被捕，1968年2月，谢聚璋被捕。1967年3月16日，陈耀庭被判处死刑，四天后被枪决。谢聚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江西劳改农场。[1265]

石仁祥

石仁祥，1942年生于安徽和县，1964年参军，1966年调西藏某部队任文书。他对林彪的“5·18”讲话写下了评语：“这个讲话举出了一些中外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的掩盖下的反革命‘白皮书’。” 1968年4月退伍到安徽和县水利局工作。他写了《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列举了林彪的28条罪状，信中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信的末尾无畏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战士石仁祥。在毛的生日1968年12月26日，他将这封信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他原来所在的部队。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出2名军官到安徽，向省革委会和人保组传达吴法宪对石仁祥信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狱中在墙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审处决时他的喉管已被割断，乡亲们听不到他最后的声音。[1266]

徐惠昌

上海人，因为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在家待业。他喜欢音乐，学油画，读一些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作品，他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他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思考了一些问题。他收听了台湾《中央电台》的广播，里面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信到香港的ＸＸ号信箱。十八、九岁的徐惠昌，不知道信寄不出去，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内容是关于上海街道和一些部门为了接待黑格[1267]，准备尼克松的到访，清理街道，要求基层对地富反坏右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把出身不好的流放边疆，…写的都是事实。署名“李明”。

信寄出后很快被截获，被定为“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新闻媒体投稿，他的所作所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

周恩来知道此案后要求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令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到上海破案。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一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13天就把案子破了。

1972年9月30号，在虹口体育场对徐惠昌和其同案犯进行了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沿着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闸北射击场枪毙。徐惠昌在一辆卡车上，被两个警察架着。车上架着机关枪。徐惠昌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了一个叉叉。他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脸像猪肝那样的颜色，舌头被绳子勒出来了。

徐惠昌被捕后，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他自己写的，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他有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离婚了。[1268]

方运孚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工，在文革中，他向人坦露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一打三反”中，方运孚被捕。经办者拟判15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20年，最后还是被枪杀。[1269]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多人被杀

1970年春节刚过，宁夏首府银川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吴述樟、吴述森、鲁志立、陈通明、张维智、张绍臣等13名青年被捕。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这13位年轻人在1966年、1967年曾经满怀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感到迷茫，从运动中退出来埋头读书。他们是中学生，1968年都成了插队知识青年。吴述樟在宁夏山区西吉县玉桥公社范沟二队。他在小屋门前贴出了“茅屋通天下，残书达万里”对联。每到夜深人静，青年们就聚集在小茅屋里读马列著作。他们表示：“我们决不随波逐流，决不意志消沉！”1969年11月23日，他们以“认识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的实现而斗争”为目的，成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带着文革中的现实问题，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等著，在他们的《学刊》上有20多篇读书心得。他们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写道：“禁止一切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压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经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他们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他们说，林彪像当年袁世凯一样利用文革篡权。他们在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旁边批“放屁”二字。“共产主义自修大学”13人中，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杀身亡。[1270]

福建“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30多人被杀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1938年生，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1961年搞“三自一包”，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在文革中，他听说大饥荒救命的“三自一包”是刘少奇搞的，就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充满了同情。1966年10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连。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1960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1967年5月，他们印发的口号是：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6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幸福会”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当局从1970年3月立案，列为打击对象。谢洪水、谢永祺等19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杀身亡，8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1271]

山西“中国共产主义联盟”13人被杀

1970年3月28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管会贴出布告，宣布了对所谓“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刑事判决。布告说，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诗词300多首、反革命书信179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徐关增、王汝强、任大熊、刘世广、鲍明、常瀛清、任宗正、白微录、陈威权、曹介弘、吴国延、汤福玺、关焕章，共13人。其他人都判了长期徒刑。[1272]

他们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押犯的政治犯。徐关增，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62年改判无期徒刑。王汝强，1958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经济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15年。任大熊：1957年时为北大数学系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反右时3人都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刘世广：1957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195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官方意识形态强力灌输，毒化了很多人的灵魂，加极权政治下的恐惧，在家中讲一些和政府不同的看法，有的亲属也会举报。1970年2月13日，安徽省固镇县方忠谋和她的丈夫张月升、16岁的儿子张红兵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方忠谋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张月升和张红兵非常恐惧，立即对方忠谋进行批判斗争。张月升对她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完一张纸，张月升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揭发材料的最后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军代表接到举报后来到家里，对着方忠谋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倒地上。然后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响声。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后枪决。张红兵回忆说：“当时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1979年。看到报纸上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后，他们父子意识到：“我们做错了。”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但张红兵为此悔恨终生。[1273]

无辜的受害者

有一些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被害者不是思想者，而是一些荒唐的原因惨遭横祸。

贵州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抄录、剪贴了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人物的照片、简介，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诗词和重要历史资料。他将这些资料汇成了一本集子，并命名为《黄金难买》。这本资料放在小学办公室的桌子上，老师、学生争相翻阅。1970年4月，在“一打三反”高潮中，《黄金难买》成了反革命罪证。小学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黄金难买》。广播中吼叫着莫定金钦的“滔天罪行”。接连几个月，莫定钦遭到多次批斗，头发被揪掉一大把，遍体鳞伤。他忍受不了批斗，就偷偷出逃。3个月后一天夜晚潜回家，一群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人冲进屋子，用泡过水的麻绳紧紧地将他捆住。县政法负责人立即赶到宣布正式逮捕。1979年9月29日，莫定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莫定钦劳改期间，回乡女知青、莫定钦的学生张友珍，帮助莫的爱人给莫写过几封家信，被扣上“勾结反革命”罪，多次被批斗。[1274]

1968年6月10日，安徽宿县石油公司一名副科级干部酒醉后卧床吸烟，引起火灾，被烧成重伤，抢救无效，次日死亡。当时结论是灾害事故。1970年“一打三反”开始后，派到该单位的工作组认为石油公司“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需要补课，说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烧死的，是“大贪污集团杀人灭口行为。”石油公司73%的干部职工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全公司43人，22人被长期关押，3人被活活打死。经过2年审查，没有查出一分钱的贪污事实，专案组并不死心，强令石油公司从银行贷款中提出2965.58元，冒充赃款，证明贪污集团存在。[1275]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想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破案。副书记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16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1人，逼得自缢身亡2人打残二人，受株连者115人。[1276]

制造全民恐怖

“一打”文件规定：“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鼓励杀人时制造深入人心的恐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杀害被害者之前，对思想者进行残酷的折磨和羞辱。

方子奋是南京“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幸存下来的他，40年后在回忆中写道：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记得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们脸上的那种愤懑、痛苦、恐惧、无奈、绝望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卒听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被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的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颠簸在轻轻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它们正在向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信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那时我就在第7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了今天，走了40个年头！[1277]

北京市的“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沉重脚镣，戴着紧锁的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一次又一次斗争、示众。有的单位没有揪出反革命，就“借”别的地方的反革命到本单位开斗争会，肆意摧残。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文章为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辩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桑伟川被各单位游斗了290多次，然后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1278]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不仅是在民主国家，就是在专制国家，在执行死刑前得让他留下最后的话。有的还提供纸笔，让他写下留言。而在“一打”执行死刑时，执行者却害怕死者发出最后的声音。为此，采取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作法。

用麻绳勒喉管：蔡铁根1970年3月11日执行死刑前，他刚要申辩，执行人员就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这是各地杀人时常用的办法。

竹筒塞嘴：1970年10月，海南岛白沙县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被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一块木板紧压舌头，使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辽宁在处决张志新前，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在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1971年初，新华社天津分社向记者们传达了一条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毛的这句话使大家震惊，震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联系到“一打三反”的现状，杀人太多了！另一个是对毛的看法持怀疑态度:毛真的反对杀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杀人，毛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当然这只是心里想的，不敢说出口。

后来查到了一个文件，即《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以“中发（1971）20号”（1971年2月26日）。在这个“会议纪要”的第一部分中有这一段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的这段话是在公安会议之前说的。12月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周说：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1279]看来，周恩来是转述毛的话。

毛下达这个指示的时候，九届二中全会刚开完不久，他面对新的对手是林彪集团。他的这个指示是防止杀人过多干扰了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他的这一指示，“一打三反”就降温了。

斯大林对反对者施行大规模的屠杀，后果严重。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延安整风审干时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但并不是不杀人，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亲自代中央多次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但毛泽东对杀人还是比较谨慎的。1959-1960年，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在处理“信阳事件”时，农民痛恨在农村作恶的基层干部，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1280]王任重说：“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1281]但在毛的干预下，一个也没有杀。原来决定只杀一个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毛泽东却让判死缓。

毛泽东不主张杀人，但他缔造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是“杀人”的，而且是大批“杀人”。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最高指示下达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削弱了，但“杀人”并没有停止。就在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在肯定这场“一打三反”的成绩的同时，要求“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

19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北京郊县大屠杀

湖南道县大屠杀

江西瑞金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

云南沙甸事件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这里说的集体屠杀，是指在文革中成批处决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组织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大都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基层的党团骨干分子。因此，可以说这是基层政权的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臣民的杀戮。

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有些地方发生过集体屠杀，如本书介绍过的青海军区赵永夫对群众组织“8·18”的大屠杀。此外，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为了尽快建立和保卫已建立革委会，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屠杀。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苏阳，利用县志对文革中的集体屠杀规模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将一次杀死10人以上定为集体屠杀。1966年的中国大约有2,250个县。他选取广东、广西和湖北3省共计235个县作深入研究。广西自治区所辖县共计83个，他选取了样本县65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8.3％；广东省所辖县共计80个，他选取样本县57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1.3％；湖北省所辖县共计72个，选取样本县65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90.2％。

在他所掌握的广西65部县志中，有43部（占66%）记录了该县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15个县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又以武鸣县为最，死亡总数高达2,463人。广西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526人。他研究的广东省在57个县志中有28个县（49.1%）记录了过集体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一千。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278人。湖北省有38个县志（在他研究的样本县中占60%）报导了受迫害期间挨过打的人数过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终生残疾。但未导致集体屠杀。[1282]

县志是官方的出版物，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很多县志掩盖了大屠杀，即使记载的大屠杀数只能是最低数。苏阳依据县志的研究结论，当然是最低数。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沉痛地指出：“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为了洗刷耻辱，让我们回顾这段痛史，总结集体屠杀的惨痛教训。

北京郊县大屠杀[1283]

1966年8月，北京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在北京的昌平县和大兴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66年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富治“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传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为防止暴动，打死了“黑五类”分子4人。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在电话会议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的消息传到黑山寨公社以后，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同一天，经公安员[1284]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杀人者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杀人数比昌平县少3人。从29日到31日，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8·31事件”。

大兴县有13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杀人的借口是马村的“阶级敌人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实际上，“阶级敌人暴动”子虚乌有。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谢富治的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对屠杀对象的居住地区进行了分片包干。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公安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派出所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审随杀，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最后还是北京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赶到，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大兴县动手最晚、杀人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这个公社指挥杀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其中黎明杀人最多。

8月29日晚，在公安局张某的支持下，高福兴和胡德福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德福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这天夜里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更残忍，用脚踩住一条腿，用双手抓住另一条腿，使劲往上一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地杀人的程序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大辛庄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累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几天后，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苇塘，然后把井填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苇塘拖，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铲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北臧公社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杀死53人，马村杀死34人，六合庄杀死11人，共计杀死98人。
屠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审问者凶神恶煞，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西白疃大队的干部反对屠杀。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参加了公社“九人小组”召开会议，会上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世代贫农，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本来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9月1日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1285]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的北京，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潮总算遏制住了。

事后，对杀人凶手的处理得很轻。大辛庄公社的祸首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提前释放），出狱后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湖南道县大屠杀

1986年，我的湖南朋友谭合成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到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此后，他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士，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这场大屠杀关键人物。谭合成写成了书稿《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应他的请求，我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介绍给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他的书是可信的，这一节的资料来源是他这本书。

湖南道县有一条的河叫潇水，潇水穿过道县县城流进双牌水库，再流入湘江。1967年8月， 大屠杀的高潮时候，每天有几百具尸体流过道县县城，有人统计，平均每分钟1.6具。恶臭的尸体进入双牌水库，拥堵大坝水道，水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尸体使水库变了颜色，水面上浮看一层腥红的油膜。水库恶臭薰天，几里外都能闻到。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单独漂流，有的被绳索或铁丝串在一起。有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像水上开了一朵花。原来这十几具尸体是被一根铁丝穿琵琶骨串在一起。

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3个公社，占当时区、社总数的100%。死亡人数4519人（其中自杀的326人）。被杀绝的有117户。按当时阶级成份分，被杀的4519人中，四类分子[1286]占41.4%，四类分子子女占49.9%，贫下中农占8%，其它成分占0.7%。按职业分，农民占95.2%，教员占3.19%，国家干部占0.38%，其他为医生、工人等。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用炸药炸死；5，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6，活埋（很多是埋在废弃的红薯窑里）；7，棍棒打死；8，用绳子勒死；9，火烧死；10，摔死（主要用于孩子）。这十种还不能包括杀人者的创造性和残忍性。开膛剖肚、挖眼割舌、先奸后杀，乃至将梭标捅到阴道里、将四肢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等，清溪区柑子园公社将一名富农分子捆起来丢进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里，盖上生石灰浇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发出的热将他烧死，还说这叫“石灰烧鸡蛋”。

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有一个叫何明德的人，因搞“投机倒把”被定为“坏分子”，杀何明德的头一天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找何明德的两个儿子何昌保、何一功谈话：“明天要杀你老子，你敢不敢革你老子的命，杀了他？”何昌保胆小，吓得混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何一功马上表态：“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线。”第二天杀人时，就由何一功亲手将他父亲处决。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也有威逼地富子女亲手杀死生身父母的案例。

道县在文革中出现了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个是“红联”，另一派是“革联”。“红联”与当地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好，是既得利益或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对象，倾向于维护政权。所以，“红联”拥有当权者和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和少数干部组成，有不平遭遇经历的人比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具有反抗精神。“革联”在县城的势力比较大，第二中学是他们的据点。“红联”在县城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握着道县的政权和广大农村。“红联”将总部从县城大院搬到营江公社，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营江和二中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中心。

“红联”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四类分子。严惩四类分子，符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风险。当时还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8月大组织，9月大暴动，10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还造谣：革联总部二中是四类分子的窝子，二中里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台湾的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指挥。这些谣言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播的。于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导思想。道县屠杀四类分子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时候，道县拾到过台湾空投的传单。大屠杀前，县里开了三次会，县委领导提出：凡是有风吹草动，就把四类分子统统杀光，让蒋介石的人来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

1967年道县派性斗争虽然激烈，也发生过武斗，但是，县、区、公社、大队的权力组织依然存在，大体上也能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解放军的身份，处于支左的地位，实际掌握着大权。县级领导干部和武装部暗中支持甚至鼓动杀人。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的“红联”总部召开“政法干部工作会议”以后，8月28日到9月1日，形成了杀人高潮。唐家公社这五天杀了100多人。杀人前得到营江负责人的同意和鼓励后，各大队召开了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队长、贫协主任“四巨头”[1287]会议，一方面讲阶级斗争，部署杀人，一方面部署“双抢”[1288]工作，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各公社在杀人之前，都有一个动员和酝酿过程，动员和酝酿都是基层政权主导的、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的。8月26日，午田公社午田大队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13人集中控制起来，其中一个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死赖着不走，就当场杀死了。大队民兵营长朱报生打电话请示公社书记熊礼衡，说：我们已经开了会，擬定了要杀的人的名单。他还把这些人的成分一一作了汇报。熊礼衡回答前先念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然后说：“你们决定要杀哪些人我不作主，但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子女和分子分开。”朱报生放下电话就召开有11人参加的民兵、干部会议，决定对五个子女宽大，对其中一个平时不听招呼的子女朱牛仁杀掉，共杀6人。27日，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将要杀的6个人捆绑跪在台上，朱报生主持大会，宣布6个人的罪状，然后发扬民主，让大家举手表决。他念一个名，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杀？同意就举手。”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举了手。民兵就将这6个个人牵到后山上用铳打死。

梅花公社杀人具有典型性，一是紧跟上级，营江开一次会，梅花公社就杀一次人；二是杀人时声势浩大，每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被杀者进行批斗，由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罪状”，然后浩浩荡荡地押赴刑场“执行死刑”。8月29日，梅花大队最后一批杀了三个人。在决定杀人的会上，治保主任何国庆、文革主任何桃安和大队干部吴德学三人提出了杀文尚易和他的儿子文守福。为什么要杀文尚易？因为在四清中文尚易批判了吴德学。为了防止文尚易的儿子文守福将来报仇，就将文守福一起杀掉。但文尚易是贫农，只杀贫农不好交待，于是就搭上了富农莫德生。杀文尚易时何桃安有点犹豫，就请示公社领导廖隆国，廖回答说：“贫农又不是红色保险箱[1289]，该杀的还是要杀。”吴德学、何国庆等将三个要杀的人捆在一起，中间放好炸药。点火以后轰的一声响，文尚易和莫德生血肉横飞，当场毙命，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滚。吴德学上去把文守福的两个眼珠挖了出来塞进了文的嘴里。

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队还没有动手。这是因为，8月24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的“杀人会”精神时出现了不同意见：一是，杀猪还要上面批个条子，杀人恐怕也得有个文件，等上面来了文件再动手也不迟，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二是，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以后派工就难了，那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派谁去做？8月27日，小甲大队治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又开了一次会，意见还是没有统一。几个大队干部甚至说：“公社要杀，让他们来杀，我们不杀。”公社领导气坏了：“这还了得！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竟出现了‘土围子’！”第二天，公社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由武装部长廖隆久亲自带队，帮助小甲大队“革命”。将12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绳子捆在一起，中间放上一大包修水利的炸药，一点火，，轰的一声，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一样落下来。没有炸死的哭爹喊娘，满地乱滚，廖隆久命令民兵用锄头、大刀一顿乱砍·····小甲公社共杀死237人，让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剌刀见红”，争取“火线入党”。

祥霖铺区有一位“铁姑娘突击队队长”，她身材高大，膀濶腰园，力气大，干活从不偷懒。1965年在修西源水库时，她带领“铁姑娘突击队”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人，成为全区、全公社的标兵。1967年8月，大队开杀人会议时，领导说：“这个任务就交给铁姑娘突击队吧！”铁队长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锋快。但到杀人时，其他铁姑娘都退缩了，她只好一个人上阵。被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在杀场上一字排开，等待她处决。她走到一字长蛇阵的右边，举起大砍刀，稍微比划了一下，手起刀落，“嚓”的一声，一颗人头应声落地。人倒下去了，鲜血从头腔里喷出，一点没有溅到她身上。一会儿功夫，十多颗脑袋都滚到地上。这时，刀卷了口，越杀越不顺手，杀到第16个时，刀被骨头卡住了，连拔两下拔不出来。铁队长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用力提刀，刀拔出来了，一股血直冲她脑门喷过来，弄得她满头满身都是血，头发都被血沾成一块。两个还活着的“阶级敌人”早已吓倒在地。铁队长一手抓住他的头发，一手挥刀，像砍柴一样，把脑袋砍了下来。铁队长杀了18人的时候，刀从手上滑落，全身无力地瘫在地上。后来，铁队长的男朋友在部队里当了干部，结婚以后，她作为军人家属到了广西。1980年代“处遗”工作组把她从广西找了回来，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她回答说：“我觉得这跟生产队里出工一样，不能出工不出力！”

唐家公社唐家大队有一个杀人凶手，名叫雷康古，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夺得了全县杀人冠军。处遗工作组进场后，发现这个数字有浮夸，经逐一落实，他只杀了18个。他为什么要浮夸呢？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每杀一个人给刽子手2元到5元的报酬，也有记工分的。

唐家大队有一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干活也很卖力气。当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了。”但他妻子长得漂亮，惹得一些人眼红。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上了她，坚决要求杀胡祥贤，这种杀人夺妻的事情在道县有40多起。胡祥贤被杀以后，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有两个贫农光棍跟他争夺这个漂亮女人。熊天苟说：杀地主时你们躲在鹅毛山上，现在分果实了，你们下山摘桃子。[1290]三个人差点打起来了，熊天苟一生气，一刀把女的杀了。

有的基层干部利用这次镇压阶级敌人的机会实施报复。清塘公社月岩大队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贫农女社员曾保保揭发过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问题，在“杀人风”时，陈智才等人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怀有6个月的身孕。曾保保向陈智才等人苦苦哀求，请他们等孩子出生后再杀。陈智才说她是缓兵之计，一刀剖开了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

清溪区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贫农社员唐从蛟，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揭发了大队支部书记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第六生产队队长唐进学等人贪污集体财物、多吃多占的问题，在1967年“杀人风”时，唐共求、唐福洪、唐进学等人藉口唐从蛟之子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9口人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孕即将分娩的儿媳。

1967年8月19日，上关区富塘公社主任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后，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主兼历史反革命”熊贯益抓起来。8月23日，用炸药让熊贯益的身体变成了“天女散花”。杀死了熊贯益以后，目标就是19岁的美女梁先莲，她是地富子女，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伶俐。8月18日，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等人说梁先莲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务（其实，她没有参加“革联”，也没到过二中），把她抓到上关区民兵自卫队审讯。审讯没有结果，区里就将梁先莲交给东阳大队处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决定判处梁先莲死刑。8月26日，梁先莲惨遭多人轮奸之后，身体捆绑炸药点火做了“天女散花。

8月26日上午，蚣坝公社沿河塘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让民兵将21名四类分子捆绑起来，押送到一处叫葫芦岩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石灰岩溶洞。贺新昌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口，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标、棍棒之类将人打昏后，丢进溶洞。有的人丢进溶洞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喊。贺新昌让人将稻草点燃丢进洞里，还不放心，就拿来一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后丢进洞里，一声沉闷的巨响以后，贺新昌等才放心离开。他们接着议论着：“地富分子都杀了，他们留下的老的小的怎么办？”“让生产队养他们，那不是负担太重了？”“留着小的，将来报仇怎么办？”贺新昌请示公社和区里以后，决定将这些老的小的全部杀掉。这一次不是丢溶洞，而是沉河。他指挥民兵准备了一条大木船，每个老人和孩子身上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中间，一个一个丢进了河里。沿河塘大队共杀死52人，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这个56天的孩子还没有起名字，他母亲叫张秀华。她72岁的婆婆、37岁的丈夫、13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全都被杀，只剩下她和56天的小儿子。祖宗三代是贫农的蒋癫子想让张秀华作他的妻子，就向领导提出:“是不是把秀华留下来？”周书记同意，还表示：“凡是嫁给单身贫下中农的，给改成份。”周支书这个土政策一出台，村里好几位年轻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蒋癫子保住了张秀华这条命 ，现在该享受胜利果实了。他闯进张秀华家里，拖着张秀华上床，张死死抱着孩子。蒋癫子觉得这个孩子碍事，就从张秀华手里夺走孩子，一口气跑到河边，嗵的一声将孩子投进了河里。张秀华早已吓呆了，像木头人一样任他摆弄。

1967年8月28日，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芳乾从公社里开会，公社领导批评在“抓阶级斗争”中，油湘公社落后了。他领导的跃进大队只杀两个人，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芳乾的工作过去是不落后的，公社的批评对他震动很大，回来当晚就召开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将6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杀掉。一下子杀这么多人，怎么杀法？石头山水库附近有三眼窖，把这些人放进窖里一填土就行了。第二天一早，何芳乾带队押着61.5个被杀对象（其中一人是孕妇，算一个半人），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到了目的地，简单地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人死刑。然后用大刀一阵砍杀，不论死活，推下窖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烧了一阵盖土掩埋。事后，何芳乾非常兴奋，到处表功：“老子杀得混身是血，成了个血人。”这个“血人”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道县愈演愈烈的大屠杀在湖南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和支左的47军开始关注。省革筹、47军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相。道县“红联”营江指挥部于8月26日到28日，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屠杀问题。然而，这个会议却变成了动员屠杀的会议。会后出现了又一次杀人高潮。在会后五天内全县共杀2454人，占杀人总数的54.5%。因为这个会议还肯定成绩，说前一段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是“民主革命补课”。会上提出“不准滥杀”，“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有的公社听说要制止杀人，就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要杀就快杀，不然就没机会了。”

1967年8月29日，47军6950部队（炮兵团）进驻道县制止杀人。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联合发出紧急通告。通告说：“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究，依法惩办。”紧急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并用飞机抛撒。47军还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地制止屠杀。到9月下旬基本没有杀人了，最后一个被杀的是仙脚区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中农何余祥。因为大队长易长进想占何余祥的房子，何余祥又同民兵队长唐贵庭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易长进和唐贵庭二人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10月17日，他们二人把何余祥拉到马鞍桥，用鸟铳把他打死了。

江西瑞金大屠杀[1291]

江西省一些地方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称为“民办枪毙”。公社、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必立案，不要证据，不必审批。根据可靠统计，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等。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瑞金县一个干部到支左指挥部反映，22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向支左部队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3日、24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120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9月23日，杀34人；24日，杀90人；24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3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8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广西大屠杀[1292]

中央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著文说：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组行将结束，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数字是，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000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1293]也就是说，89700人当中，有79000多人是有组织的集体屠杀的，占死亡人数的88%。这还没有考虑失踪和无名无姓的死者5万人。自治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杨志庆向中央调查组反映，商业部门发布票，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万人，区直属机关一些比较负责的同志说死亡20万人。也有人说全区死亡四五十万人。中央调查组认为死人最少在十万以上。[1294]就按十万人计算，就有8万人是被集体屠杀的。

据中央调查组的统计分析，死人的情况是：有组织的屠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造反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死仅4人。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死的“4·22”群众。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在农村颳起“红色风暴”，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杀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和“4·22”成员。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日，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以民兵营长黄天辉为首，将该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女７６人，集体坑杀于蛇形黄瓜弄。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和的贫农出身的妻子有两个分别为１岁和３岁的孩子，刘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营长黄天辉求情：“天辉，我有两个仔。政府能不能把一个判给我老婆？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说：“那不行！”结果两个孩子全部活埋。[1295]７月至１２月各公社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全县枪杀８５９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1296]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集民兵统一行动，把全大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杀死。[1297]

除了对“四类分子”这些政治贱民进行大屠杀以外，广西大屠杀规模最大、杀人最多是与广西文革进程有关，为了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以中央“7·3布告”为号召，大量屠杀“4·22”这一派群众。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名义实行有组织的大屠杀，本书“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一章的“广西：血湧邕江”一节中已有介绍。

广西杀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据1981年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向中央调查组汇报，武宣县被分尸吃肉、吃心肝的有38人。《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从6月15日至8月底，武宣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女民兵班长黄文留，不仅吃过人肝，还亲自割下五个男性生殖器泡酒喝。她因立场坚定，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据不完全统计，武宣县的国家干部和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和人肝。上思县百包公社提高大队那审生产队，全队一百多口人，被杀30多人，男人都杀光了。小学教师刘智和商店出纳员李文兴，被背靠背地绑在木桩上，凶手先挖出刘的肝给李看，再挖李的肝。武鸣华侨农场共批斗560人，整死107人。被打死的人，有的被剖腹割头，有的被挖肝割肉，参加吃肝吃肉的有20多人。柳州钢铁厂和柳州第二化工厂将“4·22”成员身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人就炸得血肉横飞，说这叫“天女散花”。[1298]柳州钢铁厂“天女散花”的发明者之一岑国荣由于杀人有功，被提为广西总工会主席，任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直到1985年才开除党籍。

7月1日晚，同情“造反大军”的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第二天早晨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焦味腥风在学校飘荡。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他们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在贵县，县医院副院长刘子凌夫妻、儿女四人被杀，在杀死女儿前，还当着她未婚夫面前轮奸。覃矿李多才夫妻被杀后，其妻腹中的胎儿还在蠕动。[1299]

被杀人的家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和“被杀家属”加以歧视。而杀人有功者却升官晋级。杀了45人（其中36人是被抓后的俘虏）的刘慕忠被提为柳州钢厂党委副书记，后又提为广西总工会副主席。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1300]

云南沙甸事件[1301]

沙甸是回族聚居的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强行关闭了沙甸当时仅有的三所清真寺。“文革”初期，沙甸就围绕着清真寺的关与开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应该打开清真寺；有的人认为清真寺是“四旧"，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沙甸村全是回族，98％的群众都强烈要求打开清真寺。于是，清真寺被打开了。沙甸绝大多数人属云南的“炮派”，少数人属云南的“八派”。“炮派”支持打开清真寺，“八派”反对打开清真寺。

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搞“划线站队”，沙甸大多数群众被划为“站错队”。全省范围内，凡站错队的头头、骨干都被揪斗。沙甸“站对队”的人很少，“站错队”的人没有人整他们。于是，附近市县“站错队“的头头为躲避揪斗、游街，纷纷跑到沙甸躲避，并写大字报和派人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划线站队、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省革委会把沙甸视为“马蜂窝”。

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军人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

沙甸回民大众寄希望于军人宣传队，以为他们进村后能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l2月8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支左部队进村，并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给解放军。令回民失望的是，军人宣传队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躲在沙甸的外地“炮派”的骨干，给这些人挂上“滇南挺进纵队”的黑牌．被所在单位的民兵五花大绑地带走，去接受各单位的残酷的批斗。沙甸的军人宣传队还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军人宣传队进村后，驻扎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关闭。军人在清真寺里吃猪肉，把猪骨头丢在清真寺水井里；在清真寺礼拜大殿里唱歌跳舞乱踩乱踏。军宣队在沙甸搞“以信教不信教划线”，他们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对做礼拜、把斋者，一经发现就成为批斗对象。

军宣队一面反宗教，一面清理阶级队伍，两百多人分别被打成“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赵氏小爬虫”(赵是指当时受迫害省委领导之一的赵健民)，遭到惨无人性的批斗，捆绑吊打。在一次批斗会上强迫一位回民把猪头挂在脖子上，并要他用舌头去舔，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在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上，强迫60位回民挂上“宗教复辟的急先锋”的牌子游街批斗后，把他们押到一个厕所旁，强迫他们学猪用嘴拱厕所墙，学猪爬，学猪叫，还说这是“猪拱长城”。后来又强迫50多位回民学猪滚，即从十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滚。一位有孕的妇女因学猪滚当天就流产。这样的批斗、侮辱长达一年，沙甸回民心灵中埋下了愤怒之火。

1973年10月，沙甸群众推举代表向沙甸大队党总支请求打开清真寺，供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群众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1973年l0月强行打开沙甸金鸡寨清真寺，1974年2月又打开沙甸大清真寺。红河州、蒙自县的当权者认定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宗教复辟”，并立即派出由70多人组成的州县工作队再次进驻沙甸。工作队关闭清真寺的行为被多数群众阻止，就放广播干扰群众的礼拜活动，过开斋节会礼被诬陷为“反革命集会”，进行武装阻拦。工作队队员在群众进行肃穆礼拜的时候，跑到大殿里“宣传中央文件”。对宗教的亵渎，激起回民强烈不满。

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代表马伯华、马绍华等人的名，逼得他们进京上访。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民众意见，民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民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回民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他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兑现。

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1974年9月云南省委发出(1974)45号文件，文件指出，打开清真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文件还对伊斯兰教作出了十条管理规定，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兰教的高潮。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号文件，几百人到昆明上访，随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周兴等人将回民到昆明上访定性为“闹事”、“反对党的领导”。

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地方当局又采取了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措施。1974年11月底，在距沙甸仅一公里多鸡街成立了“鸡街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军队发枪给民兵，民兵荷枪实弹进行示威游行。以后经常组织民兵在鸡街、沙甸周围巡逻。在鸡街地区民兵的威慑下，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民兵团”。从此两个民兵组织剑拔弩张，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群众抢夺军队枪支，发生武斗，造成人员伤亡。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马伯华等回民代表l0人与省委领导等一起到北京解决问题。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等一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此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中发【1975】2号文件)。云南省委成立了收缴枪支执行小组，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缴了，而“民兵指挥部”的枪并未上缴。

3月5日，部队按命令包围了回族村镇纳家营和玉溪大营。部队在玉溪、峨山、通海三县收容审查了上百名回民，几百名回民被强制进了学习班，几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了刑，其间大搞刑讯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伤致残。

1975年5月，部队和工作队又强行进驻沙甸。沙甸群众对1968年部队进村“捅马蜂窝”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表示：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来就不让工作队和部队进村。成千群众在村口阻拦部队和工作队进村，部队和工作队只好在鸡街糖厂等地驻下．随时准备进驻沙甸。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会发布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1975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几个团奉命对沙甸实行了军事包围，同时拉断了整个村的电源。凌晨3点，一支侦察部队“摸掉”回民的哨兵，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想捉沙甸民兵的头头。不料一位住寺人员发现有武装军人深夜进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楼三楼敲钟报警。“叭叭叭”一排枪声，敲钟人应声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整个村子一片漆黑，村民们惊恐不已。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借地形熟悉，利用自制的武器向占领大清真寺的武装人员反攻。经过激烈的交火，沙甸回民夺回了大清真寺，并从对方手中夺得了一些现代武器。在漆黑的夜晚，军队和沙甸回民展开巷战。天亮时，回民夺回了部分民房据点。但同时付出了几百人的生命代价。看着数百名回民被打死，群情愤怒，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机枪、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抗争，顽强抵抗。

中午，部队开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几乎同时被炮击。入夜，炮火虽有所减弱。但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毁烧光。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部队也有伤亡。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列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五名幸存者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能打死的。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被打死。[1302]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

事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行进学习班的数百人。

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但是，这个“平反通知”认定沙甸事件责任是“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出动野战军镇压是中央决定的。当时周恩来生病住院，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内政、外交、军事都由邓小平全权处理。派出几个团的野战军进行武装围剿，没有邓小平的首肯是不行的。2007年，《炎黄春秋》第11期发表了周康先生的《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这篇文章虽然也把责任加在“四人帮”身上，当局还是严厉批评，指责不该发这篇文章。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现存资料证明，对普通平民的大屠杀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1968年1月5日，广东省阳江县程村公社中平大队党支部书记、治保主任黄某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自立法庭，宣判枪杀两名地主。3月31日，新洲公社龙潭大队枪杀了一名地主。同期新洲公社东安大队枪杀了几名所谓“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5月11日到15日，湛江地区在海康县召开会议，以反右倾为主题，提出在农村要把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各地贯彻海康会议精神，阳江县个别地区的乱打乱杀演变为全县性的乱打乱杀。各公社革委会主任回去以后，迅速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对四类分子摸底排队，对表现不好的开展批斗、殴打、屠杀。至6月1前的不完全统计，全县被被杀死的地、富、反、坏、右人员178名。6月1日，县军管会召开2，800人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会后，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贯彻。到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枪毙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杀95人。7月下旬以后，军管会开始制止屠杀，屠杀有所减少，但一些地方还在屠杀，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乱打乱杀持续了13个月，共致死909人。屠杀手段极度春残忍，有枪杀的，有用锄头锄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头砸死的，有用煤油烧死的，有推入河中淹死的，还有活埋的。[1303]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知，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有几个特点：第一，屠杀规模大、残忍无比，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令人发指；第二，被杀者是无辜平民，纯系冤杀；第三，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屠杀前捏造罪名，传播谣言；第四，集体屠杀的组织者是基层政权，如县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

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红八月”，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的旗帜下进行的，还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1304]的“血统论”背景。这次屠杀高潮一些地方都有发生，以北京昌平和大兴两县的大屠杀为代表。第二个高潮是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前后，一些地方以清理“阶级敌人”为名，清除军政官僚集团的反对派。这次高潮发生的地方比第一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代表。第三个高潮是屠杀反对革委会或军管会的群众组织成员，是军政官僚集团对反对派的屠杀。这次高潮是打着“扫除‘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帜下时行的，这次高潮发生在很多地方，以广西大屠杀为代表。其中，第三个高潮中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时发出警告：“坚决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有了这个“最高指示”，本来对造反派不满意的支左部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开杀戒。

无论是哪一种大屠杀，除了“阶级斗争”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层干部挟嫌报复、杀人夺妻、杀人夺财的行为。

屠杀对象主要有几种人：一是文革前确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屠杀常常采取斩草除根的残酷手段。二是反对支左部队和革委会（“革筹”）的群众组织成员。第三种屠杀对象是宗教信仰者，这只发生在少数地区，如云南沙甸。对宗教信仰者的屠杀既有“破四旧”（认为宗教信仰是“四旧”）的藉口，也是对军政官僚反对派的镇压，如沙甸的回民绝大多数是反对云南军政权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风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这些整农村干部的运动中，揭露和批评过基层干部的普通农民，也有一些被杀害。综合各方面情况估计，在文革中，被集体屠杀的总数不低于30万人。

直接鼓动和组织大屠杀的是极权制度的基层政权，即县以下的农村政权；制止大屠杀的是省以上的政权。基层政权的屠杀行为是对高层政权历来政策的继续和极端化。中央和省级官员不断对过火的暴力行为发出警告。只要下面传来集体屠杀的可靠消息，上级政府总是予以批评，派出官员或派军队前去制止。但这并不能排除高层权力对大屠杀的责任。权力末梢横行无忌，大屠杀畅通无阻，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高层政权造成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中国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会分层还是沿用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那种敌我两分的思想。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从经济上消灭了阶级，但却更强化了政治上的“阶级”（这里打引号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本来是一个经济范畴）。政治上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对“革命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却还把革命时期划分的敌、我、友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固定下来，并给以敌、我、友的政治待遇。有地、富、反、坏、右、资政治身份的个人和子女，就是政治贱民。文革前中国的政治贱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一个文件[1305]中透露，全国达2000万人。按一家四口人计，政治贱民群体总数为8000万人。文革前17年，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在文革初期保卫官僚的群众组织（当时称为“保皇派”、“保守派”），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就把屠刀指向政治贱民，屠杀政治贱民不仅不会遭到抵抗、不会受法律惩罚，还可以表现“阶级觉悟高”。

极权制度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政治贱民，也造就了一大批政治愚民。信息垄断、真理垄断和长期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得人们不仅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也抛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他们只能知道政府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让他们相信的。在严酷的极权制度下，政治愚民也处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政治贱民。无知和恐惧使他们绝对听从政治权力的指挥，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1980年代，到道县处理大屠杀遗留问题工作组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屠杀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屠杀。当然，屠杀政治贱民的凶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还有流氓、地痞。痞子历来是中共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力量，政治运动离不开们，毛泽东早年就肯定了“痞子运动”，认为他们是“革命先锋”。[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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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批斗王光美和“揪刘火线”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再批“二月逆流”

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但是，自八大以来，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开党代会。1966年8月12日，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再开。”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意见的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九大的问题。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召开“九大”再不能拖延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任务就是为“九大”做准备，周恩来秉承毛的意志，为全会作了精心的准备和组织。

毛泽东主持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1968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在开幕式上，周恩来介绍了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由于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其中有一些是从被关押地点放出来出席会议。因不够法定人数，周恩来宣布，“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出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等10人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50位，占97人的51%。再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扩大”了进来，共133人参加会议。[1307]周恩来宣布这次会议的议程有四：一，“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二，“九大”上要通过的新党章草案；三，国际国内形势；四，专案审查工作，主要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九大”以前必须彻底解决刘少奇问题，这个任务落在十二中全会上。自1966年8月以来，已经对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政治上搞臭刘少奇

八届十一中全会裭夺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排名从第2位降到第8位，但还没有从政治上置之于死地。刘少奇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10月1 日，刘少奇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本书前面已作介绍，毛、刘之间不仅有权力之争，更有政见之争。清除刘少奇是文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毛说过，要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但这只是一个姿态。毛不是让他的政敌王明当中央委员吗？要当可以，先得从政治上搞臭。“大批判”是搞臭刘少奇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官员没有退出机制，刘少奇不当接班人了，不当中央领导人了，能不能退居山林过着退休生活呢？不可能。下台的人必须彻底打倒、彻底搞臭。因为最高领导人下台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即要明确胜利者为“是”，下台者为“非”。路线斗争还必须肃清下台者的影响，包括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不这样，胜利者就无法顺利地推行他的路线。要彻底搞臭，就必须加上种种罪名。在台上时对他大力歌诵，把他说得完美无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奉为楷模，他不管讲什么话都是“重要讲话”。他一旦下台，就罪恶万端，一无是处，他过去的“重要讲话”都是“大毒草”。

为搞臭刘少奇，毛泽东亲自出马。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据戚本禹说： 1967年初，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戚照做了。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改正了。[1308]周恩来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都是经过讨论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文中批判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309]一看就知道是指刘少奇。文末向刘少奇提出八个质问，然后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周恩来说，社论或编辑部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1310]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1311]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还发表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是王力、关锋撰写的。毛亲自审定，并在文章最后加上了这样一段话[1312]：

千万不要上《修养》[1313]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1967年5月8日，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的这本书大加挞伐。此后，批判“黑修养”成了一股浪潮。连美国人李敦白也到处作批判“黑修养”的报告。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代表时讲话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当时群众都认为她是传达毛泽东的意思。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厉谴责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送审稿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说服人，请再加考虑”[1314]发表稿是根据毛的意见修改的。

批斗王光美和“揪刘火线”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召见蒯大富。张对蒯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明白了：中央布置我们打倒刘少奇。后来，王力告诉蒯大富，张春桥这次召见蒯大富是毛的意思。[1315]12月19日，在中央领导人再三督促下，清华大学三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井岗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联合成“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联合起来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倒刘少奇。12月25日，清华井岗山组织6000人冒着严寒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邓路线”。学生们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同时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遍全市。为了侮辱刘少奇，将“奇”字横过来写成“狗”字。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表示对“12·25行动”非常满意。

打倒刘少奇从王光美入手。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而清华工作组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清华学生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这个要求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一直没有落实。12月的一天晚上，井岗山兵团组织数千人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集会，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喊：“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十多天后，电机系“捉鬼队”战斗组演出了“智摛王光美” 的闹剧，1月6日，刘少奇之女刘平平在师大附中作检查，“捉鬼队”不让她回家，并以公安局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已送到北京第二医院。王光美不相信，让刘少奇的警卫员和刘平平的妹妹刘婷婷来看。“捉鬼队”让刘婷婷按他们的意思打电话，刘少奇和王光美两人都来了。“捉鬼队”让刘少奇走了，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刘少奇回去后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给蒯大富电话指示：1，可以让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2，不要打她；3，不要侮辱她；4，检查后让她回去。晚上，在西大操场让王光美站在体育馆的阳台上检查，当时我在操场观看。王光美是见过世面的人，“捉鬼队”的几个学生哪是她的对手？她说：你们问吧，我回答。学生问什么，她回答什么，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让她“交待”的问题一点也没有“交待”。她完全占了主动。提问的学生再提不出问题来了。周恩来派秘书孙岳把王光美接回去了。对“1·6”行动，清华井岗山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刚联合进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对。我也是反对的，觉得这样欺骗的手段不光彩，效果也不好。

19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蒯大富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总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响了向资反路线总决战的冲锋号，我们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强烈要求批斗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周恩来看了之后就递给陈伯达，又传给康生、江青，他们几个人都点了点头。然后，周恩来对蒯大富说：“可以，你们准备一下，我们沟通一下。”[1316]4月10日，清华大学在主楼前搭台批斗王光美。参加批斗会的30多万人挤满了清华大学。北京市调来一千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井岗山总部让我们非核心派的人参与维持秩序，没有机会进入主会场。那天我在南校门一带引导来校客人。事后得知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蒯大富：《粪土当年万户侯》；被工作组整得卧轨自杀而致残的学生朱德义控诉了王光美对他的迫害；原工作组长叶林反戈一击，作了题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的揭发和批判；河北省桃园大队代表发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国际反修战士李敦白也作了发言，他说：揪出刘少奇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害，立了一功，我们感谢你们！”陪斗的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和200多名清华干部。在批斗王光美时对她极尽羞辱，让她穿上当年访问印尼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錬。

1966年8月3日，刘少奇曾到北京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团”讲过话。刘少奇被打倒的风声传出以后，这一讲话成了他的“罪证”。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一直要求刘少奇做检查。刘少奇在1967年7月8日写了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刘少奇哪里知道，“新八一团”是从老“八一团”分裂出来的。刘少奇只向“新八一团”做检查，老“八一团”怎肯罢休？于是，7月9日，老“八一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建工学院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北京建工学院带了头，其他学校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南海周围搭起了帐棚，建立了各自的“揪刘”据点。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也纷纷仿效。短短几天功夫，府右街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贴得层层叠叠。据说，当时中南海周围有7000多个棚子，500多个高音喇叭，3000多面旗子。他们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学生无知，真正的皇帝是毛泽东，刘少奇算什么皇帝？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市的“揪刘火线”。在清查“5·16”时，参与“揪刘火线”是“5·16”的一条罪状。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在中共，要将一个领导人从政治上置之于死地，确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铁板钉钉。对刘少奇也是这样。为把刘定为叛徒，毛蓄谋已久，分三步走。第一步，大造揪叛徒舆论；第二步，将61人重新定为叛徒集团；第三步，将刘少奇定为叛徒。

第一步：大造揪叛徒的舆论

在美国，规定交战中弹尽援绝几个小时后即可投降，以保全将士生命，被俘后被强迫作出的言行不予论处。中国古代，对那些为了保全生命而暂时投降敌方的人，也是比较宽容的。三国时代的关羽在敌方曹操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受到曹操的优待，但因“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人否定他对刘备的忠心。《四郎探母》歌颂的是投降对方的杨四郎回国探母，没把杨四郎当叛徒。列宁在他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册子中也谈到，如果遇到强盗拦路打劫，不要同强盗对抗，把财物给他以求脱身。

但是，在共产党内却没有这种宽容精神。早在1963年到1964年，中国史学界有一场关于忠王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一位重要领导成员，被洪秀全封为“忠王”。1864年7月19日（同治3年6月16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南京）被清军攻陷。李秀成护着洪秀全的儿子冲出重围。三天后李秀成被俘。在关押中写了一些文字，曾国藩将这些文字编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述》讲了李秀成一生的经历，涉及太平天国的历史，也总结了天平天国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有一些自污和对曾国藩阿谀奉承的话，“自述”没有出卖革命。1864年8月7日，李秀成被杀害于南京。在这之前，中国史学界主流一直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1963年8月出版的第4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戚文认定李秀成是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在周恩来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20多位历史学家讨论戚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1317]江青把这期《历史研究》连同《北京晚报》、《光明日报》对这篇文章的报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戚的这篇后，让秘书找来其它有关资料。其中有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这是一本蓝色封皮线装书，是张春桥从香港买来的。毛在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江青对戚本禹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要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毛让江青把《李秀成供状》给戚，让戚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1318]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此文明确提出叛徒问题，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批判李秀成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已故的瞿秋白，他在被敌人枪杀之前写了《多余的话》，其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厌倦和无奈。毛泽东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1319]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于8月停办。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谈到“保持晚节”时说：“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红卫兵将周恩来的话变成了行动：八宝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苏州忠王府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已死了三十多年，和毛早无权力之争。搞瞿秋白只不过是为搞当代“叛徒集团”作铺垫，因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第二步：确定“61人叛徒集团”

刘少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他周围有一批在白区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革命活动，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被捕后如果真正坚贞不屈，就可能被处死。如果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妥协是必要的。本来，妥协和叛变应当是能够分得清楚的。山东省革委会曾发了一个文件，文件规定：革命者向敌人自首，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出卖党的机密者，均为叛徒。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履行了一般的登记悔过手续，没有罪恶的，应视为妥协、变节行为，不以叛徒论处。[1320]毛泽东将李秀成、瞿秋白定为叛徒以后，一些妥协行为也当叛变。“61人叛徒集团”就是这种情况。

1936年，为解决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位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人的问题，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普通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张闻天同意了。[1321]薄一波等写的《反共启事》，在当时官办的《华北日报》上发表了，出狱前还举行“自新仪式”。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被关在草岚子监狱的人分9批办了手续出来了。事后，为了明确此举的性质，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1322]中组部这个事后的决定显然比张闻天同意的三个条件要宽一些。廖鲁言在《华北日报》上发表的《反共启事》写道：“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这种声明可能是国民党写好让他们签字的，但在文革中拿出来，红卫兵难以接受。刘格平当时和他们是一个案子，不愿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就没有出狱。到文革前，这61人中仍健在的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这61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和机密，如果这61人安排一般的工作，可能争议不会那么大。可刘少奇把其中的一些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就难免产生一些非议。邱会作回忆说：“八大在组织上安排得不很得当，刘少奇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白区工作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323]康生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 1962年春天，林彪曾对高岗[1324]夫人李力群说：“刘少奇从华中回来，七大后当了第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1325]

文革开始以后，天津南开大学“8·18”红卫兵和卫东红卫兵调查校领导人高仰云的历史问题，在旧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的《反共启事》。红卫兵把这个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1966年11月24日，周在批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的同学说明，他们发现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周将电报稿送毛审批，附信说明：刘澜涛等同志出狱事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在当天批复“照办“。[1326]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毛泽东看到红卫兵的揭发材料后改变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中提到：“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开大学两个红卫兵组织进一步调查，1967年1月中旬，他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恩来、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1327]文革后把揪叛徒的事完全归罪于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其实，周恩来也是支持的。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群众代表时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1328]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北大揪叛徒活动“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1329]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96号）明确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330]

61人被正式确定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让他们“叛变”而后重用他们的，刘自然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发［67］200号），“通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为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通知对抓叛徒问题作五项政策性规定：“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等。这个中央文件肯定了群众抓叛徒的行为，因而在各群众组织中出现了很多抓叛徒调查组，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叛徒揪了出来。

第三步，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曾三次被捕，毛泽东怀疑他有变节行为。1953年初，毛让东北党政一把手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即现在的沈阳）被捕的情况。高岗把任务交给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张秀山让组织部副部长郭锋办这件事。张向郭交待任务时，对查阅的对象没有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更没有对郭说是调查刘少奇，只说调查那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叛徒。[1331]郭锋调查中发现其中有一个叫赵之启的招供了不少材料，还向张学良写了认罪书，称张为“再生父母”。郭锋不知道赵之启是谁。[1332]

1968年10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八届十二中全会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报告》是怎样构陷刘少奇的？今天怎样看这些指控？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5年11月，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少奇接受了什么条件呢？即赵恒惕对杨剑雄说的：“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1333]这个条件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机密，这当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审讯时被定为“斩决”，说明审讯中刘没有与赵恒惕合作，没有叛变。[1334]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7年6月，“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平反以后，官方是这样说的：“所谓1927年当内奸一事，证据只是丁觉群的证词。丁在1927年时曾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1967年夏，他被监押起来，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1335]实际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除了提供丁觉群的证明以外，还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董锄平、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成柱周、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张登平等人的证明，这些人在文革期间都在监押中写的证明，不足为凭。

其实，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以前，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内的左派，共产党人和汪精卫还有很多合作。上述刘少奇的这些活动，是在7月15日以前。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恰当，值得讨论，但说他是“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还需要研究。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9年8月21（或22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平反以后，官方是这样解释这段历史的：“1929年刘少奇在中共满州省委书记任内，确曾被捕过。但因为坚决斗争，身份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江青一伙却逼使当时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做了伪证。虽然孟用潜在关押期间写了20多次申诉材料，要求推翻伪证，但一律不准上报，《审查报告》中只选了伪证。”[1336]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报告》除了孟用潜的证明以外，还提供了十多个旁证。不过，这些证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词。高岗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女儿李洁曾对本书作者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和1953年郭锋的调查材料是否相符，无法核对，不能断定。如果刘少奇被捕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职务，还供出了其他省委领导人和满州省委所属组织，这应当算是变节行为。不过，敌人要他带特务抓人时，他找一个借口没有去。以后他一直努力为共产党工作，要不要定叛徒，还是可以讨论的。和他同案的孟用潜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1949年以后只是一个司局级干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文革一开始就被外交部党组抛了出来批斗。可见1929年这段历史决定了孟用潜的终生命运，而对刘少奇以后的升迁却没有影响。这是值得继续研究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与会者一致声讨刘少奇。林彪说：“ 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1337]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对刘少奇的批判用“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称，这次会之后，就直接批判刘少奇了。在全国各地，每个单位，每次开会时都要高呼“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各省、各单位，在刘、邓、陶的后面，还要加上本省、本单位被打倒的人。如，山西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卫、王、王！[1338]”，到县一级，还要加上本县被打倒的人，得喊一长串的“打倒”。新华社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吴、朱、王！[1339]”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审查高级领导人的专案组。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三个办公室：一办、二办、三办。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陶铸等国家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一级的人，归一办审查。被打倒的彭德怀、贺龙、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陈再道等一批军队将领，归二办审查。被打倒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以上、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归三办审查。（清查“5·16”也归三办负责）。

江青在刘少奇的专案中起了重要作用。1968年9月16日 ，江青审阅了刘少奇的“罪证材料”后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滑、最歹毒的阶级敌人。······”[1340]看了刘少奇专案材料，周恩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1341]据说，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报告上还写“此人该杀”但没有看到可靠资料。在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长达数十页的刘少奇罪证，本来不一定要他亲自宣读的。[1342]林彪对这个报告是什么样的态度呢？1968年9月中央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江青的批示后，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一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一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李根清是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签署文件的工作人员。等李根清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1343]

亲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在表态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出席会议的只有50名中央委员有表决权。当时会议是一致通过的（陈少敏投票时是什么样子没有印象，事后才知道她不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50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后来被打入另册的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6人外，还有44人中，半数以上去世后都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1344]会上，叶剑英在批刘的同时，对朱德了发表了系统的批评意见。王震批刘少奇也相当厉害。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利用职权打击老干部表现出极大的愤恨！[1345]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中发［68］155号）传达到基层。

刘少奇住院就医的时候，得知八届十二中全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他再没有说话，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直到1969年11月逝世，[1346]在最后的岁月，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为了防止他自杀，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1347]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银行金库地下室含冤而死，终年71岁。送火化场时说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九大”以后，中央专案组又提出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对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毛说留下活口，做刘少奇反动罪行的证据。早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在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上罗瑞卿等研究几个重大案情时，曾有王光美是特务的揭发。毛主席批示，大意是：除刘少奇外传阅，以免造成思想负担。[1348]

再批“二月逆流”

批判“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全会公报指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一起集中揭批“二月逆流”，你一言，我一语；你揭发，我补充，指名道姓地揭发批评。[1349]林彪10月26日的长篇讲话中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在批判“二月逆流”时，周恩来重点批评几位元帅。他说：“聂荣臻在科学院、国防科委镇压群众”、“聂荣臻同志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周恩来重提1966年11月13日、27日几位元帅接见军事院校学生的事，他说：“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1350]“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

周说：“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着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一个连，到处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打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

周恩来批评叶剑英，说他女儿“冲军事科学院，他是知道的，没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

周恩来发言中还谈到，讨论“军委八条”时，几位元帅和中央文革有争论，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军委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周恩来说：“把‘军委八条’当成镇压群众的‘上方宝剑’是非常错误的。”

周恩来还批评叶剑英参与四川镇压群众：“16日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谈到青海事件，周恩来说：“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把《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却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1月8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2月26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长，23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1351]

周恩来的批评，几位老帅都认了，他们都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比别人批评他们的调子还高，给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1352]陈毅站起来诚恳地说：“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总的来说是拥护毛主席的，是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今后我再也不反了，用九大的标准来衡量，我恐怕不够格．．．．”毛泽东打断了陈毅的话，说：“你可以当个右派代表嘛！”陈毅挨了当头一棒，愣住了，尴尬地站在那儿。[1353]周恩来让与会代表将会上批“二月逆流”的情况向军队里的军以上、地方省、中央部委常委会上传达。[1354]传达以后，“右派代表”就成了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的代名词。

在十二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对“二月逆流”讲了很多话，讲得老帅们灰溜溜的。等这些人彻底承认错误以后，毛在十二中全会上说： “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因为他们有意见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党内生活是许可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公开出来的。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在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

“穷寇莫追”，毛泽东懂得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把事情做绝，把元帅们得罪光了，把老干部全得罪了，文化大革命也很难进行下去。他找机会转圜。在这次会上对“二月逆流”再次猛批以后，他又做好人，采取宽容的态度。

批“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肯定文革。林彪在26日的讲话中全面、高调地肯定了文革，他说：“我过去曾经讲过，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于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还肯定了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央文革正是参与“二月逆流”的元老们攻击的对象。公报一发表，更加鼓舞了文革中的激进派。全国各地都敲锣打鼓地欢迎、庆祝。

林彪的讲话也有使毛泽东和江青不满之处。林彪拿欧洲文艺复兴和文革作比，以赞扬文革。毛认为贬低了文革，不高兴。江青认为文艺是她的“领域”，林讲话没有和她商量。江青说：“这样大的事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当林彪知道江青对他的讲话（关于文艺复兴问题）有意见时就说：“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1355]直到九大以后，江青还和姚文元批注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主要针对欧洲文艺复兴一些看法。他们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来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356]

10月31日，毛在闭幕式上讲话。他在讲话中为邓小平等一些干部说了好话：“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 “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他还为几位著名知识分子解围：“ 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 毛泽东一方面保了邓小平，一方面推出政治新星王洪文，这是为他身后做出的人事预设。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他让王洪文站起来亮相：“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

从十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逐渐变了。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毛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以后又说：“他们几个人（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是必要的。”原来以为毛对江是公事公办，直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等才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夥，维护文革，打击林彪。林彪不让江青一夥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里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以后，为了防止江青一夥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1357]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在这次会议上初露端倪。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和周恩来平起平坐了。以邱会作的观察，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主席的特殊关系，没有人不尊敬江青、不买江青的账的，即使是假的，也是要买账的。[1358]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这个文件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领导的起草小组起草的。在新党章第一稿中有“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提出把“接班人”删去。康生说：“林彪同志很谦虚，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1359]九大开幕之前，林再次向毛提出删去这句话，毛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在起草党章时，除了写林彪以外，张春桥还写了“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所以江青的名字没上党章。[1360]

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实际上代表都是指定的。这种由党委指定党代表的作法，一直延用到文革以后的若干年。

全会公报说：“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份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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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选举和选票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第二十一章“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1969年3月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1361]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下放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他安抚几位元老说：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二月逆流，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人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毛说：就在四月1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1362]

毛想将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然后逐步结束文革。

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要“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九大”真的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党员选举产生的，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里还没有恢复党组织，以军人为骨干的“党的核心小组”起决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一个秘密的大会。事先没有公布开会时间，不邀请外宾，也不准记者采访。

为了保密，除极少数军政高级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两三个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到省里的一个宾馆，切断了与外面的联系，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到北京出席大会。

三月下旬，参加“九大”的代表陆续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各宾馆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能打开，晚上必须拉上窗帘。那么多人从宾馆进入会场怎样保密呢？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这般，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地由便门进入会场。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1363]

3月27日，“九大”代表齐集北京，开始酝酿主席团名单，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毛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名。[1364]这样，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通常大会是上午9时开始，而“九大”开幕式却在下午5时，这是按毛的作息习惯安排的。一切以毛为中心，“九大”的开会时间也得顺从毛个人的生物钟。

主席台上排的座次很有讲究。以毛为中心，毛的右边有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的左边有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当时的说法，右派都在右边，左派都在左边。紧靠毛左右的林、周，一个是主席团副主席，一个是秘书长（虽然此时还没有选出，但是明摆着的），当然不在此例。

大会开始，毛泽东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早已内部确定的176人的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

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场面。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九大”再一次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带标点符号不到800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毛的开幕词主要是讲中共的历史，从“一大”讲到“八大”。在其他人在发言中，借讲历史进一步神化毛泽东。周恩来4月4日的讲话中说，只有懂得了党的48年历史，“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四个“才能懂得”归纳起来一句话，才能懂得毛泽东的光荣、正确、伟大。黄永胜在14日的发言中说：“我党、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倒退，就失败，就丧失一切；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九大”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集中阐述了这个理论，并得到大会通过。这个理论，就是“九大”确定的政治路线。

14日大会，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号。毛说今天大会有三项议程：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毛泽东已经76岁，接班人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毛向中央建议，在一定的时候，他当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让刘少奇接班。1961年，他对英国客人蒙哥马利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1365]“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过人的林彪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中间就蕴藏着危机。

会议的前两项议程很顺利完成了，发言的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等。周恩来的发言除了歌颂毛泽东、赞成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外，还大力赞扬林彪。他说：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周恩来用林彪取代了众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一个排长。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时，21岁的林彪只是一名连长。红四军建立后，才是一名营长，以后升为28团团长。周恩来接着说：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 。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而在 1973 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 ，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也许这是周恩来自己安排的。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政治报告是历届党代会的重头戏。但是，在九大，代表们对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畅有点遗憾。他们那里知道，围绕政治报告毛、林之间开展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公开。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他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这个讲话说明，“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稿）；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稿主张“九大”以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陈稿最终被否定。此时林彪摔死快两年，周恩来把起草政治报告作为林彪的一条罪状。

下面具体介绍是周恩来事后披露的这一情况。

1969年2月1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参加。陈伯达当天就同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谈了政治报告的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他让秘书收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1366]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毛提议陈伯达牵头，林彪挂帅，春桥、文元参加。会上商定2月20日搞出初稿，九大3月15日开幕。会后，陈伯达向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要北京市经济方面的资料，谢富治不给，还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材料，要多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1367]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已经很僵了。陈伯达干脆甩开张、姚，自己一个人干起来了。但力不从心，不能按期交稿。19日，毛催促陈伯达。3月3日，仍然没有消息，毛很生气。7日，还没有消息，毛更不满。13日，毛提出换人。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毛明显点出报告的主题：“总之，要写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3天后，毛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1368]张姚二人于16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林彪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以后，他一方面约陈、张、姚三人到他家里商量了一次，委托他们代劳。说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就不多过问了。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稿（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1369]

陈伯达从林彪处回到办公室后，写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面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一次，回来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毛。[1370]

毛圈阅退回陈伯达的提纲以后，他就甩开张姚二人自己写了起来。姚文元来电话，他也不接。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会向上报告的。”陈回答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由我来写，他们就是想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写完了第一部分，就送毛。送上的稿子没有回音。九大开完以后，陈伯达处收到了毛主席处退回的一袋文件，就是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稿，陈的秘书吃惊地发现，毛未拆封看过。[1371]陈伯达用了一个月时间，只剩下最后一点了，他的稿子被否决了。他非常痛苦地对周恩来说：我的稿子只剩一点了，怎么办？周说：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 。[1372]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以后，叶群给陈伯达打电话安慰：“不用你的稿子没关系，他们要搞就让他们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1373]

周恩来让陈伯达先拿出写完的稿子交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张、姚说陈的稿子鼓吹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说张、姚的稿子：“这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在陈伯达和张、姚争论中，毛是站在张、姚一边。在毛决定使用张、姚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批评陈伯达的会。说他搞唯生产力论。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边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边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1374]毛对陈伯达发这么大的火，可能是看到陈的稿子把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偏离了继续革命思想。

“脚踏两边船”，延安时是指张闻天和毛泽东，现在是哪两边？只有毛、林了。也就是说，在政治报告、也就是“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林产有分歧。

对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毛泽东在1969年三四月间作了多次修改[1375]，每修改一次都送林彪那里。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1376]报告前，张春桥要林彪政治报告稿上签名，林彪一口回绝。林彪放弃了作口头报告的打算，只念毛定稿的文本，还念得结结巴巴。[1377]这表明，林彪不仅是对张姚写的报告不满，还包括对毛的不满。

毛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鹏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是重大转折之一。[1378]

选举和选票

4月24日下午，是第三次全体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大会的任务就是选举。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其它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得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当时认为和毛主席握手是最最幸福的人，他回去后暂时不能洗手，大家要和他握手，让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领导人用过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1379]

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少了8票，江青认为有人背后搞鬼，要求调查。[1380]

江青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这两个权力很大的机构“貌合神离”，经常发生互相拆台的事。吴法宪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承认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在选举中搞了名堂。

选举前，叶群对吴法宪等人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这么高，看来当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在这以后，吴法宪等人作了布置，指定军队里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1381]午饭时，黄、吴、李、邱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黄永胜和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谈。谈完以后，袁升平开玩笑说：“哦，原来不是给自己拉票呀。”公布选举结果时公布每一个人的票数，江青少了8票，张春桥、姚文元可能少了十多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的票比中央文革的人多。[1382]江青听到票数后就退席了。选举后邱会作和肖劲光、粟裕闲谈。邱说：“选举的中心问题是当选和落选的问题，多几票少几票没有意义。”粟裕说：“对一般人没意义，对特殊人物意义就大了。”在闭幕当晚的中央碰头会上，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搞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姚文元也提出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黄永胜感到不安，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江青一夥要查选票的事，周恩来向毛汇报了，毛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违反党章的大合唱。”[1383]4月25日下午，周恩来对邱会作说：“你回去同吴、黄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军队里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的问题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这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1384]

毛泽东在4月11日讲话中说：“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 （许世友插话：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插话：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1385]4月23日，毛又打招呼，说明天选举把这些人选进去。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还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1386]

24日选举结果，这些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叶剑英821票；邓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张鼎丞1099票。

“九大”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共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占八届中委和候补委员167人（死亡者除外）的31.7%。

在九大刚刚闭幕到九届一中全会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他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议论江青。他还在电话中窃听了这些人反对江青的言论。1969年4月26日，他写好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共20多页，一式三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李曾当过温的秘书，他知道黄永胜与温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温玉成把信转送中央。温玉成看完信，经过一番考虑，没把信交给中央，而交给了叶群。叶群立即告诉了黄、吴、李、邱。4月28日，黄永胜命令他的警卫参谋李学金逮捕了李必达。4月30日，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李必达通过邮局寄的那一份，被黄永胜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过机要的那一份送到了中央。事后，黄永胜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对黄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江青也曾给周恩来打电话：“我可能要遭到暗杀。”

李必达这件事会使毛泽东了解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私下里有反对江青的秘密活动；李必达给毛写信，却受到秘密迫害；李必达被关在黄永胜长期管辖的广州军区；秘密迫害李必达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集体行动。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重要动向。毛对这一重大动向深藏于心，毫无表露。

军队里的人为何反对江青？几位军头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反对文革。因为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的。军人反对江青和文革小组有几个原因：一，在文革中，代表中央办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的就是军委办事组。这两个权力最大的小组的意见时常对立，而且有权力之争。江青想插手军队，军委办事组“像防贼一样防着她”；二，江青凭借毛夫人的地位指手划脚，令人讨厌。一些在战争中出山生入死的将军们怎能看得起她？三，作为“大内主管”的汪东兴，对性格乖张的“主妇”不敢怒不敢言，就向军人们散布毛、江关系不好的假信息，变相鼓动军人反对江青。

4月28日，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有一个副主席，就是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在公布的名单的排列方式上，极力突出林彪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周恩来的名字排位由通常的第三降到第四。宣布后，周立即从台上走下来，坐到第台下第一排，毛把他请上了台。这样的排名方式，可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江青的票的那几个人，在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时，照样没有投江青的票。这印证了张春桥的那句话：“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也就是说，不投江青票的几个人都在新选的中央委员之内，当然是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陈伯达也没有投江青的票。

在军队方面，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8人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实际上，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控军队，五位元帅只是挂名而已。军委办事组权力大了，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取消了[1387]。几位老帅不参与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不存在以后，在政治局内部，文革派和军委办事组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集团。

“九大”以后，周恩来的权力加强了。“九大”前的“碰头会”周恩来仅是召集人，“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是名符其实的主持人。在毛确定的大框子内，周恩来是执行过程中的决策人。他将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半个国家主席（董必武代国家主席不管事）的权力集于一身。多年来，毛一直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主事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了，政治局集体领导要向毛泽东个人请示工作，听他的指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邱会作说：“那时中央里发生的重点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毛主席决定的，没有一件不是周恩来办成的。”[1388]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届一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委托这个小组为九届一中全会提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三人小组除了毛、林的电话以外，其他电话一概不接，不与外界联系。

黄永胜事后对吴、叶、李、邱说：“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7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但是我推掉了。”[1389]黄不愿当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当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当常委。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1390]江青曾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1391]

三人小组第一次上报的政治局委中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黄永胜说：“我开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大局，为了主席。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周总理对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没有说。”[1392]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报名单。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名字下了一个杠。后来毛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认为，“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1393]

在新的名单，毛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了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一样，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林彪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参加会议，一向由叶群出面。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林彪，电话由叶群接，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提出“更好”的意见林彪也会接受。江青不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这两个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态。所以，周恩来为这两个人进政治局大伤脑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讨论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三人小组到了毛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三人小组到林彪家里，周对林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问题，从现实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说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也提出了请求。林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处开会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定下来了。毛、林、周、康、黄五个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1394]

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几次向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关于“中央政治”的范围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后，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会作后来对“中央政治”的理解是：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和主席联在一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1395]实际上，毛是想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他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就是为江青进政治局作铺垫：江青的资历和政治影响力都在叶群之上，叶群进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进政治局？

江青在有些时候很难相处，周恩来对她委曲求全。黄永胜对他儿子黄正说：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的议题要研究。会还没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就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毛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怎么办？我开完会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就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周恩来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技术把这个马桶的垫圏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同意了，周恩来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1396]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凡是有毛泽东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情况下，江青总是同林彪并肩出场，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后；凡是周恩来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单独出场，江青总是走在前头，后面的人还要跟她保持一段距离。有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要吃药，护士拿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1397]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毛主席的特殊关系，没有不尊敬江青、不买江账的。[1398]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一方面，江青这个人有时做事不得体，令人讨厌。特别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军队内的造反派，林彪要稳定军队，在观点上就有冲突。因此，从军队支左开始，文革派和军队就有矛盾。

吴法宪回忆，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在京西宾馆开一个小型会议。会上陈伯达批评肖华，把很多问题引到军委头上。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政治工作引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清规戒律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进这个三座门。”陈伯达这番话使在座的军队干部愤愤不平。就在这几天，肖华的家被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抢走了一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这些情况。林彪听了勃然大怒，让秘书打电话把江青叫来。说：“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说话时，江青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要和江青一起找毛泽东。叶群在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还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着林彪的腿，不让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在林彪骂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叶剑英、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即“抓肖华，抄肖华的家，抢档案是不对的。让肖华写个检讨过关。”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结果，中央文革只有关锋一人参加会议，说：“陈伯达昨晚讲话之前是因为喝了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江青在中央文革会上批评了他，陈伯达了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先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关锋说完后，引起了军人们更强烈的批评。[1399]

在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就和中央文革之间发生了碰撞。1968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林、周三人审批后即执行。毛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样，中央文革就不能过问军事。江青说黄永胜封锁消息，让黄检讨。黄没有检讨。1968年秋，中央决定由黄永胜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阻止黄出国，还怒骂黄永胜：“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毛还是让黄率团出国。江青更加不满。[1400]

九届一中全会以后，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头会照常开。江青到会最早，她坐在周恩来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她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在搞阴谋，一切事情都不告诉我，连电话都不打一个，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们以为文化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有种的，我们来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这段狂言后就走了。[1401]邱会作认为，江青说的搞阴谋就是周、康、黄三人小组提名单时没有跟她通过气，实际是她知道了李必达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政局全体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1402]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

邱会作认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彪胜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胜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九大”以后的斗争更激烈了。[1403]

“九大”以后，黄永胜几乎没有一天不议论江青这些人的事。[1404]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关于林、江关系，他们四个人无话不说。黄永胜对李作鹏、邱会作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1405]黄、吴、李、邱说江青有宗派，其实他们自己也结成了宗派。他们这个宗派谈起江青总有说不完的话。“九大”期间的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整整谈了十个小时，集中谈林、江关系。[1406]

“九大”以后，江青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具体的分管部门。江青先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分配工作，毛没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好再挡了，就让江与林彪谈了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者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说：“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多余的人！”林彪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完就闭目养神，不再开口了。[1407]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谢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处钓鱼台11号楼开会，李德生也参加了。江青一气讲了３个小时，讲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在延安和毛结婚的前前后后，然后就逐一评论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说周恩来有行政能力，勤勤恳恳，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得不准，决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体工作。还说“这与他这个人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着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说康生“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说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1408]听到江青这些不得体的话，黄永胜离开了会场，吴、李、邱也跟着走了。他们认为江青讲这些话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说了这件事。林让黄永胜、吴法宪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毛主席报告，并让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毛处联系。[1409]由于马上要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他们两人向毛作了简短的汇报。毛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1410]吴法宪回忆说：“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毛泽东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1411]

事后，吴法宪、邱会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把整个过程都说了。周当时很激动，连眼眶都有些湿了，他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理解大事的！”[1412]

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关系密切，军委办事组的人讨厌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经常向汪东兴摸底。汪也讨厌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动军委办事组的人反，所以尽说毛对江不好的一面。后来黄、吴、李、邱发现，他们上了汪东兴的当[1413]，毛是很看重江青的。毛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1日的南巡讲话中，谈到路线斗争时还表扬了江青。毛说，江青直接参与的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与伯达和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没有点名，听者都知道）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潄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当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当向她学呢。[1414]军委办事组的人上了汪东兴的当以后才明白：“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从来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会发现，毛每次讲江青的坏话，都不是动真格的。[1415]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是军人的胜利，是林彪的胜利。“九大”产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军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势力占主导地位；在九届中央委员（１７０名）和中央候补委员（１０９名）中，军人占４９％，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军队干部共有４０３５人，其中有３１７２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全市区、局党委书记６０人（６０个单位）中，军队干部４４人，占７３．３％，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１１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１０人，占９０．９％。[1416]和其它省、市、自治区相比，天津军人比例不是很大的。担任江苏党、政、军一把手的许世友，将当地的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军队干部手中。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江苏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里，有61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1417]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虽然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不排除他内心深处的忧虑。

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不久，5月31日，毛泽东到达武汉，随行摄影记者钱嗣杰看到：“毛泽东抵达梅岭一号，走进过厅，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走廊的毛主席照片上；随后，他走进客厅，又走进书房，再到卧室，看到了更多的照片和语录。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员立刻将语录和照片统统摘下！”[1418]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一大发明，也是他的政治资本。毛泽东下令摘掉是出自“伟大的谦虚”？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挂遍全国已多年了，迟不摘，早不摘，为什么九大以后摘？为什么是摘的时候脸色不好看？这也是奥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不仅林彪集团（黄、吴、李、邱等）和江青集团（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也逐渐加深。林彪一直韬光养晦，千方百计地避免毛对他的猜疑。但百密总有一疏，有一件事加深了毛对他的猜疑，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1419]。8月13日，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1420]，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越南回国路经北京的苏联政府领导人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周、柯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拒绝。当时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根据“布拉格事件”[1421]的教训，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由于要准备打仗。1969年国庆节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刚刚“疏散”到苏州才两天的林彪，向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记一记，向部队传达。阎仲川让作战值班室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为应对苏联袭击，成立了前线指挥部，这是开设前线指挥部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所以就标“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这个号令18日用电话向下传达，共6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1422]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让秘书加了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1423]根据“第一个号令”，当时95个师、大约94万士兵、410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舰艇都进行了疏散隐蔽。[1424]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情况来看，这是林彪应该做的事，但“第一个号令”影响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权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泽东看到汪东兴给他“急传阅件”的“电话记录”，一脸不高兴地说：“烧掉！”汪东兴以为是让他烧掉，毛自己划根火柴给烧了。为了留下传阅件的编号，汪东兴把信封留下了。[1425]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9·13事件”后，阎仲川因“第一个号令”关押了7年。

多年有一个传说，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１９６９年党政军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严重后果，刘少奇死在开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估计作出决定：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到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到江西，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去开封。[1426]刘少奇送到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周恩来说“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专机或专列。”“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住处均保留不动。”[1427]毛泽东14日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是战备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与林彪“一号命令”没有关系。

毛泽东搞文革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在具体实施上却是走一步，看一步。说是“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还是问题导向，相机而动。毛泽东哪里会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刘少奇以后，发现林彪是一个比刘少奇更难对付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召开“九大”来巩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渐恢复稳定的战略部署。“九大”闭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扬镳开始之时。毛泽东建立新秩序设想成为泡影。

全国各地敲锣打鼓地欢庆“九大”胜利召开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发酵之时。15个月以后，在1970年秋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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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庐山，坐落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内，耸立于长江中游的鄱阳湖畔，风景秀丽，夏天凉爽宜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庐山出现了英、俄、美、法等18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别墅近千幢，20世纪30年代，庐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一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于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庐山是一个多事之地。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加剧了正在发生的大饥荒；1970年的庐山会议，又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然而，这场斗争的真实情况，一直被蒙在庐山的迷雾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委员100人。上山之前，双方的斗争就很激烈，毛泽东察觉到高层涌动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警告： “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在新的一场斗争中，一方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1428]，还有陈伯达，他们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林彪，通称林彪集团；另一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员，即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也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毛泽东。这两派的斗争，也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的斗争。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在中央文革里是一个受江青等欺负的角色，叶群出于政治目的，在陈伯达被钓鱼台冷落时，给以关照。陈伯达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后还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团的几位骨干，在战争年代是一个山头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1967年“5·13事件”中，他们对文革又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支持军队内的保守派，打击军队内的造反派，从而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1429]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记载，1970年夏，毛家湾（林彪住地）接待的客人有一个很窄的范围，经常就是那几个人：陈伯达和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它地方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黄、吴、李、邱到毛家湾“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有一次，吴法宪在毛家湾看电影，江青要找他接电话，吴法宪的秘书告诉江青，吴不在家，江青问吴去什么地方了，秘书说不知道。其实秘书知道吴在毛家湾。等江青放下电话后，秘书急忙挂电话找吴法宪，吴法宪不是在毛家湾给江青回电话，而是坐车到三座门回电话。[1430]如果林彪集团中的一个人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冲突，马上向其他人通报，共同商量对策。

在没有议会上争论和传媒开放的专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现朋党之争。没有桌面上的公开辩论，必定有背后的秘密斗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共，“反党集团”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其原因盖出于此。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到这时已经6年了，超过了五年一届的期限。时至1970年，中学红卫兵到农村插队，大学生红卫兵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群众组织已经解散，毛放出的“孙悟空”们已压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结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地方党组织正在重建，现在该是重建政府机构的时候了。

重建政府机构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这个礼仪性职务好几年了。董必武已84岁，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谁当国家主席？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党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则是没有权力的空衔。毛一向厌烦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也不愿意承担行政事务。他已经大权在握，没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当时，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人选，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三支两军”以来，军队进入了各级政权机构，林彪势力空前强大，毛担心军队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经出现裂痕，他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大减。

站在林彪的立场来看，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的。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是副统帅，而他的行政职务还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职务是1954年安排的，一直没有变动。林彪处于一个名实不符的状况。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届和第三届人代会，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按这个先例，作为接班人的林彪自然该当国家主席。毛任中共中央主席，接班人担任国家主席，这是当年毛泽东向刘少奇逐步交班的模式。现在，毛废除了这个交班模式，不让林彪担任这个职务。从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而言，他不一定在乎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但是，湖北蛮子的犟劲，毛越是不让他当，他越是要较劲。因为他知道，让不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测量毛对他信任度的试金石。他在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和毛较劲，逼出毛对他的真实态度。由此，就国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间你来我往，进行了六次拉锯式的博弈：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的意见和建议。[1431]

周恩来让叶群向林彪转达毛的意见，3月9日，在苏州的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1432]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问题给毛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审阅后明确批示不设国家主席。[1433]

3月17日到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黄永胜、吴法宪等坚持设国家主席，会上为此激烈争论。周恩来打电话给汪东兴，让他把会上的争论向毛汇报。毛听完汇报后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通过他的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没有理会，只让秘书打个问候性电话。[1434]

4月11日晚11点半，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给中央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三点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建议仍然由毛主席担任，这样作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1435]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同意林彪的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的意见。政治局向毛写了报告。毛当天看了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1436]但林彪仍然坚持己见。《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1437]

4月下旬，毛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孙权让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1438]再一次表达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5月17日下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林彪家，谈起毛说的“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由林彪来当”时，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1439]

邱会作认为，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同意设国家主席，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毛说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也许毛把设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考虑了。[1440]吴法宪认为，林彪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其理由是：国家主席是虚位，林彪现有的职务都是实的，没有必要争这个虚位；林彪身体不好，又不喜欢出头露面。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国家主席”的想法。[1441]

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是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林有没有野心；林坚持设国家主席，也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让他当接班人是真还是假。于是，国家主席就成了一个焦点。当然，这个焦点是外表，其核心还是毛对他的接班人已经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换接班人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但在专制制度下，换接班人，对林彪就是灾难，刘少奇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毛、林这个斗争焦点就要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毛后来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纲领”。从接班人这个斗争焦点来说，毛的这个说法的确点中了要害。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在新的一场政治斗争中，林彪集团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图先声夺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经过多年炼成的。神化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中共“七大”时就成了定规。经过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柯庆施等党内高层人物的大力吹捧，经过20多年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营造，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气氛：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崇毛，就是政治正确；不崇毛，就是政治错误。谁一旦被打成“反毛”，就会身败名裂。几十年崇毛舆论的薰陶，对反毛者血腥镇压的恐怖，中国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发生了变化：崇毛就感到安全，听到反毛的言论就感到不安和恐惧。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崇毛的主动权，谁就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就抢占了这个制高点。他大张旗鼓地、千方百计地神化毛泽东。他这一作为，不仅为他地位上升捞得了政治资本，也把崇敬毛、忠于毛的政治气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崇毛”这个政治武器炼得更加威力无比，一旦祭起这个武器，就能够攻无不克。

毛泽东早期需要个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刘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一系列崇毛的作为。以毛之精明，他不会陶醉于十亿人对他神一样的崇拜，只是利用别人对他的崇拜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而已。一旦发现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一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讨嫌。毛察觉到林彪集团已将“崇毛”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他就不声不响地拿掉了林彪集团这个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领神会，审慎地紧跟。而军人们对他们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他们得心应手的政治武器，他们和文革派抗争。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宪法修改小组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开始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双方相持不下。接着，吴法宪主张在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张春桥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张春桥还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剌。”“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林彪的话。吴法宪质问：“张春桥，你解释清楚，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讽剌林副主席吧？”吴法宪说张春桥“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在卫生间听到了声震屋瓦的争吵，出来后站在吴法宪一边。还对吴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向周总理和黄总长反映一下。”吴法宪听取了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表示支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吴法宪又给叶群打电话，向她汇报了会上争吵的情况。一个小时后叶群回电话：林彪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1442]

8月15日上午10点半，在徐州的李作鹏接到黄永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修改宪法小组发生很大争论，吴胖子很孤立，你赶快回来。”当天下午，李作鹏回到北京到黄永胜处，黄向他介绍了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还对李作鹏说：“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1443]

林彪是一个精明并且工于心计的人。旁人看来，他一直是紧跟毛泽东。但是，紧跟只是在公开场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门城楼，林彪总要比毛早到一两分种，在电梯前迎候毛。这是叶群精心安排的。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说：“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大家都知道林彪“语录不离手”，其实，林彪每一次参加群众集会，都是由李文普拿着语录本，到了现场李文普才把语录本交给林彪。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拿起语录挥动。口号声一停，语录本又回到李文普手里。[1444]在表面上看，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说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真实想法却相反，他私下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毛 “最大的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有多数”毛搞“小帮帮”“他先为你揑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揑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套。”基于对毛看穿，林这自己定的对策是：“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最迅速地响应他的每一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地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不提不同的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听他先说才可一致。”[1445]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质。

极权政治制度是两面派、阴谋家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制度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语）。林彪将两面派做到了极致。他这样做毛泽东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在他需要的时候，容忍并接受了这些虚伪的吹捧，时间长了也会反感的。所以，毛泽东一方面自己主动地“反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对军队的指挥权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删掉“三个副词”。“三个副词”即“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最早见于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讲话，后来写进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6年12月16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又写进了了这“三个副词”。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毛泽东圈去《党章》中的“三个副词”[1446]。因此，“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新《党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团的成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这句话，还和文革派争吵。直到庐山会议上他们惨遭失败后的8月27日早上，林立果送给吴法宪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让他送的，让吴法宪看一看，还说：早在“九大”党章中，就没有这三个副词。吴法宪一看，果然如此。上午，吴法宪拿党章，问周恩来：党章中三个副词为什么删掉了？后来周恩来让办公厅的人查，结果是，毛在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1447]1970年6月11日，毛在接见外宾时，曾两次以讽剌的口吻谈到，苏共21大决议把赫鲁晓夫的报告称作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48]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沿用了好几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句话中加了四个字，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了“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就不是林副主席一个人直接指挥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执。陈主张把 “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在报刊上的标准提法中没有这四个字，如果突然加了这四个字，会引起外界议论。张春桥则坚决不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设法调解。他们专门作了调查，才发现上一年的“十一”社论中已经增加了这四个字！[1449]这四个字是张春桥、姚文元加的。张、姚没有这个胆量，显然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在一年以后的南巡讲话中就明确地点出来了：“难道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斯诺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答：“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1450]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人们自然想到林彪。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在同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形式主义的种种现象。他说，你们最好把人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把那些东西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大会堂。他让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办这件事。李德生就把人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所有语录都取了下来，换上了图片或国画。[1451]当时，全国各地，从单位到家庭，从墙壁到报纸，毛主席语录无处不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1452]毛泽东亲自看望林彪，确实少见，必有要事。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毛谈周的接班人是绕弯子，接着进入实质，毛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林彪开始没有回答，过一会儿，林彪借谈反修防修的问题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453]他说的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文革前夕，毛对刘少奇不满意，曾考虑让林彪或邓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对邓小平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冒出来一个张春桥，林彪怎能容忍？显然，毛泽东不是想用张春桥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体不好，一旦确定了张春桥是林彪的接班人，随时可以替代。回过头来看，如果毛不想让林彪当接班人，让林彪体面地过渡几年，然后将权力交给对毛的思想领会最深的文官张春桥，也不会出现“9·13”悲剧。然而，无论从思想上和经历上，林彪和张春桥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林彪对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虑。

在东方专制国家，最高专制者让自己的儿子接班是常事。毛泽东着意培养他的长子毛岸英，对他严格要求。1936年，14岁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让他到农村上“劳动大学”，给他创造了解农村的机会。朝鲜战争一开始，又把毛岸英交给彭德怀，让他经历战争。人算不如天算，毛岸英死在朝鲜。如果林彪上台，很可能交班给他的儿子林立果。九大之后，林彪将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让儿子接班的意图。这不仅否定了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接林的打算，更是剌中了毛泽东心灵深处的隐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他姐林立衡1962年上清华大学自控系，因嫌数理化负担重，转到北京大学文科）。北大物理系是6年制，文革开始时林立果是三年级学生。1967年，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林立果排在空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立果大力栽培。他先把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还让党委办公室的科长周宇驰和刘沛丰“传帮带”。吴法宪还向党办主任王飞交待：“林副主席把他的独子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林立果进入空军半年就入了党。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提拔林立果的同时，周宇驰、刘世英也被提拔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时王飞已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吴法宪当着王飞、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这种拍马屁的话虽然不可能成为现实，但确实大大提高了林立果在空军的地位。

据和林立果在一起工作过的陈昭说，“在我印象中，林立果是个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人。他跟人谈话，要求对方谈出思想和观点来。”“他是个有魅力的人。口才很好，讲话很吸引人。他还爱好科技，搞过空军雷达天线的改造。毛泽东对此还专门有过一个批示，说是不能叫作发明，叫作技术革新。”[1454]毛的批示无疑是对林立果的勉励，林彪趁势把林立果推出。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到一家大型军工厂视察。进入厂区，林立果紧随林彪之后，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1455]林彪对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1456]

林彪不同意将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在新的一场斗争中，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的攻击对象。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1970年8月18日下午1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火车到达九江（毛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一列是警卫部队，后一列是他的座车），汪东兴是随毛一起到的。吴法宪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到九江迎接。吴法宪到机场再接其他人，程世清和杨栋梁送毛一行上了庐山。汪东兴对程世清说，这次开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毛的随从汪东兴说的这话，人们以为是毛的意思。[1457]“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出自汪东兴之口，后来加在叶群头上，说是叶群对吴法宪说的。“9·13”事件以后，专案组在审查吴法宪时，吴法宪只好按专案组的要求承认了，在他出狱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否定了这个口供。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处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确认了议程。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希望毛担任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毛听了很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还严厉地说：“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1458]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康生讲完后，毛泽东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林彪还讲到天才问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他说：“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我有一点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延安召开“七大”时提出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的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就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提出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删了这“三个副词”，他说“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是批评否定“三个副词”的张春桥。与会者多数人听不明白，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鼓掌。林讲完后康生说：“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说，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康生讲完毛泽东就宣布散会。这时，不仅军委办事组的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很多人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1459]

吴法宪回忆，会前，叶群两次告诉他，林彪在会上不讲话。[1460]林彪为什么突然讲话呢？陈伯达告诉邱会作，８月２２日晚，陈伯达到林彪处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地运动，不但没的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伯达非常希望林彪讲讲话。林彪被陈伯达说动了。[1461]会后，吴法宪从叶群那里得知，２３日开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毛曾问林讲不讲话，林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绍了在宪法修改小组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毛说：“这个要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1462]林彪还对毛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1463]官修《毛泽东传（1949-1976）》说林彪讲话“事先没有打过招呼”，“到全会临开幕的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几点意见’”。[1464]官史也承认，会前林和毛及常委谈过，这印证了叶群的说法，但毛林交谈，不是“一刻”，而是“时间不短”，当事人陈伯达回忆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房间里等待，等的时间不短。”“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你的讲话是不是事先向毛主席讲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1465]这里需要研究的是，叶群说毛同意林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是不是真实。毛为什么同意林批评张春桥？是不是像有的历史学家说的“引蛇出洞”？如果是“引蛇出洞”，林彪被引出来了，毛应当高兴。但是，毛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1466]毛的服务员张玉凤说：“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1467]

林彪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只有了解高层斗争内幕的人才懂得。多数人是听不出来的。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林彪讲话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以后，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很兴奋。23日晚8时，邱会作给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打电话：“山上热闹，你知道了吗？”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1468]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天天给黄永胜打电话，通报山上的情况。[1469]晚上，邱会作和李作鹏让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从叶那里回来说：叶群讲，开会前主席和林交谈了很久，林向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主要是吴法宪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说林彪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然后，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在吴处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谈话内容主要是张春桥。[1470]

8月24日上午，叶群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极力煽动“揪人”[1471]。

8月24日下午，吴法宪到西南组对成都军区政委谢家祥说：“你叫梁兴初一起到我那里去一下。”晚饭后，谢、梁二人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吴法宪问：“你们发言没有？”谢说还没有发言。吴说：“你们是老同志了，你们应该发言，这是保卫毛主席嘛。”他说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张春桥。并告诉我们“要保密”。第二天，谢、梁就发了言。[1472]邱会作也到东北组和王辉球和王秉璋串连，要他们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姚文元。

邱会作24日下午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它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邱会作说：“姓汪的指挥到我们头上了。”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吗？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邱说：“对，对，对，知道了。”[1473]24日晚，汪东兴逐个给吴、李、邱打电话，询问他们发言情况，汪很亢奋。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会发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议设国家主席”，并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提出要揪人。[1474]

全会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讲话录音以后开始分组讨论。与会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讲话指谁，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会错，拥护副统帅林彪的讲话不会错。多数人随大流，说林彪的讲话好，跟着喊让毛当国家主席，说毛是天才。能看出来揪张春桥的只是少数人。

陈伯达在华北组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大力赞扬林彪的讲话，接着大讲天才。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陈伯达引用林彪几年来说毛是天才的话，然后攻击否定天才的人。他说：“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既吹捧毛，又吹棒林。然后说：“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陈还手舞足蹈地模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簒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加会议的吴德回忆说：“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话。”[1475]汪东兴在发言中还说，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是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意见。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写道：“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1476]毛是很难捉摸的人，他公开说的话不一定代表他的意思，连他身边为他传话的汪东兴都理解错了[1477]。

华北组由于有汪东兴和陈伯达的高调发言，气氛最热烈，态度最激烈。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及陈毅都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陈毅说：“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1478]华北组解学恭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1479]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汪东兴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设国家主席、让毛当主席、林当副主席，在当时有相当的合理性，这是得到当时多数人支持的一个原因。

24日晚12时正在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催要简报签发。李雪峰签了字。解学恭觉得帽子太多，李雪峰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解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一起不好,李雪峰、吴德说勾出来，解勾了出来,写了一句,其他未动。李雪峰说赶快拿去发吧，解签了字,吴德也签了字。[1480]李雪峰是华北组组长（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吴德是华北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解学恭是华北组副组长（天津市革委会主任）[1481]他们签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出，第二天上午发到各组。这份简报介绍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肯定了林彪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简报写道：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听秘书念了六号简报以后说：“听了这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了实质问题。”[1482]六号简报在各组引起了强烈反应，各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拿着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西北组、西南组作口径统一的发言。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六号简报发到各组以后，有些人知道，简报里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那个人就是张春桥。全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人们对揪张春桥这么大劲头，表面上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实际上是对文革中自己被揪斗的不满。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对文革的怨气只能撒在张春桥身上了。早在1958年，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就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亲自写按语肯定了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发表。自开展文革以来，张春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对他很信任。 毛知道揪张春桥，就是反文革；出于保文革，他也必定保张春桥。但军人们以为张春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记者”，没有想到毛泽东会鼎力支持他。

8月25日下午两点，在华东组，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手里都拿着六号简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第一个发言，他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说毛主席是天才，都愤怒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有的发言者直接引用六号简报中的话。一位中央委员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坐在张春桥旁边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打断了这位中央委员的发言，站起来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脸色非常难看，眼光躲开陈励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烟。会场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一位穿海军服的候补中委索性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1483]

当时，赞成“天才论”，高调歌颂毛泽东思想，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成了一个政治代名词，其真实内容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因此，已经被边缘化了的陈云、陈毅了站在歌颂毛泽东思想这一边，站在林彪这一边。

邱会作回忆说：从24日那天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烧得很旺盛。这实际是对中央文革进行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邱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行动。[1484]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各写一封信给毛、林、周。要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485]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周恩来收到这三封信时政治风向已转，周把三封信给叶群，叫叶不要向上送。[1486]李作鹏回忆说：“讨论一开始，中委们就见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发言，每个人的发言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剌刀’、‘手榴弹’同时使用，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1487]看来，毛泽东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庐山，毛终于发现了林彪军事集团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持如此强烈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过周恩来、姚文元、毛远新透露出来。解学恭日记写道：9月3日，总理参加华北组讨论，他在会上说:“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1488]二陈是指陈伯达和陈毅。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毛远新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1489]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通过“三支两军”，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革命委员会，都被军队控制。而军队又控制在林彪的亲信军委办事组这几个人手中，军人防江青“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不让她沾边[1490]，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中提出了“军事官僚专政” 的问题，江青也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1491] “军事官僚”们在庐山会议上声势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员张春桥，毛泽东能容忍吗？

８月２５日早上，张春桥到江青住处谈了半小时。张春桥走后江青就让秘书杨银禄找来六号简报。先是说到总理那里去，却直接到了毛泽东住处。江青从毛那里回来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２６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４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1492]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一书记载了26日晚上在江青住所，江青和张春桥向王洪文和徐景贤谈向毛告状的情况：

江青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1493]

1967年2月16日，军头们“大闹怀仁堂”，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向毛泽东告状，促使毛反击“二月逆流”；1970年8月24日，军头们的“八月顺流”，也是这几个人告的状。林彪集团不跟毛打招呼，在自己眼皮底下揪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张春桥，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连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这些不是一方面军的将领也支持林彪的讲话，毛必须扭转局势。

8月25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一个召集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大发雷霆，他重复了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坚决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还说：“你们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 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提出：停止讨论林彪报告；收回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1494]26日宣布休会。

休会以后，一般中央委员白天游览庐山，晚上看电影。但周恩来十分忙碌。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康生、汪东兴到他那里开会，周说：“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况搞清楚。”为了配合毛泽东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调集了各大组的会议记录，发现吴、李、邱等人在各组的发言内容相似。这说明他们事先有串连。周恩来和康生一起找吴、李、邱谈话，追查他们统一口径的情况。还查清了陈伯达编选的、汪东兴印发的《恩格斯、列宁、毛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出笼经过。[1495]

8月27日，周恩来、康生到林彪处，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造过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8月28日，周恩来让吴法宪作检讨，替“副统帅”担责任，保护“副统帅”。晚饭后，吴法宪向林彪谈起此事，林彪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彪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话不该讲。”[1496]

8月27日[1497]下午4点，陈伯达约吴、邱和李作鹏到他住处谈一谈，吴、李、邱对去不去有点犹豫。陈说，是主席让他找几个人的。他们去了，谈了约一个小时。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还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临走时，陈伯达说：“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联系！”[1498]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山，是毛让他上山的，毛安排李德生回北京替换他。要批判军委办事组，让组长黄永胜留在北京掌握军队是非常危险的事。黄永胜虽然在北京，但和庐山上的吴、叶、李、邱天天有电话联系。黄还让军委办事组宋诚为他写了一个发言稿。黄一上山，毛就找他谈话。毛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要搞他干什么？”毛还对黄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黄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枪林弹雨我都是跟主席的，都是拥护主席的。” 毛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不要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1499]毛泽东同林彪的谈话中也谈对张春桥要再看两年。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林彪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1500]

毛还对黄永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1501]关于黄永胜上山后毛还对他谈了什么，黄永胜出狱以后，和他儿子黄正有一段对话。黄正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黄永胜说：“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岗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样的事是能靠猜测来处事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黄正说：“你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你就听他的嘛。”黄永胜说：“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是等于就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我最讨厌的。张春桥是个叛徒 ，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到毛主席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1502]

为了了解毛同黄永胜谈了些什么，吴、李、邱在黄永胜住处等到下半夜。黄永胜从毛处回来后，他们一直谈到30日凌晨4点。后来叶群也来了，黄、吴、叶、李、邱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涉及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吴法宪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吴的意见。[1503]黄永胜强调说，一个是要保护副帅，叫吴法宪检讨自己，不要扯别人；一个是要保护陈伯达和汪东兴，问到自己头上就实事求是地说。老夫子也是手无寸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山上几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承认我们是一夥。[1504]

在休会期间，林彪等毛表态，没有主动要求见毛。毛却主动要求林彪找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他们犯了错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就解决了。从28日开始，林彪每天找这几个人开两小时的会，只说军队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第二天开会，林彪调侃地说：“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也没有主动向毛报告他们开会的情况，只是让汪东兴去汇报。[1505]

从25日到31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个别谈话。他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1506]

周恩来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三天以后才写出来的。[1507]9月1日，周恩来将毛的《我的一点意见》稿送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个别文字修改，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1508]

陈伯达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蒋介石“清党反共”时，即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当年，中共送陈伯达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34年以后，他和艾思奇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将“五四运动”开创的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的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1937年陈伯达到延安。 1939年经毛提名调到毛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对毛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8年4月，毛泽东一行住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被国民党军队察觉。一天，国民党的轰炸机飞临上空，毛正忙碌着。陈伯达把毛喊了出来。毛刚离开，炸弹准确地命中了毛泽东的住地。陈伯达救了毛的一命。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把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将陈置之于死地，但却紧紧拉住林彪。说：“我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实际上，这件事毛、林完全不一致。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是一起的，但把林陈二人切割开来，先稳住林彪和军队，把“手无寸铁”的陈伯达抛出来痛打。毛不仅把林彪从中切割出来，也把与“军事俱乐部”没有关系的汪东兴等人也切割出来。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起的作用比陈伯达大得多，但毛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团的人。6年以后，汪东兴成了抓捕他妻子的主要人物，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周恩来明明知道这场风波是林彪讲话引起的，陈伯达只是一个替罪羊，但他还是按照毛的意图，极力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他劝吴法宪主动写检讨。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吴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1509]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以后，西南组把矛头指向了吴法宪，周恩来立即到西南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法宪的发言，周立即以“主席的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挡了回去。[1510]

林彪、叶群上庐山后的头几天，叶群还经常给毛家湾留守的秘书们打电话，后来好几天没有信息。突然一天，和林彪一起上山的李春生打来电话，他说：“首长和主任让查一个典故。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在何处？”留在毛家湾的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毛在讲话中用了这句话，林彪、叶群听不懂，就让家里查。[1511]庐山出事后，林立果给秘书张云生打电话，说：“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损失。·····”[1512]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都称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亲。

9月4日，毛在他的住处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讲话，说陈伯达是托派，是叛徒[1513]，是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但他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叶剑英突然发言，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就这样完了！”毛听了叶的话，就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514]9月10日成立的陈伯达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组成。专案组委托叶剑英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1515]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回到北京，在飞机上没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和余秋里的坐位挨着，对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房子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大清楚···”话还没有说完，余秋里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你不要说了。”[1516]在陈伯达挨批之前，余秋里经常往陈伯达那儿跑，还用手拍着陈的秘书王文耀的肩膀说：“小王呀，伯达同志有事你常给我打电话啊。”[1517]9月5日，在庐山上，毛找陈伯达谈了一次话，回北京后，陈伯达三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不久就被软禁，1971年“9·13事件”一发生，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从67岁一直到85岁，18年刑期满释放（后几年是保外就医）。

9月4日，毛同林彪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年谱1049-1976》6卷第332页讲了这件事，但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这应该是影响毛、林关系的一次重要谈话。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当然不设国家主席。闭幕式的主席台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消失了。本来穿军装的林彪却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煞白，一声不吭。[1518]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大讲团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在讲话中还出人意料地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二陈合流”，他是指陈伯达和陈毅。[1519]四天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庐山斗争的情况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还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对普通百姓而言，庐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浓雾紧锁着。

9月6日下午，叶群打电话给黄、吴、李、邱，约他们去看望江青。他们一行到了江青住处，叶群对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杨银禄通报后，江青故意端架子，迟迟不答应会见。见面只有半个小时，江青打铃叫杨银禄送客。杨银禄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1520]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让我们足足等了半小时才穿着睡衣下来，边走边说：“我历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是一样的。你们主要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五人从江青那里走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1521]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紧握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没有说。黄、吴。李、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多向总理报告。”[1522]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一直等林彪检讨，没有说出他对庐山斗争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间，他在南巡讲话中，他才严厉地谈到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周、康——引者注），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林立果对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1523]这表明，林彪集团的青年激进派们不仅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不甘心失败，还要抛开他们的父辈，采取独立的、极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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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小舰队”纸上谈兵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9 13”事件迷团重重

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使毛泽东看到了林彪集团的势力，看到了这股势力采取集体行动的那种声势。为了扭转军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毛从“手无寸铁”的陈伯达身上下手，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逼林彪集团的几个人认错，彻底对他臣服。同时采取“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集团。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庐山会议“六号简报”来自华北组，毛既然说“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华北当然是追查的重点。毛将38军的一份报告当作“石头”甩了出来，引出了华北会议。

38军在朝鲜战争中被称为“万岁军”。朝鲜战争结束以后，38军驻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38军换防河北保定地区，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代号改为4800部队。原驻防河北省的69军调往山西。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69军在保定地区支左。在全国的“二月镇反”的潮流下，支左部队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抓了1200余人。38军换防保定以后，成为保定支左部队的主体。1967年4月，中发[67]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各地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为造反派平反。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争论焦点，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组合成“工总派”和“工筹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得到38军的支持。

38军与河北省军区在支左中各持己见，最后导致水火不容。北京军区站在省军区一边，对38军的支左持批评看法。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各恃有军方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陈伯达在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陈伯达在天津支持稳健的“五代会”，使天津比较稳定。他在河北也支持稳健的一派，就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压制了38军支持的一派。1968年11月，省军区机关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1969年２月，北京军区新任政委谢富治召38军政委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和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38军统管保定以后，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1968年秋保定地区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挨批，李雪峰、郑维山因六号简报受到牵连。1970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报送了《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这个报告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说“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1524]加在陈伯达身上的这些罪状是言过其实的。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在38军的报告上写下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的批语：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任务很重。为了解决各省的问题，尽快成立革委会，由周恩来主持做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华东。康生参与内蒙、山西。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后来山西、内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又让陈伯达负责。[1525]这是“陈伯达在华北到处乱跑”的起因。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华北的军政领导人接待并随同调研，不能说是把陈伯达当“太上皇”。陈伯达倒台了，中央没人出来说他分管华北的事。中央文革内部的分工又没有形成文件，毛这样批示，没有人敢说事实真相。1970年7月，陈伯达到华北之前，给毛写了一封请示信，是毛批准的。7月21日，陈伯达结束华北之行，两天后，他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1526]毛在38军报告上的这个批示与实际情况不符。

12月19日，周恩来给毛写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讨论了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周还谈了这个会议的安排。毛对周的报告当即批示“照办”，还建议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这个会议，后称华北会议。[1527]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黄永胜等参加。外宾走后毛把黄永胜留下，批评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的办事组。”[1528]毛说的“一统天下”，是指林彪、黄、吴、李、邱，都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双一”）。从井冈山开始，“红双一”一直是毛泽东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战，又是林彪带领这些人从东北打到海南岛。1949年以后，“红双一”的领导人大都占据了军队的主要位置。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又是依靠这些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联系密切，形成了“一统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势。毛对此怀着极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来由张国涛[1529]领导的四方面军中寻求干部，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军的人，成为他打破“一统天下”、制约“红双一”的力量。

1970年12月19日，请假回安徽检查工作的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立即回北京，说毛主席有事情找他。李德生是12军军长，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因对芜湖事件[1530]的处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4月30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12月20日，他一到北京就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住地见毛。毛郑重地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1531]这说明，华北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决定改组北京军区，周恩来参与了改组的准备。毛泽东把改组北京军区叫做“挖墙脚”。他对付林彪集团采取了三手，另两手是，“甩石头”，即抛出《我的一点意见》和批转３８军的报告；“掺沙子”，即派李德生、纪登奎参加由“红双一”独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为了解决林彪问题，拱卫首都的北京军区必须完全可靠，毛泽东提前下手，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1532]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共449人。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学习38军的报告。除了揭露批判陈伯达以外，还让李雪峰、郑维山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这个会“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也被毛泽东批评，认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1533]军委座谈会是军委办事组主持的。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华北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会上按毛泽东的调子对李雪峰、郑维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甩出一块“石头”：1971年1月5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1月8日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军队支左以后，权力膨胀，一些支左人员胡作非为，占用民房、大搞特权，群众敢怒不敢言。毛泽东这个批示对当时现实有针对性，也是向林彪集团施加压力。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前作了讲话。[1534]他在讲话中罗列了陈伯达的一系列“罪行”，然后列举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等。周恩来说：“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他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周恩来这个讲话于2月2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6号）发到县团级。此时，谢富治已病重，1972年3月逝世。

李雪峰免职后即被押送至安徽关押审查。1973 年被定为“林彪集团”成员开除党籍。1982 年才为其平反恢复党籍。郑维山免职后被押送安徽部队农场隔离审查，直至1979 年12 月中央下发《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时平反，1982 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受李、郑牵连的还有不少人，池必卿是其中之一。池必卿本来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九大”后不久在天津市抓工业，为了打好电子工业基础（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他主持“单晶炉会战”，搞得有声有色。在这期间我一直跟着他采访。后来他突然消失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在市常委会上说，池必卿是拿着郑维山写的一个条子到天津的。此后，池必卿沉寂多年，文革后是贵州省委书记，在贵州做了不少好事，退休后贵州人对他的评价很好。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九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庆祝纪念活动。1970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门，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国庆节后，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开始一段时间叫“批修整风”。陈伯达的问题在全党公开以后，就叫“批陈整风”。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文件开始发到地、师级，后来传达范围不断扩大。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指出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的“一系列罪行”。报刊上把陈伯达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批判。对普通党员干部来说，批陈整风运动只是学习、开会，学习中央指定的马、恩、列的六本书[1535]和五本毛主席著作[1536]。开会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为林彪起草的政治报告，“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指林陈的“天才观”。在高层，毛泽东和林彪正在暗中较劲。

据吴法宪回忆，1970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到他那里谈了一次话。在谈话中有换掉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的意思，林彪尽力保护吴法宪。从毛那里回来，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我不同意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的争论再向主席说一遍。今后空军的情况，你要直接向主席汇报。”吴法宪三次求见毛泽东，毛都不见。[1537]从过去的情况看，受到批评的高级领导人一旦毛不再见他，他就完了。吴法宪把毛拒见的情况告诉林彪，林说：“那就没办法了。”吴法宪准备写书面检讨，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吴法宪的检讨送到了毛那里，10月14日，毛在吴的检讨上十个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1538]毛在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中还说：“我愿意看到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其他宣讲员”是黄、叶、李、邱，毛逼他们作检讨。

1970年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信，检讨她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10月15日，毛就在检讨信上写了很多批语。[1539]叶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下划杠，写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杠，写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写道：“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肤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划杠，写了“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信中讲到8月24日晚她参加中南组的发言中引用了天才论语录时，毛在下面划了杠，写下了“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的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杠，并写：“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在叶群的信上最后批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像对待吴法宪的检讨一样，毛泽东将他批示的叶群的检讨信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及其他有关领导人阅。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黄、吴、李、邱将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比较了一下，认为“毛泽东对叶群的批评更厉害，批叶群直接关系到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林彪的名。”[1540]毛在叶群检讨中提到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是什么？应当是陈伯达起草的、被毛否定了的九大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林彪也有责任。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在军队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1970年11月6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属政治局直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等。组长为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1541]康生有病，后来李德生调往沈阳军区，中央组织宣传组就控制在江青等人手里，实际上就在毛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为对抗军委办事组的重要力量。中央组织宣传组所管辖的单位中，一些重要的单位已经军管，现在，就从军队的控制转为毛泽东直接控制。

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次路线斗争。他既然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但是，毛还是希望林彪主动检讨，和缓地解决问题。在批陈整风会议期间，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处钓鱼台请江青照了一张照片，林彪光着头拿着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将这张照片题为《孜孜不倦》，署名“峻岭”，发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这是林彪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离“9·13”只有三个月。对此，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毛为了麻痺林彪（高华）；也有人说是毛想把林稳住（丁东），江青的秘书杨银录是这次照相的当事人之一，他说，实际上都不是。江青给很多人照过相，有小护士，有周恩来。江青跟陈伯达还照过一张两人一块的照片。杨秘书但是，他想的是否过于简单？在激烈的政治搏斗中，林、江间还有这样和谐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刚过，林彪把内勤李根清叫去，说：“你写句话挂在叶群卧室”，接着口述：“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他想安慰正在发愁中的叶群。[1542]这说明林彪的心态是平和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

1971年2月19日，毛泽东对批陈整风运动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加强了对陈伯达周围人和事的揭发批判。

3月21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写了书面检讨。毛将三人的检讨送周恩来等阅，让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23日，周、康、江三人商量决定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并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还毛。3月24日，毛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1543]

3月24日下午，毛约周恩来、康生、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庐山会议的事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吴法宪、叶群二人需要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阅。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到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书面检讨之后。[1544]亲历者邱会作回忆，毛对他们很热情，微笑着，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毛说：“中央准备开一次会，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是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黄永胜立即表示拥护这个决定。[1545]虽然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都写了检查，可林彪一直没有任何表示。毛泽东希望林彪就庐山会议问题表态。

毛是让周恩来一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书面检讨。让犯错误的人做书面检讨，是毛控制下属的常用办法。向他交“检查”，就是交“认罪书”，就是缴械投降；让人自己将错误记录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旧事重提。对林彪这样的人，更需要他作检讨。这是因为，林彪作了检讨，表示林彪集团主帅投了降。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检讨，就掌握了解决林彪问题的主动权:如果在检讨中真心诚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换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况，就为把林彪换下来提供一个依据。

1971年3月29日，周恩来带领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6个人乘专列到北戴河。他们乘坐的是周恩来的专列，周除了有专列以外，在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夜深了，吴法宪从走廊到周恩来处，看到女服务员正在为周剪指甲，周问：“你怎么还不睡？”。吴说：“我不知道检讨怎么写，想请示一下总理。特别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写不写。”周说：“这不要写，越写越复杂。”[1546]

3月30日、31日，周恩来等人在林彪的住处开汇报会。屋子里放着暖气，林彪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周向林汇报了批陈整风的情况。周对林说，中央准备下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他们几位也好把庐山的问题在小范围内向大家有个交待。周还委婉地说：主席建议，请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讲几句话。林彪听完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对黄、李、邱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么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还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但林彪没有表示参加会议，更没有作检讨的意思。[1547]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毛泽东处，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毛听了周的汇报很不满意，当面指责黄、吴、李、邱，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1548]邱会作回忆说，我们进去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吴、叶、李、邱的检查。接着谈路线斗争问题，还说：“你们几个人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毛不想同林彪周围的几员大将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说的“到了悬崖的边沿”，实际是指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一直过不了关。有一次，邱对黄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指毛的指责）比山上还高了，“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可能是空话。黄说：完全是空话。他们商议，建议林彪作一点自我批评。他们向叶群提了这个建议，过了三天，叶转达了林彪对这个建议的意见：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式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说：“不要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1549]

毛等林彪的检查，林彪就是不检查，毛、林之间形成了僵局。林彪认为毛是有意整人，周恩来向毛呈上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安排的请示报告，毛批“同意”，林却一反以往毕恭毕敬的态度，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还公然写上“遵嘱代写”四个字。[1550]

一天，叶群让内勤李根清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给林看。叶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林彪对叶群怒吼：“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 此时的林彪的心境没有年初那样平静，他烦躁不安了。[1551]

批陈整风汇报会于1971年4月15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军政领导干部99人。毛泽东特指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会加会议。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性发言。会议前7天主要是讨论黄永胜等人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几天是揭发陈伯达，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经验。

4月18日，毛指示“会议时间（原定7天））不够，应延长。”毛在延长中等林彪的态度。

开始林彪不回北京来，是特意回避这个会议，周恩来让黄永胜每天给叶群打电话。会议中间，王辉球、王秉璋揭发，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到东北组串连与鼓动。这是原来不知道的新情况，林彪怕把事情闹大，4月19日急忙赶回北京。周恩来给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的有关指示，并请林彪在会上讲话，林彪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到会的意思。[1552]主持汇报会的周恩来还希望缓和局面，4月24日，他在会议情况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已回北京还不出席会议，毛岂能屈尊？他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周的报告中提出：“主席如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毛批示：“可以不要谈了。”[1553]

两位主角不上台，周恩来只好唱独角戏。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他在会上按毛的调子作总结讲话，他在讲话共四个部分：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四，今后办法。周说：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还说：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1554]周恩来还是和稀泥。

批陈整风汇报会一结束，就赶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天安门广场照常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表示请假不去。叶群再三劝说，他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来电话催促：“主席已经出发了，请副统帅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双膝跪在林彪前哀求：“你去吧，你不去，我们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的大衣，出门乘车了。跟林彪上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湾。[1555]在现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林彪静静的坐着。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林彪瞥了一眼，又侧过脸来和西哈努克说话，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林彪带着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出现在人们视线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和近在呎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一眼。5月的天，林彪披着一件军大衣皱着眉，双手抄在袖筒里，一脸枯寂的样子。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着桌面回答：“不好。”······林彪虽然没有正眼看谁，但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相应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举措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一下。林彪的浓眉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刹那，他蓦然站起，转身，旁若无人的扬长而去。[1556]

五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内勤李根清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要来，你找一张大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争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划了一个大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1557]林彪想通过周恩来向毛传达什么信号？

林彪坚持不认错，却给毛写了一封信，向毛提出了条件。“9·13事件”以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清查林彪住处毛家湾时，发现了这封没有发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写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华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吴忠说：信写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林彪和总理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1558]李根清回忆，这封信是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授的。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李根清，让李誊清后送林彪签发。后来，这封信始终没有交给李根清通过机要渠道送发。[1559]

怎样解读林彪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体不好，已经精疲力竭，想找一个台阶下来？“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在中共的路线斗争中，高层领导人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不是为他自己设计的退路？林彪要退下来，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护：“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林彪“ 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把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调离首都，这是向毛泽东表示，我已“解除武装”了，你可以放心了。

周恩来不让将此信送到毛那里，可能认为毛是不会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一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令林彪陪同。林彪开始说出汗不能去，毛执意要林去，林彪还是不想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在会见时宾主刚刚寒喧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1560]这是毛、林这两位“亲密战友”最后一次见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来、熊向晖等人，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后到毛处汇报。熊向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经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此时的熊向晖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毛撇开中美关系这样的大事，却关心黄永胜在总参谋部的表现，他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回答没有。那“五个大将”的检讨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周恩来当时以自己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打圆场，毛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1561]毛这里不仅是指出林彪问题的严重性，更是拉拢周恩来。在同林彪的斗争中，必须让周站在自己这一边。

7 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中，林彪、叶群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此外，林彪、叶群还加紧筹办儿女的婚事。这是林彪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迷惑毛的假动作？

1971年8月3日，叶群回北京，因医生怀疑她有乳腺癌，找医生检查身体。来前向周恩来请示，是经周同意的。检查结果排除了癌症。8月6日，叶群向毛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况和准备很快回北戴河去，请秘书代她请示一下，看毛主席对她有什么指示要交待。按过去的作法，这是要见毛泽东。但这次等了两天，毛那里没有动静，她被毛拒绝了。叶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1562]叶群在京期间，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探视。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在批陈整风中毛把林彪切割出来，批陈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检查，彻底臣服。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查没有触及林彪，批陈整风运动也没有追溯到林彪那里。林彪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毛泽东彻底失望，他安排了从组织上解决林彪问题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庆前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确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三人组成筹备小组。这个小组由林彪反对的张春桥主持，林彪集团的几个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工作，并准备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带了一个中队100多人随行保卫。每人两枝枪，一只手枪，一枝步枪，还有机关枪。[1563]毛在南巡中虽然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但林彪集团的人反应很强烈。吴法宪事后认为，“他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1564]

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周向林通报，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周的通报，进一步给林彪增加了压力。

毛泽东南巡主要是向领导干部打招呼，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统一思想，防止各地高级干部跟着林彪走，以免再出现二中全会上的情况。

８月１６日，毛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直到27日离开。当天就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17日同河南军政领导人刘建勋和王新谈话。25日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等参加了这些谈话。离开武昌前跟刘丰谈话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

８月２７日到达长沙，住到31日。毛在长沙谈话到会的有：华国锋、韦国清、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毛和在场的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军政领导人“一切行动听指挥”。

８月３１日晚到达南昌，毛在在南昌谈话到会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对毛说：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让江西仿造水陆两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谈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要他不要同林彪一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若有所思，没有讲一句话。[1565]，

９月3日凌晨到达杭州，毛在杭州谈话到会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毛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中，感觉到陈没有讲真话。[1566]

9月8日晚，毛提出转移专列停放地点，9日凌晨，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铁路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下午4时[1567]，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驶向上海。离开杭州前，让汪东兴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让南京的许世友到上海，准备同他们谈话。晚10点前到达上海虹桥专用线，因许世友不在南京，没联系上，毛说等许来了一起谈。

11日上午10时，毛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话。12点30分专列离开上海，经济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济南让汪东兴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支线开会[1568]。

９月１２日下午1时10分，毛的专列抵达北京丰台，在车站支线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汪东兴在场。[1569]毛先讲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接着谈到庐山会议。吴德记忆中说，整个谈话的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他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吴德意识到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570]

一路下来，毛到底谈了些什么呢？[1571]

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他讲了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历次路线斗争中企图分裂党的人都没有得逞。他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放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之后，说：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对刘丰说：“庐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大人物。在三中全会上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在庐山会议以来，有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大人物不开口，其他人即使讲，也是讲无关重要的问题。”[1572]

在南巡讲话中还说：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这把林彪和历史上犯路线错误中“为首的”放在一起了，虽然说“对林还是要保”，但说“改也难”，不抱希望。他在谈话中直接批评林彪：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表示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他说华北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他说的黄永胜，实际就是指林彪。他还批评，在林彪领导下，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他在长沙对广州军区领导人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毛泽东南巡，一路走一路谈，越谈越严厉。对林彪，从旁敲侧击到公开点名，从简单说说，到把问题越说越大。原先毛还说“对林彪同志要保护”，说只是对庐山的事“负一定的责任”，后来这个话不提了，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分裂”、“不光明正大”、“阴谋诡计”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断派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恩来，让他了解最新动向。周恩来知道毛林间的一场恶斗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对手。他审时度势，由原来的和稀泥转而坚定站在毛这一边。虽然在九大以后中国怎么走的问题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没有站在林的一边。专门研究周恩来的高文谦说：周是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1573]

8月底到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的行踪。掌管飞机的吴法宪知道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专机接了谁，但不知道谈话内容。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经毛同意，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偷偷在香烟纸上作了些记录，9月5日晚上，顾同舟和于新野在电话上讲了刘兴元的传达，但没有提到直接与林彪相关的内容。此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从刘丰那里得知毛谈话的一些内容。李作鹏9月6日回北京同黄永胜谈起此事。当晚，黄永胜就电话告诉了叶群。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下午驾直升机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1574] 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让顾同舟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向王璞借来传达记录本，亲自动手，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专机送到北京。[1575]

“小舰队”纸上谈兵

在毛向林彪集团步步紧逼的时候，林彪还是蛰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认错以外，抱着一种消极态度。据知情人说，林彪得知毛南巡讲话以后,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摆出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势。9月11日12点30分内勤听到林彪对叶群说：“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1576]林彪这种态也许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从力量对比上，他不是毛的对手。他不是说“大不了是彭德怀第二”吗，如果他消极挨整，只不过是挨批，下台养病。凭他的战功，日后会给他相当的地位，不致于落到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极等待挨整的时候，他的老婆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却不甘心失败。年轻气盛的林立果认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对他姐姐林立衡说：“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1577]林立衡阻止他冒险。

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读书，有较高的悟性。毛泽东让她代替林彪参加政治局会议。林彪身体不好，事事依赖叶群，也相信叶群的判断能力。她控制着林彪的信息来源，她给林彪的讲话和批示文件“把关”，防止林彪的意见“走火”。她以林彪的名义联络亲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一样，叶群是军委办事组也是说一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军羽翼渐丰，凭借他是林彪儿子的地位，目空一切。他认为庐山会议上的失败是老军人无能，他要摆脱这批老军人另起炉灶。在林立果还没有当作战部副部长的1968年，根据王飞和周宇驰的提议，王飞、周宇驰、林立果等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小舰队”的雏形。“小舰队”这个词，本来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一些人聊天的时候一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后，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关进了秦城监狱）。面对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林立果决心破釡沉舟，奋力一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对策。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最后倾向是提前抢班。“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B-52（他们用作毛泽东的代号）。但B-52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1578]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一个“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还没有成形，只是于新野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看来是一个讨论稿。 “9·13事件”以后十多天，这个笔记本才在北京他们的一个据点找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林彪、叶群是否看过不得而知。这个纪要把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定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没有让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参与武装起义。“571工程”纪要有9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是对形势的分析。说庐山会议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说：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们分析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时写道：“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纪要还说，毛“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纪要提出的口号：“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内容一针见血，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当时我听传达时，会场一点声音也没有，人们屏住呼息静听，会后人们默默走出会场，不敢评论。“571工程”纪要表现了青年军人的锐气。但是，其中也表现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样，这份文件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批判，是抨击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最强音。林立果祭起反对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旗帜，准备采取“剌秦”的行动，“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一些人的意愿，“天下苦秦久矣！”

“571工程”纪要说：“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9月6日，“小舰队”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加紧了行动策划。事后的官方文件说，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密谋刺杀毛泽东。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这一天，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一筐四个西瓜，放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12日江青要到颐和园去玩，叫服务人员带上西瓜。江说：“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这是林副主席送的！”还说：“把中间那个瓤拿出来，外面那一层你们吃啊，我吃中间那个芯。”[1579]毛的南巡讲话9月6日就传到林立果手里，林立果已经布置“剌秦”行动，送西瓜是为“剌秦”行动作掩护，还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剌秦”活动？江青12日游颐和园，说明她不知道当晚将发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对她来说是突然的，可能对所有人来说也应该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参加人有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会上商议谋杀毛泽东的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后来周宇驰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即在铁路、桥梁上放炸弹；“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但是，在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都被一一否定。在束手无策时，他们把原来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时任洛阳步兵师政委的关光烈叫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9月10日晚上，关光烈乘10次特快列车到北京，周宇弛给关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的竖写的，而是横写的），提出调两个营攻打钓鱼台，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一级一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1580]林立果说：“冒充军委下令呢？” “呼号频率不一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看来确实不行了，林立果决定，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12日19点30分，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行前，他把王飞等召集到空军学院让他们作南逃广州的准备。

晚8点，周宇驰到空军学院，他对等候在那里的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李伟信宣布：首长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到那里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周宇驰对他们说：明天上午8点钟林彪等从北戴河直飞广州，北京的这些人明早7点钟起飞，用林彪名义通知黄、吴、李、邱上飞机，如果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他们还安排一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江湾机场，接上海小组到广州。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已经控制了飞机，南逃广州是闭门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议论的武装起义的计划，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被指定的执行者都退缩不干，最后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纪要,只是纸上谈兵，纸上也是一个草稿，根本没有行动。在“9·13事件”以后的长时间严格的清查中，没有找到他们行动的实物证据。九大以后的林彪虽然不愿意跟毛“继续革命”，很难说他有“剌秦”的意图。如果林彪也参加了“剌秦”行动，以他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军队里的影响力，也许是另一种结果。直升飞机上迫降后俘获的李伟信在审判林彪集团法庭作证：“571工程”纪要“这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首长是指林彪。学界一直怀疑李伟信的证词。[1581]

既然“小舰队”没有采取危害毛泽东的实际行动，即使毛泽东的信息再灵，他也不会得到他将遭到谋杀的信息。一些著作浓墨重彩地描绘说毛如何机警地躲过了林立果的暗杀，都是为了“坐实”林彪集团“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其中一些细节都是出自汪东兴，难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东兴的叙述中，毛躲过暗杀的行动，都是汪东兴实施的。

不过，在与林彪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当然有所戒备。

9月1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晚10点前到达上海，依靠在飞机场附近的支线上。毛却没有下车，让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王洪文等人到火车上来谈话。

9月11日上午10点，毛与许世友、王洪文在专列上谈话。到吃饭时间，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他没有等候许、王，12点30 分，专列离开上海。

18点35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检修，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从上海乘飞机赶回迎候的许世友，没有让他上车见面。

9月12日凌晨5点，专列到济南。毛让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到丰台站。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

12日中午1时10分，专列在丰台站停下。毛同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到3点多钟。毛不进直接进北京，他对北京的安全状况还没有把握。谈话结束后，毛让李德生留下，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郊区南口。第二天，按照调兵程序，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完成了这个师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点零5分，专列到达北京站，毛乘汽车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这关键的两天“小舰队”是怎样活动的呢？请看鲁珉的回忆。[1582]鲁珉，1952年12月5日，在朝鲜战场上打下了美军飞机F-86（佩刀式），成为战斗英雄。“9·13”前夕是空军作战部长，他回忆了那两天的几个关键时刻：

1971年9月11日晚约8点半，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拿出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我。我看到的是用红铅笔写的“按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林立果说，现在的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全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让鲁部长的第二次进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鲁珉对他们说：我空战次数不少，可没有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有摆弄过，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这是鲁珉的托词，听说要谋害毛主席，他头都炸裂了。但在那几个佩枪者面前，他不能说“不”。

讨论没有结果。于新野传来一个电话：毛主席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便仓皇宣布：情况有变化，今天的议论全部作废，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话也不能传出去，不然就会杀头。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鲁珉害怕了，想办法摆脱林立果等人。当医生的妻子想出了办法。当时正流行“红眼病”，用浓盐水、过期金霉素抹在他的眼上，一会儿双眼赤红，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但他没有摆脱。9月12日晚8点多，王飞电话通知他：立即到办公室来，有重要文件传达。（林立果已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鲁珉按王飞的要求到了办公室，见气氛十分紧张。王飞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林副部长已经到了北戴河，来电话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几位首长，明天由西郊机场起飞，去广州。现在的任务是，立即拟好名单，编好组，做好一切行动准备！”于新野在旁边记录，逐个核对名单，分别编组，记下名字。第一组王飞、鲁珉等23人，共6个组。

大约晚11点钟，一个电话传来，王飞脸色煞白，他慌里慌张、语无伦次地说：“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大家赶快回家睡觉！”原来是周宇驰来的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原来是南下广州的飞机被周恩来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装起义”简直是儿戏。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谋害毛泽东不成，就到广州。9月12日下午4点多，周宇驰让胡萍安排6架去广州的飞机。当晚7点，胡萍通知34师副政委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三叉戟256号，当晚送林立果到山海关机场。潘景寅让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比平日飞行多加了3吨。[1583]到广州的6架飞机，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点40分，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号飞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晚8点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9点左右，他们就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领导人休假地的96号楼。

这时的北戴河，正在为庆祝林立衡和张清林的订婚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贺之后，就到叶群卧室同叶群密谈。大约晚10点，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密谈。林立果此时和林彪谈了些什么，是决定林彪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如果林立果将他策划并实施的“剌秦”行动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肯定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可能当第二个彭德怀了，他的下场比刘少奇还惨！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林家父子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对话（林立衡说，她让内勤偷听，隐隐约约听到了林彪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内关门密谈，能听清多少？）。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说在这之前林立果可以瞒着他父亲；现在“剌秦”行动已经失败，情况万分危急，他必须如实告诉父亲，必须和父亲商量对策。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对策，他已就此对策向周宇驰等作了布置。然而，毛南巡讲话的内容已传到林彪那里，知道广州军区已将毛的讲话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广州军区能不能支持他们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广州军区支持另立中央，在强大的毛泽东面前，也维持不了多久。在作战中力求十拿九稳的林彪，应当不会同意南下广州的。他们的决策十分困难，逃跑是唯一的决策。跑得越快越好！

“剌秦”失败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带回的消息对林彪来说是突然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决定是仓促的。毛泽东的接班人逃跑，绝大多数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是不可思议的事。“9·13事件”是突发事件。当然，这个突发事件是酝酿已久的。

9月12日晚，林立果告诉林立衡马上去广州（这是在和林彪、叶群密谈之前）。林立衡决定马上报告警卫部队。她来到8341部队2大队驻地58号楼，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副团长张宏，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要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22点20分，张宏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办副主任张耀祠[1584]，张耀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在人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9月12日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电话报告，说林彪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通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1585]周恩来的电话通常都由纪东接，此时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福建厅，纪东他在中南海西华厅周的办公处值班。23点多钟，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张耀祠副团长报告，保卫好毛主席。”[1586]林立衡没有向张宏说“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这句话，张宏不可能擅自加这句话，这可能是张耀祠把当时的猜测写成了事实。周恩来知道林家母女关系紧张，怕林立衡把家庭纠纷掺进来。但周恩来还问吴法宪，是否知道有架飞机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周让吴法宪查证。汪东兴通过张宏了解到，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飞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机场，晚11时整，周打电话向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李作鹏晚11点5分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明后回报了周恩来：的确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李作鹏回电话是纪东在西华厅接的，他向周转告时周只说“知道了”，纪东从电话中感到，周没有回到会场，一直守在电话旁边，这是很反常的。[1587]

吴法宪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查证，胡萍说，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试飞山海关。周恩来立即指示：“这架飞机立即飞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胡萍立即将周恩来追查飞机事告诉周宇驰，并要他转告林立果。还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周恩来追查飞机的事，还统一口径，说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飞不回来。周恩来听说飞机有故障后，让他们修好后立即飞回，不准带人。

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1588]，问林副主席身体好不好，叶回答说很好。周问叶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叶开始说不知道，停了一会，她又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说：“晚上不飞，明天天气好了再飞。”周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进一步试探，对叶群说：“需要的话，我到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急忙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1589]

周恩来从叶群说话支支吾吾、前后矛盾中断定，北戴河那里的确出了问题。他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对这架飞机作出安排。李作鹏记录下四点：第一，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等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我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飞行；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1590]11点3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命令：“这架飞机要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起飞。”13日零点6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重申四人中一人指示才能放飞。周恩来后来说，他指示周、黄、吴、李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后来李作鹏为自己辩解说，是他将总理的电话理解错了。

周恩来的追问三叉戟飞机，还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使得林立果、叶群方寸大乱。晚１１点４０分，叶群对李文普说：“快点调车，越快越好。”叶群又对李文普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你快去调车。”林立果又对李文普说：“老李，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他通知周宇驰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

晚11点50分，警卫秘书往96号楼（林彪住处）调车，现场一片混乱，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刘沛丰手上提了4个提包十分着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一一登上了大红旗轿车。林彪汽车跑出约200米，李文普急叫停车，并从车里出来。这时连响两枪，李文普左上臂负伤。晚11点55分，汽车离开96号楼直向山海关行驶。

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一个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梯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正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便告诉了正在停机坪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1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1591]零点32分，在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飞机在黑暗中强行起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等机组人员都没有上飞机。

山海关机场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立即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周让李作鹏查飞机的航向。李作鹏向机场询问以后电话告诉周恩来：航向西北。[1592]这时已是13日零时55分。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要调度员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1593]

9月13日零点32，汪东兴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大会堂到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他们两人几乎是同时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1594]

周恩来、汪东兴向毛汇报时，吴法宪来电话请示：飞机已经飞了30分钟，即将进入内蒙古，[1595]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596]1点55分，林彪的飞机越过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渐渐在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由于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袭，经周恩来安排，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会堂118房间暂住。

为了防止再有飞机外逃，防止有人调动飞机来危害中央，周恩来和毛商量后下了禁飞令：从现在起，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1点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达完毕。周恩来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跟踪；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从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下午，周召集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人到人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作战会议。他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1597]周恩来担心林彪出逃到苏联以后，苏联乘机进攻中国。

在下达禁空令的同时，又向全军发出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周恩来要海军舰队和各地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让陆军进驻重要机场。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这是出于对吴法宪和李作鹏的不信任。

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的电话后，带着34师直升飞机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到北京沙河机场，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骗了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于13日凌晨3时15分劫持了3685号直-5型直升飞机。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紧急报告：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副驾驶员等5人。周恩来下令，派飞机拦截，迫降。不听就打下来。直升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驾驶员陈修文觉察他们要逃跑，就想往回飞，周宇驰察觉后，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陈修文东转西绕，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9月13日6点47分，在怀柔县沙峪迫降。陈修文被周宇驰开枪杀害。[1598]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命令警卫三师派出机械化部队包围现场，同时发动民兵包围。周围群众和民兵听到直升飞机降落声和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飞机上下来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尽停下来，发现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一，二，三”同时开枪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死亡，李伟信抬高枪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虏，被俘的还有陈士印。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外交部收到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报：今天上午8点，蒙古副外长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通知有一架中国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议。后来得知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东经111度17分、北纬47度41分，一个叫温都尔汗的地方。下午两点，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电话：“外交部收到我驻蒙古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人大会堂北门，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纪东。纪东交给周。纪东在现场观察到：“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神情逐渐舒展开来。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周还对纪东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周恩来换了衣服，带着纪东和高振普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住处走去。纪东和高振普在走廊等着，20分钟后，总理回来了，纪东看到他步履轻松多了。[1599]

在三叉戟飞机上9 人全部死亡。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林彪专车司机），潘锦寅（机长），李平（主管机械师），邰起良（特设机械师），张延奎（机械师）。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9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烧死的。

9月14日傍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等机毁人亡的消息，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整整三天三夜，73岁的周恩来只睡了三个小时。得知林彪摔死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集合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会场一片轻松。周恩来说，要好好吃一顿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杯欢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短暂的轻松以后，周恩来却当着李先念和纪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最后还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纪登奎和高文谦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国思想不同，经济建设的思路也不同。[1600]毛、周的不同会怎么样呢？林彪死后，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轮到他和毛发生摩擦了，所以说“还没有完”。

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以后，亲自到外边服务台拿来一瓶茅台酒和几个酒杯，笑嘻嘻地对大家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工作。”[1601]

9月17号，黄永胜在西山前敌指挥部，他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军用地图，愤愤地大声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1602]黄永胜认为林彪出逃是下策，还要牵连很多人。在以后的揭批运动中，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清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判了重刑。军队干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1603]为了减小林彪出逃对社会的震动，这个文件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9月28日传达到地师级，10月6日，通报到县团级。

“9·13”事件迷团重重

虽然中共中央对“9·13”事件作了结论，但是很多疑团没有解释，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议：

第一，林彪是否参与了谋害毛泽东的军事政变？

官方认为，林彪参与了谋害毛的政变，证据是他亲笔写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一些研究者认为林彪没有参与政变。“九八手令”是别人摹仿他的笔迹写的。林彪签发的文件不少是让别人用他的笔迹代签的。林立果、周宇驰都曾练习过林彪的字迹，毛家湾也有人练习过。事后发现“九八手令”有三个：第一个是9月13日清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经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红笔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是竖写的。写在一张16开白纸上。[1604]第二个手令是9月16日，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等在北戴河的96楼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九月八日。”[1605]第三个手令林立果给关光烈看的，是“横写的”。[1606]林彪不可能写三个手令，摹仿者多写几张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装政变为什么不动用军委统帅部的指挥机构？为什么不动用他的亲信黄、吴、李、邱？林彪是大军事家，在他指挥的战争中总是十拿九稳，务求必胜，林立果等搞的那一套像儿戏，和林彪作战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

主流意见认为，林彪是主动的出逃的。林立果“剌秦”失败，匆忙来到北戴河。他们都知道，出逃是一条生路。如果能在广州抵抗一阵，也许有点希望。但周恩来已下禁飞令，广州去不了了，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这一行动将使他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最终考虑一家人的生命，还是顺从了叶群、林立果的意见。

李文普回忆：大约23点以后，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1607]林彪内勤陈占照证明：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1608]两人证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药被绑架走的。林彪自己从简易舷梯上爬进机舱说明林彪不是被绑架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骗走的。邱会作认为，叶群对林彪封锁消息，一切都由她决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挟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1609]“9·13”发生的当夜，邱会作在与李作鹏在京西馆聊天时说：如果林彪决心要走，临走时下几命令，在短时间内，也会大乱的呀!看起来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涂透项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认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1610]

邱会作只是分析。林立衡和提出了一些证据。也有人提出了证据。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俩摆布。[1611]林彪卫生员小张（恒昌）给林立衡爱人张清林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1612]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在“9·13”后给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1613]

第三，官方意见说，林彪等要在广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据。很多人对此质疑。

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一文中指出，“所谓‘南逃广州’仅仅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和王飞的自说自话，无证据证实这是林彪本人的意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质疑者问：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得有点准备吧？这种准备工作当然是广州军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林彪在四野时的部下）来做。丁盛说： “当时，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兴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负责任地说，当时所有人都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都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没有嘛。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571工程纪要》提到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许世友在清查林彪死党时，也没有查到广州军区接应林彪南逃的证据。[1614]丁盛在这本书中还讲了修建南湖宾馆的情况，这是汪东兴让广东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的。花了6000多万。“9·13事件”后硬说是给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后到这里住的。为此，丁盛在广州给汪东兴写信：你亲自坐镇，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韦国清到广州以后，才肯定房子是给主席修的，不是给林彪修的。[1615]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什么没有阻止？

李作鹏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李作鹏还认为，周恩来在处理山海关机场“9·13”事件的过程中，有重大失误。既未及时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队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没有采取诸如关闭山海关机场，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等措施[1616]李作鹏还推测：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迷团。”[1617]

1980年3月20日，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女婿张清林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记述了9月12日晚，他们向8341部队和北京的张耀祠五次请求，请求用部队阻止林彪一行从北戴河逃走的情况，但部队没有阻止。中央让林立衡和张清林也跟着上飞机，跟着走。[1618]

据林立衡这个资料和李作鹏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一个大的政治阴谋。林立衡从北戴河的报告到汪东兴那里，毛第一时间就知道此事，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周恩来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抓住那架飞机穷追不舍，只是虚晃一枪，说要到北戴河看林彪。这使叶群更加仓促，却没有采取阻拦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阴谋说”。因为林彪一行出逃是突发事件，这事出于毛、周意料之外。多年来一直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了解上层政治斗争内幕的部队官兵，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张耀祠回忆说：23时40分，张宏报告：“‘林彪他们调动汽车了。’我问张宏‘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对张宏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特别要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没有让张宏阻止林彪车队逃跑。为什么：张耀祠说：“这事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林彪去的方向。”[1619]

第五，林彪想叛逃苏联吗？

官方意见认为，林彪就是叛国投敌，是汉奸、卖国贼。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的动机，“9·13事件”以后多年来，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说林彪叛逃苏联的证据只有李文普提供的一句话。这句话在“9·13事件”半年以后专案组审查他时交待的。他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他才发现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叛逃苏联，才跳下了车。林彪作为一个军事家，那几年又一直把苏联当主要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回忆，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图边，有时干脆踩到地图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看图很仔细。特别叫我找出伊尔库茨克，让我拿尺子量一量，量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以此计算导弹飞行时间。林彪计算苏联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的位置要9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有9分钟的预警时间。[1620]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苏联。林立果“剌秦”失败，闯下了弥天大祸，林彪一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祸。到境外只有能选择香港和苏联。事实上飞机就在逃往苏联的路上失事。当然，即使是林彪主动出逃苏联，也不是“叛国”，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飞机起飞到墜毁这段时间，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飞机为什么在空中绕大圈？

256号三叉戟飞机所属的专机组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运用他对这架飞机的熟悉情况和专业知识，著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1621]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Ｎ），正东方向为90度（Ｅ），正南方向为180度（Ｓ），正西方向为270度（Ｗ）。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规则、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在三叉戟飞机来说，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完成这个过程却用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256号三叉戟飞机，又在哪些航向上稳定过呢？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且平直飞行。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时念堂当时正在西郊机场。从雷达员那里获悉这个航向后，已经认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返回北京。第三阶段：飞机的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个硕大的问号，也向人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1，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林彪要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2，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来已经封锁所有机场，无法去广州？3，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4，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飞机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林彪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这些疑团就可解决。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飞机的机尾，被抛在离着陆点500米的地方，这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因此，可以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黑匣子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也不会损坏。但是，多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两件黑匣子都不见了。潘景寅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将其定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邓小平是否从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变对潘的定性？但是，据蒋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这架飞机上，根本没比有“黑匣子”[1622]。蒋健对这架飞机比这个师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还熟悉？

尽管“9·13”事件迷团重重，对林彪事件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是事实。这件事不仅是当代中国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也是当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丑闻。这件丑闻不仅给毛以沉重的打击，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每天都宣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让人们祝福他“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出逃摔死！这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动。这一震动粉碎了文革以来官方制造的一切谎言。

林彪事件这样的惊天丑闻，在民主制度下是不会发生的，它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的产物。正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这个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种种疑问，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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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批林整风汇报会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司令互调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林彪事件的的震憾稍加平息，人们在迷茫和惶惑中寻找路径：下一步往哪里走？在选择方向的时候，两股力量在博弈：

第一种力量是以毛为首的坚定文革派，他们不承认、不甘心文革失败。在上层，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成员，他们处于政治局委员的高位。在下面，在“反派性”、清查“5·16”等一系斗争中被排挤出权力机构的群众代表，有被军政官僚们整得死去活来的造反派中比较激进的人们，还有一些相信“继续革命”能给中国以新的出路的人们。他们主张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官僚腐败的事实，恢复职务以后官员的某些表现，使文革的积极分子和一部分群众，反对恢复文革前的官僚体制。

第二种力量是已经恢复职务和等待恢复职务的官员，掌权的军代表中的一部分人，还有日益增多的不相信“继续革命”的群众以及对派性斗争已厌倦的人们。他们要求纠正前几年的错误、恢复秩序，让被打倒的官员尽快“解放”，已经“解放”了的官员尽快恢复职务。

经过五年的反复折腾，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的那一套产生怀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为什么要谋杀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为什么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大打折扣，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人多了起来。“继续革命”难以继续下去。

第一种力量有毛泽东的支持，掌握着组织、宣传大权，在权力中心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不承认前五年的错误和造成的问题。他在不否定文革的大前提下，在政策上作一些调整。第二种力量虽然处于弱势，他们利用毛泽东调整政策、修正错误造成的机会，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他们的意愿。随着文革问题日益暴露，随着被打倒的官员的职务不断恢复，第二种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其所以能把一大批革命枭雄置于自己的麾下，他善于搞政治力量平衡是一个原因。毛泽东是玩弄政治平衡的高手。不过，在搞政治平衡时，他通常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林彪事件打破了“九大”建立的政治平衡，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他必需要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军政官僚们作些让步。1971年11月14日晚，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军队领导人，讲话开始时叶剑英到会。毛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騒。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1623]毛的这些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反对文革的人也很愿意听这虚伪的话。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参加了陈毅追悼会。12月，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的来信作了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624]6月28日，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毛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1625]1973年12月21日，毛在接见中央军委全体成员时，肯定朱德是“红司令”，说贺龙同志搞错了，要翻案；说杨、余、傅也要翻案，说是林彪搞的；说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也是听了林彪的话。[1626]

毛泽东的上述行为只是在维护“文化大革命”前提下的局部退让。他既要保护“文化大革命”，又要寻找结束文化革命的方式，以便使国家回到正常状态。他既支持周恩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重用文革派，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既批评周恩来，又批评文革派。批周恩来是带根本性的，防止他否定文革；批文革派是策略和操作层面，希望他们不要过急，要注意策略，要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是保卫文革、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否定文革、恢复秩序？这是以后的五年文革的主线。以后五年，政治斗争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林彪事件以后，原来的“批陈整风”改称为“批林整风”。实际只有批林，没有整风。上述两种力量的斗争最初集中在对林彪的批判上。第一种力量主张批林彪的右；第二种力量主张批林彪的左。那时的左，就是坚持文革初期的思想和作法，也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时的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前五年的作法和造成的现状，批判无政府主义，恢复文革前的秩序。批右的逻辑结果就是坚持文革；批左的逻辑结果就是否定文革。

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符合多数人的意愿。1972年春天，人民日报工商部召开了工业记者座谈会，让几位驻大工业城市和工业集中地方的工业记者汇报当时的工业状况。主持人是当时的工商部主任马沛文，汇报人有杨瑛（上海分社）、陈谈强（北京分社）、杨继绳（天津分社）、张行端（江苏分社）、李玉秀（黑龙江分社）、王青海（甘肃分社）。鲁瑛、王揖等人民日报所有领导人都听了汇报。6个人每人汇报半天。汇报者集中反映了当时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下降、企业管理混乱、技术人员被迫离开了技术岗位、军代表不懂经济且独断专行等方面的情况。李玉秀幽默地介绍了“突出政治”在黑龙江造成的思想混乱。他说，《人民日报》1965年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受到批判；后来《解放军报》说“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最近也受到批判。政治哪里也不能落实，只能端在手上了。他用手比划着，引起轰堂大笑。我在发言中介绍了“突出政治”在工业战线的影响：天津铁路分局所属一个车站，有一次“天天读”时间雷鸣电闪，要下雨了，生产组长要职工去抢外面堆放的物资，指导员说“天天读雷打不动”，眼看着外面堆放的物资被雨淋。群众要求纺织品增加花色品种，而印染行业的设计人员怕搞出的新图案“不突出政治”，只是照抄报刊上的图案。[1627]

林彪死后，周恩来试图治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一大批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对文革是很反感的。他们“穿新鞋，走旧路”[1628]，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对他们是轻车熟路，他们是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者。造反派，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逐渐被边缘化，“清查5·16”、“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判极左思潮等运动中受到打击。这部分造反派此时不仅有一股怨气，还有一股“反复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愿。他们经常对革委会提出批评，这种批评被掌权者视为极左思潮。周恩来作为恢复秩序的代表人物，势必要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客观上也就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

周恩来和在国务院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急需建立秩序。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1971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周恩来对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示说，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 ：“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1629]在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听取汇报时说：现在我们企业乱得很，要整顿。[1630]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提“整顿”。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也强调要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1631]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长篇报告中强调：“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周强调政治持帅要落实到业务上。[1632]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批左，就是扭转国内的政治方向，批左，势必造成否定文革的局面。王洪文事后点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1633]

为了抵制周恩来批左造成的影响，毛让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出马。从此，批左还是批右，在党内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没出门，1971年11月底，毛泽东曾患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但身体一直不好。1972年1月6日，“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陈毅逝世。1月8日，周恩来审定陈毅悼词时强调陈毅“功大于过”，毛删去了功过评价的文字。[1634]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毛突然破例地参加追悼会，衣服了来不及换，穿着睡袍罩上一件军大衣就来了。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追悼会，不得不改为周恩来主持追悼会，成了最高规格。周恩来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负责人参加。毛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啊。”毛还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让陈毅家属将毛的话传出去。[1635]

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这些安抚老干部的政治表演，客观上为政治上解放老干部造了势。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尽快对被打倒的老干部落实政策。[1636]一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官员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除了某些“有历史问题”的外，没有一个被组织部门定性的“走资派”，即使是曾经被中央点名的“走资派”，也没有一个人再戴这个帽子。

周恩来的一系列行为引起了文革派的反弹。1972年7月，根据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把北大理科办好。还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637]10月初，《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是落实周恩来的交代。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却追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还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多硬，就是要批！”，[1638]上海《文汇报》随即开展了对周培源文章的批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不会有这样的胆量。

1972年的国庆社论又是一次较量。起草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意图，写上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去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词句[1639]。周恩来暂时退让，不写批判极左，而是强调 “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1640]。落实这些政策，也是对文革纠偏。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报送《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报送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则直接了当地指出“批林就是要批极右，同时要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中“应该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妥协让步，同意删除了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1641]

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业务领导小组的几个人谈话，张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张春桥说的这些话是毛的意见，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人以为是张春桥的看法。他们还继续批“唯意志论”。

1972年3月，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专门约黑龙江革委会有关人员汇报情况。汇报者认为黑龙江无政府主义严重，一些重要厂矿纪律涣散。华、李、余当场表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此，黑龙江革委会写作组写了一篇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李定中。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组也写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也交给了李定中。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龙岩”文章的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河北省文章的题目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是胡绩伟，文革前他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建立不久的“业务领导小组”成员王若水分管理论部的业务。

人民日报14日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有9家省、市报纸全文转载，还有8家报纸陆续发表了自己组织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上海《文汇报》明确反对这组文章。当时上海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朱永嘉出面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询问作者是谁？谁组织的？给什么人看过？他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11月4日，《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说这一版文章，特别是“龙岩”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姚文元要求人民日报讨论《文汇情况》反映的工人意见。报社“业务领导小组”讨论了4次，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姚文元又让他们学习中央文件以提高认识。王若水在学习中央文件中发现，由毛泽东批发的批林整风文件中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王若水认为，“左”的根子就在张、姚身上，他没有想到毛。王若水认为，张、姚这样做，是与周恩来作对，但周恩来无法纠正张、姚的错误。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定曲直。12月5日，他通过人民日报的机要交通把信送了上去。

这封信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了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是，张、姚却在8月8日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王若水的信中还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说这种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这个中央精神？王若水在信中还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信中还说张春桥不同意批判“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王若水哪里知道，不要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是毛的意思[1642]。

王若水上书第2天，1972年12月6日，毛约见了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由他们找王若水等谈话。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传到人民日报社。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王若水不为这些话所动，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

12月15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若水的信。12月17日，周、张、姚到毛那里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9日晚，上面通知鲁瑛、吴冷西及报社军宣队负责人一起去人大会堂江西厅等待中央首长接见。晚8点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共同接见了他们。王若水发现，他的信已经落到江、张、姚手中。周恩来讲话说：“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周说《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错误的。他说：“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多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江青说：“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江青说，《人民日报》“要开展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说：“就在批林的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就出来了。”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8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王若水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中央领导接见后，《人民日报》开展了一场大揭发、大批判。胡绩伟被调离《人民日报》，王若水到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检查交待。李定中也到五七干校劳动。[1643]主持工业记者汇报会的马沛文也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毛泽东态度明确：批右。从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掀起了批右的高潮。

从1972年到1973年，由于毛泽东有明确的态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所有的报刊杂志，都是批判林彪的右。但是，实际工作中却纠正文革前五年的偏差，也就是用实际行动纠左。舆论和实践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是因为，文革派掌握着宣传，而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握着政府和经济的操作权。从实际工作上说，1972年是周恩来胜利之年，这一年，他完全控制了局势。[1644]1972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明显加快。1969年有18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个。国家计委于1972年7月恢复了工作。政府里的军代表的比例从57%降到40%。1972年到1973年，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除了身体和其它特殊原因之外，基本上全部恢复原职；恢复工业生产秩序，抓企业管理；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大力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抓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批林整风汇报会

林彪事件以后，“九大”确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周二人，在人大会堂参加常委碰头会的政治局成员也减少了一半。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来支撑局面。周恩来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帮助毛铲除刘少奇后，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搞经济建设。作为国务院总理，无政府状态给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难，他有切肤之痛。周恩来成了被打倒的官僚们的靠山，成了期待恢复秩序的人们的希望。在治国方面，毛离不开周恩来，但不相信周恩来。面对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时刻，毛对周更不放心。

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受了风寒，病情恶化，由肺炎转为肺心病，1972年2月12日晨突然休克，晨2时周恩来赶到。经抢救后苏醒。[1645]毛对周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回答：“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1646]毛估计自己来日无多，无可有奈何地向周恩来交班。但他不相信周恩来能实现他的遗愿。他身体一度好转过来，更加深了对周的猜忌。

1972年5月3日，毛向周提出要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当天，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的这一提议。5月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经毛同意的《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通知》。批林整风汇报会于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共312人。这次会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按毛的意图解释林彪事件，挽回林彪事件的负面影响。为了证明毛对林彪“早有觉察”，会上印发了1966年7月8日毛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1647]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1648]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1649]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1650]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1651]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1652]，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多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们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的讲话中介绍了这封信：“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1653]江青在《批林整风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里也说毛主席对林彪有“英明的预见”。

历史学家陈小雅对这封信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谋，演出一场‘三年早知道’”。[1654]华裔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孙万国考证，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掩饰他对林彪的误判误用，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把后来的反思乔装为事先的洞察，马后炮成了先见之明。[1655]

不管1972年公开出来的信是否有改动，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家事国事不分是历代专制者的通例。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中间，毛单独找周谈话，让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这是让周检查自己在这六次路线错误中的责任。[1656]

从1927年以后，中共内部“国际派”（周恩来、王明、李立三等，官史通常只说王明，实际周的作用不小于王明）和“地方派”（以毛为首）在关键时刻都有不同的主张。国际派模仿俄国城市革命的道路，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大失败，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生存，只好转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苏区。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接管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在军事问题上周恩来继续遵循国际派的进攻路线，目标从村寨转向城市，如赣州，结果失败。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毛，迫使毛离开军队。国际派的作为，使得“白区党垮了百分之百，苏区党垮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长征”（实际是逃亡）。延安整风时对国际派进行了清算，周恩来彻底臣服。在以后的关键时刻，毛就用这段历史来敲打周恩来，成了毛控制周的紧箍咒。现在，毛又念紧箍咒了。

毛又念紧箍咒的目的何在？是让周检讨后、放下历史包袱好接班，还是毁周的形象不让他接班？此时，周的身体状况比毛好得多。清末，慈禧和光绪搞生命竞赛，如果光绪在慈禧死去之后再活几年，中国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林彪事件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进行生命竞赛。毛行动困难，大部分时间在床上，除了接见外宾，连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也很少会见，也极少主持会议、约人谈话；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和圈阅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周恩来比毛泽东小四岁半。无论年龄还是健康状况，周恩来都占优势。剩者为王，周恩来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测风云。1972年5月12日，在对周恩来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四个红细胞。5月18日，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意见汇总，对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意见完全一致。治疗小组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提出应争取早治疗。如果及早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1657]

为什么没有及时治疗呢？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周恩来工作太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什么其它重要原因？张佐良没有说。

按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的治疗方案，必须经毛批准才能实施。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疗小组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是怎样的态度呢？他通过汪东兴向治疗小组传达了四点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1658]由于误了最佳治疗期，病情发展很快。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还得奉命检查历史错误。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他起草《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提纲。他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都穿不上了。[1659]6月7日，周将所写的提纲送毛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圈阅了提纲和附信。6月9日，周修改、补充了这个报告提纲，形成二稿，次日，将此稿送给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三个晚上周恩来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在讲述党的历史之后表示：“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又说，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1660]周恩来还在发言的末尾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你们了解我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让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1661] 毛远新说，这是毛主席让周讲的，周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1662]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事件”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信给毛主席的报告，公布了毛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1663]

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和所谓“伍豪启事”如此认真？也许是他深知自己所处地位的危险，为了减少毛对他的疑虑，他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他将登大位前向全党表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毛在他之前逝世，他必登大位。

批判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发生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处于对抗关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苏关系一直不好。1969年珍宝岛军事冲突以后，中苏两国持戈相向。毛泽东力图走出孤立的状态。1971年4月7日，毛泽东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7月9日到11日，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恢复了中断25年的中美关系。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在1971、1972两年内，随着中国联合国的席位的恢复，迎来了各国与中国的建交的高潮。这两年之内有33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建交国从1965年的47个国家增加到88个国家。

在外交问题上决策权在毛泽东，执行在周恩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繁杂的外交事务，应当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却招来了一场严厉的批判。

为什么要批周恩来？高文谦认为，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毛由此对周不满意。作为第二把手的周恩来，内政外交都赢得了好的口碑，引起了毛的猜忌。[1664]中共十大召开在即，让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当接班人党内不服，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呼声很高。何况1972年2月12日，毛在重病时已向周有了交班的承诺。毛从来不相信周。他担心，如果周恩来真的接了班，就有可能否定文革。敲打一下周恩来，是为了敲掉他当接班人的势头。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这是当时世界上的大事。驻外大使金伯雄著文说，6月2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约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核协定等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不丧失立场。”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后，赞同周恩来的表态，说“这下腰杆硬，布鲁斯舒服了。”[1665]另有资料称，外交部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审定。毛审阅时将周恩来修改的地方全部删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1666]金伯雄是驻外大使，虽然了解外交情况，高文谦以看到的手稿为据，更加可信。

美苏会谈还在进行之际，周恩来就提醒外长姬鹏飞说，美苏关系问题是个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鹏飞随即指示美洲大洋司司长林平落实，林平召集主管美国的副处长张再和苏欧司主管苏联的处长田曾佩商讨、研究后，由张再写了一篇调研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文章简要介绍了美苏会谈的情况并分析和评论了美苏签订协议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667]

周恩来认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这篇文章，有些分析写得不错，要外交部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毛泽东从他在外交部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那里得知情况以后，严厉批评了《新情况》153期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的批评以后，要求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检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1668]

7月4日，毛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太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669] “你们年纪还不太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1670]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恩来时，说主席谈话时说的是“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姬老爷（指姬鹏飞）的贼船”，是指周恩来，因为乔冠华、姬鹏飞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1671]在谈话记录稿送审时，毛将乔、姬二人的名字删去了，表明是指周恩来[1672]。

1973年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的谈话内容。毛如此严厉的批评使得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1673]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7月12日，周约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4日，周恩来修改外交部起草的题为《[新情况]第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15日，周将此文送毛审定后传部分政治局委员核阅。周附信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新情况]第153号错误何在？》除发各驻外使馆以外，发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1674]至此，《新情况》153号事件总算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这是他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的，是带着“核保护伞”来的。10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和他的随员洛德在人大会堂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向周恩来透露了他五六月间访问苏联的情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 基辛格透露，苏联准备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基辛格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帮助，保证在苏联袭击前提前报警，减少伤亡。周不相信苏联会马上袭击中国，但还说：“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的情报和忠告。”[1675]11日下午，周思来在人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并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不了解中国上层内部情况的基辛格称赞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马上回答说：“这句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1676]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说：“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泽东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使毛泽东感到不快。[1677]

11月13日晚10时，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再次进行会谈。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第一，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以在装备上及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的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以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和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内就可以把消息传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签署协议。”对此，周恩来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开之前我将去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会谈一直持续到14日零时30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马上要答复，要报告主席，立即向中南主席汇报。[1678]据称，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询问毛泽东是否已经入睡。对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来没有叫醒毛泽东，决定按照毛泽东已经同意过的口径继续同基辛格会谈。[1679]据乔冠华回忆，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当场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明天基辛格登机前答复，然而，周没有请示毛，在第二天早晨就答复了基氏：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1680]

14日早晨7点3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一次“一对一”的会谈。参加者有中方的周恩来和翻译唐闻生，美方的基辛格、豪尔和翻译。对美国协助中国的建议，周恩来只是说：“如果你们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我们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周恩来回答：“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人是我和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基辛格最后留下两份协议，一份是建立热线的，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周恩来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1681]

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立即整理出周同基辛格会谈记录，并与周核实。11月17日，毛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1682]

11月17日，根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毛还让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批判会。江青在批判会上指责周恩来“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当场拍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1683]18日，周向毛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684]

周恩来没有深入检讨，毛泽东随即下令将原来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会议开始后，江青提议，经毛批准，成立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6人组成。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半年前复出的邓小平；外交部的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足足讲了8个小时。会议就根据她们传达的指示，对周恩来进行批评。从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续开了十几天。与会人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批评周恩来。[1685]毛泽东一声令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全都表态支持毛的意见，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和斥责。会上，许多批评用语和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江青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1686]。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1687]许世友还跳到椅子上斥责周“要搞修正主义”，“想当儿皇帝”。[1688]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脸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1689]

令人关注的是，毛指名邓小平参加批周的会。邓小平虽然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毛想用邓小平来取代周恩来，但需要考验。邓小平在批周会上最后发言，他警告周恩来：“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1690]邓这是警告周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周不一定有当第一号人物的愿望，但是毛对此放心不下。毛的担心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邓小平话虽不多，分量很重。毛从王、唐二小姐那里得知邓小平发言，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时已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1691]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政治局不议政”，显然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军委不议军”，则是冲着“9·13”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12月1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大家介绍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1692]肯定了邓小平，毛又肯定造反派，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他这是支持王洪文等人。[1693]

看来，毛泽东对他的身后事作了初步安排，在他和周身体不行以后，希望造反派王洪文、老干部邓小平共事，一起处理国家大事。

周恩来挨批期间，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像往常一样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一些人与他划清界线，原来见了他热情打招乎的人现在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过去领导开会，领导人的秘书、警卫、医生等随员们互相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都凑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周挨批期间，连周的随员也受到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了周的随员，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只有周的随员自己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就离开。[1694]

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还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在此之前，周恩来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毛说没有必要，就在会上检讨。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自己动手写检讨，其它人不得插手。[1695]周恩来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发抖，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被训斥。周恩来在检讨末尾强调：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工作应当由别人来主持。[1696]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1697]

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已经威风扫尽，毛开始转弯。12月9日，毛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了话。毛对他们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698]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整周，却说是“几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1699]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事一生，斗争不止。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从来没有相信过周恩来，却相信邓小平。他为什么相信邓小平呢？这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指导思想，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权。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主张。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谢唯俊、古柏，也和邓小平一样，反对左倾冒险的中央苏区的领导。于是，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就组织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派员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过了对邓、毛、谢、古的决议，给他们以组织处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在40年后，这个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因素，而且是积极的因素。”[1700]，邓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所以这件事毛泽东记了一生。这四人中三人已经不在世，只剩下了邓小平。

1949年以后，邓小平继续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和路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是坚决的执行者；1958年大跃进，周恩来因反对“冒进”，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差一点辞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代替了国务院的职能，坚定执行毛泽东的政策；1963年以后，批评修正主义，和苏联开展斗争，邓小平又站在第一线，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

1965年秋，周恩来告诉王稼祥，毛主席委托他打招呼：“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1701]

文革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违背了毛的意志，被说成“刘邓司令部”，但毛一直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毛泽东刚从外地回北京，让汪东兴来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转达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泽东写信。不久，毛还见了邓小平一次。”[1702]

邓小平也知道毛对他抱有希望，一次一次地深刻检讨，一次又一次地保证“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中说：“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

1968年7月5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6日，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上写了４个字：“林彪死了”。原来他们听了“9·13”事件的传达。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1971年11月8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对毛表示忠诚以外，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没有得到毛的表态。

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他在信中说林彪历史上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在长征中，他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1703]

毛泽东的批示，解除了对邓小平的禁锢。经有关部门的妥善安排，他带着全家老小到井岗山和赣南旧地重游，一路上受到了党政军要员的热情接待。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公开亮相。有了毛泽东的信任，邓小平一路高升。毛让邓复出的本意是让邓替代周。和当时中央的几个人相比较，邓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却阻挠。

邓小平多次承诺“永不翻案”，上台以后就彻底翻案，中国人他这种作为对多有微词。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说过：“‘永不翻案’这个承诺对他的复出十分重要。”[1704]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李湘鲁，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为邓小平辩解。韦伯说，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信念伦理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的信念。邓小平选择了责任伦理；赵紫阳选择了信念伦理。[1705]我的这段话是1995年写的，现在看来对邓评价高了一些，但和李湘鲁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邓小平参加了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两天以后又增加了苏振华。[1706]

1974年3月，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出席这个会议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参加是顺理成章的，据说，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他曾不止一次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1707]3月25日，毛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江青却出面阻挠。27日，毛批示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1708]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正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身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用电话向王洪文传达，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09]毛这一提议引发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江青不答应，企图阻挠邓小平进入权力中枢。

在专制制度下，如何确定最高领导者的继承人，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在中国古代，从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开始，历数千年，为争夺继承人的位置，流血冲突不断发生。始皇崩，其小儿胡亥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苏自尽。他登基以后，为了消灭政敌，一次就杀了12个哥哥，10个姐妹也被车裂。到最后一个王朝清，兄弟之间的争夺和残杀，母子间的明争暗斗，也是代代不绝。

为了防止因继承人的争夺造成动乱，专制王朝时代采取了长子继承的方式。这种办法排除了择优而用的原则，用天然的、无可争议的标准来防止争端，甚至连最小范围内（几个亲兄弟之间）的择优也不允许。这个办法也没有避免悲剧的不断发生。

在缺乏继承人民主选拔机制这一点上，毛时代的政治体制和历代王朝有着相似之处：最高领导者一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样，在他生前，献媚和阴谋环绕；在他身后，对立和争夺不停。刘少奇的接班人被废以后，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九大”以后，毛对林彪不满意，加上林彪身体不好，毛泽东曾在林彪面前推出张春桥，从而引发庐山会议上军人倒张的政治风波。林彪死后，顺理成章应是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对周不放心，曾想让王洪文接班，张春桥辅佐，但这两个人党内高层很难接受，于是选定邓小平。

毛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离“见马克思”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谁接他的班，成了毛最为紧迫的问题。毛虽然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有绝对的决定权，但他必须考虑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后能不能站得住。张春桥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对文革最坚定，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已经表明张春桥很难被军政官僚们接受，毛只能安排他当副手。江青虽然在同刘、林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往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又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毛对他寄以希望，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1710]，希望他有自知之明，要好学上进。从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开始，在会见外宾时，都是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坐在毛的两侧作陪，一直到1974年5月底，报刊上发出他们三人会见外宾的照片共16次。外国记者认为，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1711]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现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层军政要员不愿意接纳王洪文，说他是“儿童团”。老干部极力让邓小平进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符合才能干部们的要求，也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作的安排，那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两年多了。

“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提议，让邓小平兼任军队工作，并进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712]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发［1975］1号）：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治党、治政、治军方面“人才难得”，也容易被上层军政要员接受。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几个人集体接班，分工协作，是当时的方案。周恩来住院以后，毛安排王洪文负责党务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和外事，张春桥负责意识形态并在军队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邓、张三人核心，王、张二人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主持实务，这大概是毛的愿望。但是，王、张二人远不是邓的对手。本来邓是排在王后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王就被派到上海“蹲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和张春桥势同水火，无法合作，毛不得不选华国锋，希望张春桥安心当副手[1713]。最终还是在军政官僚集团中有深厚基础的邓小平取胜，但老资格的陈云不服邓，邓又年纪太大，他只好放弃当一把手的名义，掌握一把手的权力。这是后话。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司令互调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之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从5月20日到31日。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为十大作准备。这个会议规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中工、农、解放军、其他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比例。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5月25日的讲话。新华社传达时我记了一些，我这里将《毛泽东年谱》里没有的内容作上介绍：毛说：“即使路线对了，多数人不同意，你还得服从。”“要坚持原则，但事物不可能是纯的。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人是有缺点的。”林彪事件以后，毛向官僚派妥协，大概是出于这一思想。毛说：“如果自己正确，被人家搞下来，你就安心读书。”周恩来传达这句话后说：“主席几上几下，从不介意，十分感人。”毛说：“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帮助青年。”这是针对老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毛还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不对，要注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问题。”“你满脑子生产，我满脑子路线，生产固然重要。”这是对华国锋说的，毛要求华国锋“要学一点历史。”“普通党员也要注意路线。”

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军队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28%降到16%；干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12%上升到19%。这是林彪事件后的形势所决定的。会议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宣读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

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的。为了准备十大召开，中央专案组于7月10日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十大召开前对林彪集团成员作了处理决定。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将林彪永远开除党籍，陈、黄、吴、叶、李、邱和李雪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建议。

和九大一样，十大也是秘密召开的。十大预备会是各省市分别开的。天津代表团团长解学恭说，我们一到北京，总理就要求保密，说这是主席的指示，一句话，一片纸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说：苏联派了很多特务，大使馆五六十辆汽车到处转，又骑自行车转，还偷走了两个邮箱，也没有搞到我们的情况。预备会从8月13日开始，开了10天。预备会上讨论了文件，把提出的修改意见报送中央。主席指示：会议要短，文件要短，讲话要短。成立了由104人组成选举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副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7人。主席团的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成员名单，协商提名十届中委名单，协商中委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是协商，不是选举，这便于毛泽东掌握局面。

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肯定了九大，他说：“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对于林彪事件，周恩来报告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对于林彪集团，报告为毛泽东“用人不察”辩解：“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报告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抓好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谈到国际形势，报告说：“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这次大会修改党章。修改重点是总纲部分。毛事先多次指示[1714]：1，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不赞成“三个里程碑”[1715]的说法；3，党章不要写人名。王洪文宣读的修改党章报告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从两个报告可以看出，十大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肯定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十大没有什么创新，是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线，完全是九大的延续。

8月28日，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成了十届中央委员。8月30日，十届一次中央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共9人，除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政治局委员21人，除了常委以外，还有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等。

吴德回忆说：“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开的党十大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1716]

官方文革史认为，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1717]按这个说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帮”，而“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续了十年。那么，官史这一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718]（这里说的“反革命集团”就是指“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不完符合实际。

林彪事件以后，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些军队领导人给林彪的信。如许世友、杨德志、韩先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处。又发现十大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给林彪写过信。还有在1967年冲击军队时，有些军区领导人写信给林彪，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对手握重兵的军区司令们是否忠诚深怀忧虑。解除他们对当地军队的控制权是最安全的办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是中国古代防止藩镇割据的老办法，毛泽东对此是烂熟于心的。他决定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1719]毛泽东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了起来。

在这次会上，毛对八大军区司令员作了如下调动：

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沈阳后不久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职务。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不久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皮定钧到福州军区任职后，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７日，在视察福建沿海线时，因飞机失事而死。

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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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李庆霖事件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央发文件限制造反派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批判江青一个月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文革败势已定，毛泽东不甘心，在他的生命最后时期，尽力向否定文革的力量作斗争。他努力向他的子民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希望后人按照这个“理论”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文革。

周恩来批左、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被毛泽东否定。但周的主张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有广泛的支持者。毛善于借题发挥，在政治斗争中用曲笔。批林批孔，表面上是历史、文化之争，实际上是否定文革和保卫文革的一场搏斗。不过，保卫文革的忠实而坚定的执行者，只剩下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各地已经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头头了。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林彪事件以后，厌倦政治斗争的人越来越多，恢复秩序是多数人的期盼。但是，由于毛泽东排斥现代政治文明，文革只有“砸烂”，没有制度创新。文革后期所恢复的秩序还是文革前的秩序，所恢复的制度还是文革前的制度。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称这种现象为“回潮”、“复旧”，甚到称为“复辟”。他们说的“回潮”、“复旧”，是指以下情况：

一，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恢复了职务，虽然“5·16”通知和“十六条”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作文革的重点，却没有一名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明确的政策界线，打倒他们也不是按法律程序。他们文革前即使有错误，有特权，是当时的制度造成的，把他们全部打倒，对他们进行人身摧残是不应该的。被打倒的官员中，不能说没有一个是罪有应得的，但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风潮中，全都一风吹了。官员们经过群众的摧残，心中难免有怨气。一旦恢复职务，不仅对造反派实施报复，其中有的人私下大胆地发表否定文革言论。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文批评文革的言论，被人整理出《高扬文反革命言论》，因此，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将他从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在一家招待所里。但他的言论得到很多老干部的共鸣。王震说：“高扬文的这些话我也说过。”周恩来接口说道：“是的，你说的比这些还多。”由于王震等老干部的多方保护，高扬文的问题逐渐降温。周恩来、邓小平也保护高扬文，毛泽东只好批示：高扬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王震是八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继续连任的只有18.9%。王震幸列其中，可见他开始并不反对文革，后来才对文革持否定态度。

二，自“大联合”“三结合”以来，各地都对造反派进行了多次清洗和镇压。进入“三结合”领导机构的群众代表（多数是温和的造反派头头），也以种种名义被清除出去，“三结合”中只剩领导干部和军代表，林彪事件以后，就剩下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了。就是上海这样由文革派起主导作用的地方，到1972年，工业、财贸所属单位领导班子里的“群众代表”近一半被清洗出局[1720]。其它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造反派是毛制造“天下大乱”的工具，是打倒刘少奇的“石头”。1968年以后要实现“天下大治”，这些“石头”必然被抛弃，已经恢复了职务的官员难免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被“造反有理”武装头脑的造反派们，岂能甘心？

三，在利益分配方面，官民差别明显拉大，这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安排上。子女的安排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利益。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是结束红卫兵运动运动最有力的措施，也减轻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些下乡青年在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挣的“工分”[1721]还不能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女青年被强奸的事件多有发生。据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资料，奸污女知识青年案件两万多起，大部分是党员干部作恶。一些地方捆绑吊打知识青年、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1722]。千万个父母都为远在边远山村的孩子日夜忧愁。而少数有权势的家庭却将孩子送到部队参军，不仅逃避了上山下乡的苦难，从经济上、政治上、前程上军人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二百多个高级干部子女。高级将领这样做，有权力的人纷纷仿效。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么时候回城，与父辈的权势相关：父亲官大，回城就早，父亲官小，回城就晚；父亲还没有“解放”的，子女就很难回城。父亲一恢复职务，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儿女从苦海中捞了回去。当时下乡知青中有“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无权儿无望”的说法。平民子弟只能在农村苦熬了。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从这一年开始，各大学就接收军队和地方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能被推荐上大学的除了少数确实表现突出的以外，相当多的是利用父辈的权势。父辈官大的可以上名牌大学，父辈官小的可以上一般大学。无权无势的，很难被推荐上大学。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说：“走后门问题，相当严重，相当普遍。高中级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更多。上行下效：招一次工，招一次生，都是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战。‘官大凭官气，官小凭关系，无官凭力气。’‘农民学大寨，干部忙后代。’‘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谋私，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们不搞修正主义才怪呢！’”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钟志民，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的儿子。他是靠父亲的关系上大学的。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时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钟志民觉得自己“走后门”上大学不光彩，就给学校里打了报告，要求回到下乡插队的江西。他真的退学下乡了。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作了突出的报道。

林彪事件后，撤销了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来承担其职责。为了稳定军队，为了得到军人的支持，毛泽东不想得罪叶剑英这些军头，他对“走后门”采取了宽容、妥协的态度。在1974年1月25日发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批评了走后门，还说“走后门”“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江青等对叶剑英“走后门”一事穷追不舍，逼叶写检查，叶剑英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实际是告了江青一状。2月6日，周恩来乘机向毛进言：“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1723]2月25日，毛致信叶剑英，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1724]毛一直以底层民意代表自居，在官僚特权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这件事上，他却站在特权一边。这是为了维持权力平衡。

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恢复职务以后，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利益以外，在住房、汽车等方面也开始恢复原来的特权。当时商品供应紧张，自行车、手表等都要凭票证购买。在稀缺商品的购买方面，特权也大行其道。实际上，当时特权所得到的利益和改革开放以后特权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特权不在于特权者得到利益的多少，而在于和周围人们的差别。很多人是怀着反特权的目的参加文革的。在文革中，群众对特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毛泽东对此也很警觉。

到1974年，在毛泽东之下有两股政治力量在较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要恢复秩序，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坚持“继续革命”。虽然后一种力量更体现毛的意愿，但毛更需要恢复秩序。“继续革命”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此时的周恩来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权力超过了曾经的二把手刘少奇，更超过了曾经的二把手林彪。他事必恭亲，全面处理一切国家大事。一大批恢复职务的干部支持周恩来，已经厌倦文革、要求恢复秩序的民众也支持周恩来。如果毛一旦去世，周恩来就会接班。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毛身后中国的走向。毛清楚地知道，周虽然支持他搞文革，但很多重大问题上和他的看法不一致。毛采取了对周一边使用、一边敲打的方针。使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离开周是不行的。敲打，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周接受毛的思想路线，如果周接班，不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压制周的力量，使得力量对比中，文革派比周恩来那一派强大。

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改造“旧政府”；他又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不能像造反派群众那样不顾一切地“砸烂”，也不能像周恩来那样千方百计地维护。这样的双重角色使他不得不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平衡：当文革派的极端行为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时，他就压制一下文革派；当“旧政府”的官僚们要否定文革时，毛就支持文革派。[1725]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这种态度更加明显。

到1974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愿意在他生命的终点再出现天下大乱。他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社会秩序。他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企图维持权力平衡。但这种平衡的维持是不容易的。当他敲打周恩来时，文革派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火烧得过旺，恨不得立即将周打倒。这样，毛又不得不敲打一下江青，抑制他们的过火行为。周恩来这股力量也利用毛敲打江青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图。毛泽东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他心中的文革目标。他从长计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传下去。只要留下“火种”，不愁日后不再燃烧起来。批林批孔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宣传运动，是对毛泽东最后意愿的宣传运动。宣传运动是对群众而言，上层是你死我活的搏斗。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从1974年初开始，没有宣布结束。有学者说半年左右，实际上，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发［1974］26号）中，还强调“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与毛泽东那种恃强斗狠的草莽英雄不同，周恩来给人的印象是谦谦君子。他隐忍克己，常常显示出儒家的风度。毛的斗争哲学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是反儒的。事有凑巧，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条幅，如写过多次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有人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说明他也想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常以秦始皇自比，而林彪多次批评秦始皇，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当代秦始皇”。这可能是激发他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联系起来的一个原因。

1973年春天，毛泽东写了一首打油诗：“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是批评郭沫若早年的《十批判书》。这首诗是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社学习班的讲话中说出来的。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后来说，他曾拿这首诗问毛，毛说这首诗不是他写的。[1726]江青不会在大庭广众中编造，可能是毛泽东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承认。

毛在1973年7月4日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之外，还谈了批孔。[1727]他说：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1728]、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和江青谈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的情况[1729]，指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主张按法家的办法治国，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念了一首诗，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江青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这个资料，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经毛同意，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7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1966年12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谈到：“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上一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730]

1974年1月24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干部会议，动员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两次大会，毛把江青推向前台。1月25日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江青、谢静宜、迟群一一发表讲话，进行批林批孔动员。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周恩来先让王洪文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以退为守发表讲话，说这个会“开晚了”，“抓晚了”，他把江青推到第一线，详细介绍了江青给20军防化连等单位写信发动批林批孔的情况，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在此期间，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林批孔。如给国务院文化组、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十院、河南“广濶天地大有作为公社”、20军防化连，空军司令马宁、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中共中央还派还派一批记者到各大军区和中央部委“蹲点”及时反映运动情况。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孟子军被派到济南军区，虞锡圭被派到北京军区。他们穿上军装，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他们不到，常委会不开。

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讲“儒法斗争史”。一些学者，把中国思想史简单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年，一直影响到现在。儒法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总是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讲儒法斗争史的人认为，孔子是“权势者的圣人”，“‘王道’和‘仁政’是骗人的东西”，“孔子的‘仁义道德’是杀人的‘软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认为儒家是“搞复辟倒退的”，是“拉历史后腿的”。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上有作为的都是法家。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学术问题，毛泽东要“古为今用”，用于支持文革这个“新生事物”，反对否定文革的“复辟倒退”；反对“虚伪的仁政”，为他的暴力执政辩护。

多年崇法反孔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一下子红了起来。经毛泽东推荐，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中共广东省委请他作“批孔”报告，有7万多人听讲。此后，多家报纸连续发表了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全国各地都请他作报告。江青是崇法批儒的积极分子。1974年6月19日，她在天津干部俱乐部礼堂为天津市的党政军干部讲儒法斗争史。她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我当时也在会场听讲。看到她喝着玻璃瓶装崂山矿泉，不时地请教坐在主席台上的学者。那时只有少数特权人物才能喝上矿泉水。随同江青这次到天津有纪登奎等领导人。除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以外，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35人组成的“理论班子”。其中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在天津写了18首诗，7月初回北京又写了7首，合为25首。这些诗基本都是崇法批儒的。其中一首是：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1731]有人认为，冯的这首诗迎合了江青想当武则天的意图。6月27日下午1时，江青乘专列火车到驻杨村的66军198师。在与官兵的“同乐会”上，江青即席朗诵了一首顺口溜：“六十六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超过汉隋陆，善武灌周吓得退。”[1732]她仿照毛泽东的字体，用铅笔书写，留给部队。她在天津写的一些字，高层人士视为墨宝加以收藏。我从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那里看到江青的“墨宝”，字体流畅，仿毛体几乎可乱真。

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学者一下子忙了起来。出版社让他们译注了大量的法家著作，作为批林批孔的政治学习资料。各地请他们作儒法斗争史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组织了几个写作班子，专门写影射史学文章。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笔名“罗思鼎”(“螺丝钉”的谐音，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靳戈、方岩梁等笔名。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在一段时间内，这四个写作组的长篇大论充斥报刊，其中“梁效”网罗了一些知名学者，如冯友兰、周一良等，他们的文章对舆论影响最大，当时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说。据统计，到1976年10月，“梁效”发表文章181篇，其中有的文章影射周恩来。[1733]

对普通百姓来说，批林批孔运动只是一场看书学习的运动。大家读了不少儒法斗争的历史，有些人还奉命写了一些牵强附合的批孔大字报。很多单位成立了“理论小组”，专门从事批判。云南省腾冲县这样边远的地方，也成立了2472个“批林批孔理论小组、2111个贫下中农理论小组[1734]。这是应付上级的数字，显然有夸张的成份。

在写作班子大造舆论的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发动已经被边缘化的造反派起来保卫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读书班上作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报告。各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听了这个报告。王洪文这个报告联系了现实，重新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重申了文革初期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近几年被淡化了。他批评说：“问题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王洪文批评有些干部“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呢？”他批评一些地方整造反派：“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他说：“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我们就是要头上长角、有两支角。”他指出，“（十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造资产阶级的反有什么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

批林批孔运动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16分子”的造反派头头们带来了希望，也给被挤出了“三结合”的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带来了希望，他们积极投入了这两场新的运动，在各地掀起了一个一个的政治浪花。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又一次当了毛的“石头”，在这一场运动中的作为，为他们增加了新的罪名。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在批林批也中发生了几件事情，江青等用来大造舆论，最终成了闹剧。

马振扶事件。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考得很差，还在考卷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的班主任讥讽她是“伟大诗人张玉勤”，要她作检查。学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张玉勤觉得受侮而自杀。1974年1月，江青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现了这件事，说张玉勤之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的结果，把马振扶事件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不仅班主任和校长被判刑两年，还借这个事件在全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事件。1972年，意大利左派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应邀到中国拍摄记录片《中国》。1973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有人给江青、姚文元写信，说《中国》是“极端恶毒攻击中国的反动影片”说：“摄影组是外交部和广播局合签批准来中国的。”说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写信，说影片很坏。”实际上，这是一部客观反映中国状况的电影，有的镜头反映了中国落后情况，不能说是反动电影。江青等大造舆论，发表批判文章。江青说：“中国人里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江青暗指周恩来。外交部一些官员受到牵连。

批判晋剧《三上桃峰》。1974年1月，在华北文艺调演中，演出了晋剧《三上桃峰》。这部剧的前身是《三下桃园》，是根据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生产队和大刘庄生产队出卖病马又赎回来病马的故事创作的。《人民日报》曾对此事作过报道，肯定这两个生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就在这个县桃园大队搞“四清”，传言说她送给队里一匹红马（实无此事）。江青等人抓住“桃园”二字，说这部戏是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即剧作者之一）被撤职。

批判“黑画”展。周恩来让有关部门组织李可染、黄胄、李苦禅等名画家创作了一批国画，用来装饰宾馆。这些国画挂在北京一些宾馆，江青等说这些画是“黑画”，组织人批判。

此外，还批判了湘剧《园丁之歌》，说这部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批判了“无标题音乐”等。

张铁生白卷事件。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的批示中说.“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指出：“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所以，很多人响应号召，争当“反潮流战士”。敢于冒尖的人就成了“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是其中之一。

1973年，在辽宁省兴城县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只能答3道小题，其余都不会。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这封信中还流露出要求考官照顾的情绪。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还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当上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在江青、毛远新等人的鼓励下，张铁生到处发表演讲，成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后来，“四人帮”接受审判时，张铁生在辽宁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小学生日记事件。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刊登了12岁小学生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信和日记反映了小学生和班主任之间的矛盾，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批评了班主任。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全文转载了信和日记摘抄，编者按赞扬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红极一时，班主任受到冲击。不少人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也不同意她的一些看法。1974年1月1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的邢卓、王文尧、恩亚立三人以“王亚卓”的署名给黄帅写了一封信，批评黄帅。不久，《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这封公开信显然有人背后捉刀。内蒙的这三位青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多次批判，送到艰苦的地方劳动。

江青等还“扶持新生事物”，她三次到天津小靳庄，扶持这里的“十件新事”，大多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写打油诗、唱歌之类。党报党刊为此喧闹一时。《天津日报》统计，从1974年6月25日到1976年底，共发表宣传小靳庄的稿件466篇。从1974年8月21日至11月7日，有27个省市自治区512个单位18，000余人到小靳庄参观。[1735]

李庆霖事件

如果说以上事件带有闹剧意味的话，那么，李庆霖事件却令人深思和苦涩，是一幕苦剧。

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1969年，他的初中毕业儿子李良模到莆田山区插队落户，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又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了，又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问题。“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1972年12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孩子在农村的困苦：“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孩子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他在信中还揭露了一些人“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信的语言恳切、朴实，打动人心。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这是奉总社之命来了解情况的，回去后立即发了直达中央的“内参”。记者赖玉章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是毛泽东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将毛泽东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泽东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泽东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花。

毛泽东读毕李庆霖的信后，让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３００元汇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 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下乡知青的政策。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6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从此，知识青年的境遇有一定的改善。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福建李庆霖那一封信，有人说那里头有剌，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剌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736]

毛泽东对李庆霖信的处理，平衡了他批评“反走后门”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他同情底层百姓的形象。

李庆霖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地位不断提升：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直到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批林批孔和紧接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被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请去作报告。他站在造反派一边，大胆地批评官僚体制。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发表了他署名的《谈反潮流》文章，显然是《红旗》编辑部让他写的。1976年01月江青等四人被捕后不久，李庆霖被隔离审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正式逮捕，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0年代初，一些来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们听说李庆霖关押在附近，买了水果、糕点，步行１０多里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这些老知青们象亲人般围住李庆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老师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准予给李庆霖减刑。他在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１７个春秋。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他不时会收到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有一位汕头老知青给他汇来６００元让他治病用，在信中称他是“中国知青之神”。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一些地方，那些在成立革委会以后受到打击的原造反派们，认定批林批孔是一次重振旗鼓的机会。他们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的实际，展开了斗争。一些被结合到革委会里的领导干部，不知道这次运动的底细，不敢冒然阻挡。下面介绍几个省的情况。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召开武汉地区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3月2日，省市公安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李想玉等人。3月3日，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汽车游行，庆祝胡、李获释。获释的造反头头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胡厚民主持制定了湖北批林批孔运动的“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放”，就是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平”，就是为被打成“5·16分子”、“北决扬分子”、“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提”，就是将造反派提拔到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机构中去。“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

胡厚民的“纳”是有根据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整党发出指示：“一个人有动脉和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但是，各地在恢复秩序时，领导班子大都是“吐新纳故”：让群众代表出去，让老干部进来。

造反派领袖们利用各种机会大造舆论。武汉当时有一个“杜则进”写作组。“杜则进”是体现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这个小组有20多人，他们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汉口水塔“民主墙”贴出一个整版。水塔“民主墙”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地处繁华的闹市。“杜则进”的系列文章揭露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四人主政时否定工代会，推翻各级革委会，全面镇压造反派的情况。“杜则进”的文章在武汉轰动一时。在武胜路、司门口等闹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

1974年3月，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5·16”的讲话。毛在这个讲话中批评武汉清“5·16”搞过了﹐要剎车﹑纠正﹐要注意政策。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电信局里原“钢工总”的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作了汇报。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3月30日﹐原“钢派”群众包围军区，要求交出在“清查“5·16”、深挖“北决杨”时整群众的黑材料。早已被解散的“新派”和“钢派”的一些人重新集结起来，要求中共武汉市委查封军区整的黑材料。市委书记王克文接见造反派。经王克文同意，造反派留下借条、将3万多份材料运到航运局的船上。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造反群众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文革被否定之后，这件事被定为“抢机密档案”，带头的人判了4年徒刑。[1737]

“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部分得到落实。胡厚民、朱鸿霞、邓金福、潘宏斌、平毅被增补为文革后刚刚恢复的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5年，根据邓小平指示，这些补台重新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都下放到县、公社和农民搞“三同”[1738]。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湖南文革中的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省革委会成立时，这两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胡勇与叶卫东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中共“九大”召开，省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在中共“十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唐忠富一跃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一把手”。

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湖南造反派头头们大多被剥夺了权力，一些人挨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再次聚集起来，要求为被整的造反派头头平反，要求销毁被整的材料，要求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当时最活跃的有三个人：胡勇，原“长沙工联”的主要负责人。唐忠富，原“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一。雷志忠，原“长沙工联”第三号领导人，1968年4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九大”以后，群众组织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好把工会当作集结力量的阵地。2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以“唐勇忠”名义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铅印散发了6000份。传单说：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使‘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胡勇、唐忠富等将原与他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如“湘江风雷”派又团结统一起来了，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由此，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头头都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一些已入狱几年的造反派头头，都被胡勇等人保释出狱。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一些造反派头头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

3月11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15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长篇文章。

为了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造反派把“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向党委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当权者不得不退让。一些在“一打三反”、清“5·16”运动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获得了职务，退还了或当场烧掉他们挨整时的材料。一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

黑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黑龙江省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主任潘复生。1968年，在全国要求恢复秩序的大背景下，黑龙江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有“复旧”的情况。1968年早春，潘复生还坚持文革初期的理念，在造反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右倾，反复辟”斗争。一大批已经解放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干部被撤职。1971年2月，对潘复生的“反右倾，反复辟”问题进行了清算。1971年6月潘复生被免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军人汪家道。在清算潘复生的过程中，造反派也同时受到清理。

批林批孔一开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认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上下串连，积极活动，图谋把结合到革委会里的一些老干部再次打倒。原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士荣、省革委会财贸办副主任牛成山等人写了“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一时，哈尔滨市大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打倒黑龙江的孔老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3月2日、25日，牛成山等人组织80多人强占省委会议室，围攻省委领导，冲击省委机关的批林批孔会议。4月1日起，造反派又到省委闹了6天5 夜，逼省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4月6日，牛成山、聂士荣等组织了数十名工人闯入市委书记李剑白的办公室，将其绑架至省委107招待所进行围攻。之后，用卡车拉着李剑白游斗。12月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补选黑龙江出席四届人大代表，造反派为阻止老干部被选为人大代表而发生冲突。26日，造反派抬着伤员游行，冲进省委机关大楼，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广播站。广播站喧闹了一个多月。[1739]

在1975年春开始的“全面整顿”斗争中，黑龙江省造反派的活动被“整顿”了下去。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南萍(20军政委)为主任，陈励云(空五军政委)为第一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浙江军政领导人陈励云、南萍、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兼20军军长）被审查，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在批林整风当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批干部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一批“造反起家”的领导成员在这之前陆续被打发到基层。1973年1月，王洪文到浙江，公开指责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账，走偏了方向。为被打发到基层的造反派头头鸣不平。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支持，造反派头头们认为，省委在批林整风中整了造反派和新生事物。有些人写信给王洪文，王洪文把这些们批给省委第一记谭启龙，向谭施加压力。[1740]

1973年10月3日，翁森鹤(杭丝联工人、省革委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省革委会常委）在街头贴出《致谭、铁书记的公开信》，批评谭、铁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不重视并且压制新干部。”11月8日，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向中央写了《关于谭、铁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报告》，并组织了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策划上京告状。王洪文来电话阻止他们上京，说：“浙江的问题就地解决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评，省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11月16日，赴京控告团成员住进了屏风山工人疗养院，成立“省委屏风山干部工人学习班”，集中批判“右倾翻案”、“右倾回潮”。12月上旬，在屏风山连续召开了四个半天的批判会，批判谭启龙等省委领导人。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江部队20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到浙江送信、送材料，要“放火烧荒”，公开点名说谭启龙是浙江最大的走资派。

1974年2月7日，杭州市三万多名工人在展览馆广场召开大会，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会后上街游行。2月11日，以造反派为主导的“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正式成立。市委发了(74)9号和12号文件和任命名单。贺贤春为民兵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兼领导小组组长。台州、金华、温州、宁波以至全省81%的市、县建立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1741]

3月2日，杭州市工代会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联合发起召开“深入批林批孔，迎头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大会”，主会场在省体育馆，设了多处分会场。第二天《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在批林批孔中，释放了在押的造反派头头174名，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冲击。

1974年3月8日，成立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谭启龙任组长，柴启琨、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任副组长。翁森鹤兼办公室主任。实际上谭启龙被架空，造反派掌握了领导权。

建立革委会时，为了精简机构，各级都以四大组（政工组、办事组、保卫组、生产组）来取代原来的领导机构。1972年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机构。浙江恢复了专业“口”的管理机构（如财贸口、工业口等）。2月中旬，省委机关造反派聚集了32个单位的200多人，召开“冲口复组”会议，最终迫使省委同意恢复四大组。

3月17日和21日，与翁森鹤等不同造反派别的群众组织头头方剑文，组织批林批孔大会和“批林批孔和批陈励云、南萍、熊应堂大会”，会后游行。张、翁、贺组织民兵冲击会场和游行队伍，两次都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3月13日，温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抢，16日中央、中央军委给省军区发电报，命令收缴武器。3月16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谭启龙，主要内容是：—、浙江两派头头，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搞串连，抢枪、抢物资、抢车辆等。二、省委，特别是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两次收枪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向中央、中央军委检讨。三、省委里一些主要负责人到外地养病的，应当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要注意安排好工农业生产。

3月26日，浙江省召开中共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省军区党委全会（“三全会”）。“三全会”从3月27日一直开到8月6日，共开了133天。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批铁瑛、夏琦、陈伟达等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批判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说他们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

4月3日，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鹤、贺贤春提出的给60名“反潮流战士”落实职务的名单进行了正式讨论，市委常委会通过落实了这些职务。杭州市委发出(74)25号文件，吸收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倪巧云、夏根法、王元海、谢国相、李金荣、郑银法、王竞十人为常委。5月1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纲领——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重申文革初期的思想。

翁森鹤等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有一百多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

1975年1月29日，省委工作会议的第一天，造反派冲进了正在举行会议的杭州饭店小礼堂会场，绑架了第一书记谭启龙，将他劫持出会场。警卫战士奋力抢了回来。邓小平得知此事后，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说“谭启龙不能倒!”

批林批孔引起了无法收拾的混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纪登奎协助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解决省委领导“软、散”问题，纠正“双突”，撤销民兵指挥部，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1975年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75)16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同时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7月下旬，将省、地(市)两派造反派头头骨干200多人集中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翁、贺等人的问题。10月，张永生、贺贤春下放农村劳动。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和浙江省不同的是，江苏的造反派头头在军管期间遭到彻底镇压，因而不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时，江苏依然处于军队干部的绝对控制之下。在清查“5·16”中，十几万人被关押。在军方控制之下，运动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没有进入权力中心。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老干部们打着保卫文革的旗帜，尽力为在清查“5·16”中受害的造反派说话。老干部的代表人物就是彭冲[1742]和许家屯[1743]。许家屯在省委召集的一次大型会议上说过：“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强调，江苏的“批林”运动应该聚焦于（一）林彪在江苏死党的罪行、（二）清查“5·16”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和（三）查清军方人员与“选妃”[1744]活动的牵连。他还提出，要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这三个问题。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许世友、吴大胜、蒋科。由于许世友是毛泽东要保的，而且已调到广州军区，许调走以后，吴大胜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蒋科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全省行政事务。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重头文章，其矛头一直指向几位军方领导人。

江苏的老干部的重新崛起没有被造反派看成“复辟”，反而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曾邦元、周锡禄、徐松林等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前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运动中遭到清洗并被投入监狱，现在他们与老干部通力合作以谋求自己的平反。要求清算军人政权的还有一大批返城市民。在恐怖的“红八月”、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更早一些时候，大批市民被赶到农村。[1745]这些在农村生活无着的市民，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回到城市，他们返回南京持续地请愿、示威，一度甚至阻断京沪铁路。[1746]

吴大胜在4月中旬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承认，江苏清查“5·16”运动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而且省委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同意释放一批被关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头头，其中包括文凤来、曾邦元、朱开地、鲁学智等。从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行有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数十位“群众代表”应邀与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前造反派成员和清查“5·16”运动的受害者。他们激烈地批评军人政权。“坚决捍卫中共中央14号文件，彻底粉碎吴大胜等人的猖狂反扑”的大标语贴到了南京街头。彭冲和许家屯多次出席省级机关批判大会，指导群众展开斗争。[1747]。

8月15日，吴大胜承认他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支持林彪集团的活动，承认他千方百计掩盖许世友夫妇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事实。在8月31日会议结束时，彭冲代表省委做总结：许世友的种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而且必须受到批判。清查“5·16”运动，是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复辟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748]8月31日，省委下发了《关于清查“5·16”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处理意见》（苏委发【1974】91号），承认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提出了对清查“5·16”的受害者的六项平反措施[1749]。

中共中央明确支持彭冲和许家屯等人。11月13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包括丁盛、彭冲和许家屯——奉召前往北京。当天下午，他们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纪登奎等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宣布任命彭冲为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12月30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命令在地方党政机构里工作的所有军方人员全部返回部队[1750]，地方老干部接替军人在各级政府中的党政领导职务。

吴大胜和蒋科被停止领导职务，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造反派头头从牢房里被放了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老干部一旦实现了接替军队干部的权力以后，不再支持造反派，他们明确表示，造反派头头不能回到他们在1968年取得的领导岗位[1751]。

江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的造反派活跃一时。1973年12月25日，江西造反派领袖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1974年2月初，造反派领袖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发动批林批孔，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1974年2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224人。县一级的造反派也有活动。1974年3月，于都县一些“反潮流战士”打着“反复辟倒退”的旗帜，冲击县委，围攻县委领导，查封县委组织部、县劳动局和县档案馆。[1752]1974年4月，万载县掀起一股“反潮流”和“上访”热潮，上访者要求解决造反派“受压”问题。[1753]2月17日，定南县一些造反派借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组成“定南上访团”，要求解决被打击的问题。[1754]

在毛泽东要求全国“走向大治”大趋势中，这些造反派的活动只能是昙花一现。江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焦点是李九莲问题。

李九莲，女，原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中成为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是个中学生造反派头头。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在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我对现时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问题发生怀疑。”
她的男友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部队领导把信转到了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被抄走的日记中，发现有一些批判林彪的内容。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听了这个专案的汇报后说：“象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李九莲被判五年徒刑。

林彪事件后，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倒台了，李九莲被释放，但还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开除团籍，发配到江西兴国县钨矿厂。

1974年4月4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为自己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接着连续贴出多张大字报。在大字报前，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夜深了，还有人打着手电看。读者在大字报边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批语：“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学习！”“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还有大量批评赣州地区领导人的大字报。

赣州地委对群众的强烈呼声极为恐慌，经请示省委，1974年4月20日晚10点，又秘密将李九莲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4月24日夜，赣州259个单位，2000多人举行集会，签署了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迅速贴满了赣州市街头。会后，数千人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李九莲。凌晨，四十多卡车载满抗议者，奔赴兴国县，请求释放李九莲（后被扣上“冲击监狱”的罪名）。当地一些党政领导，如地委常委陈万兆，兴国县公安局长等都同情群众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处理此案。

继程世青之后，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的陈昌奉在江西主政，他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三．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四．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陈昌奉的五点指示公布后，很多人聚在赣州公园，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李调会”）。极度贫穷的赣南百姓，为“李调会”捐出大批钱物，使这个组织活动了七个月之久。李调会建立广播站，日夜广播为李九莲呼唤正义的文章。“李调会”六次上访北京，在长安街，前门等处张贴大字报，请求中央解决李九莲问题；他们在省会南昌的八一大道上贴出了很多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

1975年5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为李九莲说情而被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就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当年第一个审判李九莲的公安局干部梁某，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被开除党籍。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

李九莲再次入狱后，宁死不屈，受尽折磨。其间，她曾绝食72天，以示抗议。监狱强行给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莲就将针头拔下，狱方只好捆住她的双手。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被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游街后，李九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她跪下，她不跪，刽子手一枪击中其腿，把李九莲打成跪下的姿势。她被枪杀时只有31岁。在强烈的政治恐怖气氛中，李九莲家人不敢收尸，一个单身性饥渴、性变态男子割去了她的乳房和阴部。

在赣州市为李九莲鸣不平的无数人中，有一位叫钟海源的小学教师。她并不认识李九莲。她自动到“李调会”当广播员，每从早上一直广播到晚上十点半。除了播音，她还刻钢板，抄大字报。当局规定：“凡在‘李调会’工作的人，本单位一律停发工资”，钟海源却依旧天天来，带着自己的两岁女儿。
1975年5月，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将“李调会”定为反革命组织。“李调会”主要成员一一被捕。钟海源在自己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自刻自印自己散发。结果，她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监狱里，她仍然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李调会”无罪！她遭受严刑拷打。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此时，南昌92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飞行员，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摘取。在刑场，刽子手朝钟海源不致命处打了一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附近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剖取钟海源的肾，鲜血滴滴嗒嗒地盛满了半桶。[1755]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批示为李九莲平反，但当地掌权者还坚持李九莲是反革命，因为李九莲是造反派。1974年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当权者基本是镇压造反派上台的。

中央发文件限制造反派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的行为，既威胁到已经重新掌权的官员，也违背了毛泽东实现安定团结的战略部署。文革此时已进行了七八年了，不仅全社会不希望再乱下去，毛也不允许再乱下去。为了防止造反派闹的势头过大，中共中央连连发出文件，将运动控制在各级党委掌握之中。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74] 12号文件），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个文件还要求不要“揪”已回部队的“支左”人员，他们在支左中犯的错误由部队解决。

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希望把批林批孔变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们很不高兴。安庆市重新组织起来的“安庆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联会”在大街上贴出“淮南在镇压，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标语。还大量散发口号：“中央十二号文件是修正主义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号文件的炮制者！”“打倒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矛头直指周恩来。[1756]

为了稳定军队，5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强调清查林彪事件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1971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还强调“陆、海、空军的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

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汇报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津浦、京广、京包、贵昆4条重要干线的列车不能畅通”[1757]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用这些令人忧心的数据，阻止批林批孔运动发展为“第二次文革”。

国家计委汇报中说“干部被打跑”，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在淮南市采访中看到了这种现象。革委会的领导干部们看到造反派一闹，就躲的躲，跑的跑，整个市委、市革委就剩下革委会主任应付。张万舒到淮北第一煤矿杨庄矿采访得知，十多名党委成员全都跑了，半个月不回来。[1758]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发［1974］21号），这个文件指出了生产的严峻形势：上半年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一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835万吨。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铁路经常堵塞，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1302厂等，大量减产。这个文件要求造反派群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面对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被“火烧”后回到领导岗位的官员们，一方面强调运动不能影响经济建设，一方面在口头上紧跟。例如1974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纪要中也有这样的话：

在经济工作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搞“上智下愚“、专家路线？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靠物剌激？是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是维护旧事物？这些问题，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并没有很好地解决。[1759]

这些,显然不是务实派真实的看法,但还是要写上。“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对江青等人抛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对影射他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予回应。周恩来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住入医院，但他坚决不放松权力，继续过问党，政，军日常工作。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国庆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两千多人。出席招待会的人造反派已经很少了，多数是被“火烧”后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其中一些被周恩来保护过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不断地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周恩来简短的致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多次。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如果现在公开批周，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可能使形势失控。他不得不收起了公开批周的考虑。不批周，批林批孔也就失去了目标，加上怕造反派搞乱天下，批林批孔搞了半年多以后，进入了低潮。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隔五年换届一次。第三届全国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1970年3月7日，毛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后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没有开成。1971年8月12日，毛又向周恩来提出国庆后召开四届人大，后因林彪事件而落空。中共十大以后，四届人大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发［1974］26号），通知称：“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这个文件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两股政治力量开始角逐，都希望在这一次权力分配中占优势。这里说的“务实派”主要是文革前的官僚集团。他们被“火烧”并恢复职务以后，不热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文革不满，注重恢复秩序和发展经济。随着文革的失败，务实派在民间的支持者逐渐增多。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1974年6月1日，周住进了305医院。周分管的工作已交给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但他在住院期间还频繁地找人谈话，关注着、参与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准备。

文革派借题发挥，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企图先声夺人。风庆轮是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远洋货轮，交给了交通部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轻载试航中，接船方发现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0.15毫米，质量不过关；后来雷达出现了问题。虽然造船方对这些故障进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却认为交通部有意挑剔，不愿意用国产船。交通部担心国产发动机不可靠，没有批准这艘船远航。江南造船厂贴出了《是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上海革委会还组织其它单位到江南造船厂贴大字报，批评交通部。交通部最终同意远航。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启航到欧洲，上海派了一些人上船，任命朱栋在船上任政委；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任命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质量问题争论发展到政治上的争论。朱栋组织批判“洋奴哲学”，把买船还是造船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本书作者当时从中国远洋天津分公司听到的情况是，李国堂不经意间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当时中国造船能力差，从算短期经济帐来看，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从长远来看，这一说法违背了毛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周恩来、李先念等要求努力提高中国的造船能力，但在能力还没上来的时候，为了满足远洋运输的需要，经周恩来同意，国家计委制订了通过买船发展远洋运输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文革派的批评。9月30日，风庆轮返抵上海港。上海方面写材料，片面地介绍了船上的争论。说李国堂等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修正主义路线”。姚文元看到这个材料后就让新华社刊登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船上的争论由此转为高层争论。江青在这期《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所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张春桥批示说：“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再逼问邓小平，要他就风庆轮上的争论表态。邓小平开始回答说“要调查”，江青还继续逼问邓小平对“洋奴哲学”抱什么态度？邓小平厉声回答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骄横一世的江青哪里见过这样的脸色？就大吵大闹起来。邓小平说：“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戴这样的大帽子，这会怎么开！”站起来拂袖而去。张春桥指着邓的背影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1760]

政治局会议上争吵以后，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商议，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临行前，10月18日，王洪文给毛写了一封信：“最近在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个别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信后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18日，王洪文到长沙对毛说：“我这次是冒着风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到了深夜。几乎天天都有人去。经常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么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1761]王洪文还在毛面前说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多好话，言外之意是希望他们进入四届人大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没有为王洪文的汇报所动，要求王回去后和邓小平搞好团结，多找总理和剑英交换意见，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毛逝世前两年身体不好，眼睛近于失明，只能从周围的人那里听取信息。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是他的重要信息渠道。王洪文出发到长沙以后，江青又找王、唐两位小姐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通过她们影响毛泽东。但两位小姐却到医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她们做了工作。10月20日，王、唐两位小姐到长沙向毛作了不利于江青的汇报。毛要她们向中央转述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他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1762]

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让国家回到正常局面。所以，他在肯定江青在批刘、批林的功劳的前提下，说了一些批评江青的狠话，压制江青，防止她又闹出新的乱子，使四届人大又一次夭折。毛的这个态度对务实派很有利。

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和王洪文各自乘专机到长沙向毛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23日到27日，毛同周、王的谈话中继续压制“四人帮”，让他们“不要搞四人帮”，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让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建议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将他的接班人的意图从王洪文转向了邓小平。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同时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全会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为了保持文革派对邓小平的制衡，毛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任中央军委常委，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央军委常委和有军队人事任免权的总政治部主任。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及国务院成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终于召开。在这之前有一个星期的预备会。像中共九大、十大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代表们秘密进京，不能离开驻地，不能和外面联系，召开大会时与会者从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记者不能采访，会议结束以后才由新华社发消息。

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四届人大宪法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了宪法。宪法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四年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容。

政府工作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考虑到报告人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只有5200多字。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念了报告的一头一尾。这个报告的亮点是提出“四个现代化”。报告重提三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走”的目标：“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后说：

我们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这是文革以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国目标的第一次，当然倍受欢迎。周恩来一念完，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当时情况下，报告还是肯定了中共十大路线，还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

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周恩来为总理。副总理有12位：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四届人大闭幕几天以后，他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务实派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纪登奎都是政治上的强势人物，他们全盘掌握着经济、外交。陈永贵、吴桂贤、孙健是从基层上来的，政治能量不强。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权力范围远小于邓小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政府里没有职务。在国务院所属的29个部委的一把手中，除了文化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离任庄则栋、冶金部长陈绍昆四人是文革中新起来的以外，其余都是恢复职务的老干部和军代表。

批判江青一个月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时间内，一方面保卫文革，一方面稳定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问题。毛只能在代表“复旧”势力的周、邓和坚持文革理想的文革派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反修防修”的理论。稳定社会秩序主要是遏制江青等人的极端行为，防止他们把局面搞乱。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姚文元奉毛之命，主持选编了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一共33条。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33条语录。这些语录，强调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等。马、恩、列的语录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权威依据。按照毛的指示，姚文无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1975年3月1日发表，张文4月1日发表。全国各单位都办了理论学习班，学习毛所指定的理论。毛发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从短期看是为了从“老祖宗”那里寻找依据，在反文革的力量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稳住文革阵脚；从长远看，是为了广大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希望后人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说话不清，行动困难。面对身边的两股对立政治力量的博弈，毛尽力玩平衡游戏，以免在他生前出现大的动荡。

毛泽东临近死亡的最后两三年，为了使自己不在动乱中死去，不得不再一次向官僚集团让步。1966年，毛泽东雄心勃勃，横渡长江显示自己健强的体魄。他要利用健康的余年改变中国，实现他1958年没有实现的全新的美好社会的梦想。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断破碎着他的美梦，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退让。1967年8月的乱局，他向军事官僚退让，林彪事件，迫使他向整个官僚集团退让。生命尽头的来临，迫使他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退让。他最后两三年多次吟诵“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文革的大运已去，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只希望把“火种”传下去，后人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七八年搞一次文革。不过，退让他是不甘心的，他利用他生命的余热还要搏一搏，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濒近死亡的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是毛泽东生命尽头的回光返照。在生命尽头，他的妻子江青是一大麻烦。

江青患有严重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一年到头依赖安眠药睡觉。她疑神疑鬼，歇斯底里，借着毛夫人的身份，骄横跋扈。毛的晚年在生活上和江青很不协调，但江在政治上紧跟毛，江青是毛可靠的政治夥伴。由于江青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给毛惹出不少麻烦。1974年以后，为了防止文革派打破政治平衡，引发新的混乱，毛泽东说了一些批评江青的话。1974年3月20日，毛给江青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在给江青的几封信中，多是对江青的劝戒，也有对江青的抱怨，但这些抱怨是夫妻间的抱怨，并没有把江青看成政治上的异己。在这些信中也没有提“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用模糊不清的眼睛看着坐在一角的江青说：“你也是难改呢。”毛在这次会上还说：“她也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还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176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帮’的问题。“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员中的关系，不是定性为反革命帮派。政治局里面本来就存在着派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派别，比如当时就有文革派和老干部派。毛只是要江青“注意”，没有说已经是“小宗派”。

不管毛怎样批评江青，都不能否定毛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都不能否定毛对文革的坚定态度。但是，务实派将毛批评江青的话作为对付文革派的政治武器。毛泽东也为反击务实派准备了政治武器——重提周恩来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但是，文革派没有用好这个武器，反而自受其害。

1973年春，在周恩来以批左的名义否定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就找出延安整风时期的九篇文章。[1764]这九篇文章是毛为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于1941年写的，是他在中央苏区受压时的积怨的大发泄。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周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教条宗派”是指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以王明为代表。事隔三十年后，毛让人把这九篇文章找出来，印成专供高级领导人看的大字本，在小范围内传阅。让他的侄子毛远新把涉及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1765]由于毛泽东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说：“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斗争回潮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斗争没有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1766]1974年6月，就在江青等大批“党内大儒”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找出那九篇文章，重新加以修改，以备应用。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时，又提到九篇文章，说：“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1767]实际上，直到周恩来死后，毛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给他念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1768]

江青大概知道毛并没有烧掉九篇文章，也可能因为毛泽东对毛远新说的话的影响。他们以为，借批经验主义来批周，可能会得到毛的支持。

３月１日，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

3月1日发表的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４月１日发表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反“经验主义”。这两篇文章是毛提议写的，而且都经毛审定的。

3月４日、５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这是出自毛批周的九封信——引者注），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４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

1975年初，邓以第一副总理身份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开始整顿。文革派批判“经验主义”，虽然有毛重提“九篇文章”为依据，实际是想干扰和阻止邓小平的整顿。邓仗着毛此时对他的信任，找个机会向毛奏了一本。4月18日，毛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送走客人后，邓向毛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表示同意邓的意见。[1769]

1975年2月月3日，新华社写了一个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报道意见，没有提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压着不批。到三月底，姚文元让新华社修改这个意见，加上了批经验主义的内容。[1770]4月20日，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1771]

可能是邓小平4月18日的汇报起了作用，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1772]

1973年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叶剑英，江青气势汹汹地要把这场斗争说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企图置周、叶于死地。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周、叶等批判江青了。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批经验主义的指示。姚文元念了毛4月23日的批示以后，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外，其他人都要求将这一批示下发。张春桥说，在其它文件上顺便提一下说行了，不必单独下发。吴德说，不下发，反经验主义的风就顶不住。不经政治局，不请示毛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不符合原则。反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搞宗派主义。[1773]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叶剑英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情况为由，给毛写信，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说，“这场争论，实际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想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1774]江青说这是邓小平等搞“突然袭击”，是“围攻”。

务实派和文革派已经到了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关头。

4月29日，30日，周围恩来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5月2日，周恩来让秘书找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编者按和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两篇文章都有批判经验主义的文字。

5月3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从医院赶来参加了会议。关于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说他也有责任：“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这些话是为文革派缓颊。他又轻轻地敲打一下文革派：“不要搞四人帮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他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对两方面的意见分歧，毛泽东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些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是重点批评江青这一边的，但对另一边也批了。毛说“不要搞四人帮”时，还说：“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1775]这是讲1920年到1922年的历史，也是暗指现在党内的帮派。

5月4日下午，邓小平到医院同周商讨批判“四人帮”问题。接着，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谈话主题也离不开批评“四人帮”。4日晚，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毛5月3日讲话。这时，毛不让下发他4月23日批评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那个批示，理由是《红旗》已经发表了反映了那个批示的精神的文章。

4日，5日，周抱病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强调：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内“有些报告、报刊社论、一般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了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也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这样的后果是“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剌激成百万人。”[1776] 5月8日，周在人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落实毛5月3日讲话的事。会上决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后（邓5月12日-18日访法）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由王洪文通知政治局全体成员。5月13日，王洪文才正式通知到政治局，周嫌太迟缓。在这以后，周找李先念、纪登奎、苏振华、吴德、叶剑英等谈话，18日邓小平回来以后，晚上就同周恩来谈话。5月21日，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指出是姚文元的文章最先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信中还提到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会议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周建议将这封信送毛。张春桥在周恩来信的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致信张春桥，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的来电中证明，张3月1日在总政的讲话中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说：“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要把张春桥的错误坐实，为政治局批江青的会议作准备。周对谭震林、汪东兴谈到他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他要求医务人员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他，以便于他安排工作。[1777]

为什么从毛到高层官员对反经验主义一事大做文章？因为反经验主义就是反对已经恢复职务的老干部，反经验主义也是反对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就是批周恩来的经验主义。文革已经搞了九年，毛需要“安定团结”，毛离不开周恩来这一批老干部。在反经验主义这个理论问题上做文章，说明毛在保卫文革和恢复秩序这两个对立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5月27日，在人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毛的谈话为依据，批判江青等人。邓小平作中心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谈对毛的5月3日的谈话的理解，他说，主席批评搞“四人帮”，关系到政治局的安定团结，关系到“三要三不要”[1778]的问题。针对江青等认为4月27日对她的批评“过头”一事，邓说“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过头’，谈不上‘突然袭击’。”他强调江青的“三件事需要讲清楚”：把1973年12月的批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事说成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反走后门，说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1975年又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作发言时非常严厉，还愤怒地拍桌子。李先念在发言中也强调4月27日对江青的批评没有过分。吴德、陈锡联也发言要求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

5月28日，就批判“四人帮”问题，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在此前后，周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人谈话，了解中央政治局批判“四人帮”的情况。[1779]

6月3日，政治局接着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批判江青的会，开始有点冷场，因为大家还摸不清毛对江青的态度。叶剑英发言打破僵局。叶的发言中指出，4月27日的会议和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是不同的（江青等人认为4月27日的会和庐山会议进攻张春桥是相同的），是对的。他说，江青提十一次路线斗争、反走后门、反经验主义，都没有请示主席。叶就这三件事严厉质问江青等人。在多数政治局成员的逼问下，王洪文在会上不得已作了检查，他说：“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1780]在这几次批判江青的会议上，批判者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毛批评江青的口径，只抓住“三件事”穷追猛打，不敢超越“三件事”，还小心翼翼地肯定1973年12月批判周恩来、叶剑英的会是正确的。可见政治斗争的微妙。

6月初，毛让江青到邓小平家找邓谈话。邓小平后来说，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好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1781]可见江青并没有向邓小平认错，只是按毛的要求，缓和关系。

第一次批评会开完后，江青向毛诉苦，说邓小平搞“突然袭击”、“反攻倒算”，毛没有松口。让江青写书面检查。6月28日，江青交出书检查。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查批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查，并建议将江青的检查送毛主席阅。毛圈阅了此件。

据称，检讨以后的江青，一扫以往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变得异常沮丧，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从1975年6月下旬开始，根据毛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从1975年7月初开始，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江青并不服气。1975年9月，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江青邀请新闻记者和她带去的几十名文艺工作者，共100多人吃饭。席间，江青说：“在北京他们整了老娘一个多月。”

对这次批判江青，毛泽东的态度到底怎样呢？毛虽然批评江青等反经验主义，但认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邓小平是不是借机小题大做？还是周恩来真正了解毛泽东。1975年4月28日，在江青第一次挨批的第二天，周找吴德到305医院谈话。周心情沉重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的意见正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1782]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除了注意听外面的动向以外，还表现出对形势的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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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组阁老干部占了优势，江青挨了批判以后暂时认输，不仅写了检讨，还到邓小平家里示好。毛让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邓小平顺风顺水，该是他放手大干的时候了。他要干什么呢：他要通过全面整顿，收拾文革造成的乱局。社会要安定，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改善，这是老百姓的要求。在任何社会，群众都不可能有持续的政治热情，文革中搞了八九年，反反复复地多次折腾，原来满怀政治热情的人也厌恶政治。被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们，正希望有人出来结束乱局。在当时，邓小平全面整顿是得人心的，很多人对他抱有希望。然而，毛泽东还在世，经过多年的灌输，继续革命理论在不少人心中还起作用，造反派虽然被边缘化，但势力犹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势必与多年宣传的理论、与文革造成的政治格局相冲突。为了取得全面整顿的合法性、慑服反对者，邓小平打出了毛泽东的牌子：“以三项指示为纲”。

“以三项指示为纲”是指用毛的三项“最高指示”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哪三项指示呢？一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林彪事件以后，毛多次讲了要安定团结。1974年8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会上，毛在谈到对跟林彪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都要团结。”[1784]这表明了他要结束文革的愿望。

搞好国民经济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必须做的事。在文革中毛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有时会冲击 生产，批林批孔运动一度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1974年10月20日，在长沙，李先念向毛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对李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以后，毛又表示过要搞好国民经济的意思。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毛最为关心的事，他讲了很多话。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发［1975］5号）。这个通知转发了毛关于理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

这“三项指示”中前两项是当时的紧迫问题，后一项是毛的长远战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认为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小生产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还是他1958年那种乌托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包含这些内容。从根本上说，要真正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得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前两项指示是和第三项指示是冲突的。邓小平把这“三项指示”捆绑起来，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实际上，他只落实前两项，将“学习理论”虚置。“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当时，从上到下都有文革派和官僚派两种势力在较量。文革派强调“学习理论”；官僚派强调“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官僚派的主张符合当时中国紧迫需要，所以称他们为“务实派”。实现安定团结，就是打压“派性”。打压“派性”是以“建立生产秩序”的名义进行的。在邓小平这一类老干部心中，“派性”就是造反派对权力机构不顺从。打压“派性”的重锤，最终落到那些不顺从的造反派头上。在一些地方，打压“派性”，成了老干部对造反派实施报复的借口。此时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多数已被排挤出来。文革中产生的革委会，已经恢复为文革前的官僚机构，还继续留在官僚机构里的造反派头头（一般是温和的造反派），都变成了官僚，再不是“群众代表”了。

为了“全面整顿”，邓小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5日设立的，是邓小平的智囊）起草了三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由胡乔木、邓力群、胡绩伟等人起草的。这个文件批评“打着红旗造反”的人说：“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正是文革初期，官僚集团评价造反派、镇压造反派时通用的说法。还说：“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评“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 文件向搞派性的人指出了两种选择：“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实际是否定毛泽东号召的“造反”、“反潮流”，否定毛泽东提倡的“四大”。

这篇文章于1975年10月写成，由于政治风向已变，没有发表。

第二个文件是“工业二十条”（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起草的，于1975年11月完成。这个文件规定，要坚决整顿企业的领导班子，调整那些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提倡建立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大胆放手抓生产。这个文件是整顿企业的纲领性文件，但没有下达就转了政治风向，其精神已传达到基层。

第三个文件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是胡耀邦、李昌等人主持搞的。当时科技人员大多被迫脱离了科技工作岗位，当体力劳动者使用，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个文件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真正发挥作用；强调搞好科技工作。文件引用毛的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后来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个文件也来不及下达，但在知识分子中传开了 ，很受知识分子欢迎。

这三个文件虽然没有下达，但邓小平早就成竹在胸，全面整顿已经展开了两个月之后的5月8日，才在整顿钢铁时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动脉，当时的“动脉”经常堵塞，铁路的货运量计划完不成，客车晚点几个小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路段瘫痪。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首先使铁路畅通。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发［1975］9号）于1975年3月5日发出。文件规定，“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这个文件将铁路系统的干部任免权收归铁道部。“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特别强调要“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九号文件经过毛泽东“圈阅”，是整顿铁路的“尚方宝剑”。

拿到“尚方宝剑”的铁道部长万里，3月9日就到问题严重的徐州铁路局，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九号文件，果断地调整了领导班子，逮捕了顾炳华等一批造反派头头。徐州铁路局的秩序很快恢复，货运量成倍增长。4月，万里又带领工作组到太原、郑州、南昌等铁路局，推广徐州经验。调整了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的干部撤职或调离。批斗了近万名派性严重的人，逮捕了200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枪毙了一百多人。[1785]大刀濶斧的整顿，铁路秩序恢复了，堵塞疏通了，绝大多数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这种运动式的镇压，难免有错捕和错杀的，被批斗的近万人中也难免有冤案。这为几个月以后的“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留下后患。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江苏省的这个《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的铁手腕，会引发一些人的反弹。政治风向一转，在整顿铁路中受到打击的人纷纷到铁道部告状。铁道部墙上贴出了“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不倒，铁路不跑”的大标语。到铁道部上访人数越来越多，最多高达400人。万里等人的办公室也被上访者占领了。[1786]

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尖锐。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当时中共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军队就支持红三司，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975年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铁道部派黎光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矛盾重新激化了。整顿不到半年，全国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被群众围斗，省里没有支持他。1976年2月，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冼恒汉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给冼恒汉，让他修改。冼一字未改送了回去。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冼送来，说铁道部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冼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冼写一个《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希望冼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的名）。在讨论兰州铁路局领导班子时，纪登奎和万里说：“干部由甘肃解决。”冼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还是由铁道部派人。” 纪登奎和万里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赵滔不愿干，就把他叫到北京，纪登奎和万里同他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要求在省上挂一个职务。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在纪登奎和万里的主持下定了下来，写进了冼署名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中，并报毛泽东批准（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冼作的审查“结论”中说冼“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后话）。

1976年2月中旬，冼恒汉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半年以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1976洗恒汉到北京参加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对华国锋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1787]

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就在这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被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他和冼恒汉两人同住京西宾馆。由于面对共同的情况，有共同的看法，他俩在一起发了一些牢骚。

在郑州，抵制铁路整顿的是唐岐山。唐岐山，1931年1月生，河南开封人。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为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段司炉、副司机、司机。参加过朝鲜战争，文革开始后任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工代会副主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他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唐岐山支持百辆汽车大游行，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2月8日，刘建勋、唐岐山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其中说：“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第一书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绝不是孤立的。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还批评在整顿中“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1788]冼恒汉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也是批评铁道部搞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了刘建勋、冼恒汉的意见。万里不得不作检查。

整顿铁路初见成效以后，又以铁路为样板对工业系统也进行了整顿。1975年5月8日到29日，邓小平主持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让万里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29日，邓小平讲话中认为，钢铁工业整顿首先要建立健全企业的领导班子。还要同派性作斗争。他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慢吞吞。·····要发动群众跟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1789]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到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删除了这句话。

邓小平雄心勃勃，除了整顿铁路和工业以外，他还提出“整顿军队”、“整顿文艺”、“整顿科技”、“整顿教育”、“整顿农业”等，这就是他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的干部会上讲话，传达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三支两军”中，军队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一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干部大量超编成了突出问题。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多个副职。“三支两军”中军队权力扩张，腐败也相当严重。邓小平抓军队五个问题：“肿、散、骄、奢、惰”。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任务。[1790]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出调整配备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干部的通知。在军队里，张春桥是政治部主任，主管干部任免。但是，邓小平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把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了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人的时候，张春桥不了解这些人，无法反对。张春桥向王洪文抱怨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不过是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治部上报，报告上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1791]

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除了抓全局性的大事以外，还注意抓省一级领导班子调整，他希望一些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站在他这一边。

1975年秋，在中共中央任命贾启允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邓小平叮嘱他到云南后要坚决反对派性，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邓小平对贾启允说： “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在赵紫阳到四川赴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邓小平也找赵谈了话，也讲了对贾启允说的那些话。1976年3月，贾启允在批邓中揭发了邓小平与他的谈话，成为批判邓小平的一颗“重型炮弹”，赵紫阳却秘而不宣。“四人帮”被抓、邓第三次出山以后，贾启允被革职，越紫阳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可见，在政治斗争中“站队”后果的严重性。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上海，送走外宾后，邓小平把马天水请到他住的宾馆，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马天水，1912年生，1931年入党，行政7级。文革期间，他是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工业很有起色（文革期间我在天津当工业记者，听到天津人抱怨“北京有杨寿山，上海有马天水，天津无山又无水”，意思是天津缺乏领导工业的得力干部，所以工业落后于上海和北京）。邓小平说：“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您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马天水回答知道，说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告诉他的。邓进一步问：“你想过没有？他们批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要揪人啰！” “有人讲批林批孔是11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是什么意思？！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邓还对马说：以后到北京，直接找李先念、余秋里，“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邓小平哪里知道，马天水虽然是老干部，在想法上和他是格格不入的。邓小平走后，马天水就向上海市委徐景贤、王秀珍等说了邓小平和他的谈话。马天水还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交给王洪文。1976年2月，在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上，在张春桥的鼓励下，马天水作了揭发性发言，说邓小平“挖墙脚”，成了批邓的“重磅炮弹”。[1792]

“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一大批坚持“派性”的人受到打击，生产秩序有所好转。邓小平把整顿的手伸进了江青的领域——文艺界。邓小平多次向毛进言，毛泽东表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这些，都符合群众的要求。

到1975年7、8、9三个月，除了受到打击的造反派有不满情绪以外，多数人是支持邓小平的。

但是，到10月，政治风向变了。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不能否定文革，这是毛的底线，谁触犯了这个底线，谁就要倒霉。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触犯了这条底线，毛不支持邓了。毛是怎样得知邓小平触犯了他的底线呢？他的侄子毛远新起了重要作用。

毛远新，1941年生于新疆，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之子。1942年9月， 在新疆主政的军阀盛世才将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百余共产党人关押，最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杀害。毛远新的母亲改嫁给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毛远新随母到了江西。后来在北京上育英小学、101中学，1960年，毛远新进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一学期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年，毛远新回北京度假时，毛泽东同他有一次谈话。谈到“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谈到“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一门主课”，要求青年要不怕吃苦等。这个谈话在大学生中正式传达。所以，大学生都知道毛远新这个人。文革开始，毛远新在哈军工参加组织“红色造反团”。1974年，毛远新在沈阳部队担任要职，后担任辽宁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9月下旬，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经过北京时，9月27日向他伯父毛泽东汇报了东北文革情况，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毛泽东把他留下，让毛远新当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林彪事件以后，毛的健康每况愈下，行动困难。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筷子，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字句。中国的命运就系于这样一个病夫的身上。

1975年9月27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1793]

在毛面前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仅有毛远新，还有别人。毛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全是毛远新等人的影响。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就在毛远新到他身边之前。

毛泽东眼睛不好，请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给他念古文。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点，芦荻向毛请教《三国演义》、《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时，问毛：《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说的？毛泽东说是自己在武汉说的。芦荻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还有什么好的呢？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而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泽东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水浒》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794]

为了尽快出版《水浒》的三个版本，当天，就将毛的谈话稿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立刻向毛写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姚的报告还对如何贯彻毛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批示：“同意。”8月18日，姚文元就向毛报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评论《水浒》的规划，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毛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同意。”[1795]从此，报刊上一阵掀起了批判《水浒》的高潮，一些单位组织了评《水浒》的“理论小组”。

文革派当然会利用毛评《水浒》的指示，江青立刻活跃起来。8月下旬，她同文化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1796]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周恩来、邓小平这股力量。周恩来病重，主要是邓小平了。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江青和邓小平唱起了对台戏。邓小平在会上讲整顿：“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江青却大谈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对评《水浒》非常敏感。他让人找来《水浒》的几个版本进行研究，说：“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作的！”[1797]7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泰国客人，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客人走后，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还没有走，医院工作人员要求同周合影。周恩来答应了，当排好位置、杜修贤正要拍摄时，周恩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1798]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动手术，手术前，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在进入手术室时，周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799]

邓小平极力把毛关于《水浒》的谈话和现实斗争分开。8月21日，胡乔木问他，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1800]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时，谈到评《水浒》批投降派时，代表团成员问：你能不能告诉一下，现在中国有什么投降主义的实例？邓小平回答说，刘少奇、林彪就是。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毛对黎笋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邓小平）只有他算一个壮丁。”送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此前，华国锋向毛请示说，江青要求放她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801]面对领导危机，毛泽东怕江青搞乱局面，他还需要邓小平这个“壮丁”维持局面，他压制江青。但是，他看到清华大学刘冰的两封信后，决定放弃平衡政策，全力保卫他平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刘冰，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作为他当年的学生，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在学生中极力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光明日报》上还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长篇文章。我感觉他是一位坚定的、严厉的政治工作者。第二件事是，大概在1966年6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大礼堂前大草坪西南角处看大字报，突然几辆小轿车从二校门开了过来向左转向工字厅。我看到一个人从小车里伸出脑袋大喊：“我是黑帮! 我是黑帮!”这就是刘冰，他向路边围观的人显示“态度好”。他的这种表现，使我多年对他有不好的印象。读了他2008年出版的《风雨岁月》，我才怀疑我看错了或者听错了。从他的书中得知，6月28日，他被从北京饭店押回来，他写到“从二教到工字厅”这一段路（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的情况时说：“我胸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我不能容忍对我人格的侮辱，我奋力大声叫着：‘你们太不像话，我抗议！’”[1802]

文革初期刘冰被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打倒”。由于他态度好，清华“4·14”这一派1968年就想支持他“站出来”。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数万名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结束了两派武斗。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冰被“解放”的消息，成了被“解放”的老干部典型。1970年1月，由于刘冰“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成了清华校党委副书记，1972年成了常务副书记。工宣队进入清华后，校党委书记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兼任，革委会主任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兼任。1972年1月，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成为校党委副书记。他们自称“毛主席的两个兵”，掌握了清华大学党政大权。一些文革史把迟群、谢静宜说成是造反派，这是误会。他们没有造过反，相反，他们是毛在1968年7月28日抛弃了造反派之后，被毛派到清华去收拾反派的。他们不是造反起家，而是收拾造反派起家的。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是跟着毛的，是肯定文革的。

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迟群、谢静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格格不入。在政治倾向上，迟群、谢静宜是文革派；刘冰倾向邓小平。刘冰传达邓小平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大嚷大叫：“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刘冰看到“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刘冰回答说：“邓小平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传达吗？”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扭头走了。[1803]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等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党委无法工作。刘冰和校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党委常委吕方正于1975年8月13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告状信，只告迟群1 人。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人都是1968年7月作为工宣队的领导成员进驻清华的。

信中先是肯定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作风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信后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其中列了六大问题：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二，毫无党的观念；三，搞一言堂，家长式恶劣作风；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说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这个问题时写道：“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当上中央委员，没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的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镜，摔伤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砸碎。······”告状信的前面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这封信写成后，刘冰先是请胡耀邦送邓小平。胡耀邦说，我现在是科学院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系统，我帮你转信不合适。后来，他们直接到邓小平家门前，通过门前的警卫战士转给邓的秘书王瑞林。信送上去后一个多月没有音讯。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谢静宜两人。说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一些不合原则的话”“我们期盼中央解决我们的班子问题”。这封信还附有《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第二封信写成后，王瑞林不愿意接收，就通过教育部原副部长李琦转给胡乔木，由胡乔木转给邓小平。

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写信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柳原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一度从清华工宣队调往学部工宣队。他从学部工宣队工作又调回清华，迟群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柳开始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署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

毛泽东看了第一封信后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告了谢静宜，谢静宜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毛泽东看了第二封信后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在这期间，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听了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在迟群身上。”[1804]毛泽东早就对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言论和行为十分不满，他需要找一个导火线，刘冰的两封信给毛泽东以导火线。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1805]毛从说批江青转到迟群和小谢，说明他对几个月前批判江青耿耿于怀。毛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806]

如前所说，刘冰的信只不过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毛对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否定文革不满意，对邓小平猛烈地批评江青不满意。早在4月28日批评江青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预言“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1807]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实权，只要稳扎稳打就行了。当时周恩来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有同样的看法，但邓小平听不进去。形势逆转后叶剑英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碰南墙是不会回头的。”[1808]

毛泽东终于反攻了，不过，开始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邓小平，而是要他肯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1975年11月2日，听了毛远新关于邓小平等对文革态度的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和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1809]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1月2日晚，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同邓小平一起谈话。毛远新提出了11个问题，毫无保留地一一进行批评。邓小平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1810]年轻气盛的毛远新很不客气地对邓小平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1811]邓小平虽然不同意毛远新的意见，但还是表示要检讨。

11月3日，毛远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情况，毛泽东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好。”毛泽东指示，谈话增加四个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毛说：“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好。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1812]

11 月4日晚，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8人讨论的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意见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时，毛泽东点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待：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1813]他怕江青感情用事，打乱他的政治平衡。

毛泽东不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要按劳分配，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实现全民完全平等的“大同”理想。1958年，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造就了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革中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他理想的“天国”。他已到垂暮之年，自认为这是他最后一个国庆节，他自知文革的目标肯定不能实现，但他希望把这个理想传下去，让后来人实现。

“八人批邓”开始后，邓小平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1814]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还紧握军权不放，对自己对毛泽东都是十分危险的。林彪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邓小平明智，毛泽东也很警觉。

11月13日，为了让更多的干部对批评邓小平有思想准备，以免被动，毛泽东指示向更多的干部“打招呼”，并写了一个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到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一情况。这一些老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李井泉等几十个人要打招呼。”[1815] 主管教育的周荣鑫，主管科技的李昌、胡耀邦，参与起草“三项指示为纲”的胡乔木等，都是支持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都处于挨批评的地位。

持续八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停止了。

11月15日、16日，按毛泽东的指示，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等列席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让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列席者也被迫对写信、转信做出了交待和检查。刘冰第一次听到毛对他的告状信批示的全文，11月2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清华只传达大意。刘冰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听到毛远新传达时的心情：“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律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都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真是天大的冤枉！”[1816] 在这之前，清华大学了举行了十多次“辩论会”，批判刘冰。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回校后，清华召开了万人规模的“辩论会”，实际是批判刘冰的万人大会。

邓小平以退为进，试探毛对他的态度。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写信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1817]毛泽东这个批示，虽然暂时让邓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但模棱两可，看不出他对邓的态度。

毛没有明确的态度是因为他在接班人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毛希望王洪文他能成为接班人。在中共十大上，他让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他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一般造反派谨慎，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贴的。但是，火箭式的提拔，他不能在各个台阶上积累经验，也无法建立各层人事关系。他又不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一次接待一个外国总统，他事先没有准备，连外交部送来的材料也没看。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翻来覆去地问那位总统：你到中国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记录这些话，写成简报送毛，毛看了很生气。有一次毛同王洪文讲张勋复辟的事，王不知道张勋是谁，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毛对王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叶剑英写信给毛，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批示“同意”。从7月开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1818]

政治上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后就不打算去北京了。他对上海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说：“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很清楚了吗？”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就是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没有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

11月15日，王洪文回到北京。他依旧吃喝、打猎、钓鱼。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一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他的学习辅导员肖木同他谈了三个小时，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说：“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展开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是支持我的，叶帅叫我回来，我也不好推辞。”[1819]

毛泽东抛弃了他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只能期待邓小平。毛泽东最期待的是邓小平表示支持文革，他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最关心的是他平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他希望官僚集团和文革派在文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接班。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即前面提到的17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820]

邓小平说的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用毛泽东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上的，陶渊明原文是“无论魏晋”，毛说成“何论魏晋”，有的文革史书说邓讲“无论魏晋”，有的文革史书说邓讲“何论魏晋”。可见邓的说法来自毛。如果这样，那就是用毛的话来顶撞毛泽东。邓小平真的在文化革命的评价上和毛顶牛吗？文革被否定以后，所有写文革的文章和书籍，对这个问题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对这个说法还需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邓小平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反右派，大跃进，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邓都是站在前列的、态度十分坚定的主将。但他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在学生和群众中抓“右派”等方面和刘少奇站在一起。为此，他作过多次深刻的检查。在他向毛送上的多次检讨中，都表明了肯定文革、拥护文革、永不翻案的态度。就在毛让他开会对文革作出评价的两个月前，即1975年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有对文革的一个非常合乎毛泽东口味的态度。当年新华社向编辑、记者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下面是我当年的记录：

代表团问：关于对水浒的评论，有的地方不理解。如果警告人民不要做投降派，是指国内还是指国外？

邓答：是讲国内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对国际有点用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这本小说是一部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宣扬投降主义，需要在人民中澄清对它的评价。第二点，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有现实意义，但人民不要孤立地看对水浒的评论，要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的主要责任是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自从赫鲁晓夫在苏联上台以后，20年来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国内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必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必然在世界上搞扩张主义，在世界上争夺，必然要剥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剥削第三世界国家。1956年苏共20大以后，19年来，我们一直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能否避免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道路？中国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认为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办法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就是搞群众运动，使人民都了解什么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不久前毛主席号召开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搞复辟，反对投降主义，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一个内容。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开展对水浒的批判，也是理论学习内容之一。我们每搞一次运动，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批林批孔也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好，评水浒也好，国际上都要进行猜测，好像中国国内又出了什么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了解这是我们一贯的、至少是19年来一贯的路线。特别是自文革以来，在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用最广泛的和家喻户晓的办法开展群众运动，使人人都参加批判。有些人总猜测，是否发生了这个人同那个人的斗争，这一派同那一派的斗争？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说中国有问题，这点不错，中国是有问题，这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不仅过去有，而且将贯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今后还会有类似对水浒评论这样的事。如果要猜就猜不完。他们可以每年猜一次或两年猜一次也猜不完。如果人们能从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政策来理解就明白了，就用不着每发生一件事就猜一次。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称霸就是要保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复辟。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搞资本主义，就一定会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为此，我们就要不断地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批判水浒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批判投降主义。我劝你们注意，你们别怕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你们要怕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你们不喜欢社会主义。

代表团成员问：你能不能告诉一下，现在中国有什么投降主义的实例？

答，刘少奇、林彪就是。在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总是存在的，这个斗争也是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

1，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代表团成员提出中国领导人继承问题：怎样把毛主席的路线和哲学思想继承下去？

邓答：我们自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要培养接班人，所谓接班人，不是中央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培养千千万万个接班人的问题。我刚才告诉你们，包括评水浒就是干这个事的。斯大林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没有教育后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搞群众运动。所以，象赫鲁晓夫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了台，群众虽然对他极不满意，但也束手无策。鉴于这个经验，我们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搞群众运动，做到家喻户晓，包括小孩子在内，使全国人民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例如林彪叛逃时带走的最大的队伍就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婆娘。群众有清醒的头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就提高了，这是对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可靠的保证，这些我们还要继续做，恐怕还要做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我们每搞一次运动，世界上议论中国又再乱了。就是这乱，可有好处呢。每乱一次就提高一次人民的觉悟，就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一步。斯大林死的时候苏联多平静啊，就是这样平平静静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不平静才能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平静了，就死水一潭，社会不前进就死了。所以我们认为不平静是正常的，平静是虚假的。

2， 关于建立太平洋无核区的问题：

我们对核武器的原则立场有两条：一是有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所有国家平等参加讨论一起销毁核武器。我们不提倡核扩散，但我们更反对核垄断。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92页，有9月5日邓小平接见克罗斯为团长的新闻代表团的记载，但当年向我们传达的内容，除了核武器的内容以外，一字也没有记载。这样的删除，大概是怕这段文字削弱了邓小平否定文革的坚定性吧？

毛让邓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决议，其意不仅是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希望他肯定文革以后和文革派联手接班，还希望一些反对文革的老干部转变看法，然后在肯定文革的认识基础上结束文革，在他有生之前为文革划上一个句号。邓小平认真考虑了毛泽东要他主持文化大革命决议的要求。他曾要纪登奎帮他起草这个决议，纪登奎开始答应，后来推掉了，邓听后大怒，气冲冲地走了。[1821]从邓同新西兰新闻代表团的谈话来看，邓是可以完成毛交给他的这个任务的。

由于邓小平没有就文革问题向毛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再加上文革派的推动，使批邓一步一步地升级。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说，从毛泽东对刘冰的两封告状信明确表态时就开始了，这是1975年10月19日。从4人谈话、8人谈话、17人政治局会议，到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这是逼邓小平转变态度，逼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向一些领导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11月21日，邓小平向毛报送关于打招呼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刘冰的两封告状信是“造谣诬蔑、颠倒黑白”，传达了毛对两封信的批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822]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由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26日，中共中央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作为1975年23号文件发到省级，刘冰的两封告状信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12月10日将这个文件发到基层。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从高层会议向全国范围内展开。

1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在检讨中，他检查了整顿中的一些作法，在谈到对派性，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革命的态度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1823]

1976年1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一次检查，其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请示主席，也没有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将检讨记录送给毛，请求见毛一次，说“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以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毛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1824]毛没有同意邓小平见他的要求。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查。文革派在会上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晚上，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送上白天在会上的发言稿，还说：“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面聆听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1825]第二天，毛听取毛远新关于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汇报。毛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说，上次主席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1826]毛泽东选定的第四个接班人华国锋开始登台。

从1975年11月底至1976年1月，文革派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帮助”，实际是揭发批判。当时，张春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对上海来的人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是坐在椅子里，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稳坐钓鱼台。·····他说耳朵聋了，听不见别人发言，可是，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另一边轻轻的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1827]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后，转变了对邓的态度，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把邓小平打下去的决心。毛泽东在接见重要外宾时，邓是少数在座者之一。１２月２４日，毛会见达科斯塔总统时，邓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后毛接见外宾时，邓小平再也没有陪同过。

1976年1月21日，在文革派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此件发到县团级。通知只有两句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都失去了权力。说叶剑英生病只是一个藉口，在批判邓小平的紧要关头，将主持军委的大权交给毛信任的人才是实情。毛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毛远新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1828]

林彪事件以后，毛喜欢用四方面军的人，即他当年的政敌张国焘的部下。从此，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都是毛的依靠力量。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抗日战争期间，陈锡联任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1937年10月19日，他带领部队偷袭日本在山西的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22岁的陈锡联一时名扬天下，以后历任军队要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期间，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兼政委，还兼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全力支持毛远新，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叶剑英不仅是“二月逆流”的干将，1973年和周恩来一起因外交问题挨批，林彪事件以后，力主批左。在批判江青时，也是站在邓小平一边。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互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从此，运动的名称由“反击右倾翻案风”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3日，中共中央将华国锋的讲话转发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 5号）。从此，全国就公开“批邓”了。

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开批判会，一些单位也写大字报。下面是我在天津采访的记录摘要：

邓小平下台、公开批判邓小平以后，干部群众中有不少怀疑情绪。天津冶金局党委讨论时有人说：“看来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上了林彪的当，现在又上了邓小平的当！”二轻局一位干部说：“太突然了！一个多月前还主持中央工作，现在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交通局一位干部说：“叶剑英19号还接见外宾，看来身体很健康，怎么突然病了？不好理解！”百货大楼一位售货员说：“形势刚刚稳定，又开始了新的一场斗争，真是有点人心惶惶。”

怀疑归怀疑，从上到下的党政系统还是认真组织运动。天津市召开了5000多人“工农理论队伍学习报告会”，市委书记讲话。发言者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衷主义和诡辩论”、“上智下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天津各工业局的领导干部到各厂发动群众。很多工厂也开了全厂的批判大会，车间班组的政治学习也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为中心。1975年底，天津工交系统共有理论小组103，003个，理论队伍913，330人，占职工 总数的12.1%。[1829]自1976年2月11日到3月6日，天津动力机械厂开了250多次批判会（其中全厂大会两次），写了3，000多张大字报，有的车间发言人占职工的百分之八十。各单位都举办学习班，组织理论骨干队伍。逐字逐句地学习中共中央4号文件。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提法反映强烈，认为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是为人民群众说话的。[1830]天津棉纺一厂设立了大字报区，也贴满了大字报。2月7日全厂动员大会以后，第二天就贴出了100多张大字报，写了50多篇批判文章。[1831]

在工厂里，上述批邓活动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多是表面文章，不像文革初期的大字报那样批评本单位人领导人。当时有规定，大批判矛头对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至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不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问题。不要搞战斗队，由各级党组织领导。不能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所以，这场运动没造成大的混乱。大批判中很多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上面介绍的大字报、批判会、批判文章的数字也是应付上级和新闻单位的，有很多浮夸成分。

多数人对批邓持消极态度。一些政工干部、宣传干部随着政治潮流，在报刊上造舆论。表面上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有一定的声势，实际上跟着跑的人不是很多。

少数不怕死的人对批邓运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白智清是突出的一个。１９７６年２月７日，他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在重庆解放碑贴出了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丧尽天良的牲畜们”弄得这几年“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大字报颂扬邓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3月4日，他又在成都盐市口贴出了抨击张春桥的长篇大字报。６月３２日白智清被捕。（１９７８年７月３１日被释放出狱。2005年2月，白智清以工程师的身份从重钢集团退休。退休后出版了《冷眼看中国》、《泪眼看中国》等著作。）

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试点，大字报很多，到清华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印了八九本，向全国各地散发。有的单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很激烈，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被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主要人物之一。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导弹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他还在批斗会现场说：张爱萍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张爱萍当场心脏病突发住院。[1832]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由于运动多次反复，每一次反复都有一部分人受到打击。在1975年以前各次受到打击的人们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一些原造反派负责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文革早期的社会地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生命最后一年的作为，随着他向生命终点逼近，他身边两种政治力量，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文革派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除了小部分挨过整的造反派企图借机翻身、为数不多坚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们以外，支持文革的人很少了。官僚派由于他们恢复秩序的努力比较合乎民意，支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批邓有一定的声势，但文革派的失败和官僚派的胜利已经露出端倪。由于造反派利用批邓机会再一次抬头，一些省出现了乱象。

云南省：1976年1月，“八派”负责人黄兆其（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刘殷农（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涂晓雷等人，用“秦臻”、“姚雨”等笔名，在昆明街头张贴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说云南省委[1975]26号文件[1833]，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说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说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25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呼吁“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

云南贾启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参加了2月25日华国锋主持的批邓会议，会议期间，文革派中央领导人同朱克家个别谈话。回到云南，朱克家把文革派领导人的讲话告诉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他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朱克家是1969年到云南省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事迹报道，以后多家报刊都有报道。经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名，朱克家成为“十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同黄兆其、刘殷农成了云南省的积极带头人。

1976年3月6至28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2月25日会上讲话的通知。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压力下，省委把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扩大到638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朱、黄、刘等人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他们在会内批判邓小平和省委；一方面组织一些地、州、市的一些人，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党委领导干部，冲击会议。

省委书记贾启允在3月13日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的发言，揭发1975年9月21日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的谈话，检查自己到云南后“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成了“批邓”的“钢鞭材料”。此后，全省一些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

3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队部分人，说局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改组交通大队领导班子。为此，他们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集体罢岗”近7个月。

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在权力机构主持“划线站队”中，对“炮派”实行了残酷镇压。打手大多是“八派”的人。后来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时，抓了一些极端的打手，当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邓开始后，在“八派”头头黄兆其及刘殷农、朱克家等人的压力下，1975年3月底4月初，省委释放了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中逮捕关押的120多人。一些地方给被释放的人戴上大红花，彩车接送，还安排大批人马敲锣打鼓、放鞭炮，摆宴席庆贺。

5月4至21日，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要求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所”，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还把一大批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说成“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会后，有些地方召开了类似会议，揪斗所谓的“还乡团”、“复辟派”。

六七月间，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用手中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的方针，加强了他们同一观点的人在各级权力机构的力量。

6月，在震庄宾馆开了40天常委会议，集中批判贾启允和省委贯彻执行省委[1975]26号文件的问题，于7月25日形成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云发[1976]40号)。文件宣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贾启允说：“按照省委40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文件下达后，不少因派性严重被下放或调动的干部又官复原职，落实政策后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被赶下台。[1834]

湖北省：一些进入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造反派负责人，在邓小平全面整顿中被下放到公社。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1976年2月﹐省委通知挂职锻炼的群众代表回武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农历正月初一到初十，造反派头头开始串连，开始了新的一场斗争。他们将致省、市革委会领导人的公开信贴到市中心。将“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的巨型标语贴到长江大桥上。他们组织报告团，到各单位作报告。他们要求省市领导人从思想“转弯子”，从组织上让造反派进领导班子，“补台”到革委会。[1835]其中谢某从农村回来，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此间，一些人为关在监狱的“钢二司”的负责人杨道远翻案。[1836]

湖南省：1976年春，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负责人与骨干成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

浙江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以前被处理的造反派又开始串连活动。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草拟了一份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右倾翻案风，批派性、办学习班都是错误的。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三结合领导干部)主持。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大专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参观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

四川省：成都原两派造反组织“红成”和“8·26”虽然早已解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中，原来这两个组织的部分骨干成员，因为自身权利要求未得到满足而不时聚集起来与各级党委抗衡。此时两派造反派之间的对立已经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于他们与各级党委之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多为原造反组织中的知名人物，个人能量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他们的权利要求大体包括几方面：一是被错捕、错判者要求彻底平反，二是被撤销革委会职务者要求恢复职务，三是进入革委会者要求给予实权，四是家庭出身够条件者要求入党。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聚集起来闹了一次并解决了部分问题。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运动，又把许多造反派人员整了下去，凡是闹派性的统统调离了领导岗位，这些造反派憋了一肚子气。赵紫阳来到四川不久，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让他们受到鼓舞。特别是毛泽东发出的“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们看到了解决自身权利问题的希望，于是他们便利用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已倒的大好机会，再度活跃起来。

1976年4月2日。省委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代表，纷纷指责省委对批邓运动态度不坚决，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坐在主席台上的担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造会议的反。除了蔡文彬和江海云两个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批判“二赵”（赵紫阳和和赵仓壁）领导下的四川省委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路线，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尽快转弯子，为造反派落实“高抬贵手”政策。锦江大礼堂会议后，这些造反派还把声明贴上大街，给省委施加更大舆论压力。

那时，大学生和中学生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乡已经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厂正常上班，人们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谓造反派其实只剩下下一些在“反派性”、清查“5·16”等挨过整的人。早已失势的全省各地的少数造反派头头，首次半公开聚集起来，甚至原先属于不同派别的人也消除对立走到了一起，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他们的斗争方式仍以大字报和大标语为主，个别地方还临时办起固定或移动广播站。内容主要限于要求落实毛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解决造反派代表的入党、当官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各级党委表态。赵紫阳认真做造反派的工作，谨慎而耐心地协调各种关系，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1976年3月到7月期间，赵紫阳真心实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一些品质好而且有能力的人。四川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期，除了革委会增补群众代表之事久拖未决外，造反派人员中的红色出身者多数加入了共产党，各级革委会中过去是党员的造反派代表，许多获得了独当一面的实权。[1837]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不管国家领导人有多高的权威，不管国家领导人控制了多少资源，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他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全面变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人们是很难认识、很难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一人之力操纵这个大系统。何况他的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乌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两个多月来零零星星地对毛远新讲的。其中有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内部传达过或公开发表过。当时毛泽东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多年以后毛远新说：四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 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1838]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企图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乌托邦思想，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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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四五运动”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第二十七章“四五运动”

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反映了人们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虽然坚持文革立场的人们的不满意，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强化了人们对文革派、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终于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暴。这场政治风暴的引爆点是周恩来逝世和对周恩来的悼念。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1976年1月，在文革派步步进逼、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作检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病危。

1月1日，《诗刊》、《人民日报》和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是毛1965年写的，此时公开发表，是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论，其中发表“最高指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毛1975年11月4日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时说的。之前，这句话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一定层次公布，现在向全民公布，表明新的一年，要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向深层次推进。

就在这一天，生命垂危、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一度清醒过来。他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的诗词，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听后，要求将诗词本放在枕边。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虽然那几年周恩来一直处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那时人们对文革还不反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的问题逐渐暴露，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甚至反对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对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虽然1973年上层内部批判周，但普通群众不知道，周在公众中的形象没有受到损害。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周恩来处于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广泛的同情。在全国各地，一些对文革不满的人们，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

在两种力量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对文革派是有利的，他们一定窃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动。他们限制纪念周恩来的规模，极力减小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当然明白，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表达某种不满。他们没有想到，越是压制，不满情绪越是强烈。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关于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意图。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什么周恩来的告别仪式不在这些庄严、宽敞地方，而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呢？对这种有意降低规格的作法，群众很不满意。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在遗体前东张西望。中国人对后妃干政历来反感，群众对江青这几年的作为早就不满，她在遗体告别时的表现，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根据上级的要求，很多单位限制悼念活动，声称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这“五不准”使对文革不满的人、甚至中间群众怒火中烧。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友好等护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肃立在寒风中，送别周恩来。缓缓前进的灵车，开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哭声。有人跪在灵车前痛哭。人们什么哭周恩来？周恩来对待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生活也很检点，和邓颖超白头到老，没有子女，给公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后还遭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30年后鮑彤[1839]一语道破：“不是因为他們多么了解周恩來，而是因为他們太了解毛泽东。悼周的全部意义在于对毛失去信心。”当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层是反毛。所以，当局千方百计压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新华社记者就首都百万群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写成长篇通讯，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报道。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周恩来为举行吊唁仪式。吊唁仪式之后，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

在这几天，姚文元多次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下达指示，限制对悼念活动的报道，报刊上充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1月1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综述，只字不提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第一句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用反击右倾翻案来转移公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篇报道引起很多人的愤怒。

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追悼会后，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处。由于毛泽东曾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人们期待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毛说：“我也走不动了。”群众对毛不参加追悼会不满意，连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也不理解，他在回忆中说[1840]：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1841]。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还通过批判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权者一旦违背民意，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在民间产生逆反心理。从１月到４月，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增无减。收集、悬挂周恩来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一种方式。周恩来晚年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是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于１９７３年拍摄的。１９７４年，该照片荣获美国著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周逝世后，这张照片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以后的几年内，总印数共达9000万张[1842]。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的逆民意行为，引发出震动全国、影响全国的南京事件。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７天内，南京共有２５００多个单位的３２万多群众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曾经住过的地方，后辟为纪念馆）悼念周恩来。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上面的闭馆通知，被迫停止开放，群众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是雷锋[1843]纪念日，《文汇报》在重新发表当年几位中央领导人的题词时，只发了毛泽东、朱德的题词，没有周恩来的题词。这一事件使南京人愤怒。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３月２４日，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七四级２００多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周总理。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们酝酿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３月２５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指邓小平，“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是指周恩来。这是在悼念周恩来的重要时刻，对周恩来“鞭屍”。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421件，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３月２９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汇报》在校内张贴，在旁边醒目地写上“看一看，想一想”。校园内出现标语：“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南京市民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在3月末的那几天里，南京到处是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人们聚集在一起，或传递消息、朗读诗文，或发表演讲。 “深切怀念杨开慧[1844]烈士！”“批周必乱，反周亡国！”“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贴在南京街头。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南京大学有１１个系的８００多名学生，分成２０个小组，在街头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标语。29日晚７时多，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学生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成都的８２次列车、开往上海的４０５次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３月２９日夜至３０日，更多学校的学生来到火车站，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火车上。在十多个小时中，共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了１９８条大标语。这些大标语，随着高速的列车，展现在全国各地人们的眼前。

４月１日深夜，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南京事件，会后发出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４月３日，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传达到全体群众后，南京群众毫不畏惧，反而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游行。仅去雨花台烈士陵园送花圈的就有２８９个单位１４万多人，比以前几天增加了一倍。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全市就有６０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的活动。[1845]

如前所述，在文革最后两年，有两种力量在博奕：一是要求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因而要求尽快结束文革的力量；一是坚持继续革命理论、保卫文革成果的力量。前一种力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后一种力量以江青等上层文革派为代表，下面有早期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以后的几波斗争中受到打压的造反派头头和一些相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随着文革的失败，前一种力量日益强大，后一种力量日益衰减。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不仅前一种力量显示了强烈的态度，后一种力量也没有消停。在郑州，曾经演出两种力量的现场搏斗。

1976年4月初，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恩来的，实际是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有的将矛头指向毛泽东。

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职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必须对此事表明自己的态度。4月5日清晨，肉联厂写出大字报《严正声明》，有几十个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报贴在二七纪念塔附近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张大字报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截然不同。接着，《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其观点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新华社河南分社让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说，他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已经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消息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商议后决定：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他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这些军人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这些受命来的军人和他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

收完花圈以后，这些工人们又以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名义在二七广场贴出《联合声明》，表达他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对反对文革者进行“反击”。直至下半夜，这些人还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他们的行为受到另一立场群众的围攻。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被被围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以后，郑州市革委追认焦春亮为烈士，并决定将打死焦春亮的刘敬判死刑。焦春亮是群殴致死，刘敬是顶罪者。“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刘敬被释放，成了“四·五”英雄。焦春亮的烈士称号被取消，他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被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的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遭到了清算。[1846]

郑州“反击”者的命运是由文革的命运决定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宁主义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正如学者李延明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运动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力图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共产主义者没有想到，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带来的是更强的压迫和剥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成功。

官僚统治集团总是不断地制造政权的反对派。文革前积累了不少这个政权的反对派，文革的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各阶层的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它的承诺却没有兑现。“破而不立”的现状，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无法收拾的混乱。到文革后期，社会上弥漫着不满情绪：工人、市民、普通干部不满：自1963年以来，工资分文未长，工人家徒四壁，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被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不满：在多次反复中，他们被当作面团反复揉捏；知识分子不满：文革期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低下的时候；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不满；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不满······不满，不满，不满，不满情绪在聚集，在扩散，一旦有了发泄不满的窗口，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就会奔腾而出。在文革业已失败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反对派和广大的不满者，都在纪念周恩来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郑州二七广场的反击者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对周恩来的纪念，开始只是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３月１９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献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没收了。3月２５日，献花圈的人增多。3月30日，一队解放军来到纪念碑前献花圈，这给违抗禁令的人们壮了胆。３１日，广场上的花圈已达上百个，诗词、悼文，大胆地表达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4月2日，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组织游行，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几个大花圈，四幅巨匾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了直径四米的花圈，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广场上到处是挽联、诗词、传单，大多是针对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上面写着批评文革派的诗词。有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喻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是群众对官方的反叛，是对毛泽东的反叛。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面对的规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壮濶而激烈的广场运动反映了社会民意。民意的深层是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多数人随着大势狂奔的时候，总是有少数人读书，思考，探索。随着运动的发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内容也在变化，但其中贯串一条主线，那就是对官僚特权的批判，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经过八年的反复折腾，各类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来狂热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探索的人更多一些。在“四五运动”的热潮的深层，一些与主流不一致的思潮在涌动。

由于多年思想封锁，当时中国的青年思想者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模式被描述为十分美好、极为神圣。十七年的现实与所描述的社会模式相差甚远。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是很多人积极参与文革的原因之一。否定十七年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其思想根源也在于此。在文革之初，青年思想者们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来分析现实，来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李文博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大字报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新制度。”“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大字报的题目是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一句话，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阶级统治的国家，暴力镇压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李文博认为，当时中国的现实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847]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从来没有发表过理论文章的“理论权威”康生，对理论问题却有着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批评了李文博的大字报。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1848]毛泽东1964说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1975年说过“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对“这样一个国家”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李文博等的思想是和毛相通的。但是，毛害怕“彻底”。这一“彻底”，就要触动共产党政权的根基，他只允许“部分地改善”。多大“部分”？是80%还是20%？没有明确的界线。这反映毛泽东文革指导思想的矛盾。正是这个思想矛盾，才使他在文革中时而激进，时而退让。激进时，让造反派冲锋陷阵，退让时，对造反派无情地出卖。

与李文博同时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刘握中、张立才（署名“伊林·涤西”）等也提出了要改变制度的要求。“红炮班”在1966年10月下旬贴出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的大字报说，建国17年来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现在压迫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即干部阶层。“伊林·涤西”在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17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1849]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认为“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学生的《四三战报》上发表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将“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1850]

1967年秋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造反派的约束，“大串连”已经停止，造反运动进入颓势。文化大革命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下一步怎样进行？很多人因找不到方向而退出了运动。武汉一些爱思考的青年聚集起来进行探索，出现了本书前面介绍的湖北省的“北决扬”，他们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他们反对革委会，认为革命委员会仍在袭用“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被“武汉人民公社”代替。他们支持湖北省浠水县的农民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写了《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扬“巴河一司”头头王仁舟[1851]搞的比1958年人民公社更为激进的“新农村”。王仁舟如果成功，可能是柬埔寨波尔布特式的人物。

杨曦光（即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极左派的代表作。杨曦光是长沙一中高中学生。父亲杨第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初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斗。杨曦光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造反组织，因反对工作组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出狱后他潜心读书思考。他后来说：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人民。[1852]

1968年1月，杨曦光以“湖南战马嘶鸣”的署名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并且以传单散发。文章中说，“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湖南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康生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从此，杨曦光的父母受到牵连，杨曦光也经历了十年的铁窗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杨小凯留学美国，成了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50多岁就英年早逝。

以上这些社会批判思潮都认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新阶级——特权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特权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文革初期，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文革进行了七八年以后，他们认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有的鼓动反对革委会，有的认为要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此时，作为权力机构的革委会，必然要对反对它的力量进行镇压。

这类社会批判思潮在1957年“右派分子”中出现过，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特权阶层迅速形成”、“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推翻官僚”。南斯拉夫副总统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一书，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产生的“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有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文革中青年们对1957年右派言论的“老调重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判特权阶级思想的隔海呼应说明，这个思潮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靠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能有任何权威能够制衡它。这样的政权，“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西方国家一些现代政治的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由主义理论被封锁，青年们能够读到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现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锐批判的耀眼灵光，深深地吸引着不满现实的青年思想者。青年们只能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特权现象，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理想化。这样的思潮必然是极左的。毛泽东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也属此类。对17年制度的批判，对特权的厌恶，是众多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种思潮来自马克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密切相关。

林彪事件给青年思想者以强烈的震撼。他们开始反思前几年文革历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这使社会批判思潮有了新的进展。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再不是极左思潮；它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它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它开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后的社会思潮，虽然批判的矛头还是指向特权，但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诉求，发出了人权和自由的呼喊。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王申酉，却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王申酉，生于1944年，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中参加造反，因“反动日记”事，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15个月。后在“五七干校”劳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对未来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被权力体系内的人们奉为金科玉律。而王申酉却说，“五七指示”所描绘的蓝图，是将社会“分成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因素。”王申酉认为，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评毛泽东：“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他主张“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1853]在“四人帮”被捕的那个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华国锋政权的枪口之下。

1974年11月，广州街头闹市区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引起了轰动。这篇大字报署名“李一哲”，是一个集体的名称。其中包括王希哲（广州17中高中学生，1969年下乡到农场劳动，1972年回城在一家工厂当锅炉工）、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高年级学生，1968年因批评林彪而被关押，1972年获释等待分配工作）、陈一阳（广州17中高三学生，后到农村插队落户，1974年春回广州）、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年干部郭鸿志，还有其他一些支持的人。这四位核心成员在文革前三年都是广州造反组织“红旗”的成员。“红旗”遭到军队和革委会的镇压后被迫解散。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文尖锐批判特权：“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这个制度“扶植起一批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文章指出了“走后门成风、高级干部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部分高干子弟对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等特权”现象，指出了“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对待“走后门”的态度：“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文章还是按巴黎公社的要求，对失去了群众信任的领导干部，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法天的迫害和镇压，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诉求。

文章批评革委会成立后对造反派的镇压：“1968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文章指出，“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针对将毛泽东思想置于法律之上的现实，文章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文章指出文革指导思想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他们的答案是：“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1854]

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常常会出现同样的思想。

1974年至1975年，一位叫徐水良的青年在南京闹市贴出题为《反对特权》的大字报，他说，所谓特权，就是指“少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拥有特殊的权利”，“少数人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公职的垄断。”他认为，特权现象来源于“特权制”，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的制度。他说：“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徐水良是浙江大学学生，文革初期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67年以后坐下来读书思考之后，提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看法。[1855]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中、刘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们主张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认为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封建法西斯复辟”的经济基础。“马列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曾经是造反派头头，他们认为，当年投入运动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是，几年来残酷的事实打碎了我们当初的幻想，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张闯说：“革命8年，我们被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中途妥协，使人民遭到了惨痛的牺牲。”这显然是批评毛泽东。牟其中说：“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当我发现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并顽强地坚持这些错误时，毛主席那种‘神’的灵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极了，犹如发现红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骗了自己一样。[1856]”他们批评当局“忘记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精神的作用强调到主观唯心主义即唯意志论的地步。”“谁否认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谁就把千百万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蜕变为少数主观主义者的空想。”[1857]

1976年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云南省青年陈尔晋写了题为《特权论》[1858]的长文。他认为特权制度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的剥削方式与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掩盖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官僚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具有巨大竞争力的资本积累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人民和官僚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的对立状态。”文章说：“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强烈的呼唤：我们要做人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他提出，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

文革中不仅有批判社会制度的思潮，也有维护社会制度的思潮。老红卫兵思潮（如“血统论”、“联动宣言”等）是明显维护特权的，我的同学周泉缨主笔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所代表的思潮，是肯定17年的制度的。对17年制度的看法，不仅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分野，也是后来造反派分裂为不同派别（如清华大学“井岗山”分裂为“团派”和“四派”）的思想分野。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维护这个制度的。传媒、课堂、会议，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每日每时地向群众灌输维护制度的思想。文革初期，维护制度的思想（维护派，即保守派）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造反派”是少数派。由于毛泽东以他崇高的权威发动全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批判思潮逐渐占优势。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彻底砸烂”他建立的制度，“重上井岗山”只是他一种威胁官僚的浪漫的表示。他必须向官僚们妥协。在“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时候，批判社会的思潮必然受到打压，维护制度的思潮必然受到鼓励。

毛泽东的“新阶级论”和极左派相通，但他又害怕极左派的“彻底”，对过分强调阶级论的派别进行打压；毛的恢复秩序的愿望和“四一四思潮”[1859]相通，但又不愿意接受“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实际是指造反派不能坐天下），他多次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毛泽东是一位统治者，不是思想家。统治者注重“力量的平衡”，思想家追求“理论的彻底”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败局已定。维护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说过了”的先知者姿态站了出来，活跃起来；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转向民主。当时的民主思想是在残酷的现实中摸索出来的，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表现其合法性。当时，各种思潮形成了一个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极左的彻底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恢复文革以前秩序论[1860]→民主论。政治光谱最左面的受到当局打压，也被渴望秩序的民众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时的主流，但受到怀疑。恢复文革以前秩序论的支持者增多，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主流。民主思想只是星星之火，处于非法地位，但他们发出呼喊如夜空闪电。在这个政治光谱中，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外，其它三种聚集起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文革的力量，即推动“四五运动”的力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要求恢复文革以前的社会状态。

陈子明[1861]认为，“四五运动”实际是两股社会思潮合流，一部分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他们强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另一部分是这次运动的先锋，他们是青年工人、知识青年，他们属于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第一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种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1862]青年先锋分子，他们只是运动洪流中的“小团粒”，他们“粘结”着众多文革造就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其矛头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张春桥，其中激进分子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向毛泽东那一代人创建的制度。当时最令人震撼的呼声：“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的一句话。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在极权制度下，多数中国人是顺从的。当权者也习惯了民众的顺从。现在，民众反叛了，当局怎能容忍？他们要压制。压制进一步激怒了群众，反叛进一步升级。

4月4日是清明节，这是中国人纪念逝者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将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到处是诗词、悼文，拥挤的人们争相抄写，大声朗诵。

亲历者陈子明回忆说，在这场运动中，主动者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是追随者。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追随者也会成为主动者。陈子明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因“反动言论”受到惩罚，经过半年多的批判劳改，1976年4月2日，学校当局宣布开除他的团籍和学籍，遣送永乐店农场劳动。在被遣送之前，有了难得的几天自由活动时间。关心政治的他，当然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他以“带罪之身”，本来想当一个旁观者。4月4日，在纪念碑西南角贴出了一篇声讨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正在看着，后面有人焦急地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有一只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让他念。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就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齐声朗读这篇檄文。他们念一句，周围的几十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由人群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上回荡。人们欢呼着，呼喊着：“写得好！”“再念一遍！”“江青不要脸！”“人民信赖邓小平！”陈子明嗓子念哑了，另一人接替他继续念。[1863]

吴忠回忆说：4日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1864]吴忠说的演讲，大概就是陈子明和另一位青年念《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吴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会上说演讲的人抓起来了，抓的是接着陈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陈子明已离开了纪念碑。就在这个时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门安纪念碑上贴了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抄写和朗读的人也很多。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1865]

参加这个会议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就右倾。”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1866]

吴忠的回忆的吴德大体一致，但有一些细节：

《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拿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1867]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认为“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1868]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动了15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了，深夜留在广场上的人一部分人受到审问，少数人被带走。4月5日早上，人们看到的是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花圈。广场周围围上了警戒线，不让人们进入。这一状况激怒了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4月5日早上8点半左右，在广场西边靠近人大会堂的路上，两辆装有广播器材的大轿车，一边缓缓行驶，一边反复广播：“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辆广播车被群众围住，要求广播员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一辆广播车被群众掀翻。当时在现场的陈子明回忆说：

4月5日晨，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已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前的几层台座上。不久，大约有一个连的军人开上纪念碑并围成一圈，一面驱赶群众，一面喊着“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这时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包着的小花圈，要求摆到纪念碑的浮雕处。军人推搡这个青年，阻止他往前走。这时我正在青年身旁，在批评军人无理阻拦的同时，带头冲破了由军人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把军人队伍冲得稀哩哗啦，簇拥着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纪念碑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追问这个青年的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愤慨。一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的挑动。别再闹了。别再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纸上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群众立即把这个人团团围住，质问他，还要打他。这时，两个人出来解围。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就喊：“打这两个便衣！”在群众的追打下，便衣警察就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紧追不舍，就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引进了人大会堂。[1869]

当时有人喊：“花圈就放在人大会堂里面”，有人试图冲进人大会堂抢花圈。人民大会堂东门被群众重重包围。激怒的群众和警察、民兵发生冲突，有人被打伤。局面失去控制。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为了处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挥部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办公处就在广场东南的一座小灰楼里，这本来是卫戍区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得知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情况，“联合指挥部”决定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队配合，把广场从南到北两面封锁起来。

民兵从哪里来？一位曾经担任过民兵的人回忆：天安门附近的每个单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发几个面包，一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园和太庙，一旦有人再献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1870]民兵没有解决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冲突。吴忠回忆说：

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大会堂负责人给我打电话告急，说紧张得很，参谋也被打了，怎么办？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

在现场的陈子明回忆说，人们离开人大会堂不是追日本人去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而是去联合指挥部。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联合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部。于是，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纵队，高唱《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奔向联合指挥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人群到达小灰楼前，工人民兵早在楼门前围成了人墙。群众一边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打倒工贼！”一边向小灰楼冲击。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派陈子明、赵世坚、孙庆祝、侯玉良四名代表进楼谈判。但守门的人不让四人进去。他们四人只好踩着守门人的肩膀爬了进去。进去谈判没有结果。附近居民说楼下有一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让他们不要在这里喊了。四人只好离开小灰楼。陈子明因脸上有血，鞋子挤丢了，就离开了其他三人去止血换鞋去了。

看到四位代表谈判无果，群众更加愤怒，就开始游行。游行者烧毁了小灰楼前面的一辆小汽车。不一会儿，开来了两辆救火车，都被群众堵住不让进来。下午2时55分，一辆小面包车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人送饭。游行队伍中有人说：“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他们吃饱了镇压我们，不行!不行！”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扔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停在小灰楼门前的两辆吉普车也点着了。停放在门前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进了烈火之中。下午五点左右，小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了，群众冲进了小灰楼，点燃了楼里的稻草，火焰直冲二楼。楼里的桌、椅、书籍、收音机等被人们从窗口扔进了楼前的烈火。在烈火的驱赶下，小灰楼里的人员（据说有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不得不从后门撤离。

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首都北京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反抗事件。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暗暗高兴。邓榕在描述这几天邓小平的情况时写道：“每一天，每一个传来的消息，每一个激动人心的诗歌，都让我们激动不已。邓小平一家人的心，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心，用同一个节奏跳动着。”[1871]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1872]干部子弟当然是“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但他们没有打头阵，在武力清场时抓捕的人当中没有干部子弟。4月5日下午，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江西厅就近观察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邓小平也被叫到人大会堂，受到斥责。张春桥在他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月5日，我到大会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1873]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1874]

下午2时，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晚6时半发表吴德讲话，动员群众离开广场。8点半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

晚6点30分，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吴德的讲话。这个讲话稿由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起草，吴德修改后送中央。听说毛泽东看了，批示说照办。吴德的讲话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要上当。”吴德要求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吴德这种威胁性的讲话，并没使广场上的人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汇入了广场的抗议人群。群众的注意力从小灰楼转向纪念碑。

吴忠回忆说：

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说，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政治局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灰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打开。开灯和广播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吴忠看到广场密密麻麻，已超过广场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给吴德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建议不执行中央设定的时限，吴德是做不到的。他干脆谁也不请示，就是按兵不动。吴忠打算推迟到晚十一点清场。十一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在八点半到十一点之间，陈锡联多次给吴忠打电话催促：你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吴忠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他认为陈锡联在说胡话。

十一点过了，吴忠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开始强制清场。用棍棒和拳脚驱散了群众。清场过程中有人挨打，但没有死人。吴忠回忆说抓了150多人，实际抓的人更多。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1875]

人民日报记者王永安于11月间，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事件复查小组负责人的协助下，搞清了基本情况：天安门事件中共捕388人，粉碎“四人帮”前释放了224人；1976年11月至12月，释放120人；1977年5月至7月，释放20人；1977年5月至1978年11月，释放21人，在押3人。在押的3人，均属趁火打劫。他们在4月5日广场东南角的小楼着火后，冲进去偷大衣、半导体收音机，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与天安门事件案件无关。[1876]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汇报了广场的情况，毛泽东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约几个人谈一下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出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1877]

4月7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两个决议。一，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质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二，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9号）：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激进的文革派没有被安排为接班人，并不是毛不相信他们，而是毛知道军政官僚们不会接受他们。作为政治家，不能仅凭与他的亲密程度安排人事，关键是看他们能不能站得住。在当时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文革派是很难站得住的。文革派对毛这样的安排是不服的。他们看不起华国锋，挤兑他，将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这为他们的彻底覆灭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纳吉”，成了众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曾到广场上指挥群众骚乱。华国锋说，这得问一问邓小平本人。江青建议让汪东兴去问。汪到邓那里之前，先到了毛处，告诉毛邓可能受到冲击，也可能被群众抓走。毛明确表示，对邓不能再冲击，也不能抓走，让汪想办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加以保护。当然，汪也没有忘记他的使命，问邓是否去过广场。邓回答说从来没有去过广场，只去北京饭店理发一次。第二天，邓小平就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对继续保留党籍表示感谢。[1878]6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说卓琳住院，一个人太孤单，要求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毛同意。7月19日又回到他原来住的宽街。在这几个月，他的家人也从宽街被驱赶到育群胡同，现在也回到了宽街。

４月８日，北京１００多万军民上街游行庆祝。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重新在游行队伍中震天响起。

４月９日，北京市１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愤怒申讨邓小平的罪行”。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伟大的胜利》，认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广场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的胜利。

各省委和各大军区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接连几天的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全国各省委、各大军区党委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这些电报都表示：“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极权制度下民众的情绪是可以被操纵的。有组织的政治表态，不一定是表态者的真实意愿。前几天在广场上十分活跃的人们中，不少也参加了庆祝“伟大的胜利”的群众游行。

华国锋，山西交城县人，原名苏铸。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担任阳曲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大队政委。这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随军南下。1954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为列席代表。在会上还让他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从此，这位面容敦厚、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人官运亨通。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到长沙。华国锋安排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并全程陪同。从此以后，毛泽东每次回湖南，华国锋总是热情相待，虚心求教。毛泽东常对人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此时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部队政委。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从湖南调来了华国锋。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王洪文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坚决，是作为接班人调来的。由于王洪文的文革色彩过于浓重，为官僚集团所不容，华国锋才有进入权力的顶峰的机会。1973年8月，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接替挨批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四五运动”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重厚少文”。据《史记．高祖本记》载：吕后曾问刘邦，萧何死后谁能替代。刘邦答：曹参。又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泽东以华国锋比“重厚少文”的周勃，说他可以“安天下”，是因为他是左右两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张春桥虽然能够理解毛的思想，但很难被官僚集团接受，“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希望他辅助华国锋。

“四五运动”平息了，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这场抗议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震动没有平静，社会批判的思潮没有平静。这场运动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它不仅为突破改革开放的禁区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着自由主义思想的蛋壳，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了准备。正如陈子明说的：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包遵信[1879]说：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四五”运动之前，人们误以为，对于专政制度只有我反对，别人都是支持的，谁也不敢说，不敢碰。现在，终于冲破了“囚徒困境”。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不久，一举抓获毛的四个亲信，结束文革。（胡平语）

1978年10月，在“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的时候，远在贵州的诗人黄翔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哑的嗓子，朗诵了他歌颂“四五运动”的诗篇《不，你没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门广场！
以你埋藏在胸头燃烧着的火焰和岩浆，
以你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你竟这样静静的死去？
永远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会死去，你不能死去！
你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你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你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仍在发出嘶哑的呼声；
你的铁锤般的拳头，仍然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在无声的控诉和呐喊。
你是不可战胜的，
你会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强大，
重新高举进攻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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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剑拔弩张

十月政变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清晨的北京，微风拂过，偶尔有几片树叶飘落。市民们照样起床、早餐、挤公共汽车。一切和往日没有两样。但是，中南海进进出出的小汽车，一些重要机关里人们凝重的神色，却是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具有政治嗅觉“特异功能”的中国人，透过那么一点点“异常”，“感觉”到中南海里出了非同寻常的情况。这种“感觉”像空气中弥漫的气味一样，很快扩散到京城以外。在１００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发生一个多月，我正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合作采写一篇抗震救灾的稿子。上午９点多钟，我匆匆赶到天津宾馆的抗震棚里去会见安岗，含蓄地对他说：“北京大概出现了宏观异常。”“宏观异常”是我借用当时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术语。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安岗，很快意识到将要发生“政治地震”。他对将要脱稿的长篇通讯不作任何交代，１０点钟就赶回北京去了。

９月９日零点１０分，毛泽东丢下了他的十亿臣民溘然长逝了。

从１９７１年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并且出逃，成了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给他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经历四天的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有两眼白内障、运动神经元病、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氧气过低。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1880]暮年的他，总是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情况，愿意看这方面的电影。一次，银幕上出现解放军列队进城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毛先是阵阵抽泣，接着失声痛哭。从5月起毛的病情不断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病情沉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养，“落叶归根”，政治局考虑他的病情，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8有8是，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圈阅的最后一个文件。[1881]

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一个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一个儿子神经不正常。晚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又和妻子分居。他没有温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让人注释印制大字本的《枯树赋》、《月赋》、《雪赋》、《别赋》。《枯树赋》中写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雪赋》中的“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正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悲凉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中南海的住处度过的。没有家里的亲人陪伴，没有客人来访。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陪伴他残病之躯。在外面鞭炮齐鸣的时候，他这里只能听到寒夜的风声。在无奈的寂寞中，他让工作人员也放了几挂鞭炮。进入新的一年，他健康状况恶化，吃药、吃饭都要人喂。行动更加困难。他虽然只有刚治好的一只眼睛能看东西，但他终生养成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到临终前一天。为了满足他艰难的阅读需要，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木制床头，工作人员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书，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毛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在工作人员的帮下，他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1882]

在两个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毛远新、王海容，对他们交待后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1883]

他离开人世时是担心的，一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发生动乱。他是怀着忧虑的情绪离开人世的。

９月９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去了急电，要求各地稳定局势。军队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在政治极权的国度里，最高政治强人的逝世有可能发生社会震动甚至动乱。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正是基于这一常识。

下午４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悲痛的声调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通报了这一噩耗。顿时全国上下都表现出悲痛的情形。驻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发回了各地的情况：

新华社西安九日电：...在市中心的钟楼一带，许多人泣不成声，有

的放声痛哭。全市各电影院里，观众都自动地停止观看，悲痛地离开

了影院，电影随即停止了放映。在新华书店，人们排起了长队，含泪

购买毛主度画像...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全市六个新华书店门市部立即排起了购买毛主席像的长队，人们用手绢擦泪，书店里一片哭声。到晚八时止，卖出毛主席遗像２１１００张。在市区和郊区的八个百货店，到晚八时止卖出黑纱三万多尺...

新华社唐山九日电：...在唐山市内的成千上万名群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声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车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边的墙上掉泪。一

位老大娘盘着双腿坐在抗震棚前，拍着膝盖放声大哭。两个十几岁的小

姑娘，坐在一堆瓦砾上双手掩面痛哭失声。记者在市委大院里看见，六

个同志因极度悲痛当场晕倒...

新华社合肥九日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悲痛的声音时，一个五十五万人的城市突然沉静下来了。所有的车辆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一齐站在高音喇叭下肃穆静听..

各地新华社记者的描述没有虚构。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场面。为什么领导人逝世引起全国集体恸哭？这与两千年的皇权政治的传统有关，也是多年对毛搞个人崇拜的结果。9月9日午饭后，新华社天津分社领导让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说是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让我和工人一起收听，并反映收听情况，但他没有说“重要广播”是什么内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时，已有数百人集合在露天广场上（地震期间各种活动都是露天的）。3点钟，厂领导人从市里开会回来。他以手掩面，哭着走下汽车，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逝世了！”他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人放声大哭起来。听广播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哭是可以传染的。当你置身于一片哭声之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我平时很少流泪，对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态度。按理说我不会哭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泪流满面。几天以后，我一人独自到天安门广场。我在这里漫步，沉思。在学生时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多次国庆活动和其它政治集会，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挥动大手向我们致意。现在，我仰望着空空的城楼，深深感到政治强人身后的寂寞和空虚，深切体验到一个时代结束的伤感。这大概是全民恸哭的原因之一。别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风险，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公开场合众人恸哭，私下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若干年后，从一些当时受迫害的人的回忆中看到，听到毛逝世，他们暗暗高兴，还有人私下饮酒庆祝。

９月１８日下午三点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１００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追悼会的分会场不计其数。在同一时间内，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１０亿人都在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广场也举行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时，每个单位、每个居民委员会都设立了灵堂，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门广场、在各地的中心广场、在千百万个灵堂里同时举行悼念。那时，我因采访任务从天津市睦南道骑自行车到中心广场，路过劝业场一带繁华商业区。街道上没有一辆汽车，没有一个行人，商店里也没有一个顾客。到处是一派寂静肃穆的气氛。这是绝无仅有的景象。

一个政治伟人的逝世，带来的震动胜过悲哀。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得知毛泽东逝世时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1884]确实，这个国家政治大厦的顶梁柱崩塌了。在这所大厦里活动的人们造成的心灵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声背后是悲伤，是恐惧，是忧虑，是彷徨，还是解放？都有，只不过是因人而异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这位伟大领袖的权威打击“当权派”的人，或被毛泽东当作“棍子”用来打击“当权派”的人，在悲伤中带有恐惧。因为他们所打击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部分已经官复原职，并且成为掌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务实派”。在中国，哪一个皇帝驾崩后，皇帝的打手不遭灭顶之灾？据当时了解的情况，这些人私下接触比过去多了，他们说话比过去少了，行动更谨慎了。

在知识分子当中有颇多忧虑。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在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逝世的。在极权政治体制下，接班人地位的争夺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得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有。人们忧心忡忡。

很多人在彷徨。“毛主席”，这是一代中国人用得最频繁的三个字。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在所有的书籍上，在所有墙壁的标语上，哪里不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权威的引证呢？从幼儿园的儿歌，到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报告；从家庭里的轻松交谈，到论敌间的激烈争辩，那里没有“毛主席”这三个字呢？毛主席充满了整个空间，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毛主席成了人们的“上帝”。“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不少人怀有期冀之心。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还压在“五指山”下。他们希望有重见天日之时。多年受打击、受压制的 “地、富、反、坏、右”，希望有可能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在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锢得有点过分的社会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张之日。还有一大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日子有可能过得好一点。在当时，这些人不是满怀希望的，他们的情绪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测，只是在茫然中存有一丝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在干什么呢？

此时的邓小平还在北京宽街的家中。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很大的黑帽子：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中国的“纳吉”。正在看书的邓小平，从女儿那里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书本，在四周的哀乐缭绕中沉思起来。

剑拔弩张

如前所述，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极左派的彻底革命派→坚持“继续革命”的文革派→恢复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极左的彻底革命派中，一部分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彻底砸烂”，一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这正符合“极端相通”有原理）。极左派已被镇压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够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两股政治力量。由于官僚派强调“四化建设”，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论问题”，因而被人们称为“务实派”。在毛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级权威才能维持这样的平衡。现在，维持平衡的超级权威一下子消失了，再没什么力量能够维持平衡了。势不两立的双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才是结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下面的群众基层也很薄弱。而务实派却掌握了从下到上的权力，支持他们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务实派是一次打击，但这一运动有违民意，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对他们减分并不多。

争夺毛身后国家领导权这两种政治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从当时的民心来看，希望结束混乱、搞经济建设的是多数。“四五运动”已充分显示出，两种政治力量的群众基础的明显差别。

毛逝世后，两种力量剑拔弩张，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在这期间，３０万人来吊唁，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佩带黑纱的人川流不息。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站在在毛泽东遗体前面容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这正是：“大家来念经，都在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在哀乐缭绕的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文革派控制舆论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当时的主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政治上、舆论上占有优势。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数。

文革派对立面的务实派，虽然力量强大，但没有挂帅的人物。邓小平已经被打倒，“养病休息”的叶剑英不能过问军队。华国锋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毛亲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长期间，批判“算旧帐”（即算文革的“帐”）的刘复之和于桑，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积极的。[1885]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华国锋，张春桥安心当华国锋的辅助者，可能是另一种结局。但文革派没有这种胸怀，把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

１９７６年中共中央１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就心怀不满，写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１９７５年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台了。张春桥也期待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来得快，垮得也快”。据说，文革派曾对华国锋采取先拉后打的政策，如果拉不过来就打。从张春桥的《三月二日有感》来看，他们没有“拉”的诚意。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拉”华的行动，却看到他们对华国锋步步紧逼。[1886]

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在毛逝世前后，作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么呢？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1887]了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和警备区一团一连抗震救灾的军民。她在“探望”炼钢厂和连队时，本书作者随同采访。她对群众说毛主席身体很好，还指着她穿的军装对战士们说：“这个红星是我争取来的，我穿上军装，你们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她对天津驻军负责人说：”你们受压了，我是给你们恢复名誉的。前年写了一个顺口溜，也成一条罪状，整我，也压你们。”她“探望”的那个连队在干部俱乐部旁边。我就坐在她身后。她突然向后扭头看到我作记录，警觉地质问：“你是谁？”我站起来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她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自己人！自己人！请转告你们领导，写的东西给我看一看，以免帮倒忙。” 她想笼络工人，拉军队，希望记者给她帮忙。        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据陈永贵说，在大寨期间，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电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强作镇定，还吆喝着：“打牌！打牌！”。她和大家一边打朴克，一边等待火车。但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不停地看手表。[1888]

江青从大寨回来就从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毛的住处旁边，想控制毛的文件。这些文件里有些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拿到了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还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谁控制了“最高指示”，谁就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谁就可以得到继承人的合法性。所以，争夺毛留下的文件就成为毛逝世后的第一个斗争焦点。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她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她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主席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议让张玉凤保管，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9月17日，汪东兴和武健华在毛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来就进不去。深夜两点钟，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

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据务实派后来说，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对文件进行了删改。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这个议题被叶剑英、李先念等否决了。他们又提出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试探华的态度：“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逝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四人帮”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

江青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江青不承认她说过这样的话，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分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1889]

“四人帮”在这一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

文革派寄希望于十届三中全会，他们想通过这次会议巩固和加强他们在中央的力量，他们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三中全会拉票。1976年9月18晚，张春桥对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 。”“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1890]文革派没有搞政变的计划和打算。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说的“四人帮”想搞“兵变”，是不符合实际的。文革派手无寸铁，他们有一种恐惧感。 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预感，担心孩子怎么办。他还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不要难过。”恐惧感来自他们对力量对比的判断，也来自从军政官僚们那里传来的一些信息。

许世友的儿子是北京军区某部团长，给他的女友、301医院的一位护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1891]

罗、付是指罗瑞卿和傅崇碧两位将军。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里。王洪文把这封信交给毛远新，忧虑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有军队怎么办？”他们商量让沈阳军区副司令孙玉国[1892]从沈阳调两个师来。然而，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王洪文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他一人无权调动军队。张春桥虽然是总政治部主任，几位副主任都不听他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总政治部连一个批邓的文件也没有下发。他们从沈阳部队调两个师进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１９７６年夏，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他们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1893]，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7月，新华社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把材料送到总社，要求总社通过姚文元转给毛泽东。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当时主持总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为此成为重点清查对象。姚文元后来说：“这封信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1894]

“四人帮”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见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挥部的领导人，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来。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我们是否站得住脚。”[1895]王洪文这次回上海是参加民兵工作座谈会。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放到民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1896]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开始发武器，到9月10日，7万多件武器发到了基层。[1897]不过，研究者称，上海给民兵发枪是1976年夏天的事，当时是为了应付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群体事件。毛逝世后，上海重视民兵是为了应对“人家一巴掌打过来”，并不是搞武装政变，上海的民兵是不能到北京搞政变的。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继续大张旗鼓地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三家联合发出了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什么是“既定方针”呢？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９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光明日报》从９月１７日到１０月４日的１７天中，有４５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都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 “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给人们这样的感觉：毛主席虽然去世了，但文革还要继续，批邓还要继续。这样的宣传当然会给反对文革的务实派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四人帮”在利用毛的“临终嘱咐”时犯了一个错误，把毛的“照过去方针办”搞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没有多大差别。务实派抓住了这个错误，说“四人帮”“篡改”、“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照过去方针办”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见新西兰外宾之后在华国锋的本子上写的三句话之一。这三句话是： “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为什么搞错了呢？这是7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华国锋首次公开传达毛泽东的这三句话时，记录者没有听清，记录整理者陈斐章就按照大概回忆，就写成了“按既定方针办”。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删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在稿件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张春桥怕“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没有下达华国锋的批示，而是让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慢慢改正错误。10月3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他要鲁瑛转告新华社领导核心小组组长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１０月４日晚，鲁瑛向莫艾传达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经来不急了，这一天《光明日报》，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题的“梁效”长篇文章已经发出去了。[1898]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梁效”写的，其根据9月16日两报一刊的社论精神,没有更深的背景。

当两股敌对的力量剑拔弩张的时候，都会密切地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并且将对方的举动作出过于严重的解读。这种正相关的互动，使得双方的斗争不断升级。

《光明日报》10月4日的这篇文章，被务实派认为是“四人帮”搞政变的“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从而加速了务实派的政变。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这一天，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但专列开到保定的一个岔道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也没有去石家庄。如果这篇文章是政变的“动员令”，作为政变的主角江青还会这么悠闲？

然而，《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确加快了务实派政变步伐。

十月政变

务实派下定决心“解决”文革派。怎么“解决”？当时私下讨论的结果有两种方式：一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二是“特别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开会，即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后者就是突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说的强硬措施就是政变，用少量武装力量制服政治对手。这就是通常说的宫廷政变。

姚依林回忆，他到陈云家送一份关于江青叛徒的材料[1899]，看到陈云在家里琢磨，能不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中央委员的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的力量很大，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四人帮”是没有把握的。[1900]陈云是善于算计的人，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陈云这样的判断。不采取强硬措施是不行的。

然而，要采取强硬措施，也得师出有名。务实派想到了毛泽东1974年5月3日批评文革派的一句话：“不要搞四人帮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好，历来不好。”毛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诫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搞“继续革命”。毛是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1901]毛说的 “四人帮”根本没有反革命帮派的意思。务实派将“四人帮”这个说法接了过来，说抓“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

在华国锋周围，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要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必须得到军人的支持。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

军人们早就想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在毛逝世之前，叶剑英就在西山加紧联络、秘密策划。叶剑英虽然被“养病休息”，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对军队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杨成武、梁必业、粟裕、宋时轮、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这些军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有的已被边缘化，对十分张扬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们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1902]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1903]

毛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加紧了联络和准备。９月２１日，聂荣臻通过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1904]

叶剑英当然同意聂荣臻“先下手”的看法。华国锋不知道叶剑英的底细，急需和他联络。华国锋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到了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华国锋对李先念说，我在守灵，是借口出来看病到你这里。他谈了“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员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李先念进院，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为了防止窃听，叶剑英打开收音机。叶的听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

为什么李先念对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放心？李先念曾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在洗手间，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华国锋和李先念的谈话不到10分钟。李先念在叶剑英处谈话不到30分钟。[1905]

华国锋一方面让李先念和叶剑英联络，一方面和汪东兴联络。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权。１９７５年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之前，汪东兴在军人中间誇大地散布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军人的力量压江青。汪东兴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只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江青，才能够确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劝华国锋用强硬手段解决“四人帮”，应当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执掌中共中央警卫团，主管“大内”的一切，搞宫廷政变，他是最方便的。解决“四人帮”时只动用中央警卫团，没有军队参加，这也说明汪东兴的主动性和关键作用。

华国锋又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的支持。叶剑英又联系了陈云、邓颖超等革命元老，他们是非常支持的。

在实施抓捕“四人帮”时，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江青。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晚年批评过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并不协调。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坚定地站在毛这一边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评她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已被神化，作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气”，是很有影响力的。在1966年以后，毛以外的中央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在公开场合对江青过分的赞扬。这些赞扬，也增加了江青的影响力。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报告，我亲眼看到天津的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她面前献媚讨好。江青用摹仿毛泽东的笔迹，写了一些条幅，送给一些军、政要人，不少人奉为至宝。1976年8月，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以慰问抗震救灾的战士、工人的名义，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战士们在欢迎江青的发言中，都感谢“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体，但毛泽东还是把她当自家人。1975年，江青让毛远新帮助她清理一下文件，由于文件很多，毛远新只把文件名登记一下。江青看后说，这样不行，你得把每份文件写一个内容提要。毛远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没有做。江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毛泽东请毛远新帮忙。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划了一个圈，批给了毛远新。毛远新不知道划个圈是什么意思，去问他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帮帮她吧，我们家已经没剩几个人了。”[1906]可见毛泽东把江青当自己人。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惧。在9月18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献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

虽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帮”决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开。

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中央警卫团的50多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李鑫负责准备政变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灯光明亮，肃穆安静。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到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

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还来不及说话，就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

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快步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双方离得太近，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拖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1907]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张耀祠、武健华、李连庆等十几个人，来到中南海２０１号楼。晚８点，他们先到毛远新住处。进到他的办公室，毛远新正在看电视，他看到进来的不速之客，就站起来，关了电视机。张耀祠向他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同志的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中央。”毛远新听后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一位干部主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1908]

江青离毛远新住处很近，张耀祠等在８点２０分到了她的住所。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坐在沙发上。张耀祠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和钥匙交出来。”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这时，武健华上去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惯常的姿态上了车。[1909]

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实行隔离审查。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等也被隔离审查。

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1910]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和北京的广播电台。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等，连夜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室，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播室的钥匙，邓岗有点犹预。耿飚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播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广播电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1911]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宗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他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1912]

与此同时，中央派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号楼开会。晚１０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时才散会。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他女儿毛毛在她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她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

１０月７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1913]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官方文件将怀仁堂事变称为“粉碎四人帮”，这个说法沿用多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称为“十月政变”较为合适，这是一次典型的宫廷政变。政变是一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历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为邓小平下台而庆祝游行也是这些百万军民，极权政治下的民众只能跟着权力走。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油诗，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

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敲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传诵着这首打油诗。[1914]

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基地，这里掌权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来自上海。十月政变后上海的表现如何？

10月7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到北京开会。马天水感到突然，问开什么会，回答说你来了就知道了。马当即打电话给北京，想找张春桥、姚文元问询问，但电话打不通。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书记徐景贤、王秀珍要随行的秘书房佐庭按惯例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中央办公厅同时打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同行。中央派专机将他们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宾馆，中央下达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1915]

马天水上北京后没有音讯，房佐庭也没来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等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同北京联系，都联系不上。到10有8日，上海才知道，与北京的联系渠道全部中断。

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冯国柱召集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和钟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礼堂开会。徐景贤说：情况很不正常，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天水去北京后被软禁了。施尚英汇报了9月23日以来备战的民兵数字。王少庸询问了民兵的编制情况。下午4时，徐景贤召集报社、电台负责人开会，说中央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5时，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打招呼。晚7时，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给上海市委警卫处康宁一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死”。这是缪文金临上北京时王秀珍和他约定的暗号，表明情况严重。晚10点，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说“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两天的猜测，现在都证实了。在场的朱永嘉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王秀珍说：民兵先动员2500人巡逻，31000人待命，枪支弹药发下去。舆论工作由朱永嘉负责。王秀珍对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说：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但是，他们准备过程中，连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也没有。警卫部队最多能拉出一个营。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会，晚7点，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北京的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马天水终于接了。王秀珍问他看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没有，马天水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听了马的电话，大家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他们立即撤销民兵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马上恢复正常秩序。晚10点，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开会。

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个老干部：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总工会、民兵。市委写作组的一些骨干人物，聚集在在康平路小礼堂。朱永嘉主张“马上干！立即干！”他认为“民气可用”。他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会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也主张立即干。整个会上，态度最激烈的是总工会和写作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众人的激烈情绪，也说要干，不过要等三位书记回来一起干。

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岩勒马。叶剑英说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把上海事情办好，信赖你们。同时，要他们每天给上海打一个电话，稳定上海。[1916]先到北京的马天水和周纯麟已经服软。马、周二人也说服徐、王。经中央办公厅同意，徐景贤打电话告诉冯国柱：“一切等我们回来后再定。”

13日，市总工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制定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等21条行动口号。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态支持中央的三位书记回来了。下午，在锦江饭店南楼会议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三位书记传达中央精神。会议室一片哭声，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1917]晚上，马天水又召集工会、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开会，再次传达中央精神。会后，一位坚持要干的人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北京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你带头，我们跟着你！”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此时，忠于中共中央的60军就驻扎在上海附近。

上海虽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对文革不满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从15日开始，上海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集会，数以万计的人涌入上海市委，质问为何不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上海全城沸腾，庆祝的锣鼓声和鞭炮齐鸣，主要马路被燃放的鞭炮纸屑铺了红色。

10月26日，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工作组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为首。11月1日，10万民兵戴着柳条帽、身穿工作服，扛着轻重武器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在文革中被边缘化的一些造反派，如原“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等也十分兴奋，准备开庆祝大会，但未开成。[1918]

毛泽东逝世，文革派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已经落幕。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十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他强调了文革的必要性后说：“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请注意，华国锋说的是11年文革，不是后来说的10年文革。

为了使十月政变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举行了公开审判。这次审判把本来互相对立的两伙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名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文革派的判决结果是：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对江青的审判很有戏剧性。外电报道说：“在中国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岁的江身着黑色毛式上衣，戴着一副眼镜，在拍摄电视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她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女教师。她昂首挺胸地穿过听众走到她的被告席上，一副凶相地撅着下巴。” 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后，审判员曾汉周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你？”“对，你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江青哈哈一笑，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江青登场闹了这一场，最后宣判时又有一场闹剧。审判长江华为了吓唬江青，宣判：“判处江青，死刑！”到“死刑”这儿就停下了，江青跟着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江华又接着讲：缓期二年执行。[1919]

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说，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来一次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1920]这是公审之前的审问，在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来相比判若两人。他彻底被征服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他同监的邱会作说：“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1921]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四人是公审之后，1981年7月15日合监的。这时离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还不能系统地谈话，可见创伤之重。

中国多年“无法无天”，能够公审，是一种进步。这说明经受文革冲击的官僚们尝到了“无法无天”的苦头，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从整个审判过程来看，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政治审判。据时任“两案”律师组组长张思之说，审判员是临时调来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员，闹出了一些笑话。律师是当局委派的，事先对律师提出要求：对公诉人提出的“事实不能动”，对公诉人给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动”。作为律师，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对出庭的证人事先经过培训，要求证人配合起诉，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一切停当之后，还要经过多次“彩排”（李纪周曾当被告的替身，新世纪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长），“彩排”合格之后中才开始公审。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选择政治可靠的人。[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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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文革后的大清查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

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第二十九章文革后的大清查[1923]

十月政变以后，逐步解除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束缚，实现了几项重大的人道主义的壮举：一，平反冤假错案。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已经有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不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不过，能够被官方平反的大多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受害的普通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通过信访渠道也使大批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除了留下几个象征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给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虽然没有否定反右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但以上三项壮举，也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在这一人道主义壮举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对这一壮举已有介绍。[1924]

与上述人道主义壮举相对应的是清查运动扩大化。

1976年10月6日晚，怀仁堂事变之后，在西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当时称为“揭批查”运动）。清查对象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自1949年以来，中共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有一批积极分子。以前的政治运动是“当权派”整“非当权派”，没有从整体上伤害官僚集团，所以运动积极分子可以分享到运动的果实，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对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的人是不可能被提拔的。中共建政以后的干部队伍，基本是由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的。而文革的重点是整“当权派”的，被文革积极分子整过的“当权派”重新掌了权，还由“当权派”来清算文革，积极分子只能品尝“苦果”了。清算文革的前提是全面否定文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分子是划错了的，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大跃进造成三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大跃进运动没有被否定。在专制制度下，普通百姓受害的政治运动不会被否定。文革不仅仅伤害广大民众，更是从整体上伤害了官僚集团，所以文革必须否定。

大清查将被处理的人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是被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逮捕判刑；第二档是“三种人”，严格审查，责令检查，批判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是撤职下放；第三档是严重政治错误，在“说清楚”后保留工作，但多数人终生不被重用。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了“揭、批、查”运动，但一些省一直清查到1980年代。1982年，中央又出台文件，开始大规模排查清除“三种人”，一直进行到1986年。

这次清查（包括以后整党清理“三种人”）殃及了多少人？胡耀邦说：“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1925]他这里说的“关押”，可能是包括在各种“学习班”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自由的人。据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办公室1987年统计，在整党前已进行的几次清查共处理的40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含广西）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43074名，不予登记的90096人，缓期登记的145456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18407人。[1926]从各省的数字来看，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的缩小了。

文革后的大清查，是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名义下，对文革的总清算，当然也是对造反派总清算。在1966年至1968年间，造反派活跃了两年多。文革后8年，造反派一直处于挨整状态，少数在革委会里还保留职务的“群众代表”， 也没有掌握实权。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也一度活跃，但主要是为了摆脱挨整的地位。笼统地把造反派当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行特别是后八年对广大群众的残酷专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十月政变之后，各地都逮捕了一批当地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将他们判了重刑。全国上下大规模地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上千万人成了清查对象。揭批查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清算文革的责任者，也摧毁了各地在文革中形成的权力体系，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权力体系。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后，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除了少数几个省以外，大部分被撤换。

在揭批查运动中，惩处了一些在文革中的作恶者，也有官僚集团的借机报复，还有一派群众借机整另一派群众。虽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注意政策，但还是有严重扩大化的倾向。

下面介绍几个省市的清查运动。本书采用了一些被清查者的申诉材料，显然这是申诉者一面之词，可能有偏颇之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清查运动的扩大化。档案开放以后才能够得知真相。

河南省的揭批查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1927]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由于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所以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河南的这一情况，当时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

文革中河南有三个群众组织：“二七公社” 、“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这三个群众组织都是造反的，“二七公社”比较激进，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时曾被省军区打成反动组织。1967年7月平反以后力量壮大，占了优势。毛泽东说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他是明确支持“二七公社”的。1967年7月2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周恩来说：“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一定支持你，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你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1928]周恩来说的这些群众组织都是“二七公社”这一派的。由于中央明确支持，“二七公社”一度处于优势，在他们掌权的地区和单位，对反对它的干部和群众，采取阶级斗争手段，伤害了不少人。文革结束后，新的当权者说196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的表态，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这一说法当然不能成立，7月25日中央首长的讲话是记录在案的，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在文革后，“二七公社”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以及支持“二七公社”的领导干部，都成了揭批查运动的对象。

河南省在揭批查运动中，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搞到公务员、炊事员。从1977年到1983年，清查运动历时7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因“文革罪”而被关押的，占犯人总数近半数，“二七公社”一派人人自危。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1929]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改组省委领导班子，免去刘建勋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段君毅为省委第一书记、胡立教为省委第二书记、刘杰为省委常务书记。文革中形成的省委领导班子全军覆没。其中，耿起昌，1915年7月生，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历任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1月至1979年3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3年10月被开除党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申茂功，1940年1月生，郑州国棉六厂工人。文革开始后任郑州国棉六厂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总工会主席。1977年7月起停职接受审查。1979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厂籍。1979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唐岐山，1977年7月停职接受审查。1978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79年1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揭批查中，全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1983年9月统计，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被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71%。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被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很少有人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原职。[1930]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因在文革中站在造反派一边，被判刑13年。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10年徒刑。这个罪名是编造的。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好工作。1998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老伴死在家里。

所谓“免于处分”2020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如省委宣传部李海英，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位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

1983年11月起，进行全面整党，到1987年4月结束。全省因受到处理的党员共43339名，其中受刑事处分的698名，受党纪处分的25767名，对不合格党员不予登记的8244名，缓登记的16261名，因故暂未登记的2591名。对在文革中提拔的6.6万多名干部分别作了处理；对在文革中发展的24. 5万余名党员，有9.9万余名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有1700多名被清除出党。“文革”中洛阳铁路系统入党提干的有358人，文革结束后对他们进行了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 余人留党察看，320多人被开除或降级，保留党籍的只有8人。[1931]

在揭批查运动中，河南许多地方搞“上挂下联”，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大批人因上、下级工作关系被株连、被处理。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1932]

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副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束缚手脚”，就赶在这两部法律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搞“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1933]

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受到打击的人如此之多，普通群众的造反派更多。受到打击的官员们，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鸣冤叫曲。他们在申诉自己的冤情时，还极力和他们曾经支持的造反派头头划清界线，认为这些人受打击是应该的。

云南省的揭批查

1976年11月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的社论，全省各地纷纷举行大会，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罪行。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主要是指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等人。鲁瑞林[1934]也被当作“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加以揭发批判。1976年11月底，对这些人召开了多次大型批判会。

一些人认为贾启允在揭批查中“捂盖子”，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免去了贾启允的一切职务。

截止1977年3月下旬，省级机关共召开了大型揭发批判会200多次；全省地县两级共召开860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议1．73万次。

1979年2月17日，省委发出《关于对黄兆其、朱克家定性处理的通知》，将黄兆其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朱克家定为“四人帮”的亲信，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1979年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会上，公安部门宣布对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杨树先8人依法逮捕。

1982年4月18～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判处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判处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判处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判处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

云南文革多次“翻烧饼”，情况十分复杂。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炮派”就反对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搞“划线站队”，被审查人数达138万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为“炮派”群众。省革委会“划线站队”的依靠力量是“八派”（见本书第17章：清理阶级队伍）。后来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时，“划线站队”的积极分子受到打击，还抓了一些极端的打手，当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八派”又力图“翻身”，搞了一些活动（见本书第26章：全面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的清查运动，“八派”又成了重点清查对象。这次运动这一派整另一派，下次运动另一派又整这一派。每一次反复都很难避“派性”，派性清查，不可能公正，也很难避免扩大化。

1984年1月3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全省“两案”结论处理进展情况》的统计，全省“两案”清查对象共7569人，全省共列为核查“三种人”对象2590人，定性处理了2358人。[1935]

云南省一批在清查中受到打击的申诉者说，官方说云南揭批查运动中审查7569人这些数字“完全是假话。”他们说：“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他们在申诉中说，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把“八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层层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帮”，如昆明桥钢分公司，抓了三个男的，还差一个女的，硬把一个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凑成“小四人帮”。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长杨秀杰，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荣立两次大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江川县第一中学体育教师罗庆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曾荣立三等功，在“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全国特级战斗英雄凃勋（女），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志愿军老兵、三级残废人黄俊杰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打砸抢”被判刑。大理州13个县市革命会副主任、季振华、周金昌、卜里昂、赵嘉品等13人，在“揭批查”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后判刑。昆明铁路局医院政工主任刘绍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7年，妻离子散，出狱后饿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邻居发觉有一股臭味，报警，打开门一看：脸上、鼻子、耳朵和脚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1936]

天津市的揭批查。

1967年1月夺权时，天津有大大小小的85个群众组织。3月间，天津支左部队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先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产业工人、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五个系统的代表大会，合称为“五代会”。另一部分没有得到支左部队和革委会筹备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合并为“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大联筹”比较激进，和“五代会”对立。由于“大联筹”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到1967年11月下旬就被迫解散了。在“大联合”、“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清算激进造反派的运动中，“大联筹”的骨干分子都受到了打击。“五代会”的头头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文革以后的清查中，“五代会”的头头成了清查对象。

从1976年10月下旬至1977年4月，清查江青八次来天津以及小靳庄问题。从1977年4月以后，进一步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帮”在天津的“帮派体系”。

1977年11月8日，市委书记赵武成在“关于清查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意见的汇报”中说：“经过认真严肃的审查，大量确凿的证据表明，王曼恬是‘四人帮’在天津的死党；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等人，是‘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徐信积极追随‘四人帮’，向党猖狂进攻，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赵武成这个报告是天津市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起草的，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当是还是左的思维方式，对一些问题看得过重，甚至牵强地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挂钩，非找出四人帮在天津的‘帮派体系’不可。”[1937]

1976年10月以后，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1938]领导天津市的清查，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他还是中央委员，但他很快就成了清查对象。197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免除了他的一切职务，但未作处理，他还等待安排工作。一直等到1987年1月，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批评胡耀邦“对解学恭长期不处理”，并说应当开除解学恭的党籍。[1939]1987年3月，这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就凭薄一波的一句话，没有经过组织程序被开除党籍。

市委书记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由于她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是天津与江青关系最密切的人，她提供了“黑会”[1940]和“黑戏”[1941]的材料，江青就这些材料制造了“二黑”冤案，打倒了一批领导干部和作家。清查一下是应该的，但认定王曼恬是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死党”，证据不足。在揭批查中，王曼恬于1977年1月27日晚自杀身死。

宝坻县小靳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是比较好的村支部书记。中央领导人江青和天津市委把小靳庄树为先进典型，他不能不紧跟，却被定为“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

张继尧原是天津市文联的一般干部，是文联“红旗造反队”的头目。王曼恬在向江青提供的“二黑”材料是张继尧等人搜集的。王曼恬进入市委领导岗位后，张继尧便被提拔为市委、市革委文教组组长。他被定为“‘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王辉认为定性太重了。

陈相文原是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派的代表。南开大学有“卫东”、“八·一八”两大派，“卫东”的代表担任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相文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从1975年5月至1977年3月在团中央筹备组担任副组长。1976年初，谢静宜曾对陈相文说：“天津关于学习一号文件的报告，只是一般表态，没有写批邓”。他立即给团市委写信让点名批邓，并同王曼恬一起，鼓动市委快点写点名批邓的报告。王辉认为，陈相文虽然在批邓中跟得很紧，称不上“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

当时的天津市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回忆说：“这其中除了王曼恬进入市革委领导班子以后，把文化局造反组织的头目张继尧提到文教组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间既无组织联系，也无工作关系，与帮派体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从揭发材料来看，天津构不成什么‘帮派体系’”[1942]。但当时还是把这几个人定为“帮派体系骨干。”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19名常委全部被审查全都被免职，有的被判刑。他们是：李荣贵，原铁路工人，共产党员，市革委副主任，揭批查中被审查，被判刑15年。林启予，原电力局技术员，后任地震局革委会主任，在揭批查中被审查，被判刑10年。冯玉田，原棉纺二厂工人，揭批查中被审查，判刑10年。巴木兰，女，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干部，党员，在揭批查中被审查，免职，开除党籍。在清查运动进行一半时，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也成了被清查对象。

在揭批查斗争中，对全市立案审查691人的问题，其中:逮捕法办的57人，劳教的4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31人。基层被清查了多少人无法统计。

湖北省的大清查

1976年11月，武汉市打着“工农兵”（其中不少是原“百万雄师”成员）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造反派头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四人帮”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銀（“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朱鸿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钢工总”一号头头、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实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1982年7月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胡厚民，1936年出生， 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任造反派负责人。1967年3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7月武汉“7·20”事件后获释平反，年底任武汉市工代会副主任。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被定为湖北省“5·16”反革命总头目，批斗后送沙洋劳改农场劳改。1974年批林批孔中获释并被“补台”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底，被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2年被以“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10月病逝于劳改农场。[1943]

2006年9月9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XXX的信中说：“湖北省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北京抓捕“四人帮”以后，造反组织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到亲戚、朋友家躲藏、逃亡了40多天。有位同事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被开除团籍。吴焱金怕再牵连别人，就进入了市革委会专门为他举办的“学习班”。实际是隔离审查。他回忆了进入“学习班”以后的情况：

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非法的“隔离审查”。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时间，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山西省的揭批查

由于文革多次反复，各地政权在文革中几经换手，1976年掌权的一些人，借清查运动的机会，对上几轮得势的施加报复。山西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驻山西的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和山西很有势力的陈永贵不是一派。陈永贵当上了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借中央文革派的力量把谢振华赶下了台。陈永贵和他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控制了山西各级政权。谢、曹这一派的人成了清查对象。

1977年一季度开始，全省各级基层单位陆续开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帮”办公室，办清查学习班。各单位持谢、曹观点的县、科级干部大多住进了学习班。开始时，这些学习班“学员”一般在白天被巡回批斗，晚上八、九点至次日凌晨两、三点被审讯，用残酷的手段逼供。

在揭批查运动中，省委书记王谦提出“划大线，切西瓜”的口号，对大寨的态度成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升为省委书记，一位张姓公社书记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会上杀气腾腾，点了李文亮、吴象、白兴华等多人的名，还要逮捕中央候补委员王体。他们的罪名是向中央写信反映山西的问题，说他们投靠“四人帮”。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曾批评过大寨，成了重点清查对象。李顺达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总代表”、“晋东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魁祸首”，还搞了一个“李顺达帮派体系”，牵连了数百人。

曾经批评过大寨、向中央反映过大寨问题的人都在清查之列，伤害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省直属单位的审查对象被集中到交城“5·7干校”。1977年2月22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学大寨会议，陈永贵大骂他不喜欢的人。昔阳县领导人发言，把批评过大寨的人说成“特务”，把给中央写信反映陈永贵问题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1975年因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张赵反革命的集团”的成员，1977年11月不仅没有释放，反而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判处死刑，张耀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另6人被分别判处7至15年徒刑，太原市因“张赵反革命的集团”案株连1000多人，其中两人被迫害致死。[1944]

新华社山西分社也成了清查的重点单位，7位领导干部和记者被当作清查对象。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先后两次把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召集到省委常委会议室，他在讲话中，把新华社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稿，说成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会的方便，搞特务活动”，指责分社记者“为‘四人帮’提供炮弹，“搞特务活动”，“以山西的材料打击山西”。说新华社山西分社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反动文痞”、“‘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

按中央规定：新华社分社由总社和省委实行双重领导，以总社为主。分社领导班子由总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见商定。但是省委没有征求总社意见，就将原有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靠边站，另行指定了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分社工作，又专门派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新兰（原大寨人民公社妇联主任）带领的清查联络组进驻分社指导清查运动。给社长方言罗列了几条罪状，未经调查落实，也没有与总社联系，就动用公安机关，搜查了他的住宅和办公室，并把方言关进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近两年。[1945]

老记者马明一段时间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有一次从邮局寄来让转给江青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样板戏的感想。马明按照当时的规定，把来信连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一起转寄总社处理。在清查运动中，把这件事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记者廖由滨是总社从辽宁分社正常调到山西分社的，清查时说他是“毛远新派来的”。记者冯东书曾在分社研究报道会上说过“不能提永远学大寨”。也作为清查内容。[1946]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李辅，文革初是省直机关群众造反组织“七·一公社”的头头。1973年，省委让李辅带工作队到襄汾县，后任县委书记。李辅大刀阔斧工作了两年，局势大有好转。李辅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1977年1月，临汾地委召开6000人大会，开展揭批查，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被逼自杀身亡。在清查中李辅被关在“5·7干校”，让他交待问题，被关押了8个多月，巡回批斗21场。王谦下台、霍士廉当了省委书记以后，1981年4月给李辅平反。9月被派到平遥县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李辅到平遥工作两年，成绩显著。1984年前后，又以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担任过造反派头头的罪名，被定为“三种人”，撤销职务，开除出党。他上访申诉三年多毫无结果。[1947]

四川省的揭批查

全省确定为清查对象的2100名，其中，属于打砸抢和犯有严重罪行而逮捕的1400名，属于造反起家结合进县以上领导班子的有385名，除逮捕7名外，被撤职或免职的365名。

在18个市(地、州)委的289名常务委员中，调整出去132名，增补73名。在212个县(区)委的2225名常务委员中，调整出去902名增补869名。实现了大换班。

以上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申诉者说：“清查运动高潮时，一夜就抓捕数千人，重庆市看守所、转运站、各区县看守所一夜之间就满员了。”“据当时重庆九区四县不完全统计，受审查人员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就有上千人，仅1977、1978两年 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的就达600多人，以‘打、砸、抢’为由判处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则不计其数”[1948]自贡市委以（1977）34号和自贡市委政法党组（1978）15号等文件为依据，将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点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并于1978— 1979年先后判刑达260余人，还有上千干部、群众被以办学习班之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处分。[1949]

当时在四川主政的是赵紫阳，据说他对造反派比较宽容。四川大规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开始的，要比全国许多省份晚一年多。四川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大规模抓人？因为1978年春节前邓小平回四川有明确指示。当时省委向他汇报揭批“四人帮”的工作，邓小平问那些帮派头头都抓起来没有？紫阳说对帮派体系的人都进行了揭发、批判、清查。邓小平又问抓没有？赵紫阳只得说还没有抓。邓小平说帮派骨干都应该抓起来。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不能置之不理。省委专门开会传达和落实邓小平指示。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开了全省规模的公捕大会，每个地区都设了一个分会场，全省统一大规模抓人，设在成都的主会场主要是抓省一级的造反派人员。全省范围的抓捕对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责任人和武斗命案责任人以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和1976年批邓运动中带头闹事的人。但是，四川没有像有些省份那样把知名造反派头头都收入网中。成都地区结合进省革委的八九个造反派学生代表一个都没有抓。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红城”头头蔡文彬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四川大学学生，成都“826战斗团”政委江海云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了1977年12月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文革中结合进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驱逐，1978年，赵紫阳为了保护他们，让蔡文彬到邛崃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让江海云到资阳县担任县革委副主任（没有到职）。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赵紫阳鞭长莫及，对造反派的抓捕和判决远远超过成都地区。[1950]

北京抓了江青等四人之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廉被关押审查，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1982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周家喻，重庆大学学生，重庆大学“8·15”头头，1968年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被安排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文革后也被判刑15年。江海云最终还是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蔡文彬被撤职，整党中不准登记。

湖南省的揭批查

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被抓捕，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大部分的则被关到限制自由的“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唐忠富（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8年。

除了省一级造反派头头以外，其他文革积极分子经数年各种形式的隔离审查后，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准提拔、重用，不准进入党政机关。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1983年11月，省委召开四届九次全体会议，部署全省的整党工作。在整党中受到各种组织处理的有34，000多名，其中，开除党籍和不予登记的8957名;留党察看、缓期登记的15000多名；给予其他组织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职)的9685名。

吉林省的揭批查

1976年底，中共吉林省委对王淮湘[1951]、崔海龙在文革中所犯错误和罪行进行清查。1981年4月11日，王淮湘、崔海龙被开除党籍。据官方公布，全省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14，522名，定为打砸抢分子的787名。给予撤职处分的183名，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的987名，开除党籍的181名，给予刑事处理的302名。1978年6月，省委决定，对身任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东丰县委书记等职务的许肇昌，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处理。1983年11月9日，对许肇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黑龙江省的揭批查

197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委决定对“与江青有关联的”原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士荣离职审查。1977年1月4日，对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昌、革委会财贸办副主任牛成山隔离审查。7月1日，省委召开揭批查大会，要求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黑龙江的帮派骨干分子。7月9日，省委召开全省揭批查广播大会，全省385万干部群众收听大会实况。当时，全省列入重点清查对象373人（地市局级以上干部26人），其中，隔离审查的199人，被拘留的26人。197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原省委负责人免职，回部队分配工作，任命杨易辰为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1978年7月22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处理清查对象大会，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聂士荣、刘雪峰、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邵岩成。8月12日，又逮捕了打砸抢分子韩潮、刘佐文、丁树顺。[1952]

全省立案审查的655名人员中，党员495名。这些人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4名，开除党籍的18名，受党内处分的44名。与此同时，对文革中的打砸抢事件进行了清理。全省7188名清理对象中，定为打砸抢分子的167名(判刑102名)，其中党员被开除党籍99名，一些人被调离领导岗位。

上海市的揭批查

十月政变后帮助中央稳定上海局势的三位市委书记也未能幸免。1977年1月10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被停职审查，6月被逮捕。徐景贤被判18年，王秀珍被判17年。马天水在关押期间患神经病没被起诉，后来死于神经病医院。1980年底，全市经过审查批准列为清查对象的有5385名，其中采取组织措施审查的有1683名。清查结果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52名，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的9名，还逮捕拘留打、砸、抢分子450名。包括徐景贤等三位市委书记共30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陈阿大（16年）、叶昌明（15年）、黄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马振龙（16年）朱永嘉（14年）。

全市从1984年到1987年开展整党工作，并结合整党核查“三种人”。在整党中，全市列为核查对象的有4829名，经过核查定为“三种人”的394名，定为严重错误的3814名。对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的党员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全市开除党籍的619名，不予登记的1134名，缓期登记的1752名，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党纪处分的3687名。

浙江省的揭批查

十月政变以后，浙江省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定为“反革命分子”，赖可可、罗毅被停职审查。

张永生，1940年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群众组织“省联总”主要负责人。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职。1975年10月，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时调离浙江下放河北省农村劳动。1977年2月押回浙江审查。1978年8月13日依法逮捕，1979年4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翁森鹤，1938年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浙江群众组织“红暴派”负责人。曾任“杭丝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中拘留审查，1976年12月23日被逮捕，1979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贺贤春，原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杭州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曾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文革后的清查中自杀身亡。
赖可可，1911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方面军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多种军职。1949年后，在山东、浙江历任多种领导职务。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79年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浙江省分期分批进行整党。被定为“三种人”101人，受党纪处分的9418名，其中开除党籍1229名，留党察看2248名，撤销党内职务222名，严重警告2284名，警告3435名。不予登记的党员2258名。这是官方的数据，实际上被清查的人远大于这些。

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记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有7人以反革命罪判了刑。在清查中，杭钢工人张小定、杭汽工人孔汉茂，被另一派打死。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关入土牢。1977年7月17日，海盐县县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批斗了3名“帮派头目”。经省委批准，依法逮捕了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从宽处理了1名“帮派头目”。到7月底统计，全县参加重点人住读“培训班”的有58人，全县揭露有攻击性言论的有52人，其中“帮派体系”成员的占65%。[1953]

福建省的揭批查

福建省各地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福建的帮派骨干”陈佳忠、庄志鹏、李庆霖等一伙人的罪行。全省被列为审查对象的有11000多名。1979年，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对各级领导班子做较大的调整变动。在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务委员以上18名领导成员中（不含军队干部），调整变动8名，占44.4%；省直部委局党组和大专院校党委成员以上313名，调整变动127名，占40.6%；地市委常务委员以上71名，调整变动42名，占59%；县（市、区）委常务委员564名，调整变动344名，占61%。1972年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的李庆霖，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被誉为“反潮流英雄”，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江西省的揭批查

涂烈，原是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工人，文革中先后任省“大联筹”负责人，江西拖拉机制造厂革委会主任，江西省委常委。北京十月政变后涂烈被逮捕，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一派头头，洪都机械厂工人、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打招呼”时华国锋都曾经对万里浪一派特为关照。1978年初经人大选举的新一届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仍有万里浪。但时不过半年，万里浪就被送进看守所。1983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造反派头头也判了重刑：蔡方根14年，陈全生13年，蔡松林13年，张羽11年，魏厚庆11年，曾凡珩11年。

甘肃省的揭批查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免去冼恒汉[1954]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宋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原任4名书记中，1名停职审查，2名免职；13名常务委员中，5名军队干部免职回部队，1名停职审查，3名免职。

1977年年6月7日互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冼恒汉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韩先楚、肖华与宋平。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冼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这次会上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西北之行，成了清查冼恒汉的一个重点。庄则栋按分管体育的陈锡联副总理指示，到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宋平指示秘书给冼恒汉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冼恒汉同志在张掖，不见不好，让冼接见他一下。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在19军军部和冼见了一面。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叶剑英在批判冼时说：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解决甘肃问题会议以后，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挨整，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40多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冼恒汉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 “代理人”。冼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冼的“罪行”，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冼的保卫干事华德孝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1982年11月，军委让在北京治病的冼恒汉回兰州最后解决他的问题。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对冼恒汉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但是，冼恒汉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他软禁起来，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用一个排的战士看守他。以后十几天里，一大群专案人员对冼进行严厉审讯﹑逼供，不给他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1982年12月5日，总政治部让冼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并要求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955]

军队里的揭批查

军队里也进行了大清查。

开国将军丁盛成了重点清查对象。

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了‘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盛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七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丁盛被华点名后，被撤职，抄家，批斗，关押两年之久没有任何手续，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没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状”，因是从犯，“决定免予起诉”。[1956]丁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华国锋的指摘一一进行了辩解，说对他的揭发“完全是无中生有。”[1957]

华国锋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1976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许世友从南京调到广州，丁盛从广州调到南京。1976年8月，丁盛到上海附近的岛屿视察，视察后住在上海军队所属的延安饭店。得知丁盛到了上海，8月8日晚8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去看望。丁盛对他们说：“许世友说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后，是他搞我的家属、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属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拉一批人请客吃饭，我在南京很孤立。我从广州来南京没带人来，我是襟怀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杀头的。”丁盛说，这次军区开会，通知60军，军长、政委不来开会。60军政委是许世友前任秘书，军长张明也是紧跟许的。他们听许世友的，不听我的。60军驻防地是从南京到苏州。上海领导人认为丁的话是对他们的提醒，就加紧布置民兵。[1958]丁盛在否认他说了这些话，还说曾找徐景贤为上述内容对质，徐景贤回避。[1959]

1978年年3月以前，揭发清查了“四人帮”在总参搞的阴谋活动，重点清查了副总参谋长胡炜（最早支持西安交大造反派的那位军长）以及一些部局42人的问题。1978年4月20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发出《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决定在机关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和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的“三查三整”运动，同时下发了查整方案。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继续清查第11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联系揭批林彪，又清查了25人的问题。两年来，共清查了68个人的问题，其中军职以上干部19人，师职干部15人，一般干部和职工34人。采取“组织措施”的46人。在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时，对总参原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1974年重新工作以后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总参领导对他进行了帮助。

在“三查三整”中，对1966年的所谓“8·25反革命事件”，重新作了评价。新的结论说：所谓“8·25反革命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军反党夺权，蓄意打击迫害贺龙同志的阴谋。他们借作战部1966年8月25日支持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诬陷王尚荣等同志“在贺龙的指使和策划下，颠覆总参党委、篡夺总参谋部的领导权”，在总参首先打倒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谭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诬陷。随后又以“配合王、雷”“阴谋颠覆总参谋部党委”等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陈鹤桥、樊哲祥、王善甫、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使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残，并株连了家属、亲友。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杨成武）在“8·25”问题上执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负有罪责的。[1960]

公安部的揭批查：

文革中，为了审查高级干部，设立了“中央专案组”负责人是周恩来。下设三个专案办公室，即一办、二办、三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审查刘、邓、陶、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副总理以上的干部。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审查军队里被揪出的领导人，如彭德怀、贺龙、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陈再道等。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审查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中被揪出的人。

文革中被关押的审查对象有的是经毛、林、周批准的，有的是经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批准的，都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理。

1982年4月邓小平在公安部一个报告上批示：“过去搞专案的，原则上调离公安部。”（原因是王光美向邓小平写信说：“整我们的人至今还留在公安部”）。1982年5月26日，彭真就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一事给彭冲、刘复之、赵仓壁写信，说：“看了小平的指示信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事情是很清楚的，两案已经审理了，在林、江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反应是强烈的。”

文革中根据上面指示，公安部调283人参加了中央一、二、三办的专案工作。其中一办42人，二办4人，三办237人。十月政变后，将这些人集中到公安大学审查。公安部自己又扩大了三部分人。这三部分人是：1，参加过搞公安部副部长以上专案的人；2，参加过搞李震“他杀”专案组副组长以上的人；3，造反派表现不好的人。另外还扩大到参加其它一些专案调查的人，共扩大100多人。和一二三办的人合在一起共380多人。这380人占公安部干部人数的三分之一。从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审查了两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党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出：“经调查核实，51人在专案期间没有问题或表现较好，留部工作；多数人有一般性质错误，本人作了检查，分配到部属单位或其它部门工作；问题比较严重的20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属单位工作的人，以后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有的多年不分配具体工作，无事可做。[1961]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在揭批查运动中，还是沿用文革中的思维，采用文革中的手段。徐明清案就是一例。

徐明清，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从青岛来上海避难的李云鹤（江青），通过“左联”的关系，进入“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1934年9月的一天，李云鹤因在游行中表现突出被捕。徐明清马上就向教联常委汇报，组织上对她进行营救。

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长何德奎。李云鹤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就允许保释。1934年冬，李云鹤被释放。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李云鹤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之后。党组织审查江青历史，徐明清客观地为她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年之后她便与毛泽东结为夫妻。

十月政变后，江青专案组将徐明清秘密逮捕，逼她写证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说不了解情况，不能写。专案组斥责徐明清包庇江青，不让徐睡觉。三个月後，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专案组的口授，写了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发的十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後来两人先後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证明，钻进党内。”徐明清交上了这个材料後，进了秦城监狱。三年後，几乎神经分裂的徐明清被无罪释放，只因为胡耀邦在高检说了这样一段话：“四人帮粉碎之後，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紧放。”胡耀邦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1962]

中央专案组如此，地方的专案组的行为可想而知。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在清查不断向扩大化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胡耀邦不断地敲警钟，不断地降温。他多次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性质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强调，“对于一般性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不再作为问题提出。”[1963]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看到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后，对工作人员苗枫林说：“一些地方清理‘三种人’抓‘打砸抢分子’过了头，这样下去要乱的。一些人自己犯了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但对青年人的错误抓住不放，毛主席讲的‘三个正确对待’，他们早就忘到脑后去了。你找组织局几位熟透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简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1978】48号文件 发出。[1964]

1980年3月11日，胡耀邦对《关于江苏如皋县清查工作等三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中说：“这样的同志不谅解，不信任，就很难安定了（指：团县委书记王光国，文革初期当过公社的十二个人的造反组织头头，两个月后退出，这次却被列为“造反起家”的人）。这“三种人”本来界限就不清，不要急急忙忙铺开搞（指报告中说，清查和清理打砸抢问题还未处理结束，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又已开始）！”[1965]
1981年5月18日，胡耀邦对《关于大同矿务局调整“几种人”出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说“其实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的事情是复杂的，变化的，简单的框框框不了，框了就不符合实际，就变成主观主义的了，因此不是死框框，而是广泛的群众路线（指在调整领导班子中，一些单位主要套“身份”、看“文革”初期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忽略现实表现的情况）”[1966]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给负责“两案”审理的彭真、彭冲、黄火青、江华、程子华、魏文伯、赵仓壁等人写信。信中说：“处理过了头，容易带来后遗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严重注意。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化为具体实践，万分困难。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认为成功的例子，简直微乎其微。”“不少单位对查清楚有问题的人强烈要求起诉判刑，这不是解决的唯一方法吧。”胡耀邦举出曹操颁布手令宣告“丧乱以来，谤议之言，一切勿论”的典故，反问说：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改造全人类的共产党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11月16日至22日，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1967]
1982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初期，你当时要在台上，又不参加造反，不表态行吗？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可能在座的许多同志当时没有造过反，那么你们是不是站在“造反派”一边了呢？同志们，还有我支“左”，支你。我就知道在座的有好几个。那个账还能算清楚呀？！主席下的命令嘛。所以，要提倡大家自觉地清理一下思想，然后就算了，以后不提了。”[1968]

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先是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接着被正式逮捕准备起诉，但起诉准备拖了三年之久，因为查来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还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内人党”运动。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负责清查的领导干部不断施加压力。高树华给胡耀邦写信申诉（在“九大”期间曾和胡耀邦相识）。胡耀邦接到申诉材料之后给自治区书记周惠打电话：为什么高树华仅仅因为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结果，高树华免于起诉。[1969]但是，高树华出狱之后放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才长到190元。他虽然学有专长，但在上级有关单位的“关照”下，没有单位敢用他。

显然，胡耀邦一人之力难以阻挡各级官僚们对造反派的报复，但各级有了像胡耀邦这样一些开明的领导人，对残酷的清查运动，确实有所缓解。

清理“三种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4周年，邓小平发出了号召：“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1970]。

从此，邓小平说的这三类人就作为“三种人”成为清查对象。

划定“三种人”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更没有法律依据。被结合到各级革委会里的群众组织头头，都可列为“造反起家的人”。清理“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以思想定罪。邓小平把“帮”和“派”绑在一起。“派”是文革中形成的派别，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一派，而“帮”就带有黑社会姓质。文革中没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至于“打砸抢分子”，最突出的是在恐怖的“红八月”时“破四旧”，抄家，打人，这在当时是受军政官僚们鼓励和支持的。年轻红卫兵是只是充当打手。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说：“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书信者注），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1971]

在清理“三种人”这个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高度一致，陈云说：“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就是说，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为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一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1972]

清查“三种人”从1982年开始，是结合“整党”进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55号），通知指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实际上，在成立革委会时进入权力机构的群众组织代表（一般是温和的造反派头头）在以后的多次政治反复中早已排挤出权力机构，有的长期被关押。大量不在领导班子里的造反派头头就成了清理对象。“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对政治不可靠的人的处置。文革积极分子也成为这样的人。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胡启立等人谈话时说：“‘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1973]因此，年纪轻的、有专业知识的就成了清理“三种人”的重点。

我的一位叫张世荣的同学，不仅被定为“三种人”，而且成了通报全国的典型。198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专门发了通报。[1974]通报列举张荣的第一条罪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积极参加‘造反’。1967年1月，以他为主组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7623战斗队桃园分队’，到抚宁县桃园大队搜集、编写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并参加揪斗四清中提拔的大队干部。张世荣返校后，他和桃园分队部分人员执笔写出‘彻底清算刘少奇、王光美破坏四清运动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并刊登在《井冈山》报上。1967年4月，清华大学召开批斗王光美同志大会时，他将编写的诬陷材料提供给前来参加会的桃园大队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进行‘揭发控诉’，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7年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制造了刘少奇的冤案，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张世荣借串连机会到桃园大队调查王光美的材料是一种跟风行为。所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7623战斗队桃园分队”是随意组合的几个人。文革中的战斗队起名时总是虚张声势，如清华的“114独立营”是住在114房间的一个学生。1967年4月清华批斗王光美是周恩来批准的。张世荣的调查材料是桃园大队向他提供的，在批斗会上桃园大队的发言不需要张世荣的材料。

通报列举张的第二条罪状是：“1966年9月，张世荣南下串连到湛江，与北京101中学和北大串连学生一起，联合召开了‘炮打湛江市委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会后，他执笔起草了传单，铅印散发全市。1967年8月，‘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后，他立即组织人窜到湛江，以‘清华井冈山兵团对外作战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抄了南海舰队第一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绍彬同志的家，策划绑架桂绍彬同志，并参加了对桂的审讯。”

今天看来，张世荣在湛江的行为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文革时期，这些行为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策划绑架桂绍彬同志”更是错误。不过，开绑架的先例的是一些高干子弟绑架北京市长彭真，周恩来得知后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和他们谈判，以召开批判彭真的大会为条件要回了彭真。张世荣应当检讨在湛江的错误，但作为“三种人”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开除党籍，通报全国，是太重了。

张世荣16岁考上清华，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是“因材施教”[1975]的对象。1965年3月，我所在的党支部讨论张世荣入党，由于他的优秀，没有任何争论就顺利地通过了。清华大学讨论入党是很严格的。胡锦涛所在的党支部讨论他入党时，第一次由于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不深刻”没有通过，经过一段时间“帮助”之后，他重新作了陈述，在第二次讨论时才通过。张世荣参加工作以后表现突出，1978年6月提为上海新成汽车配件厂副厂长，1980年又任厂党总支委员。同是清华同学的黄菊不服从毕业分配，却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世荣的素质比黄菊好得多。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革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从此，这些被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政治贱民，丧失了“被选拔”和公派“出国”的权利。

为了清查出“三种人”，全国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清查队伍，进行内查外调。仅石家庄市，专职核查干部最多高达1600人，兼职干部1100人。[1976]外调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寻找干部（其中包括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文革中的错误。“据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门考察面大的占到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1977]调查结果属于“一般错误”的不装档案，属于“严重错误”要装档案。但“一般”和“严重”之间的界线常常是由各单位领导人掌握。这些本人看不见的档案，决定了他终生的命运。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野苹说：“不能认为只要是属于一般性错误的，都不影响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一般性错误是处理‘文革’中犯错误人员的一个政策界限，这同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提拔干部，即使是‘文革’中没有犯过错误的，都必须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1978]所谓“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实际是对文革后期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的的态度。如果在文革中保了重要领导人，那就会官运亨通。如果文革中响应毛的号召反对了重要领导人，那就要倒霉一辈子。

中央清查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曹志说：“立案审查的核查对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员×、×百万，牵动面之大，不下于‘文革’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1979]，

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在清理“三种人”时，对老干部从宽，对青年知识分子从严。邓小平说：“‘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1980]实际上，在文革中摧残普通百姓的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某些地方对普通百姓的大屠杀，都是在进入革委会的干部和军人主导下进行的。对老干部网开一面，使一批人在文革中的重大责任没有追究。如，广西大规模屠杀“4·22”，主要责任人应当是韦国清，文革后不仅没有任何触动，反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江苏残酷地清查“5·16”的主要责任人许世友也没有任何触动。当然，能够宽恕的老干部有一个前提：没有反对过邓小平和其他文革后还在台上的中央领导人。

在清理“三种人”时，对干部子弟搞“打砸抢”不加追究，反而作为接班人。清华大学学生陈楚三亲身经历了这一不公正的情况。他回忆说：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罗征启和任彦申。

陈楚三写的材料被送到陈云那里，1984年2月27日，陈云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所谓“老红卫兵”，是指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革，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革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问，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1966年12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极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

收到了陈云的批示以后，胡耀邦第二天就批示：“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

从此，孔丹和陈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代表高干子弟的命运，后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运。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以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总参谋部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文革后直接考上社科院吴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张劲夫秘书，以后调光大集团任部门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1920年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中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当教师，1992年到实创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总经济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副总经济师、董事、监事会主席直到退休。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虽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牺牲，陈楚三没有权力的庇护。

在清理“三种人”中，对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网开一面，是出于官僚集团的利益。文革的最终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当然要对这两种人加以保护。造反派承担了文革的责任，清查的重点必然放在青年造反者的身上。

在很多地方，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自己一派宽，另一派严。一些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文革中保过自己的人格外重用，对反对过自己的人，重则定为“三种人”，轻则压制不用。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因背上了“文革罪”的政治包袱，终生报国无门。

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大搞打砸抢的干部子弟不仅没有清理，反而占尽了一切先机，公派出国，优先提拔，以权经商，······。他们借助父辈的政治优势，控制了优质社会资源，把持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文革后的大清查是对十年文革的总清算。除了官僚们对造反派的报复以外，也有正面作用：大体摸清了文革的底细；对文革中作恶多端的人追究了责任，对这些人实施了必要的惩罚；对重大的大屠杀事件作了善后处理。

一，各地在大清查中对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清查摸底，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

北京市在大清查中查出在文革中全市非正常死亡983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有2214人。清查中列出的大事件1221件。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全市被遣返到农村的干部、职工共3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子女共遣返了125，000人。全市还有92，000户被抄了家，被抄家的人中很多同时遭受严重批斗、侮辱等迫害。[1981]

四川省对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杀人、纵火、抢劫以及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案件共2486起重大事件进行了调查。查清了非正常死亡的22，525人的死因。[1982]

在清查结束后，各省对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有统计。如果将各省上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汇总，就可得知十年文革全国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可惜档案还不开放，我无法作这项工作。

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文革后的清查和整党过程中，对这些冤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平反。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1983]1982年以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略举几省平反冤假错案的资料[1984]：

北京市对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当时干部总数1/5的65000名干部的问题，都重新作出结论，全部平反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得到昭雪。全市共清理21万余名干部的档案，撤出含有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与此同时，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17万名（含外地调入的）干部作了改正，为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的4，500多名干部予以平反。还复查处理了“四清”和文革前的一批历史错案。经过落实政策，为9，648名党员恢复党籍，为1824名党员撤销错误处分，为大批受株连的人消除影响。

至1986年底，江苏省共复查处理文革中和文革前及地下党历史遗留间题案件147，583件，其中，对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95，000多名干部，作出了结论和处理；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3，3000余名干部予以改正；对反右倾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257名干部和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5，000余名干部，予以平反；给3300多名党员恢复党籍。

到1983年冬，河北省共平反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49万件，涉及102万人，其中脱产干部14万人：文革前的错案12万件，涉及13万人；改正右派2，6397人。

到1986年，黑龙江省复查文革前历史遗留案件和文革中立案的案件近20万件。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达8万多起，涉及12万人。仅干部政策方面。就涉及10万余人。全部平反昭雪。此外，还全面清理干部档案，仅省管干部中即清除各种不实材料4万余份。复查处理文革前反右倾、四清等运动中形成的案件2，4164件，平反纠正了15，666件。对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43，584名进行复查纠正。

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湖南省全省全面复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169，000余名干部撤销诬陷不实之词的结论性材料;改正错划右派案件3万余件；纠正反右倾中留有尾巴的案件4，900余件和四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万余件；复查干部历史案件近5万件，纠正3万余件；并为全省3，800余名干部在肃反审干中所作的限制使用的意见作出撤销、注销和解除的决定。通过落实政策，为22，029名党员恢复党籍，为12，747名党员撤销错误处分。

到1982年底，山西省山西省因刘少奇冤案受牵连的1，086人全部平反。对1957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复查农村“四清”中形成的案件94，600件，其中纠正错案6，500件，总计纠正55，000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到1981年9月，安徽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 3万多件，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1，700多件，并对有关人员作了妥善安置。从1978年11月起，对被错划右派的15，341人予以改正，还对4，000人全部取消所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安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没有法治、不讲人权、没有权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平反了旧的冤假错案，又不断地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立下大功的胡耀邦，几年以后又成了更大冤案的牺牲品。

二是对文革中作恶多端的人追究了责任，实施了必要的惩罚：

有一些人当作“三种人”清理出来是官僚的报复。但是，的确有一些人在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大清查中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下面引用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1983年11月印发的上海“三种人”的两个案例：

张超，男，54岁，1945年参加工作，1948年入党。“文革”前是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科员，1971年任劳动保护用品商店党支部副书记。1984年1月逮捕。

“文革”初，张是警卫处“红色警卫造反队”队委。1968年5被派到542厂任军宣队副队长，负责清队。张与该军宣队队长一起制造了一起“糜××、高×潜伏特务集团”的错案。张亲自参加对糜××刑讯逼供，进行人身侮辱，诬陷糜××是“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迫使糜上吊身亡。糜妻也受到株连，被诬陷为特务分子，遭批斗后投河自杀。张超还抄了所谓特务集团成员宋××工程师的家，亲自动手打了宋，还说要他“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宋被迫上吊自杀。张又多次刑讯逼供所谓特务集团成员糜××，糜不堪折磨，跳楼自杀，造成左脚跟和腰脊椎骨折。张指使“战斗组”严刑拷打退休职工包××；包被打死后，张还到现场踢着尸体说：“死了等于死只狗”，并唆使有关人员谎报包××“畏罪自杀”，掩盖犯罪真相。后来包的家属坚持验尸，证实确系遭严重殴打致死。

张在542厂的8个月中，亲自打过16人，手段残忍。对车间主任冯××，剥掉棉裤，拉住手脚，用木板横劈臀部，从夜晚打到次日清晨，几次昏死过去；还打冯的头、脸，致脸部肿得和鼻子一样平，耳朵被打聋。用木棍打老工人袁××的臀部，打得木棍折断，袁腰部留下终生后遗症。张经常在专案人员面前煽动说：“棍子底下出反革命”，并亲自作打人示范，介绍刑讯逼供的“经验”。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厂的其他专案组亦采取挂铁块、跪砖头、“掼背包”、假枪毙、假活埋等残酷手段，大搞刑讯逼供，造成迫害致死八人、致残一人的严重后果。

1969年初，张回到公安局警卫处。“清队”中，张继续带头和煽动打人。张担任战斗组长“审问”警卫处科长孙××时，打得孙牙齿脱落，小便出血，留下终生后遗症。“审问”左××时，不顾左怀孕，仍拳打脚踢。张不是警卫处副处长刘××的专案组人员，也冲进去打刘的耳光，导致这个专案组也经常打刘，后来刘被迫跳楼，造成残疾。

赵志明，男，48岁，1952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文革”前任宝山县长兴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中任宝山县委副书记，“四人帮”被抓捕后任县委书记。

“文革”初期，赵志明因是当权派一度被“靠边”。1967年2月，积极起来造反，当上了公社“大联委”的顾问、革委会常委。1968年4月，赵到同心大队蹲点，经他同意，大队某些人把女社员顾×当作“流氓阿飞”批斗；他亲自参加了批斗会，刑讯逼供，致使顾上吊身亡。1968年5月，赵任公社革委会第二把手。在他负责“清队”期间，全公社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有95人，“反革命集团”4个，被逼自杀身亡18人，下落不明1人。1969年初，在赵的参与策划下，1949年初去过国民党占区小羊山的人被集中到公社，举办第二期“对敌斗争学习班”，确定“审查”对象150人。学习班中刑讯逼供，共搞出“派遣特务”30人，“抢劫匪徒”30人，有“支敌行动”的45人。事后，赵在全县“清队”干部会议上介绍“经验”说：“在一点没有掌握材料的情况下”，“挖出了一批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不久，赵因“清队有功”，被提拔为县“清队”办公室负责人，后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

198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文革中广西“杀人魔王”胥明德被依法处决》，报道称：胥明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临桂县某群众 组织的副总指挥，并以“群众代表”身分任县革委会委员。1968年6月至9月，胥明德在临桂县策划、指挥和亲手杀害干部群众77人。这个被群众叫做“杀人魔王”的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于1971年9月，以照顾父母为由调回原籍四川綦江县工作，担任綦江县搬运站党支部副书记，后又担任重庆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长。在档案中没有记载一点劣迹。在广西临桂县的干部群众强烈要求下，胥明德逍遥法外十多年后终于被逮捕归案。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其死刑。

三是，在这次大清查中，对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作了一定程度的善后处理，这些处理是在“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和整党结合进行的。

湖南零陵地区“文革”中被杀害九千多人，一些杀人事件的祸首没有查出来或没有受到应受的惩处，少数甚至还在台上，因而一部分受害人的平反工作及其家属的抚恤工作没有真正落实，群众意见很大，上访不断。在大清查中，省、地委核查组按照省委的部署开展核查，对少数犯有杀人罪行的人进行了处理，同时进一步落实了政策，一批孤老孤残及被迫外逃的人重返家园，绝大部分得到安置，受害人的房屋财产的清退工作也基本做完。[1985]但是，大多数的文革施害者并没有得到与其犯罪行为相对应的法律惩罚。1985年，中共中央对道县大屠杀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处理意见是：“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1986]

在文革后的清查中，对广西文革中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调查处理。

中央1968年7月3日颁布的《7·3布告》把少数派定为反革命，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军方和广西革筹小组根据《7·3布告》的这一错误的定性，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号召一派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还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时行镇压，导致大量乱杀人后果。1983年5月13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上报《关于对“7·3”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认为当时中央发布《7·3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至于《7·3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7·3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所利用，成为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时，把一些指挥和直接乱杀人的人结合进革委会。广西文革遗留间题的严重性与《7·3布告》关系甚大。建议把《7·3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中共中央5月21日批复，原则同意广西区党委的意见。从此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间题得以进行。

全自治区通过立案审查，结合考核干部和整党，审查和考察了81，114人，内有国家干部36，752名，有党员64，243名。定为“三种人”的209名(国家干部)，严重违法犯罪分子698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4，937名，犯有严重错误的9，303名。判刑1，808名(内有国家干部698名)，其中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凶手10名(内有国家干部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死刊，立即执行；17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内有国家干部11名)。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24，912名，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的402名，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处分的1997名，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8，039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5，872名，给予撤职处分的645名。同时，对全区在文革中被乱杀乱打死和被迫害死亡的人，都按有关规定，对死者进行平反，对遗属进行慰问和抚恤，全区共发放丧葬费、抚恤费、抚养费、生活困难补助费5000万元，还安置7，600多名遗属就业。经各地委和工作组做工作，许多与杀人有牵连的人，向政府交待问题并携带礼品向苦主请罪。有的一进门就跪倒在地，痛哭失声，追悔自己的罪行，答应出钱安葬死者，赔偿经济损失。在政府和乡邻劝说下，苦主们也原谅了杀人者，表示同居一村，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子子孙孙不再记仇，共吃“弥合饭”、“团结饭”，共饮“团结酒”[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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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一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三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四效益差、管理乱、技术水平低

五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六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第三十章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改革以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1988]，实行得并不顺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是最理想的计划。但是， 头三年并没有计划。1952年８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的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这个依据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还闹出了把上一年度的财政节余当作当年财政收入的笑话。１９５５年７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此时，“一五”计划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半。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例如１９５６年比例失调，１９５７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大跃进，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1961-1965）。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没有具体计划，只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中很多指标是按毛澤東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至４,000万吨，唯一的根据是1957年毛在莫斯科讲过的十五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1989]

文革十年正是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一  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大饥荒后，中国人把肚皮放在第一位。在讨论「三五」计划时陈云提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到五亿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它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1990]当陈云讲到准备采取“伤筋动骨”的办法改变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1991] “三五”计划原来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用”就是陈云说的市场问题，即市场供应紧张、民用商品短缺。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

毛泽东对这个“初步设想”很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1992]

8月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到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听余秋里[1993]汇报“三五”计划的设想。毛说：“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周恩来把毛的这个意见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1994]三线不完全是防外敌，也是防内部出修正主义。毛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好造反。”[1995]

从1965到1980年，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计2,052.68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时期，这个比重为49.43%，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1996]

不過，三线建设存在严重问题：第一，片面强调战备要求，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三线工厂按“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置，许多工厂建设在偏僻的山沟和洞穴里，给交通运输、配套协作、生产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三，由于涉及军事机密，三线工厂是封闭的，对周边经济没有带动作用，还与周边农村矛盾重重。

三线建设的投资效果是历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例，三线地区“三五”时期为46.7%，不到一半，比混乱的大跃进时期的62.2%低；“四五”时期为55.8%，也低于大跃进时期，比其他时期更低。[1997] 1965到1980年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全国为3,409.78亿元，三线形成的固定资产为1,145亿元。[1998]这就是说，国家投入占全国投资总额39.01至49.43%的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只占全国的33.6%。

三线工厂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员。他們生活艰苦，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无法解决。他们抱怨：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到了1980、90年代，由于三线工厂在产品结构和市场竞争力方面，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有的被关闭、停产，有的被合并、转产，有的迁往城市。在关、停、并、转、迁的过程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职工的利益也受到损害，留下了无穷的后患。2002年12月，筆者因查閱大饥荒档案到中共贵州省委大院，看到数百人冲进省委大院请愿，他们是三线工厂的职工，要求省委解决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

三线建设虽然问题很多，但也不能抹杀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间，在西部的荒山野岭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盘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乡城镇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绵阳市、德阳市、都匀市、凯里市、天水市、宝鸡市、汉中市、曲靖市、格尔木市等。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和公路：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

“备战，备荒，为人民”，把“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于资金大多用于备战，“为人民”这个目标没有落实。用于战备的资金不仅仅是三线投资。当时，从缓慢（表1）。

表1  文革期间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人、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頁454。

为了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重工业和备战，政府不得不压低职工的工资水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还要低（表2）。大跃进时期（“二五”）和文革时期(“三五”、“四五”),职工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元/年）

資料來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頁459。

說明：國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水平比实际情况要高。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机制造厂调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级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长速度（%）

資料來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頁460。

說明：“实际工资”是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后的工资

二  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在文革前和文革中 多次表示，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与搞“物质剌激”有关。高举“三面红旗”也好，发动文革也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国人改造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新人”。文革期间，经济工作中也按这个指导方针办事。毛泽东主张限制按劳分配，实行差别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励为主。“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通过革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典型引路”，是共产党领导全局的一个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也是通过树立、宣传两个典型来推动的，这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十周年，因此将这块油田命名为“大庆”。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石油部提交的报告，同意进行大庆石油会战。这时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1960年5月，在时任石油工业部正、副部长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松辽大草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办公、住宿。没有起重设备，人拉肩扛加滚杠，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1963年底拿下了一个大油田，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这是三年大饥荒以后石油工人送给中国人的一份厚礼[1999]。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2000]。

大庆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概括为以下几条：第一，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庆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靠“两论起家”；第二，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第三，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第四，大搞技术练兵，大搞增产节约，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等等。[2001]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庆油田的经验，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大庆油田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起了一些鼓励作用。但这种“革命加拼命”的态度，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伤亡。在成昆铁路通车的时候，同时建立了一座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在铁路上面有227个坟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师牺牲的烈士。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上，这样的坟头有一千多处。1968年，一个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进了半个排的战士。[2002]大庆油田的开发是采用军事化组织，建立各级指挥部，用行政命令指挥生产。这为“瞎指挥”留下了空间。瞎指挥，“大会战”，节日前搞“献礼”，硬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非科学、非经济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大庆油田提倡“先生产，后生活”，职工都住在乾打垒的土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一个文件，说奖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认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2003]此后，工厂的奖金改为平均发放的“附加工资”。工厂里不断组织工人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剌激”。过份强调精神作用，一时鼓动起来的热情不能持久；长期漠视职工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进行了劳动生产率调查，发现工人八小时工作一般只能干四个小时。调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机厂和工人一起上夜班，发现八十多台设备，白天开动的只有十一到十四台，夜班2点以后开动的只有两台。开这两台机器的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被监督劳动的“历史反革命”。这个厂老工人说：“现在我厂一年生产汽油机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工艺设备进行一些改进，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产两万台。”不少企业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有的工厂欠工人五十多个休假日也不能兑现；相反，工人迟到几分钟也要记下来，累计起来扣工资。天津染料化工行业取消了夜班补助费，工人不愿上夜班了，化工生产是连续的，夜班开不起来，变成间歇生产，产品质量因而受到影响。[2004]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紧固件工段劳动了一个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为了检测工人的劳动潜力，就在一台万能铣床上加工一个零件（清华毕业的人都会开机床），且不紧不慢，工人休息时筆者也休息，一个夜班出的活儿竟超了定额（即每个班的工作量）的一倍! 这样干了两天，一位老工人对筆者说：“杨同志，你是飞鸽牌，我们是永久牌，你要悠着点！”工人担心，如果厂里知道了筆者轻松地超定额一倍，就要提高定额。

至於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是“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是一个生产大队。１９６３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冲毁，苦干了十几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大寨社员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莎荫、范银怀写的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寨之路〉一文介绍：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人民日报》社论说：“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2005]

随着阶级斗争的调子提高，大寨从农业生产的典型，演变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山西省委说大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006]。文革中对“大寨经验”又进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真想共产主义。[2007]

为了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从运动，不少地方残酷打击对运动有不同看法、持消极态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被批判处理的干部群众1,372人，全县每1,000个人中就有6个被批判处理过。[2008]另一资料显示，被批并且被戴上各种“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处理过的人超过3,000，每70多人中就有1个。[2009]虚报学大寨成绩的情况更是普遍。在陈永贵治下，从1973到1977年，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37,262万斤，比此期间的实际产量夸大了24％。[2010]为保证“大灾之年大丰收”，陈永贵审批昔阳的气象报告，有意誇大灾情；少报土地数量，从而扩大单位面积的产量。新华社记者李玉秀怀疑大寨少报了土地面积，被陈永贵弄到大寨劳改，让他开山造地，“把多说的地造出来”。[2011]

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國人民大會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对陈永贵寄以希望，对陈的工作也说得十分明确：“你是农民代表”、主要任务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2012]陈永贵一成为全国抓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县”。除了有具体的生产指标以外，主要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追求“一大二公”，准备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向大队。8月14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借学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一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换地”的苦役之中，开垦荒山，围湖造田，植被被毁，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除了激发革命热情、将这种热情用于生产建设以外，另一个重要含義就是通过“抓革命”施加政治压力。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人们不敢懈怠，生产就“促”上去了。对生产领导部门的务实派来说，“抓革命，促生产”，还有另一种意义：他们在搞生产建设的时候，总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实际上“抓革命”是虚，“抓生产”是实。文革派批评这种做法是“以生产压革命”。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大批干部被打倒，许多干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生产一度下降。也有些地方，当权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来控制权力，用以对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来在武汉对陈再道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2013]就是指后一种情况。

三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文革十年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9%。[2014]现将文革期间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列表如下（表4）【註29數字似能反映文革十年的國民經濟增長？建議將反映各項經濟增長指標的表4下移至論述「三起三落」處，以便對照數據】。李成瑞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文革期间的经济数据，尽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算，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2015]

表4  文革期间几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以上一年为100）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国经济年鉴（198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专题分析” ，页Xl-13、Xl-17、Xl-22。

【可否刪去此句(與上文略有重複)？】数据表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是，與其他时期相比，除了大跃进年代（“二五”）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最低的。（表5）这说明，如果没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趋势发展，经济增长会更快一些。

表5  各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

【表格最後兩列的數據需要保留嗎？】（保留下来有个比较）

資料來源：《中国经济年鉴（1988）》,頁Xl-7。

文革十年间，国民经济时起时落，呈波浪状态。经济学界稱之為“三起三落”：

【以下數據大都出自表4，建議將表4移此，請斟酌】

大饥荒以后的经济调整，到1965、1966年出现了明显的效果。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65年增长20.4%，1966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0.3%，虽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响，1966年全年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20.9%，社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6.9%。1967、1968年两年“天下大乱”，生产秩序被破坏，有些地方停工停产，经济急剧下降。以社会总产值为例，1967年比上一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一年下降了点4.7%。

随着各省革委会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开，社会趋于稳定，1969到1973年经济发展较快。然而，社会秩序稍一稳定，主政的官员就企图搞“跃进”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成了发动经济跃进的动员会议。会议确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46%，大中型建设项目1,113个，主要产品产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标。如钢产量指标增长幅度高达20至27.5%。在中央计划指标的鼓励下，一些地方要求产量“翻番”，或一厂变多厂。[2016]【同年5月？】在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上，鞍钢、本钢、武钢等钢鐵企業都提出钢产量要“翻番”，在电力工业会议上，提出到1972年实现“老厂一厂变一厂半，新厂快马加鞭，发电能力翻一番，县县都有电”的口号。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0.7%，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1%。“小跃进”带来严重后果：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工厂拼设备，采掘业强化开采；建设规模过大；基础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长过多。1970到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新增职工中有600多万人是从农村招来的[2017]。经济建设中出现了难以承受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这三项都突破了国家能够承受的限度。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得不进行调整。但调整力度压不住扩张的愿望，1971年這三項继续扩张，1972年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扩张趋勢未除，1973年1月的计划会议上，还把解决“三个突破”当作一个重要问题。[2018]

1974年，工业总产值才增长0.3%，社会总产值才增长1.9%。学界一些人认为，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结果。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与当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采取的紧缩措施有关。1974年的经济指标使人们不满意，11月6日，在长沙听取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019]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对恢复交通运输秩序和企业管理秩序当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放松了紧缩措施，对提高经济指标起的作用更大一些。1975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1.3%，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5.1%。这个较高的指标是在上一年较低指标上实现的，实际不是很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领导人逝世，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一年经济增长比1974年还要低。至於这一较低增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多大关系还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５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２５种没有完成；计划力保的３０种重工业产品中有１８种没有完成计划；１１种轻工业产品中有４种没有完成计划。[2020]

文革十年农业平均发展速度为3.9%，粮食生产稳步增长，1976年达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由1965年的544斤增长到615斤。[2021]另一个发人深思的数字是，195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620斤， 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点（表6）。

表6  按人口平均粮食产量（斤/人）

資料來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頁 167。

文革期间建成了一些技术比较先进的大型企业，如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等。除了上述的三线建设的成就以外，还建成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大庆到秦皇岛的输油管道等一些基础设施。核工业、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国防科技在这个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在重大项目的建设方面，集权制国家可以集中各种社会资源，排除各种阻礙，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干大事”。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对下，也能造原子弹、氢弹就是证明。但是，集权制国家在“干大事”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无穷的后患。

在文革期间，1958年开始兴起的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也发展较快。这些地方工业为1980年代乡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效益低，对环境污染严重，到新世纪大多被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乱、技术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项经济指标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靠多投资，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而形成的。首先，经济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积累基金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2元，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为57元，十年文革时期只有19.6元。如果按“一五”时期的水平计算，十年共损失国民收入5,000亿元；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计算，共损失财政收入1,500亿元。[2022]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17亿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这一年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上一年减少39亿元。[2023]此外，产品质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据国家有关部门对8,373种产品检查，产品合格率平均为45%。同時，工伤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对十一个部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严重损坏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2024]

其次，企业管理混乱。文革中把必要的企业管理当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来批判，一些企业虽然订了规章制度，但没有贯彻执行。天津染化四厂酞青车间工艺规定温度在摄氏170至175度的范围内保温15小时，工人为了早下班，只保温14小时，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此外，岗位无定员。天津第二毛纺厂细纱机过去一人看2台，现在15台机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样的3吨电炉，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丝机有的单位2人看3台，有的单位1人看5台。[2025]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2026]。〈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企业管理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落实。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间是对知识份子歧视最严重的时期。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由中央发向全国各级党委。。虽然这个文件是1971年出笼的，但这体现了毛多年来的看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上到下，普遍轻视知识份子，进而轻视科学技术。

文革時期，科技人员工资普遍較低。1957年中专毕业生当技术员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进厂的学徒工（小学文化或更低）1972年是四级工，拿57.6元。许多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據筆者調查，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说：“当时要是不上大学，参军或当工人就比现在强多了，读书吃亏了！”比工人更加困难的是，科技人员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两地，这些人没有家庭生活；每年探亲一次，火车费耗尽了一年的积累。天津市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两地的，有的单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一些。

文革前，天津市属研究所51个，文革中关、停、并、转，砍了一大批，1972年只剩下25个，人员也减少过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员不在科技工作岗位上。据调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员当普通劳动力使用。在科技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从事科研工作。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除了“拉练”、劳动，每年只能工作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每个星期只有四天业务活动时间。挖地道（备战）、搬白菜、搞卫生、写总结，随便什么人，一句话都可以调走。一机部天津电力传动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對筆者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哪里需要人，不管我们业务多忙，谁都可以把我们吆喝去！”

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当然不会有创新；不重视科技，技术水平必然落后。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纺织行业的机械设备1930年代的占55%，天津机械行业的设备也大多处于1930、40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业生产群青颜料还是用小土窑炼烧，和《天工开物》上所介绍的差不多。天津碱厂是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在1930年代提出联合制碱法（又稱侯氏制碱法）的基地，这种先进的制碱工艺战后被日本广泛采用，而天津碱厂1972年还用比较落后的苏维尔法(Solvay Process)生产。[2027]

五  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1978年，老记者冯森龄[2028]到1940年代工作过的延安调查，看到昔日的“革命圣地”满街都是讨饭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冯森龄在延安东关食堂停留半小时，讨饭的就有17人。这些讨饭的人都是来自农村。冯森龄又调查到9个县市，县县都有讨饭的。[2029]延安边区时期劳动英雄申长林所在生产队28户人家，家家都缺粮食，80多人出去讨饭。[2030]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是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1970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时候。[2031]

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树木都砍光烧尽。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村庄掩映在密密的树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两人合抱的参天大树，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里几乎看不见树木，成了“和尚村”。不仅人穷，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8年，全国每个农民从生产队里得到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80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西北地区的农民收入進行调查，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地区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2032]

在城乡差距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的工资，除了1971年对部分人员有所提高以外，再没有增加。从1966到1976年，平均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2033]

1975年，筆者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筆者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所得的职工生活情况：

【可否將以下資料改用表格顯示？如附表】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家庭月收入情况如下：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总人数的2.32%

人均收入10-11元的6人占总人数的1.74%

人均收入11-12元的7人占总人数的2.02%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占总人数的8.11%

人均收入15-20元的65人占总人数的18.8%

人均收入20-25元的231人占总人数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达25元的只有几户。

天津棉纺一厂在当时是待遇較高的国营大厂，其他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棉纺一厂低很多。

此外，由於经济停滞，就业机会少，政府只好强制1,6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将城镇就业矛盾向农村转移。下乡知识青年不能维持生活，城镇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给以接济。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４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2034]。这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门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妇睡在床上，已经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已经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筆者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摄氏39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筆者和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本段談工人情況，可否移至上文談天津棉纺一厂工資的段落之下？】（不移，这是指工作环境）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筆者提供了他们新完成的一个调查：

在对天津市981个工厂的37,720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３４３人

苯中毒３９人

白血球降低８６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１３４人

天津棉纺二厂三纺筒子车间184名职工患病的达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种以上。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125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1,500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89%。

六  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一直提倡“为人民服务”，这一代领导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也都勤劳节俭，为什么搞了几十年中国还这么穷呢？

这个问题最早的答案是，中国领导经济的权力太集中。毛泽东在1956年就觉察到了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他在这年春天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035]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探索中国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就是下放权力，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以前，有三次比较集中的举动。

第一次权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扩大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管理权限。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的企业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家企业，下放了885个，下放比例为76%。不到半个月时间完成了交接工作。[2036]。

1958年权力下放以后，地方政府有权投资建设，一时“五小”工业遍地开花。这为以后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是，地方政府官员把高指标当作政绩，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宏观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6月，毛泽东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2037]中央部门开始收回企业。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一五”时期高度集中的状况。

第二次权力下放是1964年。将十九个非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划归地方安排；“五小”企业的产品基本归地方分配；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财力；适当扩大地方调剂物资的权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这次的动作比较小，地方政府还是觉得没有发展经济的权力。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2038]根据这个精神，酝酿着下放企业。由于开始了文革，因此被搁置起来。1969年，社会稍有稳定，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在条块关系上倾向“以块为主”，凡是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1970年计划会议上批判“条条专政”，「条条」是指中央各部委，说中央部委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这次会议决定把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到当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个部共有企事业3,082个单位，已下放给地方的2,237個，占总数的73%，其中完全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有1,412个，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814个，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的11个。经过这次下放，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2,400多个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进一步下放到市、县。这是第三次權力下放。[2039]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业那样，此時又出现了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地区分割的现象。此外，中央下放给地方的大型企业，原来面向全国的产销关系被割断，地方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上海以前每年从鞍钢、武钢等钢铁企业调入生铁200万吨，这些钢铁企业下放到地方后，上海就得不到生铁。有的已经下放到地方的企业，中央部门还让它分担产品计划指标，但只给任务，不给材料（材料厂已下放，中央部门无法供给），造成“只转户口，不转粮食关系”的局面。[2040]由于问题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业，很多后来又收回中央了。

在文革中，下放企业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改革”，除了下放企业以外，1971年开始实行地方包干：一、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二、物资分配大包干。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三、财政收支大包干。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地方政府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的办法。四，扩大地方权限，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2041]显然，文革中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性分权，对搞活企业【可否改為「發展企業」？】（不可改）没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权力都要出现经济混乱，为治理混乱不得不集中权力；而每次集中权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声强烈，不得不再下放权力。“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国民经济总是跳不出这个循环。

事实证明，“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但不是中国经济问的根本所在。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呢？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经济界的共识是：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说的「主观判断」就是人们制定的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觀规律」就是市场规律。

毛泽东等一代人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把改造社会和管理经济的理论接受过来：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业时还强调中央是“计划制造工厂”，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执行这个“工厂”制造的计划。毛的分权是行政性分权，即管理企业的权力只是由一级政府下放到另一级政府，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还得听命于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泽东一再批评商品经济，主张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义份子”被投入监狱。没有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一切听命于各级行政官员的指令。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西方经济学有一句名言；要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麻痹这个国家的价格机制。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行政控制，价格机制被完全麻痹。1966至1976年间，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表7）。这是用行政手段冻结物价的结果，它对工资一直很低的职工來說当然是必要的，但对整個社會的经济活力有很大的杀伤力。

表7，文革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

資料來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頁425。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进行了大规模技术引进。1972至1977年，中国先后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签订了250多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引进合同，成交额达396亿美元。[2042]還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座大型电站设备、一米七轧机整套生产设备、3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和4套大型化纤设备等[2043]。

文革中，不断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人们“谈洋色变”。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到美国康宁公司，这家公司送给考察团一个工艺蜗牛作为礼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机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说：美国人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这件事被称为“蜗牛事件”，[2044] 使得引进彩管生产线推迟了几年。

“谈洋色变”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这些引进项目落实的时候，一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2045]

197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34.4亿美元（其中出口68.6亿美元，进口65.8亿美元）[2046]，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如此之小，可见当时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这些成套设备的引进，使十分匮乏的国民经济如饮甘泉。但是，这只是设备引进，不仅排斥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更是排斥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文革中的技术引进和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可同日而语。

文革结束了，留下的不仅是极端贫困，而是留下了造成极端贫困的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为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留下了空间。

尹尊声转来读者反馈：

转发1：

佩服杨，可以说是真正的学者，数据和分析都很到位。

转发2：

尊声兄，杨继绳为我素所敬佩，谢谢。 他出身贫寒，能考入清华，且为同侪选为班长，才华准是出众。然而以他的背景，投靠当属顺理成章，却执意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确十分可敬。 涤又及

转发3：

老尹，非常感谢！

请转告并谢谢杨继绳先生。我在写一篇经济学文章，China’s Immiserizing Grow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文革期间的悲惨性增长）。用一个模型解释为什么经济数字显示增长而老百姓的感觉是，生活状况比1965年恶化。写完后再请指教。

弟 张欣

欣兄，

刚接到杨继绳的大作，附上。 下面是我给他的回复。

谢谢老兄。文革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你写的事实和分析我感到历历在目。你对文革经济状况的评价远比我期待的平和宽容。文革期间是世界经济起飞的时代，特别是在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比之下，毛泽东可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倒行逆施，让中国经济几近崩溃，生灵涂炭。我1981年底出国时全国仍然是铺天盖地的“凭票供应”，老百姓基本生存权都无以保障。可出国前教育培训是要求我们不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解放全人类。我是在我生日那天抵达纽约，一下飞机，所见所闻，豁然感到自己和其他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生活在一个精心编织的天大的谎言中。

看来，在你为自己准备的墓碑旁边，还要为你树立一块社会良知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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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所好转

从“两条线”到“一条线，一大片”

第三十一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1949年以后的10年，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苏联是最好的朋友，美国是主要的敌人。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后几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凶恶的敌人。除了“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以外，站在美国或苏联一边、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就称为“一切反动派”。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帝、修、反”全面出击，外交一直处于困境。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调整了国内的文革战略思想，也调整了对外政策，从全面出击转到联美反苏，中国与外交形势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外交战略的转变从六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到1972年完成，

何方[2047]说：“毛泽东坚持继续革命，国内事继续按革命党不按执政党路数办，国外事按世界革命规矩不按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办”。[2048]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但没有脱离世界革命的路数。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共产主义者主张世界革命。多年来，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苏共变成了“修正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取代苏共的地位。文革前，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例如，认为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西欧、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可以借鉴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文革之初，“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类说法当时广为流传，一些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国人却不能走出国门。当时，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和外交工作人员以外，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出国的机会；对工人、农民来说，出国这样的好事，是连想也不敢想的。那时，街上很少有外国人。偶尔来了几个外国人，人们感到十分新奇，对他们的蓝眼睛、黄头发看个不够。围观、尾随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文革中，中国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的期刊（某些科技期刊除外），工厂里没有国外的新技术……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也基本停止。

既然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世界各国输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一项重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中国国际书店向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尼、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80多万册。[2049]这个数字还不是对外发行毛著的全部。1967年7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的短评。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毛主席著作外文版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建国17年毛著对外发行的总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大量输出国外。

对外大量输出毛泽东著作，使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引发了很多外交纠纷。

1967年7月7日，中国向捷克发出照会，抗议“捷修领导集团公开点名攻击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67年8月，锡兰（斯里兰卡）海关拦截一艘中国船，查出一箱被禁的毛主席像章，8月15日，中国政府为此向锡兰提出抗议。驻×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工作人员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2050]

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重提阶级斗争以来，“三自一包”[2051]、“三和一少”[2052]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三自一包”是指国内，“三和一少”是指对外。批判“三和一少”发展到批判“三降一灭”[2053]。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就成了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批判“三和一少”，就实行“三斗一多”：同帝国主义斗，同修正主义斗，同各国反动派斗，多支持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不停地斗，斗，斗；援外支出越来越多。1972年、1973年、1975年援外支出分别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7.2%、6.3%。从1954年到1970年，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达90多亿人民币，按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平均，每人达4000元。[2054]当时中国极度贫穷，1972年、1973年、1975年中国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分别为147元、155元和158元。[2055]1971年，中国的援外经费超出美、苏两国援外经费的很多倍。[2056]美国和越南交战以后，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说到做到，中国向越南提供了装备海陆空三军200多万兵员的轻重武器和其它军需品；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450个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替越南修了数百公里的铁路、数千公里的输油管线。还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副食品等大量物资。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2万多人。派出地空导弹、高炮、扫雷等部队30多万人。在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国伤亡人员5000多人。[2057]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达20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小部分是无息贷款。[2058]

在浓厚的斗争气氛中，人们争先恐后地站在反对“帝、修、反”的前列。在北京街头，大规模的反美、反苏、反印度及印尼的游行不断。1967年，我驻东德使馆一辆公务车出了交通事故，造成死伤。使馆没弄清情况就向东德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外国人将有毛泽东头像的邮票倒贴在信封上，中国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议。近万名红卫兵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在使馆门前架起高音喇响叭，24小时高呼“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场指挥竟是一位16岁的小姑娘。[2059]

1967年，外交纠纷中最突出的是“三砸一烧”事件。6月18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6日砸印尼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参加这些过激行动的不只是红卫兵，工人、干部、外交人员也参加了。

文革期间对在北京的外国人加强了控制，不许外国人在大街上对大字报拍照，一经发现，拍照者就会被群众包围起来。6月4日，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三等秘书维杰，据说是因偷摄我国禁区被拿获。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了公审大会，对鲁冠南进行缺席审判。判决鲁冠南犯间谍罪，驱逐出境，立即执行；判决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三天内离开中国。6月14日，印方宣布将我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陈鲁直驱逐出境，并宣布我国使馆三等秘书谢承浩为不欢迎的人。6月15日，我方就印方将“陈鲁直驱逐出境、宣布谢承浩为不欢迎的人”事，提出强烈抗议。6月16日，千余印度人袭击我国驻印大使馆，并殴打我国使馆人员。6月18日，北京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到印度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打碎印度使馆沿街的玻璃窗。外交部参加这次行动的不仅有造反派，亚洲司的王某某（是外交部造反派对立组织的）爬上了印度驻华使馆的铁栅栏，摘取了使馆门前带有印度国徽的牌子。[2060]

文革之前，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效忠英国女王的徽章。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忌讳。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打死援缅专家刘逸，打伤五人。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奈温！”“绞死奈温！”[2061]的口号。一些人用砖头砸了大使馆。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中国一直支持印尼共产党。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新上台的苏哈托政权对内屠杀印尼共产党、排斥印尼华侨，对外反华。文革初期，中国驻印尼使馆在新闻橱窗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因而不断发生袭击中国使馆和中国驻印尼机构的事件。中国政府不断提出强烈抗议。1967年4月4日，印尼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从24日到28日，北京共有60万人到印尼驻华使馆前示威游行。游行中砸了大使馆的大门。8月5日，印尼武装部队纠集一千多人到我国驻印尼使馆破坏、纵火焚烧我国使馆馆舍，并打伤我国使馆四名工作人员。8月6日，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8月6日下午，北京约万名民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示威。一些人强行冲进印尼驻华使馆，砸坏馆内设施和八辆汽车，放火烧毁办公楼，并揪斗了数名印尼使馆人员。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起因于香港“六七事件”。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左派工人罢工罢市。内地不断声援香港左派人士，事态不断升级。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廖承志5月20日向周恩來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篇社论是经周恩來批准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在中英对抗不断升级的情况下，1967年7月，深圳的中国军方提议要对港英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并将方案报给了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报给了周恩来。周批准了这一方案。中方组织民兵从沙头角打入了香港境内，港英警方用火力封锁，中方使用了解放军的火力。在这场武装冲突中，中方死2人，港英方死了5人。[2062]7月10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听取广州军区领导人汇报时说：“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2063]从而对沙头角事件进行了冷处理。8月港英当局勒令香港三份左派报纸停刊，拘捕了一些记者和工作人员。这些行为更加激发了香港和北京的“反英抗暴”斗争。经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8月15日连续3天3夜在北京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百万人游行集会。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出48小時限时照会，要求港英当局撤銷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無罪释放50多名记者和工作人员等，这个照会是周恩来批准的[2064]。8月22日，48小时已过，港英当局没有答复，愤怒的学生和工人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一番打、砸以后，点火烧了代办处。强迫代办处的英国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毒打，工作人员逃到附近的印度大使馆和芬兰大使馆避难。事后周恩来说，当时太疲劳了，没办法好好考虑就批准了48小时照会。他还说，就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他已在主席面前检讨过四次。[2065]清华大学参与“火烧代办处”的是“四一四”派，“四一四”总部委员蒋南峰被临时拉去作为领队，为此被清查多年。

外交出现如此乱相与当时外交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外交部的文革运动有关。运动初期，外交部党委打击了一些出头造反的人。批判资反路线以后，被打击的造反派翻了身。12月21日，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联络站”的成立得到了周恩来的承认和支持。“联络站”核心组接管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外交部党委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领导下只负责外交业务。驻外大使应召回国参加文革运动，1967年初，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人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被殴打。

文革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内，当时已经与中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2066]当然，外交纠纷不完全是中方的责任，是在互动、互激的过程中逐渐升级的；但是，“三斗一多”的外交方针是造成外交纠纷的重要原因。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所好转

1967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8月份，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武汉事变的“功臣”王力的“八七讲话”[2067]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接管政治部、批斗外长陈毅、顶撞周恩来总理、越权向驻外使馆发电报，文革前就已形成的极左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外交出现乱相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乱”。7月20日发生的武汉事变后，全国各地在“二月镇反”中被支左部队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的声势，纷纷向镇压过他们的军队发起了攻击。

从武汉事变中脱身到上海的毛泽东，开始打算武装造反派，用群众武装制衡不支持文革的军队。但经过再三考虑，在军人和造反派对立中，他选择了保军队、遏制造反派的政策。他的文革战略发生了转变：由鼓动“天下大乱”转到逐步推进“天下大治”。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促进、落实了毛的战略转变。他首先向武汉事变的“功臣”王力下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让杨成武专程送来的王力“八七讲话”以后，8月26日上午9时，毛召见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成了阶下囚。[2068]王力被抓的详情本书第15章中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8月31日，周恩来召见外交部造反组织“联络站”核心组头头及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8月份的一些重大政治错误。周恩来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周严厉批评姚登山：“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他还指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2069]周恩来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联络站”失去了周恩来的支持，很快土崩瓦解。

9月1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了毛的文革战略转变，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反军行动，并说近期外事口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轨道，说外事口里面有坏人。

9月2日，外交部与《联络站》对立的群众组织，连续开会揭发批判王力、姚登山、王中琪（《联络站》负责人）等人，肃清王力“八七讲话”的流毒。9月27日，王海容（文革中被群众认为是毛在外交部的代言人）等11人贴出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

毛泽东、周恩来想扭转外交形势，但极左的作法还在继续。

1967年9月14日，中国向突尼斯提出强烈抗议，称突尼斯总统“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极点”。9月26日，中国发表声明关闭驻突大使馆。10月27日，中国同印尼断交。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印尼共产党中央，祝贺印尼共产党成立50周年。贺电说：“印尼革命1965年遭受的暂时挫折，证明了‘和平过渡’、‘议会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地走‘枪杆子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夺取最后胜利。”由于缅甸政府继续驱赶中国援缅专家，1967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声明说奈温政府“叛卖缅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苏修。”11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反政府的缅共领导人德钦巴登顶，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1967年11月，赞比亚总统翁达对中国在赞比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满，并表示反对把非洲国家拉进中苏争吵的旋涡。[2070]

抓了王力，批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只能让极左外交来个急刹车。关键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狂热冷却下来，“三斗一多”的外交方针缓和下来。多年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批判，外交人员如惊弓之鸟。别人对“世界革命中心”和“三斗一多”提出不同的看法，会被加上反毛的罪名；毛泽东自己出面纠正，还会被人说成英明。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来纠正。

1967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编印的简报刊登《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文，安斋库治是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11月27，毛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2071]1968年5月1日，一个报告提到7机部的一个会议通知，说在“世界中心——北京”召开会议，毛在“世界中心——北京”下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用‘世界革命中心’的这种提法，对于‘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2072]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人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开会，谈到外交关系时，毛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2073]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友好的姿态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

有了毛泽东明确的态度，周恩来就积极落实。1970年9月18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说，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包办得了呢？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指出“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2074]

此后，中国的外交形势有所好转。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有的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有的进行了访问，有的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有的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从1968年至1971年7月，亚、非、拉美、欧洲、北美有1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075]

从“两条线”到“一条线，一大片”

中苏关系破裂，最好的朋友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随之恶化。中国的主要敌人从一个变成两个，即苏联和美国。中国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毛泽东观察世界风云，寻找出路。他把眼光投向了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2076]毛泽东认为“两个中间地带”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依靠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争取欧洲、日本等第二中间带，把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这是文革前几年的外交战略。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对亚非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对欧洲的外交也有进展，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49年到1965年，有47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革头两年外交上的这种进展被中断。

l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准备打仗”。毛泽东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战略上寻求组成新的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从1969年6月7日到10月20日，四位元帅和熊向晖、姚广等人，开了17次会议，得出了一些看法。7月11日，他们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认为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但和中国大打还有很多顾虑和困难。7月29日到9月16日，元帅们又开了10次座谈会。9月17日，他们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在苏美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毛泽东是否接受了四位元帅的意见没有见到他的文字表示，但是他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2077]他把眼光投向了美国。

自1949年以来，中美一直是敌对关系。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进入六十年代中期，中美两国都互相需要。中国需要摆脱“两个拳头同时出击”的困境，美国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之中急待脱身。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开始谋求使美国从越南战场脱身的办法，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以便和苏联对话时“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人比中国人更主动。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一个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主动靠近中国使馆官员，企图搭话。使馆二秘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一再回避这位敌对国家的外交官。斯托塞尔只好追上景志成，急切地向他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经请示国内，11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将斯托塞尔请到使馆交谈，正式获得了尼克松的意见。当晚看到驻波兰使馆发来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2078]12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国接触，可以利用官方渠道。随后，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后因1970年3月，美国支持柬埔寨军人政变，中国推迟了中美大使级会议。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中美关系改善的进程。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约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说不久前他访问美国时，尼克松总统让他传给中国的一个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话，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3月21日，张彤将这个口信报告了周恩来。[2079]1971年春夏之交，中美两国领导人口信频繁，几乎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2080]

1970年10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前有什么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10月下旬，尼克松面对面地同叶海亚·汗总统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尼克松又让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向中方捎“口信”，希望同中方高层接触。[2081]中方得到尼克松的“口信”以后，周恩来通过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旅行者来也行，当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两个敌对国家的最高首脑直接对话，需要寻找一个柔性机会。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育比赛。经过毛泽东圈定的体育代表团报告中规定：比赛期间，如果同美国官员相遇，不主动交谈；如果和美国队比赛，比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比赛期间，美国队首席代表先后6次同中国代表队接触，表示了友好访华的愿望。外交部接到报告后研究时，多数人认为尚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提出了请示报告：“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以后会有机会。”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他还增加了几句话：“可以告诉他们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报告送到毛那里，毛没有批复。4月6日下午，由于赛事即将结束，外交部把周恩来的批示意见通知了在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队。毛看了请示报告时没有表态，是因为他在认真考虑。4月6日午夜前他做出了最后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广东深圳进入中国。4月1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中美乒乓球比赛。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体育代表团。当年在延安采访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罗得里克也在其中。周对罗得里克说：“现在门打开了。”[2082]罗得里克将这个消息传向了全世界。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卷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风。5月29日，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6月2日，尼克松得到口信后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他立即回复周恩来。[2083]

在改善中美关系过程中，中国表示了坚决不当美国的保护国的意图。1972年1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黑格到达北京，他率领的是基辛格访华的先遣组。他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苏联企图组织中国的敌人或敌人的代理人包围中国。”“美国认为，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他还说：希望尼克松总统访华能“加强总统的世界领袖形象，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周恩来向毛汇报了黑格的意思，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来恫吓中国，让中国在中美谈判中让步。1月6日晚，周对黑格说：“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2084]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尼克松访华安排问题进行磋商。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震动了全球。3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10月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即将结束时，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提案，与此同时，取消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对这一重大进展，中国没有思想准备，也在基辛格意料之外。据美国学者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有美国的作用。[2085]

改善中美关系有很多障碍，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中国一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美国一再强调不能放弃台湾这个“老朋友”。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和周恩来反复协商，既斗争，又妥协，初步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4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国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立刻伸出手，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热烈握手。周恩来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一天，毛泽东不停地询问尼克松的行止，急切地要会见他。这是他2月12日出现休克后的第9天。他双脚浮肿，原来的鞋穿不上，工作人员特地为他做了两双肥大的鞋。屏风后面放了急救的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在后面守候。下午2时5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一行，就国际形势、两国关系、哲学和历史问题进行了交谈。随后尼克松一行在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接着访问了杭州和上海。一边访问，一边会谈。周恩来和尼克松进行了6次会谈，周又和基辛格多次会谈，在27日从杭州到上海的飞机上，公报终于定稿。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

公报先是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公报说：“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在公报中重申自己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公报表明了美国的态度：“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上海公报”发表一年后，中美两国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在“上海公报”发表前后的1971、1972两年内，随着中国联合国的席位的恢复，迎来了各国与中国的建交的高潮。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两年之内有33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建交国从1965年的47个国家增加到88个国家。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成为第117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全面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2086]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建立一条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这“一条线”，及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以后，中国的外交沿着毛的这个设想前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没有改变，只是世界革命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中美建交以后，毛泽东将他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发展为“三个世界”的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在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087]25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三个世界”的设想，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两个中间地带”也好，‘三个世界”也好，都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的统一战线。

二战以后，直到六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世界局势的转变，因而调整了对外策略。但是，他没有看到时代的重大转变。上海公报中还强调中国的立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这说明，在时代的认识上，毛还坚持列宁提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列宁在1816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他这本书对时代的估计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

对时代的认识是高层次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是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认定世界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国内就必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必然“三斗一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人，看到了时代的变化。1985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2088]1986年，何方深入研究以后认为：二战后不久，世界就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这个转变即告完成。我们建国后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耽误了三十年，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判断错误。明明是和平发展的年代，我们却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产生这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本来，《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判断当时就不够准确，二战后更是大多已经过时，但我们还是基本抱着不放。[2089]

正是有了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这一根本性的估计，中国的内外政策才得以改弦更张：对内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放弃“三斗一多”，实行对外开放，进而加入WTO，融入世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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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文革失败，是继大饥荒之后，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失败。教科书多年宣传的神圣而美好蓝图在人们心目中已经破产，“中国人期待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期待，不仅是在城市，不仅在发达地区，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偏辟的山区中学里也深深感受到了！[2090]

然而，中国人对变革的期待，要受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结束以后，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这种力量主要存在民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已经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外的主流思想持续不断地对国内施加影响。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持续了中国改革30多年的进程，四种力量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方向。

前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只有第四种政治力量是希望将一党专政改变为宪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一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会一致起来，共同打压自由民主派。

面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驾驭各种力量；二是依附最强的政治力量，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华国锋既没有能力驾驭各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一种政治力量的代表，这是最没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势必下台。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继毛泽东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1976年10月26日，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 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显然体现了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2091]

尽管1978年底华国锋下台时对他定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两个凡是”的副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毛这种崇拜持续了多年，毛刚去世，华国锋难以摆脱历史惯性。在当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批“四人帮”是以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打清查战役，大搞人人过关。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清查。

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官僚派没有夺权？难道官僚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牵强附合。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2092]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2093]。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关押了几年，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青年，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

“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等一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死死钉在毛泽东设置的十字架上。

当时多数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邓小平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挑战的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2094]。他在“必须世世代代地”的漂亮包装下，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不露声色地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放松了“两个凡是”的绳索，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095]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一个毛泽东，又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包含着一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这就可能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不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着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三米左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西单文化广场、民航大楼、图书大厦等建筑。这里是北京的中心地带，距天安门广场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长安街西单地段北侧那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也有人在这里张贴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较早是贴出的是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并称之为“现代迷信”。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大为不满，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将这期杂志一页一页地贴在“西单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民主墙”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中国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高山（即郭戍华）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从“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对专制的仇恨”出发研究民主运动。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的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几千人。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集会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我感到这是一股民主浪潮。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1978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计划从3月开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2096]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集中批判了“两个凡是”。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2097]：“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九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理论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领袖和人民》的长篇发言，直言不讳地全面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鲍彤、阮铭等人的发言，也使人振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978年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2098]叶剑英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2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现代版[2099]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极权制度的残酷性推向了极端的程度，每一个有理智的中国人都感到中国必须改弦更张，必须重新作出选择。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共识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革将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问题推向极端，将它的问题暴露无遗，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所以官民都有改变现状的共识，即改革开放的共识。但是，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在文革中吃的苦头是不一样的，官僚集团吃的苦头是来自民众的冲击，民众吃的苦头是来自极权制度的残酷。所以，民众要求通过改革开放挣脱官僚制度的锁链；官僚们要求改革开放是稳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后胜利者的官僚集团，虽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但他们严防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垮了他们的利益保障——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也必须坚持毛泽东留下的意识形态。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的激烈的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事过７年以后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2100]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月22日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据起草者之一的李洪林回忆，原来计划是华国锋在闭幕式上讲话，在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胡乔木向李洪林面授机宜，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讲，还成立了由胡乔木、吴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组成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主持。邓小平对起草者说，讲话中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2101]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在以后被取缔。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2102]

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国家出现乱局，就不可搞改革开放。为了稳固政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的，所以邓小平用“四个必须”来表达。“两个凡是”和“四个必须”虽然有不同之处，但都含有继承毛泽东的体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这一套，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作出了解释[2103]，在经济体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走出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探索》主编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中国人权》主编任畹町。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2104]。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关于魏京生罪案，本书作者的邻居、新华社离休老编辑穆广仁，向我谈了他经历的一件事。当时他和曾建徽都是新华社副总编，在法院审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几天，新华社社长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电话，让他派人到公安部采访，并且将公安部的谈话发通稿。穆广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魏京生的罪状（即后来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谓“泄露军事机密”）。稿子写好以后，送朱穆之审定，由新华社社长穆青签发。事后朱穆之又来电话说：请你们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登出。穆广仁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接电话是副总编李庄。李庄说：“我们不登。”穆广仁只好打电话向朱穆之回报。朱穆之说：“再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登。”穆广仁又打电话。李庄接电话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人民日报》还是没有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2105]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通告说：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当局的作法引起了群众的议论。大家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专制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就必须正面肯定毛泽东这个人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历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达成妥协的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因为，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邓小平主持作出的这个决定，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文革胜利者——官僚集团的“当代史”。是根据1981年掌权者的政治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这个决定当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是历史的最终总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38000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泽东留下的两大问题：经济上极度贫困，政治上极端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意识形态遗产，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经济体制上，他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一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时，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统治，延长日益衰败的清朝的寿命。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道路、理论和政治制度；“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并以此来巩固和延长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历史已经证明，张之洞这个指导思想失败了。现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够成功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作为最高的共识，它必然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取代，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这场改革的主导者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国家全部资源，左右着改革方向，客观上决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么阶层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阶层间如何分配。

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乡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给多年禁锢的劳动者以自由而出现的奇迹。

但是，官僚专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了官民对立。对中国来说，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和盘剥，不仅产生官僚特权，“国有经济”也变成了“官有经济”。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这一问题，企图通过群众运动式的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毛泽东不可能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造成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毛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文革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不仅要否定毛的“当权派”这一思想，更要保护和扩充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原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的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从而形成了1949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队伍的膨胀就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官僚队伍的膨胀从1970年代重建政权机构时就开始了，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又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多少年来，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人数[2106]（年底数）单位：万人

这个表中的“社会团体”是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表团等附属于共产党的政治机构。文革初期，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上述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降到240万以下。恢复秩序以后，官员人数迅速膨胀，1975年达357.６万人。以后经过多次精简和多次扩张。1996年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将一些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划为事业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在“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中开支，公务员人数有所减少。但是，1996年公务员还有1096万人。[2107]

在公务员数量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1996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拿到，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也大体可以看到官僚体制的膨胀状况：

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2108]单位：亿元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从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没有“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而有“一般公共服务”，这应当是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相当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是：2007年8514.2亿元；2008年9795.9亿元；2009年9164.2亿元；2010年9337.2亿元，2011年10987.8亿元；2012年为12890.8亿元。[2109]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例如，国务院系统1987年处级以上干部占实有人数29.2%，到1989年则占33.6%[2110]。由于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增长得快，有的单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区直属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干部占地直机关总人数的41.9%。湖南某地区一个地区直属单位，县（处）级干部占54.2%；科级干部占37.5%，一般干部占8.3%。[2111]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接着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1992年扩充到130万人。到新世纪，扩充到二百万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摘要》中，有几个年度在“各地财政支出分项数”中公布了“武装警察部队支出”，现摘其数字列表如下：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单位：万元

上表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不包括中央一级武装警察的支出。从上表中可看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后，更加强调维稳，这个数据的增长会更快，但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在器物层面上“全盘西化”，在制度层面坚守毛泽东的遗产，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怪胎——权力市场经济制度。1989年夏，邓小平用数十万大军将“反官倒”“反腐败”的示威群众镇压下去以后，官僚体制更加强硬。1992年开始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实，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果所否定，也被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所否定。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即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就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资本收买权力，一些基层政权被黑金政治所控制。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官阶越高、权力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的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权力黑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钩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涉及到其它结点的利益。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巨大的黑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而且越来越壮实。有人说这种反腐是“在茅坑里打苍蝇”。制度性腐败的土壤上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更加坚持“中学为体”，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尖锐性。但是，这一说法既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强权剥夺，使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成为奢望。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个一个权力中心成了一个一个填不满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逐渐壮大。富豪中有一些是借改革开放的机遇，靠自己的拼搏发起来的。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直接借助权力敛财起家的。靠自己拼搏发发家的人，也得向权力交付“买路线”。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2112]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官僚集团主导下的改革真实情况。所以，中国的大富翁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被剥夺。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1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中国贫困人口超过1.5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2113]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我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中写道：“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2114]
我在2010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不仅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还着重指出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集体世袭不只是单指高干子弟，而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

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们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活动（这正是权力市场经济的特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订单。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就会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拉上高干子弟参加商业活动，就会财源涌进。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送金钱、送官帽。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帮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自己才能升官发财。1980年代，共产党元老陈云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其实，后来流行的“官二代”群体、“富二代”群体，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富二代”群体相对立的是“穷二代”群体。“穷二代”群体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

获得优质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阶梯。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小学到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多被权贵阶层垄断。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学越来越困难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贫困子弟，上大学期间用尽了家庭的积累，有的还得向亲朋好友借债，毕业以后最紧要的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反而成为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他父亲也知道毕业后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还是想“赌一把”。她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两百元。她本来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我不应该拒绝贫困，相反，应当感谢它，它让我由一个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里供他上学不容易，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一进入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为此，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这样的错误。明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不去打工挣钱，还偏偏选择了上大学。”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杨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杨元元6岁丧父，一直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母亲以特有的毅力和坚韧，含辛茹苦，供杨元元读书。杨元元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忍辱负重，努力学习。后来，母亲因工作的单位搬迁而失去了住所，杨元元就带着母亲在武汉大学求学并谋生。本科学业完成后努力工作，偿还了自己在大学学习的债务和贷款。杨元元又努力学习，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再次带着母亲一起来校，想一边读书一边继续照顾母亲。然而，由于贫困而无钱租房，杨向学校申请允许母亲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绝，还禁止其母再进宿舍楼。被逼无奈的母亲瞒着女儿坐在瑟瑟冷风的学校礼堂前过夜。在找房没有着落时，校方相关人员不断给元元施压，致5天5夜没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她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社会“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据多家网络媒体报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左右，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吴死前留下了一份遗书，摘要如下：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永别了，妈妈! ”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广大平民百姓子女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一个又一个令人痛心事件向人们宣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条出路不通了。正因为如此，2009年全国有84万考生“弃考”。

上面这三个案例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中上层职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跃进”，大量“扩招”，求职者的队伍迅速膨胀。由于中上层的职位阶层继承性很强，工农子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2009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据一份调查，仅北京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他们的特点，据说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奋斗20年，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成为“穷二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或者说阶层成员的变动称为社会阶层流动。

在封闭社会，先赋性因素[2115]是社会流动的主因；在开放社会，后致性因素[2116]是社会流动的主因。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从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后致性因素造成的阶层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只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先赋性流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个人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处于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才，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流动的主因是先赋性的，社会是封闭的。

社会不公正、阶层固化使下等阶层的人们感到绝望。因此，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越来越激烈。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群体事件。所谓群众事件，就是大规模的示威与骚乱。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宗。2008年超过10万起。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质的群体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学者们对各种群体事件的分析中得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第一，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造成了上万人参与的群体事件。这是因为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个偶然的火星就会引燃，偶然事件只不过导火线而已。第二，大量与触发事件无关的人参与群体事件，甚至成为事件的主体力量。大量的非当事人同情受害的当事人，是因为非当事人也有不满情绪，说明参与群体事件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就是“仇官”和“仇富”。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面对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群体事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任务。 “维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主要是对维权者实行权力强制和暴力镇压。政府“维稳”的支出越来越大，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老百姓的维权和政府的维稳，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从表面上或从短期看来，政府的维稳力量超过了民众维权的力量，因为民众手无寸铁；从深层或从长远看，民众维权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维稳的力量。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官员来说是绝对多数，而且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维稳”的高压会使维权的力量不断聚集。一旦维权的力量超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大爆炸。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2117]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新世纪的中国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正，所以，权力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能和谐。
怎么才能公正？这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社会能量。

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取得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就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2118]、毒奶事件[2119]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权力和资本这两大社会能量相比，国家的行政权力的力量超过了资本的力量。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对资本起着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两件大事，制衡权力要放在优先地位。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这就是说，“同体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异体制衡”才有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政府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的内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一党专政，没有政党竞争，也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就要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的改革指导思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当然，这需要时间，不可能在期内发生突变。突变是危险的，和平演进比较妥善。

文革大事记

一，文革前的酝酿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权制度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毛泽东“国王”兼“教皇”地位逐渐确立。

1958-1962年 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就大饥荒教训问题中共高层出现分歧

1962年9月24日-2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此前的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毛对刘少奇等收拾大饥荒局面的作法提出批评。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

1960年4月，中苏论战开始，1963年9月６日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共发表了9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九评”把反修推向了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路线推到了极左，也是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1963年春至1966年夏，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提出“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刘就社教的方针发生争执。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进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二，文革的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一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三，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一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四，文化革命进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毛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作法，25日，毛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一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一条腿，用双手抓住另一条腿，使劲往上一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一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一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深度介入文革，并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导权。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着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一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一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沉水；用炸药炸死；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进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一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一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五，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埃德加·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虽然没有点名，但中国人都知道是批评林彪。这次谈话《纪要》印发到基层党支部，传达到每一党员。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改组了北京军区。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六，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一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一大批进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七，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进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一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一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一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纳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路线。经过三十年改革，国民经济空前发展，但政治还保持专制，从而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

天地翻复字数

目录

中文版字数

2015/2/18稿

2015/8/15

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48815

49477

第二章点燃“导火线”

16110

16202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陆罗杨

19132

19573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24905

25941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24112

24250

第六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14754

14761

第七章 红卫兵  红八月

36002

36133

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4247

14412

第九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18478

18481

第十章 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28000

27938

第十一章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13788

14098

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20847

20989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28254

28236

第十四章 “全国山河一片红”

51982

53026

第十五章“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26196

25719

第十六章   清查“5·16”之谜

26835

29009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29634

30174

第十八章“一打三反”

21780

21591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20496

20653

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19414

19454

第二十一章“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21385

21307

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26360

26265

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36351

36908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29945

30298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37767

37701

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32212

32254

第二十七章 “四五运动”

26709

26695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24714

24129

第二十九章  文革后的大清查

40111

37539

第三十章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0

17969

第三十一章 文革期间的外交

0

14906

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23694

23357

目录

中文版字数

2015/2/18稿

2015/8/15

前言

4253

4319

导论

17298

17595

大事记

6480

6480

合计

779779

867522

描述

[←1]

王蒙，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2]

王蒙: 《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

[←3]

已出版的文革通史（中文）是：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仆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在革命有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译本，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张万舒：《狂热的年代》，香港天地图书，2012年。

[←4]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6]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

[←7]

吴大猷：《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引自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社，台北。

[←8]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此词写于1965年秋，本意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诗刊》1976年1月1日发表，中国人却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反复折腾的“天地翻覆”。

[←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10]

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11]

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

[←12]

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1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7-379页。

[←15]

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理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1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17]

这六条是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缩写。

[←18]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9]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提出来的，他因招收博士后的过程中接收金钱和女色的贿赂而下台。

[←20]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2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2]

这里说10亿是便于表达思想。1966年总人口74，542万人，1976年总人口93，717万人。

[←23]

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2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25]

毛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在延安时王实因批评“衣分三色，人分五等”而受到迫害。这里说他反对“等级制”主要是指僵化的科层制度。

[←26]

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28]

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內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29]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30]

同上，第90页。

[←31]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32]

柳宗元：《封建论》。

[←3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34]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35]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36]

转引自《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37]

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什么?》，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38]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39]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4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42]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 6号，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光盘。

[←43]

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44]

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45]

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4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47]

这套监军办法请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36-39页

[←48]

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

[←49]

“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一论断，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有详细的分析，见《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２７页，第３０９－３１２页。

[←50]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4页表中数据计算。

[←51]

同上，据第４４４页表中的数据计算。

[←52]

同上，第４４５页。

[←53]

同上，第４５０页。

[←54]

1956年整风反右时，新华社国内部编辑冯东书贴出“屁股的等级”的大字报，差一点被打成右派。

[←55]

李辅：《所思所忆七十年》，溪流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56]

2000年12月，原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

[←57]

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中有大量屠杀地主的史料，见该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154页

[←58]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217页

[←59]

戚本禹回忆江青一文中说：在中央1947年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毛对江青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这时毛就对刘不满。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共识网2015年8月2日。

[←6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第592页。

[←61]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69页.

[←6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的秘书手记》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215页。

[←63]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64]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的秘书手记》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244页，288页。

[←65]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98－799页。

[←66]

转引自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５日《解放军报》

[←67]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5月１８日

[←68]

林彪：《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69]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６日。

[←70]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

[←71]

同上。

[←72]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３５７页。

[←73]

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74]

大饥荒的详情请看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至2014年再版13次，有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

[←75]

一种白色的泥土，颗粒细腻，成份主要是三氧化二铝。

[←76]

２００９年７月，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向作者提供的资料：１９６１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的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有１２８９起。青海省西宁市和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加上四川、山东、河南及全国各地，说人吃人事件数千起应当没有夸大。

[←77]

苏联１９５６年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共产党也跟着自豪，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也称为“放卫星”。如粮食产量比原来高很多，就称为放了“卫星”

[←78]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载《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79]

乔培华：《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2000年7月19日，第86页。

[←80]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406

[←81]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3017

[←82]

刘兴盛：《历史的悲剧　沉痛的警示——1959年贵州省“湄潭事件”始末》，《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83]

引自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罪恶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4页）也持这一看法。另有学者认为畅观楼清查文件是毛在七千人大会前提出的，并不是毛刘对抗，见刘政张春生：《从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看彭真和毛泽东的关系》，载《领导者》2013年第4期，第149页。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项子明组织人在畅观楼查文件是1961年12月，不是1 月。彭真让项子明组织人查文件是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查的是中央书记处转发的文件，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

[←84]

《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

[←85]

麦克法威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44-345页。

[←86]

王年一先生也有这种看法，见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87]

张一哲：《大饥荒与文革》，载《昨天》第23期（增刊）

[←88]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86-96页

[←89]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载《知识份子》，１９８６年

[←90]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打印未刊稿，二稿，第19页。

[←91]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杨继绳《墓碑》第234-246页。

[←92]

《中央转批浙江省委“关于温州、金华地区少数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违犯政策情况的报告》，195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1010号，　亥。

[←93]

农村公社以下的干部不拿国家工资，不是脱产干部。

[←94]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1962年12月3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3]第6号。

[←95]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关于以张国声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195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级），中发[59]822号，酉。

[←96]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97]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收入《邓小平文选》时题为《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并删除了这个数字，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19页。

[←98]

林彪：《关于１９６６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指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８日。载《林副主席语录》（１９６９年５月印）第３４页。

[←99]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100]

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

[←101]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下册，第112页。

[←102]

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10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26－1027页。

[←104]

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10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26－1027页。

[←106]

摘自《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418－443页。

[←107]

1994年7月1日访问邓力群记录。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108]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1968）第三88页。张素华查阅了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原始记录，没有看到这样的内容，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81页。

[←10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19页。

[←11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143－145页。

[←11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190页。

[←11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92页。

[←11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546页

[←114]

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页。

[←115]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17页。

[←116]

《甘肃省的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1962年年2月28日，省委办公厅汇集，甘肃省档案馆。

[←1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51－1052页。

[←118]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119]

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1962年5月11日），载《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44－446页。

[←1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3页。

[←1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58页

[←122]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第1274页。

[←1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84－1085页。

[←12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110-111页

[←12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26]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127]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128]

《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51页。

[←12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29－30页。

[←1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4－1077页。

[←1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4－1088页。

[←132]

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1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2－1093页。

[←1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3页。

[←135]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136]

杨继绳：《高岗两任秘书谈高岗》，载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评论集》，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83-104页

[←137]

同上。

[←138]

阎红彦，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属谢子长派，和刘志丹有分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前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受到冲击，1967年1月8日在昆明自杀。

[←1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6页。

[←140]

同上，第1096页。

[←14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142]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11月21日上午于洪山。

[←143]

文革初，艾思奇这个讲话的油印稿在大学生广泛传阅，本书作者看过。《艾思奇全集》没有收录。

[←144]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6－197页。

[←145]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秕语》，1960年6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146]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

[←147]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961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148]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页。

[←149]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150]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80号。

[←151]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1961年2月15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212。

[←152]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年4月28日，河北省档案馆，全宗856，目录1，案卷221。

[←153]

2004年9月我到延庆县找到了李自旺，他在县城里一家木器厂看大门。这家木器厂的老板就是当年本村的一位富农子弟。此时李自旺因中风说活不清。老板为了照顾他才让他在这里打工。

[←154]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1964年7月5日，见《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第471－570页）。

[←155]

郭德宏　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１页。

[←156]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出版时删掉了“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婆娘’”这句话。

[←157]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208年，第320-321页。在延安时，毛泽东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现在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泽东的这一改变意味深长。

[←158]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573页。

[←159]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4]第527号。

[←160]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载《领导者》2006年1月号（总第12期）

[←161]

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解密》，转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源书屋，2010年，第227页，卜伟华认为此数据可疑。

[←162]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163]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285页。

[←164]

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165]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5－118页。

[←166]

《毛泽东年谱199-1976》（5）中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1－453页

[←16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1页。

[←168]

《毛泽东年谱199-1976》（5）中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6页。

[←169]

《毛泽东年谱199-1976》（5）中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7页

[←170]

同上，第458页

[←171]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７页。

[←172]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４３１－４３２页。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２６８页。

[←173]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8页：刘少奇3月14日飞往广州。

[←174]

吴南生同杨继绳、肖东连的谈话，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９日，在吴南生家中。

[←175]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

[←1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61页

[←1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62页

[←17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社，2003年，第1384页。

[←179]

殷叙彝主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411页。

[←18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7页

[←1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77页。

[←182]

又称波兹南六月事件，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并引起流血冲突。

[←183]

又称匈牙利十月事件，是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

[←184]

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85]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186]

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87]

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188]

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

[←189]

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５７页。

[←190]

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０页。

[←19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７０页。

[←192]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战败被捕后写了“自白书”。

[←19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１９９６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４３６页。

[←19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１页。

[←195]

齐燕铭，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196]

夏衍，作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197]

田汉，剧作家，时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局局长。

[←198]

阳翰笙，戏剧家，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

[←199]

邵荃麟，作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200]

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４页。

[←20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6-557页。

[←202]

吴晗：《我愤恨，我控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203]

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最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34页。

[←204]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４月５日，李锐：《大跃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９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4卷，第11-12页。

[←20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第７５４页。

[←206]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此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号称中共一支笔。

[←207]

李锐：《大跃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７３页。

[←208]

据1960年代在中共中央东局宣传部理论局工作的唐荣智回忆，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以后，柯找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俞铭璜，说：主席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要组织人写文章。江、柯、俞讨论后形成了十个题目，其中有“有鬼无害论”、“评《海瑞罢官》”。俞铭璜自己写了《有鬼无害论》，在1965年5月6日、7日的《文汇报》两天连载。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俞铭璜让姚文元写的。不久俞铭璜去世了，柯庆施也去世了，就由华东局转手给上海市委接着抓。见金大陆等采访唐荣智：《“文革”从华东局开始发动的三件史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209]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２００３年，第５页。

[←21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211]

朱永嘉口述　金光耀整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212]

朱永嘉口述　金光耀整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213]

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33页。

[←214]

王明（1904~1974），又名陈绍禹。1926年加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

[←215]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６６页。

[←21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么五卷，第80页。

[←217]

杨成武1967年6月20日讲话中引用林彪的讲话中提到此事，见《王林日记摘抄》（1967年7月30日），载《昨天》2012年第一期。

[←218]

高岗秘书赵家梁与杨继绳的谈话，见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87页

[←219]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220]

1949年４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和天津的资本家开了几次座谈会，鼓励资本家在恢复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其中有“剥削有功”的话。

[←221]

高岗秘书赵家梁与杨继绳的谈话，见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93-94页。

[←222]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223]

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革命研究会编：《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224]

高岗秘书赵家梁与杨继绳的谈话，见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98-99页

[←225]

张道一：《毛泽东为何担心彭德怀要反他》，新华网2011-5-18（张道一是彭真的秘书）。

[←22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瑾的罪行：补充材料之一》，北京日报文化革命运动办公室，１９６７，１８页。本书转引自麦克法夸尔　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１９页。

[←227]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2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５４页。

[←229]

郝怀明：《文革初的中宣部》，《炎黄春秋》，2010年第12 期。

[←230]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共识网，2011-06-12 10:38。

[←231]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32]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3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547-548页

[←234]

同上，第548页。

[←235]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3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237]

《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１２页。

[←238]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239]

王力说：按周恩来的经验，凡是毛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如果毛支持的话，他会明确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个文件，毛连圈都没有划，可见其态度。《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１３页。

[←240]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毛3月17-20日、28日、29日、30日谈话内容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568、572页有记载。

[←241]

同上。

[←242]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62页。

[←243]

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因支持包产到户１９６２年被撤销。

[←244]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45]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68页。

[←246]

《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

[←24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 ，第580页。

[←248]

《王力反思录》（第二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249]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94-596页。

[←250]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25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２页。

[←25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 ，第581页。

[←253]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５９７页。

[←254]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48-49页。

[←255]

文革后，官方说杨尚昆记录毛的谈话，是工作的需要。《戚本禹回忆录》提出了新的資料：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安放竊聽器，是通过機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人來做的。後來，公安部派專家把竊聽器拆出來，主席讓把這些東西連同楊尚昆、康一民的檢討都封在保密口袋裏交給江青保存。江青曾拿这个口袋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看。信封是毛写的“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机，还有几颗米粒状的竊聽器。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調查部從海外進口的。當時中央調查部楊尚昆負責。见《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387-388页。

[←256]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第２３页。

[←257]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

[←258]

十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259]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66页。

[←260]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页。

[←26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04页。

[←262]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04页。

[←263]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0页。

[←264]

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谈到此事：“1964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265]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78-379页。

[←266]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78－379页。

[←267]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第140页。

[←268]

叶的养女戴晴同本书作者的谈话，2013年7月25日，于炎黄春秋编辑部。实际上叶剑英还管军事训练。

[←269]

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550－551页；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皇福图书，2008年版，第225页。转此自凯文·丁等：《文革之中的罗瑞卿事件》。查《叶剑英年谱》核对。

[←270]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被打招呼可能没有吴法宪，在上海会议开始时他还不知道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吴法宪回忆录》第557页。

[←27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544页。

[←272]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56页。

[←273]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3页。这次向毛汇报可能没有谢富治。《张耀祠回忆录》第77页说，会议开始时，谢还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可见会前谢不知道倒罗的事。

[←274]

《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76页。有的书说叶的汇报六七个小时，有的说五个小时。张当时在场掌握毛会见客人的时间，是可信的。

[←27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 ，第545页

[←276]

林彪：《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277]

吴法宪说，整个会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毛和林二人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上露面。但每天会后由毛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58-559页

[←278]

黄忠，《三国演义》中写的一位老将军，民间说某人老了还能干，就说他是“老黄忠”。

[←279]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93－394页。

[←280]

中央工作组1966年4月30日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说：“1965年2月10日、15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到刘亚楼同志临死前说过。”

[←281]

对这四条，当时刘少奇说“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林彪事件以后官方认为这是叶群陷害岁瑞卿而编造的。黄瑶:《谈“邱会作回忆录”关于罗瑞卿的一些说法》一文中否定罗瑞卿曾给刘写信谈这四条。丁凯文认为，这四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拆射出罗对军委高层动向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看成罗对林彪的态度。（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47页）

[←282]

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28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５６０页。

[←284]

时念堂回忆，孙焕英整理：《秘密押解罗瑞卿总长追记》，《军事史林》2004年第11期。

[←285]

陈　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286]

陈　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287]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288]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第212页。

[←28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38页。

[←290]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下午，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

[←29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292]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00页。

[←293]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07页。

[←294]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214页。

[←295]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北京，第５０１页。

[←296]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29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485-486页。

[←298]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会，1999年北京，第488页。

[←299]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会，1999年北京，第４９１、４９５页。

[←30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版社，1989年，第18-19页，王力回忆录中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

[←301]

《王力反思录》第二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４页。

[←302]

《邱会作回忆录》，第438－439页。

[←303]

《邱会作回忆录》，第440页。

[←304]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第５９９页。

[←305]

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因支持包产到户，被毛泽东下令撤销。

[←306]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05.21。

[←307]

韩宗平：“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308]

陈清泉：《在中央高层五十年——陆定一传奇人生》pdf页291）。

[←309]

韩宗平：“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310]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下午，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

[←311]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秘书的证言》，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第49-50页。

[←312]

叶向真：《我和父亲的“文革”岁月》，载《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周海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周恩来说：“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笙，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王大宾回忆录》第100页也介绍了这一情况。

[←313]

纪坡民：《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314]

很多著作都说江青参加了五月会议，据阎长贵多方核实，江青当时在上海， 7月20日才回北京，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见阎长贵王广宇的《问史求信集》第239页。

[←315]

戚本禹对汝信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316]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317]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

[←318]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４日。

[←319]

“整左派的材料”是指彭真等在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找了7份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戚本禹回忆录》，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368页。

[←320]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14页。

[←321]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５９５页。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286－287页。两本书都有同样的记载。

[←322]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13－214页。

[←323]

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

[←324]

戚本禹对余汝信说，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

[←325]

《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３页。

[←326]

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83页。

[←327]

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

[←328]

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第４６页。

[←329]

《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一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330]

1967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331]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2016年，第384页。

[←332]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70－71页；《邱会作回忆录》第524页说：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谈贺龙问题是1966年9 月6日，地点是在人大会堂四川厅，肖华办公室主任郑汉涛等作了记录。《邱会作回忆录》第884页也提到1966年9月初林彪这次讲话，但没有具体内容。可能是程光在编书时找到了林彪讲话，补充了进去。

[←33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第884-885页，《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568页。

[←334]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568-569页。

[←335]

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电子版。

[←336]

黄正著：《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66页。

[←337]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71页，邱会作说的时间不对，应是1968年春天以后的事。

[←338]

冯逆，指冯玉祥，当时冯反对蒋介石。

[←339]

李幼华：《“李仲公诬陷贺龙”事件始末》，《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

[←34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514页。

[←34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9页。

[←342]

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

[←343]

钱钢：《“二月兵变”真相》，《解放军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７日。

[←344]

钱钢：《“二月兵变”真相》，《解放军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７日。

[←34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1-32页。

[←346]

《戚本禹回忆江青》，2015年8月。

[←347]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4-75页。

[←348]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349]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4-76页。

[←350]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351]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87-88页。

[←352]

戚本禹回忆说：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谁？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392页。

[←353]

周恩来这里说的是红军长征时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涛主张南下，毛主张北上。当时朱德在张国涛的部队里，他和其他几位领导人说服张国涛北上了。北上以后，张国涛的部队被派住黄河以西，被马家军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涛成了光杆司令，在接受批判中逃离延安。

[←354]

《邱会信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46页。

[←355]

陈伯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八大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

[←356]

康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协助毛泽东把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357]

刘志坚，1955年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58]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３３页。据阎长贵回忆，江青是20日回北京的。文革史专家余汝信认为，首任主任穆欣，戚本禹、曹軼歐為副主任。

[←359]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第45-46页。

[←360]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674页。

[←361]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惨败诱发巴黎民众起义。起义者于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政权——巴黎公社（正式成立是3月28日），5月28日，这个政权被消灭。对它的描述和评论有很大的分歧。马克思认为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给以很高的评价。《法兰西内战》一中对巴黎公社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

[←36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因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5－378页。

[←36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载《马克思因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３４、３３６页。

[←364]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365]

1966年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到：“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12月4日，康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没有变，工资仍然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提到“最近我们把级别搞掉”，王力回忆到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366]

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

[←367]

谭天荣，１９５6年带头写大字报批评共产党的学生，后成为全国著名在右派分子，受迫害２０多年。

[←368]

郭德宏　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７－２０３页。

[←369]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115-116页。

[←370]

1990年代，张恩慈、杨克明都不承认他们和聂一起见过曹轶欧。可能是聂自己去见的曹轶欧。

[←371]

聂元梓：《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3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07页。

[←373]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效应，或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这一说法起源于1973年8月23日歹徒抢劫斯德哥尔摩市一家银行时，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

[←374]

杨继绳：《中国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天地图书出版，香港，2013年，第340-341页。

[←375]

郝怀明：《文革中在阎王殿》，香港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125页。郝怀明书将这个时间段以后死亡者列入了这个时间段的死亡名单，本书作者参照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其它资料进行了修正。

[←376]

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和毛相对立的措施，有不同的说法，王年一认为，毛泽东“先后给江青、康生、林彪交底”，刘少奇、邓小平“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所以才产生分歧。（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２７页）；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能低估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悟性。刘少奇、邓小平对毛的反抗有其自觉性。我同意后一种看法。

[←377]

陈伯达带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是是经毛同意的，是为了控制报纸的发稿权，与进驻一般单位的工作组不同。

[←378]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对全体师生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凌晨于清华东大操场。

[←379]

自动控制系1963年入校（1969年毕业，所以称为9字班）

[←380]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第７页。

[←381]

陈继芳：《潮起潮落》，2001年印本，第22页。

[←382]

周赤萍，解放军中将，冶金部副部长，后任福州军区政委，1971年“91·3事件”后被定为林彪死党。

[←383]

刘冰：《风雨岁月－１９６４－１９７６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３页。

[←384]

叶林，国家经委副主任。

[←385]

米鹤都：《岁月流沙》。

[←386]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来刘少奇不承认刘涛揭发的这三句话。刘涛说：“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

[←387]

这是王光美的检查中的话，转引自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78页，但在王光美10月10日的检查中没有这句话，可能在后来的检查中，但没有资料收录。

[←388]

蒯大富：《关于6月27日大会的声明》1966年6月28日。

[←389]

蒯大富1966年6月29日致工作组长叶林的信。

[←390]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442页。

[←391]

1966.8.29谭震林接见农业大学工作组的谈话，《谭震林在文革初期的十三次讲话》，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遵义部队”整理。

[←392]

张凤泉：《延安红卫兵，我们的那片云－纪念吴绶衍、张乌灶、崔文春》，2011-03-30于大连

[←393]

６月２０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
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２２个问题）。“谈话纪要中有“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还说要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等。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７月９日，工作组召集１２个院校４０００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２２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８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394]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６．１８”事件到“７．２９”大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9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593页。

[←39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页。

[←397]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页。

[←398]

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
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399]

红卫兵首都三司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400]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页。

[←401]

红卫兵首都三司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1967年，北京，第49-53页，

[←402]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刘少奇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见《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438页。

[←40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404]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66页。

[←405]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65页。

[←406]

《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76、874页。

[←407]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年，第7页。

[←408]

刘国凯：《文化大革命简析》，博大出版社，香港，２００６年，第１０页。

[←409]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年，第14、16页。

[←410]

周良宵　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第80页。

[←411]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412]

周良宵　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第94页

[←413]

马识途：《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72页，马识途很早参加革命，1949年后在四川省委任组织部长等职，是著名作家，

[←414]

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下面引用的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写的资料都是转引自萧喜东这篇文章。

[←415]

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６月２０日，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资资料室，内部发行，第669-670页

[←416]

《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谈话》，１０６６年７月１１日，载《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资资料室，内部发行，第６７４－６７５页

[←417]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418]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7年7月13日。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9月内部发行，第689页。

[←419]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420]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载《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421]

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这是胡启立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被迫写的，但这里引用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胡启立不会夸大邓小平的错误。

[←422]

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423]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

[←424]

邓　榕：《对邓小平的揭发》，原载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当时邓榕是在政治压力下揭发的，但邓榕不编造事实。

[←425]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1967年4月。

[←426]

陈毅记错了，不是四川，是湘西。

[←427]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３１－３２页。

[←428]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陈光传》第2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29]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初稿第5页，1985。

[←430]

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431]

《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432]

6月13日，武汉大学工作组开始批判李达（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副校长）“三家村”反党集团。

[←433]

《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434]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从整风转向反右的文章就是《工人说话了》。

[←435]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4，第97-104页

[←436]

徐海亮：《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往事》第21期2005年8月29日

[←437]

《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438]

“郑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陆平，你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这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对省委宣传部长祝一清说的，见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第301页

[←439]

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上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74页。

[←440]

毛７月２１日，２２日两次讲到西安交大事件上，还讲“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访北京”，《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１－１９６８），第２６２页。

[←441]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姓被称为“破鞋”，给女学生脖子上挂鞋游街，是严重的人身侮辱。

[←442]

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６８年３月》，第14页

[←443]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41-44页。

[←444]

《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

[←44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页。

[←446]

据《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1页、《毛泽东年谱》5，第600页，应为7月19日，李雪峰记忆有误。

[←447]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６．１８”事件到“７．２９”大会》，载张化等编《十年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50-651页。

[←448]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449]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３１页。

[←450]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６．１８”事件到“７．２９”大会》，载张化等编《十年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50-651页。《戚本禹回忆录》第444页也写了这一情况。

[←45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

[←45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

[←453]

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4，第72页。

[←454]

第一批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雷蓉、王小平、杨继绳、张岱尔等10人；第二批是保工作组的，贺鹏飞、刘涛等10人。

[←455]

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4，第87-91页。

[←456]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３２－３３页。

[←45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第600页。

[←458]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化历史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９３页

[←459]

６月１２日，清华大学教师李世权在照澜院附近贴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大家都认为这是反动标语，要斗争李世权，工作组不让斗，让写大字报批判。

[←460]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46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４页。

[←462]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４４３页。

[←463]

《王力反思录》（下）第３５页。

[←464]

《王力反思录》（下）第３５页。

[←465]

周良霄　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限公司，香港，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９页

[←466]

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会，2011年，第99页。

[←467]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下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468]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125页。

[←46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91-192页

[←47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471]

这张报纸登载了聂元梓7 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472]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94页。

[←473]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446页。

[←474]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8年2月，第3版，第596页。

[←475]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8年2月，第3版，第597页。

[←476]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444页。

[←477]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218页。

[←478]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94－595页。《毛泽东年谱》（5）第609页说是8月6日晚回北京直接到人大会堂见毛。吴法宪是接林彪的人，估计不会错。

[←479]

《邱会作回忆录》，第444－445页。《心灵的对话》第35页。

[←480]

《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下，中在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481]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３７－３８页。

[←482]

马恩成：《陶铸在1966》，《百年潮》1999年第11期，马是陶铸的秘书。

[←483]

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484]

《叶剑英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学院师生代表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485]

《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军内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5日。

[←486]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487]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488]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489]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３８页。王力记忆有误，铁道兵是1982年被撤销的，不是1966年。

[←490]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２版，第３６－３７页。

[←491]

周良霄　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限公司，香港，２００８年，第114页。

[←49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493]

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唐欣、米鹤都整理。载《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中国书局，2011年，第98-99页。

[←494]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495]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山版社，2011年，第82页。

[←496]

当时是五级记分制，3分及格，5分是最高分。

[←497]

萧凌：《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498]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499]

清华附中高655班核心组：《做顶天立地的人》，转引自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500]

《红卫兵兴衰录》，德赛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骆小海序，第17页。

[←501]

《红卫兵兴衰录》，德赛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骆小海序，第17-21页。

[←502]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7年7月13日。载《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内部发行，第691页。

[←503]

《红卫兵兴衰录》，德赛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骆小海序，第22页

[←504]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8、120页。

[←505]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206页，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还有其它说法：秦晓鹰、马利《梦幻红八月》说是事先安排、拿着红请贴上去的。

[←506]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507]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序第15页，《红卫兵兴衰录》，宋柏林著，德赛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

[←508]

张辉灿慕安:《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炎黄春秋》2006年年第4 期。

[←509]

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6-58页。

[←510]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

[←511]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92页。

[←51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宁一之女，自控系学生，当时是保守派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513]

本书作者也进入了大礼堂，看到这种气氛，听一会儿就退出来了。

[←514]

文革后谭力夫改名谭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血统论，署名老红卫兵。把他血统论的主张推给了江青。1987年谭力夫以大校军衔转业到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人事部总经理，后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和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515]

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第295页。

[←516]

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卜伟华说：“经向杨所在的高652班同学了解，并无此事。”卜伟华：《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载《昨天》第18期。

[←517]

以上几所学校的事例引自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518]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转引自米鹤都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8页。

[←519]

“临筹”，即清华大学工作组组织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委会临时筹备组”的简称，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李黎风（李井泉之子）、乔宗准（乔冠华之子）等高干子弟为领导成员。

[←520]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67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83-85页。

[←521]

罗征启：《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1966年淸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2008年8月20日修改禞﹚。

[←522]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红卫兵手记》，德赛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第124页。

[←523]

阴阳头，即强行将头发剪一半留一半，形成一边白一边黑的形状。这是文革中通行的侮辱人格的办法。

[←524]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2011年，第89页。

[←525]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2-273页。

[←526]

《北京晚报》，1987年2月23日。

[←527]

198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全国政协委员马永江发言。

[←528]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简史》，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52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530]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531]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5页。

[←532]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

[←533]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2001.03.

[←534]

《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大事记，第47页。

[←535]

丁大华：《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文史精华》2008年第一期。

[←536]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08、110页。

[←537]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233页。

[←538]

十世班禅大师：《七万言书》，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14年，第158、120页。

[←53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234页。

[←540]

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541]

首都工作组的其它任务是：负责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负责社会治安；清查民间团体和民间无线电收发，清理收缴私设电台；加强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外事保卫和清理华侨。

[←542]

彭真：“我们计划要把北京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引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东方红报》，1967年8月8日。

[←543]

米鹤都：《“破四旧”的表与里》，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544]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王友琴计算有误，当时北京城市人口465万人，被赶出10万人，其比例为2.15%，不是1.6%。

[←545]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54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547]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548]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作者自印本，第158页。

[←549]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 编著：《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2001.03.

[←55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178页

[←551]

中杰英：《右派送伪乡长》，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远方出版社，1998。

[←552]

《叶剑英同志接见北京13个艺术院校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第169页。

[←553]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第27页。

[←554]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５２－５３页。

[←555]

本节资料除注明外，均取自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09年第期。

[←556]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载于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9月编印的红卫兵大字报选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557]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558]

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559]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560]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德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6年，第125页

[←561]

李相：《北京大红罗厂二十号血案》，《南方周末》2000－03－31

[←562]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

[←563]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482页。

[←564]

董胜利口述，白磊记录整理：《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2004年10月3日，载《记忆》第10期。

[←56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5页、77页。

[←566]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567]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568]

过去一直把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这个通告把资产阶级也列入了打击对象，称为“黑六类”，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广大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就扩大了打击范围。

[←569]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和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570]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571]

杜钧福：《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载《记忆》第58期。

[←572]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燕南社区，2003年。

[←573]

北京六中北京公社:《刘邓路线在六中的滔天罪行》。

[←574]

孙言诚：《血统论与红色恐怖》，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575]

1966.12.17，《中央首长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江青陈伯达周恩来等

[←576]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577]

张光渝：《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0-64页。

[←578]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

[←579]

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发表了与中央文革不一致的讲话。

[←580]

张光渝：《告别元老》，第65-66页：联动“中央字003号通告”的内容，没有提“中央两主席”。

[←581]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582]

引自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217-218页

[←583]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175页。

[←584]

“十二月黑风”是指1966年12月发生的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小风潮，以“联动”为代表，人数不多，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585]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179页。

[←586]

张春亭：《我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的难忘往事 》，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587]

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话。

[←588]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180页。。

[←589]

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501页，1967年2月。

[←590]

《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获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供大批判用），1967年7月，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第20页。

[←591]

《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获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供大批判用)，1967年7月，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第21页。

[←592]

张文豹：《1966年四见陈丕显》，《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张文豹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593]

《韦国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０日。

[←594]

邓振新：《贵州文革大事集》（第五次增补稿）。

[←595]

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596]

除另有注明外，都引自杨大庆：《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597]

杨小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

[←598]

王碧峰：《中共湖南简史（1921—200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

[←599]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14-117页。

[←600]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１９６８年第６期。

[←601]

萧喜东：《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602]

《地下省委复辟记》，载《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

[←603]

《江渭清御用工具赤卫队罪行录》，《江苏红总》、《农奴戟》合刊，1968年1月3日

[←60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605]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第150页。

[←606]

戚本禹说：将刘、邓镇压群众的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首创者是关锋，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59、508页。

[←607]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42－43页。

[←608]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198页。

[←609]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44页。

[←610]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20-23页。

[←611]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5年，第100-105页。《戚本禹回忆录》第472页记载，朱成昭看望出狱后的戚时说：“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那时他心里，叶那边的分量比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听叶的。

[←612]

周恩来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613]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24页。

[←614]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42页、44页。

[←615]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５０－５１页。

[←6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617]

马恩成：《陶铸在1966》，《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618]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４７页。

[←6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34页。

[←620]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４７页。

[←621]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２版，第４８页。

[←622]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1966年10月23日》，载史实编《文革中的检讨书》，时英出版社，台北，2011年，第16-25页。

[←623]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1966年10月23日》，载史实编《文革中的检讨书》，时英出版社，台北，2011年，第116-123页。

[←624]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第二版）。

[←625]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6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1966年12日30日）。

[←627]

王锐：《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载《昨天》，2012年第10期。

[←628]

阎淮回忆说：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49页。

[←629]

刘菊芬，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

[←630]

任彦申，文革以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

[←631]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航红旗负责人。

[←632]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8页。

[←633]

郭建、王友琴认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的单位由造反派掌权，应当对迫害负的责任。如北京农业大学。

[←634]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8日。

[←635]

陶铸7月27日在卫生部的讲话。

[←636]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95、97-100页。

[←637]

何蜀整理：《李木森回忆》，《往事》32期。

[←638]

1980年代，白桦写电影剧本《苦恋》（拍成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受到批判。

[←639]

李逊：《革命造反的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856-865页。

[←640]

中共号召群众相互检举、揭发，检举、揭发材料都装在被揭发人的档案袋里，政治运动中，还要整理、收集被整者的材料，这些材料也装进被整者的档案袋里。造反派称这些材料为“黑材料”。

[←641]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南京大学也贴出了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匡亚明将270多个卷入大字报事件的老师、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和“右派”（溧阳分校事件）。这个情况被汇报到中央后，康生依据毛泽东对北大问题的处理意见作出裁决：南大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镇压反映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政，打倒匡亚明和打倒陆平、蒋南翔应该是同一种指导思想。也有人认为，搞匡亚明跟江苏省委江渭清有关系：北京抛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江渭清把匡亚明抛出来以保住自己。

[←642]

董国强：《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载《记忆》2011.8/总73。

[←64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一些小地主也挂上红布条参加革命。

[←644]

“三支两军”是毛泽东派出军队支持左派，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工业生产，对一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对大专院校学生实行军事训练。主要是支持左派，简称“支左”。

[←645]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1968年5月1日。

[←646]

《李作鹏回忆录》，第５９２页。王力的回忆是：主席讲：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２５１页。

[←647]

韩爱晶记录整理《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启之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独立作家，台北, 2014.03，第157页。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究室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第366页。

[←648]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究室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第366页。

[←6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参加寿宴的戚本禹说，毛祝酒时说的是：“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戚本禹回忆录》，第543页。

[←650]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第184-187页。

[←651]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60页。

[←652]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８２页。

[←653]

谷牧（1914-2009），文革前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文革中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文革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外开放。

[←654]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655]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656]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657]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658]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2月6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659]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660]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66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6 ，第22页。

[←662]

《王力反思录》（下），第６１页。

[←663]

毛泽东关于陶铸造问题的讲话，1967年1月8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664]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８２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没有收这一段话。《戚本禹回忆录》第550页说，他不记得这次寿宴上毛提到陶铸。

[←665]

陈敢峰，上海同济大学城建系学生，造反组织“同济东方红”负责人，文革中任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九大”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后被审查，下放到钢铁厂当工人。文革后被判刑8年。

[←666]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275页。徐景贤：《十年一梦》，2004年，第29页说是安亭事件后，工总司排座次王洪文要求大家报出身，以自己的优势得到了第一。

[←667]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297-298页。

[←668]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54-55页。

[←669]

陈伯达的电报长达1000字，恩威并用，真切动人，全文见《徐景贤的最后回忆》第55-57页

[←670]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41页。

[←671]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58页。

[←672]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58页。

[←673]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331页。

[←674]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62-63页。

[←675]

《王力反思录》（下），第５７－５８页。

[←676]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96页。

[←677]

顾训中：《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记忆》第66期，2011年1月14日.

[←67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6第16页；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199页说是16日；《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64页说是16日。

[←679]

徐景贤后来成为上海的第三把手，“四人帮”倒台之后，被判刑18年，2004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循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沙叶新：《参加徐景贤的遗体告别》。

[←680]

李剑钰，文革前是国棉31厂党委组织科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国棉31厂“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

[←681]

李逊：《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记忆》第31期，2009年4月30日。

[←68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15页。

[←683]

王玉玺，中共党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上海铁路局调度所任副主任，将602次列车停靠安亭是他调度的。后来是上海赤卫队负责人之一。

[←684]

《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104页。

[←685]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1页。

[←686]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2页。

[←687]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第22-23页。

[←68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30页。

[←689]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69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691]

主会场在人民大会堂，各分会场总人数80万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厅1967年1月24日印发稿，以及清华大学《锁妖风》战斗组速记整理稿。

[←69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第30页。

[←693]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第45页。

[←694]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第42页。

[←695]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696]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20页。

[←697]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第48页。

[←698]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699]

金春明：《大变动年代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年，第117-118页。

[←700]

据路阳研究，毛泽东“6月1日”称“北京人民公社”的说法不确，毛泽东首次提出“北京公社宣言”和其它类似的说法是在1966年的7月。路阳：《对“北京人民公社”名称由来的考察》。

[←70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702]

《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421页。

[←70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争》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3页。

[←704]

这句话来自1875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转引自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705]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

[←70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2003年，第1461页。

[←707]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02－203页。

[←708]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709]

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２页。

[←710]

1966年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到：“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王力回忆，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71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712]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09页。

[←713]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36页。

[←714]

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排位是；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军队干部）、徐景贤、王秀珍（工人代表）。王洪文地位上升，成为代理张、姚主持上海工作，直到王1972年9月上调中央工作。此后，上海工作主要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

[←715]

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王辉向本书作者提供的情况。

[←71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717]

杨继绳：《天津市经济工作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53期，1972年1月7日。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年10月21日。

[←7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2003年，第1461页。

[←719]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45页。

[←720]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93页。

[←721]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646-650页。

[←722]

毛泽东同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2003年，第1465页。

[←723]

刘少奇：《关于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0-472页。

[←724]

1963年7月31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有此数字。

[←725]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共产党志》，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221页．转引自向前：《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造反》。

[←726]

同上

[←727]

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转引自向前：《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72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4-155页。

[←729]

方园：《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于澳大利亚。

[←730]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1967年12月10日，

[←731]

李敦白（1921年——），美国人，1945年来中国支持支持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家，文革期间积极参与造反，被打成“国际特务”被关押，1979年回美国经商。

[←732]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320页

[←733]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73页、79页。

[←734]

关于上海经济主义风的內容，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李逊的《革命口号下的自主利益追求－－1967年发生在上海的“经济主义风”》，載於网络杂志《华夏文摘》1998年增刊第39期（总第158期）。

[←735]

上海市统计局编：《新上海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73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转引自“文革博物馆”321  《上海的"经济主义风"》（世纪中国）。

[←737]

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1967年2月15日。转引自“文革博物馆”321  《上海的"经济主义风"》（世纪中国）。

[←738]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396页。

[←739]

文革时期的传单：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革命群众、上海市南市区人民银行满江红革命造反团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电报，1967年1月6日。转引自“文革博物馆”321  《上海的"经济主义风"》（世纪中国）

[←740]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报》，（67）沪二商财王字第70253号，1967年6月6日。

[←74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4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43]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44]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45]

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红色造反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1967年6月27日。

[←74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讨论稿）》（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1967.03.17

[←74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4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749]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各产业局会议记录》，1967年2月27日。

[←75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1967年3月17日。

[←75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上海反经济主义大事记》，1967年3月17日，转引自宋永毅等文革资料库

[←752]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398页。

[←753]

张体学的书面检查，1968年1月18日。转引自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73页。

[←754]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748页。

[←755]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2011年，第51页。

[←756]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757]

《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35－237页。

[←758]

另据一位知情者说，叶剑英拍桌子是针对徐向前的。在军队“四大”的问题上，叶、聂和徐的态度是不同的。其实在整个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面对面地对江青发火是没有的，老帅们都很老道，不会得罪毛的夫人；文革中期，黄永胜跟江青面对面顶撞过，这里有林的支持，也有汪东兴的误导：汪总是说毛和江是两回事。一位知情者：《读李晓航文》，《记忆》第21期，2009年4月30日

[←75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194－197页。《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651-654页。

[←76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88页。

[←761]

《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38页。其中陈毅的话是高文谦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本书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版，第201页。

[←76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晚镜出版社，第26版，第20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126-127页。

[←763]

王广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载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764]

《2月16日怀仁堂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02、210页。

[←765]

《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39页。

[←76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76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1967年2月17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08页。

[←7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5页。

[←769]

《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40页。

[←770]

《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40－241页。

[←77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06页。

[←772]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第 98 页。

[←77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658-659页。

[←77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09－213页；《王力反思录》（下），第2版，第241页。

[←775]

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16页。

[←776]

这封信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16页。

[←777]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86-89页。

[←778]

杨继绳：《墓碑》下，香港天地图书第977页。

[←779]

安绍杰主编：《刘贤权将军》，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 331页。

[←780]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电子版。

[←781]

张震宇向机关干部作检查时讲的，见张江霖工作笔记。转此自孙言诚：《“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

[←782]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９１页。

[←783]

转引自余汝信：《 “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784]

安绍杰：《亲历青海“二二三”事件》，载《昨天》第70期。

[←785]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电子版。

[←786]

1967年4月10日下午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引自宋永毅主篇：《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首长讲话栏。

[←787]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584-585页。

[←788]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462页说：“调查完全是先入为主的，基本上只听‘八一八’的控诉，根本不听赵永夫等人的辩解。”但该书对“二·二三”事件的叙述，与本书上述介绍没有大的差别。

[←78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03.24；中发［67］110号

[←790]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电子版。

[←791]

吴迪:《“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792]

范硕：《三支两军的缘起与“七二零”事件的爆发》，《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9-460页。

[←793]

王科力、袁训会：《认识文革 反思文革（上）——共识网专访徐友渔》，2012-09-24

[←79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10.13

[←795]

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公安反到底》第7期，1968年2月26日，转引自何蜀《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

[←796]

刘国平：《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另据《万县志·大事记》记载，此次事件死亡33人。

[←797]

：“三字兵”是武汉保省委的红卫兵，名称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而造反派红卫兵名称前有“毛泽东思想”等，所以称保省发的红卫兵为“三字兵”。

[←798]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1967年12月1日。

[←799]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800]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0页。

[←801]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45页。

[←802]

王光宇：《我所知道的陈伯达》，载《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

[←803]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456页。

[←804]

刘国凯：《广州红旗的兴亡》，网络版，第70—137页。

[←805]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458页。

[←806]

国务院各部委分几个“口”，如“农林口”、“工交口”、“财贸口”等，由不同的副总理分管。“农林口”包括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及有关院校，由谭震林分管。

[←807]

胡平：《成都地区文革亲历记》。

[←808]

转引自周恩来1967年4月18日-19日在广东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809]

胡平：《成都地区文革亲历记》。

[←810]

高岗，陕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49年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说：“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当时，毛对刘少奇也不满意，曾向高岗透露了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高岗在高层散布了这些话。高岗的言行被认为是分裂党，1954年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高岗自杀身死。

[←811]

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812]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40页。

[←813]

《陈再道检查》1967年12月1日。

[←814]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第三版，第６１５页。

[←81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57页。

[←816]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53页。

[←817]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４５５页。

[←818]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第４１页。余汝信《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中认为，是林豆豆拿着钱信莎的东西向林彪反映，与陶斯亮没有直接关系。

[←819]

《邱会作回忆录》，第４５８页。本书作者当年在清华听江青也讲过这句话。

[←820]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第３版，第６２２－６２4页。

[←821]

根据毛泽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叶剑英不得不在全军各院校代表及驻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为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作出公开检讨。

[←822]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２月，第３版，第６２5－６２７页。余汝信资料：4日，全军文革小组院校组了解到大会要指名批判的有陈毅、叶剑英、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当晚，周恩来、康生、江青、萧华、杨成武等再次接见大会筹备处全体人员，对他们召开大会竭力进行劝阻，并力求将其注意力引向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以保护陈毅、叶剑英。

[←823]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95－497页。

[←824]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４９６页。

[←825]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95－497页。

[←826]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版，第647页。

[←827]

张金昌：《往事回叙》，北京时代文化发展公司出，2012年，第63-64页。为什么要整李聚奎等人？《邱会作回忆录》第524页解释说：“1966年9月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讲贺龙问题时，顺便点了李聚奎、饶正锡是彭黄漏网分子。”

[←828]

唐光学回忆录：《青春似火夕阳更红》，2012，第172-175页，张金昌《往事回叙》，2012年，第64页。2016年1月13日，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给本书作者说：“造反派开了个会认为已经没有退路，不打倒邱运动后期自己就是反革命，现在只有拿生活问题把邱搞臭。他们找到这个保姆，把她关不起来，威胁她，并教他怎么编瞎话，让她在大会上发言（她也发了），控诉邱会作调戏她。没出一个月，林彪、主席、中央又保了邱，总理还来讲话。这个保姆又说是被逼的，自己污蔑了邱部长。”

[←829]

唐光学回忆录：《青春似火夕阳更红》，2012，第208页、209页。《邱会作回忆录》第519页就此辩解说：“邓小平这些人为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谣言的。他们一方面整肃反对过他们的‘三种人’，同时又捞起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作为工具来打击我们。”邱会作认为张金昌等人是“三种人”。什么是“三种人？请见本书第29章。

[←830]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535页。

[←831]

唐光学回忆录：《青春似火夕阳更红》，自印本，2012，第225、235、247页。邱会作回忆录中否定他整了这么多人，他说：“三个造反组织合起来有千余人，······对他们的处理，受到纪律得分的，包括处理错了的为数是不多的。后来公审时起诉书造了无数的谣言。”《邱会作回忆录》下，第519页。

[←832]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第大版，第６４８页。

[←833]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66页。叶剑英断指有三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上，陈伯达批评军队后，叶和陈伯达争论拍桌子，见《吴法宪回忆录》，第６５２页。还有一种说法是在１９６７年大闹怀仁堂时拍桌子。本书作者曾就此事问叶的养女戴晴，她也说不清楚。

[←834]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56页。

[←835]

《陈再道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

[←836]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三版，第641－642页。

[←837]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27－528页。

[←838]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83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501页说200多人受伤，数十人重伤。

[←839]

白而强：《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840]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28页。

[←84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第529页。

[←842]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85页。

[←843]

程光：《心灵的对话》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403页。黄永胜之子黄春光2016年1月12日对本书作者说，上海二医大从上海搬到西安，不是为了镇压造反派，而是为了防止派性，因为在原地和地方上群众组织纠缠的派性太多，换过地方就摆脱了派性纠缠。

[←84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6-287页。

[←845]

白而强：《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846]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邱会作回忆录》第540页说先后派出“三支两军”近三百万人。另有资料称：至１９７１年底，全军有２２万余名干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刘志青：《“9·13”事件后军队的揭批运动》，《党史博览》2005年第7期。

[←847]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７页。

[←848]

《毛泽东年谱》6卷，第75页。

[←849]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541页。

[←850]

1967年7月17日成立的中央军委4人小组，又称看守小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吴法宪任组长。它是军委办事组的前身，任务是负责看管总政和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85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５３９－５４０页。

[←852]

杨成武倒台后，这位福建战士又被请回部队。据说毛对战士的信有批示。

[←85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543－544页。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7页。

[←85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46页。

[←855]

《邱会作回忆录》，第546页。《吴法宪回忆录》第713-714页说《两条路线斗争史纲》，还说只提毛、林、江三个人，没有周恩来，是江青不让写周恩来。

[←856]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433页。

[←857]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433页。

[←858]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549页。

[←859]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549页。另有一种说法是，北京弄到一些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材料，放在杨成武那里，一直未动，江青为此大发脾气，说：“你想放长线钓大鱼吗？”，见于南《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十年后的评说》，第82页

[←860]

另一种说法是，杨成武秘书接到空军机关的人写的匿名信，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胡作非为的丑行。杨把信转给了林彪。这封信最后转到了周宇驰等人手中。周宇驰等人分析笔迹，是余立金秘书写的。他们就诬陷余的秘书和杨成武女儿有不正当的关系。见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第117-124页。林彪集团垮台后董保存访问过杨成武，显然这是杨成武的说法。

[←86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１７－７２１页。

[←86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8页

[←86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554页。

[←864]

陈虹：《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865]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２２－７２３页。

[←866]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２7页。

[←867]

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4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868]

《中央首长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江青、陈伯达1967年3月24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869]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556－557页。

[←870]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程光《心灵的对话》第177页说，中央警卫团剪杨家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徐家的电话线，从面引起了徐家警卫员的误会，以为中央要清算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

[←87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２５页。

[←872]

黄正：《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35页。

[←87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559页。

[←874]

程光：《心灵的对话》，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

[←875]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14页。

[←876]

李传俊:《我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转引自《往事》第115期，2012年7月3日。

[←877]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24页。

[←878]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91页。

[←87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57页

[←88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65页。

[←881]

１９６７年《红旗》杂志第３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修改，2月3日发表。

[←882]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1月第2版，第256页。

[←883]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供的数字。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闭幕式上的讲话，又说武斗死亡23.7万人。

[←884]

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591页。

[←885]

“5·16”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中间就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思。

[←886]

文革中的“大串连”从1966年9月开始，1967年夏、秋两次叫停，但到1967年底才停止。

[←887]

杨继绳：《1972年：全国军队大搬家》，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 4期。

[←88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0页。

[←889]

《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249页第262页。这组数字是潘下台以后反对他的人统计的，可能有夸大。

[←890]

康生在1969年12月27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传达。

[←891]

周恩来第四次接见武汉造反派领袖时的讲话，1969年5月27日。

[←89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

[←893]

徐正全：《雪地足迹》，转引自《昨天》2012年第7期。曹承义初稿，钏逸整理：《非欣交集话文革》第5-6页。

[←894]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895]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

[←89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册，南方出版社，海口，1999年，第359页。

[←897]

张建成：《岁月留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4年，序，第3页。

[←898]

徐正全：《雪地足迹》，转引自《昨天》2012年第7期。

[←899]

武汉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商欣仁认为，“职工联合会”虽是保皇派，但比较守纪律，比较温和。和后来由武汉军区陈再道支持组建的“百万雄师”保皇派组有很大区别。

[←900]

下山“摘桃子”是毛泽东1945年批评蒋介石的话。他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了，就下山“摘桃子”。

[←901]

周恩来1967年7月14对陈再道的谈话，见《陈再道的口头检查》1967年１２月１日，引自史实编《文革中的检讨书》，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51页。

[←902]

“红武兵”，即“红色武装基干民兵”，一号头头俞文斌是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由于省军区及市人武部的支持，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手上都有枪。“百万雄师”就是“红武兵”发起的。一号头头也是俞文斌，市武装部派两名两名警卫战士24小时保卫他。

[←903]

“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因为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中闹得最厉害。1967年春夏，全国各地造反派都反抗当地的“谭震林式人物”——当地镇压造反派的军政领导人。

[←904]

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905]

曹承义初稿，钟逸整理：《非欣交集话文革》第34页。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中说，指挥这场武斗的“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说死了23人。

[←906]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907]

王海光：《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序》。

[←908]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909]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910]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911]

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和杜文革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贴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1967年6月11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贴出理论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等。

[←912]

抄自我当年的日记。这段话当年对我有很深的触动——本书作者。

[←913]

著名作家方方为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书所作的序言。

[←914]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

[←915]

曾思玉、张体学都说过60万。

[←916]

这一段内容依据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香港，除关键数据外，不再注明页码。

[←917]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44页。

[←91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6页。

[←919]

这一节的资料来源除注明外均系采用何蜀先生的《重庆武斗大事记》和他的专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

[←920]

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副秘书长李止舟、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

[←921]

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公安反到底》第7期，1968年2月26日，转引自何蜀《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

[←92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1967.09.05；中发［67］ 288号。这具文件在全国各地张贴。

[←923]

转引自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2010年，第303页。

[←924]

雨点：《重庆文革武斗为什么那样暴烈》（文革武斗发生44周年祭）。

[←925]

这一节的资料来源除了已注明外都来自《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926]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引自《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第73页。

[←9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47页

[←928]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引自《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第565-572页。

[←929]

被调走的是55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支持“4·22”挨整，跟军长一起支持“4·22”的文化科长宁国学被隔离审查两年七个月，不让家属见面，直到“9·13”事件以后才解脱——宁国学夫人（承德党校校长）2012年11月5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向本书作者介绍。

[←930]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931]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电子版第51页、52页。

[←932]

李向阳，一部电影中虚构的抗日英雄，他率领部队抢夺日本人的战略物资。

[←933]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5日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934]

晏乐斌：《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未刊稿。

[←935]

中纪委中级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936]

徐　勇：《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派》。

[←937]

转引自黄家南:《壮乡悲歌——广西文革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9页

[←938]

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1976》，1987.05.11

[←939]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三：桂林“8·20事件”的情况调查》1981年7月6日，这个调查报告把“8·20”事件的责任推给了调查时已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黄永胜身上，似有为韦国清开脱之嫌，当时韦国清正受到邓小平的重用，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940]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941]

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1976)》，1987.05.11

[←942]

晏乐斌:《广西文化大革命——参加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此文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引用的是晏乐斌给本书作者的原稿。

[←943]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六：来信来访摘要》

[←944]

中纪委中级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945]

王海光：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武汉“7·20”事件实录》序

[←946]

“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因为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中闹得最厉害。1967年春夏，全国各地造反派都反抗当地的“谭震林式人物”——当地镇压造反派的军政领导人。

[←947]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948]

曹承义初稿，钟逸整理：《非欣交集话文革》第34页。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中说，指挥这场武斗的“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说死了23人。

[←949]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电子版）

[←95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２２７页，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陈再道认为，周恩来只让谢富治到武汉，王力连夜和关锋电话密谋，硬要到武汉，陈再道：《武汉 7·20事件始末》，转引自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第514页。

[←951]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592页，《王力反思录》（下）第252页。

[←952]

陈再道认为，让刘丰接机不让他和钟汉华接机是中央文革和吴法宪的阴谋，违反了周恩来的意愿。见陈再道：《武汉 7·20事件始末》，转引自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第514页。

[←953]

《王力反思录》第二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954]

《王力反思录》第二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

[←955]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2-593页。

[←95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00-101页。

[←957]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592页。

[←958]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

[←959]

即丑化造反组织的图片，大量印发散发。

[←960]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7月18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2006年。《王力反思录》第２版（下）第252－253页也有相同的内容。

[←961]

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中说：“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

[←962]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

[←96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02页

[←964]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4页，《王力反思录》，第253页

[←965]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1967年１２月１日），载史实编《文革中的检讨书》，时英出版社，台北，2011年，322页；《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3页也有武汉军区统一口径的记载。

[←966]

钟汉华的检查：“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７２０’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根据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１日下午，在湖北省学习班全体人员大会上两次检查交待记录综合整理，整理稿经本人同意。

[←967]

徐海亮：《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观点》，载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出版社，2010年，第466页。

[←968]

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969]

在水院亲历者徐海亮认为，王力没有在群众中讲“四点指示”。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也认为王力在水院没有明确讲“四点指示”。王力向中央也否认他讲了“四点指示”。

[←970]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陈再道认为：“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7·20’事件的导火线“，陈再道：《武汉 7·20事件始末》，转引自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第515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533页说，查阅王力讲话记录得知，王力支持造反派，但未具体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方针。

[←971]

金春明教授2011年7月10日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和王友琴的谈话。

[←972]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

[←973]

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1967.07.25，见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第二版）

[←974]

徐海亮：《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观点》，载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出版社，2010年，466－467页。

[←975]

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976]

多年后，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说：7月17日晚，“省直联司”的一号头头杨以才（文革前为省监察厅办事员，文革后为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把我拉着就走，开车到东湖，他神秘地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你要去见见。还说毛主席也要见见你。——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977]

张根成，部队团级干部，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文革中调任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文革后在秦城关押7年。

[←978]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本书此自电子版，下同

[←979]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980]

余言《也说“7·20事件”中的“８２０１”－－致余汝信先生》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枫华园》，文革博物馆（Bwg535）

[←981]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58页

[←982]

徐海亮：《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观点》，载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983]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654页。

[←984]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2011年，第253－254页。

[←985]

余言《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８２０１”－－致余汝信先生》2005年2月25日《枫华园》，文革博物馆（Bwg535）

[←986]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

[←987]

徐海亮：《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观点》，载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出版社，2010年，第471页。

[←988]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989]

张春亭：《我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的难忘往事》，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990]

另一说法是，王力在武汉东湖客舍被抓后，随王力一起从西南到武汉的“北航红旗”女红卫兵尹聚平打电话向“北航红旗”韩爱晶报告，韩立即报告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立即通知周恩来、江青、林彪等。中央才在人大会堂开会商议对策。《戚本禹回忆录》，第651-653页。

[←991]

《吴法宪回忆录》，第６８４－６８５页。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回京当晚就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间似乎不确，因为周恩来晚11点半从武汉起飞，到北京已凌晨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说是20日是可信的。

[←992]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3页，

[←993]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653页。

[←994]

钱嗣杰顾保孜：《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1964-1968》，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

[←995]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3页，

[←996]

《邱会作回忆录》，第533页，吴法宪回忆是２０日下午２点多到武汉，《吴法宪回忆录》，第６８７页。飞机是吴法宪安排的，邱会作是乘飞机的，还是邱会作的可信。

[←997]

徐海亮：《720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

[←998]

《吴法宪回忆录》，第６８７页。

[←999]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刷，第154页。

[←1000]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4页，

[←1001]

顾保孜钱嗣杰：《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1964-1968》，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59-261页

[←1002]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4-535页，徐景贤回忆，毛是7月21日凌晨两点到达上海的，见《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15页。

[←1003]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5页。

[←1004]

荣根：《武汉“7·20零”事件40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1005]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6页。

[←1006]

陈再道说是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让飞机在空中绕圈，陈再道：《武汉 7·20事件始末》，转引自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

[←1007]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6页。《王力反思录》（下），第255页，据王广宇回忆，欢迎队伍只有几千人，王广宇：《“7·20”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记忆》第16期。

[←1008]

王广宇：《“7·20”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记忆》第16期。

[←100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04页。

[←1010]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

[←1011]

《邱会作回忆录》，第532－535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540页。

[←1012]

商欣仁彭祖龙：《撒向人间都是怨——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纲要实录》（电子版）。

[←1013]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化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89页。

[←1014]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1015]

《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3年，第223-224页。

[←1016]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1017]

《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8月28日。原载东方红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蓉城快报》第1期，1967年9月。转引自《昨天》，2012年第3期。

[←1018]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

[←1019]

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同共进》2013年第4期

[←1020]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558页

[←1021]

王力讲话时外交部专业速记员叶纪文记录，转引自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19-121页。

[←102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67页。

[←1023]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102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41页。

[←10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26页。

[←10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3页。

[←10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28页。

[←1028]

阎长贵：《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阎长贵当时任江青的秘书，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回忆录》第664页也谈到王、关被抓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1029]

韩素英：《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72页。

[←1030]

《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8——260页。

[←1031]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石元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1032]

王海容，毛泽东的表姪孙女，外交部官员，是当时能见到毛泽东的少数人之一。

[←1033]

宗道一：《“王八七讲话”和外交部“夺权”闹剧》，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版，第242页

[←1034]

《李作鹏回忆录》，第６０１页。

[←1035]

顾训中：《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九一三”事件40周年访问朱永嘉》《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第70页、第73页。

[←103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1967.06.06；中发［67］178号。要求“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0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5-390页。

[←1038]

程光：《心灵的对话》第158页。

[←1039]

陈再道说是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接见钟汉华说“我对不起你们，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一箭双雕，通过“7·20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陈再道：《武汉 7·20事件始末》，转引自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第524页。陈再道和丁盛说的可能是一回事。

[←1040]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36页。

[←1041]

王力说，清查“5·16”全国搞了1000万人，抓了350万人，成了文革中整人最多的冤案，《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1042]

金春明在他家中同杨继绳和王友琴的谈话，2011年7月10日。宋任穷回忆说，清查“5·16”的档案在中组部，见《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8，第77－78页）。

[←1043]

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1044]

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1045]

所谓“12月黑风”是指1966年12月出现的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的一股风。如，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等。

[←1046]

引自宋永毅主篇：《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047]

王广宇：《“5·16”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37-145页。

[←1048]

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1049]

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1050]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486-487页。

[←1051]

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的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95页。

[←1052]

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1053]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对大学红代会、工代会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话，1967年8月11日。

[←1054]

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等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1967.09.01。

[←1055]

中发［67］306号，1967年9月23日。

[←1056]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是全国批判的对象，称为“黑《修养》”。

[←10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第401-405页。

[←1058]

运动初期，外交部党组将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等打成反党分子。批资反路线时，解放了陈家康等人。以后陈家康就站在造反派一边，他揭发：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周恩来骂陈家康此举是“跳梁小丑”，是“坏人”。

[←1059]

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060]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年1月24日晚8点30分至25日凌晨零点40分，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061]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1970年11月1日。

[←1062]

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1063]

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1064]

施义之《我在公安部十年》第18-19页写道：1967年“7·20”事件后谢富治一行从武汉回来，在公安部的欢迎大会上，谢富治在讲话中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谢富治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1970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大家对这个口号意见很大。为此，李震执笔以部领导小组的名义请示毛主席。毛指示：“‘砸烂公检法’这个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本来是毛提出来的，却作为“5·16“的罪行。

[←1065]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1066]

谢家祥：《我的检查和交代》，1972.06.20（谢家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067]

宋以敏：为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书写的《写在前头的话》。

[←1068]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5页。

[←1069]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5页。

[←1070]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6页

[←1071]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359-360页

[←1072]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19-223页

[←1073]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13-214页

[←1074]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258页；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第224页说“总计抓出了1500-1700名‘5·16’分子”；《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第312、361-362页。

[←1075]

“农林口”包括农业部、林业部、水产部、农垦部，国务院农办等以及相关院校和科研单位，谭震林副总理是农林口负责人。

[←1076]

农大东方红是造反派组织，原来是要求为秦化龙平反的，听了中央领导讲话以后主动揪秦化龙。

[←1077]

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6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第二版）》。

[←1078]

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5·16”运动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8-17 08:32。

[←1079]

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1970.11.29，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080]

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5·16”运动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8-17 08:32。

[←1081]

本节内容资料来源除了注明以外都来自陈其阵：《我经历的粮食部清查“5·16”》，《炎黄春秋》2010年了，第10期。

[←1082]

当时干部级别从1级到25级，数字越小级别高，13级以上为高级干部。

[←1083]

廖祝南：《“我经历的粮食部清查’5·16’”一文补漏》，廖祝南给《炎黄春秋》杂志的信，未刊登。

[←1084]

潘梓年（1893—1971年）江苏宜兴人，1927年3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1085]

吴传启、林聿时文革前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成为学部的造反派。

[←1086]

孟祥才：《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1087]

杜钧福：《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载《记忆》2009年8月13日第20期。

[←1088]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1967年12月10日。

[←1089]

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

[←1090]

《关于对广西“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平反的决定》，桂发[1983]37号，1983.06.22；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1983,6,15

[←1091]

“4·11”是反对李再含的一派群众组织，省革委会对其残酷镇压，提出“八月踏平”的口号

[←1092]

黑会是指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文艺界造反派的一个会，黑戏是天津话剧团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一砸”是砸烂公检法。

[←1093]

“三查”：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的活动。后来被当权者搞乱了，凡是他们认为要查的都进行打击。

[←1094]

蔡文彬：《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昨天》，2012年第9期。

[←1095]

二七厂老工人联名反映徐铠的冤案，2008年8月24日。

[←1096]

王春南：《终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5·16”运动》，载《昨天》第47期

[←1097]

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35页；《江苏省志·中共志》，2002，第320页；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098]

丁群：《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转引自王春南：《终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5·16”运动》

[←1099]

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235页

[←1100]

南京会议资料汇编，1974，第44页

[←1101]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董国强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全校大概有1100多人被列入“5·16”审查名单，有359人被定性为“5·16”分子，有248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158人被关押审查，有20多人被整死，见董国强等：《蒋广学教授访谈》，载《记忆》第30期;

[←1102]

董国强：《王继志教授访谈》，

[←1103]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04]

另据资料，揭发吴大胜的人不是泄愤，而是被整得神经错乱，见董国强等：《蒋广学教授访谈》，载《记忆》第30期

[←1105]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06]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07]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08]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09]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10]

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111]

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1112]

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1113]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说：“清查‘5·16’徐州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1114]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1日。

[←1115]

指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这些人共2000多万（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按每人有3-4个家属计，共有6000万到8000万人。

[←11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09页。

[←1117]

摘自本书作者1968年2月9日采访记录。

[←1118]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

[←1119]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1968年5月1日。

[←1120]

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1968.10.05晚，人民大会堂，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121]

谢富治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上谈清理阶级队伍，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1122]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谈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5月28日，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1123]

“六厂二校”：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1124]

夏俊生：《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下面揭露《报告》造假内容均引自此文。

[←1125]

二七厂老工人联名反映徐铠的冤案，2008年8月24日

[←1126]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小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征求意见稿]》，1987年，转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127]

《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1989）》，当代中国出版社，第265页。

[←1128]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07─09。

[←1129]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130]

《江苏省志·中共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131]

李秉铎：《清查敌伪档案》。李秉铎参加了四川清理敌伪档案工作，他给《炎黄春秋》投了此稿，稿件没有被录用，这里采用了他的数字，在此致谢。

[←1132]

丁抒：《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605页。

[←1133]

丁抒：《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607页。

[←1134]

转引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尼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65页。

[←113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1136]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13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7-658页。

[←1138]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194页。

[←1139]

《江苏省志·中共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318页。

[←1140]

《高邮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1141]

《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６页。

[←1142]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中国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1143]

《广州市志·卷一·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9年，第479页。

[←1144]

《河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1145]

《广东省志·政治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28-229页。

[←1146]

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1976)》(绝密)，1987.05.11

[←1147]

《陕西省志·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页。

[←1148]

《甘肃省志·第一卷·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1页。

[←1149]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150]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2001年3月，转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151]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石家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 — 1978.12)》，1997年3月，转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152]

《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251页。

[←1153]

吉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些情况》，载《保卫工作情况》和15期，1968年10月21日。

[←1154]

《长春市志·公安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7页。

[←1155]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678页。

[←1156]

《台安县志》1981年版,第１３６至１３７页。

[←1157]

吕达芳：《一家七口集体自杀迷案》，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76-85页。

[←1158]

《当代江西简史》,200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转引自姚蜀平：《鲜为人知 68年民办枪毙：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

[←1159]

汝其：《支左日记（1967—1968）》，原载《天涯》1999年第一期。

[←1160]

《江西省志·江西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351页、353页。

[←1161]

《万年县志》，1982年版，第２５５、２５８页，《万年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无此内容。

[←1162]

《贵溪县志》，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1163]

《上饶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164]

《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大事记，第47页。

[←1165]

《龙南县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1166]

《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1167]

《云南省志·卷56·公安志》，云南人民出版社，大事，第37页。

[←1168]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资料)，2005年5月18日。

[←1169]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44、145页。

[←1170]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76-177页。

[←1171]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79页。

[←1172]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99-180页。

[←1173]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80-181页。

[←1174]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201-205页。

[←1175]

《正宁县志》1986年版，第582页。

[←1176]

《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２８６页。

[←1177]

《掘港镇志》1989年版，第９３页。

[←1178]

《泉港镇志》1986年版，第19页。

[←1179]

《攸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版，第３９页。

[←1180]

《阳朔县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页。

[←1181]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182]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591页

[←1183]

《当代中国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６９页。

[←1184]

杜钧福《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载《昨天》，2015年10月30日第59期。

[←1185]

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1978.04.08

[←1186]

同注71.

[←1187]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188]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４４１页。

[←1189]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1190]

毛泽东说过，要团结干部中的95%和群众中的95%，简称“团结两个95%”。

[←1191]

于峰华：《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2 期。

[←1192]

《崇义县志》第２６页

[←1193]

《和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１９８６年，大事记，第25页

[←1194]

《和平县志·政府志》，1986年，第33页

[←1195]

金汕：《容国团之死》，《历史在这里沉思》第六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1196]

方守玉：《上官云珠的艺术和婚姻》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６至９１页

[←1197]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198]

宋克力：《石油河在哭泣》，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91-298页

[←1199]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1200]

徐　勇《韦国清屠杀广西“四二二”派》，

[←1201]

“旗派”是广东省的造反派，与其对立的偏保守的是“东风派”。

[←1202]

晏乐斌：《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未刊稿。

[←1203]

此案资料来源：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

[←1204]

滕海清：《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1968年12有2月22日。

[←1205]

阿拉腾德力海编著：“《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续编》，2008年9有编印。

[←1206]

卜伟华在《砸烂旧世界》第103页提出另一种说法：1964年“四清”运动中曾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印发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即1935年12月20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和宣言，在国民党统治的条件下，这个宣言提出内蒙实行民族自治。前门饭店会议就以这个宣言为据，说乌兰夫搞民族分裂。

[←1207]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7页、第10页。

[←1208]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前言，第4页

[←1209]

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致黄克诚的信，1981年8月1日，转引自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236页

[←1210]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85页——98页

[←1211]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649页

[←1212]

内蒙古《全区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第11期，1978年6月8日

[←1213]

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简报第3期，1978年8月5日编印。

[←1214]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119页

[←12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1216]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载宋永毅等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746页

[←1217]

舍那木吉拉：《我的人生足迹》，自印本，2012年，第104页。

[←1218]

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1969.05.22；中发 [69] 24号。

[←1219]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316页。

[←1220]

阿拉滕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第249页。

[←1221]

“二黑一砸”：1967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被称为黑会，1967年天津话剧团编演了《新时代的狂人》（歌颂反刘少奇的湖南人陈里宁），被称为黑戏，还有“砸烂公检法”

[←1222]

1978年5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孙福田发言第４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９６至２０４页。

[←1223]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24]

当代广东研究室编：《岭南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1225]

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团结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第２６１页

[←1226]

《凌源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２４、４１６页

[←1227]

《密云县志》（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０页。

[←1228]

《山东四十年纪事》，1989年版，第１３８页。

[←1229]

《山东四十年纪事》，1989年版，第１３８页。

[←1230]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231]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2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7页

[←1233]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共识网2010-01-20 20:04

[←1234]

丁抒：《风雨如磐的日子：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载《华夏文摘》３４３期（２００３年增刊），１－１４页

[←1235]

丁抒《文革死亡人数一家之言》，引自白磊：《我们应该怎样记忆历史——“一打三反”四十周年反思》

[←1236]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6页

[←1237]

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1月24日。

[←1238]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1239]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1240]

方子奋：《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共识网，2010-01-20，方子奋说“三六公判”是第一次，实际上2月12日杀了查金华。

[←1241]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23页。

[←1242]

《广东省志·政治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1243]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

[←1244]

程超魏皓奔主编《浙江文革纪事》，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

[←1245]

哈尔滨档案馆：《哈尔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大事记》，1988年2月。

[←1246]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

[←1247]

《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1248]

《长春市志·公安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1249]

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

[←1250]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石家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 — 1978.12)》，1997年3月，转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1251]

谢声显：《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共识网2014-03-26。

[←1252]

《西安市志政治军事卷》，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73页

[←1253]

白磊：《我们应该怎样记忆历史——“一打三反”四十周年反思》。

[←1254]

张郞郞：《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1255]

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载《历史在这里沉思_1966-1976年记实》（三），华夏出版社，1986年，北京，253-282页。

[←1256]

蔡金刚：《大校右派蔡铁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1257]

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记忆》2010年9月13日第16期总第57期。

[←1258]

燕树桂：《因言丧生的老教授》，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4页。

[←1259]

刘玉：《写信写出死刑犯》，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2页。

[←1260]

吴铁宣：《轰动全疆的忻元华“反革命案纪实》，载韩尚于编《文革沉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53-64页。

[←1261]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８３４１部队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中介绍，工人们说：“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从此，“早请示，晚汇报”等荒唐活动风麾全国。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说：“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262]

田大业吴兆麟《湘西“特一号”案始末》，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第25至32页。

[←1263]

邓正新：《贵州文革大事集(第五次增补稿)》，电子版。

[←1264]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265]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4年，第46页。

[←1266]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第253—255页。

[←1267]

黑格，美国前国务卿，1972年1月，黑格率领先遣人员飞往北京，为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打前站。

[←1268]

张　敏：《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载《民主中国》１９９９／３。

[←1269]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大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７页。

[←1270]

陈川：《共大血案》，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3-42页。

[←1271]

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315页。

[←1272]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刑事判决书》，1970.03.28; (70) 军刑字第29号。

[←1273]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2013年08月07日星期三新京报。

[←1274]

钱榕：《编书被判20年》，载韩尚于编《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178——183页。

[←1275]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1276]

丁抒：《风雨如磐的日子：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载《华夏文摘》３４３期（２００３年增刊），１－１４页。

[←1277]

方子奋：《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记忆》2010年9月13日第16期，总第57期。

[←1278]

1978年5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周而复发言第１-１０页。

[←127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17页。

[←1280]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第10版（2012年），第78页。

[←1281]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第10版（2012年），第 81页。

[←1282]

苏　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1283]

本节资料除注明出处外，均取于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遇罗文：《北京大兴文革屠杀调查》，网文2010年5月4日

[←1284]

生产大队负责治安的专职人员，直接对公安局负责。有的地方称为治保主任。

[←1285]

《戚本禹回忆江青》一文中说：“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1286]

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1287]

有的大队还有治保主任、共青团书记参加，称为“六巨头”。

[←1288]

“双抢”：抢收夏收作物，抢种秋季作物。为了不误农时，要在几天之内完成。

[←1289]

“红色保险箱”是当年党组织教育出身好的人的常用语，提醒他们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1290]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熊天苟套毛泽东的话，但把峨眉山错说成鹅毛山。

[←1291]

此节除另有注明外都引自汝其：《支左日记（1967—1968）》，载《天涯》1999年第一期。

[←1292]

这一节的资料来源除了已注明外都来自《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1293]

晏乐斌:《广西文化大革命——参加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此文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引用的是晏乐斌给本书作者的原稿。

[←1294]

中央纪律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1295]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1296]

《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７页。

[←1297]

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

[←1298]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15日。

[←1299]

中纪委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六：来信来访摘要》

[←1300]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人当中，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

[←1301]

这一节资料除了注明外均取自周康：《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1302]

人民论坛：《云南“沙甸事件”概述》。

[←1303]

陈宝德李学超：《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304]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大学十名学生时的谈话，本书作者是十名学生之一。

[←1305]

谢富治将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遂向全国进行了推广，由此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

[←130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6年版，第19-29页。

[←1307]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68年10月13日。

[←130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1309]

阎长贵:《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第119期。

[←1310]

阎长贵：《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全国重大党史题材写作笔会”上的发言。

[←1311]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一卷，华夏出版社，第16-17页。

[←1312]

阎长贵：《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重大党史题材写作笔会”上的发言。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页。

[←1313]

即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3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97页。

[←1315]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64-165页。

[←1316]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24页。

[←1317]

雷颐：《毛泽东评点【多余的话】：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

[←1318]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红色参考》，2015年7月29日。

[←1319]

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转自雷颐：《毛泽东评点【多余的话】：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

[←1320]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队的文件，1968.11.28；鲁革发[68]第306号）。

[←1321]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1322]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释145

[←132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1324]

高岗，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建国后任国家副主席，1954年因反对刘少奇，在受批判中自杀身亡。

[←1325]

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忆高岗同志》，大众文化出版社，北京，2010，第87-88页。

[←13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93-94页。

[←1327]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328]

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329]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有限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2页。

[←1330]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331]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

[←1332]

高岗之女李洁同杨继绳谈话，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在《炎黄春秋》编辑部。2001年10月4日，高岗秘书赵家梁同本书作者也谈到这件事，见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评论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3年，第98页。

[←1333]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刘少奇1925 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之八：反革命分子杨剑雄1952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

[←1334]

《戚本禹回忆录》第512页称：1952年全国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杨剑雄在长沙被捕，他写信给刘少奇求救，信中谈到当年旧事。刘少奇在信上批示，说没这回事，要当地政府将杨剑雄立即处决了。

[←133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133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1337]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10月26日。

[←1338]

卫恒、王大任、王谦。

[←1339]

吴冷西、朱穆之、王敏昭。

[←134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47-248页。

[←134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50-251页。

[←1342]

程光：《心灵的对话》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91-192页。

[←1343]

李根清:《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炎黄春秋》，2014年2期。

[←134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00页。

[←1345]

《邱会作回忆录》，第601页，程光：《心灵的对话》，第194页。

[←1346]

黄峥：《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1347]

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1348]

程光：《心灵的对话》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1349]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8.10.17，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350]

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1月29日萧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四位元帅严厉批评了军事院校的造反派。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1351]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1968.10.载宋毅主编《中国方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352]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71页。

[←1353]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1354]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135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09页。

[←1356]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50页。

[←1357]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10页。

[←1358]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11页。

[←1359]

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的发言。

[←1360]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

[←136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1362]

同上，第237页。

[←1363]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136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1365]

熊向晖：《毛泽东主席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53页。

[←1366]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37页。

[←1367]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38页。

[←1368]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谈话，1969年，3月12日、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38-1539页。

[←1369]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210-212页。

[←1370]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37页。

[←1371]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40页、第144页。

[←1372]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40页。

[←1373]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41页。

[←1374]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0－271页。高书说是毛在3月7日讲的，不对，可能是在3月中旬到九大前。

[←1375]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998年版，第11-18页。

[←1376]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213--215页

[←1377]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741页、742页。

[←1378]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47页。

[←1379]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1380]

陈伯达的秘书回忆，正式选举前有预选，预选时江青得了全票，她很得意。正式选举时陈伯达没有投江青的票，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43-144页

[←138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４４页。

[←1382]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45页。

[←138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47页。《吴法宪回忆录》第745页认为，周恩来将查选票的事告诉毛泽东，毛听了没有说话。

[←138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47页。

[←1385]

九大毛泽东讲话录音记录稿，1969.04.1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386]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1387]

1969年夏天以后，中央文件中署中央文革越来越少，直到1969年9月12日，中央文革最终停止运作，麦克法夸尔：《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文版，星克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300页。

[←1388]

程光：《心灵的对话》，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1389]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0页。

[←1390]

黄正：《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

[←1391]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14页。

[←1392]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0页。

[←139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0－651页。

[←139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1－652页。

[←139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0-681页。

[←1396]

黄正：《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57-258页。

[←1397]

《邱会作回忆录》，第578－579页。

[←1398]

《邱会作回忆录》第611页。

[←1399]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６５１－６５６页。

[←1400]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42-643页。

[←140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6－657页。

[←1402]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7-658页。邱会作可能忘了谢富治。

[←140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58页。

[←140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52面。

[←140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81页。

[←1406]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82页。

[←1407]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2011年，第288页，

[←1408]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45页，《吴法宪回忆录》第754页也有江青的谈话，两本书大同小异。

[←1409]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44-646页。

[←1410]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3页，《吴法宪回忆录》第六５３－７５６页，也讲到这件事，大同小异，基本一致。

[←141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同版社，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３版，第７５６页。

[←1412]

刘志男：《邱会作同志谈话记录》，2000年6月10日16：00至18：00，丰台区总后干休所9号楼5单元。此记录由余汝信提供给本书作者。

[←1413]

有人分析，汪是毛安在林彪集团中的卧底，除非有可靠的史料证明，我不相信这一说法。

[←1414]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87页。

[←141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27页。

[←1416]

本书作者1972年采访天津市革委会笔记。

[←1417]

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转引自董国强、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418]

钱嗣杰顾保孜：《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08页。

[←1419]

1969年3月，中苏因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的珍宝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议而发生武装冲突。据称，苏联军队几次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反击。

[←1420]

1969年8月13日，在中苏边界西段、中国新疆裕民县的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对中方一支38人且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

[←1421]

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在苏捷双边会议时突然发生的。

[←1422]

三北，即华北、东北，西北和苏联接壤的地区。

[←142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67页。

[←142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25页，转引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文版，第322页。

[←1425]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1426]

《毛泽东年谱1949-1967》6，第270-271页。

[←14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29页。

[←1428]

黄永胜，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叶群，林彪妻子，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主任。

[←1429]

见本书第12章中的“‘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143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382页。

[←14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56页。

[←1432]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0页。

[←1433]

同上。

[←14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5页。

[←1435]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1页。

[←1436]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0页。

[←14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70页。

[←1438]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1页。

[←1439]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第778页。

[←1440]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６８１页。

[←144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第７７８页。

[←1442]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80-783页，吴法宪说吵架是8月14日是记错了。

[←1443]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57页。

[←1444]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30-232页。

[←1445]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44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207页：1968年10月13日，毛在审阅康生、张春桥、姚文元10月12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这三个副词。

[←1447]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804页、805页。

[←14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5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36页的注。

[←144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84页。

[←145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土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中发［1971］39号，1971年5月31日。转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451]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1452]

《毛泽东年谱1949-1967》6卷，第294页：4月25日，毛从上海到苏州。官史为尊者讳，没有介绍毛看望林彪及谈话内容。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145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版，第276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88页

[←1454]

陈昭：《毛泽东不怕林彪、怕林立果》，多维新闻记者李劼对陈昭的采访，文革博物馆第918期。

[←1455]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1.12.11；中发［1971］ 77号。

[←1456]

高华：《“林彪事件”再调查》，网易评论综合，2008-08-01 16:32:18。

[←1457]

《程世清访谈录》，转引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第788页。

[←1458]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4页。

[←1459]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７９２页。

[←1460]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７９０页，７９１页。

[←146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91页。陈伯达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他劝林彪讲话的事。

[←1462]

《吴法宪回忆录》第７９３页。《邱会作回忆录》第６８７页、《李作鹏回忆录》第６６０页，也讲了这一情况。他们三人的情况都是来自叶群。

[←1463]

1993年11月18-25日高文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1页。《邱会作回忆录》，第697页也有这个内容。

[←14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5页

[←1465]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

[←1466]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第134页

[←1467]

访问张玉凤记录，2000年11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6页

[←1468]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96页。

[←1469]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８０７－８０８页。

[←1470]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97页。

[←14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7页。

[←1472]

谢家祥：《我的检查和交代》，1972.06.20，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1473]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99页。

[←147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03页。

[←1475]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1476]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44-45页。

[←1477]

有学者不相信汪东兴这种表白，认为汪在会上的表现，是毛让他在林彪集团中当卧底。

[←1478]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617页。

[←1479]

《解学恭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1480]

《解学恭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1481]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解学恭向天津市革委常委传达了全会的情况，列席常委会的新华社天津分社领导人任丰平回来向记者作了传达。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之处。后来记者申启方到向总社国内部工业组转述了任丰平的传达，总社编辑于友海作了记录，后来笔记本丢失了。新华社军管组长张纪之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十分紧张：“他传达了什么？”一方面动员北京市公安局寻找笔记本，一方面让张纪之处理失密的编辑记者。结果，给于友海、申启方停止看机要文件半年的处分。

[←1482]

王海光：《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九洲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1483]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13-214页。

[←148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05页。

[←1485]

许世友先写了一封信，后来许世友说，“犯错误的人”是指陈伯达，说毛告诉了他陈伯达是坏人。韩先楚和杨德志看了许世友的信，也“照猫画虎”地写了信，他们二人以为“犯错误的人”是指许的对头张春桥。这封信本来是要送毛、林、周，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交给了周恩来，周送到林那里被扣下没送给毛。林彪事件后从林彪家里抄出了这三封信。在批林整风中王良恩受到牵连，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1486]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17页。

[←1487]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63页。

[←1488]

《解学恭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1489]

《李作鹏回忆录》，第681页

[←1490]

《邱会作回忆录》，第610页。

[←1491]

《邱会作回忆录》，第810页。

[←1492]

杨银禄：《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党史博览》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1493]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18-219页。杨银录和徐景贤说的不一致。杨说是江青自己去的，徐说江青率张、姚去的。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认为，徐说的较可靠。

[←149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 卷，第327页。

[←1495]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16页。

[←1496]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805-806页。

[←1497]

《吴法宪回忆录》第802页说是8月26日。邱会作说是8月27日。

[←1498]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10-712页。

[←1499]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17-718页。

[←1500]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８０7页。

[←1501]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809页

[←1502]

黄正：《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67-268页。《邱会作回忆录》717页说黄从毛那里出来先看了林彪，和叶群一起到吴法宪处。

[←150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808-809页。

[←150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19页。

[←1505]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13-714页。

[←1506]

抄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页。这个批语是写在陈伯达整理的天才语录空白处的，题目是毛在审定这个批语腾清稿时加上的。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发了这个批语。

[←150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92页。

[←150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91页。

[←1509]

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稿，1983年11月18-25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003年第298-299页。

[←151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

[←1511]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396页。

[←1512]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397页。

[←1513]

实际上，陈伯达从北京草岚子监狱出来时没有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因为他病重快死了，一个同乡（山西军阀）用钱赎出来保外就医的。《王力反思录》（下），第113页.。

[←1514]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22页。

[←1515]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页

[←1516]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第396页

[←1517]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天地图书，香港，2014年，第146页

[←1518]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227页

[←1519]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227页

[←1520]

杨银禄：《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党史博览》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152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23页

[←1522]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23页

[←1523]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1972.07.02；中发［1972］24号。

[←1524]

中共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1970.12.16；中发［1970］76号

[←1525]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360页。

[←1526]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29-340页。

[←15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1528]

《吴法宪回忆录》，第８３０页。

[←1529]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的第一把手、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统领的不足一万人。会师后因和毛意见不一，被说成分裂红军。到延安后，他的部下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杀害，张国焘感到不安全。1938年4月4日，他利用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机会，脱离中共。从此，成为搞分裂的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

[←1530]

芜湖事件是指1968年夏天芜湖发生武斗，在大造中央制止武斗舆论的基础上，李德生到武斗现场说服了参加武斗的人员，没有动一枪一弹，平息了武斗，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向中央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中发［68］120号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1531]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0、161页。

[←1532]

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谈往事》，共识网，2013-10-1。

[←15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1534]

周恩来这个讲话事先写好提纲22日送送毛审阅，23日毛约周谈话商议提纲，周据毛的意见作了修改，再送毛审阅。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03-204页。

[←1535]

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还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

[←1536]

《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537]

《吴法宪回忆录》，第８２７－８２８页。

[←15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7—142页。

[←1539]

以下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3-146页。

[←1540]

《吴法宪回忆录》，第830页。

[←154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1542]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54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 卷，第374页

[←154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 卷，第374=375页。

[←1545]

《邱会作回忆录》，第754-759页。

[←1546]

《吴法宪回忆录》，第837页。

[←1547]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172-173页；《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47页，

[←1548]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3页。

[←1549]

《邱会作回忆录》，第779－780页。

[←155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26版，第316页

[←1551]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552]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4页

[←155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380页。

[←155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4页

[←1555]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556]

顾保孜杜修贤：《毛泽东最后风雨十年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63-64页。王海光认为，杜修贤的回忆不确，林彪走时，给毛打了招呼。

[←1557]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558]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吴忠口述的林彪这封信由于“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存在一些误差。本书根据余汝信：《“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一文中提供的文本作了修改。

[←1559]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156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26版，第322页。

[←1561]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30-33页。

[←1562]

程光：《心灵的对话》第577-583页。

[←1563]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1564]

《吴法宪回忆录》，第８６０页。

[←1565]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188页，说的是“江西省一位负责人”。

[←1566]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51-152页。

[←1567]

《张耀祠回忆录》第189页说是18时离开杭州，21时到达上海虹桥支线；《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61-162页说是下午4时离开杭州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该书第164页说毛等许快15个小时了。这两位毛的随从说的时间都不准确。

[←1568]

汪东兴回忆录第168页说是在济南通知，张耀祠回忆录第190页说是在天津通知的。

[←1569]

毛南巡的时间及召见谈话的官员，除另有注明外，取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

[←1570]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反思与分析》，中共党史出版社，1009页

[←1571]

下面引用的毛讲话，除另有注明外，都是引自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

[←1572]

《邱会作回忆录》，第784页。

[←157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1574]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22-123页。

[←1575]

1982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顾同舟资敌案公诉词，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1576]

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632页，转引自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下）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1577]

张宁：《尘劫》，明报出版社，第193页。

[←1578]

《李伟信笔供》，《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1972.01.13；中发［1972］4号）。

[←1579]

郑仲兵、李宇锋访江青的保健护士周淑英、赵柳恩：《保健护士谈江青》，《住事》第120期，2013年10月30日

[←1580]

采访林彪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1581]

多年来，官方始终没有公布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571工程”纪要的直接证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没有看到过“571工程”纪要。

[←1582]

“鲁珉不堪回首话当年”，见宋群：《背影依然留在心中》，北京时代铭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第158-165页

[←1583]

时念堂：《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空军专机师师长的回忆》称：这个加油量说明飞机是直飞广州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吨，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后只剩12.5吨，可见一开始飞机不是准备飞往苏联的。

[←1584]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第193页。

[←1585]

纪东：《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周恩来年谱1049-1976》下，第480页说是22点左右，张耀祠说是22点20分。

[←1586]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94页

[←1587]

纪东：《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1588]

汪东兴、李作鹏和郭玉峰回忆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5页；《李作鹏回忆录》第698页；阎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55页）。张耀祠、吴法宪、邱会作回忆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第195页；《吴法宪回忆录》第862页；《邱会作回忆录》第793页）。林立衡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1972年8月26日周对林立衡说，叶群打电话是说他们请假去广州，（《林立衡关于“9·13”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载余汝信编《“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45页）。当年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的记录整理稿上记载的是11时22分，叶群给周总理打电话。

[←1589]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205-206页。

[←1590]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9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81页。

[←1591]

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9·13”》，中青出版社，2013年，第60、68、69页，转引自王海光：《“9·13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女士的【“9·13”十大谜团】》

[←1592]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97页。

[←1593]

《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98页。

[←1594]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207-208页。

[←1595]

《吴法宪回忆录》第864页说：“飞机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那里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下来。周说要请示主席。”

[←1596]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1597]

纪东：《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126-127页。

[←1598]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李德生说他派8架歼6拦截与事实不符。一说直升飞机是燃油耗尽才迫降的，没有开炮。

[←1599]

纪东：《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第128-129页。《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12页说是周恩来让汪东兴到人大会堂向毛汇报林彪摔死的事，不是周直接向毛汇报的。

[←1600]

高文谦访问纪登奎纪录，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58页

[←160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96页

[←1602]

《黄春光邱路光对话“9·13”》，2011年7月20日，《记忆》第75期 2011年9月13日

[←1603]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1971年9月18日，中发［1971］57号

[←1604]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第230页

[←1605]

武建华《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1606]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第三版，第481页

[←1607]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1608]

《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9·13事件”的揭发材料》

[←1609]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787页

[←1610]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797页

[←1611]

《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关于9·13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654-655页。

[←1612]

《林立衡关于“9·13”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载余汝信编《“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42页。

[←1613]

王海光：《“9·13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女士的【“9·13”十大谜团】》。

[←1614]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16页

[←1615]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05－210页。

[←1616]

李作鹏的申诉《不平则鸣》（之二），《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890-891页。

[←1617]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792页

[←1618]

《林立衡关于“9·13”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载余汝信编《“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25-46页页。

[←1619]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1620]

舒云采访李根清笔记，2011年12月25日，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1621]

时念堂：《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空军专机师师长的回忆》，《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3期，转引自共识网2014-01-27 01:27。

[←1622]

蒋健：《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记忆第119期。

[←162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417页。

[←16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1972年10月20日，刘淑清给毛写信反映刘建章在监狱中每天饮水只限三杯，每日放风只有30分钟。

[←16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31页

[←162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513-514页。

[←1627]

杨继绳：《天津市经济工作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53期

[←1628]

这是当时批评恢复职务以后，工作和生活还沿用文革前那一套的官员们的一句话。

[←162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0-502页。

[←1630]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17页。

[←16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18页。

[←163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1-542页。

[←1633]

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转引自《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到版社，1998年，第2019页。

[←16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7页。

[←16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

[←163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21页。

[←1637]

周培源：《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载《北京日报》，1977年1月6日。

[←1638]

周培源：《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载《北京日报》，1977年1月6日。

[←163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5页。

[←1640]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1972年10月1日。

[←164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89－390页。

[←1642]

王若水：《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1972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百年潮》1998年第5期

[←1643]

《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事件的全部内容引自：王若水：《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1972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载《百年潮》，1998年第5期。李定中：《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1644]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朋友、英国作家韩素英持此看法，见韩素英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12页。

[←164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426页。

[←164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第529页。北京一些当当事人对李志绥这本书所讲的事持怀疑态度，那是指关于毛对国家大事的谈论，因为毛谈政治时李志绥不在身边。在谈毛的疾病的事，李志绥说的应当可信。

[←1647]

魏文伯、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

[←1648]

指上海。

[←1649]

即杭州。

[←1650]

湖南韶山滴水洞。

[←1651]

指武汉。

[←1652]

指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653]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2.05.21。

[←1654]

陈小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真伪辩》，发了载《重审林彪罪案》，第614-620页。

[←1655]

2013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孙万国同本书作者的交谈，孙先生的考证特长为史学界称道。

[←165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26版，第373页。

[←1657]

张良佐：《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301页。

[←165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78页。《周恩来传》第2014页与此不同，而是197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65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75页。

[←1660]

《周恩来年谱》，下，第528-529页

[←1661]

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6页。

[←1662]

阎长贵：《毛远新谈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五柳村网站，2013年6月9日。

[←1663]

《周恩来年谱》，下，第531页。

[←166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51页。

[←1665]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1666]

周恩来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的信，1973年7月3日，手稿，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52页。

[←1667]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166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3页。

[←166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4页。

[←16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下辑，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54页。

[←1671]

高文谦1981年8月26日访问乔冠华、章含之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55页。

[←1672]

《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2013年，第302页。

[←1673]

高文谦访问纪登奎记录，转引自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56页。

[←167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4页。

[←1675]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仳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80页。

[←167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3页。

[←1677]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1678]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仳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82页。

[←1679]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1680]

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61页。

[←1681]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83页，史云李丹慧称，1999年初，美国解密了一批有关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包括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

[←1682]

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63－46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6页。

[←1683]

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65页。

[←168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4页。

[←1685]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1686]

中共党史称，自中共建立以来，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这十次斗争的对立面依次如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1687]

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66页。

[←1688]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2998年，第175页。

[←1689]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0-336页。

[←1690]

高文谦访问纪登奎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72页。

[←1691]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169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2页

[←1693]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67页。

[←1694]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1695]

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74页。

[←169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75页。

[←1697]

同上。

[←1698]

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

[←1699]

《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2013，第307页。

[←1700]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版，第318页。

[←1701]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170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４4-45页。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7年7月14日以前，毛泽东没有离开北京，可能是毛毛把时间搞错了。

[←170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

[←1704]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第二章，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时删掉了这一段话。我的朋友李罗力《沉重的辉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从我的原稿中引用了这段话。

[←1705]

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赵紫阳一直不作检查，不承认错误。

[←170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4页。

[←170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07页。

[←170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3页。

[←170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9页。

[←1710]

刘盆子是汉朝刘氏宗室。西汉末年，刘氏破败，刘盆子成了放牛娃。农民起义军为了号召群众，就让15岁的刘盆子当傀儡皇帝，但刘盆子经常和放牛娃一起嘻戏，不好学上进，最终身败。

[←1711]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291-292页。

[←17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2000年版，第284页。

[←1713]

毛远新同阎长贵的谈话，见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炎黄春秋》2012年11月。

[←1714]

引自1973年6月7日，新华社天津分社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本书作者笔记本。

[←1715]

这是1964年艾思奇等左派学者提出的看法，毛并没有反对，后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主义的三个理程碑：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是毛泽东，即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

[←17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页。

[←1717]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1718]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1719]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64-1665页。

[←1720]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牛津大学出版，香港，2015年，第1313-1315页。

[←1721]

“工分”是农村按劳付酬的方式，农民每天劳动都记“工分”（如壮劳动力一天10分，妇女每天6分），到秋后结算，按总工分多少分配劳动成果。

[←1722]

新华社记者调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新华社7月4日编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41号)。

[←17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49页。

[←17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7页。

[←1725]

王思睿也有这种看法，见《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

[←1726]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32页。

[←1727]

《毛泽东年谱1949-1967》6卷，第485页。

[←1728]

郭老是郭沫若；范老是范文澜，他用马克思主义重编中国通史；任继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家；杨柳桥，天津的一位研究春秋思想史的学者，右派分子。和本书作者有交往。

[←1729]

《毛泽东年谱1949-1967》6卷，第490页。

[←1730]

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毛泽东年谱1949-1967》6卷，第500页删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这句话。

[←1731]

冯友兰：《咏史二十五首（并序）》1974年9月1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

[←1732]

隋、陆、灌、周，即汉代名臣隋何、陆贾、灌婴、周勃（绛侯），《晋书·刘元海传》：“常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

[←1733]

史云李丹慧：《给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345页

[←1734]

《腾冲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大事记”。

[←1735]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第204页。

[←173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2页。

[←1737]

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1738]

三同，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739]

《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1740]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699-700页。

[←1741]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710页。

[←1742]

彭冲（1915-2010），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被打倒，后复出，批林批孔前为中共十大候补中央委员，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苏省委副书记，负责抓生产。

[←1743]

许家屯（1916-），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被打倒，1969年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无实权。

[←1744]

“选妃”，即军方一些领导人为林彪之子林立果找媳妇以此向林彪表现忠心。

[←1745]

在江苏实施军管后的两三年中，全省约有350,000城镇居民被迫到农村安家落户，仅南京市就下放了130,000多人——董国强：《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746]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747]

董国强访问葛忠龙，转引自董国强、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748]

董国强访问葛忠龙，转引自董国强、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749]

《江苏省志·中共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1750]

《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198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29页。

[←1751]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752]

《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大事记，第50页。

[←1753]

《万载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事记，第31页。

[←1754]

《定南县志》，1990年，内部发行，大事记，第37页。

[←1755]

李九莲的资料都取自老鬼：《李九莲案始末》载《南方周末》，2005年11月24日。

[←1756]

张万舒：《狂热的年代1966-1976年的红色大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12年，第382-383页。

[←1757]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提纲》，1974年7月1日。

[←1758]

张万舒：《狂热的年代1966-1976年的红色大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12年，第378页。

[←1759]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纪要》，1974年12月27日，抄自本书作者当年的采访本。

[←1760]

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401页。

[←1761]

王洪文在最高法院审判江青时的证言，1980年11月26日。

[←176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第554页。

[←1763]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6页。

[←1764]

实际是1964年找出来的，这9篇文章的总题目是《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1765]

陈锡联谈“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8月16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17页。

[←176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8页。

[←1767]

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9页。

[←176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9页。

[←176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9页。

[←1770]

新华社记者述评：《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新华社1977年3月2日电。

[←177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0页。

[←177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26页。

[←1773]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160页。

[←177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03页，王洪文说的12月会议即1973年12月批判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775]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转引自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毛泽东年谱1949-1976》6 卷第582-584页有此内容。

[←177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30-2131页。

[←177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06-708页。

[←1778]

即毛在199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南巡时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77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09页。

[←1780]

政治局批评“四人帮”会议记录，1975年5月27日、5月3日。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522-523页。

[←178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3页。

[←1782]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162页

[←1783]

高文谦访问纪登奎记录，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5页。

[←178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3页。

[←1785]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531页。

[←1786]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记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5-156页。

[←1787]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第二部，电子版载：“1977年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本书引用的是冼恒汉写的这个会上的情况。

[←1788]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记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178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179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1791]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373页。

[←179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香港，第352-353页。

[←179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

[←179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2-603页。

[←179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4页。

[←179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5页。

[←1797]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52-353页。

[←1798]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0-361页。文革中，某人被打倒，就在他的名字或照片上划××，周恩来担心自己会被打倒。

[←1799]

高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的周恩来同志》，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华夏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79页。

[←180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4页。

[←180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0页。

[←1802]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1803]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174——175页。

[←1804]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377页。

[←180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4页。

[←1806]

同上。

[←1807]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180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6页。

[←180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9页。

[←181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0页。

[←1811]

在批邓期间，毛远新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房间的讲述。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75页。

[←181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0-621页。

[←181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1页。

[←1814]

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共识网，:2013-10-14 10:25。

[←181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3页。

[←1816]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8年的清华》，当代或国出版社，2008年，第208-209页。

[←18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4页。

[←1818]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OXFORD出版，香港，2015年，第1360页。

[←1819]

肖木同李逊的谈话，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OXFORD出版，香港，2015年，第1361-1363页。

[←182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5页。

[←1821]

原副总理纪登奎的夫人、老革命王纯访谈录，载2013年第45期11月16日《周末文刊》。

[←1822]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1975.11.26；中发［1975］23号。

[←182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137页。

[←182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182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82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4-635页。

[←1827]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381页。

[←1828]

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情况》，《炎黄春秋》 2011年10期。

[←1829]

1976年2月16日，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介绍情况。

[←1830]

1976年4月5日采访记录，天津动力机厂宣传科乔富源介绍。

[←1831]

1976年5月6日，天津棉纺一厂采访记录，党委书记李宝明介绍。

[←1832]

张胜：《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200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转引自李鹿：《不一样的钱学森：说话伤人 吹捧大跃进》，《文史参考》2011年第01期

[←1833]

中共云南省委[1975]26号文件，是1975年年2～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形成的文件，主要解决派性问题，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政策。

[←1834]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资料)》，2005.05.18。

[←1835]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自印本，2008年，第88-92页。

[←1836]

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1837]

蔡文彬：《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昨天》，2012年第9期

[←1838]

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情况》，《炎黄春秋》 2011年10期

[←1839]

鲍彤，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协助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入狱多年，释放后软禁在家，但经常向境外媒体发表时政评论。

[←1840]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1841]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在周逝世以后的外事活动：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3月17日会见老挝访华代表团，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后再没有会见外宾。

[←1842]

刘天成：《三十年前的峥嵘岁月－－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1843]

雷锋，解放军战士，因乐于助人被树为全国楷模。22岁就因公殉职。毛泽东同志于1963年3月5日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国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同时题词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1844]

杨开慧，1920年和毛泽东结婚，有三个孩子的杨开慧于1930年10月被捕，11月被杀害。在杨开慧牺牲两年前的1928年，毛泽东就与贺子珍结婚。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毛泽东两次率军路过长沙板仓杨家而没有将其母子接走。“四五运动”中群众抬出杨开慧是针对毛的现任妻子江青。

[←1845]

南京事件内容摘自吴雪晴：《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百年潮》2002年第8期

[←1846]

何远：《尘封的记忆——1976年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2005年10月7日 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

[←1847]

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个资料里“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中没有“彻底”二字。杨继绳清楚地记得，当年是有“彻底”二字的。

[←1848]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10年，第100-101页

[←1849]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10年，第101-109页

[←1850]

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1851]

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1960级学生，爱思考，1964年被定为“反动学生”开除学籍回乡。文革中组织农民造反组织“巴河一司”，1967年2月“巴河一司”被县武装部取缔，王仁舟被捕。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释放，在家乡搞“新农村”。他的“新农村”实际就是实践毛泽东的乌托邦。后死于狱中。

[←1852]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国之春》第91期，1990年12月号

[←1853]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3-434、436页。

[←1854]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11.07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1855]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6-404

[←1856]

他是指小说《牛虻》中的故事。

[←1857]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1-384页

[←1858]

印红标：《从新思潮到新阶级——文革中青年社会思潮批判》，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第349-352页。

[←1859]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我的同学周泉缨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肯定文革前17年，反对“彻底砸烂”，认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1860]

要求恢复文革前秩序的这股政治力量主要是老干部，到1980年代初分化为陈云派和邓小平派，陈云派要求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邓小平要求建立市场经济。二者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

[←1861]

陈子明(1952-2014)，政治学者，中国民主运动活动家。1976年参加“四五运动”，成为广场上的群众代表，1989年北京风波后被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在狱中和出狱后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政治的文章，出版了12卷的《陈子明文集》。刘宾雁良知奖颁奖词说：“陈子明是当代中国自由民主进程中一位声名卓著的中坚人物和殉道者。”“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近40年漫长岁月中，陈子明屡仆屡起，长期身陷囹圄而无怨无悔”。

[←1862]

《民主运动在中国：陈子明文集4》，世界华文出版机构，香港，2010年，第122页。

[←1863]

《民主运动在中国：陈子明文集4》，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香港，2010年，第140-141页。

[←1864]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1865]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68页。

[←1866]

吴德：《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载《百年潮》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1867]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1868]

毛远新笔记，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纪要，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633页。

[←1869]

《民主运动在中国：陈子明文集4》，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香港，2010年，第149-150页。

[←1870]

赵文滔《1976清明：我曾奉命当“打手”》。

[←1871]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9页

[←1872]

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施义之妻陈枫据施口述和施的申诉材料，内部读物，2002年，第70页

[←1873]

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是匈牙利人民反抗专制的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后中共劝说苏联出兵镇压而平息。纳吉·伊姆雷，匈牙利推进民主改革的一位高官，曾任总理，在这次抗议活动中，群众支持纳吉。抗议活动被镇压后，纳吉被处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共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纳吉是这场暴乱的支持者。

[←1874]

张春桥给儿子张毛弟的信，1976年4月18日。

[←187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73页。

[←1876]

王永安：《天安门事件被捕人员的处理情况》，1978年11月15日《情况汇编》第726期

[←187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6页。

[←1878]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75-477、482页

[←1879]

包遵信（1937-2007），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书，被誉为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之一。1989年5月学运期间曾连同多名知识分子到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后和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等被中国当局指为事件之“幕后黑手”并被捕入狱判刑五年。

[←188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92页。

[←1881]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74、1776、1777页。

[←1882]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77页。

[←1883]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74-1775页，后来当事人华国锋说毛没有这样的谈话。

[←1884]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6年9月11日。

[←1885]

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第55页、63页。

[←1886]

这段话出自1976年的春节张春桥给王洪文秘书萧木的信。官方说这是张反对华的证据。但萧木后来说，这封信中所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不是对着华国锋，而是对着邓小平。因为1975年一号文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而1976年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实际罢黜了邓小平的权力，所以张春桥才会在信中说“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见李逊：《张春桥和【有感】》，《记忆》2015年第144期

[←1887]

江青到天津，说她不是视察，只是探望。

[←1888]

秦楚：《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胡耀邦》，《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889]

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５９－２６２页。

[←1890]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8页。

[←1891]

丁盛说，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的这封信是丁盛、廖汉生两人签名盖章送给中央的，他们两人是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香港，第252页。本书中引用的信的内容是新华社一位知情者当年告诉本书作者的。

[←1892]

孙玉国，1969年前为黑龙江一边防站长。在1969年3月，在中苏珍宝岛战斗中，成为“战斗英雄”，“九大”会上被毛泽东赏识，从此快速晋升，1974年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893]

十月政变之后，中央专案组要求天津市委落实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因为1937年张春桥离上海到延安，路经济南时曾住在济南市警察局长赵福成家里，赵是复兴社特务。当时受命留在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1949年以后赵福成住在天津。参与调查这件事的天津市委办公厅负责人王辉说，赵没有供出张是叛徒的事实，“我知张，张不知我”。——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第254页。

[←1894]

这一情况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姬世发和新华社老编辑解立夫告诉本书作者的。

[←1895]

《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０页。

[←1896]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44页。

[←1897]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4页。

[←1898]

王忠人：《“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发表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899]

事后证明，江青不是叛徒。

[←1900]

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1901]

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有“恨铁不成钢”这句话，被遭到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的批评，十年以后，很多学者都用这句话了。

[←1902]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３５１－３５２页。

[←1903]

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７４页。

[←1904]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1905]

程振声：《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中共党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1906]

这是毛远新退休后向江青原秘书的阎长贵讲的。阎长贵在2007年12月21日在饭桌上对本书作者讲的。

[←1907]

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张根生说，姚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

[←1908]

《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1909]

同上，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1910]

耿飚，1926年入党，解放军高级将领，1950年调外交部工作，曾任驻多个国家大使。

[←1911]

李普、沈容同本书作者多次谈起此事。

[←1912]

李普、沈容同本书作者多次谈起此事。

[←191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０，第5２３页

[←1914]

这首诗的全文：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在5个月前，即1976年5月21日，郭沫若写下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15]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709页。

[←1916]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712、713页。

[←1917]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714页。

[←1918]

十月政变后上海反应的资料，除注明外，均取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3-1593页。

[←1919]

《张思之解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幕》，《南方都市报》；张思之口述、杨晓光整理：《审判“四人帮”，我为异端辩护》。张思之被指定是江青的辩护律师，江青不要，后来为李作鹏的辩护律师。

[←192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50页。

[←1921]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930页。

[←1922]

《张思之解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幕》，《南方都市报》 ；张思之口述、杨晓光整理：《审判“四人帮”，我为异端辩护》。

[←1923]

本章中的数据除了注明以外，均来自《文革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和拨乱反正》，该文是钟馗专栏据《中共组织史资料》第6卷、第7卷编写的，见古樵网。

[←1924]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5-164页。

[←1925]

高树华、陈铁军：《内蒙文革反思——一个造反派领袖的自述史》，未定书稿，第288-289页，转引自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10年，第642页。

[←1926]

《胡耀邦传（1915-1989）》第3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70页。

[←1927]

刘建勋（1913——1983），1957年任中共广西第一书记。1961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8年1月至1978年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0月被免职。

[←1928]

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1967年7月25日。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29]

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1930]

1983年11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转引自张树芝、王维群、张耀东、王大海：《关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向省委、党中央的申诉报告》，引自《刘建勋陈舜英画传》，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第246-257页。

[←1931]

王家骏杨桐：《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载《凤凰周刊》，2013年4月8日。

[←1932]

原河南省委常委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1933]

张树芝、王维群、张耀东、王大海：《关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向省委、党中央的申诉报告》，引自《刘建勋陈舜英画传》，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1934]

鲁瑞林（1911－1999），1931年11月参加宁都起义,1955被授少将。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因支持“八派”被清查，后调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35]

云南文革大事记：《揭批查运动》，

[←1936]

周金昌、郑加品等一批受害老兵申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时了》，2005年8月5日。

[←1937]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第257页。

[←1938]

解学恭（1916-1993），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后，历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一副书记、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等职。

[←1939]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第307页，王辉对本书作者说，“有人”就是薄一波。薄和解都是山西的干部，在山西工作时有过节。

[←1940]

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文艺界的造反派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

[←1941]

“黑戏”是天津话剧院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共演了47场。这个剧歌颂反刘少奇的陈里宁，后来发现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也反毛泽东，从而定为“黑戏”。

[←1942]

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自印本，第258页。

[←1943]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武汉市一些文革亲历者为胡厚民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结集出版了《烈火中永生——怀念胡厚民》的纪念册。

[←1944]

李辅：《所思所忆七十年》，溪流出版社，2012年，第352-353页。

[←1945]

马　明：《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1946]

马　明：《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1947]

李辅：《所思所忆七十年》，溪流出版社，2012年，第342页。

[←1948]

重庆吴如辉申诉：《强烈要求重庆市委市府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2006年12月7日。

[←1949]

四川自贡市“两案两清”受害者：《再次控告中共自贡市委制造260余人“反革命”冤案，拒不纠正》，2007年8月2日。

[←1950]

蔡文彬：《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昨天》，2012年第9期。

[←1951]

王淮湘，(1920--2013)，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政委，1971年任吉林省委第—书记。

[←1952]

《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8-270页。

[←1953]

海盐县史志办公室：《海盐县的“揭批查”运动（征求意见稿）》，，海盐史志网，2010年第3期。

[←1954]

冼恒汉，壮族。1911年生，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中将军衔。1955年5月至1964年6月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1月至1977年6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2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6月被免除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

[←1955]

《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电子版。

[←1956]

晓明:《华国锋的功与过》，《记忆》第8期。

[←1957]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265、272-274页。

[←1958]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第1552-1553页。

[←1959]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248-251页。

[←1960]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机关“三查三整”运动总结》，1979.01.15。

[←1961]

这一资料是公安部宴乐斌提供给本书作者的，胡治安：《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炎黄春秋》，2014年第9 期）中的情况和宴乐斌提供有情况基本一致。

[←1962]

徐明清：《我与江青》，蒋寄梦整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启之：《目的与手段：文革思维今与昔》，原载《记忆》2014-10-10。

[←1963]

《胡耀邦传》第三卷（征求意见稿），2010年11月20日，第104-105页。

[←1964]

苗枫林：《胡耀邦与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百年潮》，2015年第11期。问题：组织部能起草中央文件吗？待核实。

[←1965]

《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8月。

[←1966]

《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8月。

[←1967]

转引自肖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319-320页。

[←1968]

：《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8月。

[←1969]

高树华、陈铁军：《内蒙文革反思——一个造反派领袖的自述史》，未定书稿，第288-289页，转引自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10年，第642页。

[←1970]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1971]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1972]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2.07.30

[←1973]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9月20日

[←1974]

《“三种人”张世荣已开除出党》，中央整党办公室《整党通报》[参阅文件]6，1983年11月27日

[←1975]

“因材施教”，是清华大学对成绩特别优秀的少数学生“吃偏饭”，增加学习内容。

[←1976]

高广景：《清理“三种人”的前前后后》，国史网 2013-10-19。

[←1977]

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06.07。

[←1978]

陈野苹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06.14。

[←1979]

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06.07，本处引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编：《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1986年8月。

[←1980]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9月20日

[←1981]

《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1984.06.30。

[←1982]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党派团体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1983]

高勇：《从来历史非钦定自有实践验伪真——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1984]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资史料》，党史出版社，第6、第7卷。

[←1985]

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06.07。

[←1986]

《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中共湖南省委文件[1985]12号）。

[←1987]

《周一峰在广西领导文革处遗的回忆》，周一峰是赴广西“处遗”小组负责人。

[←1988]

筆者对“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有過论证。參見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上卷，頁25-27；下卷，頁309-12。

[←1989]

梁秀峰、李建立：〈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十年〉，《经济研究资料》，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1990]

陳雲：《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7日，《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10。

[←1991]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1页。

[←19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頁1199-1200。这里说6月6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说是6月8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57。所谓一、二、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全部或大部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全部或大部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993]

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长、“小计委”主持人。毛嫌国家计委不顺手，1965年初成立了“小计委”，负责重大战略事项。

[←19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頁1803。

[←1995]

1965 年10 月10 日，毛泽东与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參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頁534。

[←1996]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

[←1997]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頁434-35。

[←1998]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頁413。

[←1999]

陈清：《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4年第6 期

[←2000]

同上。

[←2001]

同上。

[←200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頁437。

[←2003]

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2004]

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1972年10月21日。

[←2005]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

[←2006]

陶鲁笳：〈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結果——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红旗》，1965年第11期，頁4-14。

[←2007]

陈大斌：《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2008]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個資深記者的親身經歷與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頁370。

[←2009]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广州1993，頁314。

[←2010]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個資深記者的親身經歷與思考》，頁363。

[←2011]

这件事是李玉秀1972年在人民日报社开会时告诉筆者的。

[←2012]

陈大斌：《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2013]

《陈再道在文革中的口头检查》，史实编：《文革中的检讨书》，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51页。

[←2014]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时期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頁23。

[←2015]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时期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頁25。

[←2016]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頁83-84。

[←2017]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383-384页。

[←2018]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86。

[←201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頁556。

[←2020]

梁秀峰、李建立：〈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十年〉。

[←2021]

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

[←202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61页。转引自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2023]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頁。

[←2024]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8頁。

[←2025]

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年10月21日。

[←20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0页

[←2027]

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年10月21日。

[←2028]

冯森龄，1940年入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文革后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

[←2029]

冯森龄：〈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讨饭——延安调查之一〉，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8年8月24日

[←2030]

冯森龄：〈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到100公斤——延安调查之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8年8月24日。

[←2031]

傅上伦等:《告别饥饿——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7。

[←2032]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頁17。

[←2033]

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页。本文表3也显示文革期间工资下降的情况。

[←2034]

上海《解放日报》，1988年10月14日。

[←2035]

毛澤東：〈论十大关系〉，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73、275。

[←203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98-799页。

[←2037]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頁802。

[←20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頁569。

[←2039]

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372。

[←2040]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78頁。

[←2041]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頁。

[←2042]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頁377。

[←2043]

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頁

[←2044]

本书作者当年听过新华社的传达，冯鸣：〈江青炮制的“蜗牛事件”〉，《钟山风雨》，2005年第1期。

[←2045]

杨继绳：〈天津化纤厂注意调动外国专家的积极性〉，《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6月21日。

[←2046]

國家統計局編：《中国统计年鉴（199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頁641。

[←2047]

何方，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到外交部，先后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78年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48]

我请何方审读这一章的初稿时，何方夫人宋以敏给我的回复中转述何方的话。

[←2049]

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行踪》，《炎黄春秋》1993年第8期。

[←2050]

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共识网2014-12-05 11:52，来源:黄华《亲历与见闻》。

[←2051]

“三自一包”，即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2052]

“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

[←2053]

“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

[←2054]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312、313页。

[←2055]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54页。

[←2056]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314页。

[←2057]

《中国国情大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第1208页，转引自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315。

[←2058]

《中国国情大词典》，第295页，转引自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314页。

[←2059]

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共识网 2014-12-05 11:52

[←2060]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9-142页。

[←2061]

奈温是当时缅甸总统。

[←2062]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43页。

[←2063]

余汝信：《香港，1967》，天地图书出版，香港，2012年，第197页。

[←206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44页。

[←2065]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46页

[←2066]

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共识网 2014-12-05 11:52，来源:黄华《亲历与见闻》。

[←2067]

8月7日晚，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召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在他们汇报外交部运动、揭发外事系统“头号走资派”陈毅“三反”言行、夺权、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派冲堵外交部等情况时，王力不时插话。王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联络站”造反，赞赏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彻底篡夺外交大权。他还说反对打倒陈毅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

[←2068]

《毛泽东年谱1949-176》6卷，第113-114页。

[←2069]

《周恩来年谱1949-176》下卷，第183-184页。

[←2070]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第277-278页。

[←207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42-143页。

[←207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163-164页。

[←207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237页。

[←2074]

《周恩来年谱1949-176》下卷，第395、396页。

[←2075]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2页。

[←20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01页。

[←2077]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转引自李丹慧：《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

[←2078]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9页，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29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8页：周“送上我驻波代表接见美大使报告来电三份，请阅。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批：“照办。”

[←207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6页。

[←2080]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299页。

[←2081]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0页。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20页。

[←2082]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钓鱼台档案——中美间重大国事风云》，转引自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300-301页。

[←208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9页。

[←2084]

史云 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82页。

[←2085]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文版，香港星克尔出版，第352页。

[←2086]

黄华《亲历与见闻》, 共识网2014-12-05 11:52)。

[←208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第520-521页。

[←2088]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2089]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第459-460页。

[←2090]

钱理群：《我的精神历程——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载《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21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2091]

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5月1日。

[←2092]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

[←2093]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2094]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2095]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

[←2096]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６－６０页。

[←2097]

“九评”是１９６０年代发表的九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权威性文章，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一批人撰写、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

[←2098]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年谱》第436-437页记载了这次谈话，但删除了这一句话。

[←2099]

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原稿第8章中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可惜被出版社删除了，我在以后发表的文章和多次演讲中阐述了这一看法。

[←2100]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征求意见稿，2005年，第206-207页。

[←2101]

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载《往事》第７１期，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７日。

[←210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65－173页。

[←2103]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张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完全放弃了教科书上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2104]

傅月华是一位受本厂领导人迫害的女工人，它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后被判刑，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新华社记者、和本书作者住同一栋楼的杨克显2010年对本书作者说，傅月华被判刑是一件冤案。

[←2105]

胡绩伟：《胡耀邦和人民日报――为胡耀邦逝世１０周年而作》未刊稿。

[←2106]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政府的附属，靠国家财政开支，不是NGO。

[←2107]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2108]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2109]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后一年代与前一年代公布的数字略有差别，因为后一年对前一年有所修正，凡有不一致的，本书选后一年代的数字。

[←2110]

本书作者1990年采访国家编制委员会得到的数字。

[←2111]

本书作者1990年采访国家编制委员会得到的数字。

[←2112]

《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2113]

中国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第59-84页。

[←2114]

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2115]

先赋性因素是由个人出身决定的因素，即由继承父辈的资源影响他的社会流动。

[←2116]

后致性因素是由个人努力而决定的因素，即由后天获得的资源影响他的社会流动。

[←2117]

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载《中国改革》2009年第一期，2008年《炎黄春秋》第一期杨继绳写的题为《新的一年，新的期待》的新年献词中，就重点阐述了“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思想。

[←2118]

2007年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农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胡锦涛等作出批示。逃逸工头衡庭汉落网。山西省长于幼军道歉。此事件被媒体称为“黑砖窑事件”。

[←2119]

2008年，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被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据公布数字，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

Table of Contents

天地翻覆

目录

前言

导论：

道路·理论·制度

1

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四，反右倾运动

五，七千人大会

六，八届十中全会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十，简短的结论

2

第二章点燃“导火线”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彭真的对抗

“二月提纲”

毛泽东出手反击

3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

罗瑞卿倒台

陆定一倒台

“剥笋政策“的胜利

四4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防政变殃及贺龙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5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从清华文革谈起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6

第六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林彪成了接班人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7

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血统论”风潮陡起

清华“八·二四”事件

破“四旧”恶风肆虐

千家啼哭万户愁

红色恐怖升级555

“西纠”和“联动”

8

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9

第九章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红卫兵和造反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10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安亭事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上海“一月风暴”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夺权！夺权! 夺权！

11

第十一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734

12

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各地的“二月镇反”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13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山头”林立 严重腐败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14

第十四章“全国山河一片红”

建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复旧”和“反复旧”

湖北：长江浊浪

贵州：雷声不息916

重庆：炮火连天919

广西：血湧邕江925

15

第十五章“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年春夏武汉文革形势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16

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谜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外交部清查“5·16”

农林口清查“5·16”

粮食部清查“5·16”1081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各地清查“5·16”

17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清队的政策样板

受害者以千万计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18

第十八章“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无辜的受害者

制造全民恐怖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19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北京郊县大屠杀1283

湖南道县大屠杀

江西瑞金大屠杀1291

广西大屠杀1292

云南沙甸事件1301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20

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批斗王光美和“揪刘火线”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第一步：大造揪叛徒的舆论

第二步：确定“61人叛徒集团”

第三步，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再批“二月逆流”

21

第二十一章“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选举和选票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22

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23

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小舰队”纸上谈兵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9·13”事件迷团重重

24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批林整风汇报会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司令互调

25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李庆霖事件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央发文件限制造反派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批判江青一个月

26

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27

第二十七章“四五运动”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28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剑拔弩张

十月政变

29

第二十九章文革后的大清查1923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

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30

第三十章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一 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 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三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四 效益差、管理乱、技术水平低

五 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六 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31

第三十一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所好转

从“两条线”到“一条线，一大片”

32

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现代版2099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2117

文革大事记

天地翻复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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